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4
大宋的一班宰执又慌了，“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而南”。大伙就责备李纲，不该尽遣城下之兵去追宗望，现在哪还有兵去抵挡西边一路。
李纲不服，答道：“宗望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并无不当。再说当初也不曾想到宗翰能来。且宗翰之师虽来，闻宋金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李纲料定宗翰只是想敲诈，他这一路想打到汴京，不那么容易。此时的钦宗，手下有二十万勤王大军可调遣，正是胆气最豪的时候。他也被金人的贪得无厌激怒了，没用人劝，就下了开战诏书，声称“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这显然是受了李纲立场的影响。
在宣布迎战宗翰的同时，还罢免了议和派大臣李邦彦和曾经担任议和使的李梲、李邺、郑望之的官。又任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为汴京的屏障。任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援救高平；任命种师中为副使，增援三镇。
姚古一路不辱使命，顺利收复了隆德，兵进太原。宗翰这才知道大宋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不敢接战，率主力撤了。
东边宗望一路，撤至三镇地面，在准备按协议接收三镇时，三镇诸将一个也不交出政权。宋的跟踪大军又一直盯在后面，他也只好撤离宋境。
大金东西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寸土未得，都回去了。
可惜的是，李邦彦在被撤职前所提出的建议，仍在执行中，钦宗以金字牌追回跟踪金军的各路人马。其时诸将之兵跟到邢、赵间，与撤退的金军相距只有二十余里了。金人闻宋朝大兵将至，不知多寡，都吓坏了，匆忙逃跑。但是就在此时，班师诏到了，诸将只好率军退回。
李纲听说后，痛惜不已，在钦宗面前力争。钦宗这才有旨，让诸将继续跟踪。朝廷命令前后矛盾，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宋军还是在滹沲河追上了金军。不过，这次将士们知道朝廷决策犹豫不定，也就没了心思，不再有出击之意，只是远远跟着护送而已。
金人见此，知道该死的大宋又犯毛病了，都转忧为喜，放胆旁出抄掠，一直骚扰到深、祁、恩、冀一带，撤离速度大大放缓。
能够给金军一个教训的大好机会，就在钦宗的犹豫不决中永远丧失了！
这一时期，经过汴京民变风波，朝政上倒还有所刷新。闹事的时候，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为国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出，纷纷上表，乞求罢免。钦宗一开始没答应，但不久便罢去了李邦彦、蔡懋、宇文虚中等人的职务，只给了闲职，把他们逐出了行政中枢。同时提拔了在事变中“有功”的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左丞。
对待三镇的处置，朝廷的新班子经过商议，做出决定，认为三镇不可割，如有军民为国家坚守不放弃的，即遣使与大金再议，以租赋归大金，领土主权不变，以保祖宗之地。
这个决定，多少保持了一点国家尊严。
叙述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介绍一下前朝“六贼”的大结局。金军入侵，闹得大宋人仰马翻，这与“六贼”的倒行逆施脱不了干系。钦宗即位后，也知道民意不可欺，便仗着年轻人的一股锐气，先后收拾掉了“六贼”，算是替臣民们出了一口恶气。
靖康元年正月，在陈东第三次上书后，钦宗就对“六贼”开始下手了。先是将朱缅放归故里、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同时将李彦赐死。
钦宗对王黼有私怨，自然放不过他；但王黼是前朝重臣，公开除掉不方便，钦宗就在押解他的途中，命开封府派人将他杀死，取走首级，然后托言为强盗所杀。
京城百姓听说王黼暴死，都欣喜若狂，纷纷涌进他的宅邸中抢劫财物，共抢走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万缗。官府对此也听之任之——谁愿意给失势的坏人作主？
几天后，钦宗又下诏，指责梁师成与王黼朋比为奸，贬梁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押送之日，还没他走出开封府地面，就在半路上赐死。
二月，群臣起而攻击蔡京等人，钦宗顺应众意，分别贬蔡京、童贯、蔡攸三人，另外还籍没了朱缅的所有田宅。
一开始，这几个人的贬所都还不错，都是内地繁华的地方，经朝中大臣一再抗议，钦宗便一次次地将他们贬往更边远的地方。最后，贬蔡京于儋州（今属海南）、蔡攸于雷州（今属广东）、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命开封府派人押解前往。对于蔡京的族属，凡是做官的一律革职。朝中“六贼”的门生故旧，也都一并铲除。
蔡京在南下途中，恰逢金人指名索要他的三个宠姬，钦宗照准。蔡京只得挥泪与美人作别，做了一首告别诗，无限凄凉。流放途中，蔡京的随从购买饮食物品，小贩听说是奸相蔡京，都不肯卖货与他，还把他的轿子围起来詈骂。州县官也没有办法处置，只能将小贩赶走了事。蔡京在轿内垂泪道：“我失人心，竟至于此！”
到七月中旬，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身染疾病，门人也几乎都跑光了。他自知不免，作了一首词，叹道：“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阕下”。当月二十一日，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间，当时的潭州知府深恨蔡京，故意停尸数日不葬，等晒臭了再说。后来由押解之人草草埋葬，连棺木都没有，只用青布条包裹入土。
一代权臣，生前不做好事，自然是没得个好死！
紧接着，钦宗又准备在流放途中要童贯的命。他叮嘱宰执说，童贯狡诈，不能让他脱逃，须派一识得童贯的人，快马追赶，不论在哪里赶上，便就地行刑。宰执推荐了一个叫张明达的人负责完成任务。张明达赶到南雄（今属广东）才赶上，他怕童贯自尽，就派人先行一日去哄骗童贯说：朝廷已经重新起用童大人为河北宣抚使，由于新近将帅不会带兵，还须童大人坐镇。
童贯信以为真，大言道：“朝廷果然少不得我！”第二天，张明达赶到，读完圣旨后，宣布立刻行刑。童贯的笑脸还来不及收起，就乖乖引颈就戮了。
童贯的首级传回京后，在开封的闹市上挂出示众，受万人唾骂。
时过不久，钦宗又有诏，赐蔡攸自尽。而后，又派人至贬所将蔡攸之弟蔡翛和朱缅杀死。至此，“六贼”全部伏诛——自古恶人作恶多端，却都妄想善终，而且还想福及子孙，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
现在再回头看，徽宗时代仿佛已很遥远。可是且慢，徽宗在金军围困汴京之前虽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人还在，心没死。金军一退，“太上皇问题”立刻凸显了出来。
徽宗在东南呆得并不老实，他先是阻止东南勤王之师赴京，又截留了东南运往朝廷的物资，俨然另立中央一般。民间还有传闻说，徽宗已准备好了在镇江重新登极。
钦宗对此非常警觉，恰好又有陈东上书请诛“六贼”，更触及了他的痛处。他曾考虑委派聂山为发运使，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和朱缅等。可是李纲怕这么做会节外生枝，就劝钦宗道：“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可恕，然聂山之行，恐不当如此措置。假使聂山做成了，势必惊动道君皇帝，为陛下添忧；假如做不成，为数人所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皇帝于东南，陛下将何以处之？”
这番话说得钦宗恍然大悟，急忙问道：“那如何才好？”
李纲便趁机献策：“不如罢聂山之行，下诏贬谪童贯等人，并请求道君皇帝除去这几人，早日回京，可以不劳而事定。”
钦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未派聂山去，而只是陆续将童贯等人罢官，一步步来清理“六贼”。当“六贼”全部被诛后，徽宗才知道这儿子可惹不起，便写了密信给钦宗，为自己阻截勤王之师和粮饷的事做了辩解，并表示自己“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根本就无心再做什么皇帝了。
三月初，又有几位大臣上书，说太上皇在东南花费太甚，闹得鸡犬不宁；且经常发号施令，以至长江以南皇帝诏令反而不行，地方官都不知听谁的好。大臣们请求，应尽快迎太上皇“回銮”为妥。
徽宗也察觉到自己的不检点引起了众怒，只好于三月中旬踏上返京之路。走到南郡（即南阳）附近，便徘徊不进，说要去亳州上清宫烧香，然后直接去西都（即洛阳）。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不清楚。搞得钦宗很头痛。
徽宗每月都有给钦宗的信件，信里必谈及朝廷改革事宜。又给钦宗批示道：“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于是，民间就哄传将有太上皇后垂帘听政之事。不久又批示道：“吴敏、李纲，令一人前来。”
谁也不知道太上皇这是卖的什么药，大臣们都说“事且不测”，怕是会有重大事变吧？
倒是李纲看明白了徽宗的用意，他上奏道：“上皇所以欲见臣或吴敏，无他，欲知朝廷事罢了。吴敏不可离陛下左右，臣愿去奉迎，如蒙道君皇帝接见，臣将陈述自围城以来各项事宜，以释两宫之疑，使之决无他虑。”
