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佛教建筑的演进》（3）
石窟寺
第一节石窟寺的历史因革
一、概述
石窟又称石窟寺，是指在崖壁上开凿的洞窟式寺庙及其附属建筑。作为一种重要的佛教建筑形式，石窟发端于印度，却在中国大放异彩，不仅形式多样，功能划分也远较印度石窟为细致，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重要内容。
印度石窟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的因素。印度历史上就有老年人离家入山远离现实的传统，佛教之前的印度原始宗教也都讲究避世静修，所以佛教很自然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僧侣注重远离人群静修参禅。此外，印度的热季和雨季都比较极端，热季炎热无比，雨季阴雨连绵，僧侣想要潜心修行，必须借助某种特殊的建筑物来抵抗潮湿闷热的气候，而具有一定进深的石窟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其次，石窟建筑最为发达的中部地区属于玄武岩地质，石质坚硬，适宜开凿洞窟。诚如学者戴藩豫所说：（印度）窟院发达的理由，第一石质，岩窟之大部沿西印度海岸地方，其石质坚致，为水平层，露出部分为垂直，故能为大洞窟；第二印度甚热，岩窟为最适宜之居住，非徒乐闲寂而远纷薮，抑且为理想之修禅道场。[1]印度佛教的凿石开窟约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7～8世纪逐渐衰微。除印度比哈尔邦巴拉巴尔山区有一组最早的石窟群外，其余主要分布于温迪亚山脉和德干高原一带，其中重要代表有巴查、卡尔利、纳西克、阿旃陀等。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大致可分为早期佛教石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和笈多王朝时期石窟（4～7世纪）两大时期。
佛教兴起之初，佛寺建筑皆为木构茅棚，最初的石窟也完全为仿木构形制。印度最早的石窟是比哈尔邦格雅城北的巴拉巴尔石窟群，开凿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的孔雀王朝时代。其中主要者为洛马沙梨西石窟，该石窟为单穴，一门，高4米，平面椭圆形，内部带有仿木结构的圆筒形拱顶的长方形厅堂，系为个人禅修而开凿的石窟。其结构和细节部分完全按当时木构僧舍凿刻，门口雕凿的两根立柱上端由弯曲的扁带状椽子连接成两扇狭长的弧面窗，在拱形门楣上雕凿出茅棚式顶，木构建筑中的柱、梁、檩、椽皆无遗漏，门楣还刻有一道装饰性的浮雕，以群像礼拜佛塔（窣堵波）为题材。它的凿石技术和精心修饰代表着印度石窟艺术传统的开端，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石窟（图3-1-1）。
由于阿育王的推动，这一时期石窟建筑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两类主要形制：支提窟和毗诃罗窟。支提式石窟，又称佛殿式石窟，为僧徒拜佛的圣所，主体为一长方形拱顶殿堂，殿内正中设一窣堵波，内藏佛骨。佛寺或僧房式石窟为僧徒住所，中心为一方形大厅，周围遍凿供僧侣居住的石室，厅内中央正对大门处设一佛堂。多数重要石窟都兼有佛殿和僧房两种形制。
现存早期佛教石窟中，支提窟以位于孟买东南的巴雅石窟为代表。该石窟位于印度西海岸的浦那城附近，计有18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初年。其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宽9、深21米），但在窟室的终端，是半圆形。绕左右壁和圆形后壁，设一周八角形石柱，共27根。柱高4米，上端承托着茅棚式拱顶，洞内总高约8米。在半圆形后部的中央设立佛塔。券面上凿出窟门、明窗和露台等，具有明显的模仿木结构建筑的痕迹。
公元1世纪前后，仿木结构被舍弃，石窟建筑开始自成一体，其杰出代表就是卡尔利石窟的大佛殿。
卡尔利石窟是小乘佛教的“代表之作”，[2]它位于孟买东南，大佛殿高13.7米，进深37.9米，宽13.9米，全殿由中堂和两侧堂组成，以列柱间隔，中堂宽8米，是主要部分。两边列柱高5.4米，下有鼓形柱础，上有莲花形柱头，其上刻跪象、跃马和骑手的雕像，上承高8.3米的券顶。中堂终端正中立窣堵波，上竖一木制伞盖。门面为石刻结构。门前立双石柱，莲花形柱头上刻四狮连体并立像，四狮之上可能还承一铜制法轮，但今已不存。大门与殿堂之间为门廊，高18米，三面遍布浮雕，两壁基部雕出群象顶托之状，装饰极为富丽精美。
笈多王朝时期（320～540），佛教石窟陆续兴建，其主要代表是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西部的文达雅山，山间有一条小河名为果瓦拉河，在临河的悬崖上开凿石窟，作为佛殿僧房，排列在谷中。玄奘《大唐西域记》一书中对阿旃陀石窟有非常详尽的描述：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诸先志曰：“斯乃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药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应，巨细无遗备尽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震动。”昔陈那菩萨多止此伽蓝。自此西行千余里。渡耐秣陀阿至跋禄羯呫婆国（南印度境）。[3]阿旃陀共计29窟，大约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修建，公元650年前后竣工，前后达几百年之久。按照各窟的开凿年代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相当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属于小乘佛教时期，包括第8、9、10、12、13等石窟；晚期为大乘佛教时期，开凿于公元450年至650年之间，相当于笈多王朝时期及稍晚（图3-1-2）。[4]从其建筑形式上来看，阿旃陀石窟可以分为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两种。支提窟共有5窟，分别为第9、10、19、26、29窟，第10窟最早。第10窟制作简单朴实，正面为一马蹄形支提窗，窟内两排贯穿中殿的列柱支撑仿木结构的拱顶，后殿为半圆形，后殿中央凿出支提。晚期的支提窟趋向奢华，装饰富丽堂皇，以第19窟为代表。该窟正面为2根雕饰华美的石柱和6根壁柱，用以支撑门廊，门廊上用浮雕形式刻画精致的饰带。廊顶上方是巨大的马蹄形支提窗，窗两侧各有一尊守门神药叉雕像，周围众多的壁龛中雕刻着姿态各异的笈多萨拉纳特式佛像。内部的15根列柱同样雕饰华丽，八角柱身刻有凹槽与花格饰带，坐垫形柱头的隅撑精雕细刻，升至分成节间的拱廊。半圆形后殿的岩凿窣堵波前面由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门内雕有一尊笈多萨拉纳特式佛陀立像。第19窟门廊前庭左侧壁的高浮雕嵌板《蛇王与王后》则是阿旃陀雕刻的代表作。
阿旃陀的早期毗诃罗窟平面均作方形，中间为广场，围以僧房，中有列柱以区划内外。晚期毗诃罗窟的形制发生显著变化，石窟正面修建了列柱门廊，内部的广场四周也列置雕饰华美的列柱，后壁中央还雕凿出供奉石雕佛像的佛龛，使其兼具了僧房和佛殿的功能。
阿旃陀石窟的营造形式，模仿竹木结构建筑的痕迹非常明显，因而根据这些洞窟的形制、装饰以及绘画风格，可以推测早期西印度地区的建筑面貌。
阿旃陀石窟有大量的雕刻与壁画，以宣扬佛教为主要内容，有关于释迦牟尼的诞生、出家、修行、成道、降魔、说法、涅槃的壁画，也有反映古代印度人民生活及帝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画中人物、花卉、宫廷、田舍、飞禽、走兽等，各窟风格不尽相同，有的柔和纯朴，有的大胆豪放。尤其是晚期壁画，达到了辉煌壮观、精美绝伦的境界。[5]巴格石窟（BaghCaves）是印度大乘佛教石窟群。5～7世纪开凿，位于中央邦巴格河侧岸山岩。共计9窟，现存6窟，分布在长达685米的岩面上。第1窟开凿时代最早，第2、3两窟次之，第4、5、6等窟较晚。其中第2窟制作最为精良，它由前面的圆柱廊、中部方形大殿和后部带窣堵波的内室构成，总进深长45.7米。此窟正面建筑已毁，6根八角柱仅遗留残干。顶部原饰莲花图案，其左右两侧神龛原来都刻画有人物形象，现唯左边一龛尚存毁损的佛陀或蛇王及侍从等雕像。门廊至大殿辟有3条门道，上置两明窗，廊道两壁多以浮雕人物作为装饰。其余诸窟的形制与第2窟大体相同。其中第4窟又名染伽殿，窟内壁画取材于佛教《本生经》《譬喻经》，但内容已趋于世俗化，如音乐歌舞、说法诵经、宫廷生活等均有表现。
佛教在公元前后沿着巴基斯坦、阿富汗，渐次越过葱岭向东进入中国新疆地区，首先接触天山以南各少数民族。根据常书鸿先生的研究，其进入中国新疆地区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印度西北部贵霜境内的罽宾（今克什米尔）通过喀喇昆仑山到达和田，一条是经贵霜王国的首府富楼沙遗址安息、康居境内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疏勒（图3-1-3）。石窟也随后进入中国，目前所知道国内最早的石窟位于新疆克孜尔，时间大约是在3世纪。[6]5～8世纪是中国石窟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石窟分布十分广泛，遍及十几个省区，并逐渐发展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随后开始渐渐衰落。到16世纪之后，中国的石窟开凿归于沉寂，各种佛教活动都是以寺院为中心进行，石窟不复有过去的辉煌。
中国政府和学者、民众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也对石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调查和保护。由政府或高校科研机构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包括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地区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记录响堂山石窟；1942年春由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等。1942年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专门负责对敦煌文物的临摹、保护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石窟研究和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仅对各地的石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还在不少石窟设立了专门的保护和研究机构，对石窟研究工作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并且由个体研究向综合研究、由单学科研究向多学科研究、由国内研究向国际合作研究的方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第二节中国石窟寺的地理分布
中国石窟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中西密东南疏的特点。就区域而言，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四川、江苏、浙江、云南、西藏等省都有分布[9]。
略述如下：
一、新疆地区
新疆地区的石窟寺分布最为广泛，其分布的地域特点，集中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点上，基本和丝绸之路北线重合。石窟由西向东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区域，即古龟兹区（拜城和库车地区）、古焉耆区（焉耆）、古高昌区（吐鲁番地区）。拜城地区有克孜尔石窟；库车地区包括森木赛姆、麻扎伯哈、克子喀拉罕、库木吐喇、焉耆的七格星石窟等；在吐鲁番地区附近主要有伯孜克里克、胜金口、吐峪沟、雅尔湖石窟等。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的戈壁悬崖之下，东距库车约67公里。该石窟群共有235个石窟，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74窟（图3-2-1）。其开凿的年代，最早不超过东汉末年。从唐天宝十三年、唐贞元十年等毗诃罗窟内的题记来看，有些石窟在唐代就已经废弃。
