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2
这就是古来的“王八瞅绿豆”原理，劣等领导的眼睛，就看着无耻的小人最顺眼。
还有一个故事是，一日徽宗在御花园里太清楼大摆夜宴，与群臣相乐。宋之历代君主，对大臣都比较宽和。徽宗为了撇开君臣之礼，玩得尽兴，便脱去龙袍，仅以绣花便袍在身。
开宴前，徽宗笑逐颜开，对群臣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白日乐不够，还要秉烛夜游，即是好例。今日夜宴，不谈国是，只论风月。望诸公勿拘君臣之礼，不醉无归，朕这里佳酿多矣！”
座中有一人，恰是徽宗“君臣同乐”的好伙伴，他就是李邦彦。
这个李邦彦，是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市井出身，自小惯于花言巧语，头脑十分灵活，凡文艺技巧，一学就会。吹弹歌舞、琴棋书画、踢球唱曲，无所不能。当上了翰林学士之后，这个文艺天才被徽宗发现，视为知音，从此扶摇直上。
李邦彦生逢其时，志得意满，常忍不住夸耀：“鄙人半生赏尽天下名花，饮尽天下名酒，踢尽天下好球，做尽天下大官，好不快活！”
他在徽宗面前固宠，有一个绝招，就是故意放开胆子讲荤段子。民间的流氓文学，在古代是进不了官场的（不似今日），所以徽宗听得眼睛炯炯发光，通宵不倦。最后一高兴，干脆把李邦彦提拔为宰相，以酬谢他讲黄色笑话的启蒙之劳。
宋时京城人对流氓地痞有一雅称，叫做“浪子”，时人知道李邦彦当官的诀窍，便把他叫做“浪子宰相”。
这天宴会，李邦彦早已想好了讨好徽宗的绝招，事先在生绢上画出各色花纹，贴于全身各处。待酒至半酣，见徽宗已进入状态，李邦彦就猛地脱去官服，浑身赤条条地，五肢毕现。他一面大跳宋代的“街舞”，一面大唱市井的流氓歌曲。座中诸臣，先是一惊，继而大乐，宴会骤然进入一个高潮！
徽宗也开怀大笑，但继而又觉得：这个李邦彦，真他娘的太那个了！于是假作嗔怒，拿起一根黄杨木杖，去追打这个浪子宰相。
李邦彦知道皇帝不是真生气，就绕着庭前桂树奔跑躲避，徽宗拿着棍子跟在后面，且笑且骂地追。李邦彦身手敏捷，一窜就爬上了树，俯身向下，朝着徽宗媚笑。
徽宗望着树上，越发觉得这流氓可爱，也笑得喘不上气来！
此时此刻，家国天下，又有他娘的什么？今夜能如此纵情一乐，不就是五千年所未遇的盛世么！
合该是乐极生悲，老天爷恰在此时，给这对儿混蛋君臣上了一堂辩证法课。
嬉戏声中，一个近侍宦官急匆匆地闯进庭中，喘着大气报告：“枢密院转来一道奏章，请皇上到宣和殿过目！”
徽宗被搅扰了雅兴，大怒，喝道：“何不明日再报？”
近侍惶悚答道：“此乃河北军事急报，万岁爷您曾经吩咐过，片刻不得延迟。”
徽宗顿时被堵住了嘴，叹了一声，扔了木杖，连办公时必穿的龙袍也不穿了，就这么穿着绣花便服，走进了东边的宣和殿。
明烛之下，他坐下来，稍定了定心，展开从河北州郡递送来的加急奏章。
这一看可不打紧，只见徽宗脸上刚才的笑意还没完全消失，忽然刷地一下苍白如纸！
边报上说的是什么？是塌天的大事！原来，金朝东路军的统帅宗望（斡离不），率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檀州、蓟州、燕京，在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遭到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便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
中山知府詹度，倒还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都是汴京！
中山这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也就十天路程！
徽宗看罢边报，直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哆嗦，涕流满襟。
此时，宠臣蔡攸侍立一旁，脸色也跟着变了。蔡攸是蔡京之子，这小子原是京城内的一个小官，深得其父的为官之道，万事只须拍领导马屁就是了。在和平年代里，这种马屁官员往往升职最快。他大获徽宗信任，数年间就拜领枢密院事，负责国防大计。
这位国防部高官在任内却不理政事，唯知在徽宗面前大谈道家神变之事、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甚至为争权而与老爹蔡京反目为仇，互相死掐。
徽宗情急之下，一把拉住蔡攸的手，哭喊道：“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了干戈，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他一口气喘不上来，一头栽倒，晕死了过去。众近侍大臣惊得酒全醒了，连忙宣召御医赶来抢救。一番手忙脚乱，总算把浪漫天子给唤醒了。
大祸临头，眼看浪漫生涯就要难以为继了，作为帝国最高领导，徽宗自己也清楚，光哭喊是屁事不顶的。在慌乱之下，他还算“清醒”，一连布了几个局。
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帝国最高领导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用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梲出守金陵（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的。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嚇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
首先是要挡一挡金军势如破竹的兵势。徽宗指派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出使金廷，通告对方：自己即将禅位，今后只当艺术家，不做皇帝了，试探金人能否给个面子同意议和？
一个小小的地方业务官员，如何在此时当起了大宋的议和使者？原来，议和之事，先前大宋君臣与金朝方面早有过沟通。
自从童贯从太原前线逃回后，金朝就派了使者来谈判。当朝的宰执大臣怕惊动徽宗，遭到责骂，就没告诉徽宗，自行在尚书省接见金使，看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待讨价还价后，有个较为理想的结果再上奏不迟。
这是痴老婆想汉子，一厢情愿。那大金使臣一落座，根本就不跟你来虚的，开口就说道：我大金皇帝吊民伐罪，要替大宋百姓出口鸟气，打你个不顾民生的艺术家皇帝，此刻两路大军已向大宋境内进发了。
宰相李邦彦、白时中还有蔡攸等一伙，皆大惊失色，一时说不上话来。哑了半天场，白时中才战战兢兢地问：“如何才能令贵国缓师不攻？”
大金使者倒也爽快，一口报价道：“割地称臣便是！”
白时中等人拿不了主意，便谎称要禀报徽宗定夺，赏了金使好多礼物，先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如何对付这帮盛气凌人的使者，大臣们颇有争议。其中蔡攸的弟弟蔡絛，意见最为激烈，他主张杀了这几个鸟人算了。诸宰执大臣都认为不可——这哪里行，把金人惹火了，还说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
正巧在这时候，地方小官李邺上书，表示愿意充当朝廷对金的议和使者。
这真是巧啊，想要什么来什么。徽宗正愁着议和使者的人选不好找，现在居然有敢于挺身犯难的，当即准奏，把李邺从地方官提拔为京官，封了个“给事中”的官衔，正式下了议和使者的任命。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非常能说会道。此外，“国际潜规则”他也通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
徽宗想想是有道理，但当前国库空虚，一时搜罗不到这么多金子。富甲天下的主儿，关键时刻拿不出钱来，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得金廷，用足了他的优势，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前撞了墙。
——首都眼看都要保不住了，你一个文官在这儿废什么话？你带来的金银，我当然笑纳。你的和平建议，请原封不动带回给你的艺术家天子。
李邺白跑了一趟，垂头丧气，回来复命时，大概想减轻自己的责任吧，在朝堂上盛赞大金军容之壮，说是“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
此言一出，举朝哗然！
就算这说的都是事实，也不能这么长他人的志气啊。当即就有人给李邺起了个外号，叫做“六如给事”。
议和不成，徽宗知道再没有圜转的余地了，立即就启动了禅位的计划。大宋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太子赵桓被任命为开封牧。
宋时的开封长官，并不是个常设的职务，而是时有时无，因人而设。凡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般都是亲王，而且后来都做了皇上。以前的太宗、真宗，就都在开封府做过长官。因其身份特殊，等于明明白白就是皇储，所以仪仗旗帜极为壮丽，出行时辉煌夺目。时人称之为“好一条软绣天街”。
现在太子领了这个衔，其意不言自明。
也就在同一天，大金远征军围住了中山府，开始攻城。中山知府詹度率领军民拼死抵抗，好歹保住了城池。
徽宗这边，急得团团转，小小的一个中山，能挡得住几日，末日不是眼看就要到了么？惶惶之中，他想起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早先曾对局势有过相当明智的分析，便急召来问道：“王黼为相，不用卿的良策，以致金人两路来犯，国家危若累卵。卿此刻可有挽救社稷之计？”