钦宗犹豫许久，才同意派李纲去迎徽宗，还赐了太上皇行宫的官属一些茶、药等物品。三月十七日，李纲奉命离京。
十八日一早，李纲在陈留县见到了太上皇后坐的船，连忙打出迎接的条幅，跪在道旁。太上皇后派内侍出舱来传旨，表示了慰劳之意。李纲则坚持要面见太上皇后，转达皇帝圣旨。
太上皇后只得让他上船。李纲登船，在帷帘前，向太上皇后报告了钦宗对上皇的思念之意，也讲了自己如何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情况。这番话说得很得体，滴水不漏。
太上皇后听罢，对李纲大大表扬了一番，而后问道：“朝廷欲令我于何处居住？”
李纲答：“朝廷现将撷景园改为宁德官，供太上皇后居住。”
撷景园并不在禁中，太上皇后大为失望，表示仍想住在禁中的龙德宫。李纲就反复讲述太上皇后住在禁宫于典礼不合的道理，最后说得太上皇后无话可讲。
二十日，徽宗一行抵达南都，有旨于二十一日召见李纲。
召见当日，倦游归来的道君皇帝坐进了用幕布搭建的“幄殿”。李纲上殿奏事，转述了钦宗的孝心与思慕上皇之情，也表达了钦宗愿以天下养太上皇的意思。
徽宗听了，泪流数行下，叹道：“皇帝仁孝，天下所知。”接着又奖谕李纲说：“都城守御，宗社再安，相公之力为多！”
李纲拜谢之后，拿出两份手札来，进呈徽宗。其一是说，乞望道君皇帝早些回銮，不须再到亳州、洛阳去了，以慰天下之望。另一份是说，臣李纲素蒙道君皇帝教育，擢用于国家艰危之中，得效犬马之力，现在想乞求放归田庐。
徽宗大出意外，连忙再三劝慰——知识分子不能走！继而想起，李纲也是一位老臣了，便问道：“相公以前为史官，因何事而去职？”
李纲对曰：“臣过去任左史，侍候陛下您差不多快一年，曾经不知狂妄，议论了京城水灾事，蒙您恩典，没有遭到斧钺之诛，迄今感戴！
徽宗这才想起来，不仅有些感慨：“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
李纲接着又奏道：“臣往日论水灾，实偶有想法，说说而已。自古即使是无道之国，水犹不淹其城廓。古语说，天地之变，各以类应；当时水灾正为今日兵革攻国之兆。一般来说，灾异变故犹如人身，病在五脏则发于声色、形于脉搏，善医者能知之。人有病，不是外因使然，而是自身的气在起作用。所以圣人观变于天地，而注意修养自身，由此能保全邦国，而无危乱之忧也。”
徽宗听得入神，认为讲得有道理，接着又问到虏骑围攻都城时，守御的过程是怎样的。
李纲据实汇报了一遍。徽宗对战争的结局有些奇怪，问道：“贼既退师，方渡河时，何不袭击？”
旁观者清啊！这是一个连花花公子都能想到的问题，可是当局者的钦宗就是不敢下手。李纲当然不能说是因为当今皇帝胆小，只得说：“朝廷因为肃王在金人军中，所以不许袭击。”
徽宗听了一怔，随即说道：“为宗社计，岂可复论此？”
李纲不能答话，只在心里窃叹：“这道君皇帝的天资胸怀，真不可及也！”君臣之间的谈话，于是渐渐变得融洽起来。
李纲见气氛不错，就一件一件地对徽宗解释近期的朝政措施，以解徽宗的心头之惑。大概讲了三十件事，而后奏道：“皇上仁孝小心，惟恐有一件事不称道君意。每次得到您的御批诘问，都忧惧得不能进膳。臣在此以平常人家做比喻，好比尊长出门，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强盗劫掠，须当随宜措置。待到尊长将归，子弟不能不惶恐。而为尊长者，正应以其能保田园大计而慰劳之，不应问其细故。今皇帝传位之初，陛下巡幸，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今宗社无虞，四方安宁，陛下回銮，臣以为，应从大处着眼，其他细故，一切可勿问也！”
徽宗有所感悟，说道：“公言极是。朕只随性一问，并无他意。”说完，马上叫人拿出玉带、金鱼袋、古象简，赐给李纲，同时还叮嘱道：“行宫之人得知公来，皆喜。此也是众人之意，你现在就可佩戴。”
李纲推辞不过，只得佩戴上这些宝贝，拜谢后退下，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这次使命，看来开局很顺利。
从李纲在太上皇面前的谈吐应对来看，他不仅具有儒家思想的原则性，同时也把徽宗、钦宗父子的微妙心理摸得很透。让他来充当父子俩的调解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二十二日，李纲扈从徽宗至鸿庆宫烧香。这一天，朝廷派来迎接徽宗的禁卫、宝辇、仪仗等，恰好也到达南都，城里的士庶夹道观看，轰动一时。
二十三日，李纲前来向徽宗辞别。徽宗拿出一篇“青词”稿，请李纲宣示宰执、百官。这是徽宗在传位时所写的“奏天”文稿。
徽宗对李纲说：“本欲往亳州太清宫烧香，因道路被水阻而罢。又欲居西都洛阳，但皇帝再三恳请，也不拟成行。公先归，转达此意，慰安皇帝。”而后，又从袖中那出一封亲笔信，请李纲转交。并对李纲说道：“公辅助皇帝，守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我父子，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李纲感泣，再拜受命。辞别出来，马上写了札子，派人送回京城，把自己跟太上皇的对话奏知钦宗。钦宗看了后，批答：“览卿来奏，知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
至此，李纲的使命圆满完成。他成功地打消了徽宗对儿子的疑虑，同时也促使徽宗作出了不再干涉朝政的表态。
二十五日，李纲还京，在垂拱殿接受召见。他向钦宗进呈了太上皇的亲笔信，又详细复述了自己与徽宗的问答。钦宗着实夸奖了一番。
李纲还把太上皇帝所赐的玉带、牙简、银、绢等物品开列了清单，要缴纳给府库。钦宗说：“你就留着吧！”
想不到，李纲因受到钦宗的赞赏，却引起了“新贵”耿南仲的嫉妒，两人自此产生矛盾，越掐越厉害。
二十七日，宰执在延和殿奏事，讨论郊迎太上皇进城的仪式方案。耿南仲建议：应该屏除太上皇的所有左右内侍，并在宫门出榜公告，敢留者斩！太上皇进城时，也应派人先搜索一下，然后皇帝的车驾才去郊区迎接。
李纲则认为，迎接上皇应该依照常法，而不必如此戒备；这样做只能示之以疑。李纲说，这里面有一个辩证法，就是：“必欲过为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还是不要无事生非的好，否则反而真的搞出事来！
耿南仲不服，说：“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亦有所不免。”意思是说，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要高度警觉，况且在猜疑方面，就连古人也不可免。
李纲反驳道：“古人虽不免于疑，然贵于有所决断，所以《尚书》里说，要‘稽疑’（对疑难问题进行辨别）。《易经》也说：以断天下之疑。倘若疑情不解开，不就像那个成语里说的‘疑人窃斧’了么？”
耿南仲还是不服，喋喋不休。李纲见跟他说不明白，索性对正在听辩论的钦宗奏道：“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暗而已。诚则明，明则愈诚，诚与明相互作用，可以达到尧舜的高度。疑则暗，暗则愈疑，疑与暗相互作用，其祸患就大了。耿南仲应以尧舜之道辅佐陛下，然而其人暗（心理阴暗）而多疑，所言不足采纳。”
钦宗见李纲说得如此不留情面，忍不住笑了，而耿南仲“怫然怒甚”。退朝后，钦宗又在睿思殿召见群臣。赐茶完毕，还没等大家说起正题，耿南仲忽然起奏道：“臣刚才遇见左司谏陈公辅，就在朝堂班中。陈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勾结士民伏阙的牵线者，岂可担任谏职？请将他送御史台究治！”
——这是在道理上辩论不过，就要下手整人了，而且用的是“政治正确”的大帽子和“打击同党”的老法子！中国的官场险恶，可见一斑。
他这话一出，皇上及宰相皆愕然。
李纲不能容忍这家伙信口雌黄，一下子来了火，上奏道：“臣刚才与南仲辨论，实为国事，非有私意。而南仲不服臣之言，所以有此奏。伏阙之事，陛下早已鉴察，臣不敢另有看法，但臣以非材，身处中枢，全赖陛下知遇之恩，未能有所补报。臣之素志，只想待贼骑出境、道君太上皇銮舆还阙，然后求归田庐。今日南仲之言若此，臣岂敢留？请将臣送交有司（司法部门），臣愿以身待罪！”
钦宗笑曰：“伏阕那日，士庶以万计，如何勾结？朕所洞知，卿不须如此。”
但耿南仲还是纠缠不已，李纲也来了倔脾气，拜辞了皇上，出了宫就到启圣院官舍去住了，不再回府。又写了札子请求辞职，一连上了十余道。
钦宗皆批答：“封还，不允。”又派了御药官，将李纲“押送”赴朝，然后再“押赴”枢密院办事。
这一场风波，埋下了李纲日后仕途坎坷的伏笔——任你再聪明能干，也万万得罪不起小人！
四月三日，太上皇入国门，李纲以守御使身份迎拜于新东门内，徽宗在御辇上看见了，向李纲作揖致意。
翌日，李纲上朝后，又上表章恳请辞官，求罢去知枢密院事。钦宗亲笔写了手诏数百字，不允。然后又把李纲召至内殿，当面慰谕道：“贼骑方退，正赖卿共度艰难，今欲舍朕，要到哪里去？前事不足介怀，宜为朕少留。”
皇帝辞意恳切，李纲自知担当不起，只好从命。
不久，他应钦宗要求，提出了他对边防事务的八条建议。这些建议，虽不尽然妥当，但总体上条理清楚，数字翔实，可操作性强，显示出了他所具备的宰相之才。
其中比较有见地的，有如下几条：
其一，训练保甲“团练”。李纲说，过去河北有保甲（民兵）五十余万，河东保甲二十余万。但近年以来，不复演习，又经燕山、云中之役，一部分逃亡流失，散为盗贼，今犹存其半。应派专人负责“团结训练”（即团练），蠲免其租税，以作为补偿。其中武艺精者，可授予官职作为激励。如此，平时无养兵之费，有事则无调发之劳。
其二、恢复国家养马制度。自开国以来，国家设立监牧负责养马，在陕西、河东、河北水美草高之地，设立养马所三十六个，近年却废罢殆尽。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给百姓牧马用地，以民间粗养的马充作军马，官吏也敷衍了事，于是国家再无好马。如今诸军都缺马，应恢复先前的监牧之制，搜罗、购买天下好马。那么不数月间，天下好马就可配备军队。
其三，加强北方险阻。河北塘泺（低洼地）从海边一直到广信、安肃，为险固之地。深不可以涉过，浅不可以行舟，恰好能阻隔胡骑。而近年以来，淤泥干涸，官府为了利于稻田，往往泄去积水，堤防也大部弛坏。这些，都应派专人督治之。
