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佛教建筑的演进》（4）

佛塔

佛塔是佛教用来供奉或收藏佛舍利、佛像、佛经、僧侣遗体的高耸式点状建筑，又称为“佛塔”或“宝塔”。佛塔起源于印度，公元1世纪前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改造之后，中国的佛塔在结构上和形式上同印度的佛塔已有很大的不同。它融合了民族的建筑艺术特点，主要是把中国原有的亭台楼阁建筑中的某些元素运用到塔的建筑中，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塔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建筑形态、建筑结构以及建筑功能都在不断发生变迁，并以其独特的形式与内容充实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内涵。它不仅是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反映，而且也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

第一节佛塔起源与印度佛塔

塔是印度传入的建筑形式，梵文stupa（窣堵波）的本意就是指埋葬尸骨的坟冢，其基本形式是，在地面上筑一个半球形坟丘，下有基座，顶上正中立一根串有多个圆盘的“刹”以示装饰。释迦牟尼逝世后，瘗埋他遗骨的窣堵波就成为佛教僧侣和信徒膜拜的对象，从而使这种古老的印度墓葬形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供奉舍利的专用建筑，并在阿育王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旃陀罗笈多的孙子阿育王（亦译阿输迦、无忧王）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他因弘传佛教而名垂青史。[1]阿育王时代基本确立了窣堵波的基本形制，佛教和耆那教都有建塔的传统，其形制也有相似之处，由台座、塔身、平台和伞盖、塔门和围栏等组成。塔身通常为覆钵状，内部为实心，外部以砖石堆砌，塔心内通常有封存在石函内的金、铜、水晶等贵重材料的舍利容器。传说阿育王将存放于八座窣堵波中的佛陀舍利进一步分开，营建了8.4万座窣堵波以纪念这位圣人的一生。之后，窣堵波除埋藏舍利外，还可保存高僧遗物、佛经等，成为一种佛教礼拜性建筑。中国唐代高僧玄奘于7世纪前往印度取经时，曾目睹阿育王时期所建的窣堵波尚存百余座，有的塔高达200余尺，有些窣堵波上还保留着布满雕饰的石门和围栏，有些只残存覆钵塔身。1794年发现的达摩拉吉卡塔遗址，有学者考证认为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阿育王所建窣堵波。

孔雀王朝之后的巽伽王朝时期，佛教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受皇室推崇。尽管如此，从现存的佛塔遗迹来看，当时的佛塔建筑艺术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巴尔胡特窣堵波塔门和围栏雕刻，佛陀伽耶围栏雕刻都称得上是印度早期佛塔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巴尔胡特窣堵波（图4-1-1）是印度佛塔的重要遗迹之一，于1873年被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甘宁汉（1814～1893）最先发现。当时塔身覆钵已经崩塌，仅存围栏尚部分完好。该塔基座直径约20.7米，原建有东南西北四座塔门和80根高约2.15米的石柱构成的围栏，东门两侧的立柱呈集束状，柱头顶板雕有卧狮，横梁上雕有法轮，与阿育王时代的塔门风格相近；围栏石柱间由三条贯石穿插相连，上方覆盖有半圆形枕石，围栏和塔门上刻有佛教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的浮雕，可以辨认的本生故事有32个，佛传故事16个。

佛陀伽耶因释迦牟尼在此处的菩提树下成佛而闻名。传说阿育王曾在此处建立了一座金刚宝座塔，到了巽伽时代晚期又在金刚宝座外建立了一道围栏，其形制与巴尔胡特围栏相似，浮雕内容也相仿，只是技法比前者有所改进。

公元前1世纪，安达罗王朝建立，该王朝早期建造的桑奇一号塔标志着印度早期佛教艺术发展的顶峰来临。该塔于1819年被英军上尉爱德华·费尔发现，属于印度早期窣堵波的典型代表，当时在这一地区被发现的共有三座塔。桑奇一号塔直径约36.6米，高约16.5米，覆钵塔身据推测为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所建，体积仅为现在的一半。公元2世纪巽伽王朝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在原有覆钵上继续垒砌砖石并涂饰灰泥，在底部构筑基座以及扶梯、甬道、围栏，还在覆钵之上增修一方平台和三层伞盖。公元前1世纪之后，安达罗王朝又在塔的下层围栏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造了四座塔门，最终形成了桑奇大塔现在的规模。桑奇二号塔年代要早于一号，且该塔只有围栏而没有塔门，桑奇三号塔建造时间要晚于一号，没有围栏，仅在东面建一座塔门，形制与一号塔西门雷同（图4-1-2）。桑奇一号塔作为桑奇三座窣堵波的代表，被人们习惯上称作桑奇大塔。桑奇大塔往往被解释成宇宙图式，塔身覆钵“安达”梵语原义为“卵”，象征印度神话中孕育宇宙的金卵。平台和伞盖是从古代围栏和圣树衍化而来，伞柱象征宇宙之轴，三层伞盖代表诸天，据说伞顶正下方埋藏的舍利隐藏变化万法的种子。四座塔门标志着宇宙的四个方位。香客一般从东门进入圣城，向右沿甬道按顺时针方向绕塔巡礼，据说这与太阳运行的轨道一致，与宇宙的律动和谐，循此可从尘世超升灵境。不过，原始佛教思想偏重于伦理学或心理学，而不像婆罗门教哲学那样偏重于宇宙论。早期佛教徒仅仅把窣堵波作为佛陀涅槃的象征来礼拜，而以宇宙图式解释窣堵波的象征意义，显然属于后期佛教哲学的观念。当然，在桑奇大塔中可能已蕴含着宇宙图式象征意义的萌芽，从中我们隐约可以听见佛教伦理学向婆罗门教宇宙论转化的宗教变革胎动的心音。[2]（图4-1-3）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大月氏）建立，犍陀罗艺术兴盛起来。犍陀罗风格的窣堵波摒弃了此前窣堵波四周的围栏和塔门，取而代之的是围绕覆钵和基座的壁柱和壁龛。这一时期的塔身覆钵比以前明显增高，伞盖增至七层以上，形成一长串的相轮，主塔周围还多建有形制雷同但体积缩小的小塔，大塔与小塔的覆钵外围和基座侧面都装饰着佛教故事的浮雕嵌板，壁龛内供奉佛像、菩萨像，可惜的是这些大塔早已荡然无存。马图拉（又译秣菟罗）为古印度十六列国之一苏罗森那的都城，虽地处交通要地，但其艺术风格始终坚持本土传统。此外南印度的阿马拉瓦蒂艺术也影响很大，与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阿马拉瓦蒂大塔是阿马拉瓦蒂艺术的典范，也是南印度窣堵波形制的代表。该塔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并于公元2世纪大规模扩建，直径约50米，高约30米，塔身覆钵形，上面涂有灰泥饰带，下部和基座表面镶嵌浮雕嵌板，基座周围铺设宽约4米的甬道，外围是一圈高约3.5米的围栏，围栏四方入口两旁雕有呈蹲立状的石狮。塔的顶端建有平台和伞盖，基座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延伸出一座方形露台，每座方台上都耸立着五根并排的石柱，被称为“方牙四出”。这种取代塔门的石柱列阵构成了南印度地区窣堵波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典型特征。该塔于1816年因人为破坏而崩塌，如今只能从该塔遗址出土的一块窣堵波的浮雕嵌板中一窥阿马拉瓦蒂大塔当年的雄伟英姿了（图4-1-4）。

