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两个重要的年份
第一节英国的发展与费边主义精神
1875年和1914年是两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年份。1875年诞生了其力量强大到可算是一种政治因素的第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重大的事件是通过拉萨尔的团体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建立的团体，这两个德国政治团体合并为社会民主党而发生的，该党在当时（哥达纲领）尽管对拉萨尔的政纲做出非常大的让步，最终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埃尔富特纲领，1891年），并稳步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到1914年取得了值得骄傲的地位，不过就在那年，它和全部社会主义政党一样，遭遇致命的危机。在评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无须做出牺牲原则性的妥协，眼看就可以取得议会领导权的重大发展之前，我们应先看一看别的国家事态发展的过程，首先看一看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提供了与德国党全然不同的让人惊奇的和有启示意义的对照。
当然在表层底下，本质相似的社会过程和（作为过程一部分的）本质类似的劳工运动是存在的。英国和德国事态发展之间有基调、意识形态和策略的不同，其原因是不难解释的。自从欧文派的全国团结总工会在1834年垮台以来，或者说自从宪章运动销声匿迹以来，英国的劳工运动不再产生哪种坚决的敌对行动。某些工人的经济目标获得自由党的支持，另一些目标取得保守党的同情。譬如，1871年、1875年和1876年的工会法通过时都没有发生刺激工人好斗心理的什么事情。另外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是由非社会主义团体进行并解决的，群众除去欢呼或讥笑外，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在全部这些事情中，英国工人基层群众的优秀品质完全地表现出来，英国政治社会的优秀品质一样明显地表示出来：在证明它们可以避免走上跟法国大革命一样的道路，可以消灭由昂贵面包所引起的危机后，它们还知道如何控制日渐艰难的社会形势，如何体面地放弃自己的一些主张，这可以以1906年的劳资纠纷法为证。最终是英国的无产阶级经历很长的过程才具有“阶级觉悟”，才达到基尔·哈迪能够组成独立工党（1893年）的标准。不过新工会运动的兴起，最终宣布跟德国工人运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的（除语言表达外）事态的来到。
这种当时存在的差异的性质和程度，假如我们看一看能最完整地表达其目的与方法的团体——费边社——就会非常清楚地显现出来。马克思主义者会轻蔑地嘲笑在他们看来必然是对从不标榜自己的那个知识分子小团体重要性的重大夸张。实际上，在英国，费边主义者及其态度就像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重要。
费边主义者是1883年出现的，在我们整个时期内始终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团体。他们来自边沁和穆勒学派，继承两者的传统。他们跟在他们之前的哲学激进派一样，对人性抱有同样特别大的希望。他们以相同的实事求是的进步理论，努力为理性的重建与改善而工作。
对他们的论据他们非常注意，他们中有些人不顾辛苦通过大量研究和对一些论点与措施的批判来收集这些论据。但是他们对他们包括文化的和经济的目标的基本原理完全不加批评。他们把这些目标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跟好心的英国人一样，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出来罢了。他们看不到贫民窟与上议院之间的差别。从常识来看，两者皆是“坏东西”。对于较大的经济平等、印度的自治政府、工会或自由贸易无疑是“好东西”，是没有谁能怀疑的。对如何清除坏东西和怎么取得好东西的思考是必要的，其他任何思考只会激起无益的行动。在这些所有思想中，一心一意为公众事业献身的精神和不能容忍对个人价值和国家价值有其他看法的态度一样明显，还有着小资产阶级憎恶带有贵族情调的（包括对美的欣赏）所有事物的情绪——他们表达这些观点的方式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表达的方式完全相同。
刚开始，费边社成员任何支持都得不到。他们开始劝说乐意听他们讲话的每一个人。他们向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众发表演说。他们能干地和大量地写作并分发小册子。他们推荐特定的政策、计划和法案，或者抨击它们。不过接触“要人”或者说接触政界、企业界和劳工界领袖人物的随从人员是他们施展影响的最重要的途径。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本人在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为建立和利用这种接触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对外界的劝告，英国政治社会并不总是接受，不过它比起任何别的社会都愿意倾听其他人的意见。而某些费边社成员不是外人，有些人可以利用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学生联合会和公共休息室建立起来的联系。从伦理上说，他们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现有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全都强调愿意合作，不愿意敌对。他们不准备出来组织政党，他们特别讨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辞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宁愿做个有用的人，也不愿做被人嫌恶的人。他们总会给议员或行政官员提供一些主见，而后者总是热情地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去做的建议。
一般来说，现代内阁部长可以在他的内部找到他需要的大多数情报和建议。尤其是他肯定不会感到缺乏统计材料。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情况不是这样。那时除偶有例外，各级文官只知道他们的例行公事，别的一无所知。担任官职的议员，特别是没有担任官职的议员，除了原有政策外，一直得不到有关“新”社会问题的论据与主意。占有论据与主意并一直愿意把它们贡献出来的团体，把它们妥善编排，打算供政府大臣或一般议员使用，这个团体必定拥有进入权，特别是从后门进入的权利。各级文官接受了这些论据与主意，他们不仅对费边社成员的当前目标非常同情，并且还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些主意的宗旨。反过来，费边社成员也接受充当非正式公务人员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很适合充当这个角色。他们没有个人野心。他们愿意在幕后服务。通过人数日益增加和权力逐渐增大的官僚机构所进行的活动（这是他们预见到的和赞成的）非常完美地跟他们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总方案相适合。