宇文虚中叹息道：“国事颓唐，陛下惟有先下罪己诏，改弦易辙，革除弊政，以挽回人心。至于御敌之事，臣不才，只能委之于将帅。”
这宇文虚中是个相当有文才的人，诗名满天下，在气节上，开初也是可以的。可惜后来阴差阳错，在朝廷南渡后被金人索要去，任了大金的官职，甚遭人鄙视，最终也没得好死。
徽宗听了他的建议，感觉这也算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国都要亡了，老脸也可以不要了，就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
自古皇帝很少有自己批评自己的，有那么一二个，不是国将亡，就是灾害中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不批评一下自己，就无法向天下交代——是啊，全国乃至历史上最英明的人，怎么把事情搞成了这样？
徽宗肯这么做，说明他也知道自己把祸闯大了，不做做自我批评，天地难容。
宇文虚中领命后，一夜没睡，把一道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总算是说了真话，可谓字字泣血，悔恨不已，次日便颁行全国。
这是徽宗头一回坦言执政二十余年来的失误，说得相当透彻：“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奸佞掌权，宵小得志，忠良之臣蒙冤受害。朝纲败坏，世风日下；赋敛畸重，生民之财枯竭；戍役繁重，军民不堪其扰。无益于国计民生之事甚多，奢靡之风渐成。国家资财被窃取一空，谋利者仍然搜刮不止。戍边士卒衣食不保，冗官滥将坐享富贵。数年来灾异不断，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思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居深宫而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诏书是宇文虚中起草的，他显然是借此批判了徽宗的恶政。而徽宗呢，过去固然是昏到了家，现在倒也都认帐，承认是自己搞砸了，绝非圣明天子。
这份诏书之所以顺利被通过，是因为徽宗明白，事到如今话不说透，就没人愿意卖命了。身边宠臣们跟着一块儿败家是内行，要是卫国御敌，一个也指望不上，关键时刻还得依靠那些不肯拍马屁的正人。
因此，在诏书的后半部分，徽宗故意说得很坦诚，以“大义”唤起民众，让大家都来保卫赵家江山：“今起朕决意大革弊端，废除苛虐之政，以救国祚，以谢天谴，以保祖宗之业。先前朕亦屡有求直言之诏，但为权臣所阻，致使人心离散。今日改革之志，神明在上，决不更易！”他号召天下州邑官员赶紧率师勤王；草野之士如有安邦定国大计，或者有异谋可出使外邦者，通通破格提拔，甚至可拔为将相。他还号召中外士庶，都赶紧建言献策，可用者一定采用，不当者也不加罪。
——伙计们，我自打耳光如此，你们难道能见死不救吗？
罪己诏一下，相应的措施也立即展开。重点是节约用度，宫中开支大幅削减，亲信的俸禄也有所降低，道士当官一律免职，给寺院的赐田也强行收回。对那些招致天怒人怨的采石所、教乐所、应奉局、行幸局、制作局、花石纲等等，一古脑都撤掉。
可是他不知道：民心一失，就再不可能收回来。胡闹了二十年的执政者，老百姓谁还相信他能改邪归正？罪己诏颁下后，在民间根本就没引起什么动静。谁心里都在嘀咕：把国家祸害够了，忽然又要领导人民建设新生活，这不是等于愚弄民智么？
结果，不见人民踊跃建言，也不见勤王大军潮水般涌来，倒是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了。
京城眼看就要成危城一座，老百姓哪还管你是否革故鼎新，都担心那金兵一到，鸡犬不留，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之际，担负国家大任的宰执大臣全没了往日的威风和儒雅，日聚朝堂，无计可施。但凡脑袋活络一点的，都在打主意先把家属送出汴京城去再说。
徽宗见局势并不如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也大起惊恐。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金人檄文”事件，给了他以极大的刺激——皇帝这位子，他娘的做不得了！
事由童贯而起。
童贯是中国历史上闹出很大名堂的一位宦官，由于被写入了《水浒传》，至今仍大名鼎鼎。这人，确有可让后人瞠目之处。《宋史》上说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身为宦官而有胡须，这甚为奇特；据有人分析，这与他二十几岁才净身有关系。
他在宦官史上，创下了几项无人可破的记录——作为宦官，他掌握军权的时间最长，并且实际掌控的军权最大；本人获得的爵位最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童贯读过四年私塾，又曾出入过前线，能文能武。他在前线时，曾经十次深入西北，对当地的山川形势了若指掌。这个阅历，使他在宦官群中显得极不寻常。
入宫后，他一开始蹉跎了20年没有长进，直到徽宗登位，发现了这位已经48岁的奇才，他这才算一步登天。
这家伙善于察言观色，有办法搜刮古玩字画，由此讨得徽宗的欢心。可是长袖善舞的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徽宗让他做军事统帅去伐辽抗金，那纯粹是嫌大宋亡得不快。
宣和四年.他受命攻辽，惨败而归，只得乞求金兵代为拿下燕京，最后以百万贯钱赎回燕京等几座空城。事毕后，还侈言恢复之功，这引起了徽宗不的极大不满，就强迫其致仕，把他晾到一边了。
不久，童贯又用了一点小权谋，东山再起，被派去坐镇太原。他在前线时，曾收到过金人写来的一封书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篇痛骂徽宗的檄文。童贯不敢上报，只偷偷把檄文藏了起来。
当他从太原逃回来以后，大宋中枢已经乱了套，居然也没有人追究他的临敌脱逃之罪。在朝堂议事时，他照样没事儿似的参加。就在这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这份檄文拿了出来，请诸宰执大臣定夺如何处理。
众人也都指望徽宗能振作起来，领导大伙保住江山，继续往日幸福的日子。于是李邦彦提议，别怕皇上伤心，此时应该把金人檄文呈上去，可促使徽宗下决心求直言。
次日，在宣和殿早朝时，徽宗就看到了这份檄文。一看之下，差点没气死。檄文斥责徽宗在当亲王时就包藏祸心，谋夺帝位，后来果然借宫中之力，登上了大宝。得逞之后，用心险恶，政治昏聩，而且还目空四海，以为天命在身，就可以为所欲为、作恶多端了。
普天之下，除了敌人，谁能把皇帝的缺点错误说得这么透彻？徽宗看了，又一次当场失态，声泪俱下。过了好久，才对大臣们叹道：“休，休矣！卿等晚间可来商议！”
他知道，不禅位是不行了。皇帝这帽子，再不能留恋，管它今后天翻地覆，把事情都交给太子去收拾吧。
徽宗想开溜的想法，蔡攸是最先知道的，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给事中吴敏。
此时吴敏的家中，正住着一位贵客，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纲。
李纲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他守丧结束，返京之后，因京师房子紧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做宅邸，就暂时借住在好友吴敏家中，起居就在吴敏后花园的书斋内。
吴敏得知徽宗要跑的消息，当晚便告诉了李纲。两人在书斋谈到很晚。
国势危殆，皇帝却要一走了之。大宋的明日，可怎么得了？
李纲忧心如焚，对吴敏说：“如今外有强敌，内有六贼，上下不和，人心不一。惟有除去六贼，方能聚四海之力以御敌。可是，皇上若不去位，则六贼坚不可拔。我以为，今日皇上须断然措置，则事或可济。”
吴敏急迫地问道：“如何办？”
李纲说：“非传位于太子，不足以安人心，亦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
吴敏大惊：“此事不可妄议，恐大祸将临！”
李纲说：“不见得，我看皇上已有此意。”
吴敏说：“皇上不过想暂避一时，巡幸东南，令太子监国，守城御敌。至于传位一事，莫须有吧？”
李纲说：“皇上巡幸一事，万万不可！如今皇上威信已失，人心早已离散，即使贩夫走卒之辈，也聚在宣德门前指名咒骂。朝中大臣，除却六贼之外，皆已离心。如此朝廷，何以为继？而且太子留守监国，威望不足以服人，政令难行，危局难解。”
吴敏听了，着急起来：“这如何是好？”
李纲霍地起身，慨然道：“依我之见，为大宋宗庙社稷，我辈应对皇上直陈利害。若皇上采纳，则国家可转危为安，天下后世，必对我辈感激不尽！”
国家将亡，妇孺皆知忧愤，况堂堂七尺男儿！李纲的一番话，说得吴敏难以安坐。他立刻决定，明早通过蔡攸的关系，面见皇帝，伺机进劝阻之言。
这个时候的李纲，年已四十三。前不久守丧期满，官复原职，于宣和七年夏重返京城。入冬时节，就碰上了金人入寇的大事。李纲在不惑之年回顾自己的官宦生涯，有作为的时间太短暂，在福建沙县，基本上过的是野老生活。如今，报国的时刻到了，他很希望以自己的意志打动“圣上”，只要能保住国脉，拼了头颅一掷也不妨！
他的意志，后来果然影响到了宣和末年的大宋命脉。次日，被他点燃了报国激情的吴敏在蔡攸安排下，来到了玉华阁，准备找机会面见皇上。
当天，朝堂上纷乱如麻。徽宗一早就有圣旨下来，正式公布了要巡幸淮、浙的消息。汴京城外，金军的鼙鼓似已遥遥响起；城内，皇帝马上就要逃离这座危城了，大臣们怎能不乱！
徽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又紧急召大臣到都堂问计，看大家有什么好主张。
就在徽宗神色恍惚地带着诸大臣去都堂时，吴敏在玉华阁看好时机，上前一步拦住圣驾：“请陛下稍停片刻！”