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统一了印度。笈多时代是印度宗教、文化、艺术等各领域全面繁荣的时期，该时期的佛塔建筑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位于萨尔纳特的达梅克窣堵波（图4-1-5）。萨尔纳特又译鹿野苑，相传为佛陀初转法轮的圣地，早在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就曾在此地建造了达摩拉吉卡窣堵波，此后经贵霜等王朝的不断增建，该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如今的萨尔纳特尚存两座佛塔遗址，其中的达梅克窣堵波建于公元5世纪的笈多时代。该塔原名达摩穆卡，据《大唐西域记》载，该塔是为了标记弥勒菩萨受记成佛处。塔身呈圆筒形，底部直径28.35米，塔高43.6米，覆钵上部塔身为砖砌实心，现已崩毁，下部塔身和基座均为石筑，并砌有壁龛，表面装饰有笈多时期流行的莲花卷草纹和几何纹浮雕，龛内可能放置过佛像。整座塔浑厚典雅，庄严肃穆。笈多之后，随着印度教的兴起，佛教逐渐走向衰落，佛塔建筑艺术也告别辉煌，被不断增多的印度教神庙遮住了昔日的光芒。

第二节佛塔东传与中国佛塔

佛塔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中国出现。据史书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带着佛经、佛像来到洛阳正式传播佛教，朝廷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的御道南面给他们修建了一座寺院，取名为白马寺。在这所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中建有大型的方形木塔，这座木塔可能是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一座佛塔。

早期的佛塔在形制上依然保留了印度窣堵波的特点，如丝绸之路上的酒泉石佛寺湾子出土的北凉石雕佛塔，均为覆钵形塔身，上有七层相轮构成的塔刹（图4-2-1、图4-2-2）。

辽宋金时期，佛教虽不复前代的辉煌，但在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席之地。此时佛教建筑布局有了较大的变革，汉化色彩更加鲜明，佛教寺院越来越趋向于纵轴线式宫殿建筑布局，与过去的廊院式住宅建筑布局渐行渐远。另外，一些建筑组群的主体建筑已不是由纵深的二三座殿阁组成，而是四周以较低的建筑，簇拥着中央高耸的殿阁，共同组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时期的寺院结构分布与前代相比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殿代塔，大殿成为一组寺院建筑群的中心建筑，佛塔则建在大殿旁侧，成为一种标志性建筑。辽宋金时期的佛塔由于多为砖石结构，加之年代相对较近，所以有相当多保存了下来，如建于宋代的河南开封祐国寺铁塔（图4-2-4）、河北景县开福寺塔、苏州报恩寺塔，建于辽代的辽宁朝阳凤凰山中寺塔，建于金代的北京铁壁银山大延圣寺双塔等。辽代的塔多为密檐式结构，金代建塔数量则相对较少。山西应县的释迦塔为现存最早的木结构佛塔，河北定州开元寺料敌塔（图4-2-5）是我国现存最高的一座佛塔。

元明清三代的佛教建筑在我国建筑艺术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元代朝廷重新对佛教予以重视和庇护，这是辽宋时期所罕见的。随着藏传佛教被定为元朝的国教，藏传佛教建筑也首次大规模出现在中原地区。元代佛教建筑在建筑式样上仍以中国传统佛教建筑为蓝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异教的一些建筑形式。据《续高僧传》记载，佛塔中的金刚宝座塔自隋代便已经出现，我们在敦煌壁画中也可见到这种建筑形式的塔，但是“现存的这类塔，只有元明清三个时代的遗物，如云南昆明官渡金刚宝座塔、北京碧云寺塔、呼和浩特慈灯寺塔等”。[7]佛教自明代时起逐渐步入了衰微期，明清两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佛教基本采取适度控制的政策，所以佛教寺院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均无法与宋元时期相比拟。但是，由于建造或重修时间较晚，且多为砖石楼阁式结构，因此这一时期的佛塔多保存完好，其中不乏一些规模较大的佛塔。虽然数量很多，但明清时期的佛塔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建筑规模上都远不及辽宋时期，只有少数的几座造型精美、修造精密的佛塔可以与前代相媲美，如明代重修的山西广胜寺飞虹塔等。

早期的楼阁式佛塔多为木结构建筑，这与中国传统的建筑特点是相吻合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公元495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在都城广建佛寺，在著名的永宁寺中心位置就建造了一座木结构的楼阁式佛塔。木结构佛塔最符合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斗栱、椽檐、立柱等各个部分均为木质，结构严谨，施工精巧。但是难以长时间保存也是所有木结构佛塔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由于木材易遭受火灾、雷击、虫蛀和自身腐朽，所以多数木结构佛塔未能保存到今日。迄今保存完整的年代最早的木结构佛塔应为山西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又称应县木塔，该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塔分五层，横剖面为八角形，高达67.31米，整体悉为木构。