不难想象，费边社成员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互肯定多么厌恶，因为费边社成员的做法是一直避免讨论基本原则和策略，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他们以多少带有保护者的同情态度耐心等待费边社成员来讨论一切问题。不过就超然的观察家来说，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的。
费边型的社会主义努力，在任何其他的时间不能算是一回事，不过它在1914年之前的30年间有非常大的价值。因为在那期间各种事物和人的思想适合并乐意接受这种信息，比它保守或比它激进的思想都不需要。整理和组织现存的思想是让每种可能性变成清楚易懂政策所必需的，正是费边社成员以最勤恳、最现实的态度在做这个“组织整理”工作。他们是改革者，时代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目标在致力于社会的根本性重建，最终让经济管理成为公共事务。他们是志愿的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们在所有早期阶段必定被划为马克思主义者观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有他们期待的目标，因此上面的看法所包含的含义跟他们的情况并不符合。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以空谈革命与阶级斗争让资产阶级那个猎物意识到危险是十足的疯狂。惊醒阶级觉悟正是他们极力避免的事情，起码在开始时是这样，因为这将让他们的原则不会和平而有效地传遍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机构。当事物充分成熟时，他们就没有丝毫犹豫地帮助建立独立工党，遂即跟1900年的劳工代表委员会合作，并展开工会的政治活动，促使进步党在伦敦市议会里提出自己的路线，首先宣传在市里实行社会主义，然后宣传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最后倡导苏维埃制度的优点。
所有的这些显然有另外一方面，即容易让他们的组织受到指斥。不过不管怎样，假如说他们从来没有发表过更加马克思式的战斗宣言，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资产阶级那个猎物他们打算怎样进行应对，他们一样从不去保护它。对准费边社成员的另一个批评来自相反的立场，它指出他们的方法让他们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国防御工事上被阻住的危险，而这种方法要导致大规模的对阵战是不可能的。这个批评没有考虑到他们特有的态度，但可以代表他们做这样的回答：假如他们尽全部可能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它而是对它进行充分的成功改造，这当然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对阵战，他们事先就以非常巧妙的方法，采用罗马将军的名字，来回答革命的批评家，那位将军虽然谨小慎微，不过在把汉尼拔赶出意大利的斗争中，却比他所有急躁的前任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二节瑞典与俄罗斯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己的社会主义。不过在那些对人类文化价值宝库做出跟其国土大小不相称的惊人贡献的大陆国家，尤其是尼德兰与斯堪的纳维亚等国家，事物与英国的范例并没有很大不同。以瑞典为例，像它的艺术、科学、政治、社会制度和很多其他的事物一样，它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跟其他国家迥然不同，不是因为原则或意向的任何特色，而是因为造就瑞典民族的材料和其特殊均衡的社会结构。这就是之所以说，别的民族试图抄袭瑞典的榜样是非常荒唐的原因，只有请来瑞典人，让他们执掌主权，才是要抄袭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既然瑞典人是那样的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那样的社会结构，他们社会主义的两个突出特征我们就不难理解。基本上一直得到干练而认真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和非常正常的社会过程合拍地缓慢成长，并不企图走在正常发展的前面，不想为对抗而对抗。因此当它执政时任何骚动都没有产生。它的领导人自然地担任负责的职位，他们可以以平等地位并主要在共同基础上对待别的政党的领导人。到现在，尽管一个共产主义团体顺理成章地出现，各党对当前政治的分歧已降为讨论这样的问题，如对全都同意的某个社会项目是不是应多拨款几百万克朗，还是少拨款几百万克朗。在该党内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只有凭借显微镜才看得明白，因为从双方的水平看，他们中间已不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也由于瑞典的社会有机体比别的社会有机体产生相对少的不容易就范的知识分子，被激怒的和激怒人的知识分子没有其他地方那样多。有时这种情形被描绘成工会一般地对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政党所施加的“削弱性控制”。对沉湎于当前激进主义辞藻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情况显得尤为真切。
在天平的另一边，在俄国，我们发现了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因此其具有所有马克思主义色彩，并且从其环境来看也不难理解。沙皇俄国是主要带有前资本主义面貌的农业国。就职业社会主义者可接受的意义来说的工业无产阶级只占1.5亿总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人数相应要少，相比别的任何阶级并不是更有能力，尽管由政府促进的资本主义进化当时正在迅速汇聚力量。插入这个结构中的是一个知识界，他们的思想对当地人是陌生的，就如俄国上流社会妇女的巴黎服装。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当时实行的政府形式当然是让人憎恨的，它是由一个专制的国王（独裁者）率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土地贵族和教会勾结在一起。