徽宗面露讶异，正要发火，又见吴敏面色严肃，似有要事上奏，便回头示意群臣止步，想听听这个学士院的代理长官要说些什么。
吴敏直截了当地问：“陛下，金人毁盟，将如何措置？”
徽宗一听又是这事，几乎要晕。他叹了口气，以手抹额道：“事已至此，朕六神无主，已无良策。”说罢，示意侍从抬起软轿就走。
吴敏这时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见徽宗到现在还不说真心话，便不依不饶，跟随众人来到都堂，大声道：“朝廷欲弃京师不守，将祖宗一百年基业拱手让与金人，这是何道理？果真如此，臣即便死，也不奉诏！”
这一声喊，唤起了大部分人的不满情绪，大臣们纷纷响应，都说朝廷此时不应向东南奔逃。
吴敏趁势进言道：“以臣之见，京师士庶闻知金人南下，人情震动。陛下若走掉，则局面不可收拾。京城中人，有的想跑，有的想固守，还有的想趁机倡乱。此三类人共处一城，京师必破无疑！”
徽宗被他说的一怔，连忙问如何可解。
——好，只要你不耻下问就好！吴敏就按原计划来了一番说词。
他不慌不忙地述说了几天前的一个梦，梦中所见大水、山丘、大佛等异象，分别对应皇帝、太子和金人。徽宗听得入神，忧虑之情减缓了许多。
吴敏见时机成熟，就提出了最要害的问题：“陛下定计巡幸东南，臣不敢劝阻，然而万一京师守不住，必将危及此次巡幸。如此，陛下将如何应付？”
徽宗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便脱口而出：“朕之忧虑，正在于此。”
吴敏接着说：“陛下若使守京师者具备至尊之威权，则京师守御必固。京师守卫既固，陛下则可安心巡幸。”他渐渐把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暗示只要将太子推上台，目前凶险的局面立即就可扭转。徽宗受到吴敏思路的启迪，也觉得事情也还有可为，情绪渐渐高了起来。
吴敏推断，金朝大军离汴京还有十日路程，因此向徽宗提出，须在三日之内物色好守城人选。他说：“若陛下早定计，则中原今后数百年不为狄夷所有。若不能定计，则中原自此沦陷。百年之运，就在陛下手中。”
安徽宗对他这个建议大为嘉许，吴敏就趁机提出：“太常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才堪大用。他自称有守城奇谋、定国妙计，望陛下予以召见。”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宰执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脱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的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行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
在奏疏的后半部分，李纲也谈到了要给太子以正式名号（实际上就是敦促徽宗传位给太子）。李纲说，以本朝和唐的旧例，皇帝巡幸，则皇太子监国，这没有问题。但这只是和平时期的礼法。现在大敌人当前，天下震动，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分不正。要是他事事都请示你，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要是他事事都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怎会有万分之一？
然后李纲对徽宗使用了激将法，他写道：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愿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那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之人，四海归心，大家都服。陛下若采纳了臣之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
这份奏疏，是李纲以墨和血而写成，可说是李纲自此之后人生轨迹的一个象征——人都仅有一命，大家都爱惜生命，但是假如活得太憋屈，这命，不要它了也罢！
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的。他写道，臣之愚计，恐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死于乱兵。
他慷慨直言：“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
这就是李纲这个真儒生的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
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不愿做蝼蚁贪生的好汉，看来世世代代都有！
宣和七年腊月二十三的一大早，在凛冽寒风中，李纲怀揣着这份滚烫的奏疏，来到文字外库，等候召见。
但是，他眼巴巴地等到红日落山，也没等到徽宗派人来宣他进去。
可惜这一腔热血，洒向了一个虚空！
徽宗为何没见他？原来头一天徽宗被吴敏说动，今天正想着怎样才能顺利地禅位。
徽宗要花的心思太多了，比如，事不宜迟，明日一定要退位，那么退位的公开理由是什么，如何向天下做个交代？退位以后的称呼又该是什么，是否按旧例叫做“太上皇”？以太上皇身份退下来之后，是继续住在宫禁之中，还是迁出去住？
整整这一天，徽宗都在与李邦彦等宰执大臣议论这些，根本没工夫召见李纲。
这天徽宗定下来的大事有：次日就退位；退位理由不能是称病；他本人迁移到龙德宫；正式称号就叫“道君”。
他还特别交代，退位诏书中一定要写上：“朕不能内修政事，外禳狄夷，所以传位给太子。传位是上承天意，下为百姓。”
对退位的首倡者吴敏也有特别的嘉奖，任命他为门下侍郎，专门辅佐新君赵桓。
几件大事敲定后，又是例行的宰执上奏言事。正在奏报间，徽宗忽然伤感，对蔡攸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猖獗如此！”说罢头一晕，又一次栽倒在御床之下。
堂上的群臣一片慌乱，连忙吩咐内侍将徽宗扶到宣和殿东阁，七手八脚灌了汤药。过了好久，徽宗才苏醒过来。他不想说话，向左右索了纸笔来，以左手执笔，写下一行字：“我已无半边也，如何料理大事？”
众宰执看了，皆默默无语。徽宗又示意其他大臣说话，众人也是一片哑然。徽宗叹息一声，又写了一行字：“东宫（太子）即可即位，我以教主道君身份，退居龙德宫。”
写罢，他忽然来了精神，掷下笔，大声喊道：“吴敏为朕所亲拔，必不负朕，可传他前来起草退位诏书！”随后，又召太子赵桓和掌管禁军的“三衙”官员前来，要在仓促中完成传位的实质程序。
徽宗虽然昏庸，但玩起宫廷政治来，却是一把好手。他的突然发病，也许是真的，也许是作戏，很难判断。既然他铁了心要卸下军国重担，就不能不想到：跟随他的一批宰执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必然反对禅位，如果和他们在礼法上纠缠下去，这事恐怕就要没结果。
为了能顺利脱逃，就只有制造戏剧性效果——老子病成这个样儿，你们还忍心让我再干么？
徽宗在朝堂上这样一闹，召见李纲的事，自然也就泡汤了。
第二天，太子赵桓在福宁殿正式即位，成为北宋王朝的末代皇帝，史称宋钦宗。
钦宗的即位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
在古代，皇帝这位置，恐怕没有人不心向神往之的。可是太子赵桓这时候可不大想接老爷子的班。大敌当前，国运难料，闹不好就是亡国之君，他哪敢冒然就把这付担子挑起来。
禅位的消息一传出，赵桓极为震惊，跑到徽宗的卧榻前大哭，死也不肯受命。童贯、李邦彦把龙袍加于他身上，他坚持不受。
徽宗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挥手叫内侍把太子拉到福宁殿去完成即位仪式。太子挣扎着不肯去，拉拉扯扯之中，竟然也一头昏倒在地。
混乱之时，又有意外情况发生！太子的异母弟弟、徽宗的三子郓王赵楷，带着几十名内侍冲到了玉华阁的殿门。郓王赵楷的职务是“皇城司”，也就是负责拱卫京师的头头，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这时候他带人来闯宫，显然是要与太子争位。
宫中形势，骤然变得凶险！
正在值勤的殿帅何瓘见势头不对，便在殿门仗剑而立，不许任何人入内，并喝令郓王赵楷后退。赵楷连忙满脸堆笑，上前说道：“何帅难道不认识我赵楷吗?”何瓘以长剑指着赵楷道：“我虽认识大王，但此物不识！”
利剑寒光闪闪，直逼鼻尖。郓王赵楷与众内侍见状，面面相觑，随即惶恐而退，一场风波才算消弥。
徽宗去意已决，宰执大臣们拗不过他。大家都知道，现任皇帝一走，以往的好日子就走到了尽头。第二天，君臣在分手之前，相对痛哭了一场。
哭罢，徽宗道：“内侍们都说禅位为大错，真是浮言可畏！”
吴敏听了一惊，他担心形势逆转，就在人群中抗声道：“何人说禅位为错？请斩一人，以儆效尤。”
徽宗摆摆手，表示不想追究，当然，他也决不可能轻易改变主意。
自此，在大宋权力中心的舞台上，他就渐行渐远了。
我们再来看钦宗。钦宗被几股力量推着，当了这个朝不保夕的末代皇帝。如今的龙椅，是连穷掉底的老百姓也不会羡慕的，不过，钦宗好歹比他老爹要有正事一些，既然不得已坐上了这个烫屁股的皇位，就不能坐以待毙。三天后，他听从执宰们的意见，下令节度使梁方平率领禁军精骑七千，前去守卫黎阳津北岸，又指派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带兵两万去扼守黄河。
这个棋路本来不错，近三万兵马加上黄河天堑，肯定够金军喝一壶的。但后来出现的情况却表明：战时皇帝，光棋下得好还不行。
军事部署完毕，钦宗马上在延和殿召见了李纲，讨教安邦定国之计。钦宗对李纲当年的直言劝谏，印象极深，特别提起了论水奏疏的事，对李纲的孤忠大加赞扬。随后，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
