第八十四章《哈佛经典讲座（全新增补版）》
历史
第一节概述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
在所有的学科中，只有历史学将读者的地位摆在作者之上。当历史学家们在学术蹊径上辛勤探索着历史的极微小之处时，想象力丰富的读者看到的却是条条林荫大道。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关于人类的、有着过去的东西都可以算作历史——除了政治领域，艺术、科学、音乐也都有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除了国家制度，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学名著也都记录了民族冲突、英雄悲剧，而且正是因为读者只是纯粹的读者，才能完全体会到历史学的乐趣。他不会受到任何羁绊，即使前一秒钟还下定决心要背诵美利坚的宪法文件，下一秒钟也能问心无愧地倾听在隆赛佛峡谷受伤的罗兰吹响号角的回声，[2]或者站在卡纽特大帝的身旁，望着北海的潮汐轻轻地拍打着这位丹麦老人的脚背。
历史像变色龙一样，出现在文学的几乎每一个分支，出现在各个地方。然而，历史却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至今尚无人能编撰出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将来也不可能有人完成这样的伟业，因为这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麦考利撰写的历史只涵盖了40年的时间，修昔底德则只记录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是近代史学大家，写的历史书艰难跨越了一千年的时光，之后却再无继踵之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概除却天文学，就再也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学这般漫无涯涘，为人们所知道的部分又这般之少。学生们迫切地需要了解历史的轮廓，课本却不可信。他们了解历史的细节，却很难将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就很有必要试着在一篇短文里，将从远古到近代的各个伟大历史时期简单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大约3000年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考古学证据、岩画作者的名字证明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先后出现过许多君主国。然而，这些民族最终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续了下来。他们穿越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最终闯进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大海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于是他们在海岸边定居下来，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为赫赫有名的当属雅典与罗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时间，荷马使希腊名满天下。
就在此时，犹太民族也产生了能与荷马平起平坐的人物。犹太人是闪米特人的一支，在《约书亚书》中，他们用本族特有的忧郁口吻记录了自己的十二个游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历史，《摩西五经》以及后来的一些著述则记载了他们的法律和宗教。荷马与约书亚的时代距我们并非十分久远，从他们这里讲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与整个西方的历史了。
希腊的霸主地位
起先的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后来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内海（地中海），是人们经商、买卖奢侈品的途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必经之路。提尔[3]、福西亚[4]、迦太基和马赛都是早期的商业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这里能买到东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这里学会了语言——字母系统。他们是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值得被赐予这最宝贵的财富。凭借这宝贵的财富，希腊人创作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华丽的一笔。他们把民族早期传说加工成文雅的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阴郁而辛辣的戏剧。之后，他们转而投身历史学和哲学。在史学领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伟大的杰作，希罗多德则写出了愉悦大众的故事集，而在哲学领域，他们也取得了极伟大的成就。
时间将证明，希腊哲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智慧遗产。在希腊诞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时间、意志、空间、美、真等，从来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语言中出现过。这些抽象词汇不尽完美，却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希腊勤勉而敏锐的知识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完美地诠释了这个体系。然而，公元前4世纪末，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所处的时代，却见证了希腊文明是如何丧失活力、逐渐衰落的。
这次衰落伴随着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亚历山大大帝创造了伟大的希腊帝国，国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后，这个帝国分裂成了为数众多的君主制国家，即东方希腊化王国，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31年屋大维在亚克兴打败了克利奥帕特拉和安东尼后，这个王朝就覆灭了。此时距亚历山大的最后一次胜利——在阿贝拉打败大流士，已整整三百年。
罗马的统治地位
在这300年间，西进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罗马人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约公元前200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随后又突然掌控了东部。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就完全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同时，地中海也成了它的内湖。
罗马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关于罗马共和国的民间传说与史料记载则提供了公元前500年的大致情况。不过，罗马人真正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在与希腊的文明和语言建立联系之后。他们的语言没有希腊语那么灵活协调，也没有丰富的词汇和抽象术语；其特点是简洁、清晰和庄严，更适用立法和行政。
在外族入侵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罗马效仿它所征服的民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优秀、成熟的文学，浸染着罗马共和国最后的荣耀以及罗马帝国早期即屋大维时代的辉煌。维吉尔模仿荷马，创作了虽然内容不那么可信、语言却极其优美的史诗。卢克莱修在抑扬六步格的诗中，用温和的诗句阐述了自己粗糙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西塞罗效法德摩斯梯尼，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成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特征。然而，历史学家中却有真正能与希腊的大师匹敌者，具有政治敏感和善于讽刺的塔西佗，在罗马拥有完全相当修昔底德在希腊的地位。
就在罗马帝国取代了不合时宜的罗马共和国时，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为地中海一带的通用语言。希腊的各所大学、雅典、帕加马以及亚历山大港，见证了理性主义成为时尚，希腊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所提出的颓废而细致的批评和哲学观点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不过，在此时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当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显出来——这就是犹太民族。
犹太人的贡献
要想知道犹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即将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顾古代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大致特点。在荷马所描述的英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一直持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国家的规模都非常小，一般只有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城市群。那时战事频繁，并且战争通常伴随着破坏和奴役。而几百年后，国家的规模扩大了。雅典企图像迦太基那样成为殖民帝国，而不容小觑的内陆国家——马其顿和罗马，也紧随其后。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前后，大规模的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地爆发，对此，至少有一个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因素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希腊的城市起初是一种由少数高贵家族统治的社区。这些少数贵族位于社会阶层的最高处，而往下细数，处于最低地位的是奴隶。战争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发动的，胜利的一方俘虏战败的一方。罗马共和国对抗希腊君主国的几次大的战争，初衷都是为了掠夺财富与奴隶，最终变成对被征服国家最有才干和最有教养的人口的奴役。罗马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中海国家，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所建立的文明只有空洞的形式，没有宗教信仰，更没有灵魂，而犹太人的出现正是要补救这一缺陷。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区，犹太商人在帝国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区，树立了精神信仰、严肃正直的榜样，与普通社区里盛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繁荣的时代，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时期，宗教则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人们只管纵欲享乐，道德几近沦丧。不过，对当时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的反抗正在拉开序幕，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护一个能帮他们建立强大精神体系的领袖，这个精神体系要强大到能够满足人们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强大到足以填满整个地中海帝国。耶稣、保罗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这项重任。