综上所述，能够得出两点结论，初见之下它们显得自相矛盾，尽管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会这样认为。一方面，不可能循着组成卡捷特党（立宪民主党）的自由主义派律师、医生、教授和文官所希望的方向做重大而突然的行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太软弱无力了，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纲不能为君主政体所接受。让这些人当政就等于让那样的一个集团当政，它与执行沙皇主义的原来集团相比，在群众中所能得到的支持会更少而不是更多，对群众的感情和利益的同情也更少而不是更多。那里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权出现的余地，更不要说是社会主义政权了。在法国1789年形势和俄国1905年形势之间没有相同的地方。1789年瓦解的社会结构是过时的，它把国内几乎所有有生气事物前进的道路都阻塞了，它没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财政、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国在1905年的形势不是这样。因为在日本手里吃了败仗而威信扫地，所以出现社会不满和混乱。但是这个国家证明自己不仅有能力克服混乱，并且能够解决混乱背后的各种问题。在法国，结果出现:罗伯斯庇尔，在俄国，结果出现斯托雷平。如果沙皇制的生命力像法国旧政体那样已经消失，情况就不可能如此。没有假设的理由，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社会组织过分紧张，俄国君主政体就不能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紧跟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和平而成功地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无疑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基本稳定，才让不能希望使用正常方法取得优势的知识分子被迫采取不顾一切的激进主义。暗杀是没效的，它只会产生镇压，不过此外又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镇压手段的残酷反过来产生报复，于是悲剧就这么发展下去，残忍和犯罪的悲剧不停地相互加剧，这是全世界看到和感觉到的所有情况，也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正确判断。
但是马克思肯定不是盲动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者中的一些小丑，特别是巴枯宁式的那些小丑，他有着极大的蔑视和一样多的憎恨。另外，他应该看到（或许他的确已看到），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不具备按照他自己学说所规定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胜利，甚至出现所必要的所有条件。他们是或多或少老实认真的革命者，他们的目的却含混不清。这里正好有一个力量独一无二的革命真理。马克思熠熠生辉的辞藻和千年至福的预言正是他们想要逃出民粹主义可怕荒原所需要的东西。另外，这个经济理论、哲学和历史学的混合物适合俄国人口味达到完美的程度。
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早在1883年就出现了，1898年逐渐演变成社会民主党。起初领导人和党员当然大都是知识分子，尽管它在“群众”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取得充分成功，完全可以让抱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说它是工人团体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联合。这点说明了为什么俄国没有出现有强大工会组织国家中别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所遇到的太多困难。不管怎样在开始时，进入这个组织的工人以绝对温顺的态度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乃至很少自称要为他们自己决定什么事情。结果，理论和行动都遵循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在高水平上发展。这显然得到德国这种信仰护卫队的祝福，他们看到这种绝对服从的美德，无疑感到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从成熟资本主义崛起的论点一定有一些例外。不过1883年这个组织的创始人和该组织最早20年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他对马克思学说的有才华和有学问的贡献得到普遍的尊敬）才真正接受这个论点，因此认为不能希望社会主义过早实现。
1903年的那次让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无可避免的冲突所具有的意义，要比两个集团名字所暗示的仅只是有关策略的分歧严重得多。当时，任何一个观察家无论其经验怎样丰富都没能彻底理解这次分裂的性质。
第三节美国的社会主义团体
在美国，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模式证明它和俄国社会一样对真正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生长与发展不利。所以两个社会出现的类似之处和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都一样让人感兴趣。虽然俄国乡村结构中固有共产主义特征，但俄国的农业社会事实上不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影响，而美国农业社会证明是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它准备除掉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引起它注意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活动。假如说俄国的工业部门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没有能产生举足轻重的社会主义群众政党，美国的工业部门因为资本主义以让人眩晕的步伐迅猛地发展，所以也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在各自知识分子团体之间有着最重要的差异：跟俄国不同，美国在19世纪结束以前没有产生一群就业不足和饱受失败的知识分子。由开发国家经济可能性这个全国性事业引起的价值方案差不多把所有有才智之士吸收进实业界，并把实业家的观念深深印在民族灵魂中。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知识分子在纽约以外人数并不多。他们中的大部分接受这个价值方案。如果他们不接受，主要街区的人就不会听他们的话，并本能地憎恶他们。这种态度在训诫他们上，要比俄国政治警察所采取的手段更加有效。中产阶级对铁路、公用事业和大企业的大都敌视，吸收了当时差不多所有“革命的”精力。
有才能和可尊敬的工人一般都是务实家，也感到自己是务实家。他成功地致力于利用他自己的机会向上攀登，或者不管怎样尽可能有力地出卖他的劳力。他理解他雇主的思想方法，也具有一样的思想方法。当他发觉跟同一企业内的相同地位的人联络在一起是有益的，他就以相同的精神跟他们结合在一起。大约从19世纪中叶起，这种做法逐渐越来越多地采取雇员委员会的形式，它是战后城市中获得充分经济与文化上重要地位的公司工会的先驱。
另外，对工人而言，在全国规模上与别地的本行业成员联合起来往往有好处，因为这么做能够改善直接对付雇主和间接对付别的行业的谈判地位。这种利益产生了很多典型的美国工会，主要表现在它们都采取行会原则，这个原则在排除未来参加行会者方面比所有其他原则都更加有效，真正产生了工人卡特尔。
