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第一节“大叛变”
社会主义政党作为第二国际的成员，为了预防战争的发生，做了它们能做的所有事情。不过当战争仍然爆发时，它们急速的重新集合在它们的民族事业下，的确让人惊奇。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比英国工党成员还要果断。当然，一定要记住，每个交战国全都深信它在进行纯粹防御的战争，因为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国家眼里，任何一场战争都是防御性的，或者起码是预防性的。并且，假如我们回想起社会主义政党拥有宪法赋予的不可置疑的投票反对战争预算的权利，以及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总的道德规范内没有拥护国家政策的义务——实际上在全部交战国里与社会主义反军国主义根本无关的人都反对战争——看来我们碰到我们可疑地引证马克思或引证倍倍尔和冯·福尔马原先所做的假如他们的国家遭到攻击他们将进行保卫的宣言不能解决的问题。回想起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的正确教导应该是容易的。另外，保卫祖国的意思仅只是参军尽自己的义务，并没有投票支持政府和加入“神圣同盟”的意思。在战时内阁任职的法国盖德与桑巴和比利时的范德费尔德，以及投票赞成战时预算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就这么对他们国家要求的效忠，做得比当时普遍理解的还要多。
实际上这点是大家都感觉到的。保守阵营感觉到它。德国保守派人突然开始用特别谦恭的话语谈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阵营中依然对信仰保持初始热情的那些人也感觉到它。在英国，麦克唐纳不仅没有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甚至丧失了在工党中的领导地位，最后丢了议席。在德国，考茨基和哈泽于1916年3月离开了多数派，并在1917年组织独立社会民主党，尽管该党大部分重要党员在1919年回到原来的党。列宁宣告第二国际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事业被出卖了。
这里是有一定真理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部分人来说，处于十字路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经不起考验，它没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信条、口号、最终目标、组织、办事机构、领导人并没有改变。大叛变之前它们怎样，大叛变之后仍然怎样，但是它们所体现和支持的东西全变了。经过这次十字架上的考验之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不再能够用与以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那些政党。那些政党本身也已经走出它们的象牙之塔，它们已经证明对于它们而言，国家的命运比社会主义目标更加重要。
不过，像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来没有置身于任何象牙之塔的那些政党的情况就不一样。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政党，它们的情况由从不认真看待那种革命滑稽戏的观察家看来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就德国党来说，非常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个“社会叛徒”（人们给它的绰号）仅仅是从非现实主义的云端走下来的，国家的危急状态把它教会要用脚站在地上，而不要用头站在地上。有些人还要说，这完全是值得称赞的事情，根本不是叛变。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观点，不可置疑的是这种新的负责任的态度大大缩短了1914年前好像横亘在它们跟所有政党自然目标——官职——之间的很长的道路上。我的确从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这种打算，对他们决定不在资产阶级社会做官的真诚从不怀疑。不过事情很清楚，他们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立场，让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假如我能够这样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与别的政党不同，他们没有大声呼喊着要离开从而对自己的名誉造成损害。不过他们也没有在危急时刻舍弃他们的国家。
第二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发展的影响