耶稣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凭这最后一个名号，他就能轻易地将亚洲人对太阳和救赎的狂热崇拜（当时最活跃、强大的宗教思潮）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也是当时看来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罗是转向罗马的犹太人，是帝国主义者、政治家，有着宽广的见识和传教的热情。斐洛是转向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守护神，他将希伯来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腊人僵死的哲学，赋予其新的生命租期。这段租期很长，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里亚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并为这个宗教提供了它独一无二的教条体系。
在这300年时间里，一直到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还默默无闻，只是在许许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护的众多教派中显得奇怪、与众不同而已。在这300年间，地中海地区是帝国管理、商业贸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边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炉，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的人们都汇聚在这里，互相通婚，为这个庞大帝国打下根基的少数贵族种姓几乎已经消失。国家机器还在自身动力的驱使下往前行进，不过战争还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边境，外国雇佣兵守护着帝国的边界，帝国的心脏却难以见到尚武精神。实际上，这是由于经济的罪恶在盛行——物质主义、无宗教主义以及怯懦胆小。
帝国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撑宏伟的大厦，皇位不断更迭，好皇帝，坏皇帝，还有不好不坏的皇帝，时不时地出现一个暴君，时不时地又出现一个圣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渐增强。军队不得不从蛮夷部落招募雇佣兵，皇冠成为战利品争夺中的最高奖赏；帝国渐渐失去控制，即将土崩瓦解，众多竞争者一拥而上，企图凭借武力赢得统治权。
罗马的基督化
312年，这样的争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君士坦丁即是争夺者之一，他想方设法地在竞争中增强自己的力量，于是就在基督教中寻求帮助，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不管他实际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毫无疑问君士坦丁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当异教还在通过习惯和情感诉求笼络大众时，基督教已经为自己，特别是在帝国的西部吸引了能够严肃思考并且处于较高阶层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于是履行了所需的一个条件，即认同他们的信仰。
就这样，在经历了漫长斗争和多次迫害之后，基督教一夜之间成为帝国的国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脑，因此，帝国的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而为了达到这种整齐划一，又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民众执着于一直以来所信奉的古老宗教，执着于他们的远古之神、年代久远的寺庙以及古老的仪式，要想将这一切一笔勾销，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协就产生了。祭司、神庙、仪式还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而在这背后，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渗透进来。这是一场伟大的转变，时至今日，聪明的旅行者和读者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蛛丝马迹——
“地中海地区曾经充满了华丽的装饰、欢乐的游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环和热情的人群却都已经成了梦想家的素材。一袭白袍的祭司，烟雾缭绕的祭坛，狂欢的队伍以及神秘的仪式，也无法再撩动人类的情感。牧羊人不会再为了纪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胫骨，也不会再有上千则有趣的寓言和想象丰富的诗句萦绕在宗教祭坛边和神殿柱廊间。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正如阿波罗与戴安娜在天上过着神的生活一样，在地上，人们也过着人的生活。而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魔咒之下，它们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过往云烟，缥缈虚幻，只有历史学家可能会令些许遗迹重现，只有诗人能令逝去的生命复活。异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其最脆弱的核心却被摧毁。异教曾试图兼收道德作为教义，但失败了，而新的信仰却正是在‘道德’这坚不可摧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曾通过个体良知的反抗大获全胜，而现在，它正试图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5]
罗马的衰落
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并没有来得及为这个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一丝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过迁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将帝国分裂为两部分，一半属于罗马文化，一半属于希腊文化。而边境更是危机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续入侵，很难支撑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边界，当基督教正在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时，他们已经凭借武力占据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以内的神圣领土。自此以后，在一个世纪抑或更长的时间里，日耳曼人的入侵过程与罗马帝国的分裂过程一直持续着，直到375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以及410年阿拉里克率领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这一过程达到了高潮。
在接下来可怕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数个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尽，只有两项旧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别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支离破碎的东罗马帝国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的罗马主教——很快人们称之为罗马教皇。这也初步预示着，皇帝们曾经丧失的统一领土，即将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战，拉丁人则细致安宁，当征服的风暴横扫帝国西部时，他们在修道院中寻求安全。“当狂风肆虐时，罗马遗留下来的理性主义躲避在野蛮人不敢亵渎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会重新戎装待发，作为基督的大军，用崭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辈年代的罗马军团从未涉足的领土。”[6]日耳曼人头脑简单，容易受骗上当又非常迷信，于是拉丁牧师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他们，给他们灌输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标准。他们不仅通过宗教来控制日耳曼人，还很快成为日耳曼王国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领袖。
此时，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文化成为一种混合物，其中最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从文化角度讲这也许是好事，但从经济和物质层面而言，却是损失重大。巨额的财富化为乌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坏得七零八散，帝国的通信几乎中断。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罗马的大道即将被毁，原来的交通要道被军事国家的边界所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只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较之以前更加衰落。
伊斯兰教的兴起