能够肯定，信条和口号、意识形态、非常不革命和非常厌恶阶级斗争的事实，其本身只有很小的重要性，美国的工会运动者不太喜欢讲理论。假如他们曾经谈到理论，他们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这样说依然是对的，且不谈讨价还价，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丧失立场，至于与雇主合作也就是被我们中一些不喜欢这种做法的人所称作的勾结，不仅符合他们的原则，并且符合他们面临形势的逻辑。除个别问题外，政治行动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在他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就其可以施展的影响来说，激进的知识分子或许一样试图改变宾夕法尼亚铁路董事会。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美国劳工界中。在移民中与品质优秀者一起来的，从一开始就有一些品质低于标准者，这些人在内战之后无论在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上都有增加。这些人的数量激增还由于有很多人尽管在体力适应性或智力或精力上并不比正常人低，不过，因为过去的不幸，或者因为长期生活在不利环境中所受的影响，或者干脆因为不安守本分，不能适应环境的脾气或犯罪的倾向而沦入这批人中。全部这种类型的人容易成为剥削的牺牲品，而道德约束的缺失让剥削无所忌惮，于是某些人的反应是盲目和冲动的仇恨，这种仇恨心情非常容易酿成犯罪行动。在很多聚集各种各样出身和倾向人们的最近迅猛发展的工业社会里，法律和秩序一定要以其本身不合法的行动来维持（假如要维持），粗暴的人们用比他们受到的待遇更粗暴的行为来对付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雇主及其代理人还没有养成责任感，常常出于害怕他们财产受损甚至生命危险被迫采取残酷的行动。
劳动骑士团这个不问技术不问行业并且只要愿意就可以加入的全体带薪工人重要的全国性组织的历史，大约有10年时间（1878—1889）具有非常大的力量，进行过有意义的活动。1886年，“侠义骑士团”的成员几乎达到70万人，其中由工业劳动者（大多数为非熟练工）组成的一部分人在当时几次经济萧条中精神饱满地参加或甚至提倡罢工或抵制。细心地查阅纲领与宣言，就可以发现它是不同种类的社会主义、合作主义，偶尔还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点支离破碎的混合体，倘若我们愿意，还可以追寻到门类众多的来源，它们之中有欧文的英国农业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它的政治观点非常明显，总的计划和社会主义重建的思想也特别显著。不过，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发现这种明确的目标的原因。
事实上，因为我们以自己时代的观点来复述当时的情况。实际上那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有的只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缔造人尤赖亚·S.斯蒂芬斯受过担任牧师的教育）与美国宪法思想特征的总和，而美国宪法对包括农民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很多人有吸引力。这样，“侠义骑士团”成了各种改革者计划的交换场所。
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在美国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也不可能有进行社会主义群众运动所需要的材料或所需要的动力。顺着从劳动骑士团到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这条线追寻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条线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丹尼尔·德·利昂一生的事业中有很好的体现，应该对忠诚信仰者有着相当特殊的分量。就是在他的指挥下，1893年劳动骑士团里的社会主义者起来反对原来领导人波德利，因为这个风波，最终让该组织受到沉重打击。造反的目的是想创立或多或少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准备由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发动阶级斗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他行动。不过无论是社会主义劳动党（1890年）还是德·利昂的社会主义职工同盟（1895年）都没有在这场变动中显现出生命力。不仅跟着走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这点本身不是决定性的），并且甚至像俄国占有、控制知识分子的核心的那种成功也没有得到。社会主义劳动党先是分裂，随后又把留下来的大多数地盘输给了新成立的社会党。
社会党和美国所有社会主义团体一样跟取得正统的成功非常接近。第一，它的出身是正统的。它是在1892—1894年的劳工斗争中兴起的，当时的罢工因为当局使用武力而失败，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给雇主以坚决的支持。这让很多原是“保守”行业工会所属的人们的思想有所变化。不管怎样，这让尤金·V.德布斯首先投向产业工会主义，然后赞成政治行动的原则。第二，社会党采取的总的态度是正统的。它试图跟工会一起工作，从而“在内部进行破坏”。它建立起正规的政治组织。在原则上它赞成跟欧洲社会主义大党有相同意义的革命。它的理论不是非常正统的。实际上，它无论在德布斯还是其后任的领导下在理论方面都不是很重视，它允许在党员中展开的教育工作有非常大的自由。但是，尽管它从来没有能成功地吸收全国各地到处兴起的当地劳工小党，不过它直到共产党开始竞争的战后时期为止发展一直非常顺利。我想，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会同意把它称作是美国的唯一真正社会主义政党。它的竞选力量尽管和大部分社会主义政党同样是靠非社会主义同情者才扩大的，不过仍能衡量其严肃社会主义努力的程度。
但是德·利昂还有另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自（也消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激进主义与所有理论背景都没有丝毫联系，完全是粗鲁的人们面对艰难环境做出反应的产物。这个工会为世界产业工人组织（1.W.W.）的建立奠定了基石。德·利昂跟他的同事们在这个组织里加进他们自己和别的垮台组织的残余，同时还把从各处来的或不知来处的大部分性质可疑的分子加进来，有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也有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不过该组织的领导人及他们所说的话是强有力的。其领导人除了德·利昂外，还有海伍德、特劳特曼、福斯特等。
为所欲为的突击战术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取得一连串孤立的成功，只有革命词汇和突击战术，此外别无所有是最终失败的原因。我不需重述人们用各种观点讲过多次的故事，与我们有主要关系的是，这个组织曾被称为工团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后来几个州实施的工团主义惩治法就是用来对付它的。现场“直接”行动的原则和对西部矿工联合会理论上的让步，指清了产业工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任务。这是德·利昂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其显然表明它是工团主义的组织。不过把它说成是工团主义的因素插入实质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树干的分支里，要比把其说成完全是工团主义看来更为确切。