鉴于木结构佛塔易于损毁的特点，为了使佛塔能够长久保存，砖石等建筑材料也开始用于佛塔的建造。早期的砖石楼阁式塔在形式上严格遵守木质塔的特点，斗栱、柱枋等均一一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砖石结构的塔成为主流的时候，这种忠实遵守木塔形制的风气才慢慢减弱。现存的楼阁式塔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如陕西长安香积寺塔、玄奘塔等；五代时的有江苏苏州云岩寺塔、南京栖霞山舍利塔等；宋代的有山东兖州兴隆寺塔、河南开封祐国寺塔，浙江杭州灵隐寺塔以及我国现存最高的古砖塔——河北定州开元寺塔等；明代遗存有山西洪洞广胜寺塔（图4-2-6）等。楼阁式塔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建筑特点，只是由于屡经后世的修葺，这些塔原来的面目已经难以全窥了。

释迦塔位于山西应县佛宫寺内，始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木结构佛塔。该塔建在两层石砌高台上，平面呈八边形，高五层67.13米，塔刹高10米，塔的底层平面呈八角形，直径30.27米，为古塔中直径最大的。塔身构架为内外两槽立柱，内外槽之间有梁枋相接，每层都有一个暗层，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层层相叠形成攒尖顶，内外檐柱上均施斗栱。该塔从底层到顶部未用一根铁钉，衔接处全部用木构榫卯，整个木塔共有54种不同形式的斗栱，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斗栱形式最多、最有代表性的楼阁式佛塔。由于它牢固的结构，历经900多年，经历多次地震袭击，至今巍然挺立。近千年来，木塔曾经过了多次强烈地震的考验。文献上记载，元顺帝时曾大震七日，木塔屹然不动。近年来的河北邢台地震、唐山地震、内蒙古和林格尔地震等都有波及，但木塔没有受到任何损害，说明它的抗震能力很强，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成就。塔内几乎每层都供奉有塑像，第一层供奉有释迦佛，体态丰盈，端庄慈祥，衣纹流畅。莲座之下的八大金刚，身披甲胄、英勇威武、惟妙惟肖；第二层供奉有一主佛和四菩萨；第三层供奉四尊佛像，神目如电；第四层供奉一主佛二菩萨和二弟子像；第五层供奉有释迦坐像，慈祥端庄，八大菩萨分坐四周，神态各异，造型优美。

亭阁塔在隋唐以前曾一度盛行，唐代以降则比较少见。亭阁式塔一般是单层塔，罕有双重亭阁塔，今山东长清寺慧崇禅师塔是仅存的双重亭阁的塔例。亭阁塔以精致小巧见长，现存的典型亭阁塔是建于隋代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图4-2-7）。此塔平方形，全部以石材筑成。其四面各开一门，塔室中一巨大的方形石柱，石柱每面都雕刻着佛像。塔顶层层叠涩而成，形如方锥体，由下而上层层收缩，影线上留下了类似台阶一样的影子，其曲折升降，有强烈的古体诗的平仄韵味。另有两个堪称经典建筑的亭阁式塔: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和山西运城泛舟禅师塔。净藏禅师塔是一个八角形砖石结构塔，其南面辟一拱券假门，并雕出门扇和门钉，在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四面皆雕权窗。泛舟禅师塔是一个圆形砖石结构亭阁塔，其一面辟有券顶门洞，由此可进入塔室内，塔壁四周亦雕出仿木棂窗。这两座塔虽然形体不同，但在建筑艺术手法上则颇为相似，在细节处理方面，都是精工细作，精雕细琢。在仿木结构工艺方面，二者都已达到逼真的境界，尤其是净藏禅师塔，其仿木斗栱完整地反映了唐代建筑技术，甚为建筑史学者所看重。亭阁式塔上一般无华丽的雕饰，然而亦有例外。如河南安阳修定寺塔和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这两座塔通身雕饰各种姿态的人物、动物图样，将其塑造成了一座精美的雕塑艺术品。

密檐式塔在我国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基本形制为砖质仿木结构，塔身精工细雕。现存最早的一座砖塔——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一座典型的密檐式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塔高约41米，塔身平面呈十二边形，塔室为八边形，塔身第一、二两层占整个塔高的近三分之一，其上为十五层密檐，顶部塔刹系石造。密檐塔与楼阁式塔有相似之处，差异也十分明显。其特点是：外檐层数多而密，层层叠加如同高层的楼阁，从远处看蔚为壮观，从形制上来看其应该是在楼阁式塔的基础上分支出来的。密檐式塔可以细分成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种：实心塔一般只有第一层有塔室，或者完全是封闭实心的；空心塔外形与实心式无异，内部构造则与楼阁式塔相似。密檐式塔尤其是空心式塔的结构较楼阁式塔更为复杂，施工难度更大，因此这类塔到北魏时期才开始出现，经历了唐辽的黄金时期后逐渐走向衰落。

密檐式塔是我国特有的佛教建筑，与楼阁式塔的分布特点不同，密檐式塔在北方的分布数量远远大于南方。现存的密檐塔除了嵩岳寺塔为北朝遗存之外，其余均可追溯至唐辽时期，唐宋时期的墓塔多为密檐式。此外，唐代的密檐塔现存的还有陕西西安荐福寺小雁塔（图4-2-8）、河南临汝风穴寺塔等，以及渤海国时期的吉林长白山朝鲜族自治县灵光塔、南诏时期的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图4-2-9）等，辽代的有辽宁北镇崇兴寺双塔、锦州大广济寺塔、北京天宁寺塔等，金代的有北京铁壁银山大延圣寺双塔等。唐代密檐塔多为方形，至辽代时八边形密檐塔成为主流，而建于北魏时期的十二边形嵩岳寺塔则昙花一现成为孤例，后世再未出现。

