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3
不一忽儿，金营中打马出来两个使者。一个紫袍人，自称“太师”；一个白袍人，自称“防奭”。防奭，即防御之意，是当时大金武官的一个职级。
这个紫袍人，就是燕人吴孝民；另一个，是纯粹土著的金国人。
大金派出的这两名使者极其精明，从后来的表现看，其智商一点儿不亚于大宋君臣。反观宋朝方面在派遣使者的问题上，却未免过于儿戏。朝中宰执畏惧金人、怕担责任的卑劣之举，太令人齿冷！
这样的国，不亡，还有甚天理？
两国使者在城上城下见了面，举鞭互相示意，遥为揖拜。郑望之约吴孝民晚间到城西何灌军帐中相见。当夜，郑望之与高世则缒城而下，进入何灌帐中。不一会儿，金使二人亦如约而至。
吴孝民开口道：“我们皇子郎君(指宗望)在赵州路上，截得贵国皇帝即位敕书，以手加额，万分释然，说：既然是上皇禅位，那便无可得争，便与他讲和罢了。如今大军来南，只似一场买卖也。”
这一段开场白，举重若轻，极富策略，几乎把大宋的两位使者侃晕。郑望之疑疑惑惑地问：“买卖？买卖之说怎讲？”
吴孝民言简意赅：“要割大河为界，更要犒军金帛。”
郑望之并非平庸之辈，张邦昌抓了他的差，阴差阳错之中也还算大宋的幸运。他一听，就明白了，当即反驳道：“如此，则不是买卖。譬如有人卖绢一匹，索价三贯，买者只答应给二贯五六百文。讨价还价后，又添一二百文，最终成交，如此才谓之买卖。今贵国既要金帛，又要割地，而却无一物与我国，岂可谓之买卖？只是强取罢了！”
郑望之接着又说了不少，也算是雄辩滔滔，但是吴孝民更不说话，只是要求入城。
郑望之没法儿，只好带着金使进了安远门，先到都亭驿歇息。都亭驿原是宋朝接待辽使的宾馆，辽亡，现在就用来接待金使。时约四更，一行人才到达驿馆。就在此时，钦宗亲赐的御笔传到：“适才知道郑望之已回，不知有何话语，一一奏来。”
看看此时天已快亮，双方使者连个盹儿也没打，就急忙入宫。两位金使，安排在崇政殿前的幕次（休息室）等候，两位宋使则赶到延和殿向钦宗汇报。
郑望之、高世则奏事完毕，便退下了。钦宗便来到崇政殿接见金使。
好个金使吴孝民，见了大国皇帝，不卑不亢，跪奏曰：“上皇朝与大金结约海上，又违盟誓，此皆已属往事。今日少帝陛下可与大金再立誓书，结万世之好。前些时日，你方李邺来议割献三镇事，皇子今天又遣我们来代行朝见之礼，皆出于诚意。今愿少帝陛下派遣亲王、宰相到军前送礼。我们皇子喜礼意之重，前日割地之议也许可罢。”
这番话，是站在大金立场上提条件，但是听起来，又好像很为大宋的处境着想，端的是外交上的高明语言。
他口中所称的“少帝”，就是指钦宗。史上记载，他是第一个把钦宗称为“少帝”的人，自此这个称呼也就流行开来，钦宗听了这番话，似乎没有什么主意，看了看宰执们，也都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只好同意大金开出的条件，请吴孝民先回都亭驿吃早餐，等这边选好了劳军大臣，再一同赴金营。
大金的这次外交折冲，没费吹灰之力。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基本都可以得到。发兵南下，无非是图财，大金的上下，都嫌宋地夏日炎热，对占领河北的大宋国土并不十分热衷。如今仗虽然打得不顺，但通过谈判，同样也可以捞一笔洋财回去，且不必付出血的代价，这不是上天特别的照顾么？
李纲率领众军在城上浴血奋战，朝堂上却瞒着他搞卖国的勾当，作为城防总司令，他知道不知道这一情况呢？
他当然知道肯定会有猫腻！
“小人勿用”——皇帝要是真能做到这一条，那还能是皇帝吗？
据李纲后来回忆，初九日那天，金使前来谈判，是和朝廷先期派往大金谈判的给事中李邺一起来的。这几个人抵达城下时，天已昏黑。金使向守城士卒喊话，坚持要马上入城。李纲闻报，立即传令：有敢开门者斩！让那金使老老实实在城下等候了半夜，到初十日凌晨才放进来。
李纲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给大宋争口气！
大国之大，须有尊严，况且两日来连战皆捷，不摆摆谱更待何时？大宋，弯着腰做人的日子太久了！
初十日，钦宗召见金使完毕，李纲就知道了消息，急匆匆赶来，要求朝见。
钦宗干了亏心事，一听是李纲来了，头就有点儿痛。但城防司令来了，总不能拒见吧。
李纲上得堂来，开口就请求，自己要出任这次谈判的和议使。
钦宗一惊，当即表示不许，说：“卿正在治兵，不可。”他任命李棁作为此次谈判的正使，郑望之、高世则为副使。为表示对大金的诚意，让他们先带去慰劳酒水果品和一万两金，作为见面礼。
君臣们忙碌了一天，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李棁一行备齐了礼品，连晚饭也顾不得吃，就匆匆西出万胜门，奔金军大营去了。
古道。西风。瘦马。
——这情景，深深刺痛了李纲。就李棁这个在同知枢密院事职位上尸位素餐的家伙，能为大宋争来什么利益？数万将士血战两天的战果，可不要让这个窝囊废几句话就给输掉了！
等宰执们都退下去后，李纲独自留下，问钦宗为何不派自己出使。
钦宗说：“卿性刚，不可以往。”
李纲心里来气，说：“敌士气方锐，吾大兵未集，所以不可以不和。然而议和的办法得当，则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之所惧，李棁柔懦而误国事。”
接着，他又向钦宗反复阐述不可割地以及不可许诺太多金帛的道理：“金人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所以金人在议和时，必大张声势，过分索求，以窥伺中国虚实。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他自然就知难而退了。如朝廷恐惧，一切都答应，他知中国无人，就越发觊觎，我国之忧，怕是从此不了。臣以为，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思之。”
——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
这话，是说到了要害处。
在宋金开始对峙之后，大宋君臣的种种做态，简直不像是国家管理者，尤其不像大国之主。其患得患失、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勾当，连市井小儿都不如。主政者如此没有“定力”，国家哪里还有尊严？
李纲的苦口婆心，钦宗也体会到了，他对李纲的观点颇为赞同。
李纲看看话已说到，便告退，继续去巡城。现在和谈虽然在进行，但金军仍在城外虎视眈眈。为防止意外，李纲又向钦宗提出，请派宰执分管汴京城四面城墙的防御。钦宗准许，命蔡懋安排宰执们，分别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
这个战时的安排，很有意思，一下把李纲提到了凌驾于众宰执之上的位置。四壁守御使，都要听他这个城防司令的。
李纲对议和使的担忧，不幸而被言中。以李棁为首的这个使团，果然有辱使命。当天一出城，开局就不是很顺。先是吴孝民催命似地催促使团赶紧出城，但是为等待准备酒果、黄金，等了好半天。上马出发时，太阳已落；出万胜门约一二里，天色就已完全昏黑了。途中，不巧碰上金军骑兵三两人。金兵不知来人是使者，还以为是宋兵偷袭，便乱放了一通箭。使团的随从一人死，四人伤，损失惨重。
好不容易才让对方弄清了情况，使团又继续前行，至深夜一更时，才到达宗望的驻地孳生监。
宗望态度傲慢地出来见使者，南向而坐，俨然帝王。大宋的使团团长与副团长，居然对之行臣子礼，北面再拜，膝行而前。简直是丢尽了国家的脸！
宾主随意聊了几句，宗望所言不及和谈，只是指责大宋为何背盟、为何接受大金叛臣、为何要给张觉封官等等。说罢，甩下一句“天晚，待明日相见”，就起身走了。
当晚，宋使者在孳生监歇息。在安排住宿时，大金的接待官员、太师萧三宝奴说：“我们皇子郎君此次走到半路，就有返回之意，只是纳闷南朝为何不遣使来求和？”
他说的这话，显然是宗望授意，旨在诱使宋使臣接受苛刻的条件，做出更大的让步。
郑望之答道：“朝廷已派遣给事中李邺去议和，但不知在甚处可逢大金人马，更不得消息。”
萧三宝奴说：“李给事，我们知道是上皇遣来，但我们皇子郎君说，不知今上意旨如何？”
郑望之说：“我们主上即位才十余日，上皇已南巡，朝廷仓卒间未及遣使，而贵军人马已到城下。”
三言两语之间，金人就摸准了宋使者的态度，知道来的不是什么硬货，便自去回报了。
第二天，宗望根本就不露面了，派遣了燕人王汭，向宋使传话说：“贵国京都，城破就在顷刻，我军所以敛兵不攻者，只是为贵国皇帝之故。若能存赵氏宗庙，则恩莫大焉。因此之故，若议和，贵国须拿出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我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都要送还。此外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我乃退师。”
说完，他出示了一份清单，将上述条件开列得清清楚楚，交给李棁，让他送达大宋朝廷。
这场开封保卫战，若是大宋方面眼看要守不住，大金开出这样的条件还情有可原。一个败军之将，还敢狮子大开口，显然是摸透了对方态度的缘故。这时，大宋使者若词锋锐利，生死不惧，告诉宗望：今日已不复往日，大金根本没得可能啃下汴京，还有可能陷于各地勤王军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么，宗望断不敢如此狂妄！
可惜李棁胆小，他战战兢兢接过清单，不敢多说一句。过了好半天才说：“这里还有皇帝赐金万两及酒果。”宗望笑笑，也不答谢，只是让吴孝民把礼品接受下来。
宋使退下后，金人都笑之，道：“此乃一妇人女子尔。”
这是大金方面在开战后，第一次接待大宋的国家级代表。他们大致摸清楚了宋的谈判底牌。自此，上上下下都有轻视宋朝之心。
