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
（1859—1940）
一、早年（1859—1880）
无论我们认为血统和教养，或者更恰当地说，遗传和环境在杰出人物的形成方面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对于陶西格来说，无疑这两者最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们在描述集这个人、这位公民、这位学者、这位教师和这位人民的公仆等多种头衔于一身的人物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相比其他人而言，我们更有必要采取传记者的方法，首先从描述他的双亲的家庭和创造这一家庭的两位杰出的人开始。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的父亲——威廉·陶西格——1826年生于布拉格。他聪明、能干、有教养。那时，捷克和德国的上空因两国的冲突笼罩着层层阴云，而且越来越浓厚。他厌恶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于是在1846年决定移居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之后，他首先去了纽约，然后来到圣·路易斯，并且在药品批发行找到了工作。虽然这是一份简单而且地位较低的工作，但这是当时美国人都喜欢的职业，而且是他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几年之后，他放弃了药材批发商的工作，进入圣·路易斯医科学校学习药物学，在那里，他学到了更多的医学知识，并取得了学位。之后，他在卡隆迪莱特——现在的南圣·路易斯——开办了一家诊所。那时，他常常骑在马背上，带着手枪和药品去看望病人。他的社会地位稳步地上升，曾经担任市长、郡法院的法官，最后担任了郡法院的首席法官。他的诊所的生意相当兴隆，但南北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战火燃烧到他所在的这个州。作为一个坚定的分裂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反对者，1865年，威廉接受了联邦政府税务官的职位。按照1862年和1864年的收益法，税务官为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征税，税务官的收入以其所征的税金为基础，按一定比例提成。因此，只要税务官有耐心，不怕辛苦，就可以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较高的收入。威廉确实做得很好，他的财富日益增加，凭着这份津贴，他开始了他的第四项职业，那就是银行业。
威廉在圣路易斯国有商人银行任副总经理，但他在银行的业绩平平。然而，在银行的客户中，有一家桥梁公司，该公司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建造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威廉参与了这项风险工程，继而成为该公司的财务主管和总经理，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项职业，一项给他带来荣誉和声望的职业。
这一企业从一开始就很成功，最终发展为圣·路易斯铁路终点协会。该协会为所有经过圣·路易斯的铁路建造了联合车站，并用其自有的机车承担起从圣路易斯东部往西直至终点站的全部运输业务。威廉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机智战胜了工商巨头和城市铁路委员会在计划执行过程中所埋设的一切障碍。当一切的事情都经历了，一切的战斗都过去了之后，他顺理成章地当选为董事长，这是一个清闲而高贵的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896年，在70岁时退休。退休之后，他仍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推崇和尊重。他一直活到了1918年。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的母亲——阿蒂丽·沃帕尔——是莱茵河上一个小村庄里一位信仰新教的教师之女。这位教师在1848年的革命中被解职了，因此他的全家移居到美国。威廉·陶西格和这位教师的女儿在1887年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极其美满的。阿蒂丽是一位娇媚的女子，能干又大方，有风韵又性情温柔，风趣又富有感情。她在逆境中给人以安慰，也是威廉·陶西格成功道路上令人愉快的伴侣。她具有极优美的女中音，与她的丈夫共同爱好音乐。她的慈爱像温暖的港湾，在她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家庭中从未产生过任何矛盾。人们很容易想象出这个家的样子，无论是在经济紧张还是后来宽裕的境况中，她都为丈夫和孩子创造了有序而又宽松的环境。三个孩子——弗兰克·威廉·陶西格，在他之前去世的一个弟弟和当他逝世时还活着的一个妹妹——都衷心地爱戴她。这是一个自足的家庭，维持着一个很懂得合作共存的家族。从这一家庭里衍生出来浓厚的家庭观念，对弗兰克·威廉·陶西格来说，在事物的性质上，家庭生活和家庭责任是最基本的东西。
正如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的，他享受了愉快的童年。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他：
“毫无疑问，他在学习上名列前茅，而且他很早就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男孩，手中总是拿一本书，或是为了学习，或是为了消遣。他读书时全神贯注，什么也不能使他分心，除非那本书根本吸引不了他。他习惯于在全家的起居室里工作和学习。……至于学校，我可以肯定地说，大约在11岁以前，他上的是公立学校。随后他在斯密斯书院学习。……在我们的家庭里，经常演奏音乐，我们能够与鲁宾斯坦和温尼奥斯基等艺术家见面。西奥多尔·托马斯每次来圣·路易斯都会住在我们家。弗兰克很早就开始学习小提琴了，当时圣·路易斯一流的小提琴家是我们家的亲密朋友，也是他的老师。当弗兰克升入大学时，他已经是一位极有造诣的小提琴家。在大学里，他经常在弦乐的四重奏里演奏，他还是彼尔瑞乐队的成员之一。音乐是他生平的娱乐和消遣之一……除了在夏季进行短期的远足外，平时他很少外出旅游。”
陶西格与查理士·C.伯林格姆先生之间的终生友谊始于1871年，当他们在斯密斯书院同班学习时。他们一块儿进入华盛顿大学，1876年又一块儿转学到哈佛。系主任查理士·F.登巴尔的直觉是对的，因为他允许这两位学生免试而直接升入二年级，尽管按规定他们必须参加新生入学考试。陶西格租住在牛津大街一座在伯林格姆看来是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在那里他表现出一位杰出学者的风范。他学习了经济学——那时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课程和许多历史课程，并于1879年毕业时以历史学的“最高荣誉”获得者身份参加了毕业典礼。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德国的新帝国》，他曾在毕业时宣读。他还被选入“联谊会”，这是美国全国性的优秀大学生的荣誉组织。有些记录表明在1875年到1879年间，他从图书馆借出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历史和哲学方面的，但他绝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书呆子。他参加了班上的棒球队，参加了划船比赛，参加了6个学生俱乐部和团体。他兴趣广泛，结交了很多朋友，当然这其中肯定少不了他的至爱——小提琴。