嵩岳寺塔（图4-2-10）位于河南登封嵩山之麓，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一说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密檐砖塔，也是唯一的一座十二边形塔。塔的总高约39.80米，底层直径10.60米，内径5余米，壁体厚2.50米。塔身外壁呈十二边形，内室为八边形。塔体建于台基之上，全塔除塔刹和基石之外，均以砖砌筑，所用的砖略呈灰黄色，以黏土砌缝，塔身下的基台低矮而简朴。台上建第一层塔身，第一层塔身特别高大，且又以叠涩平座分为上下两段，又四个正面开辟贯通上下两段的塔门。门顶作半圆拱，上饰以尖状装饰。下段的其余八面均为素面平砖，没有装饰。塔身上段装饰最为丰富，除四个拱门顶上的装饰之外，其余八面各砌出亭阁式塔形状，刻作壸门和狮子装饰。龛门之间的十二个转角上，砌出角柱，柱下雕刻有莲瓣形柱础，柱头雕刻成火珠、垂莲等造型。第二层塔身各角倚柱的柱头为垂莲式，上端在东西南北四面砌四座券门，其余八面作“宝箧印塔”式，券面外廓砌出火焰形尖拱，塔身一、二两层的高度约占塔高的三分之一，之上十五层叠涩出檐，每层塔檐之间的距离很短，几乎分辨不出塔身的形状。塔檐之间每面各有小窗一个，龛门旁又隐出直棂小窗。一些龛门与原来内部楼层相配合，作为少量通风和采光之用。有的则只作为装饰、象征塔身层数而已，两旁的小窗则纯为装饰性质。接近塔顶处收缩明显，塔刹砖质，由宝珠、相轮、仰莲等组成。在仰莲瓣组成的须弥座上，承托着七重相轮组成的刹身，上部刹顶冠以巨型宝珠。塔内结构为空筒式，自下而上直通顶部。内壁上还有九层叠涩内檐，塔内为楼阁式结构，每层均为木质楼层。整座塔耸立在密林之上。嵩岳寺塔的多层密檐为中国独有塔型，属于仅能塔外膜拜观瞻而不能登临的单层塔。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题为《夜从法王寺下归岳寺》的诗:“双刹夹虚空，绿云一径通。似从切利下，如过剑门中。……”诗中所写的双刹就是嵩岳寺塔和法王寺塔。

金刚宝座塔是佛成正觉时的座处，金刚界五佛之宝座也。[10]该塔源于印度，为密宗所常用，在我国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建筑中均可发现。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曾盛行金刚宝座式的群塔。如景洪县内曼飞龙白塔（图4-2-11），有大小九座塔组成，造型奇特，精致美观。我国金刚宝座塔的形式虽由印度传入，但是塔座、出檐、小塔、细部装饰等均体现出中国式样，平面取金刚宝台之形也都呈方形，宝座门洞内一般都有塔梯，通向宝座之上。宝座上建五塔，中间的塔象征大日如来，形体最大，其余四座塔分布于四周，分别象征密宗金刚界其他四部主佛。“金刚宝座塔分为三种情况建造。第一种，将塔独立建造，是以单体建筑出现于寺中。第二种，在佛殿顶端建造，殿顶建塔体型虽然要小，但式样与地面建造的基本上是相仿。第三种，在塔顶建造，即刹的部位处，体型亦较小”，[11]我们主要叙述的是第一种形式的塔。我国的金刚宝座塔始建于隋代，史书《续高僧传》卷26《释法因传》中有过明确的记载。唐代，金刚宝座塔我们只能在敦煌壁画中得见。现存最早的金刚宝座塔是元末建造的云南昆明妙湛寺塔，为藏传佛教建筑。而明代所建的北京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已是汉传佛教的建筑式样。清代，金刚宝座塔属汉传佛教的有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慈灯寺塔以及北京香山碧云寺塔等。

正觉寺建于明永乐年间，清代重修并改名为大正觉寺。因此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又称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图4-2-12）。该塔建于明代成化九年（1473），整体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塔的基台下面是雕刻精美的须弥座，基台四周雕刻了造型统一的381尊小佛像。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坐北朝南，高34.7米，整体用汉白玉垒筑而成，座下正南方有券门，门内两侧各有一石梯通向座顶平台，座顶左右各有一座覆钵形塔，基座为须弥座，基座上为金刚宝座式的高台，长18.6米，宽15.73米，高7.7米，共分5层，南北两面的正中各有一券门通入塔室，塔室中有方形塔柱，塔柱四面开有佛龛，龛中原供有佛像。宝座之上的平台上有五座密檐式塔，中塔高约8米，共分13层，塔刹为铜质覆盖式，其余四座塔稍低，高约7米，共分11层，5座塔的须弥座和塔身均有佛龛，龛内雕有坐佛。整座塔雕刻华丽，不失为我国古代金刚宝座塔的杰出典范。

北京妙应寺白塔（图4-2-13），该塔位于北京西城，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由入仕中国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亲自设计修建，至元十六年（1279）建成后，又在塔前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为“大圣寿万安寺”。作为元朝皇室在大都兴建的重要建筑之一，寺院殿堂可与内廷媲美。1368年，寺院殿堂毁于雷火，至明宣德八年修复寺院后，改称今之“妙应寺”。白塔矗立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白塔位于院落中央偏北处，红墙白塔相映生辉。白塔为砖石结构，塔前建有《具六神通殿》，由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共高50.9米，因塔身通体皆白，故称“白塔”。台基高9米，底座面积为1422平方米，台基可分三层，皆为方形折角须弥座，最下层有台阶作为通道，可直登塔基。塔基砌于台基之上，由半圆形突起莲瓣组成覆莲座，而莲座上又有五条环带形金刚圈承托塔身。塔身为覆钵体，俗称“宝瓶”，上安七条铁箍，其顶端又有一较小的须弥座。塔刹的刹座呈亚字形，之上承托着下大上小的“十三重相轮”，即十三天相轮。一直径为9.7米的华盖顶于相轮之上，华盖以厚木为底，上覆40块铜板瓦呈放射状，而华盖周沿悬挂着36片带有佛像和佛字的华幔，下面悬挂着36个铜质透雕的流苏和风铃，每个约高1.8米，微风拂过，一片清脆之声。华盖之上为一高约5米的鎏金空心小型喇嘛塔，重约4吨，以八条粗壮的铁链将其固定。白塔全部为砖造，外表几乎没有任何细部雕饰，造型雄浑而富有气势。北京妙应寺白塔成为元大都保存至今的重要标志，成为现存最早的一座藏传式佛塔建筑，反映了蒙元时代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的极力推崇，而这一建筑形式也自此走出藏区，繁盛于中原大地。