森木赛姆在库车城东北约40公里。已编号的石窟为54个。由于石窟尤其是壁画被破坏，保存完整的石窟有19个，最早的石窟与克孜尔石窟的开凿时间大致相同，最晚的第44窟，接近敦煌莫高窟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可以推知森木赛姆石窟群的最晚开凿时间约在回鹘高昌前期。早期多属小乘佛教思想，晚期则受中原地区大乘佛教影响较大。窟形大部为支提式窟，毗诃罗窟极少。
麻扎伯哈石窟在克内什存东南约5公里，现在还保存着34窟，其中较完整的只有4个支提窟，从壁画题材与风格来看，最早约相当于森木赛姆的第二期，最晚约为森木赛姆的第四期。
库车克子喀拉罕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新城西北约12公里的山沟里。现存编号有46窟，其中窟形完整的有38个，一半支提窟，一半毗诃罗窟。其中11个窟残存有壁画。共分为四期，早晚的壁画内容和技法有较大差异。
库木吐喇石窟在库车城西南约30公里处渭干河东岸的山麓或者断崖上，分为南北两区，北区洞窟已经编号者有80个，南区编号洞窟为32窟，约有不到一半保存比较完整。根据窟形、壁画题材与风格，可以推定其最早的石窟与克孜尔第二期石窟开凿的时间大致相同，最后废弃时间，应该是在回鹘高昌的前一阶段。库木吐喇石窟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期，早起年代为5～7世纪，洞窟形制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两种，其形制、壁画的题材布局与克孜尔石窟纵起洞窟十分接近，具有显著的龟兹特色；中期为8～9世纪，洞窟形制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方形窟顶也多作纵券形。此期在壁画题材和绘画风格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即除了延续具有龟兹本地特色的早起洞窟之外，还出现了和中原唐代石窟相似的洞窟。这表明中原佛教艺术对龟兹佛教艺术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晚期为10～11世纪或稍晚，这一时期也是库木吐喇石窟的衰落期，但是仍然保留了不少重要的遗存，尤其是回鹘时期开凿的洞窟，是研究当地石窟艺术的重要资料。
七格星石窟在库尔勒与焉耆之间。是由南、北两个寺院遗址和一个小型的石窟群所组成的。南、北两个寺院的规模非常大，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筑遗迹构成的，建筑物的墙是采用土坯间杂苇草的砌筑方法。石窟有10个，从窟形、壁画风格和残存的造像遗迹来看，其开凿的时间与克孜尔石窟第二、三期的时代接近。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城东北约50公里处，是古高昌地区保存较好的一处石窟群，共有编号57窟，主要洞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伯孜克里克石窟建造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断崖立面上开凿石窟，有的在窟前接砌土坯前室，另一种是在与断崖相接的台面上用土坯砌成窟。石窟的平面大致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类，北区以中心柱窟为主，中区和南区多方形窟和长方形窟，有的窟中设耳室和佛坛。窟顶主要为纵券顶，亦有穹隆顶和套斗顶。从残存的壁画题材及其风格，供养人的衣冠服饰、汉文与回鹘文或者汉回文对照的题记来看，可以推断最早的石窟应该在南北朝末期麹氏高昌时代。最晚的石窟应为13世纪，回鹘高昌末期，蒙古人统治高昌的时代。伯孜克里克石窟是回鹘高昌时期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它一方面受到龟兹、于阗佛教艺术的某些影响，同时又与敦煌石窟晚唐至宋代的壁画艺术有着某些相同点，这说明它在佛教艺术东西交流路线上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吐峪沟石窟在高昌古城东约15公里。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区域，共计25个石窟。其开凿的时间西北区最早应该是晋设高昌郡之前，东南区最早则为晋前凉设高昌郡时代，其余各石窟都是高昌建国时代开凿出来的。吐峪沟石窟群在高昌地区是开凿最早的一处（图3-2-2）。
雅尔湖石窟在交河古城西南约1.5公里处，交河南岸的半山腰共计7个石窟，从第7窟壁画的风格来看，接近吐峪沟的早期石窟，相当于晋设高昌郡时代，最晚的石窟，从壁画题材与供养人的服饰来看，约在五代至宋初，回鹘高昌时代。
除上述石窟之外，在新疆喀什以北的阿图什地区的山崖上也发现有石窟遗址[10]。
二、甘肃宁夏地区
甘肃省石窟是现存石窟分布最多的省区之一，石窟集中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现存的石窟遗址包括以下地点。
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城东南约26公里的鸣沙山下。其最初开凿年代应在前秦建元二年前后，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历代均有凿建。南区近千米的崖面上，洞窟鳞次栉比，密若蜂房，中部上下多达五列。已编号洞窟492个，根据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遗迹艺术风格的特点和变化，莫高窟可以分为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四个大的发展时期。尤以隋唐时期为莫高窟的全盛期。
敦煌千佛洞，位于敦煌城西南约30公里的党河北崖上，现存的编号石窟共16个，其中多数是北魏时期的石窟，最晚的石窟建于唐代，其形制、壁画题材和艺术风格等都与莫高窟同期洞窟十分相似。
榆林窟在安西县南约70公里，踏实河西岸，东西相距不到100米。东崖有壁画石窟20个，西崖有壁画石窟9个，其开凿年代始于北魏，五代、宋初以及西夏元朝统治时代，也都有开凿或者修建（图3-2-3）。
酒泉文殊山石窟，在酒泉城南约15公里，石窟开凿于前山和后山两处，前山有千佛洞、万佛洞、太子寺，后山有古佛洞、千佛洞、观音洞，前后山之间还有六七个小窟。其开凿时间约在十六国，元明两代仍有修建。
祁连山石窟群在张掖县南约60公里的祁连山脚下，有马蹄北寺、马蹄南寺、金塔寺、上中下观音洞、千佛洞等7处，其开凿的年代大约自十六国晚期一直到隋唐时期。
永靖炳灵寺石窟，位于永靖城西北约15公里，黄河北岸寺沟峡中的北山上，窟龛开凿在距地面10～30米的山崖之上，有窟龛183个。从最早开凿的第163窟上层壁画风格和西秦乞伏炽盘“建弘元年”题记判断，应该是东晋末年开始建造。经唐宋直至元明仍有开凿与修建（图3-2-4）。
天水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县城东南45公里处，石窟开凿在山峰南面的峭壁之上，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石窟共有十数层，窟外有栈道互相连接，东部主要是北朝时代开凿的上、中、下三层七佛阁，现在的编号共有165窟。根据1961年的调查，整个窟群可以分为西秦、北魏中期、北魏晚期、隋、唐、宋、元、明等八期。其中北魏晚期所开凿的石窟占多数（图3-2-5）。
天水仙人崖石窟，与麦积山相距约10公里，主要有西崖、南崖和东崖等组成，山下有明清两代所建的佛寺。据研究人员分析，其开凿年代不晚于北魏孝文帝景明前后，最晚的石窟当在宋元时期。[11]宁夏固原须弥山圆光寺石窟，在固原城西北45公里，贺兰山支脉须弥山上，现存窟龛共60多个，保存完整造像的有17窟，开凿的时间约为北朝，以唐代开凿的石窟居多（图3-2-6）。
庆阳北石窟寺，在庆阳西峰镇西北25公里寺沟附近，泾水支流莆河和茹河的交汇处东岸的覆钟山下，共有窟龛295个，大小雕像2100余躯，集中分布在高10余米、长120米的峭壁上。最早开凿的时间约为北魏永平二年，以唐代开凿的石窟居多，以后各代均有开凿。窟龛的精华是北魏和唐代窟龛，北魏洞窟平面多作方形或者长方形，窟顶为平顶、覆斗顶或者穹隆顶。唐代窟龛数量最多，占石窟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洞窟平面多作方形、长方形或者马蹄形，有的在地面上有低矮的佛坛，窟顶多为平顶或者穹隆顶，个别洞窟窟前有木构建筑。
庄浪石窟，为庄浪县境内16处石窟的总称，初建于北魏，经西魏直至明清时代的开凿，形成了包括云崖寺、红崖寺、朱林寺、大寺、西寺、朝阳寺和木匠崖、三教洞、陈家洞、店峡石窑河滩、红崖湾等佛寺和石窟在内的宗教建筑群。据研究人员统计共有窟龛99个，石造像25尊，泥塑128尊，壁画60多平方米。[12]三、陕西省邠州大佛寺，在邠州城西北10公里，北接泾河。窟群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大佛石窟，西南为小窟群，东南为千佛洞，再东的半山之中还有许多小窟龛，其开凿的时间约在隋代。
耀县东山药王洞石窟，在耀县城东隔河2里的药王山北山上，共有7个石窟，其中第2窟的菩萨是隋代雕凿，第6窟菩萨像系初唐所造。
鄜县(今改称富县)石弘寺又名石空寺，在鄜县西约65公里，共有7个石窟，其中第6、7窟最大，从第5窟景龙和贞元二年题记来看，开凿的时间约在盛唐。最晚的第1、7窟，为明代雕造。鄜县阁子头寺在鄜县南15公里，有石窟一所，系北宋哲宗和徽宗时代所雕造。
慈善寺石窟位于陕西麟游县城东约8公里漆河西岸的崖面上（图3-2-7）。共有洞窟3座，为高宗时期开凿。另外在南山崖面上还有佛龛9个。第1窟平面为椭圆形，穹隆顶。窟内凿出凹字形坛，正壁坛向外伸至窟中央，坛上主尊佛像为圆雕，身后与正壁间形成甬道，左右壁坛上依壁各雕一坐佛，三尊佛像均高4米余。第2窟为大像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窟内正壁依壁雕造高达4.7米的立佛像。左右壁各有一尖拱形浅龛，内雕一菩萨像。第3窟未完成。慈善寺石窟佛像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或通肩袈裟，衣纹突起，裙摆紧裹双腿，显露足形。菩萨像头戴冠，上身斜披络腋，下身着裙，身体健壮，有明显的扭曲。[13]延安城东清凉山万佛洞，共有3个窟，一大两小，大窟四壁密密麻麻地刻着佛、菩萨、千佛等像，两小窟中，刻的是罗汉、布袋和尚、文殊、普贤等像，从题记来看，开凿于宋元丰年间，并一直延续到明代。
四、山西省
大同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武州川峡谷北岸，东西绵延约1公里。是中国石窟群中最大的石窟。现存的石窟可以分为三个区域：东区（1－4窟）、中区（5－13窟）、西区（14－52窟）。在第5和第6窟的上层，由龙王庙西岸塔柱窟起，有造像的8个窟。第11至第13窟的上层，又有53个窟龛。所以云冈石窟总计有100多个窟龛。
其开凿的时间和缘由，《魏书·释老志》中有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其开凿的时间应该是在“复佛法之明年”。据《魏书·高宗纪》记载，“兴安元年……乙卯处复佛法。”由此可见，云冈石窟的开窟时间应该是在兴安二年（453）。此后一直延续到晚唐五代时期，云冈石窟一直断续有开窟造像。
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西南约45公里处。石窟位于天龙山南坡的半山腰中，现存石窟21个。根据各个石窟的造像风格可知，第2、3窟是东魏开凿的，第1、10窟是北齐开凿的，第8、16窟是隋代开凿的，第4、7、11至15、27、21等窟是唐朝开凿的，第10窟是五代开凿的（图3-2-8）。
河南地处中原，为历代人文荟萃之地，因此其石窟遗迹亦相当繁盛，其中比较重要的石窟包括：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城南12公里处的伊阙。根据古阳洞孙秋生等的造像题记，它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根据1961年的调查编号，两岸共分为5个区，其中东岸有1个区，西岸有4个区，分别是：一区包括潜溪寺、宾阳洞三窟等56个窟龛，时代从北魏到初唐；二区包括敬善寺等95个窟龛，多是中小型窟，西部有几身摩崖大像，这些窟龛的开凿时间，基本上是从初唐到武周这段时间；三区从双洞北小窟起往南包括万佛洞、狮子洞、苍龙洞等，再加上奉先寺以东的上下几层窟龛，共有385个，其开凿时间，自北魏晚期历经北齐一直到中唐时期；四区包括奉先寺以南药方洞、古阳洞、火烧洞等大小窟龛共498个，该区亦是龙门石窟的精华所在。其开凿的时间从北魏太和七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图3-2-9）。