在取得学士学位之后，他于1879年8月在他的另一位终生挚友E.C.费尔顿先生的陪同下到欧洲去旅行。陶西格在不久以后写道：“在伦敦共同渡过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分别了。我来到德国，在那儿待了一个冬天，从这年的10月到次年的3月，我在柏林大学研究罗马法及政治经济学。3月，我离开德国，在意大利又和费尔顿会合。我们在意大利共同渡过了两个月，然后经由日内瓦前往巴黎。5月，在巴黎，我们又一次分别了，费尔顿在回国途中又到英国去，我就到欧洲各个地方去旅行，主要是奥地利和瑞士。”在欧洲旅行期间，他在纽约《民族》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位年轻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为了能进入法学院学习，1880年9月，陶西格回到了哈佛。当时他没有确定把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觉得法律同样重要或更重要一些。后来，他接受了学校艾略特校长的校长秘书一职。虽然工作很繁重，而且不是专职工作，但他被引入了大学行政管理和大学政治这个神秘的领域。于是，他开始担任这项服务工作，并且在以后的60年生活中，一直以此为中心。
二、事业上升期（1881—1900）
陶西格决心学习法律，这一决定使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耽搁他的秘书工作，从而有更多的精力去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特定题目是美国关税立法史，这一选择表明在他的思想中历史成分所占的重要性。当时像陶西格这样对科学具有强烈兴趣的人都认为，经济政策等重大问题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历史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关重要。我们在这里需要——以后也将需要——特别强调两点：毫无疑问，陶西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很伟大的理论知识的传授者。后来出现的那些崇尚制度学派的学者，同时也是他的理论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制度问题是陶西格研究的重要部分。他们不仅尊重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且认为与其说陶西格是一个对手，不如说他是这方面的先驱。对他来说，经济学永远是政治经济学。他所接受的早期教育和他所使用的一半研究工具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而且它们主要是历史的。简言之，他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历史、法律、政治等方面无所不包。凡是熟悉他的人，没有一个不赞扬他根据社会学背景和历史背景来观察问题的这种能力。
他选择的国际贸易课题，也说明了他彻底的历史主义精神。他于1882年得奖的那篇文章《美国实施的对新兴工业的保护》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于1883年刊印成书——这是一部很成功的书，第二年就需要再版。这本书包括的理论很少，但运用了他擅长的以事实为基础分析问题的方法。附带的，这一著作还有极其典型的、我们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这一方面预示了陶西格日后在关税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他杰出成就的重要方面。这就是构成他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极其重要的因素的那种均衡和成熟的判断力，这在他只有23岁时所写的这本书里就表现得十分惊人了。由于美国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措施，陶西格对美国的关税立法持怀疑的态度。诚然，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也不是一位自由贸易论者。他坦率地接受在他看来是站得住脚的保护主义论证中的所有理论——特别是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从来没有试图驳倒它。他也不会像拥护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所习惯做的那样。那不是他的方式。他以实际而又公正的精神研究这一问题，就像他研究任何其他问题一样。
在以后十多年中，他的创造性工作借着这个幸运的开始一直顺利地进行着。在《对新兴工业的保护》之后，他又出版了《现行关税史（1860—1883年）》（1886年）。这两部书发展为《美国关税史》（1888年，以后陆续刊行了许多版，直至1931年的第8版）。这部理论著作使他一举成名，并且成为美国在该领域中的第一位学术权威。事实上，作为一位政治的和经济的分析家，在任何领域中都难以找到像他这么杰出的人。他在那个时候所写的大多数文章也都是围绕关税问题进行讨论的，但那个年代中大家关注的其他问题也同样吸引着他，并且他对其中两个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白银问题的政治和经济方面似乎深刻地打动了他。由于他对政治、经济知识全面、彻底的掌握，所以他从1890年开始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1891年，他出版了《美国的白银情况》，这本书成为反白银学派的标准著作，并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1891年，他还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对于铁路运费理论的贡献》。与他在1893年前发表的所有文章不同的是，该文采用了纯理论的论证方法，但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也是和“实用”问题有关的。的确，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充分地掌握了当时经济学方面所有的分析工具。但是他虽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些工具，但是直到30岁之后，他才对这些工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84年，他为爱密尔·德·拉维莱德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书的译本撰写了序言，从而也表明了他对传记的相当大的兴趣。该序言可能是当时的陶西格方法论观点的唯一反映，也从其他渠道增加了我们对陶西格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观点的认识。作为伟人，陶西格具有鲜明的个性，这在这篇序言里也有所体现。大多数人在这类的序言里会只写一些奉承和赞扬的文字，或者根本不去写它，但陶西格不是这样的。他除了用简洁、朴实的文字表示赞美外，还用极其礼貌的措辞表示了他的批评和异议，并且指出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他真诚地指出，拉维莱德的一些观点“缺乏可信度”。他之所以推荐拉维莱德，是因为后者不像别人那样完全“脱离了所谓古典体系”。陶西格有保留地同意该书作者对放任主义的批评和对政府干预的拥护。虽然陶西格认为拉维莱德的人道主义色彩过浓，但赞扬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做法，并支持概述总的内容是正确的，但有一章缺乏“深刻的论证”。