塔院寺位于山西省五台山台怀镇的大白塔处，寺以塔名，颇为少见。据考证，山西五台山大白塔（图4-2-14）始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亦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并将唐代所建的二层八角佛舍利塔藏其腹内。在历史上，塔院寺与其相邻的显通寺原为同一座寺院，属于后者的塔院。据《清凉山志》卷二记载：“永乐五年（1407），上敕太监杨升重修大塔，始建寺。”明万历七年至十年（1579～1582），圣母遣太监范江、李友在五台山重建护国佑民释迦文佛舍利宝塔（即大白塔），并对寺院的殿宇进行了改建，让它和显通寺分开，成为一座独立的寺院，并取名“塔院寺”，虽经风雨侵蚀，然历代维护不辍，终成今之规模。

五台山大白塔内藏有佛祖舍利，塔高54.37米，为一座砖结构的建筑物，建于一方形台基之上。台基高1.5米，塔座底平面为八角形，高约3.5米，四围一圈单檐挑角回廊共33间，象征着佛教的三十三天。回廊内为一周铁皮圆筒形法轮，共120个，其上书有六字大明咒。信徒来此瞻仰佛塔，用手转一圈法轮，以示虔诚。

大白塔下分上下两层殿宇，建塔殿三间。下层的中洞，上刻“大慈延寿宝塔”六字，内供汉白玉质地的释迦牟尼佛像，东洞藏有“佛迹灵相之碑”，其上为释迦牟尼的双足迹印图，佛足印长50多厘米，宽20厘米，足心有千辐轮相和宝瓶鱼剑图，而西洞则立有康熙年间的修塔记事碑。上层的塔殿长9.2米，深4米，内供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王菩萨像，两侧佛龛供有铜质小佛像。塔殿外围回廊之上，建两层须弥座，共高11.88米，嵌十四尊佛像和四面铜镜。须弥座之上承托直径为18.06米的圆形莲花宝座，高2.09米，其上雕有众多大小不等的佛像。莲座上为覆钵状的藻瓶，下大上小，高10.8米，塔身呈白色，举目远观，在青山掩映中最为醒目。塔身之上又建一须弥座，上置十三天相轮，呈下大上小状，而相轮顶端有条石延出，承以华盖。华盖以厚木为底，直径8.6米，而华盖周沿悬挂铜铃百余个，微风徐来，连同塔腰叮当作响，清脆悦耳之声回荡在台怀上空。华盖中央立一铜质刹座，其上的铜刹高4.52米，底径为2.53米，须用八条铁链方可固定。铜刹鎏金，正面刻有“慈圣宣文皇太后重建释迦文佛真身舍利宝塔，大明万历九年四月八日造”等字，其底部较大，中部呈花瓶状，顶部如一葫芦。铜刹前铸一小铜龟，之上承托碑座，并刻有纪念性文字。大白塔在营建之时，砖缝全部用米浆、石灰搅烂后砌筑而成，其巍峨壮观之势，尽显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神韵。

从严格意义上说，过街塔（图4-2-15）也属于喇嘛塔的范畴，是一种高台加喇嘛塔的变体形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我们在这里主要就过街塔的高台建筑进行分类，进而研究其特征。过街塔的建造式样很多，大致可分为单门洞式、三门洞式两种。塔台上的喇嘛塔又有一座、三座、五座之分。过街塔盛行于元代，多分布于内蒙古、青海、甘肃、北京、河北等地，过街塔虽然属于佛塔，但与其他佛塔不同的是它多数情况下是独立存在的，并未建在寺院中，而是建在交通要道上，这里行人如织，其突出的造型与恢宏的气势便于弘传佛法。这种弘法布道方法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由于蒙古人身处草原，居无定所，寺院多建在贵族居住地。为了让平民也感受到佛教的存在，就另辟蹊径，在人流密集的道路上建造佛塔，这样就满足了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族人的心理需求，而这一方法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后也被带入中国内地，只是未能发展壮大。

五轮塔（图4-2-16）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早，现存最古者已有千年历史，只是这种类型的塔体积较小，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五轮之名取自于佛教典籍《大日经疏·十四》，是指天、风、火、水、地，五轮塔的性质通常也是以方、圆、三角、半月、球形石块叠加而成，具体来说是在一个台基上放置一个球形体作为塔身，塔身之上放置塔檐，塔檐之上为塔刹，塔刹一般由相轮和球星组成。五轮塔造型奇特，体积精巧，整座塔均为石质实心，其用途也多见于墓塔之中，各教派之间的形制并不统一。