另有史料记载，正使李棁虽然窝囊透顶，但那位偶然被选中的副使郑望之，还算尽职尽责。在与萧三宝奴等人斡旋的过程中，多少还做到了据理力争。
他说：“女真本一小国，初以兵马强盛灭契丹，终能以礼义与中国通好，岂不为美？若一向恃强，务欲并吞，非至理。”
三宝奴说：“只是南朝多失信，须要一亲王为人质，此事古亦有之。”
说起这个，难不倒饱读诗书的郑望之，他说：“不错，如燕太子丹质于秦是也。然不知周、郑交质，其后终至交恶？诚然，为大计，质亦何妨，然而若以亲王为人质，万一有感风寒而致不测（意为万一病死），以人情言之，贵国亦不得不悔。此事怕是无益。”
三宝奴又笑道：“北朝以兵之所至为疆境，今已至汴京，皇子郎君只想画河为界。”
这是不声色地提出了一个最苛刻的条件。条件涉及了领土问题，郑望之分外谨慎，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朝廷自来与金国讲好，以燕山为界限，内郡及都城都不设守备，以示不恃强欺弱！若你们皇子必欲以河为界，此乃恃强有所索取。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前日燕山收复就是一例；北朝得南朝地恐怕亦然。此乃人情向背不同，还是朝廷为金国增加岁币为好。”然后，郑望之提出，岁币可增至银三百万两。
这与金国提出的条件相差了一大截，三宝奴不悦，冷笑道：“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地岂守不得？古人即有守得者。”
郑望之说：“耶律德光到汴京，不及一月，如何谓之守得？”
三宝奴只是说：“还是有守得的。”
郑望之说：“北边种籽落得中原地，无如拓跋魏（指北魏）。然而自拓跋南侵，改为元魏，已百年有余，当时所立君长，犹如中国之人也。用中国之礼乐、中国之法度、中国之衣服，故中国之人亦安之。今大金岂可以拓跋为比？”
说到最后，三宝奴见郑望之嘴不让人，不禁哈哈大笑，说：“你我各自尽忠尽节，不过，你我为国家能说得成甚事？只是我军许多人马远来，总不成空手回去也。须知，大金人马不似南朝健儿逐月有钱粮发。”
郑望之也缓和下来说：“若是讲和，却存旧好，所有贵军，朝廷定会犒劳，但不知有多少人马？”
三宝奴答：“河东国相（即宗翰）二十万，皇子郎君这边三十万。如今讲和，我军便遣人通知河东军，此事朝廷不要迟疑，早早便了。这里许多军，久住必坏了你家人民田禾。”
郑望之说：“昨日得圣上的意思，若说及犒军，可许诺银三五百万两，即使此数亦不易出也。”
三宝奴嗯哼一声，说：“金人离家有六七千里，动辄一二年，须是每人得两铤银、一铤金方可！”
郑望之叹道：“太师开得这样大口，又要以河为界，好难商量！”
李棁一直在旁，一言未发。回到住处，想想大金的苛刻条件，吓得面如土色。这一夜，他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叫韩宣徽的大金官员来看望，作了个揖，说道：“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
郑望之吃惊道：“既是讲和，何言打城？”
韩宣徽笑道：“且要耀兵。”
之后，宗望才约见宋使，对宋使笑说：“打城人适才已返回矣。”又云：“讲和事，我派人去朝廷理会。”
于是给了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一封国书和一件不封口的公文，并玉带、玉篦刀、名马各一为礼，叫三人与李棁、郑望之一同入汴京城。那个不封口的文件，就是索要的金银、绸缎、牛马数目。
当晚一更之后，一行人来到福宁殿门，李棁、郑望之入殿具奏。钦宗看了所进的大金国书，才知道大金开出的条件：除了金银牛马外，还要割让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以亲王一名为人质，等金军回军之日送到黄河边，并要宰相一名同往，参与交割地界。交割完毕，宰相可回。
钦宗看了，没言语，叫两位使者跟大臣们说仔细。
听罢汇报后，以李邦彦为首的一帮宰执大为震恐，连夜讨论，最后拿出了意见：割地及亲王为质的条件，全部答应。财物方面，拟在金人所提条件的基础上减半，拿出金八十万两、银二百万两、缎二百万匹；牛羊则按大金的要求给，即牛马五百头、羊一千口。据记载，这个方案，主要是出自李邦彦的主意。
十一日在崇政殿上朝，钦宗听了宰执们的意见，“默然无所主”。
如果采纳了这个意见，初八、初九两日将士们舍命得来的战果，就将一风吹掉。大宋将再次沦入耻辱的深渊！
这个卖国的方案，激怒了李纲。
他引用钦宗昨天赞同的“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的看法，据理力争。他说：尊称金国国主为“伯父”以及归还金国叛臣这两条，倒也罢了，可以如其所欲，因为这两条实际上对大宋无害。但是犒师的金币，他们索要得太多，虽竭天下之财力不足以充其数，我看酌量给他们一些就行了。
大有问题的是割地条件。太原、河间、中山，是国家屏蔽，虽号称“三镇”，其实包括了十余个郡的领土，北部险阻都在这些地方，割之，又何以立国？此外，三镇还是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将此地送人？
至于派遣人质的问题，即使宰相当往，亲王也不应当去，事关尊严，决不能答应。
李纲建议：莫如选择干练使臣，与之往返商议，给大金方面讲明白所以可、所以不可的道理。另外再告诉他们：金币之数，要用一些时间让有司核查数目，陆续呈报。以这些理由，滞留金军数日，待我大兵四集，金军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朝廷与之盟约，再派重兵把他们礼送出境，彼辈自然就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
这些看法，充分考虑到了大宋的长治久安，很有见地。特别是利用谈判滞留金军，以待勤王大军前来向他们施压的主张，可谓绝妙。
可惜宰执皆不以为然，都说汴京城破，就在旦夕，肝脑尚且可能涂地，谈何三镇之有无或者金币之多少，这些都不足计较也。
凡卖国者，万事当前，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肝脑能不能涂地。祖宗留下来的国土，虽寸土寸金，在他们却是可不予计较的身外之物！割了就割了，送了就送了；万民的社稷国土，他们像倒垃圾一样，一个早上就可以偷偷摸摸给扔了！
钦宗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没有了主意。李纲与宰执争论了两个多时辰，几乎气晕！据他回忆，此期间竟“无一人助余言者”。
——所有高官的肝脑，都比国家利益值钱！
李纲看看他一人实在无法战胜群儒，就愤而向皇帝提出辞去朝官不做，还是做个小官为好。他说：“陛下提拔我于小官之中，没几天就参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是考虑到臣之议论或于国家有补。今臣与宰执有异议，不能有所补，愿回到庶僚身份，也让我安心。”
钦宗当然不肯答应，劝慰道：“不须如此，卿只管去治兵，加固城守。我怕的是金人以和谈麻痹我，你们说的，可以慢慢商议。”
李纲接旨，不得不出，但是走了两步，又转身回去说：“金人所要的国土财物，宰执想一切许之，这不过是想脱一时之祸，不知将来有什么人能为陛下处理这大麻烦。愿陛下再考虑，将来后悔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出得宫来，上了城北壁，想想不妥，李纲又返回宫中，心存希望还可以力争一下。然而这时候，写给金国的“誓书”已经发出了，金国所提的条件，朝廷几乎全都答应了。
李纲能怎么样？我族之人干坏事，效率向来第一！
宰执们卖国卖得这样果断，是因为在他们脚下，有一个泱泱大国可以卖，而且足够他们卖上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
当天，钦宗做了这个卖国的决定，大概也于心有愧，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登上至尊地位以来，任重道远，但德行不够高，不能很好地领会天意，以致金人入寇，只能削地为盟。现有消息不断传来，敌方营垒遍布京城四郊，岂止是国土少了几百里！金人向我索要财物，催迫甚急。朕甚忧虑，连日来为同大臣们讨论对策，侧席而坐，夙夜不眠，顾不得身体安康。考虑到国家艰难，凡事宜从节省，所以决定自今月十一日起，避正殿（不在正殿办公），减常膳（降低伙食标准），希望以此举换得“上天助顺，万国效忠”，唤起臣民争相扶助我赵宋王朝的“不拔之基”，永远底定“太平之治”。
同时又下诏云：“大金所需犒军物数目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即使是供祀宗庙（即太庙）的器皿，也不敢吝惜；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也已下达告谕，要他们尽数捐助。然而尚恐未能够数，如有忠义之民体谅国难，愿将私家所有助国用者，限近日向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
国家财力如何，宰执们心理不是没数。现在答应了人家巨额赔款，又拿不出来，只能以“自愿”的名义向百姓摊派，这里面的逻辑关联，很发人深省。
金人索要太多，高官们难道就不会说一声我们没有吗？为何要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如果是为百姓利益着想，如此搜刮，岂不正是荼毒百姓？所以大宋宰执们的“软”，决不是怕金军打进来祸害百姓，而是想用百姓的钱，换一个苟且偷安，好继续把自己的官做下去。