（1）所有以失败告终的重要战争都会动摇社会结构和对统治集团的地位构成威胁，军事失败造成的威望丧失是一个政权要生存下去的最不容易对付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条规律有任何例外。不过逆命题就不是那么肯定。除非胜利来得迅速，或者不管怎样它像德国在1870年取得的胜利那样与统治阶层的政绩有突出而清楚的联系。否则，即使在战胜的情况下，经济上、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衰竭，必然会对各阶级、各集团和各政党的相对地位产生影响，本质上跟战败所受的影响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点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在美国，战争努力的时间不长，消耗不大，不足以表明这种影响。就算在美国，对战争负责的政府在竞选中惨遭失败。在全部其他战胜国中，统治阶层的威信及其对人民的驾驭能力，没有加强而是遭到削弱。德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交上好运，它们取得权力，或者不管怎样获得官职。在德国，社会把中央机构的控制权硬塞到社会主义党的手中。尽管为了争理论上的面子，党内一些人及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坚持说是通过了一场革命，实际上他们是应邀请——谦恭的要求——而执政的。在英国，工党的选票在1910年1月还仅仅刚刚超过50万张，1918年还不到225万张，1922年则上升到424万张，1924年更升到549万张（1929年达837万张）。麦克唐纳再次成为党的领导人，1924年该党进入政府（假如说还没有真正执政）。在法国，政界的构成阻止出现上述鲜明的完美情节，不过总的轮廓是一样的：战后工团主义者立刻又活跃起来，不过劳工总同盟让新成立的工团主义的劳工总同盟和共产主义的统一劳工总同盟去吸收各处不适应的分子，它对革命进程进行阻拦，为承担占优势的政治角色逐渐地做准备。
另外，当时肩负落到它们身上的责任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政党，或许深深感到它们差不多垄断了让其事业成功所需要的很多资格。比任何别的团体高明，对因不满而激动的群众它们是有能力对付的。如德国事例表明，如果有必要就使用武力，此时它们甚至处在比任何别的政党更有利的地位上来坚持对付革命的爆发。不管怎样，他们一方面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使群众接受改革，是开社会改革正确处方的最好人选。最为重要的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治疗“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创伤，恢复国际关系和清理不是他们过失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府作为和平代价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他们在这方面犯了与他们的资产阶级竞争者按照不同立场犯下的一样的错误——相信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重建金本位货币和取消贸易壁垒。不过只要我们承认错误的前提，我们也一定要承认，社会主义者希望取得成功，尤其希望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是对的。
（2）两届麦克唐纳政府的成就（麦克唐纳和亨德森在外交部的工作）完全可以让这一点得到证明。但是德国的情况更有意义。第一，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在道德上有条件接受和约，以及支持为了实行条约所规定的政策。当然他们哀叹国家的灾难和灾难所带来的深重负担。不过他们有军事光荣的感觉，战败本身和签订和约都没有给他们带来无法忍受的耻辱。他们中的一些人简直赞成英法的战争理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重整军备漠不关心。当别的德国人以冷漠的憎恶心情旁观时，他们以完全不带强烈仇恨——假如不是完全不带怨恨——的心理为与胜利者达成和平谅解而工作。
第二，他们对群众的控制非常有力，完全可以让这种态度有政治上的效果。当时全国人民中有一大部分人对事物与他们持有一样的看法。他们对形势的观点及应对形势的正确方法，无论执政政府的政见怎样，一时成了官方的观点；他们为谈判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的联合政府提供政治支持，没有他们就无法组成联合政府，就算组成，也肯定不能采取那条路线。斯特莱斯曼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名字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这个政策他们在10年中获得非常大的声誉，也因为它，他们在另一个10年中备受惩罚。
第三，在跟国外政治舆论的关系中他们处于有利地位。世界简直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事情。不过世界知道两件事：一方面它了解有一个愿意永远接受很多战后安排的政党，实际上该党非常赞成其中的一些安排，英国和法国曾经深信这个党是它们敌人的敌人。另一方面，世界了解，用不着在别的问题上害怕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个政府无论怎样保守，它没有必要像其反对俄国社会主义那样反对德国人。从长远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弱点。这种了解跟没完没了处理德国抱怨问题的情况有非常大的关系。这种看法让英国和法国外交部相信，德国将永远是一个谦恭的请求者，保证它有一天会上升到与强国相等地位就能让它非常快乐。不过从短期的观点来看，特别在入侵鲁尔的黑暗日子里，它是一宗资产。这个党或者应该说大家知道依靠该党支持的政府有着其独有的进入权。