宝箧印塔又被称作“阿育王塔”，是一种平面方形，外形似冠帽的实心塔，由基座、塔身、塔檐、塔刹组成。其显著特征是山花蕉叶包着覆钵所构成的塔檐，形制比较统一，通常只有一层，偶有三层的，如迁游青螺山会元寺宝箧印塔。这种塔起源于印度，后经尼泊尔传入中国，早在三国时期，金陵长干寺就曾建造过这种塔，随后历经各代续建不辍。西晋时期，宁波曾建阿育王寺，寺中有塔；[12]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宝箧印塔实样现已难觅，但在保存下来的石窟中可以寻见该类塔的行迹；五代时期，宝箧印塔在吴越国有了一次发展高峰，钱弘俶效仿阿育王造塔故事，也建造了84000座塔。这些塔有的流传至日本，《支那文化史》认为目前存于细川护立侯处的宝箧印塔即是五代时期的原物。宋代遗留至今的宝箧印塔较多，体积也比前代时大一些，如泉州开元寺宝箧印墓塔，泉州洛阳桥宝箧印塔、安徽青阳县宝箧印塔等，元代之后宝箧印塔依然不衰（图4-2-17）。除建筑在地上的宝箧印塔之外，还有一种供养在室内或放置在地宫中的宝箧印塔，这种塔又被称作金涂塔。该塔的材料大多是金属，也有的是漆木，这种塔体积小，制作精良，如天台山国清寺出土的金涂塔。

佛塔的一般结构主要分为地宫、基座、塔身、塔刹等几部分，地宫是佛塔最下层的建筑部分，多为方形结构，面积比底层塔室小。地宫是佛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繁盛之时，几乎每一座大型佛塔都留有地宫，地宫的作用在于保存佛教中的重要器物，如舍利、佛经、袈裟、金铜佛像、金铜塔等。地宫通常与佛塔的地基融为一体，在建筑佛塔的时候就被封闭了，地宫中珍藏的物品对外也是保密的，这使其增添了许多神秘感，明清以降随着佛教的衰落，地宫已不再是佛塔中必有的建筑形式。

与地宫连为一体的是基座，基座是佛塔的基础，基座的牢固程度对佛塔的寿命影响颇大，早在三代时期的建筑遗迹中，我们就能找到台基的影子，随着佛塔的传入，基座也成为佛塔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佛塔的基座大多为夯土砖石结构，这与我国的殿寝建筑台基相似，就造型而言，佛塔的基座可以分为壸门式基座、叠涩式基座、须弥座、莲瓣式基座、大海仙山纹基座、力士承托式基座等。这其中比较多见的类型是须弥座，须弥座带有上下两重枋，中间的束腰上刻有佛传故事，如浙江湖州飞英塔。

基座之上为塔身，塔身是佛塔的视觉主体，从平面形状可分为四角形塔、六角形塔、八角形塔、十二角形塔等，边数多为偶数；从层级数量上可以分为单层塔、三级塔、七级塔、九级塔、十一级塔、十三级塔等，层数多为奇数。将塔身分解之后，我们还可以将其分为塔室、门窗、栏杆、天花、塔梯、斗栱、腰檐等部分。佛塔大多为多层建筑，其中每一层内部的空间就是塔室，其形状与塔的平面形状或一致或不同。当然有些佛塔内部不分层，为直桶式结构，这种佛塔的通体内部空间也称作塔室，如广东德庆三元塔。塔室的墙壁多为白灰素面，少数墙壁上绘制壁画，墙壁上开凿有壁龛，壁龛分为佛龛、灯龛等类型。佛龛内供奉有佛像，灯龛为佛教仪式中张灯之用，“塔室每面均设灯龛，方形四个、六角形六个。依此类推，成为一种规律。”[13]佛塔的塔室墙壁上除了壁龛外，还留有门窗，塔上的门窗有真假之分（图4-2-21），真门可以出入，真窗可以通风，还有的塔门窗不分，既有门的功能，又具窗的效果，假门假窗都只是表现轮廓而无实质功用的装饰。塔门从外观可以分为圭角门、折角门、券门、壸门、火焰形门、方形门等，门楣处多有装饰，其中有的雕刻有佛传故事，有的雕刻有建筑、莲花、八宝等形象。塔门的位置南北方不尽相同，南方的佛塔多上下相对，这种设计虽然美观规整，但强度不够，遇到地震时容易产生开裂；北方的佛塔则多为上下错开，可以有效减轻地震对塔身的破坏。塔窗与塔门一样，除了有真假之分以外，也可以分为多种结构，如方形窗、圆形窗、棂格窗等。棂格也可分为菱花、方格、斜格、直格、球纹、钱纹、寿纹等多种类型。不仅门窗有真假之分，佛塔的栏杆也有真假之别，真栏杆多用在可登临的空心楼阁式佛塔中，如山西阳城龙泉寺塔，在装饰塔身的同时保护登塔者的安全；而假栏杆则多用于实心楼阁式佛塔中，用于装饰及美化塔身，如甘肃平凉砖塔等。塔室的顶部为天花，其处理形式也不尽相同，如穹隆顶、攒尖顶、叠涩顶、覆斗顶、发券顶、藻井顶、平顶等不一而足。每一种天花因建筑材料的不同又可细分为多种类型。在此不一一列举。连接塔室与塔室之间的通道为塔梯，塔梯从材料上可分为木质、砖质和石质三种类型，从结构上又可分为壁内折上式、壁边折上式、穿心式、穿壁绕平座式等。“壁内折上式，塔梯均藏于壁体之内。壁边折上式塔梯设于塔室内壁之边缘部位，成螺旋状态。穿心式塔梯直接斜向穿于塔体之中心。穿壁绕平座式，塔梯穿过外壁，经平座进入塔室。”[14]塔刹位于塔的顶部，是佛塔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有塔必有塔刹。塔刹从材质上可以分为石刹和金属刹两种。石刹以石材建造，其特点是简洁古朴，大部分带有写意风格，不求细节，粗犷豪放。金属刹多为铜刹和铁刹，其共同特点是铸造精细，但同时金属刹容易被雷击或绣蚀，不便于保存，如河南延津万寿塔刹。塔刹从外观上又可分为相轮式、宝珠式、火焰式、日月式、变体式等类型。相轮式塔刹多用于高大的塔，其形制为重重相轮上加一宝珠，如河南登封嵩岳寺塔。与塔身的层级相类似，塔刹上的相轮也为奇数（图4-2-22）。这种现象并非巧合，在佛教教义中对此有专门的解释：塔的四面象征四圣谛；六面象征六道轮回；八面象征八相成道；十二面意指十二因缘等。而塔的奇数层级在佛教中则有清白与崇高的寓意，民间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说法；宝珠式塔则舍去相轮，直接以两个圆球叠加组成葫芦状，其结构简单，故多用于小型塔中，如高僧墓塔等；火焰式塔刹多见于唐宋时期的佛塔中，有如一颗宝珠四周散射出火焰，造型简单，但不失美感；日月式塔刹多见于喇嘛塔中，其特点是在相轮之上建华盖，华盖之上安装圆日仰月式塔刹，如北京碧云寺塔刹；变体式塔刹常常用一组城池楼阁交织的形式构成，这种式样意在表现佛祖云游四方，如山西原平县石塔。由于塔刹位于它的顶端，为了使其更加牢固，塔刹上还多有两种构件，即刹柱和刹链。刹柱是佛塔中支撑塔刹的直柱，刹柱在楼阁式木塔中最为常见；刹链是几条连接塔顶与塔刹的金属链，有些刹链上还拴有铜铃。刹链自北魏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清代，其功能在于固定塔刹，使其不晃动，如江苏吴县慈云寺刹链（图4-2-23）。