这一任命，标志着李纲从此走入大宋的政治中心，以文臣身份介入了军事行动。
李纲叩谢后，当场向钦宗递交了一封奏疏。
这封奏疏，抓住了钦宗与徽宗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敦促钦宗进行政治革新。他逐个点名，痛斥“六贼”之误国害民。他说，昔日孔子任鲁国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陛下即位已经累日，却不见有决断之举，群臣为之犹疑。
接着，他谈了为什么要换掉现任宰相、台谏之臣的道理。他说，天下之事，惟有宰相可行；惟有台谏可言。宰相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协商治国；台谏立于殿堂之间，与天子争是非。如果他们失职，则为宰相者何以领袖百官、安抚四夷？为台谏者何以纠百官之邪、谏皇帝之恶？他们尸位素餐，就是无补于国家；他们沉默不言，就是危害宗社。其罪恶，不是一点点！
他说，拿掉“六贼”，是“上应天心，下顺民欲”的大好事。望陛下为宗社生灵大计，断然处置。那样的话，人心大悦，夷狄就不难抵御了！
李纲的话，钦宗听着顺耳，龙心大悦，意犹未尽。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钦宗又下旨召见。
这次，两人谈的是军国大事。李纲向皇帝进呈了著名的《论御寇用兵札子》，纵论金军入寇以后的局势和对策，显示出他很不一般的战略眼光，决非只懂舞文弄墨的书生可比。
他说：金国大军入寇之后，兵势迫急，国事可忧。而庙堂大臣，纷然惊扰，起初无御寇之先定之计，继而所发命令，皆失事机，使四方州县无所适从，万民无所依托。而陛下初即大位，因谦虚之故，威信未立，号令未行，贤材未用，奸邪未去。如此，何以抵御大敌、守护宗社？
然后，他一口气提出了二十条建议。针对当前战守、统兵、募兵、钱粮、兵器、情报等方面问题，逐一道来。
他对抗击金军的战略设想，总体上是一个“守”字。金大军深入，战线过长，人地生疏，不可能久留。因此宋军只要坚持“固守之策”，早晚可以看到金军狼狈撤退的时候。李纲的办法是：大量招募士兵与民夫，广张声势，屯军在要害地段，坚壁深垒，不与争锋。等其气堕，再议征战也不迟。
他分析：金大军侵入，目的无非有五：一、要求“尊大之礼”，也就是要求大宋承认金国的皇帝之尊，抬高自己；二、索要叛民；三、想要多加一些“岁币”；四、责备我方首先败盟的责任；五，欲割河北之地。
对于“尊大礼”，李纲的意见是：不管他那么多，不妨屈体事之，他愿意叫什么名号就叫什么名号，反正又大宋又不实际损失什么。
对方请求归还降人，这也不妨答应。把那些从大金跑过来的降人统统遣返，以示我们的诚意，且今后再不用提防这些桀傲不驯的降人了，又省去了养活他们的钱粮柴火，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对方要求增加“岁币”，则不可答应；只能答复说：按照旧约，燕云归中国，岁币才可倍于大辽；如今金既败盟，燕云之地全部拿走，还谈什么增加岁币？
至于对方欲求割地，则可答复：祖宗之土，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地岂可割以赠人？假若割了，再有所求，我方又将送什么给外人？一旦割让河北，险地就尽在对方手中，我朝将何以立国？因此，对这一条，当择善辩之士，以死争之。
在这个札子中，李纲对今后应做的军事部署，说得详尽、透彻、周密，令人惊叹。看来他平时是没少阅读兵书，也没少在实践中下工夫琢磨。
比如，他建议：以朝廷大臣三人，各率精兵十万，分驻大河以北、以南和以东。便宜从事，朝廷不加干预。三帅各据险要坚守，慎勿与战。让敌寇有所顾忌，不敢深入。如果敌军一旦深入，我军就可断其粮道，然后审时度势，发兵攻击，敌人必逃。
钦宗看了他这折子，大为叹服，连连点头称是。
此时的钦宗，多少缓过了劲儿来，不再张皇失措了，颇有些重振天下的抱负。转年正月初一，他下诏，鼓励中外臣民上书言朝政得失。正月初四，又下诏，改元“靖康”，一时间颇有一些新气象。
可惜，这位不想当皇帝的皇帝，实在是生不逢时。他上任之后，国家的形势既不“靖”，又不“康”。“靖康”二字，反倒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屈辱的一个年代标记。
与此同时，李纲还上了一道请求把徽宗尊为“道君太上皇”的奏疏，就很关键的皇帝名份问题，发表了意见。
徽宗退位之时，只想着怎么赶紧卸掉担子就好，况且他觉得皇家的事就是他们自家的事，所以没跟任何人讨论。他给自己定的名号非常欠考虑，叫做“道君皇帝”。这样一来，一国之中就有了两个皇帝，实为史上所罕见。这两个皇帝，在法统上都拥有相等的权力，那么退位一事就成了口头约定。一旦徽宗想复辟的话，他还可以用父权来压倒钦宗，再回到旧格局。
李纲对这个可能的风险有些担忧，直言应该为徽宗加上“道君太上皇”的名号，“务合典礼，以昭示四海，而垂后世”——让老爷子当个名正言顺的太上皇，才能保证最高权力归于钦宗。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徽宗不久后便正式被称为太上皇，全国军民也都知道，他已经是当今皇帝他老爹、而不是现任的皇帝了。
谁都能跑皇帝你决不能跑
靖康年的正月，是伴着岁末局势大动荡而来的，一系列的事变排山倒海，让新皇帝几乎喘不过气来！
正月初二，正当钦宗兴致勃勃地准备刷新朝政之时，自前线突然传来败报：宗望大军一举攻陷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已经朝汴京冲过来了，大宋的防守军队一夕溃散！
我们还记得，黄河前线的防务，在半个月前就已部署好，且调动的是禁军精锐，如何会这样不堪一击？
原来，在部署黄河防务时，将领中就有不同意见；同时，在挑选前线统帅的方面，也十分欠妥，最终导致防守呈崩溃之势。
钦宗和宰执们，派了内侍梁方平率七千禁军骑兵，去防守黄河以北的黎阳（今河南浚县），老百姓都能看明白：这有点儿孤注一掷的意思了。但是大家想想，也只能这样了。惟有步军将领何灌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金虏倾巢出动，锐不可当。今梁方平将京中精锐尽行带走，万一有甚闪失，则京中危殆。不如留下数千兵马、防卫京师为根本也。”
当时的宰相白时中是个草包，但是草包掌了大权，就自以为聪明程度要比别人强。他对何灌的忧虑不屑一顾，斥道：“欲拒敌于大河之北，当以全部精锐开赴，岂能忍看敌军擅渡大河、逼近都门？”
白时中固执不听劝阻，只让何灌率二万步兵，驻在黄河以南的滑州（今河南滑县），作为梁方平的援军，布下第二防线。
这要是下棋，当然是万无一失，但可惜战场不是棋局。
这个身负国运安危的梁方平，到了黎阳之后，不是整军备战，而是一时还改不了往日习惯，每日和亲信纵酒狂欢，至于防卫的事——管他娘的。
宋朝的官员待遇，与前后历朝都很不同，那是空前绝后地优厚。宋太祖善待官员的本意，可能是想高薪养廉，让官员安心报国。但是这个英明的政策，也遇到了下面“潜规则”的腐蚀。高薪不但没有能够养出“廉”来，反而是养出了无数的“无耻”来。宋朝的“武官怕死，文官爱钱”是出了名的。既然有福可享，只要把官做稳就是了，廉不廉、忠不忠的，没几个人放在心上。
在梁方平的习惯思维里，大宋体制的稳固、高薪的好处，那是世世代代也断不了的。他不能设想、也根本不去想：虎视眈眈而来的大金勇士，就是要来砸他们这些人的金饭碗的！
宗望早把大宋君臣骨子里的腐败看透了，根本没把什么禁军精锐放在眼里。占领相州后，就派部将迪古补，带了一小队骑兵前去骚扰黎阳。
那梁方平也真是了得，见敌骑远远而来，竟然吓得魂飞胆丧，开门出城，打马向南一路狂奔——城里的七千禁军骑兵，老子管不了你们了！
大宋承平日久，即便是禁军，其实也无甚精锐可言了。本来他们对上第一线作战就心存畏惧，现在主帅单枪匹马跑了，其他人哪里还呆得住，一夜之间，竟逃得干干净净。
驻守在南岸的守桥宋军，见前方部队莫名其妙逃散，又见金军旗帜自天际遥遥而来，也是吓得不轻，急忙烧断了浮桥，望风而逃。
溃逃是带有传染性的，后方的两万步兵也炸了营，跟着向南逃窜。一夜之间，黄河南岸竟无一兵一卒守卫。
可怜北岸那些想过河逃命的宋军残部，没了浮桥，被迫游水渡河，有好几千人在河中活活被淹死。
何灌阻拦不住溃兵，只得跟着也退了下来。一直跑到泗水关也收不住脚，又继续南奔。
金大军来到黄河边，被湍流挡住，却见两岸空无一人，便不担心被袭扰，从从容容想法子过河。他们沿着河岸，寻出了二十多艘小船。
这些船只，都是南岸宋兵焚烧浮桥后，桥索烧断，被风浪推到北岸的。
金人把这些破船修了修，每只大概能装五、六人，就这么蚂蚁搬家似的，足足用了五天时间，把全部骑兵渡过了河。余下步兵，留待慢慢过渡。
渡河时，大队金兵挤在河岸上，人马杂沓，毫无秩序。此时大宋方面哪怕有一支小部队来袭扰，也能造成金军的大崩溃。
可惜，这只能是梦想！
宗望勒马岸边，一面吆喝着杂乱无章的军队，一面指着对岸嘲笑道：“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黄河，我辈岂能渡过？”
在古时作战，一河之险，要胜过雄兵百万。宋军不战自逃，把上帝赐与的这大好天堑放弃，但金军可不领这个情，待骑兵一过完河，立刻纵马疾驰，进占宋军弃守的滑州城，接着便直扑汴京而来！
正月初三，警报频频传入宫中。钦宗连忙下诏亲征。
古代的皇帝亲征，不一定就是皇帝真要去阵前打仗，而是象征着全国总动员。
徽宗在前一天，就从败军之将何灌那里得到了金军渡河的消息，不由大惊，整夜无眠。童贯、蔡攸等一群人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徽宗情不自禁地自语道：“快逃，快逃，否则走不脱了！”
赵宋的开国皇帝，是正牌的武将，可是这一系的子孙，不知为何身上有太多怕死的基因。“闻风丧胆”四字，可谓是为他们天造地设的成语。
初三当天，便有太上皇诏书颁布下来，声言要去亳州太清宫烧香。钦宗也知道老爹这是要跑，也就任他去，还特地下诏为老爷子的脱逃打了一下掩护，说太上皇确实是要去烧香谢恩。