其四，加固州县城池。河北、河东州县城池多有塌陷，应全部修治一遍。而京城附近的城池，不仅要筑城，还要建立楼橹等设施，让官吏、军民有所恃。万一有贼骑深入，因城高墙固，虏掠无所得，只能退走。
其五，减免三镇百姓赋税。河北、河东州县，经贼骑残害蹂躏，民不聊生。应减免租赋，赈济贫民。往年方腊扰乱浙东，朝廷犹免当地三年租税，今日三镇之民为朝廷固守，怎能不给予优惠？
这些建议，如果实施，大宋的国防倒真有可能洗刷一新。钦宗把这些建议发下，让宰执们讨论决定，可是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能统一。结果，绝大部分未能实行。只有减免河北、河东租税一事得以实行，但也仅仅实行了一年。
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
贼马既退，道君还宫。这一时期的大宋朝廷，洋溢着难得的祥和气氛。然而，“贼”是怎么退的？人家还能不能再来？就没有人费脑筋去想了。
大臣们在忙些什么呢？意识形态建设。大伙都在建议立东宫、开讲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等等。
台谏方面所议论的，也不过是批判蔡京、王黼之党，人事清理无休无止，尽显出中国自古一贯的政治特色。至于防边御寇之策，反而置之不问。
李纲私底下非常担忧，但现在谁还想听“乌鸦嘴”嚷嚷居安思危呢？国情如此，一个人、两个人是没有法子扭转的。李纲现在能说了算的，就是他这个“国防部长”本职内的工作。他与同僚许翰，拟出了一份调发防秋之兵的报告。
宋朝自开国以来虽然崇文抑武，但是民间尚武风气相当盛行，这与我们后人的想象不大一样。当时各州县都有自发的民兵社团，比如“弓箭社”、“刀弩手”之类。此外还有保甲武装，即基层有组织的民兵。李纲准备把这批力量利用起来，防备秋凉马肥时大金可能的骚扰。
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河北、河东和陕西一带，共有二十万人。李纲拟把他们派到要害之地，作为辅助防御力量，这样对金人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这个建议，实际上完全可行。但是交给宰执一讨论，有人说“不须如此”，于是就搁置在那儿了。
李纲又请示，请准许监察御史以上的朝官，和在外的监司、郡守、帅臣，各自推荐在用武方面有智略的官员，由枢密院登记姓名，量材录用。这一条，钦宗批准执行了。
李纲还上奏道：目前在京步军有十余万，都隶属于“三衙”（中央军事机构），近年不复操练，士卒骄惰。一旦有事用之，才临时派将佐统领，兵将互不相识，难以打胜仗。李纲提议，应由枢密院选派官员，对在京军人进行训练，编练成固定的队伍，以备战时使用。
这一条，起初钦宗批准了，但是殿帅王宗濋等人不高兴。他们认为，兵是归他们管的，现在要交给国防部来管，不是乱了套么，实在有违祖宗制度。国舅说话，自有份量，钦宗于是下诏，此举不再实行。
李纲接旨后，窃叹：“事之难成也！”
这是典型的中国官场特色：一人有热情，众人泼凉水，至于国家是否受益，没人管了。
不久，少宰吴敏又建议，应设置一个“详议司”，专门检查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凡是应当改革者，就逐步实行改革。钦宗一开始也是答应，有诏让李纲、徐处仁、吴敏为提举官，负责这件事。工作刚刚开展没两天，耿南仲便提出异议，一直把这事给搅黄了为止。
吴敏气得上表请求辞官，皇帝又不答应。李纲看不过去，上奏道：“陛下即位于国家艰难之时，应该刷新朝政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懈怠，一日复一日，未闻有所变革，近欲置详议司讨论改革，忽而又罢之。如今边防诸事也很粗疏，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臣以为，对当前爵禄过滥、花费国财产太多者，应稍加裁抑之，以足国用。此事乃为政事之先。”
钦宗被李纲说动，让李纲把改革建议一条一条写来看。李纲于是奏上三十余事，其内容，最主要的有两项：裁减节度使和改革三省吏治。
节度使这一职务，本来是大宋初期优待开国勋臣的，俸禄特厚。因当时人数较少，这项支出也不多。但如今因为血缘、亲戚关系得到这个官职的，一年比一年多，国家不堪负担。李纲建议：今后除有边功者外，都应该换授普通官职，以抑其滥。
另一项改革建议是关于三省堂吏的转正问题。开国之初，吏转官只到正郎职务为止，后来渐渐可以转至中奉大夫了。李纲建议，今宜复祖宗之制。
对李纲的这些建议，钦宗都非常同意，下诏交给三省去办理。
殊不知，李纲的这个“改革建言三十条”可不是一般的建议，拿今天的话说，是触及了改革的深层问题，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来自反对派的反击，相当的冠冕堂皇。没过几天，在京城的通衢大道上，忽然有人贴出公告，白纸黑字写着：“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官职……”同时又在东华门贴出公告，说：守御使司给诸军的“卸甲钱”（慰劳费）多寡不均，皇上特批再补充下发一笔。
李纲闻之，惊骇莫名。这第一个公告，泄露了朝政机密，等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第二个公告就更是扯蛋，因为守御使司还没开始发放卸甲钱呢！李纲连忙去打听内幕消息，原来是宰执中有人密告皇上说，李纲太得京城军民之心了，怕有所不测，因此用这个方法离间之。
李纲大为忧惧，心想这一来，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
他正想乞求罢官时，刚好守御使司申请补进“武副尉”（武官职名）二人，上报了一个申请报告，皇上批出的批语里竟有“作福作威，大臣专权，断不可长”之语。
这不是明明白白有所指么？皇帝变脸怎么会这么快？
李纲更加惶惧，立刻在钦宗面前申辩道：“臣在担任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之初，得旨一切可以便宜行事，还发给我空白名告、敕、帖等三千余张，用以奖赏有功将士。自置司以来，仅用了三十一张而已。现在呈报的这二人，乃是携带御前蜡书至太原的士卒，当时臣与他们有约，只要拿到太原方面的回报，就给他们授官，所以今以空名帖给他们授官，并奏闻陛下，乃遵上旨，非专权也。臣处于孤危之地，为人所中伤者不可能只有这一次，因此愿免去现任职务，乞归田里。”
钦宗当然无话可说。他实际上是使了一手极其拙劣的“驭下术”，就是忽然变脸，让臣下摸不着头脑，从而知道上司的厉害。一般的低能领导或者自信心不足的上司，特别愿用此法。
但李纲是什么人？刚刚千军万马里拯救过大宋国运的功臣，怎么能吃这一套？于是，就逼近去问个究竟。
钦宗只好温颜慰谕，说：“偶批及此，非有他意。”
笑话！皇帝做批示，能不过脑子么？李纲解不开心里的疙瘩，遂退居定力院（官员休闲沐浴场所），写了札子递上，待罪乞去。又是接连上了十余道辞职表章，皇上皆批答不允，还派了宦官来请上朝。
李纲见求去不成，索性径自乘船出了通津门，想就这样一走了之。钦宗知道这事闹大了，连忙派宦官去追，要求务必把他宣回。宦官们好不容易追上李纲，挽舟入城。等送到了家，又从外面把门锁上——看你还往哪里走！
翌日，李纲见了钦宗，像教训子弟一样，发了一通牢骚：“人主（皇帝）之用人，疑则当勿任，任则当勿疑。而大臣以道事君（根据原则伺候皇帝），不可则止（不行就拉倒）。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得无疑（我既没法消除您的猜疑），又不令臣得去（又不让我离去），不知此何也？”
钦宗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对李纲“安慰久之”。
其实，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李纲困惑”。这个荒谬现象，是自古官场、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对下级十有八九是“边用边疑”。你要是干得一般，还不至于有大碍；要是干得出色，抢了领导风头，那“疑”就更大了——疑你不忠、疑你另有企图、疑你有颠覆倾向……甚至，瞪着眼睛疑你能力低下！
李纲很清楚这些，当然感到很受伤。自此多告病在家，每日都想求去，只是未能遂心愿。
——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这样的机制，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这种荒谬的机制很神奇；而且它的寿命之长，至今不绝，那就更是神奇了！
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自靖康元年五月起，很意外地，西线狼烟又起。原来，宗翰匆忙撤军以后，还留下了一些余部，继续在围困太原，攻城甚急。
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也没撤多远，只是退到了云中（今山西大同）
就在这个时候，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对形势有误判，认为金军此去，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
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一时间有所犹豫。
许翰心急，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并给定了期限，他甚至指责“小种”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被迫留下辎重粮草，轻装出发，同时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分道俱进。