接下来，在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横空出世，创立了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了阿拉伯民族的伟大征服运动。他死后刚刚几年，阿拉伯半岛和东罗马帝国的狂热的军队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又向西一路沿着地中海南岸扫荡，直到被大西洋挡住去路。他们又转向西班牙，毁灭了西哥特王国，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达高卢人的腹地，最终才被阻拦下来。732年，夏尔·马特领导下的法兰克人在图尔市打败了他们，或许这次胜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过了这最后一关，谁能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经典的文字所说：“胜利的军队从直布罗陀的海礁一直行进到卢瓦尔河岸上，绵延了一千多英里；本来萨拉森人[7]前往波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边界也是同样的距离；莱茵河与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一样难以渡过，阿拉伯的舰队本来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泰晤士河口。如果这些成为现实，也许现在牛津的学校里就会教授对《古兰经》的阐释。”而后在阿拉伯梦想的废墟上，夏尔·马特的后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并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盛极一时。800年，法兰克统治者中的精英恢复了帝国称号，并且在圣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旧的帝国不可能苏醒过来，仅仅凭借这些，法兰克王国也无法长期保持这种鹤立鸡群的地位。一个新的不速之客即将到来，查理曼大帝在临死前已经看到，第一批热衷于冒险的北方海盗的平底船出现在王国北方海域的地平线上。
封建制度
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个极度悲惨的时代。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从西北部侵扰它，南部还要应付强悍的萨拉森人，只有莱茵河和多瑙河的上游逃过了这场灾难，孕育出了灿烂的日耳曼文明。加洛林帝国分裂成了法兰克、洛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在它们之中，只有最后一个保留了帝号。若非封建制度的出现加强、稳定了逐渐衰落的文明，这次分裂可能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直到欧洲变成乱糟糟的一团。
只有暴力才能成功地对抗暴力。在每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受压迫地区的人们都会以一成不变的模式起来反抗。那些有意愿、有力量去抗争的人们保护了整个团体，反过来，他们要求人们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他们很快就开始建筑城堡，把权力以及领土传给继承人。有了军事和其他服务，统治者很快就开始垂涎其他土地。教会也以之为榜样，直到最终，11世纪时，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为西欧的观念打下了根基：每个个体都归属于某个阶层，他为上级阶层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依据其表现享受特定的权利，处于该等级阶梯顶端的是皇帝或教皇，或二者平起平坐。
此时，封建制度在稳定社会环境方面已经干得非常漂亮，并逐步终结了北方和南方的海盗时代。从西西里岛到苏格兰的边界，欧洲如今已经分裂成一团小规模军事公国，不过有些地方时不时地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帝国本身）用或多或少还算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周边都建有防御工事，各个公国都可以向商人们征收巨额的苛捐杂税。在较为和平的环境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城市，引发了一场公民与封建君主争夺控制权的激烈斗争。
与此同时，教会本身也野心勃勃，并经历了最剧烈的起起落落。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教廷暂时获得了领地，直到1870年9月20日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驱逐。有了这一块领地，在古罗马与教会强大传统的驱使下，在教皇格雷戈里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领导下，罗马教廷一步一步地伸出双手，企图抓住欧洲封建化的权杖。查理曼大帝广袤疆土的一个分支——日耳曼帝国奋起抵抗，两大党派由此产生，分别是教皇党和保皇党，教皇党是教皇的支持者，而保皇党是皇帝的支持者，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两个党派在徒劳地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过程中令德国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在封建运动中，热衷于教会利益的罗马教廷暂时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插曲，它既是宗教性质、充满骑士精神的，也是经济上的，即十字军东征。它把封建领地军队中多余的士兵抽出来，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军队，要把圣地从亵渎圣地的异教徒那里解放出来，帝国东部饱受着宗教战争以及后续屠杀的创伤。对于崇尚节约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着实是一项庞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并且最终使东方贸易得到了大大扩展；西部再一次到东方学习，并且变得不那么虔诚，而是具备了更多的怀疑精神。从十字军东征结束（1270年）到250年后宗教改革爆发这段时间里，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非常突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语言的产生，以及在部分程度上由这些力量引发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
很快，在经历了11、12世纪的好大喜功之后，教皇制度开始瓦解。教皇制度的根基——拉丁语的地位迅速下降，因为但丁创造了意大利语（1300年），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字也逐渐成型。人们不仅不再坚持拉丁形式的信仰，还渴望将宗教信仰注入新的语言形式，尤其是希望拥有一部用本国语言书写的《圣经》。面对这样的冲击，罗马开始了神学研究，创立了中世纪的大学，并试图通过回归阿奎那诠释的希腊黄金时代的文本，复活亚历山大大帝带给它的哲学。
不过这些都于事无补，欧洲人已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传播。那些前往印度、美洲的发现之旅，先是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后来又用源源不断的黄金填补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士兵以及艺术家的贪欲，世界的脉搏跳动得愈加迅速。君士坦丁堡在建立1000年之后落入土耳其之手，而这座城市所收藏的手稿、艺术作品以及手艺人都流入了意大利，许多人成为发明家、创新家、艺术家，还有改革家。凯萨·波吉耳尝试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后来失败了；马丁·路德尝试脱离教会，后来成功了。
路德宣称，人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灵魂，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无止无休的辩论与纷争，使欧洲再一次跌入战争的地狱。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这一切才宣告终结，欧洲北部皈依新教，而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
法国与英国
这个时候，路易十四刚刚登上王位，使法国注定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雄霸欧洲。封建时代很快成为过去，最后那些强大的封国在宗教战争中已经耗光了国力。君主国重新捡回了它们之前丧失的东西，现在开始将凡尔赛宫装饰得富丽堂皇，将曾经无拘无束的封建军人转化成卑躬屈膝的朝臣。从大部分方面来看，波旁家族都是十分成功的。他们依旧是法兰西的独裁者，身为特权阶级的教士和贵族都比他们位低一等，他们还能随意控制政府机构。然而，他们很快就开始滥用这个机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波旁王朝彻底垮台。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是由很多不断汇聚起来、缓慢发生作用的原因所导致的，其中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财政管理，食物供应的不足，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却无法影响政策也无法参与政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这一阶级控制了后来成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始着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摧毁保守顽固的波旁王朝。由于国民议会缺乏经验，王室宫廷又软弱无能，一帮野蛮的巴黎暴徒由此崛起，并最终把法国拖入了与欧洲的战争，还把波旁家族以及成千上万最高贵和最优秀的、少数最卑鄙的法国人，一齐送上了断头台。
战争胜利之后，接替了恐怖统治的共和国政府十分软弱无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复辟。历史上最伟大的暴发户拿破仑·波拿巴，凭借他的远见卓识和铁腕手段，控制了法国15年之久。在统治期间，他把法国组建成了一个在欧洲前所未有的国家，他抱着妄自尊大的征服欲带领着法兰西一路侵略，从酷热的埃及到寒冷的俄罗斯。最终，他倒下了，留下一个精疲力竭的法国，以至于波旁王朝很快便卷土重来。
为了打垮法国和拿破仑，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进来，最后是遥远的俄国给了最致命的一击。然而，历史证明，英国才是法国最持久、最顽固、最成功的敌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纷争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在查理曼大帝之后的黑暗时代，诺曼底人曾一度武力控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1066年，他们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领导下征服了英国本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岛上君主国。然而，他们在法国的据点使盎格鲁-诺曼底的国王们陷入了与邻国法国的冲突，从此以后，直到1815年之前，两国之间持续发生战争，中间少有停歇。起初，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侵占领土；后来，经济因素逐渐凸显，到了18世纪，拿破仑将这场战争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