东岸为第五区，共有63个窟龛，该区的造像特征出现了密宗形象，是龙门造像中的新题材，其开创的时间，从武周开始一直到盛唐。
巩县石窟，位于巩县城西北约3公里处，石窟群开凿在邙山脚下的砂岩断崖上，现存大窟5个和若干小龛，其中第1至4窟为中心柱式窟，第5窟为一座中型佛殿式窟，从各窟中心柱窟形、幕形大龛以及造像风格来看，各窟开凿的时间较为接近，约在北魏末期。自6世纪上半期到唐代以及后来的宋、金、元、明各代，也有开凿和修补（图3-2-10）。
渑池鸿庆寺石窟，位于今义马市东南8公里，东距北魏洛阳城约60公里。南临涧河，北依白鹿山。现存北朝开凿的石窟6座，其中大型石窟2座（1、3号窟），中型石窟1座（2号窟），小型石窟3座（4、5、6号窟）。除了第1窟为中心柱式窟、第6窟为禅窟外，其余都是佛殿窟。从中心柱窟形和四壁残存的佛本生故事等来看，应是北魏晚期作品，各窟开凿的时间相距不远，此后一直延续，至明代而止。
偃师水泉石窟位于寇店村南万安山断崖上，面对沙河，北距北魏洛阳城约20公里，现存进深9.5米的大型敞口纵长方形平顶佛殿式窟一座和小龛若干。据宿白先生考证，认为其开凿时间约在北魏后期胡太后执政年间（图3-2-11）。
嵩县铺沟石窟位于铺沟村南小山上，现存中型佛殿窟1座，小型佛殿窟5座，平面皆作方形，正壁皆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是北魏晚期作品。
虎头寺石窟位于宜阳县城东12.5公里苗村南200米的虎头山麓。因石窟内有近千尊造像，又名千佛寺。石窟从东北而西南，山崖呈环拱之势，面积约30余平方米。石窟北面有摩崖碑碣两方，高2.10米、宽1米，已风化剥蚀不可识。碑碣西南为一中型洞窟，高2.70米、宽2.25米、深6.20米。造像一佛二弟子，本尊释迦佛高1.80米，立侍弟子高1.30米，右壁一菩萨立像高1.23米，左壁一力士高0.68米，力士左侧又造小菩萨2躯，高0.35米。石窟南面为高约10米的悬崖峭壁。在崖壁上约30平方米范围内浮雕有整齐的小千佛，每个高12厘米左右，共计774尊。在千佛中间为一座高1.6米的三世佛龛。该石窟的建造时间约为北魏正昌前后。
安阳宝山石窟在安阳城西约38公里处，其中最大的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18]以后的唐和五代也开凿一些小型窟龛。
汤阴县前嘴村石窟位于汤阴县城西30公里，系一盝顶方形大窟并有许多小龛，其开凿的时间约在北齐时代。
沁阳悬谷山千佛洞，系隋代开凿的一中型石窟，石窟平面为方形，覆斗形窟顶，窟内造像布局为三壁三龛式，三龛皆作圆拱形。北壁龛内为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东西壁龛内均为一坐佛二菩萨一铺三躯主像。在大龛的周围和前壁布满了千佛造像，根据残存的题记中有“大隋皇帝”字样，可以确定为隋代开凿。除了千佛洞石窟之外，尚有中晚唐、五代、宋、金等造像龛。[19]浚县千佛洞，位于浚县城南1公里浮丘山的西北端。山顶有一突兀山崖，高约4米。山崖西壁凿有两个石窟和许多小佛龛，有唐代及以后雕刻的造像960余尊，故名千佛洞。经过多年风雨的剥蚀，佛龛多半残毁，尚存建筑有前殿、后殿各3间以及两廊配房等。最初开凿时间为唐高宗永隆年间。
六、山东省
山东省的石窟主要在济南附近和青州的驼山与云门山。
济南市附近的石窟包括佛峪寺摩崖造像、柳埠镇郎公谷内千佛崖，四门塔和龙虎塔造像。佛峪寺摩崖造像由北而南，坐东向西开5层龛，第1层有5个大龛，第2层刻32身佛像，第3层主要有4个大龛，第4层有1个龛和千佛像，第5层也有大龛六七个。开凿年代最早的是隋开皇四年，还有开皇二十年开凿的石窟，以后金元时代也有雕凿。
郎公谷位于济南城南41公里的柳埠镇东南。谷为南北向，南端为四门塔，谷西岸下游有神通寺，次北有龙虎塔，崖上有千佛崖。千佛崖坐西向东，由北而南有6个大龛和许多小龛，从龛形和造像来看，是初唐风格。黄石崖石窟群为西北向，有四五个小龛，最东端的窟是沿天然石洞开凿，有许多佛和菩萨像。从题记上看，最早的是北魏正光二年，最晚的是东魏兴和二年，但是从造像的风格来看，其时代应为北魏末年。
云门山石窟在青州云门山南半山腰，有2个大龛和3个中型龛，大龛外面有附加窟檐的痕迹。驼山的半山中凿有5个石窟，有一个大龛，许多小龛和摩崖造像，第5窟以北又有一个长方形的类似龙门、莫高窟等地的瘗葬窟。
从云门山第1、第2号大龛的菩萨像雕凿的高宝冠、宝缯下垂，帔巾横于腹间一道，以及衣带下垂如绅的风格，再从一些小龛的题记来看，大龛开凿的时间应为隋开皇十年之前，其他三个小窟是盛唐时期的作品。驼山的第134窟形与造像风格完全相同，从其周围的小龛题记看，应该是在初唐或武周之前开凿的（图3-2-12）。
七、河北省
河北省有南北响堂山、宣雾山、下花园等几处石窟。
南北响堂山石窟位于邯郸西南。北响堂山石窟位于石鼓山的半山腰，共有8个石窟，其中主要的有南、北、中三个石窟。南洞为北齐天统年间开凿，北洞为东魏年间开凿，其余为隋唐时期开凿。
北响堂山石窟在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之腰和村东。石窟筑于山壁，分南、北、中三组，每组有一大洞，共9洞（图3-2-13）。大佛洞宽13.3米、深12.5米。坛上坐佛高近4米，肌肉丰满，线条柔和。刻经洞内外壁上满刻经文，旁有石碑，记北齐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唐邕写《维摩诘经》等4部经书的经过。山上有天宫，山下有常乐寺废址，遗存宋代石经幢2座。前有古塔，平面八角形，高5层。但在每两层之间各加一仰莲平座，故形似九层，第五层中嵌一石碑，刻有“皇祐六年重修”字样。
南响堂山石窟在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南麓西纸坊村北，地处滏阳河北岸。石窟依山而筑，共7窟，分上下两层，上层5窟，下层2窟，名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千佛洞。华严洞最大，宽深均6.3米，佛像千姿百态，造型美观，共1228尊。千佛洞洞壁有佛像1028尊。石窟近旁有正殿、配殿、靠山阁、藏经楼及八角形砖塔等附属建筑。
宣雾山石窟位于隆尧县西北，有3个石窟和6群摩崖造像，以千佛堂石室为中心，其东有多心经石室，东南有同声谷石室。千佛堂石室东南有1号崖，上有60龛；石室之东有2号崖，有208龛；3号崖有100龛；石室的左右有4号崖，有371龛；千佛堂西南有长4.95米的佛涅槃像；涅槃像西有5号崖，计134龛；涅槃像南的山坡上有6号崖，计507龛。据碑记记载，此处石窟的开凿时间应在唐初，另有五代后唐时期的造像。
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广泛，内涵丰富。据统计，全省近50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10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120多处。[21]四川地区开窟造像时代可推述汉代，从石窟、摩崖造像风格、洞窟形制看，四川石窟、摩崖造像开凿自盛唐开始，但大多数为盛唐以后遗存。代表性的石窟和造像包括大足香山宝顶和龙岗山、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乐山大佛等。
龙岗山石窟位于大足城北，共有290个窟龛，分为南北两区。南区98个窟龛皆为晚唐到五代时的作品，北区190个窟龛中，部分为晚唐至五代开凿，其余都是两宋时代的作品。全窟造像题材极为复杂，其中以密宗形象为最多，尤其是在两宋时代。
大足香山宝顶圣寿寺石窟位于大足东北。窟群范围较小，开凿的时间也不长，主要内容包括佛本生故事，经变图、祖师像、圆觉菩萨像、反映世俗生活的牧牛图等。其开凿的年代约在南宋绍兴年间，元明以来又有开凿（图3-2-14）。
巴中县境内有南龛、北龛、西龛、东龛和大佛寺等几处造像，其中以城南化成山南龛摩崖造像为最多，共计30多个龛。开凿年代约在初唐时期，一直延续到宋代。
乐山大佛像位于乐山城外岷江与大渡河汇合处，为一弥勒佛大像，高约64米，开凿时间为唐开元年间。
九、浙江省
浙江地区的石窟集中分布在杭州西湖附近，此外新昌地区宝相寺内有高达30米的摩崖造像。杭州地区的石窟造像包括西湖西北岸的飞来峰、西南岸的烟霞洞和石屋洞、东南岸的八卦田、将会台、慈云岭以及东北岸的紫阳山等处的窟龛，时代多为五代到宋元时期，不见唐以前的作品（图3-2-15）。
十、江苏省
江苏省的石窟包括三处，南京栖霞寺千佛岩石窟、徐州云龙山石窟和连云港孔望山石窟。
南京栖霞寺石窟集中在千佛崖上，主要石窟开凿于半山中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窟门南向，开凿一排石窟，其中一处较大的石窟作穹隆顶，内造较大的一佛二菩萨像。大窟的东面有几个小型石窟，内造佛、菩萨等像。千佛崖石窟共有大小石窟佛龛250个，造像52余尊，自南齐永明七年开始雕造，至梁天监十年初具规模。唐末五代时略有补造[22]（图3-2-16）。
徐州云龙山石窟位于云龙湖畔，在其东岩凿有大石佛，石佛两侧保留着72个佛龛，年代上自北魏，下至明清。
孔望山摩崖造像位于连云港老城以东，一般认为该摩崖造像为汉代所造的佛像，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十一、辽宁省
辽宁省义县万佛堂石窟群位于义县城北，分为东西两个区，西区10个窟，东区7个窟。从造像题记等分析，为北朝时期的造像，但是窟内造像多遭风化或者经后人改造（图3-2-17、图3-2-18）。
十二、内蒙古地区
内蒙古地区的石窟有两处，一处是位于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计有窟龛100余座；一处是位于赤峰市西南，计有石窟2个。两处均属于辽代石窟。
十三、云南省
云南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在剑川地区，包括沙登村、石钟寺、狮子关三个地点。沙登村石窟群共有4处，大约相当于中原晚唐阶段，是剑川石窟中最早的一处；石钟寺石窟群共有8个窟，开凿年代为段氏大理国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五代至宋，部分石窟为元代所开凿；狮子关石窟共3处，开凿时间亦在大理国时代（图3-2-19）。
十四、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的石窟主要分布于拉萨、阿里地区和山南地区的曲松县。
扎拉路普石窟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西南药王山东麓。石窟略呈长方形，窟门东向，窟内中后部建有一个四方形的中心柱，中心柱四面各开有一个佛龛和外围环形一周的狭窄转经道。窟外壁，即东、西、南、北四面均开龛，雕有松赞干布像和诸佛菩萨等造像。该石窟的时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初唐时期。
东嘎石窟和皮央石窟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东嘎和皮央石窟的木构建筑已毁。窟顶采用的是覆斗样式，覆斗和四面覆坡建筑与壁画结合，形成巨大的坛城。石窟无中心柱，而是以中心佛龛来替代中心柱，其上供奉主尊，正面和两侧石壁开龛立泥塑佛像，石窟内雕塑较少，多绘壁画，壁画为各种坛城。东嘎石窟群分布在今东嘎村的北面断崖上，石窟依山势的走向呈东西向开凿，现存洞窟约有近200座，其中绘有精美壁画的几座洞窟，集中在东面的一片呈U字形的山崖上。东嘎、皮央石窟群，是西藏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一处佛教石窟遗址。据初步观察分析，石窟的类型包括供佛礼拜的礼佛窟、修行起居的僧房窟、堆放杂物的仓库窟以及安置高僧骨殖的灵塔窟等。其中，礼佛窟中残存着大量绘制精美的壁画，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图3-2-20）。
第三节中国石窟的分区和分期
中国的石窟分布于16个省区，从地理方位上看，包括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区，华北地区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华东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四川等省区；从数量上看，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多，华东地区相对较少；从时间上看，新疆地区出现石窟最早，然后逐渐向东扩展，直至中原地区，在该地区发生转型之后再向四周扩散回流；从石窟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石窟在西北地区呈线状分布，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并随着丝路走向的变化而变化，在中原地区则是呈点状和面状分布，形成了以洛阳地区、大同地区、南京地区、四川广元、云南剑川等石窟集中分布的地区，以及其他散布各处的小型石窟或石窟群。