这是一次对全民的大搜刮，连诸王家里的金银绢帛，道官、乐官等文化帮闲官员平常所受的赏赐和家中现有金银，各宫观寺庙、各局各司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要收上来。圣旨还强调：“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当初要是在惩贪上有这么大力度，恐怕国家早就太平无事了！
在一片惶恐之中，亏得中书省还想到了一个细节，奏报说：“中山、太原、河间府以及下属各县，按照誓书议定，属于要交割的地盘。这三镇官员如有不肯听从朝廷命令、不肯交纳金银者，建议将他们任职的州府机构立刻转给金国。”
钦宗看了，批示道：就这么办！
在一派苟安、颓靡、委曲求全的气氛中，大宋的高层中惟有一人，在危难关头，显出了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骨气。
当时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恰好住在京师，钦宗退朝后，康王入见，毅然请行，自愿去做人质。他说：“虏必欲以亲王为质，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变故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耶！”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惟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
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敛聚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转身不得，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将在家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招呼，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妓女、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民无以度日，冻饿交加，毙于街头者比比皆是！
这些民间疾苦，现在都不在宰执的眼中了，他们一心只想平息大金军的怒气，惟恐金人感受风寒，除每日向金营输送搜刮来的财物外，还备了鲜果珍馔、御酿名酒，及时送到金营，供给宗望大将军赏雪御寒。
城外道上，黄衣使者络绎于途，所携物品都是宫府内的珠玉珍玩、珍禽奇兽。
——可叹堂堂大宋，屈辱至此，人间廉耻，扫地以尽！
李纲目睹宰执所做的种种，怒火中烧，再也忍无可忍。在福宁殿接受钦宗召见时，愤而上奏：“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又准许告密，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
钦宗也意识到：若是把鸡杀光了，又该从哪里去取卵？于是说：“卿可去收榜，今后不准告密。”李纲奉命，便出宫亲自巡城，令士兵看到布告就撕，并向民众传达说“有圣旨收榜”。等回到行营司，又正式写了公文照会王孝迪。经过他的这一番努力，全城“人情乃安”。
惹起千古争议的“劫寨之败”
到了靖康元年的正月中旬，汴京一带的军事形势有了微妙变化。大宋朝的命运，在一派阴郁之中现出了一些光亮。
前不久，康王赵构在张邦昌的陪送下到了金营。因为城外局面复杂，一路走走停停，自日午出发，至夜晚时分才到达。当时路上胡骑交驰，但康王意气闲暇一如平日，这种“定力”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
——领导人有尊严，国家才能有尊严；领导人如果像小丑、像妇人、像戏子，国家自然是泥足巨人一个！
与此同时，李邺、高世则携带着和议书，随同萧三宝奴等赴金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
就在钦宗迫于金人压力，全面屈服了以后，从正月十五日起，大宋四方的勤王之师接踵而至，有时甚至一日到达数万人。这些军队，统统归李纲的行营司管辖。他在京城四壁分别设置了统制官，负责召集勤王军，“给刍粮，授器甲，立营寨，团队伍”，渐渐有了颇大的声势。这一时期的李纲，精神陡然高涨，“昼夜竭力，无少休息”。
当初勤王师还没到时，金军气势甚骄，横行城郊，旁若无人，经常解甲下鞍休息，自称“谁能为敌”。现在则开始心生惧意，游骑也不敢到处乱窜了。
在勤王军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种师道这一路。自从接到钦宗的勤王诏书后，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种为姓氏时念“崇”chong）就率领陕西、甘肃边军赶来，准备在黄河以北堵住金军。武安军承宣使姚平仲，也领了七千人马昼夜兼程赶赴京都。
等他们到了洛阳，才知道金军已经渡河包围了汴京。
当时有参谋官劝种师道不要再前进了，暂时屯兵汜水关以观动静，方为万全之策。这位种老将军素负盛名，天下皆称“老种”，其忠君爱国的程度，世无其匹。他不能接受这种懦夫式的建议，说：“何为万全？我兵马不多，若延迟不进，虏必知情，则更无胜算矣。今当恃勇而进，使虏不测虚实。京师守军知勤王师至，见一骑，则振作百十倍，何忧金人不破？”
他随即派遣二十名勇士，披坚执锐，持腊丸书，急趋京城。京郊的金军游骑见二十个宋军骑兵不要命地杀过来，都以为后面有宋的大队人马，吓得纷纷避走。
二十勇士冲到城下，顺利进城，递交了装有军情通报的腊丸。城内军民知道种将军的勤王大军已到，无不欣喜若狂。
种师道为早日抵京，索性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急行军至汴水以南。金军不知虚实，吓得纷纷移师自卫，增垒固寨。
到正月二十五日，鄜延的张俊、韩时中，环庆的汪洋、马迁，秦凤的种师中以及折彦质、折可求等勤王兵，先后有二十万人马汇集在京郊。汴京城内，人心稍安。
熙河经略使、名将姚古，从敌人最畏惧的“西兵”中挑选了五万精兵，从滑州出发，开至敌营背后待机而动。并与种师道等人约定时间，准备合力夹击。
宗望大将军此时顾不得赏雪了。他的远征军，现已被宋勤王军从四面围住，后勤保障线和归路都被切断，成了瓮中之鳖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啊！宗望暗自叫苦，连忙收拢部队，北移扎营，退守牟驼冈自保。
此时李纲颇为振奋，他考虑到：勤王部队应该有个统一的指挥体系才好，于是上奏：“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事乃有成。愿陛下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
钦宗很赞同，立刻御笔批示：“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可也。”他的意思，是想让种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与李纲正副搭配。
李纲也正是此意，不由得叹服皇帝的这个安排实在是好。
但是宰执中马上有人捣乱，秘密上奏，以为不可。到底进了哪些谗言不大清楚，只知道钦宗听了进去——我族的领导者，自古以来就不习惯公开听证，而私心偏好小报告，这才有千百年来有无数窝囊废靠打小报告，就能做到高官厚禄！
钦宗随即改了主意，另外设置了一个宣抚司，负责统辖“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任命种师道为宣抚使、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同时，又把负责守卫汴京的前、后军拨给种师道指挥。这样，行营司所统辖的部队，就只剩下左、右、中三军而已。
不仅如此，钦宗还屡次申饬：两司不得互相侵权。京城内外的三十余万大宋军队，就这样被一分为二，不相统属。而且宣抚司方面要采取什么行动，都属机密，不得向行营司通报。
临敌打仗，这样削弱自己力量的做法，究竟有何道理？让人闹不懂。难道是担心李纲军权大了，可能会造反？
李纲不能不“窃忧之”，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说，吾国的“二十五史”中，有很多领导者的败亡，就是自己闹败的；有很多领导者的死，纯粹是蠢死的！
就在勤王之师渐至的时候，大宋仍然直不起腰来。在递交给金国家的“誓书”（和议书）里，正式承认了宋金两国的新型关系——自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并通告本朝臣民，以后诏书把原来的称呼“金国”改称“大金”，于二十二日起正式实行。
到了这个时候，宋廷为遵守和谈协定，每日仍向金营输运大批金帛、名果、珍膳、御酿，“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
李纲心疼国家财富这样毫无意义地流失，每每有所争谏。他认为，勤王大军力量已渐强，我方完全不必再遵守屈辱的城下之盟。他说：“此不足以为德，而恰恰诱发了金人的贪心。虽说皇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但金人有了贪心，势必贪得无厌，何日可休？”
可是，群臣忽然仿佛都得了“言必行，行必果”的真传，异口同声称赞这是皇帝信守诺言的美德，坚决反对李纲的建议。他们是怕一旦毁约，又将惹怒了金国，不好收拾。然而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就给钦宗戴高帽子——若想让领导干坏事，这样做最为有效。这也是我国官场典型的“潜规则”之一。