第三节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佛塔东亚的佛塔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的佛教受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其佛教建筑也明显带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新罗真兴王（540～576）时代兴建的法住寺位于朝鲜俗离山，法住寺的中心建筑是寺院当中一座方形楼阁式塔（图4-3-1）。该塔又被称作捌相殿，为五层木塔形式，底层边长11.4米，一、二层方形5开间，三、四层方形3开间，顶层单开间，相轮顶点高60米。整体结构采用心柱加周围边柱的形式，层层收分。随着层数的增加，斗栱的出跳递增，除顶层外，均为柱头斗栱。法住寺捌相殿是朝鲜半岛仅存的木结构五重塔。

佛教在6世纪中叶传到日本。6世纪末至8世纪，日本进一步巩固封建制度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此时日本大量吸收中国封建的典章制度和文化，中国的建筑术也随着佛寺建筑而在日本广泛流传，从而对日本的建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始建于日本飞鸟时代的法隆寺五重塔（图4-3-2）是日本保存时间最久的佛塔建筑。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是圣德太子建造的佛教木结构寺庙，据传始建于607年，但已无从考证。法隆寺中的五重塔类似楼阁式塔，只是塔内没有楼板，平面呈方形，塔高31.5米，塔刹约占三分之一高，上有九重相轮，属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风格。五重塔上的九轮插有四把镰刀，一说镰刀是为了封住圣德太子怨灵而设，还有一种说法是祈求防止雷击。这可能受到中国古来五行说影响，五行中雷属“木”，镰刀属“金”，金克木，所以用镰刀镇雷。该塔在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从底层到顶层的房檐的缩减很明显，第五重顶层房檐的一边只有底层房檐的约一半。第一层内部东西南北四面各自安置着称作“塔本四面具”的塑造群像。东面是“维摩经”中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问答的场景，北面是释迦涅槃场景，西面是分舍利即印度诸国王分配释迦遗骨的场景，南面是弥勒之净土场景。北面为释迦圆寂而悲伤的佛家弟子像。日本的佛塔多为方形平面木结构，塔的层数以奇数为吉利，故多为三或五重，此外多宝塔在日本也较为常见。

除法隆寺塔之外，日本尚存三重佛塔10余座，分别属于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等。

法起寺建于飞鸟时代，寺内的三重塔（图4-3-3）是与法隆寺五重塔齐名的古塔，拥有相同的建筑形式。天武十三年（685），惠施僧正始建堂塔，至庆云三年（706）大致完工。该塔是最古老的三重塔，其规模巨大，建造年代明确，对研究飞鸟流派具有重大意义。

药师寺东塔位于药师寺，建于奈良时代。它虽为三重塔结构，但实际上有六重屋檐相互交错，形状精美。以塔尖带有音乐装置的仙人雕刻形火焰而闻名。昭和五十七年建成同样形式的西塔。当麻寺东塔也建于奈良时代，当麻寺西塔则建于平安时代。当麻寺位于二当山的东麓，建于7世纪末。除了东西两塔，还存有本堂、金堂和讲堂。东塔在金堂东南的小丘上，与西塔相向而望。两塔是现存奈良时代三重塔仅有的标准规制。

净琉璃寺三重塔和一乘寺三重塔也建于平安时代，净琉璃寺三重塔与西岸的本堂相对而立，是一座总高为16米的小规模塔。台轮下端绘有罗汉图，天井和横木上附着彩色纹样，整体上带有纤细而轻快的平安特色。一乘寺三重塔建于承安元年（1171），各重间距大，给人以厚重感和安定感，是了解从古代到中世过渡期建筑技法发展历程的重要遗存。

兴福寺三重塔从样式手法上看建于镰仓时代。总高18.9米，是一座小型三重塔。初重内部绘有浓彩千佛图，形成显著特色。西明寺三重塔的建筑年代不详，从样式手法来看应该建于镰仓时代后半期。该塔总高19.7米，塔身占三分之二，是中世三重塔遗构中最小的塔。进入初重内部，映入眼帘的是极尽华丽的空间。柱子、板壁和板门上绘有浓彩佛画，突出本尊的庄严肃穆，是中世密教塔的常见表现形式。明通寺三重塔建于文永七年（1270）。塔身细长，样式为和式，拥有大佛样系的细部处理，在枝割制和六枝挂技法方面是最古老的遗构（图4-3-4）。

大法寺三重塔属于南北朝时代的建筑，始建于正庆二年（1333），手法上类似于兴福寺三重塔。此塔木雕精美，具有纤细而洗练的装饰趣味（图4-3-5）。安乐寺八角三重塔位于安乐寺，该寺是弘安年间（1278～1288）创建的临济宗寺院。安乐寺三重塔的样式手法具有镰仓时代末至南北朝时代的特征。围廊及屋檐为八角形，整体上是禅宗式样，是现存唯一的一座八角塔。