太史官当天为徽宗占了一卦，得出结果说：宜于正月初四出行。
但徽宗连一晚上也等不得了，初三当夜二鼓时分，他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拔腿开溜。带着皇后、皇子和帝姬（公主），一大家子人乘坐小轿来到通津门，连价钱也不讲，随便雇了一只运粮的空船，连夜乘船东下。临走时，还不忘带上了他最宠爱的的乔贵妃。
走了一段路，徽宗嫌船走得太慢，就改为上岸坐轿，加紧疾行。他这一溜，不仅连钦宗都没通知，对先前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些宠臣，也一个都没打招呼。
走了一段，徽宗还是嫌慢，便又找到一条运输砖瓦的船只，坐上去继续前行。
由于逃得太仓促，当晚连饭也没吃。跑到后半夜，徽宗饿得挺不住，干脆把老脸一拉，厚颜向船家讨得炊饼（馒头）一枚充饥。他掰开饼，与皇后分而食之，觉得这饼的味道简直比得上驼峰和熊掌了！
吃过不久，正在歇气，忽见蔡攸带着几名内侍，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
徽宗远远望见这一队人旋风般地追来，心里忐忑，便高声呼道：“尔等是来追还，还是前来保驾？”
蔡攸冲到近前，翻身下马，泪流满面地跪拜道：“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离陛下，今特来护驾东巡。”
徽宗眼睛一热，差点落下了几滴老泪。
他知道：自己一走，这几位“爱卿”在朝中是立不住脚的，他们不跟来又能怎么办。时势易也，乾坤倒转。堂堂一国之君，不仅自己的龙椅坐不稳，连几个宠臣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叫人怎不悲从中来！
他叫船家把船停下，上岸与蔡攸等人相聚。众人伤心了一回，见不远处有一寺院，君臣便进去歇息。
庙里主持被一行人惊醒，披衣来到大殿，见是一帮官家模样的人来叩访，怎么也想不到是当今至尊。主持大大咧咧坐到了主座上，让客人坐了下位。
老和尚把来人打量了一遍，开口问道：“几位官人是现任还是罢任？”
徽宗答道：“均是罢任。”
主持见一行人趾高气扬，不像是失意官员的样子，就问：“看众位意态自如，莫非还有子弟在京中做官？”
徽宗看那主持口气太大，忍不住，就索性挑明了：“我有二十七子，长子乃当今皇上。”
和尚闻言一惊，忽然想起民间哄传太上皇要东巡的事，方才恍然大悟，慌忙伏地求饶。
徽宗此时也无心斥责他无礼，带领众人回到船上，只顾催船家快走。
国难当头，做太上皇的不与社稷宗庙共存亡，反而逃窜在先，这一路上发生的事自然也就充满了喜剧性。
船行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徽宗怕老婆、子女饿得受不住，便命宦官邓善询去把县令找来议事。邓公公打发人去找，不敢说是太上皇到了，而是以别的理由召县令前来。少顷，县令骑着马、带着一队仪仗来到岸边。
邓公公见又是一个有眼不识泰山的，便从人群中跃出，厉声喝令县令下马。
县令不吃那一套，说：“我身为京畿县令，就当有威仪，哪有徒步来见老百姓之理？”
邓公公不愿打哑谜，便搬出了真佛：“太上皇帝驾幸亳州，要在此驻跸！”
县令大惊。连忙舍了马，一溜小跑来到船前，山呼万岁，舞蹈请安，表示情愿领罪。
徽宗见这小官爽直得可爱，不禁一笑，说：“公公这是与你戏言！”说罢，把县令召至船中问话。
等太上皇把当地情况问完，蔡攸忍不住谈起了最实质的问题。他说，现在御驾最大的问题是——乏食啊！
县令不敢怠慢，马上吩咐人去准备。若不是金兵入寇，国家乱了套，他一个小小县官怎有机会一睹天颜？所以这次有机会报效，当然尽全力去办。当下从本县实际出发，备了丰盛的酒席，让徽宗一行饱餐了一顿。
吃罢出发，船走了不远，就因冬季河道干枯搁了浅。徽宗逃命心切，发了脾气，当即舍舟上岸，骑了一匹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在今河南商丘）疾驰。
颠簸了一夜，终于听到了报晓的鸡鸣。前面岸边，有一小市镇。一行人走入镇中，见居民皆在酣睡，独有一老妪家还点着灯，竹门半掩。徽宗便推门进去。
屋内，一位老太太正在灯下纺织，见有生人来，忙问徽宗姓氏。徽宗答道：“姓赵，居住东京，现已退休，让长子顶班了。”卫士在旁听了，都忍不住笑。徽宗看看卫士，自己也笑了。
老太太估摸着这是一帮贵客，便向徽宗进酒招待。徽宗起身，恭恭敬敬接过酒，喝了一口以后，又将酒杯传给卫士。
老太太见徽宗被冻得够戗，就请他到卧室内，拥炉烤火。还动手脱去徽宗的袜子，给他烘脚趾。
乡间百姓的淳朴，深深打动了徽宗，他叮嘱卫士一定要记住老妇家的地名，以便日后报答。可惜，等到后来太上皇出巡的龙舟返京时，老太太已经过世。徽宗不忘点水之恩，赏给了老太太几个孙子一大笔银子（见《挥麈后录》）。
在老妪家休息好了之后，徽宗一行趁着曙色又上了路。
晨雾正浓，前路迢迢。真个是：敌军未薄汴京城，漏夜跑煞胆小人。一日一夜，队伍竟狂奔了数百里，次日抵达南都（今河南商丘）。健壮的“鹁鸽青”生生给累趴下了，又换了骡子继续跑。到了安徽符离，才又登上官船走水路，最后到了泗上。这已是现今江苏的地面了，距敌已远，徽宗这才有了一些闲情，带人上岸去买鱼。
纷乱时节，物价飞涨，徽宗跟一位鱼贩子讲价讲不下来，双方恶语相向，几乎动粗。那鱼贩子想不到是当今天子在跟他砍价，对徽宗一口一个“保义”地称呼，大为不敬。宋朝的武职官阶，共有五十二阶，保义是其中的第四十九阶，鱼贩子这是把总司令叫做了班长，连降了徽宗五十阶！
徽宗又气又好笑，对蔡攸说：“卖鱼人呼我为保义，这汉毒也！”回到船上，他兴犹未尽，还做了诗以资纪念。刚脱离险境，老人家就又显出了艺术才华来。
泗上是个丰饶小镇，风景怡人，徽宗看得顺眼，有意在此小驻，喘口气再走。
就在逗留之际，被他撇在汴京的一帮宠臣童贯、高俅、宇文粹中等人，好不容易摸着踪迹，匆匆赶了上来。
徽宗在这时候，已不只是想跑到淮河就算拉倒，他准备渡过淮河，再渡长江，一直跑到江南去逍遥。童贯等人明白：徽宗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只要徽宗健在，他们的富贵就不成问题，因此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再次启程后，童贯带领三千胜捷军护送徽宗往扬州跑，高俅则带领禁军留驻泗上，作为警戒。
到了扬州之后，正准备过江时，当地父老都劝谏徽宗不要过江——哪有国还未亡，皇帝就先奔命的道理？徽宗不听，坚持要过江。
江南是安全地面，随行卫士的任务也就到此为止。加之流急船小，连太上皇后都暂时留在了扬州，护卫人员就更不可能全部跟随过江了。但是卫士们怕留在北岸没人管饭，岂不是成了盲流，因此都愿随驾南渡，好多人拼死攀住船舷痛哭。童贯嫌这些人累赘，就命亲军放箭阻遏。乱箭之下，有好几百人被射死在江边。
可怜这些卫士，饥寒劳累了一路，转眼间就成了水中冤魂。微末人物的命，在大历史的风云中，就是这么不值钱！
渡过长江后，徽宗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安顿了下来。看看身边，真真成了十足的孤家寡人，除了乔贵妃，亲人都跑散了。这一路狂逃，他只顾自己逃命，连一起出逃的皇子、帝姬都顾不上管了，大多流落于民间，吃尽了苦头。
此时在京口管事的，是江南转运使曾青空。曾青空是个很有名气的词人，以前做的一些词，多有流传到宫内的。乔贵妃读了，大为欣赏，曾多次向徽宗问过曾诗人的情况。这时，徽宗召见曾青空，特地把乔贵妃叫出来说：“你在京师，多次问起曾某人，就是此人。今日让你瞧瞧。”
乔贵妃见偶像现身，大为惊喜。徽宗一高兴，便吩咐用七宝杯斟满酒，让乔贵妃向诗人敬酒。曾诗人一饮而尽后，徽宗哈哈大笑，索性连七宝杯也赏给大诗人了。
老皇帝这样顾头不顾腚地跑了，新皇帝心里也发毛。正月初三这天，钦宗虽然下了亲征诏书，任命吴敏为行营副使、李纲为参谋官，摆出了要抵抗的样子，但实际上在宫里急得六神无主，心惊肉跳。前不久“六如给事”李邺对大金军威的形容，如今一想起来，就令人不寒而栗。
这群虎狼之师，说话间就要扑到汴京城下。先逃一步的老爸是对的，此时要是不走，哪里还能走得脱！
而且这样的犹疑，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正月初四一早，钦宗就和宰执们在延和殿议事，商量何去何从。
宰相白时中提议：“金人来势凶猛，京城恐将不守。陛下应尽早出幸襄阳，以避其锋。”
当天，李纲恰好在延和殿等候召见，听说钦宗君臣正在里面议论弃守京城的事，吃了一惊，他腾地站起来，对东上閤门的传达官朱孝庄说：“我有紧要公务，要上殿去，在御前与白宰执论辩。”
朱孝庄认为他的要求不合规矩，便没有答应。按照大宋宫廷的规定，宰相议事，为当天的第一要务，在宰相退下之前，其他任何人不得进见。
李纲心里顿时冒火：整个国运，系之一线，还跟我讲这个！他怒气冲冲地说：“千钧一发之际，还要拘泥？你速去通报，不得延误！”
朱孝庄见李纲神情异常严峻，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便转身去殿上禀报。
李纲不等钦宗的旨意下来，就大步走到了殿上，向钦宗奏道：“臣闻京中军民议论，有宰执大臣主张圣上出城避敌。如是，则国家危矣！道君皇帝将固守京师之大任托付于陛下，今敌未至，就将京师弃之如糟粕，日后以何颜面见上皇？又如何面对天下万民？”
钦宗顿时哑然，浑如木偶。
白时中见自己的计划被李纲搅了，气急败坏地问道：“都城可守乎？”
李纲驳斥道：“天下城池，可有一座抵得上京师之固？京城倘若不守，况乎平常州县。宗庙、社稷、百官、万民皆在此，若弃之不顾，还有何处可守？若能激励将士、安抚民心，岂有不守之理？且事到如今，‘我能往，寇亦能往’，逃到何处才能逃得脱？”
正在争论间，负责修缮城墙事务的内侍陈良弼从内殿出来，禀报说：“京师城楼修缮，实在迟缓，至今完工者百不及一二。尤其城东樊家岗等处，壕浅沟窄，万难防守。况且城中兵器甚少，万岁爷若不早做巡幸计，恐祸将至矣！”
钦宗听了，又是一阵心悸。他看了看新上任的兵部侍郎李纲，见李纲的神态镇静自若，忽然想到李纲也是一个颇知知兵的，便说：“卿可与陈公公先去察看城防，朕等你回来，再做商议。”
李纲奉了旨，立刻前往城东实地察看。过了半晌，他满头大汗地回到延和殿。