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
随着都铎王室在16世纪开始了对英国的统治，英国对法国旷日持久的斗争，由于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股新兴力量很可能与老对头联手——这股新势力就是西班牙。
自732年在图尔被法兰克人打败后，阿拉伯人就一蹶不振。然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西班牙站住了脚跟，并且在学术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依然处于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封建公国便开始崭露头角，最终，在15世纪末，这些国家组成了一个联合君主国，征服了最后的阿拉伯王国，创建了近代西班牙。
就在此时，通过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巧合之一，即联姻以及其他客观条件，使得西班牙王国、勃艮第公爵们的伟大遗产和匈牙利王国瞬间落入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们之手，他们几乎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王公推上德意志的皇位，直到1806年古日耳曼帝国走向终结。
权力高度集中在查理五世（1519-1556）的手中，这很明显地逆转了宗教改革爆发以来的形势，因为依然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和新教国家英国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肆扩张打破了整个欧洲的平衡，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个时代政治格局不断变动。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753年签订的《乌特勒支条约》所规定），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大权独揽的局面才被打破。从此以后，法国和西班牙常常联合起来对付英国。
在英国，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亨利八世开始一直到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总的来说，并没有欧洲大陆的宗教运动那么激烈。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建立了英国国教，以及更著名的新教教派，新英格兰那些最坚定的移民者就来自这些教派。
大英帝国的建立
正是在宗教战争期间，英国展开了与新兴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巡航中制造了一些十分戏剧化的插曲，英国海员则在旅行中有着新的发现，时不时地做出一些海盗式的壮举，留下了许多浪漫的故事，比如他们冲破了西班牙企图在南部诸海糊起的纸墙。从此以后，浩瀚的大海，西印度群岛的黄金，蔗糖、烟草、咖啡的种植园，新世界里不断拓展的殖民地和国家，全都成了争夺的对象。当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覆灭之后日渐衰弱，一个世纪后唯法国马首是瞻时，这场斗争本身便又成了英法两国之间的事。
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虽然在接下来的一场战争中它丧失了美洲殖民地，不过在1793年再次与法国交手时，它的贸易和制造业，它无可匹敌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形势，以及它那些精明而有效率的政治家们，使它的实力跃居欧洲各国之首。它参与了1793年的反法同盟，除了两次短暂的中断之外，英国一直在战场上对阵法国，直到20年后，拿破仑最终在滑铁卢一役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战争中，法国一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方面是大海之上的英国，另一方面是陆地之上的东北欧三大军事强国——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这场斗争即将收尾时，也就是拿破仑兵败西班牙、开始与俄国决一死战之后，来自大陆的挑战上升为法国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但英国一直着眼于海洋、殖民地以及海上贸易，于是在维也纳会议（1815年）上，欧洲列强瓜分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时，英国成为公认的唯一的海上殖民强国。
现代欧洲
拿破仑的统治垮台之后，欧洲经历了一段恢复时期，但这段恢复时期在1848年的一场革命风暴中结束。那时，欧洲的人口有所增长，交通越来越发达，促进了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受到了过度的限制，政府则因循守旧。在意大利，在德国，古老的帝国已经于1806年寿终正寝，新的民族主义的种子正在孕育。从巴勒莫到巴黎，从巴黎到维也纳，爆发了一连串的革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都被撼动了。一个新的波拿巴帝国在法国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国，国家观念确立起来，虽然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这还要等20多年的时间，需要在拿破仑三世叵测的野心的配合下，被加富尔和俾斯麦巧妙地付诸实践。
1859年，法国帮助萨伏伊王室将奥地利人从波河流域赶了出去，从而为加富尔和加里波第解放和统一整个意大利扫清了道路。1866年，普鲁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赶出了德意志，四年之后又带领德意志联军兵临巴黎城下，拥护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为新的德意志帝国皇帝。
此后的事件，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及经济宗主权的争夺上，这更多地属于现代政治领域而非历史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不予考虑。实际上由于篇幅限制，还有很多别的内容也被省略了。若是要补充最后一句话，以帮助读者从历史这个任人宰割、支离破碎的领域收获点什么，就这么说吧：人们能从每一件事中获得一个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精神状态。
读者是“历史”这场大戏的看官，必须冷静地判断、仔细地辨别，不要怀着偏见赞扬或指责。当历史的长河闪耀着变幻多彩的光芒时，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足够了。但要时刻准备好去判断人物的行为和动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去捕捉永存的真相，要在心中感受那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正是这些英雄行为，创造了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民族，它们与全人类同在。
第二节古代西方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8]
我们将西方世界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每段时期包含大约1500年时间，其中的两个时期属于古代史部分。
“永恒之链”上的第一环包含了东方三个互不相同但联系紧密的文明中心——埃及、巴比伦及克里特-迈锡尼的崛起、兴盛和衰落。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到公元300年结束，这段时期也包含了一种文明的发展、成熟和衰退过程，就是希腊和罗马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基督教时期，与之重叠了几百年的时间，并且一直持续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可以把19世纪视作第四个时期的开端，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包含着无限可能性的时期。
像基督徒一样，希腊人这么多世纪以来也在以自己的祖先为师。他们的早期诗歌，比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产，诗里的活动场景就设在那个时代。不过，像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各民族一样，希腊人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正式加入人类文明大家庭。在这一时期，也就是他们从爱琴海扩张到地中海的时期，他们打破了曾束缚东方精神的镣铐，依靠自身的智慧，勇敢地面对人类生活中的严肃问题。接下来，在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后，他们发现自己拥有的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家。这些城邦之间没有任何政治联系，不仅如此，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叙拉古、马赛以及当时其他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中的希腊人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情感、语言和宗教纽带也相当脆弱。当时希腊政治地图的复杂程度，从克里特岛一岛之上就存在23个城邦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不管是在希腊还是在别的地方，只要城邦里的生活既具有城市性，也具有国家性，这样的城邦就是最有利于自由制度发展的土壤。
希腊的个人主义
希腊的形成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一主题。诗人们不再沿袭荷马的传统，不再讴歌古代英雄的壮举，而是书写他们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生经历。他们不再纠结于史诗宏大的规模和晦涩的词语，而是用自己熟悉的韵律和方言描绘身边普通的男男女女。雕塑家和画家，从前一直从属于自己的门派，致力于发扬光大本门派的艺术，如今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创造力，于是开始通过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荷马的启示对宗教问题的解决也不再令人满意，每一个思想个体都被迫开始关注这些问题。有人依然坚守正统，有人则狂热地崇拜狄奥尼索斯和得墨忒耳，从中寻求庇护；还有人起身反抗神学，把世界解释为自然规律的产物，而非出于神的创造。一些早年淹没在自己的家庭、宗族和交际圈中的人，如今为了各种公共目的而脱离了所有这些联系，只承认城邦的权威，而这个城邦接受所有公民参与到城邦的公共事务中来。正如政治领域出现了反叛者一样，宗教和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反叛者，他们所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萨福、阿尔凯奥斯这样的一些诗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爱奥尼亚的物理学家之类的科学家。