一、分区
关于石窟的分区，前人做过不少工作，对于石窟的分区也不尽相同，比较典型的石窟分区意见有两种，一种是以宿白先生为代表，一种是以马世长先生为代表。而阎文儒先生则在其《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一书中，大致将中国的石窟分布划为五个区域：古代西域地区、河西四郡、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上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23]马世长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一书中，讲中国境内的石窟分为新疆地区、陕甘宁地区、华北与中原地区、南方地区石窟等几块大的区域。[24]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和先行者。他对于中国石窟分区的意见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考古的主流意见。他将中国石窟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等四个大的区域，又将中原北方区分为四个小的区域，即河西区、甘宁黄河以东区、陕西区和晋豫及其以东区。[25]现将宿白先生的主要观点节录如下：新疆地区的石窟分布在喀什以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线，集中的地点有古龟兹（今库车、拜城一带）、古焉耆（今焉耆七格星一带）和古高昌（今吐鲁番附近）三个地区。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以再细分为河西、甘宁黄河以东、陕西、晋豫及其以东等四区。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和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四个地区中，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龛像。
南方地区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摩崖龛像多于洞窟。凿于5～6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龛像和新昌剡溪大佛，原先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少数为塔庙窟。8世纪以后，四川地区的佛像渐趋复杂。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龛开凿于10～14世纪，前期多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窟都是佛殿窟，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龛。
西藏地区石窟多为不具造像的禅窟和僧房窟。摩崖龛像分布广泛，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龛较集中的一处。山南麓密布摩崖龛像，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在山南地区有不少利用天然溶洞改成的禅窟。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多为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
石窟的开凿营造受诸多方面条件的影响，一是佛教信仰的流行，一是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后盾。此外，还需要有适合的地理地质条件。中国石窟分布区域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位于交通线或其附近，一类是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其附近区域。对于石窟的分区考查，亦须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在考查了中国石窟的分布、地域特色以及石窟内容后，并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石窟可以分为六个区域，即新疆地区、河西走廊地区、中原华北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西藏地区。其中，前两个区域正好处在中西交通线的丝绸之路上，后四个区域则分别为不同时代当地的中心。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2.河西地区。包括甘肃、宁夏两省区。在佛教和佛教艺术传播的过程中，这一地区起到沟通和连接东部中原地区和西部新疆地区的作用，不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且也是石窟艺术传递和转型的中转站。这一地区的石窟不仅数量多、规模大，持续时间也长。主要石窟地点包括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的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还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崖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纵观这一地区的石窟艺术，早期基本承袭了西域石窟的艺术特色，以中心柱窟、佛坛窟、佛殿窟等窟形为主，石窟装饰上重视壁画的装饰作用。晚期则基本与中原地区石窟建筑趋向一致。
3.中原华北地区。集中分布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以大同为中心的山西和河北南部地区，其他地区亦有少量分布。该地区的石窟多开凿于5～6世纪，此后则向四周发散，延及陕西中北部、山东中南部等地区，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南安阳宝山石窟，6～8世纪开凿的山东青州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陕西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陕西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这一地区的石窟在窟形上除继承河西区的石窟形制之外，从北魏晚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佛殿窟，并日渐成为主流窟形；在石窟的装饰上，壁画装饰减少，代之以雕刻的四壁佛龛或者千佛像等雕塑作品。
4.四川地区。这一地区的佛教造像历史非常悠久。乐山柿子湾、麻浩崖墓门楣雕刻和彭山崖墓明器上的早期佛像雕刻，是目前已知的少数几处汉代以来的佛教艺术遗物。
广元千佛岩、皇泽寺是早期洞窟的代表，与中原北魏晚期窟龛接近，说明6世纪中叶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龛像已影响四川北部造像。洞窟以佛殿窟为主，少塔庙窟。佛殿窟中主要造释迦、无量寿、弥勒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广元6世纪的窟龛造像应受北方中原影响。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典型窟龛中的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开始流行于四川地区。8世纪以后，岷江、嘉陵江流域盛行倚坐弥勒佛、净土变和观音造像。
位于四川中部的安岳石窟形制基本上都是方形平顶。释迦、弥勒佛说法龛为四川盛晚唐时期典型地方特征的双层龛形制，外龛方形平顶，内龛穹隆顶。说法龛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者是一佛、四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龛底部外刻博山炉、二石狮，弥勒佛一般安排在岩壁较高处。
综上所述，蜀地北部石窟，特别是广元、巴中受北方中原石窟的窟形、题材影响很深，反观蜀中腹地的石窟、造像题材，则地方特点明显。
5.江南地区。本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像多于开凿洞窟。就时代而言，主要集中于六朝中晚期。凿于5～6世纪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而杭州西湖周围的窟龛，基本上为五代宋元时期的雕凿，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唐朝以来的石窟造像传统，一方面又融合了一些佛教信仰的新元素。元代造像则显示出明显的藏传佛教特征。
6.西藏地区。本地区摩崖龛像分布广泛，题材多为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座佛龛，窟壁雕像多为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山南扎囊、乃东等地的天然溶洞，有不少相传是吐蕃时期高僧的禅窟。后弘期这类禅窟窟前有的还接建木结构，如萨迦北寺夏尔拉康。窟形规整、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似多见于西部的阿里地区。
二、分期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中国石窟的分期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27]但是总的看来稍显局限。主要表现在单个石窟（群）研究多，而综合性的分期研究少；区域性的分期研究多，整体性研究少。从分期的角度来看，囿于地域的广大和石窟形制发展的渐行性，分析起来比较困难。
中国石窟最早产生于新疆克孜尔地区，时间大约为3世纪，从3世纪开始到5、6世纪，石窟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次第推进，或者称为“波动式”发展，[28]直至中原地区。在此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龟兹模式”、“凉州模式”和“云冈模式”。这几种模式反映出石窟艺术在由西向东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同时也是石窟艺术由外来模式向本土化方向推进的反映。到隋唐时期，佛教基本上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一方面中原地区的石窟和造像艺术已经完全成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石窟形制和造像风格；另一方面，这种石窟艺术又向西和西南地区发散，影响到河西地区、新疆地区、四川地区乃至西藏地区的石窟风格。五代至宋，石窟造像中出现了诸多新的元素，石窟形制模仿地面寺庙建筑、密宗形象的流行等，佛教造像本身也发生变化，观世音、文殊、地藏菩萨等佛教形象不断成为一些石窟造像的“主角”；元代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因此这一时期反映藏传佛教形象的石窟大行其道，同时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石窟雕塑形象。元代以后，石窟在全国各地纷纷衰落，少有开窟造像的记载。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的石窟造像分为五期。第一期为公元3～4世纪，这一时期开窟造像的中心在新疆和河西地区，总体上呈现由西向东推进的态势。早期的石窟形制以中心柱窟、大像窟为主，后期出现了佛坛窟和佛殿窟等形制。佛像的塑造严格按照佛教教义，模仿印度式样进行，4世纪时在河西地区出现了“凉州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以大像窟和中心柱式窟为主，佛像包括释迦、交脚弥勒和思维菩萨等，佛像多取坐姿，面相浑圆，目细眉长，深目高鼻，身躯健硕，具有西域少数民族人种特性。