第四，从第二国际年代起，社会民主党与别的国家相应政党就有长久的接触，并且战争也没把这些接触完全割断。毕竟，第二国际从没有正式解散，其中很多个人和团体特别是（不过绝不只限于）中立国家的个人和团体，仍然没有丝毫动摇地保持着国际主义的信念。国际书记（C.胡斯曼）继续在活动，1917年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下，他甚至打算召开代表大会，只是由于协约国没答应发给护照，才没有开成。这样，很多社会主义者认为复活国际组织是顺理成章的事，也就非常自然了。
（3）国际恢复了，但还是有困难。为恢复国际在1919年和1920年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只取得有限成功。与此同时，出现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见下文），其所具有的吸引力证明是世界劳工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团结的重大障碍。几个不想跟共产党人共命运的重要团体依然期望有比第二国际更现代化的某种组织。这个局势被一项聪明的策略措施成功地满足了。按照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英国独立工党参与下提出的倡议，一个称作是“国际社会主义政党联盟”，即所谓维也纳国际的新组织成立了，其目的在于让复活的第二国际里的团体激进化，对那些过分倾向共产主义的团体起抑制作用，通过智慧地制定目标，让两方面趋于一致。
准确地把这个事业的意义描绘出来的是由共产主义者很快为它找到的绰号——“两个半国际”。这正是之所以它能满足当时需要的道理。在1923年的汉堡大会上，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联合起来组成工党和社会党国际，它给和平打上“帝国主义”印记，号召建立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这点不管怎样听起来十分动人），号召八小时工作日，号召争取国际社会立法。1922年的法兰克福会议决议宣布一定要把德国赔款降低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数字，把协约国间的债务取消和从德国领土上撤军。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我们就会理解这是一个怎样伟大的成就和贡献。
第三节管理资本主义？
（1）不过，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让人信服的理由能够说明社会主义政党1918年后所负担的政治责任的实验为什么没有完全成功。再说一遍：像瑞典等几个国家里的社会主义者仅仅继续巩固他们以前取得的政权，在其他几个国家里，政权会自然地送到他们手中，而不必用革命行动去争夺；在全部国家里，他们好像比任何别的政党更能够尽力解决当时的重大问题。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看来他们并不多独占了获得成功的主要条件。另外，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以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他们取得了最有用的组织、谈判和管理的众多经验。事实上应该立即指出，他们基本上从没做过一件特别的蠢事。最后，无论是左派社会主义者新政党的不可避免地出现，还是那个政党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他们而言，都没有他们的对手所试图说成的那样严重。
不过虽然这样，无论在哪个国家他们的形势都是不安全的。对于虔诚的追随者来说，这种情况好像是很不可能的。虽然有这些策略上的优势，但优势后面隐藏着他们无力解决的困难。战争和由它产生的混乱，把社会主义者推上政坛，不过在旧外衣的破片底下，社会机构特别是经济过程依然跟以前的一样。就是说，社会主义者一定要管理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
马克思曾经设想，政权的夺取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后者是轻而易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资本主义走完它的过程时，或者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当物质和精神成熟时，夺取政权的机会就会出现。他想的崩溃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由内因促成的崩溃，资产阶级世界政治上的崩溃只是经济崩溃的附属事件。但是现在，政治崩溃或跟它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政治机会也已经出现，而经济过程没有一个地方接近成熟。“上层建筑”比推进机制运动得更快。这是一种最非马克思主义的局势。
情况并不是完全绝望，或者从社会主义信仰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完全不能防护。20世纪20年代初，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有理由希望，有好运气加上谨慎地把握方向，他们会让自己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或附近，这就能够有能力挡开所有“反动”的危险，保护无产阶级的地位，直至有一天可能不经暴力破坏，让社会社会主义化。他们将主持资产阶级社会的猝然长逝，与此同时，确保死亡过程一切顺利，保证它不会死灰复燃。如果除了那些进入社会主义者的或劳动者社会画面的因素之外不存在别的因素，这个希望可能实现。