钦宗心急，忙问：“如何？”
李纲本来对城防就有所了解，这次实地看过，更是胸有成竹：“臣方才所见，京师城墙高峻坚实，各处城楼虽尚未修好，但无关紧要。四周濠河，既宽且深，惟有樊家岗一段河道，因乃皇家禁地，龙脉所在，往昔未允开挖，所以河道窄浅。然可用精兵强弩据守，可以无虞。”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可叹！赵宋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把汉唐以来一个整体上刚毅勇猛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心怀莫名恐惧的民族、一个萎顿不堪的民族、一个苟且一天算一天的民族。
李纲禀报完毕，神色凛然，看也不看神色尴尬的陈公公一眼。
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城墙究竟牢固不牢固？此刻是守还是逃？关乎大宋的存亡，也关乎真龙天子的一条命。深宫里长大的钦宗，哪里经过这种阵势，完全丧失了决断能力，只是连连问诸位宰执：“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大臣们平日斗鸡走狗时，个个都是神采飞扬；而一旦面对军国大事，则茫然不知所措，惟有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大宋的命运，由原来的一马平川被逼成了狭窄一线。如何能绝地求生？如何可逃过一劫？历史就在这个关口，神奇地将李纲猛然推到了舞台中心。
见到高官们行尸走肉的样子，一股原始的血性在李纲心内涌起，他跨步出列，奏道：“今日别无他途，惟有整军备战，激励士卒，准备御敌。此外，亦应召集都中百姓协力守城，待勤王军至，合力歼敌。”
钦宗内心矛盾，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想了想，问李纲：“依卿之意，是要坚守，然朝中大臣均不知兵，谁堪领军之责？”
李纲答道：“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畜养大臣，为的是将用之于有事之日。白时中、李邦彦虽是文臣出身，素不知兵，但以大臣之尊，召集军民御敌，乃其职守！”
白时中一听，倒抽一口冷气：这岂不是要让我去送死！他大怒，厉声道：“李公整日大言御敌，却不曾亲临战阵，岂非欺君罔上！又言京师可守，今事急矣，李纲可领兵出征么？”
历史有时是由私欲创造的，与所谓的人民群众无关。此刻，白时中出于怕死而使出的激将法，竟然无意中挽救了大宋即将崩溃的命运——他代替历史选择了一位最好的抗敌领袖。
李纲自少年起就负有报国之志，官场蹭蹬十余年，等的就是这电光火石的一瞬！他哪里是真心想催逼白时中这样的草包去领导抗敌？朽木从来不可雕，李纲早就料定，此刻决无大臣敢慷慨赴国难，那么，舍我其谁？舍我其谁！
他上前一步，向钦宗启奏，声震屋宇：“大臣畏缩，难道朝中再无他人？陛下倘不以小臣无能，责臣守城，臣当万死不辞！然李纲微末小臣，威望不足以服众将士。”
有人愿意出头去扛帅旗，钦宗当然高兴。官小不怕，可以当场任命么！钦宗环顾左右，急问：“执政中可还有官缺？”
给事中赵野答道：“尚书右丞现缺。”
钦宗不加思索，立即任命：“李纲任右丞！”
按照宋朝官制，官服以官阶不同而有不同的颜色，加官晋爵之际，还要赐给新的官服。但钦宗在慌乱之余，完全把这事给忘了，李纲连忙提醒：“臣尚穿绿袍，今责以守城大任，如何能服中外？”
钦宗这才想起来，立刻命内侍取来尚书右丞的冠带，亲手赐给李纲。李纲当场穿戴好，跪拜致谢，朗声说道：“时方艰难，臣不敢辞！”
这一场较量与争论，竟然不知不觉从清晨吵到了正午。钦宗见尘埃落定，心理略略踏实，这才起身，乘车驾回去吃饭了。同时吩咐众宰执都不要回府了，就在崇政殿门外的厢房中摆宴赐食。
下午，钦宗又召见宰执大臣等在福宁殿议事，继续讨论皇帝是去还是留的问题。各宰执仍是畏敌如虎，力劝钦宗早走为计，正式提出了“奉銮舆出狩”之议。
什么叫“出狩”，不是去打猎，乃逃跑是也！作为一个皇帝，最大的失职，是弃国而不守，但是这样无耻的行径也要披一套冠冕的外衣，这就是自古以来的“高位者无错”原则，代代如此。
钦宗心里何尝不想走，但是他刚刚即位，守土有责，如果真的要跑，总要给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因此暂时没表态，只任命了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棁为副留守。
这个任命，其实大有深意在：既然“留守”都已经有了，皇帝当然是要走！
李纲意识到：此乃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有些话不说就永远没机会了，便不顾诸宰执的脸色，力陈皇帝决不可走的理由。他说：“昔日安史之乱，唐明皇闻听潼关失守，便仓促巡幸入蜀，结果宗社、朝廷都陷于贼手，经过多年才能收复。后人说，其失策，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然拥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必不能久留。舍此都城而去，就如龙离水源，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有臣等留守，于事何补？宗社、朝廷必将为废墟！愿陛下思之。”
这番话，说得切中要害。据李纲后来回忆，“上意颇回”——钦宗终于被说动了。
然而怕死之人珍惜生命的意志，也是很难动摇的。就在此时，内侍王孝竭在一旁奏道：“皇后、贵妃、国戚都已出都门，陛下岂可留此！”
钦宗一听，神色大变，霍地起身下了御榻，对着李纲等人哭道：“卿等就不要再留朕了，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说罢，便想拂衣而去。
——这一走，大宋这个名号，还能不能存于天下，就很成问题了！
李纲像是受到猛然一击，索性什么也不顾了，拜伏在地上号啕大哭，最后爬到了钦宗跟前，一把抱住钦宗的腿，以死相阻。
正在混乱间，燕王和越王两位亲王来到殿上，对钦宗说：“宗室虽人心惶惶，然臣等两家决计不走。虏骑孤军深入，人数不多，偌大京城如何就守不住？恳请陛下禁止宗室、国戚出行，以安人心！”
恰在此时，殿前司（禁军武官职名）曹曚前来禀报军情，也言及“禁军同忾，决死守城”。
听了他们的话，惶乱无主的钦宗这才稍稍稳住了神儿。他想了想，马上命人取来纸笔，御书“可回”二字，盖上了皇帝玉玺，派宦官去追皇后和国戚们回来。
紧接着，钦宗眼睛盯住李纲说：“卿留朕，整兵御敌专以委卿，不能稍有疏漏。”
皇帝这是把命都交给自己了。李纲一则喜悦，一则惶恐，再拜受命。然后，就和李棁一起出宫，开始部署城防了。
敌骑不远，军情急如星火，朝堂上光是议论去留的问题，就浪费了一整天时间。李纲忧心如焚，当晚没有回家，就宿于尚书省，连夜筹划各处防守。宰执们也进入了战时状态，宿于内东门司。
不久，派出去的宦官回来禀报说，中宫、国公出行已远，当晚无论如何也追不回来了。
正月初四的这一日，真可谓翻云覆雨。到了半夜，钦宗突然又变卦，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压倒，连觉也不睡了，派宦官连夜出宫，命宰执大臣们准备好供路途上使用的军令状。
初五日，天一蒙蒙亮，钦宗就把白时中等宰执召到宫中，反复商议，最后做出决定：坚决逃跑！
白时中喜不自胜——小命终可得保！他假作慷慨地说：“陛下勿以李纲之论为意，尽早离京为好。即固守，亦不须陛下亲执干戈，留在都城何益？臣愿护圣驾出幸，他日朝野若有非议，罪只在臣。代君受过，古之亦然！”
君臣当即议妥。接下来，整个皇家的逃跑行动，就以惊人的高效率展开了。
等到天大亮后，李纲从尚书省起身去上朝，走到街上一看，不禁愕然！只见街上百姓三五成群，神情惶恐，都在纷纷传言，说“皇上就要南狩啦”；并言之凿凿地说，太庙里的先皇神位都已被搬出来了，暂时寄放在太常寺内！
李纲惊疑不定，只顾打马快行。等到了祥曦殿，一切都被证实：宫中禁军卫士皆已全副披挂；皇上的车舆、仪仗已全部排列好；六宫女眷的被褥包袱也都装好了车。
万事俱备，只欠开逃！
李纲被这个突然变故闹懵了，一时间惶悚无计。
——这一片大好山河，难道真的就要在脚下塌陷了？
他又一次热血直冲头顶，全然不顾生死，疾步来到那些整装待发的禁军士卒面前，厉声问道：“你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
禁军被这一声悲愤之问所激励，都举臂高呼：“愿以死守宗社！不留此，何处去？”
壮士的一阵呐喊，山摇地动，连森严宫阙似乎也在颤抖。
寒风中，队列前，李纲身上的一袭大红官服如烈火摇曳，备极悲壮！
见军心尚可用，李纲不禁为之一振，决心力挽狂澜。他抢步上前，拉着禁军殿帅王宗楚等入见皇上，对钦宗说道：“陛下昨日己许诺留京，今复成行，为何？岂不知六军（禁军）之情己变，彼辈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怎肯舍去？万一士卒在出巡途中散归，谁可护卫陛下？且虏骑己逼近，必知皇上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又何以御之？”
钦宗这才有所感悟，下令停止出行。
李纲立刻对宰执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
然后他转身出祥曦殿，向禁军宣示皇上的旨意。禁军卫士听到这个好消息，皆拜伏，山呼万岁，其声震地！
李纲见大局已定，便趁热打铁，再回殿上，劝皇帝登上城楼去见见将士们。钦宗同意了，起驾登上宣德门。宰执、百官、将士都排列于城楼之前。
钦宗伏着栏干，俯视良久，然后乘御辇下楼，走入队列中，慰劳众将士。
李纲深知，御敌的关键，就在于士气。有不怕死的士兵，就能创造不怕死的奇迹。他和吴敏当场撰写了数十条口号，内容是讲金人犯境、欲危宗社，朝廷决策固守、各令勉励之意，让阁门官在军前宣读。
每读一句，将士就自发地一声应诺。须臾，六军皆感泣流涕。固守之议，就此再无任何动摇的可能了！