第二期即大约为南北朝中晚期，也是佛教石窟开凿的全面发展期。在北方地区形成了以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个石窟中心，南方地区形成了以南京栖霞山为中心的石窟群，在四川地区则有成都、广元等地为中心的石窟群。这一时期的石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造像则包括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维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观世音和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
第三期是隋唐时期，属于佛教石窟的兴盛期，在承袭了前代石窟造像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拉萨地区出现了西藏地区最早的石窟，石窟为中心柱式窟，明显受到中原地区石窟形制的影响。
第四期包括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模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明显，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做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则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龛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这一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四川地区石窟造像开始崛起，在中原地区石窟风格、本地区的石窟传统以及密宗流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由于古格王朝的建立，西藏阿里地区成为又一个佛教石窟造像的发达地区。
第四节石窟寺的类型和功用
对于石窟的分类，其标准亦不尽相同，有的是从石窟的形制来划分，将其分为僧房窟、中心柱式窟、覆斗式窟、毗诃罗窟、穹隆顶式窟、窟檐式窟等；[30]亦有将其分成塔庙式窟（中心柱式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禅窟等；[31]《克孜尔石窟志》中，则将克孜尔现存的246个洞窟分成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两大类，并细划分成中心柱窟、方形窟、大像窟、僧房窟和其他窟形等几种类型。[32]宿白先生在其《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中，则是将石窟的形制和功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划分，他将中国的石窟寺分成七类，“1.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2.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3.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4.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型佛像的大像窟；5.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6.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7.小型禅窟组成的禅窟群。”[33]对石窟形制划分的不同，源自于研究重点的差异。考古学家主要从石窟形制和窟内布局的角度来进行划分；宗教学者则主要从石窟的使用功能的角度来划分石窟的类型。二者各有重点，考察的重心和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差异。
由于石窟的出现与佛教的偶像崇拜以及僧侣的修佛行道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功能上考察上述各种石窟，无外乎可以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为了供僧侣巡礼观像的支提窟；一种是供僧侣日常生活和禅修的场所，即毗诃罗窟。支提窟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先后演变成大像窟、佛殿窟、佛坛窟等不同类型，并且其形制也根据各地建筑的流行风尚，衍生出覆斗式窟、穹隆顶式窟、窟檐式窟等变化形式；而毗诃罗窟在印度的初始形制就是平面作方形，中央为庭院，周围围绕小室，供僧侣居住和禅修。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毗诃罗窟的功能逐渐细化，分为供僧人起居（兼作禅修）的僧房窟，专门用于禅修的禅窟，除了单体的僧房窟和禅窟之外，还有由多个禅窟组合在一起的禅窟群。
北朝以后，在石窟中还出现了一种用于瘗葬僧侣或者信徒的瘗窟。这是一种性质较为特殊的石窟类型，因为与佛教僧侣或者信徒关系密切，故可以将其归为后一类。
下面分别加以详述。
一、支提窟
支提窟是指在窟中立塔或者开凿塔形的中心柱的石窟，所以又称中心柱式窟，或者称为塔庙窟。
支提在印度语中作“Caitya”。“Caitya”一词是由动词词根√ci派生而来，√ci一词在印度语中含有积集、重积的意思。“Caitya”本来是指具有炼石、瓦的常说，即圣火坛。它的出现与婆罗门教的祭祀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研究表明，“Caitya”一词是为了火葬而集聚的柴薪，由Cita派生而来。在死者的遗骨上作冢、土馒头，或者在这一场所种植树木作为标志。[34]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提到当世尊圆寂之后，许多人与神并聚，以众香木为柴而层层积叠，这样的场所称为支提。
支提供养还与古印度文明中的圣树供养有着直接关系。古印度的传说认为，树木是死者的灵魂寄居场所。由于树木有着周而复始的生命力，一般被视为创造力的象征。
支提窟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十分丰富的雕刻装饰，并把门与窗分开，在门窗外侧雕刻有药叉、门神以及供养人等形象，列柱也往往在柱头上施以华丽的装饰。佛像的产生并流行，再一次形成了支提窟的重大变化，就是在塔的正面也雕刻出佛像、菩萨、飞天以及供养人的形像（图3-4-2）。塔本身的形式也不再是塔座加一个半球形覆钵的简单形式，而是从塔柱到塔身，再到塔刹都加以装饰，在造型上加以变化，显得精致无比。如阿旃陀第19窟、26窟，埃洛拉第10窟就，是代表。
印度支提窟的普遍形式为：从平面上看，后部为半圆形连接前部的纵长方形，沿洞窟四周有装饰性的列柱。后部中心为佛塔，佛塔为典型的印度式样，下部圆柱形上部半球状覆钵形，石窟顶部多为拱券形，顶上往往有仿木结构的架梁，门上有明窗，窗门形成尖拱形门楣装饰（图3-4-3）。
2.克孜尔一带的地质条件和印度德干高原不同。印度的德干高原岩石坚密细致，而克孜尔地带石质属于砂质沉积岩，表面为风化层，相对疏松，不适宜开凿宽大的洞室。因此当地的工匠便把印度支提窟中间窣堵波变化成为一根粗大的石柱，用以支撑洞顶，不使塌毁，同时在石柱前面凿出佛像，变印度的礼拜窣堵波为礼拜佛像，信徒绕柱右旋，相当于印度的绕窣堵波右旋。应该说，中心柱式窟的出现是适应了克孜尔地区特殊地质性质的需要而对印度的支提窟进行改造的结果。
龟兹地区流行的“中心柱窟”，平面为纵长方形或者方形，在主室后壁左右两侧的下部，向后凿出与主室侧壁方向一致的通道，左右甬道的内端相连，形成与主室后壁平行的后甬道。甬道顶多作券顶，左、右、后甬道形成可供绕行的通道，有的洞窟将后甬道加高，形成了后室。克孜尔的中心柱窟一般在后壁正中开有佛龛，最初是有佛像的，现在大多不存。在佛龛的两侧开有较低的通道，通到后壁。由于通道的环绕，洞窟的平面看起来是围绕一个方形柱形成的礼拜通道。然而从这个“柱”的形象，我们已看不出有“塔”的特点了，与印度支提窟的形式有着较大的差距。不过在满足信徒右绕礼拜方面，与印度传来的支提窟或者中国内地的中心柱窟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把克孜尔石窟中的这类洞窟称为中心柱窟是合理的（图3-4-4）。
龟兹的中心柱窟可能在洞窟的券形顶这一点上还保持着印度支提窟的特点，包括在券顶两侧下部的挑梁形式等特征，仍可看出印度建筑形式的影响。但其他的结构则很难说是来自印度支提窟的因素。像克孜尔石窟这样的地方，由于山岩的地质特点，不能完全开凿出类似印度那样的窟形，况且，在佛像产生以后，直接对佛像的礼拜也许比面对塔或者别的代替物更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所以当洞窟中出现了佛像，其身后的塔是否完整似乎并不重要了。龟兹石窟流行的洞窟形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度本来的支提窟形式，而形成了具有龟兹文化特征的中心柱窟。
随着佛教向东传播，中心柱式窟也向河西乃至中原地区推进，在各地都留下了一批中心柱式窟，包括河西地区各石窟、敦煌地区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及其周边地区、云冈石窟等，成为早期石窟一种最重要的窟形。
河西地区现存较早的中心塔柱窟有天梯山石窟第1、4、18窟，张掖金塔寺石窟的东窟、西窟，马蹄寺千佛洞石窟第1、2、4、8窟，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后山古佛洞、千佛洞以及昌马石窟第2、4窟，肃北五个庙石窟第1、5、6窟等。在这些中心柱窟中，马蹄寺千佛洞第1窟有着明显的龟兹石窟样式特征，即正面为大佛像，两侧有稍低的通道，一直延伸到后壁，两侧的通道为券形顶。从洞窟前顶残存的情况看，可能是人字披顶（图3-4-5）。
天梯山石窟的中心柱窟，被认为是时代较早的洞窟，宿白先生认为是凉州石窟第一期。对于河西地区中心柱窟的开凿时代，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天梯山第1、4窟和金塔寺石窟东窟、西窟是其中最早的，这一点似乎比较一致。
从中心柱的结构与布局来看，与天梯山石窟比较接近的，应该是马蹄寺千佛洞第2窟。此窟在中心柱每一面的下部有一大龛，其上又分为3～4层，每层塑出3～5身佛像。千佛洞第8窟中心柱正面与之相似，但其余三面上层未见分层，有可能为后代改修。金塔寺石窟的东窟、西窟也属于这一形式，即在中心柱的下部开一个主龛，而在上部又有2～3层布局。东窟的中心柱每一面下部有较大的一个主龛，其上有3龛，最上部塑5佛。龛内各有1佛，在龛外还有浮塑菩萨、飞天等。西窟中心柱每一面下部也有一个较大的主龛，其上又有一龛，最上一层表现天宫栏墙上的伎乐（或菩萨）。显然，金塔寺石窟表明中心柱窟的布局开始定型化，中心柱上部的佛龛主次关系相当分明，在中心柱基座以上，第一层的佛龛较大，龛内佛、菩萨像是窟中的主要尊像。第2层以上的佛龛及龛内外的尊像相对较小。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万佛洞的中心塔柱都是在塔基以上分2层，每一层各面开一龛，内塑佛像。而分层的形式与天梯山石窟显然有着渊源关系，即每一层上部较宽，下部较窄，而窟顶也呈弧形。文殊山后山古佛洞，则是在中心塔柱的每一面开一龛。后山千佛洞则只有正面开一龛，马蹄寺千佛洞第4窟与之相同。
综观河西地区的中心柱窟，与龟兹式的中心柱窟有着较大的差异，更可能是直接受印度式支提窟理念的影响，而采用中国式的方塔形式来重新营建支提窟的。从中心柱的布局来看，最初分层较多，往往有三层以上。每一层也有三身或五身的造像。其后逐渐地分出主次关系，塔柱上的佛像有大小之别，强调第一层佛龛。后来形成了每一面只开一龛的形式。中心柱下部是一个宽于塔身的方形基座，中心柱一般位于窟室的中央，窟顶则沿中心柱四面形成斜坡形，或者券形。
云冈石窟第1、2、3、4、6、11、39窟均为中心柱窟。第11窟的中心塔柱高达13.3米，分为三层，下层较高，四面开龛，造立佛，中层正面为方龛，中央一交脚菩萨，两侧各有思维菩萨。其余三壁均有二佛。上层为须弥山形，四面各有阿修罗形象。后室内壁上均无佛龛（图3-4-6）。
除第11窟外，云冈石窟塔庙窟中的中心柱形式完全从建筑上模仿楼阁式塔的形式。特别是第39窟中心柱为五层佛塔，差不多是照搬了一座完整的楼阁式佛塔。只是在顶部连接窟顶的地方，造出须弥山形。同样形式的佛塔我们还可以在第9窟、第1、2窟等窟的浮雕中看到，有的甚至在塔顶部还以忍冬纹表现出须弥山形，与各塔庙窟的中心柱实际形式十分一致。第1、2窟的中心柱基本是一样的，均为3层，有一个台基，第1层较高，四面开圆拱龛，第2层四面开盝形龛，最上层是连接窟顶的须弥山形。在第1层与第2层之间做出伸出的屋檐，并有相应的斗栱等建筑形式。第2层和第3层之间，有垂下的华盖垂幔装饰。第2窟中心柱较复杂，第1层与第2层之间已毁坏，第2层与第3层之间有檐，而且第3层上部也有檐，在屋檐上部又有华盖及垂幔。在第3层的檐四角有柱支撑着上部的檐。这样看来，在第1层与第2层之间、第2层与第3层之间的檐也有可能曾有过完整的柱子（图3-4-7）。