从陶西格自己所发表的作品来看，第一次表现出一个理论家对理论的兴趣的迹象，是他在1898年发表的作品。他在这一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丛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关于李嘉图的解释》和《马歇尔教授的价值论和分配论》——非常肯定地确立了他理论的导向。第一篇论文凝练地告诉我们，在陶西格看来，李嘉图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们从这个杰出的理论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推断出，在陶西格生活的年代，为什么李嘉图的唯一竞争对手是庞巴维克。陶西格欣赏并吸收了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因此，在理论风格上，这三位伟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基本的相似之处。第二篇论文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他在当时和以后与马歇尔的理论结成联盟，并把马歇尔的理论作为自己课堂讲义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目前，我们将只讨论189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显示出陶西格的创作在理论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另外两篇文章，即《利息和利润的关系》和《德国经济学家手中的工资基金》。这两篇文章是当时他正在撰写的《工资和资本》一书的两部分，它们也为这本在1896年出版的书的整个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1897年，他的《货币数量理论》一文由美国经济协会发表，这为日后“陶西格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谈一谈陶西格在大学里的事业。很明显，1881年到1896年对陶西格来说是艰苦奋斗的年月，因为他给自己增加了更为严格的专业活动。在这段时期，他是《公共服务档案》编委会的成员，他在《波士顿先驱》《广告人》《民族》等杂志发表文章，还参加科布顿俱乐部和马萨诸塞改良俱乐部等社团的一系列活动。毫无疑问，这一切对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来说都已经超出了体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但他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没有多少消遣和休息的机会，虽然他似乎能够找到时间来维持他在音乐方面的兴趣。
在同一时期——或者具体地说，在1882年3月——他被委派为1882—1883年的政治经济学讲师；由于这一学年里唯一的政治经济学正教授查理士·F.登巴尔不在，所以这一委派的重要意义大大提高。这尤其意味着概论课程（现在的经济学课程A）委托给这位青年了。
现在我们已经第二次遇到这位杰出的人的名字了，任何陶西格的传记都不能不提到他。登巴尔不仅是第一位介绍陶西格进入这一学科领域——日后陶西格成为这一领域的学科领导人——的卓越导师，如果我们拿他的一些论文与陶西格早期的作品相比，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格调、文风，还是写作方法上，两者都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是登巴尔教授预见了陶西格的未来并选择了他。登巴尔曾经是《波士顿每日广告报》的主编，当校长艾略特说服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时，他已经隐居田园。那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弗朗西斯·鲍恩教授作为道德哲学课的一个部分来讲解。由于陶西格在登巴尔讲授的一门课程中担任助手，所以我们很可以认为陶西格之所以取得讲师职位是和后者的推荐大有关系的。
在登巴尔返校之后，由于论资排辈的原因，陶西格的前景明显变得黯淡了。那时候处在哈佛阶梯最低层的任何真正能干并且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似乎都面对着——就像现在一样——一种困难的抉择问题：是把无限多的时间花费在一个不太满意的职位上，还是去从事更具吸引力的其他职业？陶西格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1883年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一方面在同年8月接受了兼职讲师职位，讲授关于关税立法的部分课程；另一方面打算花3年的时间进入哈佛学院学习法律，然后再去实习。这种安排一直继续到1886年6月他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此前（几个月之前），他拒绝了哈佛大学任命他为专职讲师的邀请，而接受了为期5年的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的工作。
因此，从纯粹的名利观点来看，改行到司法界是一个损失——因为它本是未雨绸缪的手段，而最终证明这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有责任强调指出在陶西格的思想装备方面法律锻炼所做出的贡献。首先，法律锻炼对陶西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必须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在其研究的领域内有所建树，目前尚无定论，但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却是一个可能实现的目标和合理的理想。其次，法律锻炼在那时也许是提高经济学家逻辑思维能力的最好的可以利用的方法。最后，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法学所讲授的内容，肯定与经济学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如果把罗马法包括在学习的范围之内，那么在研究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好处必然是不可估量的。陶西格正是这样的人，他能够充分运用这些好处。法律的烙印实际上既存在于他的教学工作中，也存在于他的研究工作中，任何善于观察的人都能够看到这种关系。
他在1886年秋天就担任助理教授了——实际上承担的是正教授的责任。关于关税立法的半年课程照旧进行，那些一般的基础性课程也都由他讲授。而他的著名的以后被称为“经济学II”的课程也开始了它的光辉发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课程也不时加入他的授课内容中。