站在社会主义信仰的角度进行辩护，或许就是以上面所提到的命题为基础，那就是形势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是马克思所预见不到的。资产阶级受难者转向社会主义者请求庇护的这种情况无疑在马克思的图式中是没有规定的。能够这样说，在这种环境下，甚至仅只是“管理资本主义”也是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也不是按照资本主义利益来管理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在社会改革领域中做实在的工作和以工人利益为中心建设国家的问题。不管怎样，假如选择民主道路，这是所能做的唯一事情，由于形势不完全明显而确切地表现在仅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社会主义这个事实上。因此在这样环境中决心要接受官职的社会主义政党大声宣布它们忠于民主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这些渴望官职的政客是可以从最高理论根据和无产阶级利益中找到正当理由的。读者很容易想象，这样大快人心的协调一定会给激进批评者怎样的印象。不过，由于后来的事态演变为引起众多人谈论那个政策的失败，并教导当时的领导人他们本应当做些什么，我真的希望着重指出他们观点的基本原理，以及他们只能在其中这样做的社会模式的强迫性质。假如有失败，其原因一定要在愚蠢和背叛之外其他的地方去找寻。为了让我们对这深信不疑，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英国和德国的事例。
（2）民族主义狂潮一旦随着战争结束而消退，在英国出现真正的革命形势，比如，群众愤怒的情绪在政治罢工中凸显出来。负责的社会主义者和工党党员被那种情况，同时也被全国正受形势激发引起真正反动情绪的危险完全驱使在一起，从此接受共同的领导，起码就议会上运用策略来说是这样。联合力量的主要部分致力于劳工利益和（属于劳工利益一部分的）几个大工会办事机构，以致几乎立即引起对此不满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这些知识分子对这个联盟的亲劳工性质表示反对，宣称他们看不到这种做法是社会主义的。工党党员思想意识上的机会主义让这种看法显得有点可信，不过我们重视实际形势不重视口号，就劳工力量当时接受麦克唐纳领导来说，我们仍旧把他们等同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
从革命形势中成功地崭露头角，工党在1924年麦克唐纳执政之前逐渐改善其地位。麦克唐纳及其党员表现得非常出色，以致甚至不满的知识分子也暂时表示服从。在外交和殖民政策方面尤其在与俄国关系上，这个政府可以执行自己的主张。在国内事务上，做起来相对困难，主要由于依靠一部分工人选票的保守党政府始终（并继续）按照条件允许尽可能执行财政上的激进主义。但是在立法上，工党政府仅限于做相对微小的工作，它证明有资格管理国家事务。斯诺登在财政大臣任上杰出的政绩，完全可以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工党适合执政。这件事本身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贡献。
因为工党政府在议会中是少数，它不但一定要依靠与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如自由贸易观点）的自由党人的合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保守党的宽容，这个事实显然大大促成上边所说的成功，也让取得别的方面的成功增加不少困难，甚至变得不可能。他们的处境和保守党人于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短暂执政时期的处境特别相似。它要像占有多数地位那样采取负责态度是十分困难的。
社会主义政党政策（包括在“不成熟”条件下执政）中素有的困难与危险，被麦克唐纳第二次组阁的历史更清楚地证明了。历史学家已经懂得对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治家才能与风度进行公正地评价。我相信，他们将学会用公正的态度对待麦克唐纳的政治家才能与风度。他在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之时登台是非常不幸的，而正是这次萧条直接造成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体系的崩溃。
有少数人可能在想（实际上少数人的确这样想）根本性重建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想法会让国家一分为二，这样的结果是不可置疑的。不过除了根本性重建外，实施扩大纸币量加上非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如个别的国有化措施和外加的社会保障立法），并在国际关系领域依靠重商主义政策，这是有很多人推荐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显然会加强经济萧条，而放弃英镑的金比值和重商主义政策等这些计划的另一部分意味着十分激进地与国家传统决裂，与工党本身的传统决裂，以致社会主义者简直难以实行它，更别说成功地实行它了。要安全而有效地实行它，一定要得到别的党的同意，也就是要由联合政府来实行。