如此，金人也就越加放肆，索求无所忌惮，以至于向宋廷索要妓女、乐工、珍禽、驯象之类，宋朝方面“无不从之”。
金人索要金银的压力越来越大，钦宗也有些不堪，便召见郑望之，吩咐道：“虏索要金银太多，安得充数！不过，宫中珠玉倒是很多，卿等可往金营试探，看看可否以珠宝充折金银？”
郑望之等人奉命等到了金营，王汭迎出来说：“不知诸位为何事而来？皇子郎君现因打球得了感冒，若有建议，待日暮时相见。如果是讲犒军金银的事，我方已有一位使者去谈了，因此不用再议。”
郑望之便把钦宗的意思说了。
王汭说：“这事谁敢插嘴！不过，我们皇子郎君亦确实喜爱此等物品，前日见高世则所执笏，十分精美，便借去看，极爱。你们回去后，可以试着送些珠宝来，也许可行。”
郑望之说：“今无成命，万一送来后贵方不接受，望之那就是欺君罔上了。奈何？”
王汭笑了，说：“这个我也不敢做主，只是好意告诉你们，可以一试。”
郑望之等回到城里，时已过午，马上入宫做了汇报。钦宗想了想，说：“把宫中所有珠玉，都聚到宣和殿，尽数送去！”
一直到勤王之师来得越来越多，“西兵”将帅基本都到齐了，钦宗的胆子才开始壮起来。此时，他听说金人仍在城北掳掠，屠戮如故，以至城外后妃、王子、帝姬的坟墓都被发掘殆尽，不禁大怒，“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二十三日左右，京城大雾四塞。钦宗召集李纲、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开了个御前会议，讨论如何用兵。
李纲奏曰：“金人之兵大张声势，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是奚、契丹、渤海等部落。我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已是金军数倍。彼已孤军入重地，正如虎豹自投於陷阱中，应以计取之，不可与之争一朝一夕之力。如今之良策，莫如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收复京北州县。待金人游骑出，则击之，并以重兵临近贼营，坚壁勿战，恰如汉代周亚夫围困七国一般，待其粮草乏、人马疲，然后我军将帅发檄文，声称索回誓书、收复三镇，以声势迫其撤军。待金军过河时，中渡击之，此必胜之计也。”
钦宗听了，觉得确实是个好计！
种师道这时候也入见皇帝，奏道：“臣以为议和不是个办法。金军若想拿下京师，谈何容易？京城周长八十余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粮食可支用数年，不可攻也！若在城内筑寨，而城外严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师，不逾数月，虏自困矣；如其退，即与之战。依臣之见，三镇之地也不宜割让！”
老将军豪爽，直言不讳反对议和。钦宗这时候也是个“主战派”了，听了这意见，不仅不认为是冒犯，反而觉得很有道理，就叫老将军去和李邦彦商议一下，种师道见了李邦彦，便质问道：“师道在西边，不知京城高坚如此，御备有余。当时相公为何便讲和？”
李邦彦挤出一个苦恼人的笑，说：“国家没有兵啊！”
种师道说：“不然，凡战与守，自是两回事。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若论守城，京师数百万众，不都是兵么？”
由于两人的路数和心思完全不同，因此商议来商议去，竟数日不决。
李纲与种师道两人的主战意见，在钦宗的赞同下，最终占了上风。大家的认识基本取得一致：预定在二月六日，分兵进发，占领战略要地，扼住金军要害。之所以定在这个日子，一是因为阴阳家说，这一天利于出师；二是届时姚古、种师中的队伍也将开至，宋军的兵力将占绝对优势。
这里顺便提一句，这个即将到来的种师中，也大有名气。他是种师道的弟弟，人称“小种”，素以老成著称，岳飞初出道时就曾是他的部下。种家一门三代，都是西北名将，赫赫有名。
事情至此，可以说天道已开始照顾大宋了，宋军只要如期发动，彻底端掉宗望大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就在这时，宋在战略部署上出现了自我混乱。种师道现在的副手、熙河（在今甘肃）统制姚平仲提出了“和，则不必战；战，则应从速”的主张，要求提前出击。
本来，种师道的思路是：金军虽然捞到了大批珠宝，但粮食却不多，甚至士兵都以牲口饲料做军粮。这样必不能持久，撤军北还之期，指日可待。到时，宋军依李纲计策，出奇兵进行追踪、包围、打击，估计可以全歼金军。即使走脱一部，等其溃逃到真定、中山二镇，也会被当地驻军拦截，仍会被全歼。
而姚平仲年轻气盛，认为完全不必那么谨慎。
这个小姚，是名将姚古的养子，幼年时即勇武异常，屡立战功。在徽宗时代，因被童贯压制，不曾有进京朝见的机会。但钦宗在当太子时，就久闻他的大名。
御前会议之后，钦宗在福宁殿单独召见了姚平仲，两位“愤青”谈得十分投机。钦宗对小姚十分欣赏，当场给了厚赏，并许诺如果一旦破敌，当晋级为节度使！
姚平仲是个头脑简单的武人，李纲对他的评价是“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这小子认为，这大功可以自己独得，于是就准备于二月初一晚间，和陕西将领杨可胜率步骑兵一万人，去劫金人营寨。
他打算生擒宗望，拿老贼去换回康王赵构。
这个计划，是经钦宗批准的。
年轻的皇帝，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激进派了。他嫌种师道太老成持重，不够创新，屡屡督促种师道早一点儿出战。但种师道一再讲明利害，坚持要等到种师中的部队开到再说。
钦宗等不及了，决定绕开这个老家伙！
这次行动，在历史上有太多的扑朔迷离之处。它对北宋末年局势的急转直下，有重大的影响，是大宋命中注定的一劫！
据李纲的回忆录《靖康传信录》上说，种师道对此次偷袭行动事前毫不知情——“虽种师道宿城中弗知也”。这一点，可以确证；否则老将军死也会反对的。
那么李纲本人是否知情或者赞同呢？从《靖康传信录》上看，李纲似乎也并不知情，因为他回忆：当天自己因病请了假，正躺在行营司动弹不得。
但是，后世有不少学者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李纲不仅知情，而且很赞同这个方案，同时还受钦宗之命，亲自主持了这次行动，是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他之所以在《传信录》里隐瞒了这一点，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考虑。所谓“为尊者讳”，是他不愿把此次行动的发起人钦宗的愚蠢给揭出来。
实际情况如何，这里只能存疑了。
这个行动，本是由钦宗与姚平仲两人约定，于二月初一半夜时分实施。但是很奇怪，如此高度的机密，竟然在正月二十八日（行动前一天），就传遍了整个汴京，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汇聚街头，奔走相告，就等着看金军的狼狈相。
钦宗更是成竹在胸，初一当晚，觉也不睡了，端坐在福宁殿等候佳音。他还命人在封丘门的城楼上布置好了御座，只等捷报一来，就驾幸封丘门，在城上举行献俘典礼，嘉奖三军，同享胜利喜悦！
他又下令，让行营司的属官方允迪，先行登上封丘门，起草好宣布大捷的告示，到时好向军民宣读，以免措手不及。同时又叫人在开宝寺旁边竖起三面红旗，上书“御前捷报”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开封城内，这一夜的前半夜，一片热闹、激动、期盼。人声鼎沸，有如节日！
“愤青”小将姚平仲，就在这种必胜的气氛中，跨上一匹青骡，器宇轩昂地率领一万兵马出城了。他命令部将王通，率五百人的敢死队跑在最前面，务求直踏敌营，杀他个人仰马翻！
约在五更时分，长夜将逝，天色未明，正是一般人睡得正酣的时候。这一彪敢死队沿孟阳河疾行，夺桥过河，向北奔袭，从金大营的西南角杀入。
宋兵的气势也真是了得，一时之间人喊马嘶，炬火照天。
——可是，这是一座空营！
勇士们来不及多想，立马冲进了紧邻的第二座大营。
这里，仍是连个鬼都没有！
夜色深浓，敌营一派寂静。宋兵的喧嚣也平息了下来。怎么办？
此时，哪怕是个平民百姓，只要是看过几页《三国志》的，都会意识到：不妙，这是中了埋伏了！
还犹豫什么？惟有一跑了之！能不能活下来，就看跑得快不快了。
可是，我们这位骄傲的小将，根本没把金人放在眼里。“西兵”向来是金人的克星，我们就是堂堂正正地在路上走，谅他们也不敢动手！他下令，不怕，冲进第三营，他金兵总不会钻到地底下去吧？就算是钻到了地下，也要统统把他们给赶出来。
可是诸位看官你想，那宗望一心想拿下汴京城，这次一入宋境，情报工作就做得相当好。加之种师道抵京后，京城防卫有了保障，已开了一些城门，供百姓出入谋生。那金军的哨探，就更容易混进城来。结果，宋军的劫营计划，只瞒了负责城外防守的种师道，却瞒不过金军的哨探，甚至连偷袭部队具体的出发时间都被探知。
金军大营那一边，早做好了准备，只等宋军来送死。三座大营四周，挖了不少陷阱、濠沟。此外，还有铁骑数万，都藏在营外。
就在王通率敢死队冲进第三座大营时，只听一声号炮响起，登时箭如雨下，金军伏兵从四面跃起，铺天盖地般杀来！
五百宋军壮士虽然是抱定了有去无回的决心，怎奈夜幕下连辨别方向都难，更谈不上杀敌了。一抬脚，就纷纷滚落陷阱和濠沟。侥幸活着的，也有一半以上身负箭伤。
西兵将领陈开不幸中箭身亡，另一位将领杨可胜马坠濠中，被金军俘获。
先锋王通见战也无益，只得率三百名残部，拼死杀出大营。出得营来，只见主帅姚平仲正率领后续的万余人马，在与数倍的金军激战。