总体而言，亚洲的希腊人是这一时代的领袖，而米利都则是当时整个希腊世界最伟大的城邦。
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
随之而来的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保守的时代，人们不再像前几代人那样热血方刚。这是“希腊七贤”的时代，是信奉“凡事不可过度”的时代，也是贵族们克己自制的时代。
在这个压抑欲望的时期，斯巴达曾发展出的丰富的文化消失了，只剩下单一的眼前利益——战争和准备战争。随着斯巴达贵族的没落，由他们支撑起来的艺术和文学也逐渐衰落。斯巴达人民组成了一个武装阵营，人与人之间维持着战友般的关系，过着清教徒式的艰苦生活，总在担心为自己服务的奴隶们（每个斯巴达人拥有15个奴隶）造反和滥杀，还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他们在希腊事务中（当时的斯巴达人有1.5万，希腊人有300万）树立的领袖地位受到威胁。
雅典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虽然雅典的贵族也丧失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在另一方面，奴隶的公民身份却得到了承认。在雅典民主发展时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自己也是贵族，他们一直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的制度文化必能使民众的生活变得高贵。因此，他们不辞劳苦，贡献自己的家当来修建和维护公共角力场和体操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在这里锻炼身体，使身体更加柔韧和优雅，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充满魅力和活力；他们还举办一般公民通常都必须参加的“音乐比赛”，而在为比赛做准备时，所有阶层都积极地研究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学习抒情诗和戏剧合唱中的语句和曲子。因此，虽然贵族阶层在雅典灭亡了，雅典人却成了整个希腊的贵族。
这主要应归功于雅典最杰出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在他富于远见的指导下，雅典耗费巨资建造了一支无敌舰队，在献身精神与英雄主义的鼓舞下与斯巴达联手击退了波斯人，成就了一个海上帝国。起初，阿里司提戴斯在与地米斯托克利的竞争中失利，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合作者。伯里克利也从这二人身上受益匪浅，此人广泛涉猎科学、哲学、法学、艺术和文学，并因此成为巅峰时期的希腊最完美的代言人，他不仅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还界定、规划了他的帝国使命。没有哪个身处高位的人像他一样坚信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业，不过也没有谁比他更热衷于帝国主义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雅典的海上帝国，雅典民主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雅典人来说，臣服的同盟者就像奴隶、技师和商人之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斯巴达曾试图消灭这个帝国，为此发动了一场耗时10年（公元前431—前421）针对雅典的战争，却无果而终。斯巴达人没能完成的事情，被雅典的魔鬼天才亚西比德完成了，因为民主主义者们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开始了西西里远征，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他们在叙拉古遭遇惨败（公元前413年）之后，附庸国纷纷起来反抗，并且停止了进贡；雅典没能打败联手对付它的西西里人、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于公元前405年屈服。我们不能确定历史上是否还出现过像雅典这样的城邦，有5万名成年男性从事和平事务，另外5万名成年男性参与战争。在希腊引领世界之时，雅典引领着希腊。
斯巴达人取代了雅典的地位，但要维持这个地位，他们只能依赖其同盟者——波斯和叙拉古的支持。在他们与波斯人起争执时，便立即失去了这个地位；后来通过公元前387年的《国王和约》又失而复得，岂料在16年之后就被底比斯彻底击败。底比斯是一个完全依靠伟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浓达的政权，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公元前362年战死，导致了底比斯霸权的没落。
到了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希腊人苦苦追寻了两个世纪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欧洲所有的希腊城邦，不论大小，都重获自由，就如同回到了公元前7世纪那样的自由。事实上，正如普鲁塔克在《德摩斯梯尼传》中为我们展示的那样，它们始终生活在派系斗争之中，彼此之间充满了恐惧和嫉妒，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要抗拒这威胁，就只有联合起来。
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在菲利普的领导下统一了希腊，由此拥有了强大的实力，使亚历山大大帝得以征服波斯帝国，并迅速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希腊殖民活动。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指出的：“他的继任者们面临的唯一的困难，是由他们的野心引起的他们之间的纠纷。”就这一个困难就已经够他们受的了。它引发了一次长达30年的战争，这是希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结束后，脆弱的势力平衡使希腊-马其顿世界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耗巨资供养着一支强大的舰队，从而控制了马其顿和亚洲。
在罗马的统治下，意大利获得了统一（公元前343—前270），随后迦太基帝国覆灭（公元前264—前201），由此，一个比任何一个希腊王国都更加强大的军事强国开始与埃及的对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这个国家的人口有500万，士兵有75万，能连续多年保证有10万人在战场上打仗，只有整个希腊世界联合起来才可能抵挡这样一支力量。希腊人再次因为分裂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希腊落入了罗马人之手。
罗马的崛起
这一批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和150年之后的西塞罗、恺撒那一代人不一样，这批人可不是什么“绅士”。普鲁塔克在《科里奥兰纳斯传》里只记录了他们本性的一部分，这本书中的一个传说，被普鲁塔克时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奉为事实。人们用这个传说证明罗马人在政治斗争中所谓的不妥协性格，以及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所具备的高尚品德。但事实上，他们身上具有很多易洛魁人的特质，他们的士兵都是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曾经钢铁般的纪律在他们占领城池之后就会放松下来，于是他们经常会在大街上滥杀无辜：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动物。所以说，罗马并不是通过玫瑰香料或现代人道主义的手段来征服世界的。
又过了五代人之后，意大利人开始了平稳的希腊化的历程，此前东部各省曾对此反应激烈。在这个迅速去民族化的时代，曾经领导国家首先实现内部和谐、然后巩固了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最终建立了世界帝国的罗马贵族内部开始瓦解。罗马帝国供养了一个所谓的骑士团，由一大批承包人、放债人、谷物商人和奴隶贩子组成。他们将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们架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各省的控制权，然后在地方上横征暴敛，加速了政府的瘫痪，而由皇帝进行统治是结束这种瘫痪的唯一办法。西塞罗的青年时期，刚好是贵族阶级的两翼——农业和商业之间进行自杀式斗争的时代。西塞罗作为一个“新人”，为了跻身政坛，而不得不依附于庞培这类的政界要人，所以不管是他的政治路线还是他的政治观点，都是那样的“摇摆不定”；但是他至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竭尽全力恢复“和谐的秩序”，不过这根本就行不通。
朱利叶斯?恺撒和奥古斯都?恺撒的成就
罗马帝国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而且由于帝国必须利用这支军队来对付条顿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高卢人，于是一任又一任军队领袖就能够对文人政府发号施令。这其中最后一位就是朱利叶斯·恺撒，他成为最后一位是因为他决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直接取而代之。他短暂的统治（公元前49—前44）是罗马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国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的第一次再现。在当时的希腊文献中，恺撒被称为“整个人类的大救星”。在他遇刺之后，刺客们感到悲伤的是，候选人之间为了恺撒军队的控制权争来斗去。最终，恺撒的手下安东尼带着一半军队去了东方，去完成恺撒征服帕提亚人的计划。他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拜倒在恺撒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奥帕特拉是一个精明强干却寡廉鲜耻的女人，而且又继承了一种糟糕的政治传统——通过把罗马帝国领导者捧上埃及王座而把埃及并入罗马帝国。至于安东尼，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个“混蛋恺撒”。
事实证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改为奥古斯都）却是个一流的政治家，安东尼没带走的军队都由他掌控。他勾起了意大利人反对安东尼及其埃及“荡妇”的民族情绪和共和主义情绪。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之后，他不得不开始对付那个他唤醒的恶魔——或者说是幽灵。为了解决这个麻烦，他中和了共和主义与君主制度，创立了元首制，这个制度虽然曾间接性地恢复恺撒模式，并逐渐地向彻底的专制制度退化，却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的一场大的军事叛乱。当时，希腊-罗马文明随着罗马的政府体制一起迅速衰落。250年来，有6000万人在秩序井然的政府统治下过着稳定而富庶的生活。他们砍伐，把沙漠装点成花园，建造了上百座城市，使正义感和光荣感从罗马一直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令其永垂不朽，然后他们又成为数十万本国野蛮士兵的无助的猎物。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历史上演的最大的悲剧。