向上寺三重塔建于室町时代。向上寺是临济宗寺院，三重塔为生口寺一族的信元、信昌所建。该塔规模小，样式手法是和样和禅宗样的折中。具体说来，细部上为禅宗样，柱间及枝割则为和样。

日本的五重塔数量也很多，海龙王寺五重小塔建于奈良时代，五重小塔于天平年间（729～749）安置在海龙王寺西金堂。各重样式近似于药师寺东塔，塔高4.1米，只有实物的十分之一。元兴寺极乐坊五重小塔建于奈良时代，这座小塔本来放置在元兴寺极乐坊本堂内，是元兴寺五重塔十分之一的模型，高度约5.5米。内部结构用实际造塔技法，是了解这个时代建筑技法的珍贵资料。室生寺是兴福寺僧贤璟于奈良时代末创建，五重塔（图4-3-6）位于本堂石阶旁的狭窄地段。从石基到塔顶约16.1米，相当于古代五重塔塔高的三分之一。如果去掉模型塔，它是现存古代、中世五重塔中规模最小的塔。据寺传，是弘法大师所建，为奈良时代通用的样式手法。醍醐寺五重塔始建于承平元年（931），历时20年，于天历五年（951）最终完成。基坛上总高为38米。此塔作为展示醍醐寺创立时代伟容的唯一建筑，还有作为10世纪为数不多的建筑遗迹，有着极其珍贵的价值。

除了三重塔和五重塔之外，日本尚有部分多宝塔，石山寺多宝塔（图4-3-7）传为源赖朝于建久年间（1190—1199）所建。多宝塔这种形式为空海所造，他将高野山金刚峰寺的大塔规模缩小且简略化。石山寺多宝塔是保存原初形态的最古老遗存。该塔木刻细腻、轻快，饱含安定感的优雅姿态，是多宝塔中的精品。海住山寺五重塔建于镰仓时代，五重塔由贞庆设计，其弟子觉真完成。这座塔是镰仓时代唯一的五重塔遗构，总高17.7米，现存五重塔中仅次于室生寺塔。初重内部的四天柱间设有板门，成厨子状。金刚三昧院多宝塔（图4-3-8）建于贞应三年（1224），与石山寺多宝塔一起成为多宝塔中最为优美的遗构。其内部浓彩重抹，佛像庄严肃穆。慈眼院多宝塔建于文永八年（1271），总体上看轴部细长，下重屋檐高耸；形式手法上在当时处于先驱地位，有木鼻、天井和须弥座等细部装饰。长保寺多宝塔属于镰仓时代，此塔砌木瓦。内部须弥座为禅宗式样，高栏装饰纲目模样。塔内外均为和样，仅仅须弥座为禅宗式样，形成一大特色。净土寺多宝塔是元德元年（1329）由落庆供养之物，在现存多宝塔中规模最大。整体样式是下重幅度宽大，屋檐较矮，腹部突出，引人注目。从细部上看，大佛样和禅宗样式手法并重，增加了装饰性。

东南亚地区信奉小乘佛教，佛塔在这些地区也随处可见。所不同的是，该地区的佛塔呈现出独特的造型特征，以缅甸为例，该国的佛塔式样与我国西南傣族地区的佛塔极为相似，且数量庞大，较为著名的有仰光瑞大光大金塔、蒲甘佛塔群。仰光金塔（图4-3-9）始建于2500年前，后历经各代扩建和修缮才形成现在的规模。大金塔由一个包含四座小塔的中央主塔和四周的64座中塔共同组成一组完整的塔群，金塔高99米，加上基座113米，塔基为十字折角形，总周长435米，塔身贴满金箔，塔顶的伞盖镶嵌着珠宝，仅钻石就有四百余颗，每天前来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蒲甘的佛塔多建造于公元11世纪的蒲甘王朝，由于当时皇室的推崇，作为首都的蒲甘几乎家家筑塔，形成千塔林立的壮观景象，蒲甘也被誉为千塔之城（图4-3-10）。由于岁月的侵蚀，这些塔大部分都已毁坏，现在保存完整的著名佛塔是瑞喜宫金塔。

除缅甸的佛塔之外，印度的婆罗浮屠也是东南亚重要的佛教建筑。该塔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日惹古城西北约40公里处的默拉皮火山的一个山丘上，是印度尼西亚佛教建筑与雕刻的杰出代表。婆罗浮屠的梵文意思为“山丘上的佛寺”，它的周围另有4座火山。因婆罗浮屠佛塔状似阶梯形的金字塔，犹如密教的大曼陀罗，又被称为印尼的“金字塔”。婆罗浮屠塔高42米，周长120米，为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建筑。婆罗浮屠佛塔由当地盛产的火山岩石堆砌而成，整体呈正方形，由五层带边墙的台基组成，墙面浮雕数计。方形台基之上是圆形平台，台上竖立着72座小塔，每座佛塔内都有一尊佛像，各层平台向上收缩，顶部是一座主塔（图4-3-11）。婆罗浮屠浮雕艺术极为杰出，塔上的浮雕形象逼真，美轮美奂。浮雕内容主要是佛传故事以及本生故事。其中，塔底四面墙内有浮雕160幅，而塔身墙上、栏杆上均装饰有浮雕，在全长2500米的范围内，共计有佛经故事浮雕1300幅。第一层走廊的正墙上，描绘了佛陀从降生到涅槃的全部过程。第二、三、四层的浮雕描绘了《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历参图以及普贤菩萨行愿赞等。佛陀与菩萨往往与动物飞鸟、舞女乐师、渔民猎人杂处，也有国王、武士和战争的题材。

[2]王镛：《印度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

[3]罗哲文、刘文渊、刘春英：《中国名塔》，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4]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5]《洛阳伽蓝记》卷1。

[6]《魏书·释老志》卷54。

[7]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8]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9]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10]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11]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12]《法苑珠林》卷38“故塔”部。

[13]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14]张驭寰：《中国塔》，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