所以，鉴于组成联合政府没有可能，麦克唐纳及其助手投身于让他们建立的体系运转起来的任务。在这种条件下，这个任务是他可以承担的全部任务中最困难的一个。当所有人都叫嚷一定要立即做“某种事情”的时候，当各种类型的不负责任者有其讲坛的时候，当群众在抱怨、商人感到绝望、知识分子激昂陈词的时候，他们坚定地为他们看来是正确的事情而斗争。在国内，他们维护金融秩序，他们支持英镑，对立法机器的增速运转进行制约。在国外，他们竭尽所能并非常成功地让日内瓦体系发挥作用，降低全世界的危机和紧张局势。当时机到来，国家利益值得该党冒险时，他们果断行动，帮助成立了全国团结一致的政府。
在很多重要场合中，一个政策越是开明，必定会让公众和知识分子批评者越不欢迎，回想起来的确让人忧郁。这是一个正确恰当的例子。对于不能把那种政策跟英国比较温和的经济萧条和随后的稳步恢复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批评者而言，那种政策中什么优点都没有，有的只是荏弱、无力、偏狭的传统主义，假如不说它背叛地放弃社会主义事业。它或许是民主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最好成就，也许是按照经济和社会形势的正确理解而负责地决定行动的一个最好例子，却被批评者用“羞耻和憎恶”的眼光看待，充其量他认为麦克唐纳仅是一个使马失前蹄的差劲骑师。但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假设是，麦克唐纳政府在英国银行家魔术般的耳语下，（或更坏）或者在他们的美国支持者的压力下举起了双手。
从长期看来，劳工势力非常有可能因为麦克唐纳的第二次组阁而得到加强。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第二次内阁的相似性再一次有助于说明这一点。皮尔的保守党多数在废除谷物法问题上产生分歧。皮尔一派尽管在人数上和重要性上大大超过麦克唐纳的个人追随者，不过它很快解体。保守党受到重创，证明没有能力执政，尽管它又三次组阁直到1873年迪斯累里的伟大胜利。不过从那以后，直到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1905年的胜利，保守党执政的时间占三分之二。比这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英国的贵族和绅士始终坚持他们自己的做法要比未曾去掉提高面包价格的恶名时他们原来会做得好很多。
实际上，工党在国内的地位在其分裂后的随后几年里很快得到恢复和巩固。有把握地说，就算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就是不考虑战争），社会主义者有增加了的力量和更好的成功机会，不久就会再次组阁，并且他们会有能力采取比先前采取的更强硬的路线。不过有相等的把握说，鉴于他们制定的纲领和实施纲领的能力，他们的政策与麦克唐纳的政策主要在于实行社会化的某些个别手段上仅仅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3）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后经历在很多细节上跟英国工党不同。不过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只要参加政府，他们就跟英国同事全然一样从事“管理资本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些前提，并考虑到他们过去没有、在能够预计的将来也不能期望在联邦议会中或普鲁士议会中或在总人口中占有多数这个实际，别的所有事情都将以无情的逻辑紧随而至。1925年总人口约为6200万，无产阶级（劳动者及其家属，我把家庭佣仆包括进去）的人数不足2800万，这个阶级部分选票归别的政党。人口比上数少不了许多有着大约2400万的“独立劳动者”中大多数不接受社会主义的信念。就算我们不算上层阶层，比如说100万，只计算可望投票的集团（农民、工匠、小商贩），所能争取到的选票不会很多，这个情况不仅眼前这样，就算在近期的将来也是如此。介于这两部分人中间，有人数超过100万的白领雇员（包括他们的家属）。社会民主党显然理解这个阶级的关键位置，花大精力争取它。不过，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这样的努力仅仅有助于表明，白领阶级比起按照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所说的是严重得多的障碍。
这样，就算共产主义者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同盟者而并非他们的死敌，这个党依然属于少数。的确，非社会主义多数的所有派别并不是都抱有严重敌意：左翼自由党人（民主人民党）人数不多，能力很强，在一定范围内他们一向愿意合作。这个多数分裂为很多团体，它们没有能力团结一致地行动，它们的成员和支持者也不像社会民主党人本身那么有纪律，不过那些既没能力又不愿意从事充满惊险事业的明智的人们依然觉得，对于他们只有民主道路一条路可走，这条道路就是联合政府。
天主教党（中央党）是最合格的担任同盟角色的党。它强大而有力量。在希特勒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其支持者的忠诚看来是什么都动摇不了的。它的组织特别出色。假如教会的利益得到保护，它打算在实行当前实际性质的社会改革方面走得和社会主义者本身一样远，甚至会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对被取代的王朝不怀有特别热情，它果断支持魏玛宪法。最终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它对能保证它独占利益不受侵害的分赃安排持欢迎态度。这样，谅解就以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是极端容易的情况下达成。社会主义者用最尊敬和最得体的方式对待天主教会。他们没有丝毫困难地跟教皇达成契约，契约给予教士的比在异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教士曾经得到的还要多。对于政策方面，全然没有意见分歧。