那小将姚平仲，鲁莽是鲁莽，在生死关头却也不含糊，已是遍体带伤、力不能支了，还想率军杀进大营去接应前锋。
小姚将军一看王通血人似地逃了出来，知道前军已全然失败，不由长叹一声道：“我有负圣上所托，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李、种二将军？”
说罢，猛抽了胯下青骡两鞭，竟然单骑向京西的板桥方向去了。
——他跑了！
可怜万余精锐宋军，被金军伏兵一顿乱砍，支持不住，潮水般地朝后退。渐渐地退到了京城脚下，眼看就要全军尽没。
据李纲回忆，这天半夜时分，钦宗派宦官送来了亲笔手谕，说是“平仲已举事，将成大功，卿可率行营司兵马，出封丘门为之应援。”
李纲看了条子，心里叫苦：小姚提前偷袭和增援之事，事前并未做策划，现在黑灯瞎火的，如何去集合行营的几万人马？他立刻写了一个手札，讲明自己在病中，仓促间无法调集军队。可是，就在须臾之间。宦官前后来了三拨，以军令逼迫李纲赶快调兵。
李纲不得已，只得连夜调集手下的左、右、中三军，忙了小半夜，至黎明时分，大军才出了封丘门，来到城外的天驷监。
李纲把三军分别做了部署，中军埋伏在城门东北，左右两军驻扎在景阳门一带，都是为接应姚平仲做准备的。如果姚平仲传回消息说“得手了”，三军立刻作为第二梯队冲上去；如果万一失败，则可接应姚部安全回城。
可是等李纲把军队布置好了之后，只见偷营不成的宋军溃兵漫野而来，远处大队金军追赶过来，扬起漫天黄尘！
京城又要重陷危机！
好在李纲还能稳得住，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抽出一部分兵力，分别去帮助范琼、王师古解围。主力部队则进至幕天坡，与金兵展开激战，斩获颇多。金军被李纲打得晕头转向，稍做休整后才缓过神来，又集中力量攻击守城的中军。
李纲再次组织反击。他亲率将士登城抵抗，命令禁军神箭手一顿猛射，逼退了攻城的金军。当晚，他没回家，就住在了城外的军营里。
“姚平仲劫寨之败”这件事，到此也就告一段落。姚平仲只身逃跑，隐身江湖，多年以后才浮出水面。
劫寨奇谋，可惜大败亏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宋军惨败后的溃散之势，被李纲迅速稳定住了。
汴京军民终于被激怒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检点一下“姚平仲劫寨”这一仗的成败得失了。
这一仗，偷袭肯定是失败了，没有达到动摇金军、进而驱逐之的目的。但是，由于宋军大多是抱着决死的信念出击的，打得比较勇敢，且有夜色做掩护，所以实际损失并不大。事后清点，“所折不过千余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偷营时杀伤的敌军人数，也与此相当，因而金军并未占到什么便宜。
此外，黎明时分，行营统辖的三军在幕天坡阻击金军，斩获千余人，本身伤亡不过百人。这样算来，宋军在歼敌数字上还算是打了胜仗。
可是，中了人家埋伏，说起来太难听了，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不是败仗。
即使如此，客观地说，这个败，也不过是小败，而且是缘于保密工作没做好。这只是个战术上的失败，跟宋金战略上的强弱对比，关系不大。
但是，这一败，对宋军收复失土的信心打击却很大。天下无敌的“西兵”首次被金军打得如此狼狈，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
还有就是，主战一派自种师道大军开到，就在朝中占了上风，投降派虽然无可奈何，但都憋足了劲儿要等着看笑话。这一败，恰恰给了人家口实，今后的舆论将极不利于反攻复土。
将门之子姚平仲，首战小有失利，为什么就只身从战场上跑掉了？因为他深知：这一败，祸闯大了！
首先主战派领袖种大将军，就决饶不了他。种师道抗战有决心，但却是个稳健派。他主张二月初六发动，小姚居然连五天都等不了，不听节制擅自出击，把抗金的大好形势给断送了，老将军一怒之下，不宰了他才怪！
所以，后世有人说：小姚的逃跑，怕的就是种师道要按军法砍他的脑袋。
他之所以跑得那样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谙“愤青皇帝”钦宗的行为方式：打胜了什么都好，如果打败了，就会绑了带兵将领，送给金人作为求和的筹码。
对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愤怒得快，也屈服得快，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他一跑了之，麻烦就推给了主战的种、李二人来承担。
宋军偷袭惨败之后，种师道认为事情还有可为，当天就上奏钦宗：“今日虽败，明晚再袭，出其不意，金兵定然难防！”
李纲也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朝臣无须过虑，也不应互相埋怨。”
可是，宰执们可不这么看，台谏也是一片哗然。他们故意哄传：“西兵勤王之师和行营兵，全部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
张邦昌、李邦彦甚至闻姚平仲败而大喜，在都堂置酒高会，庆贺偷袭失败！
历朝历代，坏事干尽的奸相，为数可谓不少；但是他们大多都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与国运连在一起的。国家军队打了败仗，他们总还认为不是好事，有的还千方百计地隐瞒。像北宋末年这样，当朝的最高行政官，闻听自己军队失败而欢欣鼓舞，真乃空前绝后！
高薪养廉百年，养出的就是这么一批无耻之徒！
曾几何时，大兵压境之际皇帝召问，这帮家伙缄口无一词，有如木偶。而此时主战派稍有挫折，他们则如喜鹊登枝，高叫“大势去矣”！有人在朝议时主张：都是李、种惹的祸，应把这两个祸首明正刑典，以谢国人！有人叫嚣：应把两人绑赴金营，交由金人去处置！
钦宗这时候也被吓破了胆，由“愤怒”转为“震恐”，紧急下诏，是一道死命令：“不得进兵！”
金营那一边，对大宋君臣的心态，早已摸得透透的。宗望便派了使者来，说：“你们用兵，是将帅所为，不是皇上的意思，请继续和谈为好！”这是宗望在顺势而为，这样既离间了主战派与钦宗的关系，又给了钦宗一个屈服投降的空间。
宰相李邦彦闻言，按捺不住，上前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主谋，非朝廷之意。”
宰执们当即作出决议，把李纲绑起来交给金使，死活去他娘的！
反而是这位金使的态度堪可玩味，他坚决“以为不可”。
为什么金使会拒绝大宋高层的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也许是金人多少还有些武人的豪侠心肠，认为战场上没能战胜的对手，以阴谋取之，不大光彩。总之，金人在这事情上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反衬出大宋宰执的一副猪狗嘴脸。
金人的态度，宋朝君臣当然不敢违抗，虽然人家不接受替罪羊，但我们自己对李、种的惩罚决不可免。于是，钦宗下诏，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两个职务，以蔡懋代之。
而后，他还是怕刺激金人，干脆撤销了亲征行营使司，让蔡懋仅以守御使的名义总揽兵事。
对种老将军也不留情面，罢免了其宣抚使的职务。
两位主战派大将，就这样无辜地被夺掉了军权。大宋朝廷的这个姿态，就是准备全面屈服，永不言战——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只须留下我命一条！
二月初三早上，李纲尚在城外防守，忽然得到皇上的“止兵诏”，心知情况有变，便整军入城。然后，到崇政殿求见钦宗。
等他走到殿门时，才听说已有诏下，罢了他的官，求见皇帝也见不成了，便黯然退下，来到官员的待罪之地——“浴室院”听候处分。
这边蔡懋接任后，立即统计部队损失。出乎他意料的是，报上来的结果与传闻大不相同。行营兵损失才百余人，西兵及其他勤王之师死伤千余人，其余的兵员都在。钦宗一看这结果，也大为震动，这才知道：日前朝议上所传闻的“全军覆没”，都是胡说八道。
当晚，钦宗便有亲笔诏书下来，对李纲进行了慰劳，又赐银五百两、钱五百贯以示嘉奖。同时让吴敏转达了“即将复用”的意思。
皇帝知道自己前几天是被宰执们蒙了！
李纲感泣谢恩之后，本应再图振作，但是经这一折腾，他心也凉了，只想上书乞求解甲归田——贪生怕死的，高官稳坐；奋勇抗敌的，乌纱落地；这叫什么世道？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国，真是万万爱不得了！
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初四日，李纲、种师道被罢官的消息在京城传开来，军民闻知，无不悲愤莫名。
在我们后人的印象中，大宋朝是历史上最窝囊的一个王朝，好象大宋军民也是一群比较窝囊的人。
其实不然！
就一个群体来讲，中国历史上有过卖国的君臣（统治者），却从来没有卖国的人民。即使是看起来比较柔弱的大宋军民，骨子里也是相当刚烈的。只不过钦宗、李邦彦之流，从来就没把百姓的意志看成是与国家有关的事罢了。
二月初五日，汴京军民积蓄多时的对卖国君臣的愤怒，终于大规模爆发了！
这天一大早，宣德楼前的御街上，除了禁卫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闲人。
这是一个春阳高照的早晨，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疲惫的金军仍被挡在高墙之外，一筹莫展。城内的达官贵人，一如既往地在过着精英式的生活。