第6窟中心柱上层四角也有塔形柱，而且其下层虽没有真实的柱子，但在四角浮雕出了柱形，说明当时的构想是按实际的楼阁式塔来表现的。如果考虑到北魏灭凉州后，“沙门佛像俱东”这一史实，云冈石窟的开凿，又是在凉州高僧昙曜的主持下进行的。云冈石窟最早的中心柱窟取法于凉州，是很好理解的。而在北魏佛教兴盛之时，中国北方的佛塔已不同于凉州一带的旧有形式了，石窟中的中心柱（塔）形制必然要采取了当时更为流行的形式，所以，在第1、2窟、6窟以及39窟中表现的中心塔柱更接近于现实中的塔的形式了（图3-4-8）。
中心柱窟是北朝时期莫高窟最流行的洞窟形制，在莫高窟北朝40个洞窟中，中心柱窟就有16个，特别是北魏时期开凿的洞窟基本上都是中心柱窟。北朝以后中心柱窟就逐渐减少，除敦煌以外，河西地区石窟中，北朝时期也大多为中心柱窟。以北魏的中心柱窟第254窟为例，具有如下特点: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洞窟的中央靠后部有一座象征着佛塔的方柱，上部与窟顶相连。方柱的四面开龛造像，一般在正面开一大龛，其余三面分上下层各开一龛。西魏以后，逐渐形成中心柱四面均开一龛，不分层的形式。中心柱占据了洞窟后部的主要空间，环绕中心柱形成一个回廊，以供人们环绕塔柱右旋观瞻和礼拜。洞窟前半部较为开阔，顶部为中国式的人字披顶，后部为平顶，比前半部略低。中心柱窟往往在门上部有明窗，有的学者认为莫高窟大部分洞窟在营建之初就没有前室，那么，在门上的明窗用以采光就成为了可能。第254窟还在南北两壁上部开凿列龛各五龛，但有列龛的仅此一例，其余的中心柱窟在南北壁未开龛或仅在靠前部开一龛（如第263窟）。
敦煌地区中心柱式窟中心塔柱的结构一般为，下部塔基通常高约1米左右，较高者如第431窟高约1.7米；塔基与上部塔身之间有一段略向外凸出的平台，高10～20厘米不等；上部除正面外，其余三面再分为两层者，也有略为凸出的横向台以为分隔。下层佛龛均为圆拱龛内塑佛像，上层佛龛，北魏时期多为阙形龛内塑交脚菩萨或思维菩萨，后来也多为圆拱龛。圆拱龛中还有一种双树龛，就是在龛外以绘或塑的形式做出双树，大多数双树龛中塑有苦修的佛像，表明龛内为树下修行的释迦。
在宁夏须弥山石窟有一种形制独特的中心柱式窟。编号为51窟，由主室、前室、左右耳室四部分组成，总面阔26米、进深25米。主室方形平面，覆斗形顶，仿木结构，中心方柱直达窟顶，方柱四面各开一单层佛龛，内为一铺三身造像；前、左、右三壁正中为方门，分别与前室、左耳室、右耳室相通，前壁上部开明窗，用于采光，正壁开一大通龛，三尊禅定佛并坐，右壁门西侧为一大龛，内为一禅定佛二胁侍菩萨，主尊高达63米，余壁出现多重现象。按照三壁有门，门侧一大龛的现状看，开龛时的统一考虑应该是右壁门两侧各为一大龛，左壁与其相对称，造像亦应对称。[37]二、大像窟大像窟属于中心柱窟的一种变体，因为窟内置立大塑像而得名。大像窟中的大像一般立于中心柱前壁正中，在形制布置上与典型的中心柱式窟有些差异，主要表现为突出地安置了大立像，并扩大了后室。在中国境内，大像窟最早见于克孜尔地区，和中心柱式窟一样，也是由西向东发展推进，在全国各地的石窟中都有大像窟的形制。
龟兹地区大像窟的典型窟形是：洞窟主室高大，其高度以能容纳大像为限。主室顶为纵券形，正壁前下部，大多存有半圆形像台，像台上残存有立像双脚的痕迹。主室正壁两侧下隅，凿有低矮的甬道，可以进入后甬道或后室。具有后室的大像窟，在后室中多有涅槃像。根据大像窟的种种迹象和相关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数据判断，龟兹石窟中的部分大像窟的年代较早。
以克孜尔石窟为例。克孜尔石窟中的大像窟数量较少，仅有8个，包括第47、48、70、77、136、139、146窟等，第136、139、146三窟分布于谷东区，其余均分布于谷西区。各个大像窟中的大立像早已无存，现仅在壁面上残存有规律排列的众多用来固定大像的凿孔。
大像窟多有高大的主室和后室，主室高一般在5米以上，最高可达16.5米，均为纵券顶。克孜尔第60窟主室面积最大，达94平方米，后室多低于主室，面积亦多小于主室，多为横券顶，仅第77窟为梯形顶，都凿有大型涅槃台并砌有列像台。第47窟是最高的大像窟，主室高16.5米，长7.9米，宽7.6米；后室高6.3米，长10米，宽4.5米。
克孜尔地区的大像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的大像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个部分，其形制以第47窟为代表。
第二阶段的大像窟，形制略同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中心柱窟采用第一阶段大像窟的布局更为近似，如第77窟，出现了后室低窄的大像窟，如139窟。
第三阶段大像窟的主室已经大部塌毁，中心柱也已经废除，原来大佛像中部以上紧贴崖面塑造，崖面下部向内造出横长方形低窄后室，原大立佛像的腿脚部位成为主、后室的分界，明显有别于第一和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典型石窟为第70窟和第148窟。
克孜尔地区大像窟的塑像布局形式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为后室式大像窟。后室正壁塑大佛像，侧壁分层塑立像，后室正壁凿涅槃台，后室前壁凿列像台，后室侧壁凿列像台和甬道外侧列像台连通，如克孜尔第77窟。该窟后室为横覆斗式顶，甬道为券顶，形制较为简单。有的石窟则在此种形制的基础上，于甬道内侧壁和后室前壁开龛，如克孜尔第48窟。主室侧壁的下部绘因缘佛传内容的壁画，这种形式和中心柱窟相同。后室和甬道顶为较平的券顶，绘举哀天人。还有部分石窟主室高度增大，主室侧壁的下部由绘壁画变为塑列像，侧壁塑像增多，如克孜尔第47窟。
另一种为主室和后室塑像，主室正壁塑大像，侧壁分层塑列像，后室正壁凿涅槃台，侧壁凿立像台，后室前壁开龛，龛上部凿出涅槃台，甬道绘壁画，和前述大像窟中在甬道开龛、凿立像台不同，甬道的概念更强些，塑像的布局和后室式中心柱窟的布局相同，如克孜尔尕哈第12、16、23窟、森木赛姆第11、43窟等（图3-4-9）。
第三类为后甬道式大像窟。主室正壁塑大像，主室侧壁塑列像，如库木吐喇第63窟，主室和后室塑像。台台尔第5窟，主室正壁塑大像，在后甬道正壁两端各开小龛，右端开上下排列的两个小龛。主室、甬道和后室塑像:库木吐喇第2窟，在主室正壁、前壁、后甬道正壁两端、后甬道前壁、甬道内侧壁开小龛（图3-4-10）。
第四类没有上述两类的中心柱体，在正壁下端凿出向内凹进的通道，正壁大像塑好后，在大像后下方形成后甬道空间，如克孜尔第70、148窟、库木吐喇第52窟。
第五类为由其他类型的窟改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先扩建成大型方形窟，在其中筑坛基，再在坛基上造大像，塑像后有背屏，并与窟顶相接形成像柱形式。背屏后空间形成后室，后室正壁凿涅台，后室侧壁、左右甬道直至主室左右侧壁凿列像台，如克孜尔第60窟。
在东部地区，大像窟大约出现在北朝晚期，敦煌莫高窟的大像窟，出现的年代较晚。莫高窟第96窟中的倚坐弥勒佛高34.5米，为世界第三高的大佛，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室内泥塑佛像，开凿于武则天时期（图3-4-11），南大像（第130窟）高26米，始凿于唐开元间。大像窟窟前多附建多层木构楼阁，莫高窟的大像窟窟前木构建筑，历史上经过多次改建。唐代大像窟其主像皆是倚坐像的弥勒大佛，且开凿盛极一时，这似乎与武则天称帝利用佛教而大造舆论有着某种联系（图3-4-12）。
云冈石窟的大像窟在洞窟形制、造像样式、雕刻风格等方面都与龟兹大像窟差异较大。它的特点是椭圆形平面，穹隆式窟顶，主像占据洞窟绝大部分空间，代表的洞窟有云冈石窟第5、13、16～20窟等（图3-4-13）。
大像窟的开凿以唐代较为普遍，四川则延续至宋。如四川乐山大佛，就是依山开凿成的一尊倚坐弥勒佛像。
四川乐山大佛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与其同时代或稍早的甘肃麦积山隋代石窟；莫高窟武周延载二年（695）开凿的北大像（像高33米）及开元年间开凿的南大像（像高26米）；陕西彬县庆寿寺大佛（像高24米）；甘肃炳灵寺第l7l窟大佛（像高28米）一样，开始在大像前兴建大型木构楼阁。因此，大像的开凿不是偶然现象，是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流行趋势和社会风气的反映（图3-4-14）。
三、佛殿窟
这类石窟平面多作方形，故也有研究者将其称为方形窟，又因其是寓礼拜和讲经于一体的窟形，是从我国早期佛殿式寺院建筑演变而来的，其使用功能与寺院佛殿相似，也被称为佛殿窟。佛殿窟从一开始即产生了多种形式，常见的如三壁三龛方形窟、三壁建坛的方形窟和正壁建坛的横方形窟等。[38]前两种形制的石窟实际上是对地面佛殿的完全模仿，也因此随着地面佛殿布局的变化而变化。目前所知的较早的佛殿窟大约是在十六国时期，北魏以后尤为盛行。佛殿窟是中国石窟中最具典型性的窟形，遍布各地，其流行使用的时间也最长。
目前所知较早的佛殿窟多出现在河西地区，以麦积山为例，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的第74窟和78窟，窟内沿正、左、右三壁凿出倒凹字形的高台基佛坛，每面置佛像一躯。顶部和四壁转角处为弧形，正壁两侧上方各开一圆拱形小龛。[39]在龟兹石窟中，佛殿窟数量仅次于中心柱窟。洞窟平面一般为方形，或横长方形。窟中的塑像均已损毁，洞窟形制的差异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窟顶上。
佛殿窟完善于北魏晚期，隋唐时期成为石窟寺的主流，宋元以后随着凿窟之风的衰落而逐渐消失。云冈石窟佛殿窟是中期洞窟形制的其中一种，主要为第7～10窟及第12窟，其特征与布局是：1.云冈佛殿窟的形制是南北纵轴线平面方形或近似方形，并左右对称的布局，这种布局形制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法。早在商朝宫室即有这种布局方法，其特点就是沿着纵向纵轴。在邯郸发掘的战国时代赵国都城遗址，中心有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北魏时期以洛阳永宁寺为代表的寺院平面布局可以看出，大约早在汉代已在孕育之中，所以在寺内的布局上，既有一条十分明晰的中轴线，又同时左右对称。云冈和洛阳永宁寺反映了北魏当时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在敦煌北朝壁画上也是这样的表现。这种纵列方式为唐乃至现在中国的建筑，还都沿袭着这种特征。
2.中期大型的洞窟均由前室和后室构成。第7、8窟前室原依崖面架木构屋顶，前室前方左侧和第8窟右侧各雕塔柱。第9、10窟和第12窟前室前方列楹柱，上方崖面雕有设斗栱的仿木构窟檐，直接体现了汉代殿堂的建筑形式的特征；同时洞窟前室是外部空间与洞窟空间的过渡，在建筑意匠上似乎让人们从现实人的世界进入佛的天国，而在这里产生意绪上的转化。后室正壁分上下两层龛，各造像一尊；或正壁造大像一尊，左右两侧下方凿有礼拜道，窟顶雕饰平棋藻井。平棋与藻井早在汉代建筑已有，就其功用而言，都是作为宫室殿堂内部屋顶的装饰。
佛殿是供奉佛像设的主要场所，可见，云冈洞窟出现的平面方形、平棋藻井顶、重层布局的壁面及窟口崖面上的雕饰斗栱的窟檐外貌，都是北魏建筑匠师模仿当时寺庙佛殿的表现。
自北魏晚期敦煌地区出现佛殿窟之后，佛殿窟成为自始至终一直在使用的一类典型洞窟。随着时间的不同，形制也在发生变化。
在北魏末，出现了平面方形、正壁开一大龛、覆斗顶形式的佛殿窟。此种窟形，成为方形佛殿窟的典型式样。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佛龛的形制上。北朝时期，由于佛龛容纳的佛像较少，故而佛龛进深较浅，多使用圆拱形龛。佛龛的龛底距地面较近，龛形高大，故而龛内佛像突出醒目。隋代佛龛龛口渐趋方圆，并出现双层龛口大龛（龛平面作凸字形），佛龛龛底与地面距离升高。由于出现双层龛口，龛内可以容纳更多的佛像。这种佛龛的出现与佛像组合的扩大密切相关。唐前期佛龛多为敞口龛，佛龛顶部上口上仰，两侧龛口外敞。这种式样，便于展示龛内塑像。唐后期（中晚唐）佛龛形制规整，平面多为横长方形，龛顶作盝形顶。龛内安置倒凹字形佛坛，佛像皆安放在佛坛上。此后龛形变化不大。平面方形覆斗顶的佛殿窟，可以说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一种窟形。其空间式样，意在模仿世俗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帷帐形式（图3-4-15）。
麦积山第4窟是一种特殊形制的组合型佛殿窟。该窟是在崖壁上开凿出来的单檐庑殿顶的大窟廊，廊外凿出八根檐柱，面阔七间，廊后壁开凿七座石窟（图3-4-16）。石窟内部形制相同，都雕凿出佛帐形式，帐顶四周和中心各有一朵泥塑莲花。每帐内部都是在后壁中央位置塑造一佛二胁侍，左右两侧立菩萨三躯。