在实行元首制期间，追根溯源，似乎所有的行为都因君主或皇帝而起，不论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行为。很明显，一个人的意志和品质决定了所有人如何生活以及是否幸福。因此，很自然，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传记十分感兴趣。于是，普鲁塔克就成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他所缅怀的希腊-罗马世界的可爱的“叛徒”。
第三节文艺复兴
默里·安东尼·波特[9]
对于文艺复兴之前的那段时期，我们有时候称之为“黑暗时代”，这个术语一直沿用至今。由此，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光明到来之前总有一段黑暗。黑夜的面纱被撕碎，世界在光明中一片欣喜，带着满满的能量开始了新纪元。但是，那段黑暗时期——其实应该更恰当地唤作“中世纪”世纪之所谓黑暗，恐怕要归结于命名者见识上的昏蒙吧。而且，我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称作光明时代，恐怕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光辉让我们目眩神迷吧？说到底，文艺复兴是中世纪的后嗣，而子辈常常要承载父辈留下的沉重负担。
蒙昧主义是中世纪的沉重负担之一，所谓蒙昧主义，它“阻碍启蒙的实现，妨碍知识与智慧进步”。蒙昧主义并未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销声匿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它的身影：小心、警惕、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被它视为仇敌的人，待对方因为年迈或体弱而勇气低落时，便从埋伏处偷袭。16世纪时，蒙昧主义胜利了。事实上，只要有人存在，蒙昧主义就不可能消亡殆尽，迷信也将长生不朽，恐惧以及根深蒂固的恶的激情，都不可能死去，它们可能只是暂时蛰伏，但终究会有一番更猛烈的爆发。如果乐意，你完全可以把文艺复兴时期描绘得比中世纪还要黑暗，而且这么做也不会缺乏信服力。马基雅维利、梅第奇家族和博吉亚家族，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恶的化身。即便我们将历史记载所可能有的夸大和扭曲尽数考虑在内，我们仍然可以说，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那些恐怖的戏码比疯子的噩梦还要教人不安。但它依然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即便是太阳也带着斑点，而文艺复兴时期正因为混在其中的阴影所带来的黑暗而显得愈加光明。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没有哪个时代能用一句短语就完全定义，但我们不妨再次推出那条广为人知的宣言：文艺复兴是发现人的时代。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是发现普通意义上的人，而且是发现个体。当然，在中世纪也存在着许多颇有个性的人，比如大贵格利、图尔的圣格列高利、查理曼大帝、利乌特普兰德、阿伯拉尔和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而文艺复兴时期却不同于以往，这时候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个体的完美有多么重要，并希望自己生前死后都被当作与他人不同的个体对待。
可以说——这么说兴许有些夸张，中世纪的人，这些柏拉图口中的穴居人，终于成功逃到了光明的地方，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看到什么都欣喜若狂，并且贪婪地望着未来的图景。仿佛他们被现实世界所约束，所以必须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他们既活在当下，也活在过去和未来。
古典时代的复生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典时代的热情是尽人皆知的。学者们像寻宝者似的，在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东方疯狂地搜寻手抄本和古代遗物，但有所得，其狂喜要赛过发现了黄金宝藏。他们对这些宝藏并未极其谨小慎微，借助它们打开了通向古代的大门后，宝藏本身便被抛之脑后。人们拥挤着穿过大门，渴望对他们的偶像有更多的了解，渴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中世纪先人所提供不了的东西。有些人被偶像之光照耀得目眩神迷，呈现出一副全然驯从的姿态，于是这些人并未能使自己成为自由之身，不过是选择了新的主人，然而新的主人无疑是更慷慨仁慈的。
彼特拉克早在安德鲁·朗格之前就曾写信给那些死去的作者。关于西塞罗，他说：“尽管我们之间横亘着无法逾越的时间和距离，我却感到仿佛对他很熟悉似的向他致意，这种熟悉源自我对他的天才所产生的共鸣。”在写给李维的信中，彼特拉克说：“我但愿（要是上天允许），我生在您的时代，或者您生在我这个时代；后一种情形下，我这个时代会因您而变得更好，而在前一种情形下，得益的是我本人。”蒙田说，他自孩提时代起就在往生者的陪伴下成长，“他对罗马的种种谙熟于心，而且远早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在参观卢浮宫之前，他就熟悉了古罗马的主神殿；在到访塞纳河之前，他就对台伯河了如指掌”。
文艺复兴时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古代有一种近乎古怪的迷恋，但他们对身边的世界、对自己、对国家以及对远近民族也怀有了解的热情。彼特拉克喜欢讲述关于印度和锡兰的趣事，虽然他骨子里有几分吉普赛人的天性，却怎么也不肯从心爱的书旁离开半步，这使他成了“行走极远”的“炉边旅人”的绝妙例子。他在自己的书房里随神思漫游至远方，而不必经历狂风暴雨或者艰难险阻。
蒙田“像鸭子一样热爱雨水和泥巴”，与彼特拉克相比，他更乐意亲近自然。他说：“大自然给我们的本是一个自由而不羁的世界，我们却将自己囚禁在了某种困境之中。”“在我看来，旅行益处良多；在旅行时，灵魂总是忙于观察新鲜的未知事物，人接触到如此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啊、事啊、观点啊、习俗啊诸如此类，有如此丰富、如此无穷无尽的各色人性供他见识。我实在是不知道，在我们中规中矩的生活中，是否还有比旅行更好的学校。”自然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了解到大量的事实，并且记了下来；对于他们似乎永不枯竭的记忆，前人已经说得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用这些事实材料做了些什么。他们对事实的追求，是不是就像守财奴对黄金，像未开化的野蛮人对那些闪闪发光、五颜六色的小珠子那样怀有的狂热？我可以回答说，不是的。
事实总是令人愉快的、有益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直被后人所称道的是，他们重视事实的价值，并且非常努力地去获得事实，从而牢牢抓住现实。他们不再仅仅扫视事物的表面，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他们用思想的目光径直射入事物的本质。晚但丁两百多年诞生的马基雅维利曾抱怨，他的同时代人都喜爱古物，却没能学到历史中所隐含的教训。马基雅维利这么说并不全然公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都是细心的园丁，在他们悉心照料的花园里，每一个事实、每一个理论、每一种可能都得以萌芽、开花、结果。
但是，这个时代那种博而不专的局限性确实被一些人意识到了。在回顾了学术研究的主要分支之后，皮埃尔·保罗·弗吉里奥宣布文科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学科都要熟悉：“因为，哪怕只对其中一门学科掌握透彻，也算得上是毕生成就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必须学会对适度的能力感到满足，就像不贪求过多的财富一样。可能，明智一些的做法是，从事最适合自身智力和品位的研究。可是有一点我们仍然不能否认：‘如果我们不能认识一门学科跟其余学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些话很可能写于当下，但它在文艺复兴时期也可能同样适用；然而，真要放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讲的话，这番话似乎又略显谨慎，几乎是太过胆怯，因为这一时期有许多人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能干的公务员或者政治家、艺术鉴赏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似乎只要他们想做，就没有做不了的事。
发现的时代
每一种兴趣都要开花结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一个更广阔的环境成为必须。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大发现的时代，是迪亚士、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韦斯普奇、卡伯特父子、麦哲伦、弗兰西斯·德雷克等人的时代，这些人的远航并不仅仅是要满足那颗永远活跃着的好奇心——他们抱着一个更加艰难远大的目的。
同样在实际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对天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星星是天上的灯塔，引导人类走向某种终极目标。它们的影响，不管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决定着个人和民族的命运，故而明智的人理应向它们寻求赐教。人们研究大自然的种种奥秘，不仅是为了理解它们，更是为了让它们为自己服务。虽然有过很多挫折和失误，但如果要说文艺复兴时期是浮士德的时代，那么它也是哥白尼的时代。
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研究周围的世界、天空、过去和未来的时候，他恍惚觉得研究对象是被创造出来的，而创造者就是自己。为了从纷纷扰扰的现实世界逃离，他便创造了田园牧歌中的阿卡狄亚，那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再也看不到它的踪迹，但它的音乐和香气依然飘荡在空气中。还有一种更加实际的对现实世界表达不满的方式，那就是创造理想国、太阳城或者乌托邦。
对美的崇拜
现在，爱美之人都闭口不谈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务实之人对美的喜爱超乎我们的想象，美是他们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一位永受欢迎的宾客。但丁在其第一篇颂诗的序言中说：“颂诗！我相信，能正确理解你意义的人很少，只因你对美的表达是如此精妙而复杂。所以，假若你碰巧行至那些人的面前，那些似乎并不能正确理解你的人面前，我请你务必再次鼓起勇气，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听众：‘请至少注意一下吧，看我是多么美丽。’”他们会注意到的，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甚至在对美的崇拜上走了极端，以至于到了贬抑自己委身于美的地步。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智依然健全；尽管满腹疑虑，在人生路上跌跌撞撞，他们还是成功地成为值得与上帝交流的人。
