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章《安娜·卡列尼娜.下》(110
“柯斯加,你可知道,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跟谁坐一趟火车?”陶丽给孩子们分好黄瓜和蜂蜜之后,说道,“跟伏伦斯基!他要到塞尔维亚去。”
“而且不光是他一个人去,还自己出钱带上一个骑兵连呢!”卡塔瓦索夫说。
“这是他做得出来的。”列文说。“难道还有志愿兵陆续开去吗?”他看了一眼柯兹尼雪夫,问道。
柯兹尼雪夫没有回答,因为碗里有一片白白的三角形蜂窝淌着蜜,一只活蜜蜂粘在上面,他正在用小刀背小心翼翼把活蜜蜂往外挑。
“当然还有啦!您要是能看到昨天车站上的场面就好啦!”卡塔瓦索夫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黄瓜,一面说。
“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看在上帝的面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给我讲讲,这些志愿兵开往哪儿去?他们和谁打仗呀?”老公爵问道。显然他是接续列文不在时就开了头的谈话。
“和土耳其人。”柯兹尼雪夫把那只无力挣扎着的被蜂蜜糊得发了黑的蜜蜂挑出来,从小刀上移到一片结实的白杨树叶上之后,这才放心地笑着回答说。
“那么,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内奇·拉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过战,而是大家都同情他人的苦难,愿意支援他们。”柯兹尼雪夫说。
“但公爵说的不是支援,”列文帮岳父说道,“他说的是打仗。公爵是说,个人不得到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柯斯加,当心点儿,这儿有一只蜜蜂!真的要蜇人哩!”陶丽一面说,一面在驱赶一只黄蜂。
“这不是蜜蜂,这是黄蜂。”列文说。
“哦,哦,您有何高见?”卡塔瓦索夫显然想挑列文争论,笑着对他说,“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我的见解是:一方面,战争是一种不人道的、残酷的和可怕的事,任何一个人,更不用说一个基督徒,都无法自己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负有这种使命、不可避免会卷入战争的政府才能承担。另一方面,从科学和常理来说,在国家大事上,尤其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不应依照个人心意行事。”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都准备好了反驳的话,一齐说起来。
“老兄,问题就在于,有时政府不能按公民的心意去做呀,这时社会就要表示自己的心意。”卡塔瓦索夫说。
但是柯兹尼雪夫显然不赞成这样反驳。他听了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从另一方面反驳说:
“不应该这样看待问题。这谈不上什么宣战不宣战,只不过是人道的、基督徒感情的表现。骨肉弟兄和同教弟兄在遭受屠杀嘛。就算不是骨肉弟兄和同教弟兄,而是一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一旦动了义愤,俄罗斯人就会奔去支援,制止暴行。你想想看,如果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醉汉在殴打妇女或者小孩子,你会怎样呢?我想,你一定不管是不是向这人宣过战,都会立刻向他冲过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不过,我不会把他打死的。”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说不上来。如果我看到这种事,我也许会感情用事,但事前我不敢这样说。对待斯拉夫人受压迫问题,可不能这样感情用事。”
“也许你能忍耐。别人可是不能忍耐。”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渎神的伊斯兰教徒’欺压正教徒的传说。人民听说自己的兄弟受欺压,就说话了。”
“也许,”列文含含糊糊地说,“可是我没有看到;我也是人民,我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老公爵说,“我过去在国外,看到报纸,老实说,还在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就怎么也不懂,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一下子都热爱起斯拉夫弟兄,为什么我对他们毫无感情?我非常伤心,以为我太怪僻,或者喝外国泉水喝多了。但等我回到这儿,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关心俄罗斯,不关心斯拉夫弟兄的,不止我一个。柯斯加就是这样。”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柯兹尼雪夫说,“当整个俄罗斯,当人民表示出其意志的时候,个人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
“对不起。我看不出这一点。人民连知道都不知道呢。”老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呀?礼拜天在教堂里不是讲过吗?”陶丽听着他们说话,插嘴说。“请给我拿块毛巾来。”她对笑嘻嘻地望着孩子们的养蜂老头儿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礼拜天在教堂里那算什么呀?叫牧师宣读,他就宣读了。他们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时讲道那样。”老公爵继续说,“随后又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要捐钱给教堂,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交上去。至于做什么用,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会不知道;人民总是能认识自己的命运的,在现在这种时刻,这种认识就显示出来了。”柯兹尼雪夫打量着养蜂老头儿,肯定地说。
这个清秀的高个子老头儿,留着花白的大胡子和浓密的银发,端着一碗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也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这话一点儿不错。”他听了柯兹尼雪夫的话,似有所悟地晃着脑袋说。
“可是,你们问问他好啦。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米海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了吗?”列文问他,“在教堂里念的是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我们有什么可想的?皇上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都替我们想好了,什么事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他看得最清楚了。是不是再拿点儿面包来?再给这小厮一点儿吧?”他指着吃面包皮的格里沙,对陶丽说。
“我用不着问。”柯兹尼雪夫说,“我们看到过,现在也看到,千百万人为了支援正义事业抛弃一切,从俄国的四面八方涌来,毫不含糊地、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心意和目的。他们拿出钱来,或者亲自来,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是为什么。这说明什么呢?”
“依我看,”开始上火的列文说,“这说明,在八千万人中总有一些人,也许不只像现在这样几百个,而是几万个失去社会地位的亡命之徒,这种人什么事都可以干——投奔普加乔夫一伙,去希瓦,去塞尔维亚……”
“我对你说,不是几百个,也不是亡命之徒,而是民族的最优秀代表!”柯兹尼雪夫就像是在保护最后的家产,也带着火气说,“还有捐款呢?这可是人民毫不含糊地表示自己的心意呀。”
“‘人民’,这个词儿含义太不明确。”列文说,“乡文书、教员、千分之一的庄稼人,也许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至于其余的八千万人,就像米海雷奇一样,不仅没有表示自己的心意,而且根本不了解,他们应该对什么事情表示自己的心意。我们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心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