在适当的时机，他被升为正教授（1892年），1901年，新成立的亨利·李教授职位机构也授予他教授的职位。当时他写道：“我希望能够住在剑桥并为哈佛工作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刻。”但是实际上1886年的委派对他的一生起着决定性作用，陶西格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从此以后，他安定下来了。在1890年的课堂报告里，他以坚定的口吻说，从1886年以来，他就过着“大学教师的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这反映出他对当时的生活比较满意。有一次，他在学校的校庆会上这样说：“我非常幸运地被及时选定参加本校建设250周年的庆祝会。作为全校最年轻的高级教师，看来我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参加学校300周年的庆典。”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哈佛怀有深厚的感情。
1888年6月29日，陶西格在纽黑文的埃克塞特和来自波士顿的伊迪丝·托马斯·吉尔德小姐结婚了。他们的儿子威廉·吉尔德·陶西格生于1889年。那年夏天，他在当时大家叫作诺顿住宅区的地方修建了住宅（斯考特街二号），希望“在这里长期过着和平而宁静的生活”。其长女玛丽·吉尔德（以后和杰拉尔德·C.汉德森结婚）生于1892年，次女凯瑟林·克劳（现在是莱德弗·奥比博士的夫人）生于1898年，三女儿海伦·布鲁克斯（若干年以前就是医学博士了，是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儿科专家）生于1898年。
除了教学和搞科研之外，他还不停地参加各种活动。他经常写一些文章反对白银的自由兑换。1893—1894年，他成为剑桥学派委员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政府税收法令委员会的委员、波士顿商会印第安纳波利斯货币公约组织的代表等，他还参加了在大学里不感兴趣的行政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888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协会的会员；1895年，他被选为英国经济协会（皇家经济学会）的美国通讯员。这些事情在一个平凡人的生活中可能是重要的，但在这里叙述它们只是为了让为数众多的对陶西格感兴趣的朋友和学生能了解他的完整经历。为了他们，我们还要补充一点：1894—1895年的休假时间，他是在国外度过的，其间有两个月在卡普里，另外两个月在罗马，在这一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意大利的有关书籍，进一步强化了专业知识。
当他回来时，许多工作在等着他。他所在的经济系迅速地成长着，上基础课的学生已经超过500人了。他觉得给这500名学生上课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但是他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接触大量的大学本科生的令人振奋的机会”。但事实证明，更大的满足来源和更大的令人鼓舞的服务机会，是他被任命为《经济学季刊》的总编辑。1889—1890年，当登巴尔不在时，他曾经临时担任这一职位；从1896年起到1935年为止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最后，我们借助于从他1895年的课堂报告中摘录的一段话，给他这个阶段的工作做一个恰当的总结：
在大学政策方面，我坚决主张把大学缩短为三年制，并稍微修改入学条件的规定，对于希腊文不再给予任何特别的重视。……在政治上我是令人头疼的中立者（无党派人士），我期待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并希望这个政党将公正地主张合理的关税、健全的货币，尤其重要的是改革行政制度和建立忠实的政府。
三、中年（1901—1919）
尽管已经42岁了，但陶西格并没有感到自己有衰老的迹象。在他的生活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急躁或狂热的情绪。他依然享有极高的声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志向。但即使这样，虽然他在体力上完全应付自如，可是他忽然发现自己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衰弱。这种疾病在教授或以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群当中发生的概率较高。为了完全放松自己，他请假到国外休养两年，他先在奥国的阿尔卑斯山的梅兰度过了一个冬天，然后又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度过了另一个冬天，其间的那个夏天（1909年）是在瑞士度过的。这样，他恢复了体力，避免了一场灾难。从1903年秋天起，他重新回到哈佛开始了自己的教学工作，并同时继续从事《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此后，他被选为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在1904年到1905年他都担任这一职位。但也仅此而已：1901年到1905年在他的学术成就史中是一段空白时期。
1905年年底，他又恢复了从前的状态，重新成为一名教师兼学者。这一期间，他充分地发展了他的教学方法，他高超的教学技巧也使他在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在科研方面，他在最初选定的国际贸易领域中继续进行钻研，这些年中他所写的大多数论文都属于这一领域。他的努力并不是徒劳的，并且收获颇丰，这表现在他那本于1915年首次出版的《关税问题面面观》一书中。这本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杰作，运用了大量产业界的事实进行分析。
也是在1915年，陶西格到布朗大学教学，并以“发明家和会赚钱的人”为题把讲稿发表出来了。此书是他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成果的汇总，而且他也是最有资格写此书的人。这个一般的研究领域可以称为经济学的社会学或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制度的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建筑于制度背景上的对个人或集团行为的研究。在这一广阔领域里，关于企业家类型和行为的现实分析，是陶西格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陶西格在这类问题上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血。
但是从1905年到1911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写作《经济学原理》——这是“许多年教学和深思熟虑的结果”。这部作品分为两卷，于1911年问世。它一经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正如它所应得的，它成为最广泛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它是杰出的教授法的成就，表现出一位卓越的教师的业绩及智慧，无论用什么言辞都不足以形容它的成功。而且陶西格不仅承担了讲授事实和方法的责任，还教授了态度和精神。他承认经济学家的权力和职责是判断公共政策、引导公众舆论、确定合理的经济目标。有关这个问题，虽然有人持怀疑态度，但他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并且以他生来固有的强烈责任感来履行这一职责。和马歇尔一样，他宣讲的是那个时代的真理，并且要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按照教学的最高标准来教授，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像亚当·斯密一样，他坚信传授经济学就是传授人类的美德。为此，他进入了那个伟大经济学家的长长的行列中。