当日，钦宗也翻然悔悟，下了决心死守。他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马军太尉曹曚为副使。又将贪生怕死的白时中罢相，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吴敏知枢密院事，赵野为门下侍郎，建立了一个战时的指挥中枢。
李纲担任的这个亲征行营使，并不是虚衔，而是实有的职务，设有专门的官署。办公就在大晟府，设置了参谋官（机要秘书）、勾当公事（文书、办事员）、统制（武官）等官职，皆听命于李纲。
养士千日，用在一时。
后人多有不知，“靖康”这个大宋乃至华夏的耻辱之年，也有忠贞之士奋起退敌的荣耀时刻。
这一时刻，在数日之内，就要到来！
汴京城头的一场恶战
大宋靖康元年正月初五至初九这几天，是宋史上被尘埃淹没了的最辉煌时刻。就在这几天里，自北而来的滚滚铁流，在貌似不堪一击的汴梁城下，受到空前顽强的阻击，损兵折将，鬼哭狼嚎！
自大金立国以来，败绩从未有此惨烈，士气从未遭此挫折。
他们第一次尝到了铜墙铁壁的滋味！
这场惊天动地的攻防战，说明大宋的一贯软弱并不是天注定，而是这个民族从来就不愿把最适合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上。
这一场血战，如果仅就技术性的战果来看，大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历史也险些在这里来一个急转弯。大宋方面，城还是那个城，兵还是那些兵。从几天之前的畏敌如虎，到这几日的同仇敌忾，其转折，就在于历史的巨掌推出了一位英雄！
这一年的冬季，天气十分寒冷，汴京城头一派阴云惨淡。京城以北，此时已无大宋的一兵一卒。大宋守军将要迎来的敌手，是大金两员从无败绩的虎将。
担任主攻的大金东路军统帅，是金太宗的第二子完颜宗望。这位宗望，是当时金国无人可及的悍将。早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南征北战时，他就常随左右，自少年时代起就身经百战，屡建殊功。到眼下，他的名字，几乎就等于大金军队的化身。
大金军民对其相当敬佩，习惯上都称他为“皇子”。大宋百姓对之也极为敬畏，民间均呼为“二太子”。
此刻，他亲率大军，号称三十万，从滑州出发，杀奔汴京。黄河南岸的宋朝大片国土上，满眼皆是大金的铁骑，人强马壮，旌旗蔽空！
大金西路军的统帅宗翰，女真本名粘没喝，汉语译为粘罕。他是大金国相撒改的长子，也是大金的一员猛将，少年时即勇冠三军，史载“年十七，军中服其勇”，在灭辽战争中是立过奇功的。此次南征，他率军自河阴出发，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降朔州，克代州，围住了太原府。这之后，又在汾河之北大败宋河东、陕西四万援军，杀宋兵万余人，最终攻破太原——这是后话。
因宗望这方面始终未与他通音讯，因此他自作主张提兵南下，号称二十万，兵锋迫近泽州（今山西泽州），意图与宗望大军会攻汴京。
铁骑万千，卷地而来！
在大宋这方面，用以阻遏这股铁流的，仅有一座孤城汴京。在那些看来颇有些凄清的城堞后面，是时刻想逃跑的昏君佞臣，是享受了百年安逸的京城百姓。
而准备御敌的军中将士，此刻状况如何？
初五日的一早，李纲对禁军做完了战前动员之后，便走出宫门，上马急赴景龙门。
登上城楼望去，整个汴京城的万千屋宇，还都笼罩在灰蒙蒙的晨霭中。市井的景象一如既往，炊烟尚未散尽，孩童犹在嬉戏……
我们揣想，李纲的胸中此时不可能平静。他想的也许是——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大宋！
他知道，在他脚下，城不可谓不坚，兵不可谓不勇。其实，大宋的“死穴”并不在这里，而是在……
他向钦宗所上的《论用兵札子》，引用了《周易》里的一句话，反映了他的担忧，并以此对钦宗做了提醒。这句话是“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啊！
这看似平淡的四个字，不知是由我们民族的多少血泪凝成！可是，这话说了有用吗？即使在文化昌明的今日，也难保这一条能起作用。
此刻，李纲以一人之力，担负着天下兴亡的重责。如果一旦失败，不是战死，就是要以死而谢天下。然而对这个风险，他倒是不担心的，他害怕的是：自己在前线披坚执锐，有人却在后面釜底抽薪。因此，他在札子上恳求钦宗仔细思考圣人之言，一定要有主见，“无为浮议所动，则大功一成，中国数十年可以无夷狄之患”。否则的话，大宋之忧，就不止是一个世代了！
钦宗在这札子上批的是“慎之慎之”——怕死者，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怕死，他们冠冕堂皇地说来的，是慎重从事。
好在钦宗这次被李纲近乎狂热的抗敌情绪所感染，是下了决心要拼死赌一把的。他不仅批准“亲征行营”有官署，有编制，而且下令从百官和各部吏员中调人，到行营任职。此外，钦宗也知道打仗要进行物质奖励，还特地拨了银、绢、钱各一百万，还有拟在战场上发给有功官员的空白委任状三千余份，允许李纲便宜从事——你愿封谁的官，就赏谁。
只要领导用人不疑，事情就好办。
眼下的汴京，脆弱是脆弱，但还并非不堪一击。对京城的兵力，李纲心里有数，搜罗搜罗，禁军总还有约九万余人，再加上百姓、厢军（杂役兵）做应援，总兵力有二十多万应该不成问题。
以二十多万兵力对付将要杀到城下的三十万金兵，表面看起来兵力略弱，但是宋军其实并不见得弱。其原因，一是宋军为防守的一方，城坚炮利，这在古代战争中，是占有极大优势的。二是金兵虽然骁勇，但其长处是野战，铁骑在平原上易于取胜，而在攻坚战中则不见得行了。三是作为攻坚的一方，金军人数太少。孙子兵法云:“十倍则围之”，金与宋的兵力之比，连一倍都没有，在气势上压不倒对方，对战斗减员的心理承受力也有限。
李纲向来信奉“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他对汴京的城防，心中是有数的。四面城墙的防守器具，在当天就开始完善补充，所做的工作有；修城楼、挂毡幕（防箭矢）、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置擂石、备火油等等，“无不毕备”。
在兵力部署上，以百步为一段，任命宗室和武将为提举官，分段负责。每百步所置兵将，要求必须守住这一百步。京城的四面墙，每一面部署正规军一万二千人，另有保甲民兵、居民、厢兵辅助。每个城门上，都有从宫中派出的大小宦官，也是分段防守。他们虽然不是完全的男丁，但值此紧急时刻也要派上用场。
城中另外还有马、步军四万余人。李纲将他们集合起来，编成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余人。其中，前军驻守在通津门（即东水门）外，保护延丰仓，这里存有军粮四十万石，是后勤命脉。后军驻扎在朝阳门外，据守樊家岗，加强薄弱环节的防守。其他左、右、中三军，留驻在城中，做为后备部队，一旦开打，哪里紧急就往哪里去。
李纲没日没夜地忙了三天，城防工作就全部就绪了。
经过他这一番部署，汴京城不说是固若金汤，起码也是一时啃不下来的骨头。
——宗望大人，请举起你的狼牙棒，来砸一砸这汴京城的百年城砖吧！
一场生死攸关的恶战在即。
李纲所亲撰的《靖康传信录》，传神地记录了这场值得大书特书的开封保卫战。他的这篇回忆录，用笔简练，不事张扬，但从字里行间，我们几乎可真实地感受到那几个兵戈铿锵的日夜——
初五日至八日，汴京城的防守体系粗具规模。初八日一早，金军的先头骑兵，就在叛将郭药师的带领下，抵达城下。汴京的城郊，到处都布满了敌骑。
敌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又有熟悉情况的郭药师带路，大部队一到，就扎寨于关键地带——牟驼冈。
这个牟驼冈，是在京城外的西北方向。是个小山坡，犹如一个沙碛，三面环水。岗前的雾泽陂，就是大宋的天驷监（中央直属马场）所在。这里养有战马两万匹，贮存的刍豆饲料多如山积。在冷兵器作战时代，骑兵是军中的天之骄子，犹如今日的空军；那么，当时的马场也就是最重要的军备库。
以前郭药师作为边军统帅到汴京来朝，徽宗对他宠爱有加，曾让他在这里打球玩乐，所以他很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扎营地。
大宋原本在此驻有官员和守卫部队，但前段时间因为朝中求和气氛甚浓，守军根本未做任何战备。金军一至，官兵即望风而逃，战马、饲料无从转移，尽为敌人所得。
金军确实是勇悍之师，到达以后，连一口气都不喘，当晚就开始攻击宣泽门（西水门）。他们把近郊城镇和乡村一火焚之，而后以大船数十只顺汴河而下，直冲宣泽门。船上载有火种，等接近水门时一举点燃，企图烧掉宣泽门的城楼。
李纲闻报，立刻来到宣泽门城楼上，坐镇第一线指挥。他下令，当场征募敢死队二千人，将拐子弩布置在城下，严阵以待。
此时的汴河中，已插下了密密麻麻的木桩，守军还从蔡京家的院子里运来了假山的山石，叠放在城门的门道里，令敌军的火船无法靠近。
待总攻发起后，金军引燃的船上火种，一路驶来，红光满天。冲天烈焰逼得人无法靠近。在这一轮冲击下，城楼如果被烧掉，守军方面就会失去极有利的依托。
这些可怕的火船越来越近，河水也几乎为之沸腾！
但见李纲从容不迫，一声号令，在城下的两千死士一跃而出，用长钩把船勾住，使之不能前进，然后拉向岸边停靠。城上守军投下大石，一顿乱砸之后，船只全部损坏，自行焚毁。而宣泽门则安然无恙。
宗望见自己做了曹操第二，不禁大怒，随后就把他的常胜军——铁骑，放了出来。
这些金军铁骑，按现代概念应该叫做重装骑兵了。武士们个个身披铁甲，头戴兜鍪（念“都谋”，doumou）。这种“兜鍪”，在南宋词人辛弃疾一首著名的词《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里提到过，也就是铁制头盔。犹如欧洲中古时期的铁面具，仅露出两只眼。这样的铁骑兵，在当时堪称刀枪不入，一入战阵，凶悍异常！
这些古代的变形金刚们，此刻弃马不用，乘坐着大船，手执刀矛，凶神恶煞地顺流而下，再次冲击宣泽门。
这是曾经让宋军无数次丧胆的魔鬼武士，仅以他们古怪奇特的装备，就足以让人心惊肉跳！