很快地，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由于这次行军迅速，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很少遇到抵抗。“小种”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
就在这时，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小种将军”起初没当回事儿，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
宋军骤遇强敌，仓猝应战，局面极为不妙。但“小种”将军不愧是军神，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五战三胜，并进抵榆次。此时，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在兵力对比上，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然而关键时刻，又是内部出了问题。
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怕死基因”又起作用了。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一贯惧敌怯战，他慌报军情，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遂致姚古、张灏两军逡巡不前，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
种师中部陷入重围，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再次遭到金军重创。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士气低落，几乎全军溃散。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
但“种家军”的这面大旗，确是名不虚传。“小种”将军身中四创，仍裹伤力战，最终为国捐躯。
此后，金军主力从容回师，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在交城击溃张灏部。宋军首次救援太原的行动完全失败，朝野为之震动。虽然事后焦安节被处斩，姚古被贬官，但已于事无补了。
大宋在西线刚刚获得的优势，一下就丧失了！
军事方面前几日还是精兵强将，咄咄逼人，而今战死的战死，战败的战败，一派灰头土脸模样。而且偏又祸不单行，大宋唯一能让金军胆寒的名将种师道，这当口也因老病罢归。
宋军前线，顿失屏障！
针对这个局势，李纲认为，太原若失，则牵动太大，汴京将更为孤立，还是应派大军再次援救。此外黄河以北，也应以重兵防守，作为京师的屏障。而尚书左丞耿南仲和少宰唐恪，却都主张割地求和。每日朝议，双方都要争论不休。
钦宗还是摇摆不定，对李纲的建议只是一个“容再议”，就撂到一边了。
唐恪与耿南仲视李纲为眼中钉，就给钦宗支了一招：建议任命李纲为河北宣抚使，以替代已经退休的种师道。
这个建议很突兀，连钦宗也甚感诧异。但是唐、耿两人花言巧语，把钦宗给说动了。加之钦宗内心也不愿有个“乌鸦嘴”老在身边絮聒，于是决定让李纲担任河北宣抚使，总领河东、河北军事。
这个任命，若是对一员大将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而对李纲来说，却无疑是推他进火坑。须知，作为文臣提出战略部署，和作为武将亲自带兵打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有的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但李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
钦宗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布了这一任命。李纲大出意料，再拜力辞，说：“书生不知兵，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若为大帅，恐不胜其任，且误国事。”
钦宗只是不许，马上叫尚书省写敕令，要当面授给李纲。
李纲心里很愤怒！他纳闷儿：大宋的朝政怎么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只得忍住气奏道：“假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也须择日受敕，今拜大将如呼小儿，可乎？”
钦宗答应了，李纲退下后，立刻请了病假，又上了札子乞求致仕，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的理由，并直截了当地说：“此建议，必出自不容臣于朝者。”辞职报告仍是一连上了十余章，钦宗都批答“不允”，还一个劲儿督促李纲赶快受命。
这时的钦宗，年纪上已是成人，但执政风格却太像顽童。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不经大臣讨论，只听个别宰执吹吹耳边风就敢拍板。
那些只顾争权、固宠、整人的丧心病狂者，则充分利用了这套愚蠢的决策机制，上下其手，把权术玩到极致——你的威望高、群众基础好，不能公开打击你，那就用抬举你的办法，哄住皇帝，把你推向必然失败的火坑。整了你，还叫你你无话可说。
钦宗作为最高执政者，虽然比老爹有所作为，也能注意纳谏，但面对李纲这样功高震主的大臣，私心里还是猜忌，“疑其以军民胁己”。所以，把李纲外放出去承担巨大风险，是这个小器君主的必然所为。
这场令人憋气的闹剧，引起了朝中正直之士的抗议。以耿直著名的台谏官余应求、陈公辅等相继上书，认为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陈公辅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领兵必败。”又言：“李纲忠诚鲠直，异于众人，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他还用至为沉痛的语气，对钦宗强调说：“李纲死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
钦宗一概不听，反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为大臣游说，统统予以罢斥，把他们赶到川陕去监督工商税务。此后，台谏再无敢言者。
事已至此，这个帅，到底挂还是不挂？李纲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这时有好心人对李纲说：“李公可知皇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举决非为边事，而是欲借此撵走李公，则京师之人无话可说。李公你若坚卧不起，谗言者就会更加放肆，说你欺君。皇上一旦震怒，将有赐死之祸，奈何？”
李纲听了，竦然一惊，心想：与其死于小人之谗，还不如死于敌寇之手！于是起而受命。
钦宗见李纲态度转变，很高兴，亲手抄录了《裴度传》赐给李纲。这一举动，又显出他单纯的一面，他是真的把李纲看做能一举剿灭敌寇的神人了。李纲怕就怕这种过高的期望值，连忙上札子，做了详细解释：“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对抗唐室，与金人强弱完全不相类比，而微臣我也不足以达到裴度万分之一。以裴度来衡量臣，实在不伦不类。”
这道札子还谈到了执政用人的根本问题：“诸葛亮《出师表》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君子小人之间的事，与用兵之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而诸葛亮之所以专门谈及，是因为寇乃外患，有可扫除之理；而小人在朝，危害根本，难以清除，其患有不可预测者（指亡国）。君子小人之不两立，从古已然。陛下嗣位之初，正遭金人入寇，宵旰忧勤、厉精图治，思刷前耻，可比古帝王勤俭之德。然而君子小人犹混淆于朝。小人奸诈成风，未遭罢黜，陛下应留神观察。此事重大，应先于攘逐戎狄。朝廷既正，君子扬眉吐气，抵御外患则不难也！”
这话也不知钦宗听没听进去。反正李纲同意挂帅了，钦宗便下诏好一通表扬。
这个河北宣抚司的差事，其实并不好干，直属的兵马只有两万人，战马又奇缺。
李纲为此上奏道：“戎事以马为先，今乏马如此，无以壮军容。昔日唐朝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师，幽蓟人观之，见其军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师，安知不如此？战马一事，所系国体，非小事也。事迫矣！请搜罗京城民间马匹，按价补偿，可得数千匹。”
钦宗同意，让李纲写个报告上来。但是没过多久，就又发文给开封府说：“宣抚司搜罗马匹，事属骚扰，可不再施行。”这不知又是听了哪个捣乱者的谗言，李纲惟有窃叹而已。
马不行，兵力也不够。宣抚司的二万人，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五军中，又有两军是李纲管不到的。前不久捷胜军在河北叛变，左军已被派去前方招抚。此外右军属刘韐统辖。这个刘韐，是新任命的宣抚副使，系唐恪所推荐，李纲起初并不知道这层关系。
在将领安排方面，朝廷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以取代姚古；任命折彦质为河东总管，与解潜带兵驻扎于隆德府。
这样，宣抚司直接统领的兵力，仅有一万二千人。这点儿人马，在西部战场上，作用微不足道，想靠李纲出马扭转战局，前景可想而知。