这样，这位普通又伟大的社会学家这次又说对了。他说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都是非美国的。假如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它跟我正在啰唆地试图说明的道理完全一样。美国的问题和态度偶尔借用这些外来的东西。
第四节法国的状况与工团主义分析
到底工团主义是什么，我们在法国的图景中看得最清楚。在观看这幅图景之前，我们应大体上主要说一说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几件事。
（1）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或许比所有别的地方更为著名。不过那里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在完美的净化上和为人忠诚信仰的广度上跟（譬如说）费边社型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型的社会主义差不多。费边社会主义需要英国的政治社会，而法国因为大革命及贵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随后的失败合起来阻止那种社会的出现，所以没有出现过像英国的那种社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求有广泛而统一的劳工运动，或者有作为召集知识分子的信条，它要求有与法国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不相同的文化传统。
（2）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匠、职员和小食利者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以标准的步伐进行，大型工业只有几个中心，把法国社会分成这些阶级的无论是什么问题，首先它们在经济上是保守的（在别的地方的保守主义没有这样广泛的基础），随后它们日益支持包括激进社会党在内的倡导中产阶级革命的那些团体，激进社会党能够用一句话把这个党形容透彻，即它既不激进，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很多工人属于同一社会学类型，具有相同的思想。很多专门职业者和知识分子让自己适应这个情况，从而说明虽然存在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多和就业不足的情形，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骚动是有的。不过在不满分子中间，反对第三共和国中由种种不同环境形成的反教士倾向的天主教徒比厌恶资本主义秩序的人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前者而不是因为后者，引起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Dreyfus）时期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危险。
（3）结论是，尽管还是因为不同原因，法国并没有比俄国或美国更多的发展严肃社会主义的余地。所以它有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和准社会主义而没有严肃的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少数意志坚决者”行动的布朗基主义的党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最后由盖德和拉法格建立起已经得到马克思本人批准的阶级斗争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党（1883年）。它按照正统路线发展，一边在一条战线上与埃尔韦型的盲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战，一边与饶勒斯的改良主义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这情形跟德国马克思主义党所做的非常相似。但是它从来没有得到与德国党相同的重要性，在群众或知识分子眼中也从来没有跟德国党相近的意义，虽然社会主义团体于1893年在议会中合并（占有48席位，而执政的共和党占300席位）并最终导致统一社会党在1905年的成立。
（4）我只打算把下面的事实简单地谈一谈（不打算详加评述），即上面粗略看到的社会模式要产生英国类型的有纪律的大政党是不可能的。相反，任何人都知道，法国的议会政治变成小型不稳定团体的不断更换舞伴的交谊舞，这些团体根据短暂的形势和个人的利益及阴谋，有时联合有时解体，按照我上面所提到的客厅游戏的原则，一会儿建立内阁，一会儿搞垮内阁。政府的低效率就是这种议会政治的后果之一。另一个后果是，法国社会主义团体和准社会主义团体得到内阁职位的机会要比其他国家快很多，在那些国家里虽然社会主义政党有强大得多的力量，不过那里的政治是根据十分合理的方法运行的。在1914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前，盖德及其团体证明不受诱惑，以最佳的正统风格，向来拒绝跟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不过这个改良主义团体，逐渐变为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它奉行的原则——不经过革命的改良——对这样的合作不谴责，事实上也没有理由这么做。于是饶勒斯并不为在1898年德雷福斯危机时为了保卫共和国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府而感到愧疚。就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问题（它在英国或瑞典完全不成问题而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突然用最实际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世界爆发了。这个问题因为一个外加的条件显现出它独特的刺激性。这个外加条件是：支持资产阶级政府是一件事，虽然从严肃的正统派观点看够坏的了，而实际参加政府并分担其责任根本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设法了解“米勒兰主义”为什么必定要打击法国的盖德主义者和整个欧洲的正统社会主义者。对他们而言，“米勒兰主义”是错误与罪恶，是对目标的背离和对信仰的玷污。这是非常自然的，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国际大会对它的诅咒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理论上的诅咒以外和在它的背后是个简单的常识。假如无产阶级不打算支持有野心的政治家，不让他们利用这种支持爬上权力高峰，就一定要最小心地注视对批准了的做法的任何一次偏离。每当形势适合野心家妄图取得权力的时候，奢谈国家紧急危机的诡计（说到底，是不是有过政治家不认为是紧急危机的形势）是非常老生常谈和特别丧失信用的，不能够完全骗过所有人，特别是已经学会从政治言辞中看出真正价值的法国无产阶级。存在着群众有可能对政治社会主义有轻蔑地厌恶的危险。