但这不是他的全部成就。无论对与不对，一般人都认为教科书是传播已有的研究成果。当然，关于整个领域的有系统的研究，这类成果是必不可缺的。但陶西格的论著，却在极大的程度上，包括他自己挖掘出来的资料，并且主要是系统地叙述他自己思维的结果。这一点在他写的第4本关于国际贸易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关于国际贸易的最好的论著之一。在较小的程度上，在第3卷的许多个别论点上（货币与银行），在第6卷（劳动），在第7卷（经济组织问题，如铁路、产业组合、公共所有权和统制，以及社会主义），以及在第8卷（赋税）里，都反映了他很多个人的见解。
他的第一本书《生产组织：财富与劳动、劳动分工、大规模生产等》除了用传统的方式全面介绍经济学学科外，还在“资本”这一章里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这些意见以后在他的第2本书《价值和交换》和第5本书《分配》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些书里，陶西格提出了他个人关于我们现在所谓古典体系的意见。这一体系也标志着经济学的教学从老的古典著作（斯密—李嘉图—穆勒）向现代理论著作研究的过渡。他把他的理论体系建筑在《工资和资本》一书中已经奠立的基础之上。在其间准备的年月里，他稳步地发展了这一基础——主要是通过他的《资本、利息和收益递减》（《经济学季刊》，1908年）和《工资理论概要》（《美国经济协会会议录》，1910年）等文章。这些文章中的许多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思想家都无法接受的。但这些成果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他在马歇尔和维克塞尔等一流的著名经济学家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他的伟大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最终定稿工作是在一片忧伤的气氛中完成的。陶西格夫人的健康曾一度令人担忧。1909—1910年，陶西格休假一年。这一年他们是在纽约州的萨拉纳克渡过的。1910年4月15日，他的夫人在那里与世长辞了。
但是他仍然一心一意地继续进行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常引用的一段话，也是他在1914年学位授予典礼上所做的报告中的一段名言，可以准确地勾勒出他在1917年以前工作与生活的画面：
“过去的七年间我的生活是安静的，夏天到我们在科都伊特的别墅去避暑，冬天留在剑桥工作。我则继续讲授几乎和前些年相同的课程，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倾注于经济学这个科目的第一门课程，即‘经济学I’，现在它成为大学课程中最大的选修课。我们系的政策，当然也是大学的一般政策，是不将学生众多的普通课程交到青年讲师的手里，而把它们交到年岁较大、经验较多的教师手中。”
1912年春天，他曾到欧洲进行短期旅行，并作为波士顿商会的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商会大会。同年9月，他以计划委员会代表大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国际商会代表大会。
1917年年初，他短暂而出色地担任了一个新的职务：关税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他一共担任了两年半。他的天性决定了他乐于为社会服务，而且他一生都是一个优秀的公仆。
领导一个新的公共机关、制定它的精神和它的日常工作制度，并创设一套新的惯例，乃是在公共行政学中所能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但在美国表现得尤其突出，因为任何新设的机构都难以排除顽固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在美国的行政条件下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项工作，无疑证明了陶西格不同寻常、强有力的个人魅力，而且考虑到这一机构的半科学半司法的职能，陶西格是最恰当的人，并且他从各方面来看都是绝对成功的。关于这一委员会的正当职能，他认为委员会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然后再采取谨慎的步骤由研究推进到提出建议。同时，他还认为，对一些不法事件，必须采取法律手段，而不是仅仅以片面的报告来敷衍。这样，关税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之下，对《关税法案》所列的一切重要商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便在有修改的机会时能够向国会提供可靠的资料。
他的另一个计划是修改《海关行政法规》，这些法规是从1799年驿站马车时代遗留下来的，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现实状况。委员会的建议后来被采用了，实际上是全部被采用了。
此外，他还提出了设立自由港、自由区的报告及国与国之间提供互惠条件、签订贸易协定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不仅是优秀的著作，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工作，代表着他个人的意见。由于他思维开阔，广泛吸收各种合理的意见，所以他并不是靠其行政上的职务成为杰出的权威人士，成为他所研究的领域的领导人的。对此，在他辞职后不久，关税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第三个年度报告》中这样说：
“陶西格博士在1919年8月1日辞去他的职务，这使委员会遭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多年来他对于美国关税历史和关税政策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当代美国人。他关于这些问题的几部书和大量论文对广大学生和立法者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同时，他在其他领域的造诣、对商务的了解及与商界人士的广泛接触，使他的著作和论点克服了专家们通常犯的知识面狭窄的毛病，使他能够正确预见关税政策及其实施细则的意义。它既有学者和理论家的眼光，又有实际工作的知识及判断力。他把理论与实际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强有力的个性和充沛的精力，使他被总统任命为关税委员会的主席，这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可，对委员会正确、公平和有效地开展工作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凭借自己的智慧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计划与实施、调查研究、收集意见和提供指导等工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随着美国的参战，陶西格的责任迅速地扩展到关税委员会职责范围之外。他成为战时工业局定价委员会的委员，曾有一个时期他任职于粮食管理局的谷物部及其下属的一个肉类包装工业委员会。他很快就感到负担过大，必须减轻负担。但是由于威尔逊总统的请求，所以他保留了他的定价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和自己的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威尔逊总统充分地认识到与这样一位能干的、热心公益和无私的顾问合作的价值。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早在1918年1月，陶西格就一些超出自己职责范围的问题向总统提出了建议，特别是关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的问题。这样，他被聘请参加和约顾问委员会就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事了。同样极其自然地，他参加了这一委员会所属的关税和商约委员会，他还作为发起人，出席了经济条款一般委员会的会议。总之，他在国内或国外事务的很多方面都提供了帮助和建议。