最后，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是否不仅仅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也不仅仅是联系中世纪与现代的一个纽带？如同很多时代，它是一个过渡期，但在这一时期本身之中也产生了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就行了：彼特拉克、薄伽丘、阿里奥斯托、马基雅维利、拉伯雷、蒙田、卡尔德隆、洛佩·德·维加、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亦在这一行列中——他以自己在与维吉尔、荷马并肩时所表现出来的沉静而威严的自信，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第四节法国大革命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0]
从1789年5月5日到1794年热月[11]9日，在这短短五年的时间里，法国大革命聚集了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最戏剧化的事件、最深的反感和恐惧、最大的振奋与荣耀以及最沉重的沮丧。在这场革命中不存在折中主义，人们找不到平衡，丧失了辨别能力；一切都是极端的，既有饥饿、杀戮、压迫和暴政带来的痛苦，又有创造历史、攀登到一定高度看到自由与改良满载着希望出现在地平线上所感受到的狂喜，两者交融奔突，使人类情感以最热烈的方式喷薄而出。正是因为这样，法国大革命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令读者着迷。它为我们展现了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劣，展现了我们内心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却多半无法表露的一切。
大革命中的强烈反差
要描述这样一场运动是多么困难！就连博爱仁慈的卡莱尔，都没能捕捉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场景：在一个灰蒙蒙的秋日，天刚亮，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巴黎空荡荡的街道上流浪，因饥饿而深陷的眼眶里充满了绝望，她一边麻木地敲打着一面鼓，一边悲伤地念叨着：“面包！面包！”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情感！而后来，正是像她一样命运悲惨的人们把波旁王族彻底赶出凡尔赛宫，使巴黎重新成为法国的首都，也使整个法国历史终于脱离了两个世纪以来的轨道。描述这场运动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强烈反差。
米拉波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的堕落一直令我们不解，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总能透过时间的迷雾精准地预见未来。夏洛特·科黛——一个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年轻村姑，却把刀子插进了马拉的心脏，她那英勇的身姿，照亮了一场可怕危机的最深处。
大革命的历史
关于法国大革命，有一个事实非常令人好奇，不过如果反复思考的话，似乎又很正常，这就是：所谓优秀的法国大革命史是不可能存在的。已有的三本引人注目的书，作者分别是米什莱、卡莱尔和丹纳，不论是思想方面还是艺术方面，这三本书都注定成为永世传颂的杰作。然而，在现在看来，这三本书不管是在事实陈述、写作手法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没有一本令人完全满意，而且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有哪部称得上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史将会在近期面世。相反，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运动无穷无尽的细节与各式各样的角度上，从每一个细节或者角度里找出一个研究对象，使自己既心甘情愿为之抛洒汗水，也不枉费自己的才能。以此为榜样，或许我们在这里最好探讨一下法国与英国对大革命的反应，特别是与此相关的两本名著——伏尔泰的《英国书信集》和伯克的《法国革命反思录》。
思想的变革
18世纪初叶的人们见证了一次法国思想潮流的大变革。路易十四去世后，奥尔良公爵[12]腓力二世成为执掌权力的摄政王。他令辉煌壮丽的凡尔赛宫威严扫地。[13]作为统治者，他既不在乎盛大的场面，也不拘泥于细小的礼节，满脑子小聪明小伎俩，同时又是一个浪荡子。他专注于享乐，哪怕别人批评他有伤风化；他赌博，鼓励股票交易投机；他放松舆论监管，解除了路易家族对当时的朝臣和伟大文人的束缚。于是，法国的作家们就立即开始在政治讽刺和政治批评这个广阔的战场上冲锋陷阵。1721年，孟德斯鸠凭着他的那本《波斯人信札》打响了第一枪；1734年，伏尔泰紧随其后，发表了《英国书信集》。
勇敢的伏尔泰
孟德斯鸠对旧秩序的猛烈抨击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只是因为他“用来调味的辣椒酱足够多”，正好满足了摄政王那腐化的口味。而对于伏尔泰来说，情况就比较糟糕了。他的书甫一出版即获罪，当局下令逮捕他，要把他关进巴士底狱。出于安全的考虑，伏尔泰不得不逃出巴黎。不过，以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英国书信集》毫无疑问是十分温和的。
只有牢牢记住法国当时的政治独裁的状况，才能明白作者的勇敢。伏尔泰在书中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描绘了自己对英国的印象，不过他的做法有点像扔球——把球投向一个目标，然后试图在球反弹回来的时候抓住它。他在书里写的是英国，心中想的却是法国，他在前者的习俗和制度中寻找能衡量本国习俗和制度的东西。
总体来说，对于自己探访的这个与法国隔海相望的陌生民族，伏尔泰评价颇高，虽然他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他们的哲学、自由和气候会使人患上抑郁症。在他眼中，英国人知足常乐，国家繁荣昌盛、秩序井然，政府机构健全，君主制受到议会制度的完美制衡，最重要的是，在面对信仰和批评时表现得非常宽容。伏尔泰对此大加赞赏，并号召本国国民积极效仿这个在他看来最值得钦佩的楷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总是很明显地回避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倾向于绕道宗教去祈求宽容。
大革命的英国视角
半个多世纪后，我们在伯克身上看到了与伏尔泰最强烈的反差。伯克蔑视一切，斥责一切，他总能预见未来时代的糟糕与混乱。这时候，大革命已经爆发。但是它所带来的好处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形势越来越混乱，国民议会还故意组织破坏行动，以打击不问世事的波旁王朝，看起来法国很可能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伯克认为，是长期以来持续不断的残暴统治与治国无方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而这种局面似乎比以前的统治状态更加要不得。他已经步入老年，与年轻时相比就更加保守了。[14]他觉得英国奥兰治的威廉亲王和辉格党人发动的光荣革命大概是最佳的革命形式，英国的议会制度则是最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巴黎的无序状态和国民议会采取的破坏政策震惊了他，伤害了他，于是他起来攻击它们，撕咬它们。他承认自己的确没有宣判的权力：“我并没有假装我自己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对法国了解得那么准确”，于是他局限于担任辩护人的角色。他反对大革命的诉状在欧洲宫廷回荡，令所有心存疑惑的人心服口服，直至今日，这依然是对近代法国的缔造者们最有力的控告。伯克的书大获成功，一部分是因为在它出版后紧接着便是“恐怖统治时期”[15]，这似乎恰好证明了作者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最重要的是，本书华丽与高贵的风格，虽然多少有点过于浮华。关于这一点，下面这一个例子就够了。
伯克眼中的“绝代艳后”[16]
“而今，距我于凡尔赛宫初见法国王后——当时的太子妃，已有十六七载；自此以后，定然没有比她更美好的倩影使这个星球光彩夺目，可是，她的到来似乎并未唤起这里的人足够的同情心。我看到她从地平线上款款而来，装饰这个高贵的星球，为之带来欢声笑语——这座星球像晨星一样闪耀着，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壮美的风景和欢乐的笑声。天啊！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我要拥有什么样的灵魂，才能对这其中的崇高和堕落都视若无睹！我做梦也想不到，当她把尊贵的头衔赐予那些来自远方、拥有热烈而恭敬之爱的人们时，竟不得不携带解药去抵抗他们内心藏匿的邪念；我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在有生之年，在一个勇士之国、贵族之国、骑士之国，目睹这样的灾难降临在她的头上。我想，若是有人用羞辱的眼光看她一眼，也本应该有千万把宝剑为她出鞘。但是，骑士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诡辩家、精打细算和机关算尽的时代继之而来，欧罗巴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自就这样，伯克傲慢地俯视着法国的灾难，而伏尔泰则艳羡地仰慕着英国的繁荣。而我们，作为一个世纪之后走来的后人，在承认他们身为文学家的杰出造诣时，或许也能感觉到，作为思想家，他们也许离自己的思考对象有点太近了。伯克的论据始终是令人敬佩的，却不那么令人信服；而伏尔泰对英国人大加赞扬的依据，却经常建立在对他们的明显的误解上。
第五节美国领土的扩张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7]
扩张一直是美国的生存法则。通过那些记载了美国领土兼并过程的条约，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个国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获得自己的物质基础的，整个欧洲加在一起才足以比得上它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资源。如果把美国地图平铺在同样比例的欧洲地图之上，使旧金山对准西班牙海岸，那么就会产生以下景象：佛罗里达州占据巴勒斯坦，苏必利尔湖毗邻波罗的海南岸，新奥尔良位于小亚细亚海岸的下方，而北卡罗来纳海岸则几乎能与黑海东端重合。整个西欧都将位于1783年美国的西部边界——密西西比河西侧。这些条约见证了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获得相当于黑海西岸所有欧洲国家面积总和的国土的。
新国家，新边界
自从1763年《巴黎条约和胡贝图斯堡条约》签署之后，美国便不再担心来自法国的进攻，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美国违背了西班牙的意愿，甚至顶住了独立战争中法国盟友的压力，通过1783年条约，从英国那里拓展了本国的边界，使得领土沿着五大湖四周延伸，西至密西西比河，南至佛罗里达，另外还获得了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西班牙则从英国手中收回了它在以往战争中征服的佛罗里达。