既然朝中小人不是真心想让李纲去立功，那么就不会让他心情愉快地走。李纲向朝廷请拨银、绢、钱各百万，作为宣抚司的开办经费。耿南仲阴阳怪气地说：“当今国库空虚，连皇上也要节衣缩食，每餐饭只有七十道菜，何来如许闲钱？”最后只批下来二十万。
此外朝廷给的期限是六月二十日启程，但各项琐事一时根本办不完。李纲为此忧心忡忡，请求延缓行期。
钦宗问也不问，只批了八个字：“迁延不走，岂非拒命？”
李纲心中惶惧，知道又是唐恪之流在背后捣鬼，连忙写札子呈上，解释之所以不能按期出发的原因。写着写着，他来了气，忍不住在札子中质问道：“陛下前以臣为‘专权’，今以臣为‘拒命’，现在是派遣大帅解重围，而以‘专权’、‘拒命’之人为之，无乃荒唐乎？愿将臣的任命一并罢去，另择陛下所信之臣委派，令臣得乞骸骨（退休）。”
写完，连同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宣抚使三项任命敕书，一起缴纳了上去。钦宗见了，也不恼，只是统统封还，又几次派宦前去宣召李纲。
李纲入见皇上，说自己之所以为人所中伤，仅仅缘于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一事。今日奉命出使河北，就无缘再回朝中了！
钦宗吃了一惊，说：“卿只为朕巡边，完事便可还阙。”
李纲苦笑一下，奏道：“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昔日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外出，安抚西边，过郑州见吕夷简，说到只是暂时出来办事。吕夷简曰：‘参政岂复可还。’其后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假如臣出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于敌手，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抗敌之议不坚，臣不能有所为，臣自会告之陛下，请求罢去。陛下也应体察臣之孤忠，以全君臣之义。”
钦宗听了，又很感动。二十五日，特地在紫宸殿宴请李纲，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为李纲饯行，大大奖赏了一回。李纲既然已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其余的也就不计，决定按期出发。即使不测，也不过是死在沙场而已！
他犒赏三军，号令将士，并首次行使宣抚使大权，下令斩了贪生怕死、谎报军情的裨将焦安节，以激励士气。第二天，就慷慨出师了。
忠臣的命运：不被整死就算不错了
七月初，李纲带兵进抵河阳。一路上看到边防设施的废弛之相，令他心惊，忍不住写了札子谈这个问题。他说：“京畿一带的汜水关、西都（洛阳）、河阳等地，原本都是战略要地，但眼下城壁颓圯，急需修治。今日修复虽晚，然而努力为之，尚可及也。”
路上他还望拜了前代皇帝诸陵，心有感触，上奏道：“臣率师出巩、洛，望拜诸陵寝，潸然流涕。祖宗创业守成，于今二百年，圣圣传授，以至陛下。适逢艰难之秋，戎狄内侵，中国势弱，此正是陛下尝胆思报、厉精求治之日。愿陛下研习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进君子、退小人，不要听到利口善言的就信，不要看到小有才而无君子之大道的就用。专心致志，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太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幸甚！”
原来，早在李纲“陛辞”（告别皇帝）那一天，曾经特别向钦宗反映了唐恪、聂山的为人。李纲看到钦宗对这两人任信之笃，深怕他们误国，所以在这个札子里又再次提醒。
钦宗的批答很有礼貌，内有“铭记于怀”之语，但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了。
我们看李纲对钦宗的态度，即便是血缘关系，也不过如此了，真是做到了千叮咛万嘱咐。所为者何？还不是怕这年轻皇帝胡闹，丢了大好江山。这样铁了心的忠臣，到哪里去找？就因为李纲不善拍马，耻于阿谀，结果无论费了多少心血，无论有多大的功劳，无论群众何等拥护，在钦宗那里，地位就是比不上善于奉承的一班小人。
本来，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完善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大宋源源不断地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官员。这其中，不乏正直之人。他们本应是体制的中坚，长治久安的保障，但是皇权制度在总体上却容不下这些忠贞之士，总要排挤、打击、甚至翦除这些正人君子，哪怕因此损害了制度本身也在所不惜。
这种可悲而可笑的背谬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清，当腐朽的国门再也挡不住新思潮源源涌入时，终于导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整体的觉醒——他们开始动手掘这种荒谬体制的祖坟，从此掀开了现代中国壮阔的一页。
回头再来说李纲的备战。他在河阳驻留了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而后进抵怀州（今河南沁阳）。李纲自出师之后，就下了禁令，要求士卒不得扰民，如有抢夺妇人金钗者，立斩不饶；有捡拾百姓弃物者，黥面发配；有逃亡者，捕获皆斩。以是之故，这支队伍军纪颇严，无敢犯者。
面对金军的铁骑，李纲也动了克敌制胜的脑筋。他认为，步兵临阵，抵不上战车的威力；金人以铁骑奔冲，非战车不能制之。他的部下有个叫张行中的，根据这个思路，制作了战车式样图。这种战车，两竿双轮，前面蒙着皮革，在车上使用刀枪很方便。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驽、枪矛、盾牌，立于两侧与敌格斗。战车结阵而行，金军铁骑遇之皆逃遁。
李纲见这东西好用，就下令赶造了一千多辆，每日督促军士演习，就等防秋之兵集中之后，以谋大举。
却不料，朝廷忽然降旨，命令以前所征调的防秋之兵“悉罢减之”。李纲闻讯后，又惊又怒！河北、河东的二十万民兵如果都不让征调，那还能防什么秋？
他上了一道内容很长的奏疏力争，其大略为：今臣受命出使，离开朝廷之日不久，朝廷就尽改前日诏书，所征调之兵，罢去大半。倘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应付？征调诏书下时为四月，当时已通报三省，若不同意，何不即止？今已七月，远方之兵皆已在道，半路召回，又与今春相似。一年内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将会如何议论？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离心矣。抗金大事，宗社安危所系，却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
李纲强烈要求，各路人马请按原诏书调集，决不能误国事。
奏疏上去，毫无动静。李纲心急，又再次上疏道：“防秋之计，臣前奏之已详，现再为陛下论述朝廷不可失信之重要。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议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为防秋之计，又起天下之兵，远方之兵皆已上路，又复召回，将士卒伍怎不离心？以军法勒令诸路起兵，又以寸纸罢之，恐以后有事再召集，无复应者矣！”
钦宗那里，还是不加理会，但几乎每天都有御批，催促李纲赶快去解太原之围。
李纲只得领命，召集刘韐、解潜、张灏、折彦质、王渊、折可求等将领，在隆德府举行军事会议，约定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
在名义上，李纲可以节制诸路军马，可是他手下的这一批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等，个个都直接受御前指挥，奏事可专达朝廷，进退不受李纲约束。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一纸空文而已。
李纲为此上奏说：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
朝廷这次倒是下了文，明确李纲有权指挥约束诸路军，但诸将一如既往，只听皇上一人的，李纲也无可奈何。
本来兵就少，又是一盘散沙，此次去解太原之围，前程实在可忧。但朝廷宰执只以为太原城外金兵不多，这么几路人马压上去，何愁事不成？
李纲清醒的声音，倒显得像老太太的唠叨，多余。
可叹，类似这样的历史，曾重演过很多次——在疯子充斥的世界里，惟有清醒者才像个疯子！
现在李纲直接指挥和配属名下的这几路人马，比过去种师道部控制的队伍，实力上要差上一大节，且在彼此关系上又不相统属，没有一个总的控制系统。几路人马只是约期出征，倒像是关系松散的联军。这样的军事结构，一投入实战，恶果立见！
各路按期出师后，先是解潜部与金军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双方杀伤相当。后来金军增兵，解潜部力不能胜而溃败。刘韐、王渊、张灏、折可求等部，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反节制，派遣统制官张思正率军收复文水县，旋即又为金军夺回，张思正部死伤数万，完全溃败。
兵败如山倒，其余宋军随即被各个击破。唐恪推荐的刘韐，未经过一战，所部即因恐慌而溃败。此外，折可求部也溃败于子夏山。至此，诸路军全部瓦解，前线局面不可收拾！