然而，就在一片寂静之中，站岗的禁卫军忽然听到：有一种异常的声音，从街南传来。
这声音，低沉、威严、宏大——是无数人踏出的脚步声！
卫兵抬头远望，惊恐地发现，御街南端走来了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
看上去为数有上千，全是书生或太学生。
青衫一片，人头涌涌。平日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旦聚集起这么多人，以这种沉默的方式走向中央禁区，竟然会有如此震慑人心的力量！就连平日见惯大场面的哨兵，也不由瑟瑟发抖！
书生，也要造反么？
这当然不是造反。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即使被逼迫得走投无路，也没有群体造反的事发生过。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一个体制内的公平！
这是太学生陈东，发动了书生千余人，今日要来伏阙上书，也就是请愿。要向皇帝申明，李纲和种师道两位大人无罪，不当罢官！
那么，这陈东是何许人也？
假如有人要写《儒学发展史》，这是一个绝不能绕过的人物。假如把中国古代真正践行了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列个排行榜的话，陈东与李纲一样，都应列入前十名之中。
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他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
在他们的前面，是汉代“党锢之祸”中的清流人士；在他们的后面，是明代宁死不屈的“东林党人”。
陈东、李纲，可以说是儒家人物群在先秦以后的三座高峰之一。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奇峰崛起的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县（在今安徽当涂县东）人。他向来性格耿直，不畏权贵，疾恶如仇。
早在徽宗朝蔡京当权时，陈东在太学里就敢指名道姓地痛骂蔡京。当时无论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对蔡京心存畏惧，朝野一片百鸟压音。陈东的言行就显得十分特异，太学的同学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做“狂生”。
在疯子当道的世界里，思维正常的人反倒要被目为“狂人”。这种黑色幽默，在历史上不知疲倦地反复上演，一直要演到人心完全麻木为止。大家都跟着疯了，也就太平和睦了。
但是陈东不能疯，他是从心底把儒家思想看成是真理的少数人之一。他的想法很简单：国有奸臣，正直之士怎能装聋作哑？
一次，他在亲友举办的宴会上，又破口大骂蔡京、李邦彦的贪婪无耻。同席之人怕受牵连，都面色大变，纷纷掩耳避席而去。最后，满桌客人只剩下了他一个。请客的主人当然不能走，却早已吓得瘫倒在地。
陈东通过贡试进入太学之后，正是金军步步进逼时。他一直非常关心国事，曾三次上书指斥奸臣，反对向金国妥协。最后一次上书，是在金军快要抵达汴京时。
他给钦宗讲了“六贼”猖獗的最大危害：“臣听说上皇已巡幸亳州，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统兵二万从行。臣深虑此数贼遂引上皇南渡，万一变生（即另立中央），实可寒心。东南之地，沃壤数千里，郡县千百；中原诸般物产，可取之不尽。其风声气俗，素尚侈靡，人所动心。其监司郡守、州县之官，皆数贼门生，一时奸雄豪强及市井恶小，无不附之。童贯在讨方腊时，曾收买人心，又听说他私养死士，自为之备。臣曾于前不久上书言六贼罪恶，贼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于是鼓动上皇南行。臣恐数贼南渡之后，必借上皇之威，乘势窃国，振臂一呼，群恶响应，离间陛下父子，事必不可收拾，则东南之地恐非朝廷所有，其为患，岂是北方夷狄所能比哉！望悉追数贼，悉正典刑。另派忠信可靠之人，扈从上皇。”
对“六贼”挟持太上皇另立中央的担忧，不是没道理。这话点出了钦宗的心病，所以钦宗对陈东的看法“深以为然”。六贼后来的命运，也大抵就此注定。
可是当朝宰执李邦彦、白时中等人，在钦宗那里恩宠未衰，气焰正熏天。陈东在太学里不管不顾地评议时政，同学们就不免为他担心，大多数人都疏远了他，以免招祸。陈东一仍其旧，把国事当作自家的事，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又能如何？
此次听说李纲、种师道被罢，他又来了倔脾气，准备写第四道奏章，并打算联络同党，伏阙请愿！
有好心人赶快跑来，以过去李彪、陈朝老上书言事而得罪的事做例子，劝陈东少说为佳。
少说，确实是个好办法，个人可以毫发无损；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将世世代代生活在魍魉世界里，连个堂堂正正的人都做不成。有的人也许觉得这没什么，但也有的人就是宁死也不愿苟活！
——青天在上，圣人作则，凭什么不让我们说真话？
太学的头头风闻学生可能要闹事，立刻紧张起来。祭酒（校长）谢克家把学生们集合起来训了一通话，还规定了几条临时纪律，不准上街，不准请假外出，干脆把学校大门上了锁。
大门锁上了，但思想却是锁不上的。陈东当晚赶了个通宵，写好了奏章。等到五鼓时分，天色已亮，他联络了七、八个同学翻墙而出，前往宣德楼。一路上，又碰到同学雷观、高登，也是要去伏阙上书的。在离宣德楼不远处，又遇到了也想去请愿的进士张柄。
一行人就在街头开了个小会，决定联合行动，造成声势。
太学生要上书为李纲、种师道说情的事，立刻传遍了全城。军民奔走相告，情绪高涨。这时候恰恰是钦宗君臣们一向不以为意的“民意”，要来扭转历史前进方向了。
民意固然只是一种意念，平日里看它，并没有什么力量。但它是干柴遍布大地，可不要让它遇到火星儿！
太学生上书这件事，就是一颗暗夜里的火星儿。
没过多久，闻风而至的读书人就达到了千人。当诸生到达宣德楼前广场之后，汴京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有人还爬上东华门，擂响了“登闻鼓”（供诉冤者用的鼓），因为用力过猛，以至把鼓都敲破了。
太学里也按不住了，学生们砸碎了门锁，一拥而出。有几百人跑到宣德门前广场，声援陈东！
此时，城外金军攻城正急，牵制住了守城的正规军和民兵，否则还会有大批军民赶到。
整个汴京，沸腾了！
人们在街上，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击掌誓约：“今若不见李右丞、种宣抚复起，死不罢休！”
此时正是早朝时间，诸生伏阙请愿的事迅速通报了上去。钦宗也很聪明，知道要平息这突发事件，须得正人君子出面才行。他立刻派知枢密院吴敏、耿南仲出面劝谕。
两位国防部长面对的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场面，他们虽然威望很高，但处在民众的汪洋当中，不能不感到自己就像水滴一样渺小。
广场上，一片呼声震耳欲聋——“我们要见李右丞！我们要见种宣抚！”
这是盛世之末的另类盛大景象！
待得早朝散时，百官退朝，从东华门迤逦而出，恰好走过阕前。
衮衮诸公，峨冠博带，仍像往日那样器宇轩昂。他们完全没有料到阕前此时是怎样的场面，更不能想象大宋的民心是何等模样！
打头的一个，正是当朝红人李邦彦。
广场在瞬息之间忽然安静了下来。
身穿大红官袍的李邦彦，在这一瞬间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处在怎样一个危险场合中，依然面带傲慢，内心充满了扳倒李纲与种师道之后的得意。
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请愿，又能怎样？
草芥一堆！
难道不知道这是谁家天下？
但是，也就是在呼吸之间发生的情况，让他立刻感到天旋地转！广场上忽然爆发出巨大的声浪——
“老贼！恶人！你怎做得宰相？”
人群潮水般地向他涌来，冲乱了井然有序的退朝队伍。
帝国官场的威严、权力巅峰的威慑力，在愤怒的民意面前荡然无存！众人围住了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历数他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罪恶。
李邦彦做梦也想不到，他这辈子还会经历这种场面，一下子竟呆住了，面如死灰。
整个帝国的政治精英几乎全部在此，就站在第一宰相身旁的不远处，可是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平息这事变？
这是绝对正义的审判。
绝大多数的官僚们并不明白：民意，可一欺再欺，但不可三欺四欺永无止境。当民意被逼得爆发时，精英们惟有惶然无措！
京城军民越说越来火，终于按捺不住，有几条汉子冲到李邦彦跟前，打掉了他的官帽子，扯住他的束发，狠狠地扇起耳光来！
这是正义的宣泄，如江河开闸，无可阻挡。广场上的百姓激动万分，后面的人纷纷朝前拥，要亲手惩治这个天下第一卖国贼。由于前面的人太多，挤不上去，后面的人就拾起地上的瓦砾砖石，向老贼身上投击！
一时之间，砖如雨下，万众齐呼——
“打！打死这奸贼！”
民众也没有放过其他几个奸相，他们抓住蔡懋、王孝迪、赵野等人，高声斥骂，饱以老拳！
几位大佬在一瞬间官帽落地，官袍碎裂，披头散发，狼狈不堪！
李邦彦见势不好，心想再延宕下去，吾命休矣。他瞅了个空子，拼死挣脱出来，看准了不远处有一匹灰马，便窜了过去，翻身上马。
民众紧跟着拥了过去，死死抓住他的两只官靴，不让他逃脱。