四、佛坛窟
佛坛窟是佛殿窟的变异形式。在窟中安置方形或长方形佛坛，造像集中布置在佛坛上。
新疆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中，在第二阶段曾经流行过佛坛窟[40]。典型的例子有第39、76、80等窟，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单室或者分为前后两室，中间由甬道相连接。在石窟主室的中央筑有长方形佛坛（双室窟位于后室中央）。佛坛上应集中放置佛像，但因为年代久远或者改筑的缘故，佛坛上的塑像多已不存。克孜尔佛坛窟的顶部有多种形式，包括券顶（纵券顶或横券顶）、穹隆顶、平顶和覆斗式顶。
莫高窟典型的佛坛窟，在北朝时期即有窟例，但流行于唐后期以后。如莫高窟第487窟和第285窟，窟中后部地面上凿有方形的佛坛。坛上造像几乎全部遭到毁坏，情况不明。敦煌的佛坛窟，与克孜尔的佛坛窟有所不同，在佛坛后部增设一座连接窟顶与佛坛的背屏，起了分割洞窟空间的作用。此种背屏与寺院佛殿中的扇面墙的作用相似（图3-4-17）。
佛坛窟在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延续时间也较长，并形成了多种变化形式。除了石窟平面上出现了方形、椭圆形和马蹄形等变化之外，窟内佛坛的设置也有变化，一种是正壁设坛的佛坛窟，典型石窟如龙门石窟中的开凿于北魏晚期的弥勒洞和米思九洞；一种是三壁设坛的形式，如龙门石窟中慈香洞等。而榆林窟第4窟则是在后室中央设坛，坛上置佛、胁侍等像9躯，与敦煌第487、285窟等窟内的佛坛形制相同（图3-4-18）。
五、毗诃罗式窟
毗诃罗（梵viha^ra，藏gnas-pa）音译又作毗可罗、鼻诃罗、鼻何啰、尾贺啰，即僧院、精舍之意。梵语原义指散步或场所，后来转为指佛教或耆那教僧侣的住处。《大日经疏》卷三云：“僧坊，梵音毗诃罗，译为住处。即是长福住处也。白衣为长福故，为诸比丘造房，令持戒禅慧者得庇御风寒暑湿种种不饶益事，安心行道，令檀越受用施福，日夜常流无有断绝，故名住处。”[42]佛教传播的早期，印度的僧侣都过着居无定所的游方生活，但后来也出现了定居的趋势，开始在各地设立寺院。这种寺院由窣堵波及僧院组成，又称为伽蓝。伽蓝的基本形式是在僧院中间方形大厅的三面建筑并排的小房间。小房间作为僧侣的居住之所，称为“毗诃罗”，大厅和庭院则是作为僧侣集会之用。随着石窟建筑在印度的流行，这种地面建筑形制也逐渐移植到石窟形制上。
印度现存的佛教石窟中，如早期石窟（前2世纪—公元2世纪）中纳西克石窟第19窟，在入口处有两根立柱，连同紧靠两壁的柱子，使三开间的大门后部形成一个小厅。通过中央的门厅而进入主室，形成一定的空间系列。主室的中心是一个方形的中厅，中厅的正面和两侧壁各开有两个小室。这六个小室就是作为禅修的禅室。
时代稍晚的阿旃陀石窟第12窟（前1世纪），则形成了较为严谨的模式，中央为方形，在正面和左右两侧壁各开4个小室，每个小室的大小基本一致。在小禅室之间的外壁还有一些带有券顶的小龛。类似的还有第11窟和第16窟，中央为方形或者近似方形，四周围以小型禅窟。纳西克第3窟（1世纪）规模较大，入口处有列柱，经门廊进入主室。在进入主室的入口处两侧及上部浮雕出类似山奇大塔塔门那样的塔门装饰，两侧还分别雕刻有守门的神像以及药叉和密荼那等。主室平面为方形，在后壁及右侧壁各开6室，左侧壁及前厅的左壁开小室共8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主室大厅的后壁中央雕刻出一座塔的形象。显然，这个洞窟不仅仅具有修行的功能，而且还有礼拜的意义。也就是说，到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的石窟已经将僧侣的禅修与对佛塔礼拜结合起来了。
在印度晚期（5～8世纪）的石窟中，僧房窟出现得更多，如阿旃陀石窟中就有21座，埃洛拉石窟也有不少。这一时期的僧房窟不仅规模较大，装饰也更加华丽。晚期的毗诃罗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后壁中央有佛堂；二、佛堂前面是中厅，左右及后壁开僧房；三、大厅有列柱而形成回廊；四、与此前毗诃罗窟的简陋相比，晚期的毗诃罗窟装饰更加富丽堂皇，显示出佛教在与上层统治者结合之后，其平民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五、毗诃罗窟仍具有居住和禅修的双重功能，二者合而为一。
在中亚，大多是以寺院来代替印度那种僧房窟的功能。毗诃罗窟最初也是对寺院建筑的模仿。在塔克西拉发现的古代寺院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印度僧房窟的建筑布局，如阿克豪利、卡拉宛及鸠拉罗寺院遗址等，一般是建成一组环抱式的院落形式，四面都排列着大小一样的小室。这些小室无疑是僧人们起居及修行所用。单从其平面布局来看，可以说是完整的僧房形式。在塔克西拉的寺院遗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僧房往往伴随着塔的建造，在由僧房形成的院子中央，建有高大的佛塔是很常见的，以至在孔雀王朝时期的钱币上也有表现大塔周围环绕着僧房的图样。还有的僧院中还设有塔堂和佛事堂（大约是用于讲经等活动）。在一组寺院建筑中，包括了塔、礼拜堂和众多的僧房，这样的建筑形制，在塔克西拉较为普遍。
典型的印度毗诃罗窟为由多个禅室组合而成的窟群，但是进入中国以后，其形制和功能都发生了变化，有组合禅窟和单体禅窟两种禅窟遗迹。组合禅窟，主要见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拜城、库车一带的龟兹石窟，吐鲁番地区的石窟，敦煌酒泉等甘肃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地组合禅窟。据目前所知，其分布地域最东不超过甘肃河西地区。单体禅窟则在中原华北地区广泛分布，尤以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多，其他如南响堂山石窟西北和北响堂石窟半山腰就有方形无像小禅窟24例，为平顶敞口，面积约1平方米。在大同的鹿野苑石窟，也发现了成组的禅窟。
作为僧人集体坐禅的场所，组合禅窟中最为复杂的窟形，见于新疆库车苏巴什寺院遗址。该遗址的第5窟前有前室，主室呈十字形，窟顶为券形的小禅室分列于主室两侧，多达10余座（图3-4-19）。此类组合禅窟，还见于吐鲁番附近的吐峪沟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等。以莫高窟第268窟为例，该窟（包含第267、268、269、270、271窟）是一个由多室组合的禅窟。中央是一个纵长方形的过厅（268号），在后壁开一小龛，内有交脚佛像，窟顶为相连续的浮塑平棋图案。南北两侧壁各开两个小室，南侧为267、269号，北侧为270、271号。小室的大小大体一致，作为僧人修禅的地方，该窟后被改造为礼拜窟。据贺世哲先生研究，第268窟这一组禅窟最初可能是没有绘制壁画的，现存壁画为后代绘制。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发掘中，发现一批禅窟，其中有单体禅窟，也有组合禅窟，窟顶有多种式样。文殊山石窟的组合禅窟，位于后山区古侠洞附近，与礼拜窟毗邻，洞窟主室呈长条形，小祷室左右对称，形制上更接近龟兹地区的组合禅窟。
单体禅窟，新疆克孜尔石窟的室内皆空间较小，实为一圆拱形大龛，而敦煌莫高窟北区须弥山石窟的单体禅窟，多作平面方形的小室，正壁前有一低台，建筑空间稍大，但也仅能容纳一人而已，且一窟内均无壁画或其他装饰。
宁夏须弥山石窟还存在一类石窟为方形无像窟（有10例），从部分石窟残存石床与烟道痕迹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僧房窟。但其中第23窟是一个三室一组的洞窟，中室平面长方形，穹庐顶，宽2.35米，深2.70米，高2.70米。南耳室宽1.40米，深2.00米，高1.95米；北耳室宽1.75米，深1.10米，高2.60米。显然这是敦煌以东地区较为少见多室禅窟。总的来说，在早期佛教石窟中，龟兹地区存在较多的比较规范的多室禅窟。这种石窟形式影响到了敦煌以及相邻的酒泉地区。但到了中原地区，虽然仍有不少单室禅窟，但像龟兹那样的多室禅窟就极为罕见了。
六、僧房窟
僧房窟在过去也被称为毗诃罗窟，实际上是禅窟在功能上细化的产物。它是在毗诃罗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门供僧侣生活起居之用的洞窟，其性质等同于寺院中的僧房。
作为僧侣的居所，僧房窟在各个石窟群中均占有一定比例。在龟兹石窟群中尤为常见。如克孜尔石窟，僧房窟遗存数量较多，有80多个[43]，约为全部洞窟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僧房窟在龟兹石窟中所占比重很大，这表明它在龟兹僧人宗教活动和生活中，曾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图3-4-20）。
因为僧房窟的主要功能是供僧侣起居和修行，故而其形制和内部设施，都考虑到生活起居的需要，一般由主室和甬道两部分组成。甬道是进入洞窟的通道，位于主室的左或右侧，顶部多为券顶，少数平顶甬道的长度与主室的进深大体相等。有的还在甬道的尽头或侧旁开凿小龛，用于储藏生活用品，在甬道的尽头折向左或向右，通过门道即可进入主室。主室平面多作横长方形，顶为券顶。在靠近主室的门口处，多作出一个取暖的灶坑，灶坑的上部壁面，凹向壁内形成火膛，其两侧还装饰有柱状砌体。在主室前壁的中部，凿出一个方形的明窗，明窗的内口大于外口，显然，这一设计是为了增加通过明窗进入室内阳光的光照量。在门口相对的一侧，多凿出或砌出一个低矮的条状禅床，供僧人休息或坐禅之用。此外，有些甬道的顶也有做成平顶，主室顶还有做成穹隆顶或盝顶。附有佛龛等的僧房窟，多将小龛置于甬道尽端的正壁内或甬道尽端的旁侧。有的在甬道或主室壁上凿出小龛，供放置灯盏之类的小件器物。在甬道、门道以及明窗的外口处，多有比较规则的凹槽、孔眼遗迹，这些部位原来曾镶嵌、安置木质的门框或窗框，这表明僧房窟内安置了多道可以启开的木门或木窗。僧房窟内，壁面上多数敷草泥加以装修，有的在壁面上施以白灰或石膏，地面大多也经过细致的整修。僧房窟内，多数壁面上没有任何装饰性壁画，有壁画的僧房窟，也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彩色线条而已。僧房窟形制上的变化，主要反映在甬道尽端有无小室，甬道和主室顶部的形式，以及甬道、主室顶部与壁面结合部位的形状等方面。
由于物力和财力有限，有些僧房窟后来被改造成其他类型的洞窟。在克孜尔石窟中有不少僧房窟被改造为中心柱窟或方形佛殿窟。例如，第80、34、98、172、198等窟被改建成中心柱式窟，第135、189、190窟被改建成佛坛窟，这种改建的现象贯穿克孜尔石窟的整个历史阶段，尤以第二和第三阶段为盛。改建的方式一种是打破旧形制和布局，一种是扩建，还有一种是局部稍加修改。这一现象说明，伴随着佛教在该地区的兴衰以及僧侣和信徒宗教活动方式的变化，对僧房窟需求减少，而对礼拜窟的需求量增加，因而将旧的僧房窟改造为礼拜窟，可以有效地利用原有的石窟建筑空间，减少开凿新洞窟的工程量。
此外在吐鲁番地区的雅尔湖石窟、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地，也发现僧人居住的僧房窟，它们在形制方面，有诸多自身特点，但大多有火炕、灶坑和排放烟气的烟道（图3-4-21）。
所谓瘗窟，指的是用于瘗葬佛教僧侣或者信徒的石窟。从历史上看，瘗窟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利用天然的石窟或洞穴；二是在便于开凿石窟之处，稍事加工，做成窟室；三是累石做成一个石穴放置尸体。瘗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石窟形制，广泛分布于中原和四川地区，不见于西域地区。其出现的时代大约为北朝晚期，唐朝时广泛流行，到宋代以后逐渐衰落。瘗葬是佛教“轮回”思想与我国传统的“灵魂不灭”丧葬观念和“事死如事生”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
目前所知最早的瘗窟为麦积山第43窟。据考证，该窟为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墓。《北史·皇后列传》载:西魏文帝大统六年“敕令后自尽”。乙弗皇后死后，“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这是我国文献中有关瘗窟的最早记载。该窟分为前后两室，窟前有崖阁，前室安置佛像，后室为长方形，平顶，为墓穴所在，纵式葬尸[44]（图3-4-22）。
龙门石窟中已知的瘗窟有39座，均属于唐代。宾阳南洞北壁唐贞观二十二年萧氏安葬亡儿的“石龛”，是龙门石窟目前所知最早一例有明确纪年的瘗窟。初、盛唐时期龙门瘗窟形制较为多样，葬式亦有不同。如初唐时期的珍珠泉北崖一号瘗窟为前后室结构，窟前设屋形窟檐，前室东、西壁并有佛教造像残迹，后室后壁横卧葬尸；唐高宗龙朔元年的娄氏瘗窟窟内仍设佛教造像，前后室结构变为单室结构，窟前的屋形窟檐也变为束腰莲柱，而死者尸骨则由横卧式变为坐式；开元二十三年的惠灯瘗窟为单室结构，窟口两侧各雕一力士，死者于窟室内后部半圆形台上作坐式安葬；同一时期的张氏瘗窟呈单室结构，后壁横卧葬尸，窟口两侧造石狮，而力士则变为世俗题材的执剑门吏。除此之外，还有以开元二十六年灵觉瘗窟为代表的近长方体而内外全无雕饰的瘗窟形制。