他曾怀着一种不怕任何报复和困扰的心情，坚定地代表正义和公平的一方，远赴巴黎，参加巴黎和会。毫无疑问，他的许多个人观点来自于他的官方经历，他真正做到了坚决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且巧妙地避开了许多不合理的要求。但他的工作产生的影响究竟有多深远，我们将永远无法知晓。同时，除了他在题为“巴黎和会经历记”的讲演中对波士顿一些神论协会所发表的一些看法以外，我们也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他对和约的一些不合理的条约究竟有什么想法或感觉。他在这些月份中所写的愉快而近乎闲聊的家信里，只说到一些他的每日工作和观察。也许他所做的与所想的部分来源于他平时的闲谈，但他从不谈及自己所担忧的工作。针对别人对他的批评，他总是保持沉默。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对此感到遗憾，但这正是他的高尚之处。他的言行都是受深刻的责任感所推动的，从不会使他的合作者失望。
在1919年6月回国之前，他就把脱离关税委员会的辞职书交上去了，实际上该辞职书是在8月生效的。但是从1919年到1920年，他还在总统的工业协会工作，并在食糖平衡局工作到1926年。
四、元老（1920—1940）
60岁时，陶西格回到了哈佛，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声望和威信日益提高。他怀着年轻人般的热情，继续完成他早年“在剑桥生活，为哈佛工作一生”的誓言。
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愉快地工作，有时进行轻松的、短时间的散步，到了夏天他还会去科都伊特进行长时间的游泳，晒日光浴，晚上偶尔也会欣赏一场音乐会。而更多的时间，他是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并且主要是从事科研工作的那些人。他的强烈的个性使他成为聚会的中心，以致这些聚会常常带有某种他的课堂的风味。他的愉快而豁达的性格通过庄严而含蓄的外表表现出来，从而使他成为受人敬爱的领袖。他那闪光的美德、活泼的风格和他本人有点守旧的作风，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1918年，他和劳拉·费希尔小姐结婚了，她的和蔼可亲在以后的十多年当中使得他的家庭十分安乐祥和，而且使那些对这位伟大的学者充满了敬佩之情的年轻人感到无比欢欣。
在他的整个职业活动里，《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该刊物已经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他也成为《经济学季刊》的顶梁柱。《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工作，给了他一个向世人展现他的工作与成就的机会。从1896年到1938年，在这40多年的时间里，除了他精神衰退那两年和几次短期的中断外，为了《经济学季刊》的发展，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阅读和批改手稿、约稿，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等事务中。而且，在1929年A.E.门罗教授参加这一工作以前，除了秘书的协助以外，他几乎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工作。他的成就是惊人的，而这无疑归功于他为保证《经济学季刊》稿件的高质量所做的努力。可以说，《经济学季刊》为全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样的成就是罕见的。实际上在我们的领域中，能够达到陶西格水准的编辑，几乎很难找到第二个。要寻找他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秘诀，首先要了解他的性格。在他的性格中，能力和宽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他很有把握地领导《经济学季刊》，而拒绝让各个委员会来妨碍他的工作。虽然他偶尔也征求意见，但他能独立于这些意见而自己做出决定。在一般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并坚决主张自己意见的人，易于失之偏狭和变得独断，但陶西格是一个例外。他往往一眼就能看透来稿质量的高低，根据稿件的质量决定是否采用，至于作者论述的方式或结论是否符合他的口味，对他来说无关紧要。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对有关数学的稿件的处理。他自己对数理经济理论，即使不讨厌，也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可是他仍然欢迎这方面的高质量的稿件，尤其是亨利·T·穆尔的投稿，并且在他担任编辑的最后一年，他愉快地接受了这方面前所未有的技术性最强的作品。还不止于此。由于精选作品的苛刻习惯，他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所有科学期刊的编辑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缩小刊选作品与大众口味的差距？一方面，他希望《经济学季刊》的讨论内容符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另一方面，他更乐于致力于讨论按照一般原则来处理与解决的问题，他试图寻找——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找到了——人们会永远感兴趣的话题。关于时事评论问题，他特别喜欢经过仔细选择的书籍的评论文章，从而避免了一个编者所面临的困难。
就是这样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编辑，后来成了一名职业教师。但是当我们回顾那些年月时，所想到的是作为哈佛学生的教师的他。我们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堪称无与伦比的工作中。他在该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他关于经济问题的总体看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自己的匹敌者，甚至是比他更优秀的人。但是作为教学艺术的大师，在这一领域中，本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教学方法。