李邦彦此刻，头脑中只剩下了最原始的求生欲望。他发疯似地抖了抖双脚，挣脱了靴子，光着脚，策马狂奔，跑回了朝堂。
民众们一拥而上，把朝堂团团围住，高声呼叫，非要打死他不可！
奸贼，你进得去，就出不来！
众人还抱有最后的法制观念，没有冲进中央禁区，但是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朝堂门口的一排禁卫军，脸色苍白，手中的矛戈就如小树枝那样软弱无力。
李邦彦知道朝堂内现在也不安全，暴民们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冲进来。他急中生智，找来一件女式衣服穿上，叫手下备了一顶女式小轿，用一条黄绸内裙当作轿帘，挡得严严实实，从后门溜出了朝堂。
好在宋代礼法森严，正派男子对女人一般都“非礼勿视”，暴民们虽然冲动，但没人去骚扰一顶女轿。
混出了朝堂，李邦彦才觉得逃出生天，但他还是不敢回家，怕暴民们在路上把他认出来，索性就躲进了启圣院。启圣院原是一座官舍，因为是太宗皇帝的诞生地，所以后来建成了神庙，有尼姑看守。
李邦彦也顾不得男女之大防了，躲进了老尼姑的禅房里，动也不敢动——好在尼姑不算女人。
蔡懋、王孝迪、赵野等人被民众打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也都四散逃命了，谁也没敢回家。
大快人心事！
民众的壮举，也激励了一部分正直的官员。代理开封知府被民众的情绪所感染，打马来到陈东面前，执鞭作揖道：“诸生之举，忠义两全，令人不胜钦敬！”
在稍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站着陈公辅、冯楫、张焘、万元若、余应求等一批官员。他们特地前来观望，也表示了一种支持。
钦宗这才知道事情不好，吓出了一身冷汗：外患未已，怎么又添了内乱？他得知过去百依百顺的老百姓，如今竟成了暴怒的狮群，不由得既惊惶又困惑，赶紧派了内侍宦官去取陈东的奏章来看。
看了奏章，又了解到了广场上的形势，钦宗无奈，只得放缓口气，让民众先散去再说。内侍赶紧又出来宣读圣旨：“太学生上书，朕已观阅，全是忠义之论，甚好！所议合理，照准施行。群众可立即散去，各自回家，静候朕对官员升降有所处置。”
但是群众看不到实践检验，都不肯离去，仍是呼声震天。内侍吃了一吓，掉头就跑。
钦宗没法儿，又召集大臣商量对策。李邦彦躲起来不露面了，却有蔡懋和李梲跑回来，溜进了皇城。这两人挨了民众一顿羞辱，迁怒于李、种二人，在钦宗面前当然要少不了发泄一下。
蔡懋说：“陈东一向与朝廷相悖。陛下每出一旨，他必非议一番，此均有案可稽。本应下狱究治，然终未决断。今日又蛊惑众人在禁地闹事，实为大逆，臣以为应派兵卒弹压。”
李梲也添油加醋道：“伏阕学子中，多有与李纲有牵涉者，彼等先后同学，亦同气相求。今日之变显系李纲促成。他遣陈公辅等人，与太学生及军民人等勾结，图谋不轨！”
“哦！”钦宗大吃一惊。“证据何在？”
李梲说：“臣派人去察看，见陈公辅在众人之后，面露微笑，指指点点。陈公辅乃李纲故旧，他在阕前抛头露面，显系李纲指使。”
好在钦宗对李纲的为人还有所了解，没有被这诬告所迷惑。他叹息一声道：“朕也派人去察看过，阕前不止陈公辅一人，前后有几十人，如何认定系何人指使？伏阕士庶军民约有数万，李纲如何能在一日之内勾结这许多人？此说必遗笑天下。今日之乱，如何缓解为当务之急，卿等且用心，闲话休提！”
李梲诬告碰了钉子，仍是不死心，又道：“陈东乃首恶无疑，首恶一除，事乃定矣！”
殿前司主管王宗濋这时也进言道：“太学生以布衣身份而要挟朝政，当尽行诛戮，不容宽恕！”
王宗濋是“国舅”，也就是钦宗的舅舅，人称“王殿帅”。他出面说话，很有些分量。
钦宗心有所动，便派王宗濋和开封尹王时雍到现场去，把陈东等人监视起来。如有机会，可下手除掉；如不易下手，就不要蛮干，以免激成更大事变。
王时雍得了上方宝剑，便耀武扬威来到广场，对诸生斥责道：“想威胁天子么！为何不退去？”
诸生应道：“以忠义胁天子，不胜过以奸佞胁天子么！”说着，众人一拥而上，抡拳就打，王时雍登时吓得抱头鼠窜。
殿帅王宗濋见众怒难犯，知道不能来硬的了，便回宫向钦宗奏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只能顺势而为了。”
这时候广场上的事态还在扩大，知枢密院吴敏向群众劝说道：“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待金贼稍退，即令复职。”
诸生听了，很感欢欣，纷纷谢恩欲退，但周围军民仍不肯退，密密麻麻的人群将吴敏和诸生围在核心。
有父老泣涕道：“登城固守以活我国人者，李右丞也。进逼虏营卫我国人者，种枢密也。危社稷、弃国人、罢我右丞枢密以资寇者，李邦彦、李梲、蔡懋也。谏官御史无一言抨击，幸而有赖诸公奋不顾身，仗义执言以卫我国人，还望诸公有个结果之后再罢手。与其死於夷狄之手，还不如触逆鳞而死於君父之手！人之有欲，天必从之。请诸公稍候，待宣召李右丞、种师道后再离去不晚！”
诸生便对前来劝阻的耿南仲说：“先生前日向天子进言，言无不行；今军民之意，欲复用李右丞与种宣抚，望先生言之。”
耿南仲说：“我当求见皇上，以诸生之意奏上。”
但民众对官员的诚信度已大有怀疑，怕耿南仲这是诈言，不过想脱身而已，于是拉住他的马不放他走。
时近正午，民众情绪愈加激动。东华门上鼓声如雷，震天动地；群众“山呼震响，声闻数十里”。人们把宫殿前的禁区栅栏一古脑推倒，碎裂木板散落一地。
广场上的危急情况，令钦宗如坐针毡，看来不请李纲出来也真的不行了！他叫宦官赶快去宣李纲和种师道进宫，商量对策。
李纲接旨后考虑到，现在局面如此复杂，他不想被指为“幕后策动者”，因此“闻命惶恐，固辞不敢行”。怎奈前来宣召的宦官络绎不绝，催促甚急。不得已，他只好随宦官出了浴室院，上马入宫。
一行人由东门街出发，上了驰道，直趋东华门。一路上，无数军民拥塞道路，几不可行。
这边吴敏、耿南仲见群众情绪已完全失控，马上就要冲击宫禁了，情急之下，两人便大声疾呼：“勿闯宫禁，已有圣旨宣召李右丞！”
在场百姓听到，一片欢呼！众人掉头向浴室院方向拥去，要迎接李大人官复原职。
这边宫中并不知道李纲已经出发，还在一拨一拨地派出宦官催促。其中有个叫朱拱之的内侍，阴差阳错地成了群众抗议活动中的头一个祭品。
他平日也是个作威作福的主儿，今日被群众抗议的场面吓得发抖，奉旨之后，迟迟不敢出宫。拖延了许久，才骑马低头溜出宫，想偷偷摸摸从人群中混过去。
待他到得浴室院，立刻就被人认出：这不就是过去霸道得很的“朱公公”么？他是最先得旨宣召李纲的，结果后发之使已经先到了，他才跚跚来迟。民众知道这一情况后，嫌他奉诏之后出来得迟缓，新恨与积怨一起爆发。
有人突然喊了一声：“朱阉，今日容他不得！”
众人跟着一阵鼓噪，用力向前，把朱公公拽下马来。暴怒的人们一拥而上，把他的头发全部扯光，又争相去割他身上的肉。眨眼之间，可怜的朱爷爷就千刀万剐、尸骨无存了。
就在这时候，一位身份不明者忽然站出来，矫诏说：“有旨，杀内侍无罪！”
那场合，已不容人们分辨真伪。一句话，就引燃了更大的怒火！
军民愤恨执宰误国，引狼入室，“骂以国贼，众口一音”。他们刚才没逮住奸相李邦彦，现在把怒火都撒到了只知哄着皇帝吃喝玩乐的宦官身上，认为这帮没卵的家伙“蔽塞君上聪明，怀奸招乱”，众人“愿以死为国家除萧墙祸根，人人踊跃”。
狂怒的人群冲向奉命传旨的宦官、御乐、承宣等宫廷人员，痛殴太尉张道济以下二十七人，当场殴毙二十余人，“皆裂其尸、碎其肺肠、揭之竿首。号于众曰：此逆贼也。”
开封尹王时雍闻变，在禁城内急得直跳脚，屡次派人出去制止。可是无效，百姓已经杀红了眼，“虽以军法弹压不能禁也”。
钦宗更加惶恐，知道自己若再不出面，骚乱可能会演变成造反。最后只得硬着头皮登上宣德门，向民众传旨抚谕。
看见皇帝出面，众人才稍微平息下来，都竖起耳朵听天子有什么话说。王时雍趁机派士兵数十人围定了民变领袖陈东，又命刽子手数人不离左右，随时准备一刀剁了他。殿帅王宗濋也派出殿前兵，在广场上来往巡视。但陈东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挺身于斧钺之间，面不改色。
王时雍虎假虎威，遂高声宣布：“太学生以布衣敢劫天子，当行诛戮！”
然而，钦宗仍没有受他左右，马上派了宦官宣谕：“民变情有可原，陈东可免死。”
城下百姓听到皇帝还算说了一句人话，都雀跃不止，纷纷呼喊：“金人攻城急，乞召李纲退贼！”
钦宗立刻表示：顺从民意，召李纲复用为尚书右丞，尽兼旧职，仍兼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
李纲此时好不容易赶到，入见皇帝于福宁殿阁子，泣拜请死。君臣在今日这个背景下见面，钦宗也忍不住流泪。稍后，便有旨下，恢复李纲原职。李纲固辞，钦宗只是不允，命李纲赶快登上城墙西壁，履行守御之责。
李纲奉诏，出东华门，走到右掖门一带，将皇上意图向大众宣谕，安抚军民。
众人看见李纲出现，都齐声呼喊：“右丞，且与百姓做主！”
李纲此时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大声回应道：“纲已在此，即登城守御矣！百姓不足忧，速归家照管老小！”
百姓们闻言，皆以手加额称庆。此时，大家又得知：种师道将军也平安回到了家中。于是众人认为请愿目的已经达到，当晚就渐渐散去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骚乱，就此平息。
李纲安抚好民众之后，钦宗又在福宁殿召见了他，命他同时节制勤王之师，并把所有守城的民兵放遣回家。
这最后一项措施的用意，实际是为下一步和谈做铺垫，李纲是后来才知道的。
李纲登城之后，马上部署，严加守御。金兵在白天还有众多靠近城墙者，听说李纲大人又登城了，竟“奄忽遁无一人”。
当晚钦宗又下诏说：“士庶伏阙上书，愿用李纲、种师道。朕已亲览，深谅尔等忠义，令纲与师道复职，并传宣抚谕。若更乘时恃众乱行殴打，令纲、师道以军法从事。”
钦宗的这个诏令，还算是比较讲策略的，既承认了请愿是忠义之举，又明令禁止骚乱进一步扩大化。