但这些边界只是存在于纸上而已，因为英国并未放弃它在五大湖地区的据点。英国声称美国没能执行所签署条约中关于亲英分子和债务的条款，而加拿大官方则鼓励印第安人穿过俄亥俄河去阻挡美国人北上。同样，在西南地区，西班牙拒绝英国把阿利根尼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领土转让给美国，并且凭借其占据新奥尔良的优势，拒绝交出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在美国各个州之间的联盟较为薄弱的时候，西班牙撺掇肯塔基和田纳西两个殖民地的领导人脱离联邦，而且，它也像英国那样利用印第安人阻挡美国前进的脚步。
在华盛顿执政期间，正当美国人在俄亥俄河北岸与印第安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时候，英国一方面担心美国对印第安人远征的目的其实是清除英国在五大湖地区保留的据点，另一方面则担心美国会帮助法国对它发动总攻。1783年，法兰西共和国中断了它与西班牙之间长久的同盟关系，设法让美国政府和西部拓荒居民先后卷入了攻打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的战争中。
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一个结果：1794年，约翰·杰伊奉命出使英国并缔结条约，英国同意放弃西部的据点。
密西西比河之争
西班牙被英美之间的和解下了一大跳，它随后不仅于1795年在巴塞尔与法国休战，还通过同年的《平克尼条约》，承认了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边界，并交出了该河的航行权。而航行权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当地居民只有通过这条河才能把他们的剩余农产品运到市场。
到了1795年，事态已经变得十分明朗：在美国人西进的过程中，作为对手的欧洲国家不断威胁它的北部和南部，干涉其国内政治，利诱其西部居民，美国有成为欧洲国家体制附属国的危险。当时的法国一方面为了维持美国对自己的依赖，另一方面为了给他的西印度群岛争得一个粮仓，于是敦促西班牙交出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并承诺阻挡美国进入这两个地区。
似乎在法国的决策者们看来，阿利根尼山脉最适合做美国的边界。最终，拿破仑于1800年迫使西班牙让出路易斯安那。在等待法国军队到来时，西班牙驻新奥尔良的行政长官对美国商人封闭了密西西比河，整个西部沸腾了。如今这里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了38万，他们声称要武力夺取新奥尔良，就连爱好和平、亲法的杰斐逊总统都暗示自己将与英国结盟，要求法国交出对密西西比河河口的占有权，并宣布：“谁占据密西西比河河口，谁就是我们的天敌。”要占领新奥尔良，就要面对英国的海上力量和美国的进攻，拿破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于是，他于1803年执意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把整个路易斯安那省抛给了杰斐逊，为自己的国库增加了1500万美元的收入，还跟美国交上了朋友。而美国则领土翻倍，拥有了北美大陆大动脉的控制权，从此踏上了辉煌之路。
深入落基山脉
美国拥有的土地越多，西进的胃口就越大。俄亥俄流域垂涎着加拿大，南方则渴望得到佛罗里达——在那里，英国影响着西班牙行政机构的决策。西部带头引发了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在1814年的和谈中，英国想在加拿大与俄亥俄河流域殖民地之间建立一个印第安国家作为中立区，但美国通过条约保住了它之前占有的土地。通过1818年的协定，英美两国把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从伍兹湖沿着北纬49度线划至落基山脉，只剩下俄勒冈地区还有争议，于是决定该地区向双方各开放一定的年限，做到不损害任意一方的权利。
获得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
同一年，美国正给西班牙方面施加压力，令其交出佛罗里达。联邦政府声称，《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也包括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于是，于1810年和1812年分两次吞并了前者。杰克逊将军1818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成功地入侵了佛罗里达，使西班牙明白：自己能否继续保住墨西哥湾这块地方，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心情。另外，西班牙也希望能避免美国承认叛乱的西属美洲殖民地，于是在1819年让出了佛罗里达，在它与美国的领地之间划了一条不规则的分界线，仍然占据着得克萨斯及西南地区的其他领土。接下来，在1823年，美国承认了那些起义的共和国，从此以后，美国要获得大陆领土就只能跟墨西哥而不是西班牙打交道了。1824年，俄罗斯撤回了他对北纬54°40′线以南领土的要求。作为在此之前几次谈判的结果，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将来欧洲干涉西属美洲殖民地，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了著名的“门罗主义”，宣布美洲大陆不再臣服于欧洲殖民，也不接受任何压迫与控制。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美国传教士就进入了俄勒冈地区，当时哈德逊湾公司在英国国旗下统治着该地。美国的移民者，主要是密西西比河流域那些能吃苦耐劳的拓荒者的后代，还在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省建立了定居点。1836年，得克萨斯人起身反抗，宣布独立，并请求加入美国。1842年的《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解决了东北边界问题，却留下俄勒冈地区的命运搁置待议。就在同一年，美国农民开始大移民，他们穿过平原和大山，到达那片遥远的土地，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立刻紧张起来。同样，在得克萨斯也存在着欧洲利益问题，因为从得克萨斯共和国成立到它被并入美国这之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和法国利用它们的影响力保障了它的独立。此外，加利福尼亚也令人忧心忡忡，因为英国已经表现出了对它的兴趣，而此时的墨西哥，却已经因国内纷争而四分五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那些偏远的省份即将从它软弱的双手中丧失。
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打断了美国一贯的扩张趋势，因为就在南方发出警告说自由的得克萨斯有可能被英国纳入保护之下因此要求将其吞并的时候，那些北方辉格党人和反奴隶制人士则被奴隶制的蔓延和新蓄奴州的前景吓了一跳，他们反对在西南部继续领土扩张。但在1844年围绕“收复俄勒冈，吞并得克萨斯”这个问题的大选中，苏格兰-爱尔兰裔田纳西州人波尔克赢得了总统职位，他代表了美国一直以来的扩张精神。根据1845年国会的联合决议，得克萨斯被并为美国的一个州，之后波尔克宣誓就职，随之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如果墨西哥以得克萨斯被吞并为由发动战争，那么要想再换回和平，它将不得不把加利福尼亚及西南部的其他领土也割让给美国。
向太平洋进发
虽然波尔克的竞选口号是“要么54°40′，要么决死一战”，但他还是通过1846年的条约，就俄勒冈问题与英国妥协，同意把北纬49°线作为边界线。同年，墨西哥战争爆发，美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占领了加利福尼亚及介于中间的一些土地。
随着美国国旗插满墨西哥的首都，一场占领墨西哥全部国土，至少占领更多领土的激烈运动开始了。但根据1848年签订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两国将边界沿着希拉河划到该河河口，又从该河河口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为了获得一条通向太平洋的南方通道，美国于1853年通过盖兹登购地案进一步占据了希拉河南岸的一条地带。
就这样，在1846年至1853年间，美国占据了超过1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1848年，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又发现了黄金，后来在这个辽阔的新帝国还发现了丰富得令人难以想象的贵金属、木材和农业资源，但最重要的却是：美国终于在太平洋沿岸立住了脚跟，在这里，它将与这个大洋及其亚洲海岸的命运息息相关。
经过了1850年的妥协之后，南方无法再通过这些新增的大片领土获得好处，于是它试图通过吞并古巴来寻找新的出路，但这纯属白费力气。不过，这些扩张地区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内战，耗费了整个国家的能量。在内战结束的时候，曾经在英法两国举棋不定时给予北方以道义支持的俄国提议把它的领土——阿拉斯加卖给美国，这项提议并不是没有人反对，不过国务卿西华德还是保证了1867年的条约获得批准，通过该条约，美国增加了将近6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
在内战之后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新吞并的这些辽阔领土的经济方面的征服上。1892年，人口普查局局长宣布，人口地图已无法再描绘不断前进的移民点的外部边缘所形成的新的边境，殖民时代正在结束。随着自由土地被迅速占据，美国正逐步拥有像其他定居国家一样的条件。
海岛领地和巴拿马运河
在这一时期，一直以来的扩张运动在美西战争和获得海外领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新的形式。1898年美国承认古巴独立，并且有意驱逐西班牙，从而引发了美西战争；但是，卷入这场战争之后，海军的迫切需求使美国决定征服菲律宾群岛、波多黎各以及古巴，战略上的考虑又使其于1898年吞并了夏威夷。
签订1898年的和平条约之后，西班牙割让了菲律宾群岛和波多黎各，并且撤出了古巴。1902年美国军队撤回之后，古巴获得了自治权。
战争中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俄勒冈号从太平洋海岸出发绕过合恩角去参加圣地亚哥海战的那次航行，推动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由美国来开凿海峡运河的计划。随着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力量的迅速增长，它在加勒比海地区新获得的领地，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惊人发展，使得开凿运河似乎成了一项迫切的需要，几乎成了美国海岸线的一部分。在1901年的《海-庞斯福特条约》中，英国收回了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所设置的障碍，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法国公司的各项权利——该公司之前没能成功地打通巴拿马地峡。1903年，当哥伦比亚拒绝为这条运河签订条约时，巴拿马爆发了革命。罗斯福总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承认了巴拿马共和国，并从这个共和国那里得到了一份于1904年获得批准的条约，该条约把运河区及其他各种权利都给了美国。
就这样，美国逐步消耗西班牙帝国的漫长过程在20世纪的开端达到了举世瞩目的高潮。这些曾经弱小的大西洋殖民地已经赢得了一片横跨美洲大陆的土地，它们还在加勒比海、太平洋以及遥远的亚洲海岸附近获得了一些属国，而且准备好了通过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