李纲在军中接到败报，又气又急，身体不支而病倒，紧急中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疏，痛陈节制不专之弊。他说：“我军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我孤军，不如合大兵由一路而进。”
正在此时，范世雄带领湖南兵开抵前线，李纲即荐范世雄为宣抚判官，打算与范会合，亲自率军出击；但朝议又发生变化，一纸诏书下来，严令不许轻易进兵。
原来，宋军出师不利后，朝中主和舆论立刻占了上风。早先宗望撤军出境后，宋廷就派了王云、曹曚出使金军营中，与金军商议说：三镇军民不肯割让，宋廷可否交纳当地租赋以代替割地。就在李纲援救太原不利时，王云、曹曚返回汴京，告诉钦宗说：金军方面基本同意这个方案。
其实，这不过是金军的一个缓兵之计，并无诚意。但大宋朝廷深信不疑，和议立刻成了主旋律，尤以耿南仲、唐恪调子唱得最高。他们甚至主张：金军态度松动，如果交纳租赋谈不成，就以割地做筹码，和议一定可以成。
在这个大背景下，钦宗才下诏，令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与此同时，议和使者奔走于道路，一派热闹。
金军的一个谎言，就牵着大宋君臣乖乖地跑了。总体战略一变，人事也跟着大翻盘，原先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均势一下就被打破。不久，徐处仁、吴敏罢相，唐恪取而代之；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得以进用。
对吴敏的打击还不止于此。言官们又提起了徽宗内禅的旧事，指责吴敏当初主张徽宗让位，是秉承蔡攸的密旨。还说当初他任门下省侍郎，也是蔡攸矫诏为之。这一盆污水泼过来，吴敏简直就是“六贼”的余孽了！
众所周知，在朝中，吴敏即是李纲的密友，又是李纲的政治同盟军。所谓“李纲是蔡攸一党”的舆论，就从这里而来。当初力挽大宋颓运的吴敏，现在却一身都是错了，被贬为散官，安置于涪州（今四川涪陵）。
消息传来，李纲惟有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历代志士，总也走不出这正不压邪的怪圈。罢！罢！罢！事已至此，再做努力又有甚用？他在军帐中抱病而起，写了札子呈上，乞求罢官，不想和低智商的人再玩了。
朝局的这个巨变，跟那位鬼精灵的唐恪有关。起初，唐恪打好主意，要把李纲设法排挤出朝。李纲一走，再对付徐处仁、许翰、吴敏就好办了，“可以计去之”。这三个人一除掉，李纲自然也不想留，朝廷也就清静了。唐恪的阴谋进行到现在，一步一步，几乎全部实现。皇帝，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
李纲连递几道辞呈，钦宗还是降诏批答不允。李纲就再次上奏，力陈自己才能不济，又得了“昏愦之疾”（视力和听力出了问题），不免职的话，一定会误国事。他怕钦宗还是不批，就提起了离京前与钦宗之间“不负君臣之义”的约定。
一旦朝廷决策有变，我就一定要退！——这是李纲事前说好了的。钦宗无语可对，于是，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巡边，与李纲交割宣抚司事务。前线事务还是交还给了老将军，让李纲暂时赴阙，先负责一下黄河沿岸的巡视防守之职。
李纲还是不想干，又连上表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只在本官尚书右丞职位上致仕（退休）。
这一本上去，见效了。九月初，李纲在回朝途中，行至封丘县，得到尚书省的札子，说有旨免去李纲本兼各职，贬为观文殿学士、知扬州。
李纲随即上奏辞免，说即便是这个知府官衔，也不敢当。他还上疏特别说明：“臣所以辞官，并非惜命怯敌，而是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宣抚司的兵，至今还有若干没调用的，今屯驻在某处；朝廷拨给的银、绢、钱若干，还有皇上特别拨给的银若干，除支付官兵伙食钱并犒赏外，其余皆留在怀州，有帐可查。臣既罢去，担心的是不知内情者诬臣丧师费财，请陛下派人核实。另，臣以为金人狡狯，谋虑极深，和议怕靠不大住，一旦士卒散心，国家将无法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从此不再参与国事，现冒死将意见上达。”
不久，果然有人弹劾李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竟归纳了十大罪。于是李纲被再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于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安置。
在朝诸公如此逼李纲，用心是多方面的：一是撵走这个不识相的，落得耳根子清静，大家可以照常享福；二是替金人出气，以增加和议成功的保险系数。所以他们不把李纲打压到底，是不可能住手的。
很快，朝廷又因李纲上疏为自己辩护，有诏责备下来，说是“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待命。
昨天的国防部长，这会儿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处了。
唐恪仍不解恨，因为没把李纲整死，犹恨恨不已。倒是耿南仲老练一些，安慰道：“待和议一成，金人不来犯，李纲必永不见用，只能老死穷荒而已！”
李纲对此，一笑置之。他说：“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只是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近成功，而为庸懦谗言者坏之，实为可惜也！之所以天道未回转，生灵未有休息之期，乃命运之行，自有数也！”
他接到贬谪令之后，欣然就道，自建昌经长沙，奔赴川陕。
也是天意留君子，走到荆楚一带，正逢荆南为“寇贼”（农民起义队伍）所据，道路梗塞。李纲得以在半路稍事歇息。当时汴京再次被金军铁骑攻围，朝廷与地方累月不通音讯。
上次京城被围时忙得焦头烂额的李纲，这次在纷乱时期反而得到了一段闲暇时间。他从行李中取出一年多来收到的御笔内批，及自己起草的表、札、章、奏原稿，让随行的笔吏按顺序编好，以这些文件为参考，提笔写了一部《靖康传信录》，给后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
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
李纲在贬谪路上走走停停，随着官职与贬所一步步降低，他也在不断改变行程。
旅途多艰，他却重新焕发出士大夫的飘逸之风。最初，于九月下旬赴任扬州途中，在无锡两游惠山，与弟弟对酒啸咏，不无慷慨。停留一日，即闻有贬谪建昌的消息，当日即命车队过虎丘，临剑池，月夜漫步松江长桥，与亲友告别。
而后，渡钱塘江，经严陵瀨，从衢州的三衢山入江西，途径上饶、弋阳，于当年十二月抵达建昌。
在建昌，又闻有谪宁江之命，随即又乘船由临川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与故人同游翠岩寺，此后一路经过筠阳、上高、宜春、萍乡、醴陵，遍游名山名寺，最后抵达长沙。
这一路的旅程，有的是他第一次被贬沙县时就游历过的地方，有的更是童年时到过的地方，令他顿生“半世重来若浮萍”之慨。
在长沙，他游览了岳麓寺，看到了大量唐人手迹。当时正值暮春时节，李纲诗兴大发，壮志幽怀，尽发于诗赋之中。
在信州道中，他咏月色：“皓魄半轮横道左，清光千古照江南。”
行至江南，他吟梅花：“江南为客见江梅，似为行人特特开。”
在建德开化寺，他题壁道：“残腊未曾看雪舞，劲风何事扫云屯？”
这些，都还见出他并不沮丧，且有打压不灭的磊落气。而另外一些诗句，则可见出他另一面的心情。
在弋阳道中，他感叹：“卧龙三顾今寥落，抱膝空为《梁父吟》。”
夜宿江村时，他叹息：“片言无补空来往，赢得萧条两鬓霜。”
在山间驿站，他夜不能寐：“久旅怀家归尚远，暮烟残照宿邮亭。”
这些，又分明透出一股彻骨的悲凉气！
贬谪途中，失意之时，人最容易怀旧和反思。古人寿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纲的年纪已渐渐有了向晚的意味。回首人生，一路黯淡；莫不成，最辉煌的，就是在汴京城头箭矢如雨的那几日？
第二年（靖康二年）春，他在长沙因路途不安全而受阻，却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钦宗忽然“良心发现”，恢复了他的官职，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代理开封知府。
难道昏君忽然变聪明了？还是天道终于回转了？
都不是。
是其间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事——金军再次“犯阕”，兵锋进抵京城脚下。
汴京这次没有了李纲做城防司令，城外金军围得像铁桶一般。京师与外界的道路、消息完全中断，孤城一座，命若残阳，还能支持多久？一切未卜。
李纲受命之后，立刻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亲率湖南勤王义军入援京师。
靖康二年四月初，李纲手把令旗，雄风再振，率大军从巴陵（今湖南岳阳）登船，顺江东下。
长风皓月，楚天寥阔。四十五岁的李纲屹立船头，听江风拂动战旗猎猎，心事如月夜般浩茫……
而今宵小当道，国事没有一天如人意，奸佞乱政于内，强敌启衅于外。大宋，真到了要覆舟的那一天了么？
他不敢多想，只想着此次入京，重返朝堂是小事，只要事有可为，一定率全城军民，再次重创宗望这个没有记性的武夫！
可惜，李纲的这番雄心壮志，到底还是落了空。
船行虽速，世事却比浪上飞舟变迁得更快！
那么，是什么事让李纲的壮志落了空？我们从头来看——
历史上皇权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不单是少数人说了算、多数人无发言权的问题，而是国家实际上只由几个人在说了算！整个国家的命运兴衰，都是由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所决定的。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欲望，代替了万千苍生的选择。