我们已经知道，他那激动人心的讲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当过导师，他是一位鼓舞人的讲课者。但他之所以成为世界知名的教师，是和他的教学理念相联系的。从1928年起他专门教授理论知识，特别是他心爱的（研究生的）课程“经济学II”。这是一门介绍美国学者的经济思想的课程，后来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和学院中广泛地被采用。他的成功还在于他采用了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即先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科学地提出讨论题目，然后再决定讨论方式。
他是最早认识到以下事实的人当中的一位：经济理论像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部分一样，不仅仅是方法论或哲学的宝库，而且是用以分析现实生活中经济模型的一种工具，因此，老师应该向学生传授的是对待事物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习惯和针对事实发现问题的艺术。但仅仅懂得这种工具是不够的，学生必须学会如何运用它。陶西格自己喜欢把他完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叫作苏格拉底的方法。在每一次班级讨论会上，他总是针对某一特定问题要求学生展开讨论。令人佩服的是，他总是知道如何使讨论变得生动有趣，让他的学生们争辩个明白。在陶西格的指导下，每次讨论都获得了圆满成功。有一次，他从他的课堂讨论会回来时告诉一位朋友说：“我对我今天的做法感到不满，我自己说得太多了。”
在选择授课内容方面，陶西格总是选择介于过去和未来学说之间的中间课程。在他那个时代，往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在1776年和1848年之间卓越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当他教授以马歇尔主义为主的现代理论时，总是不忘考虑古典经济学的背景。而且在那个时代，各种经济学说层出不穷，他密切注视这些理论的发展动向，只要该理论的基础是经过他的研究后站得住脚的，就介绍给学生。这一方针和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巨大成就很有关系。他避免只会使少数人产生兴趣的过度的精密，同时坚决摒弃肯定正在成为过时的东西。
学生们深深地爱戴他，他讲的课具有很高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远远不足以说明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除此以外，他还成功地把他的宽大精神和他的高度公共责任感，传播给每一个接近他的人。
像从前一样，他的最后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从他于1920—1934年发表的近60篇科研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当然，其中也有他在关税委员会工作和对战时与战后问题方面研究的成果——这些经验不仅提供了进行有意义的实践和验证他的观点的机会（顺便说一句，这些观点比反对“古典”学说的观点要有意义得多），而且也引出了新的发展。他的一本名为《自由贸易、关税和互惠》的论文集于1920年问世。192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国际贸易》，他从此不再教授这门课程，但他仍然对它有兴趣。
这部论著包括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暂不介绍。但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反映了陶西格无与伦比的清晰思路，包含了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教学的成果，这部结构严谨的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创立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以后的理论学家排除了许多障碍。就其内容来说，它扫除了现代理论家面临的障碍。他采用多种方法，提出条件假设，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脱离大量的附加假设条件，该书中的论点将难以站稳脚跟。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使得许多人认为陶西格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之一。但他对这类分析方法从未产生很大的兴趣。他使用手头上所发现的任何工具来补充他的理论，哪怕这种工具是李嘉图的，它的使用者在一些方面也远在他的时代之前（参阅他关于原料国际分配的远大计划）。他在他真正感兴趣的实际问题方面的成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名家们不愿舍弃过时的方法往往不足为奇，但过时的工具在这位大师手中居然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却不能不使人叹服。
但是这一理论并非陶西格的全部成就。它甚至不构成其成就的主要部分。撇开他的广阔的视界、渊博的智慧和他对政治关系的敏锐分析不谈，而只考虑他的成就的纯粹科学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欣赏他的工作方法和以计量经济学的精神领导他的许多学生去工作的方法：“理论”要有“事实”的证明，或者用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说，理论要用实际事例来验证。在这里，还要指出他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虽然只是简单的应用，但这也超过了一般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另外，他用经济史作为工具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从而使经济史学家更懂得经济理论，使理论家更了解历史。
第二，1932年他与C.S.乔斯林博士合作完成的著作《美国商业巨头的兴起》，树立了他工作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我们已经看到，陶西格对我们叫作经济的社会学的兴趣逐渐增长。个人的行为和动机首先吸引着他，此后他研究的方向有所转变。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应由社会选择其领袖，他是其中之一。这些领袖的组织及其活动对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如封建社会的武士对社会的发展与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他做了大胆而富有篡改造型的尝试。他还通过调查问卷，广泛搜集关于白手起家者或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工业中的作用如何这一问题的材料。不管我们认为陶西格根据这样搜集到的资料做出结论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通过从各个方面观察问题，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天才的创举。