实际上，不仅只有这样的危险。群众的确已经对这种社会主义厌恶了。看，整个国家都看到政治效率低下、无能和草率做事的可悲景象，它是上文没有全面地概述的社会学模式的产物，群众不信任政府、政界人物和粗制滥造的作家，群众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再尊重，事实上除了对原先几个伟大人物的怀念外，不再尊重所有人和所有事物。一部分工业无产阶级保留天主教信仰，其他的人失去信仰。对于那些已经克服资产阶级倾向的人，工团主义比所有能够得到的、可靠的社会主义更加有吸引力，那种社会团体的发起人有可能在较小规模上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游戏如法炮制。以工团主义为主要继承人的法国式的革命传统对于它的兴起当然有帮助。
工团主义不但是革命的工会主义，而且它能够包含跟后者无关的很多东西。工团主义厌恶政治和反对政治，因为它一般蔑视传统政治机构的活动和通过它进行活动，特别是蔑视议会的活动。由于它既蔑视按照理论制定的建设纲领，也蔑视知识分子的领导，所以它反对知识分子。它的确给予工人的直觉不像马克思主义诉诸知识分子想象中一定是工人直觉的那个东西，它答应工人他可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占有他工作的工厂，用肉体的暴力去占领，最后用总罢工去占领。
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费边主义不一样，它不能为任何受过经济学或社会学艰苦训练的人所信奉。它没有理论基础，按照任何事物一定要达到合理化这个假设行事的作家，假如试图为它设立一个理论，无可避免地会让它孱弱无力。有人把它跟无政府主义相联系，作为社会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与它在根源上、目标上和意识形态上是根本不同的，虽然巴枯宁的工人阶级追随者的行为（1872—1876）在我们看来与它是多么相似。另一些人试图把工团主义作为以特殊策略癖好为特征的特殊部分，归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就得把对两者都是最为重要的东西舍弃。另外还有一些人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品种——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柏拉图式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作用。他们这样做就一定要让活动按照一个明确的、有最终目标的图式，而没有这种图式正是它的一个突出特色。组织和领导奉行工团主义信条的劳工总同盟（1895—1914）的那些人绝大多数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或工会官员或者兼有两种身份的人。他们充满着憎恨和战斗精神。他们并不费心地去考虑假如成功了他们对这堆烂摊子将做些什么。这还不可以吗？我们为什么应该拒绝承认有这么一种抽象的好斗性，它既不需要，也不注意任何议论，关心的只是胜利本身这一生活每天都教导我们的真理呢？
不过所有知识分子都能以适合他口味的方式把这个残酷暴力后面的空虚填满。暴力本身加上反知识和反民主倾向，若以无数人有种种理由嫌弃的分崩离析的文明为背景加以观察，就有了很有深意的内涵。那些当时有这种感觉，不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憎恨没有对资本主义民主理性主义的憎恨那么深的人，退到正统社会主义那里去是没有自由的，因为正统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理性主义。无论是尼采派还是柏格森派，对于他们智力上的反智力活动来说，工团主义崇尚暴力的反智力活动在群众中作为他们自己信条的补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就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同盟实际上产生了，工团主义最终把乔治·索雷尔当作它自己的哲学家。
当然，所有时候共存的所有革命行动和革命思想总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产物，必定在很多方面以相同的方式，对同样需要做出反应。同样，它们在它们的争论中彼此不免借用对方的观点和宣扬自己的观点。最后，无论团体还是个人，往往不知道他们的归属（假如有归属），有时是因为无知，有时是由于正确的优势概念，他们把互相矛盾的原理混合成他们自己杂乱的信条。所有的这些让观察者稀里糊涂，也是当前对它有很多解释的原因。尤其是曾在一个短时间盛行，很快被知识分子拥护者抛弃的工团主义的情况更加混乱。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能够评价工团主义对索雷尔意味着什么和索雷尔对工团主义意味着什么，他所写的《暴力论》和《进步的幻想》的确对我们做出评价有帮助。至于他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观点与马克思完全不同，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过站在反智力活动激流中，索雷尔社会哲学充分说明了社会力量的第一次实际表现，这股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始终是革命的。
第五节德国党和修正主义，奥地利社会主义者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方法和策略在德国没有效果呢？为什么加强对抗并把国家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策略却能获得成功呢？假如没有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为社会重建努力，或者假如统治阶层完全不理会它们的建议，这个问题原来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一旦我们知道德国当局对当时社会紧急状态比英国政治社会表现出更多而不是较少生机勃勃，而英国费边主义者的工作在德国由非常相似的团体做得效率更高而不是更低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谜团了。
德国并不落后，至少在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社会保障立法通过以前，德国始终在“社会政策”事务上领先。让那些社会改良法案列入法令全书的是政府的创意，而不是来自下面的以让人恼火的斗争坚持其权利的压力。俾斯麦提倡社会保险立法。发展它并加上别的社会改良项目的是执行威廉二世指示的保守的文官（冯·贝雷普施，波萨多夫斯基伯爵）。全世界都认为创立的制度的确是让人钦佩的成就。同时，工会活动不受约束，政府当局对待罢工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全部的这些都是在君主制度的外衣下出现的，这一点跟英国的过程相比显然是不同的。不过这种不同能趋向更大而不是较小的成功。但是，德国的君主政体向经济自由主义（它的批评者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让步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做了一些必要的变更的前提下，干脆恢复了它的为工人做它过去为农民所做事情这一老传统。比英国发展得更好和更有力量的文官制度提供了完善的行政机制和立法思想及起草法案的技术。这个文官制度起码跟英国文官制度一样能接受社会改革的建议。它主要由贫穷的容克组成，其中很多人除了够过清苦生活的薪水外没有别的生活资料，他们把全身心都投入工作中，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的知识训练，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进行尖锐的批判，他们像鱼喜欢水一样喜欢工作。