如果百万汴京军民能说了算，那么李刚当然是大宋军事首脑的不二人选。但是耿南仲、唐恪、聂山等七、八个人看不惯李纲，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想到也就能办到。在皇权体制下，这种不顾民意的事，往往百分之百得逞。
民族脊梁，国之干城，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撵走。撵走了以后，局势会不会因此恶化？民心会不会因此涣散？这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他们要的是——朝堂上只准看到我们的人。
逼走李纲后，耿南仲、唐恪之流便可弹冠相庆了。这是一群脑子很成问题的高官，去冬今春大金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未能得到大宋寸土，今秋岂能平安无事？汴京以北，近来因宋军新败，河防十分松弛，耿南仲等却全不在意。
防务不管，孤悬西部的太原他们也不打算管，反正三镇是打定主意要割了，生死随他去。只是把拒绝献城交割、苦待援军的太原守将王禀，晋升为“建武军节度使”了事。
如此的倒行逆施，使河北百姓大起恐慌，“皆渡河南奔，州县一空”！
大宋的窝里乱，大金从来是明察秋毫的。你想以妥协换和平么？那不是千秋大梦？靖康元年八月，天气一凉，大金看准了大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完全按去年的模式，以宗望、宗翰分领东西两路大军，从大同、保州南下，名义上是武装接收三镇，实际上是要直捣汴京！
大宋朝廷的小儿们，没有了李纲，看你们拿什么拯救自己？
铁流如注，势不可当！宗翰军猛扑业已弹尽粮绝的太原，在外围修垒筑堡，断绝交通。太原军民饿极，以弓弦、皮甲、树皮为食，苦撑不降。
至九月初三，终于不支，城破。王禀仍然率军民巷战不止，身中数十创，最后投水殉国。城中军民，也大半战死。
烈士血染征袍，宰执醉生梦死。这样的情形我们后人并不陌生！
金东路军此时也抵达真定城下。这里的守军大多去援救太原了，城中仅有守军两千。知府李邈、守将刘翊率军民誓死抵抗，其间三十多次向朝廷求援，均无答复。坚守四十天后，不幸城破，刘翊战至力竭自尽。
知府李邈被俘，拒不接受伪职，连宗望都叹道：“其人高节不可屈致！”后被送往燕京囚禁，因不屈而被杀。
前线形势极为险恶。虽然现在金军还在三镇地面上，理论上这里已不是大宋领土，但焉知他们会不会越境而来？老将种师道正在病中，见势不好，急召刚刚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派兵勤王。
那个不知好歹的钦宗，反而怪种师道多事，以议事为名，将老将召回汴京。种师道抱病匆忙赶回，到京不久，就不幸病逝了。
大宋朝堂上的酒囊饭袋，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金军，竟然视为友军一样可靠；对各地激于忠君大义赶来的勤王军，就像见了苍蝇一样厌恶。
当时南道都总管司和陕西制置司两路人马，受老种之命赴京勤王，耿南仲闻讯后却大惊，速令返回原地！他说：“和约已成，金人自会守约。两军不战，勤王何益？再者京师缺粮，大军集于城下，朝廷将何以堪？”
乱臣贼子的道理，从来比唱的都好听。金军已经南来，送上门来的勤王军却不要，不知这帮混蛋在打什么主意？
主和派首脑之一的唐恪，到底还是有些心虚。他问耿南仲：“勤王之师，理应罢废，然而金人倘若来攻，何以应付？”
耿南仲大笑：“差矣！屯大军于城下，岂非更易遭金人猜忌？今尽解勤王之师，以表我守约之诚信，且割让三镇，金人为何还要兴兵？”
这套卖国理论，说得唐恪茅塞顿开：“相公高明，三镇割之，诚不足惜！然百官中定有异议，不可不防！”
耿南仲对此早有谋划，他说：“太原、真定已失，三镇不数日将尽归金人。割让与否，虚名而已。百官亦厌恶战乱，谁肯务虚名而召实祸？且李纲不在朝，彼辈又能如何？我辈数人，定则定矣！”
几个烂人在朝堂之上，把如意算盘打得山响，可惜世事并不如他们所料。金军的步伐并未因大宋的忍让而停下来。西路宗翰军又接连攻陷汾州（今山西汾阳）、平定军（今山西平定），战火就要烧到钦宗鼻子底下了。
钦宗被几个奸人蒙在鼓里，看不透金人的用心，还想以三镇税钱做交换条件，换取金人罢兵。他派刑部尚书王云，作为议和使跑了一趟，但金军只是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其余免谈。
钦宗慌了，在尚书省召见大臣商议。唐恪、耿南仲之流按照既定思路，提出“以三镇换和平”的主张，态度坚决。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当堂大哭，苦苦恳求。
钦宗只得派尚书左丞王寓、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去金营谈判如何“以三镇换和平”。王寓不肯干这卖国的勾当，以辞官拒绝受命。钦宗就将他贬官，换了知枢密院事冯澥与赵构一块儿去。
就在大宋君臣手忙脚乱之际，时间已到十一月中旬。西路金军又连克平阳府、威胜军、隆德府、泽州，一直打到了黄河边；东路金军也已进抵黄河北岸。两军对汴京城的钳形攻势业已形成！
大宋的灾难又降临了！
钦宗慌忙派宣抚副使折彦质，率军十二万前去阻截。
宋军开到黄河边，依河为阵，于南岸连营立寨。此外还有李回率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也赶到，一时旌旗蔽空，军声颇壮！
金西路军统帅宗翰折腾了快一年，这次是第一次跃马登上黄河岸。他放眼一瞧，吓了一跳，对部下说：“南军十余万人，胜负难料，不可轻易渡河！”
他的部将洛索，是个仔细的人，向他献计道：“依末将看，南军人数虽多，然而营列不整，旗帜紊乱。可将我全军战鼓集中一处，通宵擂击，且吓他一吓！”
宗翰半信半疑，依计而行。
入夜，金军将千面战鼓列于河岸，拼命擂击，并间杂着吹起慑人心魄的胡笳，闹腾了整整一夜。
次日凌晨，宗翰连战袍都顾不得披，策马跃上河岸，再放眼一看，呆住了——南岸十余万宋军，竟然被一夜的鼓声惊溃，跑得一干二净！
战争史上再没有比这更搞笑的了！
宗翰差点没笑岔了气，他对宋军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也消散了，命令前锋从孟津抢渡黄河。到十一月十五日，全军过河，进至汜水关。大宋的地方官员、驻军一哄而散，毫无抵抗。宗翰军更加神勇，不战而下西都洛阳。
钦宗君臣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但朝堂之上，战和两派意见仍在争执。尚书右丞何栗急了，一句话点破要害：“三镇，国之根本，奈何弃之！金人诡诈多变，安能守信用，今割亦来，不割亦来！”
钦宗被点醒，这才明白当前局势的要窍所在，急命紧闭京师城门，所有文武官员一律上城防御，又下诏四道总管，赶快发兵勤王。可怜那些勤王之师，来回折腾，有如现代的长跑运动员。
同时也要在谈判桌上争取时间，钦宗又派了王云、赵构出使宗望军中，谈判割让三镇事宜，以迟滞金军攻击步伐。派了冯澥、李若水赴宗翰军中，谈判割地事宜。耿南仲还使出卖国绝招，叫使者带去三镇地图和户口册，他料定金人自然会见好就收。
但是这时的金人，已经不是三镇就能喂饱的了。他们又像年初一样，派使者到开封，一张嘴谈条件，就是要吃下大宋的全部河北之地！
东路的割地使赵构等人，到了河北的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方知磁州的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宗泽，已经率领军民击退了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诉赵构，金军在这里碰了壁，已经绕道过了黄河。他们劝赵构不要北上，而应以亲王名义，起兵南下勤王！
赵构未置可否，暂留磁州，后来又被相州的知州汪伯彦请到了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暂避。
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钦宗知道，只能退到底线了，让出河北，先保住汴京，今后才能有一口气喘。否则，亡国就在眼前！
他又派出了第二批重量级的请和使。耿南仲出使东路宗望军中，聂山出使西路宗翰军中，不仅同意割让黄河以北，而且马上由使者陪同去办理所有的交割手续。
钦宗在国书中，把自己和父亲徽宗痛骂了一通，表示完全接受金人以黄河为界的条件，“一一专听从命，不敢有违”。
他又给河北各地军民下了一道诏书，劝告自己的人民投降：“今割河北与大金，见诏书，州县各开大门，迎候交割。百姓今后虽居大金之界内，但生计如常，又何分南北？”
很难想象，这样无耻的文字，竟然出自一道堂堂的国家命令！
但是，令耿南仲之流感到意外的是，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民，比国家的主宰者们更爱这个国。割地使无论在河东还是在河北，都受到当地军民的坚决抵制。
聂山陪同金使赴河东，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城下喊话，让守城官员赶快开门投降。城内军民怒不可遏，开门冲出来，将聂山与金使活活打死！
耿南仲陪同金使到了卫州（今河南汲县），卫州军民闭门不纳。他与金使只得在城外客栈中留宿。半夜，有一股军民冲出城外，要劫杀割地使和金使，客栈四周一片火光和喊杀声。耿南仲被惊起，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狼狈逃出，上马狂奔。跟他一起来的金使，也自顾自逃命去了。
老贼耿南仲无路可去，想到相州的知州汪伯彦是自己多年老友，到汪那里还不至于被百姓打死，于是，就投奔了相州。进城后，闭口不再谈割地之事。日后，这个老贼因祸得福，因为拥护康王起兵勤王有功，摇身一变成了“主战派”。