不过，尽管这两个党的联盟是主要的，但是所有表示忠于魏玛宪法的政党都没有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民主党人、国家自由党人、国民党人（保守党人）全被接纳，甚至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联盟作为普遍原则表示着妥协作为普遍原则。在各种措施上的必要让步实际上是事先商定的。不能动军队，事实上它由自己选择的管理部门管理，得到充分的供应。东普鲁士得到补贴，一般来说，农业是特别小心关注的对象。这一套政策的一些含义可能不非常符合社会主义的规范，把这个东西称作计划，让它更合出钱的无产阶级的口味——或许读者会感觉到，这些东西说白了，全都不是新的。
社会民主党在其对工业群众和对自己的纲领的态度上越来越跟工党一样。起初，它通过一个非常温和的法案，把包含在“社会化”一词中最激进的特色插入法案的标题中来作为象征性的补偿（1919年）。但是社会主义者很快把这一切置之度外，从而致力于制定美国人在新政中熟悉的那种劳工立法。这样做让工会满意，工会办事机构越来越被允许成为该党制定政策机器的工作部门。
社会民主党人牢牢掌握国家的各部分行政机器不仅有助于更严格的纪律，而且有助于增加党员和党能够指望的选票。当然，它还用其他办法增加力量。例如，社会主义者在普鲁士自由邦得到占支配地位的权力。这让他们能控制警察力量，他们谨慎地选择党员或可靠地对名利热衷的人充当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他们就这样巩固他们的阵营，直到他们的地位按照一般标准看来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再按照政治分析的寻常规律，甚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提出如下论点而自慰，那就是，在那些战壕里他们能够非常舒服地安顿下来，直到事物根据其长期进程，让他们从少数变为多数，目前只要拉上遮掩最终目标的帷幔就可以了。
把党的权力机器的机制撇开而不顾，一般的社会形势及政治体制看来非常稳定。另外，针对很多个别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无论有何种反对意见，从总体上说，联合政府的政策对稳定有利而不是不利。它所做的很多事情必然能得到我们真挚的尊重。它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证明比缺少威信与魅力的政权所做的引起公众不满的一般性措施更坏。金融领域或许是唯一可能的例外。这个政府体系的文化与政治成就的一部分，跟政府支出的大量快速增加有关。另外，支出资金的筹集方法（其中尽管包括非常成功的销售税）吸干了积累的来源。只要国外资本一直流入，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预算困难甚至现金困难在资本流入停止一年多以前开始出现。当它真的停止时，那种尽人皆知的将破坏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地位的形势就出现了。不过总的来说，对党及当政时期的指挥提出意见的社会主义批评家有理由夸耀非同寻常的成就，假如他们能执政，他们应做得同样漂亮。
第四节当前的战争与社会主义政党的未来
当前的战争将会对现存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当然要看战争的持续时间与结果。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不知道如何加以推测。但是让我们运用事例分析的方法，从众多可能事例中考虑两种事例。
就算到现在（1942年7月），很多观察家好像预期，战争结束俄国将获得极大的力量和威望，实际上斯大林将作为真正的胜利者出现。假如情形的确如此，也未必能够做出推论说，其结果将是共产主义世界革命，或者甚至是欧洲大陆的“俄罗斯化”，以及上等阶层的消灭和对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团体的完全清算。因为，就算不谈英美或许对俄国势力扩张的抵抗，也不能肯定俄国专制政权的自我利益会采用哪种做法。不过能够肯定的是，发生完全实行列宁纲领这样一种结果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但是这种世界革命或许与马克思的想象不同，对于那些愿意接受它作为代替品的人而言，它显然不再是白日梦，并且不仅仅是跟欧洲有关的。