第三，在他出版发行的理论文章中，我们还必须提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对于成本曲线的研究》（《经济学季刊，1923年》），这篇文章值得一提是因为近年来这一课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篇文章是他在关税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总成本曲线理论。的确，这一特殊理论并未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它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第二篇文章《市场价格是确定的吗？》（《经济学季刊》，1921年）是对科学思想的又一促进。据我所知，陶西格是第一个面对以下事实的人，即如果在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那么经济学理论迟早将由静学向动学发展，由研究一般均衡向纵深发展。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倡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但当“不可避免的结局”——他这样叫它——开始投出它的影像时，阴暗的日子就逐渐向他逼近。从1932年开始，陶西格就没有什么大成就了。在课堂上他的工作仍然是杰出的，但慢慢地他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对于他这样性格的人——认为生命就是工作这样——来说这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痛苦。但他没有踌躇。1935年，他辞去教授职位，并于1936年辞去他的编辑职位。后来他关于自己的退休这样写道：“对于我的辞职，我的同事和朋友说他们感到遗憾，他们的善言使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我的夙愿——当人们还能够比较坦率地说‘可惜’的时候退休，而不是等到他们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是时候了’的时候才退休。”
令人欣慰的是，当他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项工作。他的《经济学原理》长期以来就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由于第3版的修订（1921年）是突击进行的，对此，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满意。加上1914年以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几乎任何题目的论述都不同往日了。因此，后来他把他剩余的精力致力于对这本书的第4次修订，这一工作无疑是艰难的，他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全的重新编写。另外，他还彻底修改了第3卷《货币银行学》和第5卷《分配》。他得到了一些能干的合作者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最后的修订。1939年8月，他完成了该书的序言，从而结束了该书的修订工作。新修订的著作的一般结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没有改变，理论结构的基础也没有改变。
他这样做是明智的。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陶西格的工作具有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这一地位是永远不可能消逝的。想用毫无特征的折中主义来抹去它的鲜明的特征是不可能的。结合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美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首先是汉密尔顿及其他像他那样充满着智慧、具有实践知识的专家，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仅对经济学进行哲学的讨论，还对其他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在美国仅仅是开始，还未形成气候。接着出现了丹尼尔·雷蒙德类型的拥护贸易保护主义的斯密派，以后又有像亨利·凯里这样有创造性但缺乏锻炼的思想家。在南北战争及战后，经济学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了，首先是缓慢的发展，但后来就发展得很快了。陶西格的名字，与任何其他人的名字相比较，对促进这一发展起了更多的作用。但在他成长的年代里，像其他习惯于进行认真思考的人一样，他按照穆勒的方法学习英国的著作，并学会了一些基本理论，这一点与马歇尔相似。但是任何思想敏锐的人在阅读穆勒的著作时，都不会看不到李嘉图的更伟大的形象在上面俯视着。在李嘉图那里有着一种陶西格认为能够接受的指导精神，但他不是以模仿的精神而是以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来接受它的。在从李嘉图的工具出发的其他人——其中包括马克思——面前出现的同样困难，也一定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努力研究李嘉图名著的第1章的第4部分时，他接触到了庞巴维克的理论，这对他详细地阐述资本额与工资理论提供了很大帮助。像马歇尔一样（马歇尔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他也不喜欢效用分析——只是在程度上较小而已。陶西格认为，用“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这个概念就能毫无困难地描述他的工资理论，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马歇尔都采用了适用于19世纪90年代理论体系的古典学派分析法，即尽管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他们仍采用简单的曲线来分析问题，都采用推理法来研究历史问题，而且强烈希望解决当时的热点经济问题。正如他们所做的，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但在涉及理论问题方面时绝不委屈就全。
《经济学原理》新版完成以后，给陶西格的生活留下来很大一段空闲时间，他不断努力想要把它充实起来，可是没有办到。但他并不虚度光阴，他永远觉得还有需要他做的工作。但由于健康原因，他很快就不能坚持工作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始描述他父亲的一生。尽管这对他来说很费力，但他一直努力着，他是一个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的人。事实上，很少有人的遗作像他留下的那样值得保存。
但是虽然到了最后的日子，他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老年人常有的不便。他仍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耳聪目明，还有充沛的精力去散步和游泳。他没有任何思想包袱，与往常一样，在科都伊特的家中度过暑假，新学期开始再回到剑桥。1940年夏天，他在剑桥患病，昏迷一个多星期，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1940年11月11日，陶西格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