但是，此刻并不是他们所向无敌的平原作战，而是从水路攻坚。因此，他们生平头一次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铁骑船队渐渐靠近水门时，随着李纲的令旗一挥，城上巨石擂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那不可一世的铁盔甲，防刀防箭大概绰绰有余，但在这千斤巨石的打击下，只不过相当于一堆木偶。
一阵“石雨”过后，这些自汉代匈奴以来最威猛的骑兵，大半成了肉饼。有些为逃命而落水的骑兵，则被铁甲所累，成了永远也浮不起来的秤坨。
这一场恶战，从夜幕降临直打到天亮，金军的气焰才被打掉，败下了阵去。
——汴京保卫战，首战告捷！
看来，人永远是战争中决定的因素。
古代战争的强弱胜负，与技术条件相比，往往更有赖于将士的勇气和谋略。这一次守城，是大宋与金对峙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位决心抗战的统帅，因此战场上的形势，立刻就不同。
李纲见敌军退却，便在一大早抽空入宫，到乘拱殿向钦宗汇报军情。正在奏事间，忽然外面传报：金军又开始急攻酸枣门、封邱门一带。钦宗感觉形势严峻，就命李纲赶快前往城头，督促将士御敌。
李纲担心城上兵员不足，难以防守，便奏请皇上，派遣禁卫军中善射手千人一起上城。钦宗同意了，派了御药卢端与李纲同行，向禁卫军传旨，很快就集合好了一支援军。
酸枣门、封邱门是汴京外城北壁的两座城门，从宫中到酸枣门，路程差不多有二十里。李纲领惟恐金军已开始登城，就带领一千神弓手，从小巷抄近路急奔战场。
果不其然，等队伍到达酸枣门时，金兵正在用木筏渡过护城濠，前锋已架起云梯准备攻城。
李纲见势不好，急命射手登城射之，城下金兵皆应弦而倒。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李纲坐镇在酸枣门下，忽见有士兵自门楼上掷下人头来，大概有六、七个不止。他大为惊讶，连忙询问。不一会儿，有回报云：“此乃斩获奸细。”
李纲心里疑惑，凑近了去辨认，发现全都是汉人首级。经过追查，原来是个别士卒手痒，在混乱中妄行杀戮，随意捕获了几个老百姓，问也不问，就当奸细杀了。
李纲大怒，立刻发下号令：如抓获奸细，须由捕人者亲自扭送到行营，查验属实，再论功行赏。如果抓到“奸细”就杀者，斩！自此滥杀之风乃止。
激战方酣时，李纲与属官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城上士兵见大帅亲临现场督战，顿时激发出一股神勇。他们对付攻城的金兵，近者以神弓手强弩直射，远者用床子弩、座炮给予痛击。酸枣门上，一时万箭齐发，硝烟蔽日！
在如此密集的火力之下，以往宰惯了宋军的大金武士，如今成了待宰的羔羊。有乘筏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箭而倒者，一片哀声。
金军遭此打击，士气陡然低落，冲击的频率明显放缓。李纲伫立城头，俯瞰战场形势，忽见离城不远处，一个小山坡上，有芦席盖着一大堆东西，似是攻城用的云梯、撞车之类。这些东西，是攻城的利器，其厉害程度跟今日的导弹差不多。
这东西怎么能给他们留着？
李纲当即在城头募集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抢占了那个无名高地，在芦席上泼上火油，一把火，烧毁了金军云梯数十座！这支敢死队顺带好像还闯进了敌人的前敌指挥所，斩首十余级，耳朵上皆有金环，显然都是将领一级的人物。
当天，金军同时进攻陈桥、封邱、卫州等门，而以攻酸枣门为最急。金军射来的箭杆集于城上，有如猬毛。宋军士卒多有受伤者，李纲下令，一律厚赏之。
钦宗在后方也没闲着，特意派了宦官到城上慰劳，向将士们宣读了御笔褒谕，又赏给大伙内库酒、银碗、彩绢等物。众将士顿感皇恩浩荡，人人举臂欢呼！
这一仗，从早上的卯时起（早上5—7点），直打到酉时止（晚间5—7点），宋军共杀死金兵数千名。
金军多次组织强攻，突击点也多次变换，但均遭痛击，死伤枕藉。这下子，宗望才知道：大宋今番不同了，“守城有备，不可以攻”。于是只好下令退兵。
冬日的汴京城外，在残阳暗淡的光芒下，数万大金铁骑丢盔弃甲，蓬首垢面，狼狈不堪地卷旗而去。
再看汴京城头，窝囊了一百年的大宋军旗，今日得以扬眉吐气，在寒风中猎猎翻动！
“贼兵退了——”
城上城下，大宋的首都军民一片欢呼。古代战争的取胜一方，常有发自肺腑的狂欢。是夜，城中百官奔走相告，妇孺皆有喜色。
这是大宋对金开展的第一场人民战争。
三军退后，百姓开颜。
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以耻辱著称的“靖康年间”，其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是以大宋的绝对胜利而掀开它的大红盖头的！
大宋使者丢尽了大国颜面
就在初九日这一天，大宋各地的勤王军，也已陆续开到。统制（武官职名）范琼从京东带骑兵万人而来，陕西军统制马忠也从京西带了大队兵马赶到。
金军立刻分出一部分来打援，两军在顺天门外展开了激战。来援宋军见汴京城固若金汤，士气为之大振，一举全歼金军的阻截队伍，夺回了京南一带的控制权。金军自此不敢到城南骚扰。
宗望这次千里奔袭，打的就是速度和士气，现在顿兵于汴京城下，眼望巍巍城楼，只有徒唤奈何。
孤军深入，既无粮草保障，又无后援部队，最忌拖延时日。到时粮食一缺，大宋勤王军又蜂拥而至，大金的东路军，就有可能全部被包了饺子！
宗望想想，不寒而栗。就找来郭药师，与之商议，准备撤他娘的算了。
郭药师可比他看得明白，连忙劝阻说：“使不得！将军万不能自动退兵。古人云，以进为退。我军不能就这么明明白白地退，否则宋军追赶，恐大祸将至。”
宗望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叹道：“汴京高峻，易守难攻，宋勤王军又至，我将何如？”
郭药师这才拿出他的妙计。他认为：可以利用钦宗和宰执们的恐惧心理，向大宋提出求和罢兵，但要附加割地赔款条件，并要求犒赏我军。大宋君臣怕死，巴不得我们快快都撤了，没有不同意的。如此，我军便可安然北返。
这个叛徒，算是把大宋君臣的心理摸透了。开封保卫战虽然在打，但钦宗的感觉，仍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一时三刻息兵，别的都好谈。宰执们更是望眼欲穿，就等着大金方面能早些派个和谈使者来。
正所谓：这是一个忠勇悲壮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懦弱卑鄙的时代。有人浴血沙场、慷慨赴死，有人则苟且偷生、卖光了国家拉倒。
宇宙造物，也许故意要造出一个互相制衡的社会生态来，所以，世世代代的忠贞之士固然不少，但奸猾小人更是除不尽、骂不绝——而且顶的全是孔孟之道的堂皇帽子！
初十日，战场上的情况未变，另一秘密战场却拉开了另一场战幕。在这里，两方的强弱形势，一下就倒转了过来！
这天，李邦彦匆匆忙忙走进殿来，俯在钦宗耳旁说：“城北守军禀报，金人遣密使来，请我们派大臣前去金营劳军，有要事相商。另有守将何灌密报，金使隐有求和之意，说只须赐给财物，即可退兵。”
钦宗正在提心吊胆，闻言大喜：“当真？”
李邦彦又道：“金使吴孝民，已在安远门外大营。”
钦宗想了想，有一点儿不明白：“金人攻城甚急，怎又有使者至？”
李邦彦一笑，为钦宗解开了疑团：“金人狡诈，远来不过为金帛子女。若我略施恩惠，他自遁去。今日虽破费若干，日后朝廷对民间略加赋税，即可补回。如此，可免京畿一带涂炭！”
小人的卖国害民之论，也说得如此堂皇。钦宗倒还没糊涂到底，便说：“能不惊动宗庙，免于生灵涂炭，即赐他三五百万，亦无不可。只是，将来也无须加赋税，宫中开支略加节省就是了。”
君臣俩嘀咕了半天，决定由李邦彦负责与金使联系谈判，要严格保密和缩小知情者范围，怕走漏了风声谈判不成。
两人心照不宣：这事情，一定要瞒着李纲！
李邦彦奉了密旨，有如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风风火火地忙了起来。他随同宦官任珪来到都堂（宰相办公厅），向张邦昌等宰执传达了圣上的旨意。大家一听，都如释重负。宰执们和几个从官连忙商量，派谁去担任议和大使才好。
——这个活儿，不好干！
兵荒马乱之际，他们也一时想不起谁最合适。正巧此时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来太仆寺选战马，路过都堂。
张邦昌一见，眼睛一亮：就是你了！他上前一把拉住郑望之的手，神秘兮兮地道：“郑郎中，且随我来！”
郑望之是微末小官，见堂堂尚书省的副职、少宰张邦昌如此郑重其事，不觉大惊：“何事？”
张邦昌说：“适才得何灌奏，说金人已到城北，请求朝廷遣使出城劳军，恐有什么事商量。你可前往。”
郑望之一听，这是大事，便说：“乞见圣上，领旨得行。”
张邦昌一摇头：“有甚旨？你且往军前，看他如何？”
任珪见郑望之愿意领命，便回宫去报告。不大一会儿，又返回都堂传达了圣旨：“令郑望之假工部侍郎之名，任军前计议使，副使为高世则，出使金营，即刻出发！”
可是此时任珪拿来的，不过就是一张白纸，钦宗匆匆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而已。堂堂一个大国使者，既无正式的任命圣旨，又无国书，一切如同儿戏。
郑望之身上还穿着员外郎的低品级官服，张邦昌连忙叫小吏去取了侍郎官服，慌慌忙忙换上。兵部尚书路允迪在一旁，又把自己的金腰带、鞍马借给郑望之。
这么一收拾，还真就有了那么一点儿模样。
郑望之是被临时抓的差，那么，副使高世则又是从何而来？原来，正使确定以后，按照惯例，要有一名副使才行。宰执们便又胡乱从来都堂办事的小官员里，拉出一人来充数。此人是何许人也？宰执们全都不知道，只晓得他是一个低品级的承信郎。
待问清楚了姓名后，立刻给他加了一个刺史名义，随同出使。
郑望之到了安远门，登上城楼，见何灌的人马正在城脚下布阵。于是讲明来意。何将军便派遣了一位大嗓门者跨过濠去，在金人军营前大喊：“朝廷遣工部郑侍郎往军前奉使，可遣人来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