在那样的情况下，正统社会主义及其全部主张的命运将被决定。在欧洲大陆，如果法西斯政权不被打败，它们的命运也完全相同。不过，假如我们假设英美俄同盟获得完全胜利，也就是说依靠英美的力量实现无条件投降的胜利，那时我们很可能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型或者工党型的正统社会主义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欧洲大陆生存下去，起码能生存一段时间。对这个事态相信的一个原因是，人民假如发现走向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的道路皆被堵住，很可能倾向社会民主共和国作为能够选择的最明显的道路。不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工党型的社会主义可获得战胜国的好感。按照我们现在的设想，一个彻底胜利的结果将是由英美控制战后世界的事务——一种英美的统治，它在我们眼前所采取的形式，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观念，可以把其称为伦理帝国主义。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别的国家的利益与抱负只有在得到英国和美国的理解和赞同时才能算数，这种秩序只有依靠军事力量建立，只有永远准备使用武力才可以维持。或许没必要解释，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对英美两国来说，为什么这样建立起来的只能是适当地称为军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不过非常清楚，控制和警卫世界的任务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一方面在欧洲重建和新建小而没有效率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设置工党型或社会民主党型的政府。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碎片是建立政府的唯一政治材料，这样的政府或许在战败屈服期以后仍然接受这个世界秩序，并能没有丝毫心理保留地跟世界保护国的代理人合作。无论这样做的价值怎样，这是自由社会主义的机会。
但是根据本书主旨的立场（不是根据别的立场），全部这一切都仅有第二位的重要性。无论某个或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义团体的命运怎样。不可置疑的是，当前的大战将——无可避免地跟战争的结果无关——意味着趋向社会主义制度迈出的另一大步。按照我们经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社会结构的影响，就完全可以让我们做出这样的预测。只是这次在美国也迈出了一大步。
不过尽管那种经验是一个有价值的指南，却是不完全的指南。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它甚至对于走向本书第二篇说明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段时间。别的一切不谈，我们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将面对跟1918年时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势、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分布。不管怎样这很多变化是在最近25年内发生的，是难以仅仅按照社会的一般趋势预测到的。其中特别是大萧条，它对微妙的形势造成冲击，对社会结构的基础造成震动，对所有地方都没有对美国厉害。破坏社会结构更厉害的是对付萧条所采用的政策，这主要归结于部分是偶尔形成的政治结构，后果是显然的。尤其是已经渐渐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如今它的强大力量完全可以保持它的阵地和执行根本性重建的政策。
工商业和工商业阶级的战时赋税负担，所有的国家都不会以1919年后减轻的速度降低。这点本身可能完全能够让资本主义机器永远瘫痪，因此为政府控制提供另一个论据。通货膨胀，就算其趋势不再超过譬如说美国眼前政治模式不可避免的程度，它完全可能直接地，或者通过被剥夺的债券和保险单持有人思想的激进化而间接地做完剩余的事情。另外，战时管制在所有地方不会取消到1918年以后几年的经验让我们相信的程度。管制手段能够移到别的地方应用。在美国已经采取步骤为政府控制战后调整准备舆论，不考虑资产阶级的抉择。最后，没有理由相信，政府会放松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过程已经实施的管理。能够肯定全部这些加起来不等于社会主义。不过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可以自称为唯一能够取代僵局和不断摩擦的现实办法。
在不同的国家，细节和用语也肯定不同，政治策略和经济成果也有不一样。英国的发展十分容易预见。工党人员进入丘吉尔政府响应国家危急的号召。不过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跟危急状态无关，他们当时在官职与权力道路上已走得很远。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有能力单独管理，或者——证明是最有效的办法——在他们控制的联合政府里管理战后重建工作。战时经济将会实现他们一些当前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需保持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就行了。在没有多少东西留下来可供资本家争夺的情况下，进一步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能够期望是非常轻易的。进行的方式有可能证明是坦率的，清醒地以井井有条的方法和主要得到同意后实行社会化。有很多理由，不过主要是由于官方社会主义党的衰弱，美国的情况比较不容易预测，不过最后结果并不会不同，尽管口号必然不同，福利上和文化价值上的代价也不同。
再重复一次：只有本书限定其意义的社会主义，才能够这样预测。别的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