这个文官机构中官员的意见与建议一般来自他们大学里的教师——“讲座里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我们怎样评判那些组织“社会主义政策协会”的教授们的科学成就，他们的工作常常缺少科学的精心安排，不过他们为社会改革的真正热情是火热的，他们传播改革思想得到完全成功。文官们坚强地面对资产阶级的沮丧，不仅制订实际改革的每个方案，并且大力宣传改革的精神。他们像费边社成员一样，主要对手头的工作感兴趣，不赞成阶级斗争和革命。不过，他们也跟费边社成员一样，知道他们追求的目标，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在他们前面道路尽头逐渐出现并不介意。当然，他们设想的国家社会主义限于一国，也是保守的，不过它既不是假的，也不是空想的。
那么，我想我们一定要再次承认，从短期看来（在这类问题上40年是短期）的方法和错误，个人和团体的缺少才干，或许比形势逻辑更能说明问题。另外我能指出的所有其他理由无疑是不恰当的。当然，个别邦的议会里有扩大选举权的斗争，但是对工业群众最重要的事情在帝国议会（reichstag）的权限之内，所以，俾斯麦一开始就实施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更重要的是提高面包价格来保护农业。这个措施显然对社会气氛有相当大的害处，特别由于它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东普鲁士大中型庄园。不过，至于这个措施所发挥的实际压力，到1900年左右向外移民事实上才停止，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不过，这条路线是找不到解释的。
缺乏这种才干再加上德国的行事风格，我们能够就德国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明显特性把事情弄得比较清楚。1914年以前，德国的殖民野心和别的对外野心——隔了这么一段时间后这样说看来是对的——的确不过分，特别是假如我们拿它跟当时英国和法国扩大帝国的、干脆而有效的行动相比就更为清楚。德国事实上所做的或表示某种意图要做的，没有一件事能够跟（譬如说）英国征服特勒凯比尔、布尔战争、征服突尼斯或法国征服印度支那相媲美。德国人惯于使用的说话方式比较放肆和咄咄逼人，另外，德国人就算在提出合理要求时表现的恃强凌弱的姿态也让人难以容忍。比这更坏的是，德国人从不坚持一条路线，轻率地冲向永远在改变的方向，忽然变为狂暴地退却，一会儿有失尊严地抚慰，一会儿没有丝毫必要地拒绝，直到全部这些因素让全世界舆论哗然并彻底厌恶。在国内事务上的情况也如此。
事实上，致命的错误是俾斯麦犯下的。这个错误只有假说他完全误解那个问题的性质才能够解释。那就是他打算用强制手段镇压社会主义活动，这种手段以颁布社会主义者镇压法（Sozialistengesetz）这项特殊法令而达到高峰。这个法令实施于1878年，一直到威廉二世在1890年将其废除，也就是其时间之长完全能够教育德国党，让它在1890年后的战前所有时期里接受经历过监禁和流放并有着罪犯和流放者精神状态的那些人的领导。通过各种环境不幸的结合，结果是恶化了以后发生的整个过程。军国主义和军事光荣的思想是那些在流放中定型的人无法忍受的。而君主政体（它在别的方面同情一大部分有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是眼前实际目标的事情）无法忍受的一件事是对军队和1870年光辉业绩的轻视。主要是这个差异而不是什么其他分歧让双方把对方看作敌人而不仅只是对手。在党的大会上，一方面加上马克思主义的词汇（无论有怎样明显的空谈味道），另一方面加上前文说过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你就可以看清这幅图画。无论有多少富有成果的社会立法，无论有多少遵守法律的行为，都不能避免相互呼喝“不行”（NonPossumus），隔着纸板屏障两个主持人相互谩骂，向对方摆出一副最恐惧的面孔，原则上要把对方生吞活剥。所有的这些并没有真正严重伤害对方的意思。
从这种状态下形成的局势，显然有其危险性（因为不负责任的巨大权力总是危险的），不过局势完全不像它看来那样让人不安。联邦和邦政府（或者晋升到内阁一级组成那些政府的文官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诚实而高效的行政机构和有益的总体上进步的立法，以及陆军和海军的预算。这些目的都没有受到社会主义者投反对票的重大危害，尤其是海陆军预算的通过，大部分时候因为绝大部分国民的支持而得到保证。而组织良好的由奥古斯特、倍倍尔杰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一心一意巩固和扩大它的得票数，选票实际上增加得特别迅速。政府对此并不进行严重干扰，政府机构小心地遵守给予党徒活动实际所需的全部行动自由的法律条文。政府机构和该党双方都有理由感谢对方，特别在比洛执政期间，政府为人们作演说的过多的能量提供发泄机会，而双方也都需要这种机会。
因此，这个党不仅让人满意地发展，并且安定下来。这个党有一个办事机构，建立了党报，有一批资深政治家为其支柱，全部人员都有适当的收入。一般地在他们自己岗位上安心工作，总的说来受到高度的尊敬——就这个词的所有（包括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一个工人阶级成员的核心成长起来了。对于核心成员而言，参加党不再是选择问题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生来就是党员”，养成了不加丝毫怀疑地接受党的领导及其教义问答手册的习惯，就一些党员来说，当时的教义手册对于他们正好等于教会的教义手册之对于现在的寻常男女。
全部的这一切，因为非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能力有效地竞争工人选票而得到很大的促进。这方面有一个例外。中央党也就是天主教政党一方面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人才，因为它有全体教士的忠心支持，另一方面它准备设法争取劳工的选票，办法是尽量在不会激怒它的右翼而它自觉可以做到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改革，并采取1885年《不朽的上帝》和1891年《新事物》这两次教皇通谕中教义的立场。不过所有别的政党，出于不同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站在和工业无产阶级互不信任（假如不说相互仇视）的立场上，从来不想对任何数量的劳工投票人进行自我宣传。这些劳工投票人，除非是活跃的天主教徒，他们相应地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很难有任何政党能够信任。按照英国和美国的经验看来，这样愚蠢的事情让人不容易相信，但是允许社会主义大军大步进入政治上没有任何防卫的领域，却是事实。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那些从表面上看来这么不容易理解的事实，即德国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这样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原因。一个可以提出具有特色的信条但是不仅被完全排斥在政治责任之外并且没有任何担负政治责任近景的强大政党，只要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必然会保持这个信仰的纯洁性。但是没多长时间，当爱德华·伯恩斯坦冷静地着手“修正”党的信条的整个结构时，发生了严重的争吵。经过我对形势的说明，这场争吵是不会让人惊奇的。