中、晚唐时期瘗窟皆为矩形单室结构，室内后壁横卧葬尸，窟室空间呈不断变大的趋势，其显著变化是窟口及窟内佛教、世俗造像题材完全消失。可以看出，结构简单是唐代后期瘗窟的突出特征。
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大寺沟窟龛群的北段中层岩面上，分布有北宋以降的25个石雕佛塔，其塔身部分凿一方形穴，内置佛教徒骨灰，为塔形瘗穴。
敦煌莫高窟也存在大量的瘗窟，瘗窟的最早发现是在1921年。当时在第464窟中发现一盛装女尸，但这座石窟尚不是专门用来瘗葬的，而是利用现成的佛窟瘗埋信徒遗体。近年来在莫高窟北区发现大量专门开凿的瘗窟，这类瘗窟一般较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窟顶较低，窟门较矮，内设棺床，以土坯、石块封门。这些发现，丰富了莫高窟的内涵，填补了莫高窟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我国瘗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46]敦煌石窟中的瘗窟不早于北朝晚期。编号为B221的北区瘗窟是一座单室窟，平面近方形，覆斗顶，西半部设有砾石棺床，应为北周时期开凿。
除了上述几种主要的石窟形制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窟形，主要有涅槃窟、储物窟、讲堂窟、影窟等。
涅槃窟其实是佛殿窟的一种变体，其基本形制是在后室正壁设坛，坛上置佛涅槃像一躯，左右壁则开龛造像，一般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也有只塑一尊佛坐像的。涅槃窟出现的时代较晚，约在隋唐之后，典型的例子如敦煌莫高窟的第148窟（盛唐时期）和第158窟（中唐时期）。
储物窟专门用于僧尼存储粮食、生活用品和用水等物。如龟兹石窟中的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均发现存在洞窟中存储粮食的仓柜；在须弥山石窟发现专门开凿的水窖窟，将洞窟窟前的排水沟与引水沟槽相连接，使所排雨水进入水窖存储起来，以备生活时取用。仓储窟一般应与僧房窟临近，便于生活取用。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确实有一部分僧尼是生活在石窟中的僧房窟内。
讲堂窟比较少见，而且仅见的几例，皆存于龟兹石窟，在河西及以东的石窟中均不见该类石窟。其功能专门用来讲经布道的讲堂窟平面多作方形，空间巨大，在洞窟的三壁或四壁下部，凿出低台供人居坐；有的还在窟内一隅加凿灶坑，洞窟的一侧或两侧开门。一般说来，每一窟群一般仅有一个此类洞窟，在新疆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赛姆石窟均发现这种讲堂窟遗存。
影窟是一种纪念性质的石窟，用于纪念僧尼和世俗信徒，与寺院中的影堂相似。该类石窟不见于西域地区，而河西和中原华北地区有不少此类影窟，尤以敦煌莫高窟数量最多。根据调查，敦煌莫高窟此类影窟规模均不太大，一般多置于某一大窟主窟甬道的左侧，与主窟的位置较为固定。窟内放置被纪念者的影像，有的还绘制些与其生活有关的壁画，或放置其他纪念性物品。须弥山石窟中也有此类影窟。
[1]戴藩豫：《印度佛教美术》转引自《HistoryofIndianandEasternArchitecture》第148页，参见张锡坤主编：《佛教与东方艺术》，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4页。
[2][美］杜兰著，张自华译：《印度的艺术》，载张锡坤主编：《佛教与东方艺术》，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53页。
[3]《大唐西域记卷11·摩诃剌侘国条》。
[4]学术界对阿旃陀的时代划分不尽相同，包括二期、三期和四期等说。本文采用早晚两期说。（参见李元秀等选编《世界全史》，军事谊文出版社，2006年；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绪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王鏞著：《印度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5]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石窟”条。
[6]参见宿白：《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研究》，载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编：《龟兹佛教文化论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该文认为克孜尔石窟第一阶段，大约接近310±80～350±60年。
[7]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2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8][日］橘瑞超著、柳洪亮译：《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页。
[9]本节对于各地石窟的统计和描述，主要参考阎文儒先生著《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一书，部分地区的石窟则参照了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龟兹石窟研究所《克孜尔石窟志》，陈丽萍、王妍《中国石窟艺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文物出版社《中国石窟》，［日本］平凡社《中国石窟》等资料，文中恕不一一注明。
[10]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绪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11]参见董玉祥：《仙人崖石窟》，《敦煌研究》2003年第3～4期。
[12]参见程晓钟、杨富学合著：《庄浪石窟》，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13]参见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14]杨烈：《宝岩寺明代石窟》，《文物》1961年12期。
[15]参见温玉成：《河南新安县西沃石窟》，《考古》1986年第2期。
[16]参见李德宝：《孟县小型水库及石窟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期。
[17]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载于《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18]宿白：据清末缪荃孙传抄《永乐大典》平字韵“北平府”条引《析津志》文内发现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窟寺碑》。
[19]参见王振国：《河南沁阳悬谷山隋代千佛洞石窟》，《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
[20]参见张家口市地名办公室、张家口市文化局：《张家口市风物志》，1984年编印（内部发行）。
[21]参见谭洛非：《四川石刻——尚待开发的艺术宝库》，《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专辑。
[22]参见梁白泉主编：《南京的六朝石刻》，南京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23]参见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24]参见马世长等：《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7年。
[25]参见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大百科全书楯考古卷》，另见《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8～19页。
[26]阎文儒先生将新疆地区的石窟分为两大区域，即库车拜城区和吐鲁番区。参见阎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
[27]在石窟分期方面，学者前贤如宿白、马世长、阎文儒、温玉成、樊锦诗、赵声良、谭洛非、霍巍等先生做过大量的工作，各地学者亦对本地石窟的分期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的例子如宿白先生对于中原北方地区的分期，樊锦诗、马世长等先生对于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温玉成先生对于龙门石窟的分期等。此处不一一列举。
[28]参见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29]参见李良：《四川石窟、摩崖造像综述》，《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
[30]参见萧默主编：《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
[31]参见马世长、丁明夷：《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艺术家出版社，2007年。
[32]龟兹石窟研究所等：《克孜尔石窟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33]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34]E.J.Rapson，Caitya.ERE.Vol.III.P325b.m.Benisti，EtudesurStupadansl’indeancienneParins1958.P47.
[35]参见［日］宫治昭：《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研究》日本:吉川弘文馆，1992年。
[36][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33，《新修大正大藏经》第2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498页。
[37]参见韩有成：《须弥山北周石窟的特征》，《固原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38]参见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0年。
[39]参见孙晓峰：《麦积山北朝窟龛形制的演变规律》，《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
[40]参见龟兹石窟研究所等：《克孜尔石窟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按照该书对克孜尔石窟的分期，第二阶段相当于公元4～7世纪。
[41]杜斗成等主编：《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
[42]《大正大藏经·卷39》。
[43]《克孜尔石窟志》的统计数字为62个。
[44]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国平凡社，1998年。
[45]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
[4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47]参见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文物出版社，2004年；倪润安：《敦煌隋唐瘗窟形制的演变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