果然，当夜又有京城浮浪之徒聚众闹事，杀死宦官数十人并毁其家，尽取其金帛。然后把搜出来的私藏甲胄弓箭送至官府，自以为有功，要求领赏。这样的暴徒，竟有千余人之多。城中百姓颇为不安，都担心有更大的变乱要发生。
李纲不能容忍趁火打劫者，次日，就让属官传令：要领赏的，请到守御使司报到，一手交物，一手领钱。如此把歹徒全部引诱到一处，向他们宣称，凡是首倡者均有赏，请自报姓名。歹徒们推举出二十余人，“审问得实，悉皆斩之，余者逐去”。
当天李纲还下令，斩了一批趁乱杀伤军人的歹徒，也有二十余人。此后，京城的治安才算稳定下来，无人敢再作乱。
对金国方面，李纲复出后，立刻采取了强硬态度。弱国无外交，一个国家的声望，是打出来的，而不是念子曰诗云念出来的。此前，割让三镇的诏书，被李纲扣下，没有发往金营，李纲被罢后，钦宗派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带着诏书前往金营，又应金人要求，派遣肃王赵枢去换回康王赵构，派遣沈晦、路允迪、程瑀、秦桧为“割地使”，携地图前往三镇，完成交割事宜。
此时的秦桧，官职仅为职方员外郎，在政治态度上是个无可非议的主战派，他后来的那些大奸大恶，还没有露出任何苗头。
他这次出使，与他当时的政治信念相背，而且是做“总割地使”张邦昌的属官，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他负责的这一路，具体地点是河中一带。好在，等他们几人分别到达指定地点后，河北诸将得到了钦宗决心抗战的密谕，都不理睬割地的事。于是，几位“割地使”无功而返，多少减轻了秦桧内心的负罪感。
李纲复职后，一反投降派的软弱，重振守城宋军的声威。复职当晚，因为金兵已经离城很近，正忙着准备攻城装具，于是李纲就住在了咸丰门上，彻夜指挥城防。
在李纲罢职的一段时间里，城防是由蔡懋负责的。这个蔡大人一上任，就命令撤下了协同守城的“保甲”，认为这些民兵都是李纲的崇拜者，绝不能用。
城外金军得知李纲被罢，气焰陡张，原本都不敢近城，现在常以数百名骑兵为一股，自北而来，向东而去，一路向城上守军放箭，密集如雨。
蔡懋这个史上罕见的卖国贼，竟然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施放有引炮，只能放空炮，也不得施放床子弩。有违者，皆杖之！”
有个士卒面对金兵的挑衅，气极，擅自放箭还击。蔡懋大怒：“坏我和议大事，怎生了得？”命人将该士卒拉下去，打了五十军棍，直打得皮开肉绽。并再次严令：“不得向金人放一箭、投一石！杀伤一金人者，偿命不贷！”
古今中外，在敌对的战阵上能发出这样的军令，真是匪夷所思！若是敌我实力悬殊，战至最后，统帅发出解散令、撤退令甚或投降令，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刻，蔡懋手上有兵有将、有枪有炮，士气也正旺，却公然发布“不抵抗令”，真乃无耻之尤！
之后不久，又有大股金兵来攻，将士请示蔡懋如何办，蔡懋有令：“不得还击，只要金人不爬上城来即可。”
听到如此混蛋的军令，一军士气极，说道：“既已讲和，为何又来攻？既射我，为何又不得还击？”于是，不顾军令，发炮痛击敌军，一炮击毙数敌。其余士兵受到感染，也纷纷还击，将进攻的金兵击退。
蔡懋见状，比杀了他亲爹还要恼怒，下令将带头还击的军士斩首军前。自此，将士心灰意冷，再有金人进攻，都袖手观之，城陷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了。
这样令人气闷的局面，就是汴京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的背景——好端端的国家，为何总是这些只图个人私欲、毫无爱国之念的狗官当道？
李纲登城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施放自便，能中贼者厚赏！”
将士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当夜，城上连发霹雳炮射击金军，金军士卒皆惊呼乱窜！
次日，又有一股金兵靠近城边，被守军乱箭射退。
此时，有人举报，那个早先在黄河渡口不战而逃的禁军将领梁方平，想投靠金人做内奸。李纲便把这位长腿将军叫到帐中，下令捆起来交给御史审问。此外，为避免宦官通敌，凡是在城上守卫的内侍，都打发他们回宫去了。
此时的汴京，对宗望大将军来说，又是一座不可摇撼的铜墙铁壁了！
他做了父子皇帝之间的调解使
轰轰烈烈的汴京保卫战，至此已渐近尾声。金国方面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向大宋提出：要求改派越王赵偲为人质，换回康王赵构。也许是金人嫌康王太聪明，怕他把金国的军事秘密全都探听了去。
钦宗考虑到越王是自己的叔叔，从礼法上讲，不便于派长辈去做人质，于是便派了肃王赵枢和他的女婿去做人质。
康王归来后，钦宗大喜，给了不少赏赐作为酬劳。这一时期的康王，表现相当不错。他素来就有胆量，且膂力过人，箭法娴熟，进了金营之后毫无惧意。在金营待了几个月，中间还遇到过姚平仲劫寨的事，好在都平安无事。劫寨那天晚上，赵构随时可能被金人拉去杀了泄愤，但他“恬然无所惊怖”，居然也就挺了过来。
康王回到汴京的时候，国人皆喜，争相上街观看。
据当今史家研究，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是在晚些时候写成，里面把姚平仲的劫寨，写成似乎是姚擅自发兵攻金营。而实际上，劫寨是钦宗点的头，李纲总揽，姚平仲只不过是个具体执行者。而《靖康传信录》里，仅仅写了姚平仲冒险失败，并没有过多涉及钦宗和李纲自己，这首先是为给钦宗遮丑，同时也考虑到：一旦劫营成功，可能康王就会被金人杀死，即使安全度过这一晚，也有可能在事后被拉出去宰了。
所谓劫营计划，其实是一个不顾康王死活的冒险计划，到将来，其主事者极有可能被清算。
这是钦宗的软肋，也是李纲的软肋。因此回忆录在写到这一段时，就不免含糊其词。
金人方面，这次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想攻进汴京几乎无望。尤其是劫寨后的那天早上，在封丘门与宋军接战失利，使宗望心有惧意。现在，既然有肃王为人质，又得了三镇割让之诏，收获也算可观。他便不等宋朝把犒军银两交足，就匆匆宣布撤军了。
宋金两国的交兵，说来很有意思，打的时候双方势同水火，不打的时候又相互彬彬有礼，跟一般的敌国大不一样。宗望决定撤兵后，还派了使者进汴京告辞，钦宗也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在军中赐宴给使者。
二月初十日，金人终于退兵。十二日，钦宗下诏大赦天下。
历经三十三天的汴京保卫战，在“惨胜”的气氛中徐徐落下帷幕。虽然金军在走时，掳掠甚多，但大宋军民还是喜极而泣。
——这条千疮百孔的船，总还算是没有翻！
三天后，钦宗在延和殿召见宰执，李纲上奏，对金军撤退后的对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过去我朝与辽的澶渊之役，大辽虽与我盟约而退，但我犹遣重兵护送其出境，是因恐其无所忌惮、肆行掳掠也。金人退兵今已三日，听说打算系浮桥渡河，一日而毕。我何不仿效澶渊之例，遣大兵护送之？”
这个建议如果实行，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金军再次扰乱沿途，二是以大军跟踪金军出境，在心理上对金是一个巨大压力，起码是扬了国威，能延缓金下一次挑衅的时间。
众宰执却以为不可，都说现在出兵跟踪为时过早，会激怒金国，还是缓缓再说。李纲鄙视这些鼠目寸光的大佬——再等几天发兵，就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了！他再三请求立刻发兵。
钦宗倒是认为李纲说得有理，便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日，李纲就派遣姚古、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将领，带领十万大军，数道并进，紧紧咬住金军跟进。李纲还嘱咐众将说：“若便利可击，即击之！”金军撤退，归心似箭，不可能再与宋军纠缠，只要他们有违约的地方，就痛打一顿，决无错误。这时候，是不能跟他们讲君子之风的！
李纲对众将分析道：金军撤退时，抢了不少东西，辎重甚多，光是掳掠的妇女就不计其数。如此骄兵，击之可胜。将士们听了，都踊跃而行。
这本是可以扳回一局的举措，但是，大宋方面又是自己人跳出来捣乱。那个躲过了群众运动的奸相李邦彦，担心诸将若因此立了功，在声望上将会对自己有损，于是便密奏钦宗道：“我与金构和，乃百年大计，岂能失信？诸将阻击之议，是为自图立功，贪图一日之胜，而坏国家长远之计，因此万万不可！”
钦宗这个少年皇帝，又被这和平言论所迷惑，同意了李邦彦的馊主意。李邦彦便叫人在河东、河北及黄河两岸，遍竖大旗，上书：“奉旨，有擅自攻金营者，依军法立斩！”
各路大军跟踪金军到了赵、邢（在今河北省）一带，形势相当好，把宗望搞得很狼狈。但是，此时他们突然接到三省下来的命令，内容是说：诸将只管护送，不得妄动，不得挑起争端。现京师空虚，恐生意外，各路大军须尽快回师。
将士们接到退兵令，无不惋惜，都痛骂李邦彦是误国奸贼！
东路的宗望在宋大兵逼迫之下撤走了，但是西路的宗翰还在搞鬼。他听说宗望得了大批财物归国，心生羡意，便也遣使向大宋索要金银。宋此时腰板已硬，当然不答应。不仅如此，还扣留了宗翰的使者。
宗翰没尝过宋军的厉害，立刻来了脾气：你不给，我就来抢！他带兵绕过尚未攻下的太原南下，很快就攻破了隆德（今山西长治），逼近高平（今山西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