就算最老于世故的政党也知道对其重要政纲的改变会带来的危险。一个政党，其政纲及其本身的生存全都寄托在它的信条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完全的改革必定会发生可怕的震动。
这当然是党所不能忍受的。伯恩斯坦是个杰出的人，但不是马克思智力上的对手。就如在第一篇中我们所看到的，他在他并没完全理解的经济史观问题上走得太远了。他断言农业部门的发展反驳了马克思经济控制集中化的理论，也说得过头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论点招来有效的反驳，以致正统派战士考茨基发觉掌握他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论据并不十分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倍倍尔采取的路线就如一些同路人和别的批评者当时指出的那样既不明显随和也不明显专横。他对修正主义进行强有力地斥责，借以掌握左派。他在1899年的汉诺威大会和1903年的德累斯顿大会上咒骂修正主义。不过他要把重申阶级斗争和别的信仰条文的决议写得让“修正主义者”有可能顺从，这批人确实顺从了，于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反对他们，尽管我相信有过一些惩罚行动。在党的支持下伯恩斯坦本人被允许进入帝国议会。冯·福尔默继续留在党内。
工会领袖们把他们的肩膀耸了耸，对再三灌输的理论窃窃私语。他们早就是修正主义者了。不过只要党对他们当前利害攸关的事务不干预，只要它不让他们做他们确实不愿做的事情，他们对这些是不很介意的。他们保护几个修正主义者，也保护他们的文化机关。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无论党的哲学怎样，公事公办，要做的就是这些。
把理论看作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和一些非社会主义同情者（他们想要参加不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想的肯定不同。就是他们在谈论党的危机，并对党的未来没有一点儿信心。实际上，本身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尚空谈的温和激进分子朋友的倍倍尔急忙警告他们丢掉这种想法。不过这一切对党的基层党员没产生多大干扰，他们跟随他们的领导人，一直高喊他们的口号，完全不在乎马克思或倍倍尔对这件事会说什么，直至他们为保卫他们的国家匆忙拿起武器。
我们刚才简略评述的事态由奥地利党平行而不同的发展做了一些有趣的说明。按照该国非常慢的资本主义发展步伐，让它多花20年的时间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要素是符合我们预期的。从微小并不太可靠的起点慢慢兴起，它终于在维克托·阿德勒领导下在1888年海因费尔德大会上成立。他在团结居住在该地区的所有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近乎绝望的事业中取得成功，他以卓越的才能在这之后的30年中领导他们。
这个党也是正式马克思主义的党，形成党知识分子核心的才华出众的犹太人小圈子——新马克思主义者，就如我们在第一篇中所提到的，它甚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众多贡献——沿着正统的路线前进，在做法上显然有所改变。
第六节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政党政纲中的国际主义政策要求有一个像已消逝的第一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成立。以马克思信条衡量，别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劳工团体都不是国际主义的。不过，部分由于继承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部分由于对各自国家内上层阶级政府的憎恶，它们尽管程度不同却全都具有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与感情，所以它们进行国际合作很容易。1889年第二国际的成立体现了真正试图调和不可调和事物的妥协，而且一直工作到1914年。对于这个主题只需说上几句就可以了。
第二国际有一个国际局，有代表大会正式辩论策略和原则问题。第二国际要组织所属政党和团体之间的接触，要统一观点，对行进的路线进行协调，对不负责任的行为要限制，还要鞭策落后者，并尽可能快地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舆论，从社会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是特别合乎需要的和重要的，尽管按照这些事情的性质，积极的结果要几十年时间才会成熟。
所以，国际局的首脑和成员肯定不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指挥部。他们不像第一国际那样制定政策和施行政纲。各国党和劳工团体有充分的自主权和自由加入别的适合它们独特目标的国际组织。他们喜欢甚至祈求参加工会，还有合作社和教育团体，不过它们在那些团体中不发挥领导作用。各国党仍旧保持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特别广泛，完全可以让这一边的斯陶宁和布兰廷和那一边的列宁和盖德一直合作。这个国际组织中的某些成员显然看不起另一些成员那种畏首畏尾的自我克制，而后者则反对前者头脑发胀的激进主义。有时候事态发展到可怕地近乎你死我活的程度。
听起来有些奇怪，第二国际的成立主要取决于俄国人和盖德主义者支持下德国人的努力。他们十分清楚地懂得，德国以外的声称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大部分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签署39条是一件事，同时保留解释它的充分自由。很自然，比较热情的追随者对这非常震惊，并直言信仰正堕落为没有实质的形式。不管怎样，德国领导人对这种情况还是容忍了。倍倍尔知道他能走多远，他的忍耐实际上立即碰上英国人的忍耐，他知道他的忍耐最后将得到报酬，假如不发生战争，他的目的必然会达到。就这样，他运用策略对无产阶级阵线进行巩固，意图及时让它具有生命力，在这么做时，他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如果德国外交有同样的才能，或许会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的确，某些结果成熟了。第一个十年左右的时间中所进行的有些不明确的讨论最终集中到外交政策上，跟共同观点有点像的那种东西终于开始出现。这是跟时间的赛跑。这场赛跑失败了。如今提到那个时期的所有记者都感到有资格为他所想象的国际社会主义在大战爆发时垮台的原因谴责第二国际。但这是所采取的最肤浅的观点。1912年巴塞尔非常大会和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努力争取和平，必然是它在那种环境中可能做的全部。向一个哪里都不存在仅存在于个别知识分子头脑里的国际无产阶级发出总罢工的号召，不会有更大的效果，它的效果要小得多。争取做到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无论最后证明这个成功是多么不足。如果有失败，那么它发生在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内战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