还有一个唐恪，留在京城没有出去。一日，他随钦宗上城巡视，军民一见这君臣俩，气不打一出来。对皇帝还多少留了点儿情面，对唐恪则恨不得食其肉。军民们捡起砖瓦，朝着唐恪就是一顿猛砸，打得他鼻青脸肿、披头散发而逃。
跑回相府，他就再也不敢出门了，上表称病辞职。
钦宗现在似乎知道了，正是这几位爱卿误了天下大事，于是将唐恪免职，任命抗金态度比较坚决的何栗为相。
可是这何栗毕竟只是个书生。钦宗让他马上去金营求和，这位新宰相竟然紧张得两腿发抖，连马都上不去了。
钦宗见状，不由长叹，险些喊出声来：“李纲爱卿何在？”种种刺激，使得他翻然悔悟，彻底放弃了求和幻想，派人持蜡书（秘密文件）赴相州，委任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尽起河北之兵入援汴京。
但这个转弯，来得太晚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后，金两路大军同时开抵汴京城下，完成了铁壁合围。
次日，钦宗派人持他的诏令秘密潜出城，召李纲回朝，任命为开封府尹，负责京城防守。可是这时，李纲正在千里之外的荆楚，就是飞也一时之间飞不回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攻城，先后猛扑通津门、善利门和宣化门。自此，每日石矢如雨，杀声震天。炮火所到之处，楼橹尽为之摧！
割地缓兵计策的失败、金军进展的神速，使钦宗连逃跑的念头还来不及浮出，就被困在城中了。他的花花公子老爹徽宗，也没来得及跑，一块儿成了瓮中之鳖。
屹立中原一百七十年的北宋，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
徽宗、钦宗两代皇帝造的孽，到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国事如天，他们朝三暮四犹如儿戏；民意如沸，他们可以闭目塞听视若无物。亲小人、远贤臣，昏聩到极点。怎么能把自己的根基挖得更快，就怎么玩。他们的“家天下”，不亡，可能吗？
直到敌人的刀架到了脖子上，才想起来有个大忠臣李纲，这不是让天下人的心都寒透了！
可叹，笔者最近居然看到有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国内一份公开出版的历史杂志上信口开河，说北宋的灭亡、二帝的受辱，忠臣李纲要负主要责任！
一个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人，只因到了澳大利亚，就敢对着祖宗胡说八道，真是无知者无畏到了极点。下面，就引一段他（或她）的谬论来看看，诸位也好开一开眼界——
其实，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结果的道德评价。只要是好人，哪怕做愚蠢的事情、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对人不对事，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不是一种利益判断，而是一种道德判断。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术疏机浅”的大蠢臣，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结果导致两宫被掳，宋室险些覆亡——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
——雪儿简思（澳大利亚）
载于四川《国家历史》
2008年3月上旬刊
面对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我很难相信他是否具备了评判历史的入门资格！
不知这位华人的“研究表明”所本为何？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汴京在第二次被围中不幸陷落，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位重要角色缺席——他就是被这位无畏先生称为“大蠢臣”的民族英雄李纲！
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既膜拜过“决定论”的原理，又狠批过“英雄史观”，因此，人们印象中北宋的覆亡、汴京的陷落，都是由一些宏大原因所致。但是，经我本人的“研究表明”，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不见得是那么必然和无可逆转。
汴京此次陷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有李纲！
由什么人来充任“城防司令”，在兵临城下之际，关乎存亡。
汴京作为国都，如果扛住了金军的第二次围困，那么“北宋”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就不会出现。如果金军再次无功而返，那么汴京的第二次保卫战，就决不会演变成令我们千年不忘的“靖康耻”！
历史对于这个合格的城防司令的要求，是既要有操守，也要有能力。
卖国的一派虽然下去了，但这次主持城防的宰相何栗，也不是什么理想人选。前面说过，他虽主战，却是书生，在战局万分紧急之时，仍饮酒赋诗，以示闲暇。而负责国家军务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傅、任签书枢密院事曹辅，也都是一样。
金军攻城甚急，这几个书呆子也是着急，孙傅忽然想起一位能击退金兵的神人来。
此人名叫郭京，是禁军龙卫兵的副都头。
孙傅是如何认得这人的呢？原来，有一日，孙傅翻阅丘浚的《感事诗》，内有一句是“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在东南卧白云”。读后，不禁对三位仙家人物产生神往，就托殿帅王宗濋满京城地找，结果，真的找到了郭京和另一位。
这个郭京，是个胆比天大的主儿，口出狂言，说自己能施“六甲法”，掷豆为兵，保证生擒金将宗望和宗翰，而且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
孙傅大喜，把他一层层向上引见。结果从何栗到钦宗，都对这位郭大侠深信不疑，马上封了成忠郎，赐金帛数万，让郭大侠自己募兵。招兵的条件无问老少、不问武功，只选年命合六甲者，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郭大侠还放出风来说：“攻城不急，此兵不出！”看样子，他是培养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
不过，这支神兵的主要构成部分，不少就是街头的混混儿，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朝中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惟有何栗、孙傅等自以为计。
这个郭京大侠的出现，是大宋的一个命数，不久我们就可以看见。
宋军在城里的将领范琼和姚仲友，还算是两员猛将，他们率领守军与敌厮杀，毫不退缩。
这又是一次大国命运的总决战，攻守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宋代的科技水平，为中国古代最高，其弩、炮等装备堪称世界一流。以床子弩为例，下有木架，两翼各有机械转轮，上中下叠放三张强力弓弩。使用时，由数名大汉扳动转轮，以机械动力将三张弩一起拉开，瞬间同时放箭。其威力之大、发射之速，现代人很难想象。
金军的攻城部队也是一流，用的都是机械化装备，有火梯、云梯、编桥、撞竿、鹅车等，从城头到城下，立体式地进攻。这些机械运动灵活，自身防护也很好，矢石灰火皆不能入。
汴京城下，展开了一场世界级的攻防战！
钦宗到底是个二十岁的男儿，既然跑不掉，那就豁出命来干吧！他在雨雪天气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赏赐士兵，自己吃大兵的伙食，极大地激励了士气。
范琼甚至来了蛮劲儿，率军杀出城去，烧了金军不少营寨。守城将士还经常趁夜缒下城去，东放一把火，西杀几个人，打骚扰战。
从这个时候的局面看，大宋方面从上到下的抗敌决心，甚至比第一次围城时还要高涨。但是随着仗一天天打下去、天气一天天地恶劣，情况也就一天天地严峻起来！
时间进入闰十一月，天气暴寒，雪雨纷纷，士兵冻得握不住兵器，甚或有冻死者。金人也感觉到了战况胶着与寒冷的巨大压力，自闰十一月初三开始，攻势昼夜不断。他们再也禁不起一场无功而返的远征了。
这边钦宗也知道，国家存亡系于一线，便放出了“今当死守社稷”的狠话。与上次被围困相比，朝中没有主和派掣肘，他的态度积极多了。
可是，翘首期盼的勤王军却还是迟迟不到。城中军队有七万人，经过了一段激战后，减员十之五六，仅剩三万余。面对金军骤然加强的攻势，城内人心焦灼，不知如此下去还能撑多久。所幸，此时南道总管张叔夜率三万人马入京，连战数捷，守军士气为之稍振。
几天后，东道总管胡直孺也率师来援，却不料在拱州（今河南睢县）遭金军截击，兵败被俘。金军押着胡大帅在汴京下示威，城内军民无不沮丧！
初九日，金军在护城河上大规模垒桥铺路，守军奋力抵抗，万箭齐发，击退了金军。
二十二日，范琼率千人出战，不幸渡河时冰层破裂，五百人淹死，士气大挫！
二十三日，大雪漫天，厚积数尺。金军攻势甚猛，动用了所有的攻城机械，直抵通津、宣化二门之下。
二十五日，暴雪仍未停，金人趁寒急攻。大宋君臣知道，最后决战的时刻到了！钦宗诏令，所有士卒全部登城防御。
这时候，战时宰相何栗忽然想起：郭京不是还有一支战略总预备队没用么？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他再三催促孙傅，赶快把神兵派出去御敌！
孙傅找到了郭京。这郭大侠躲了多日，知道今日躲不过去了，就硬着头皮调集了他的七千多“神兵”，准备赴战。但是。他提出要求，要让守城士兵全部下城，不得窥看他作法，而后命人突然打开宣化门，让七千神兵一拥而出。
郭京本人则与张叔夜大帅端坐城头，等候战果。此外，还有数千有头有脸的官绅，登上了城头，引颈跷脚，静候佳音。
这神兵果然气势不凡！不一忽儿，就有人来报：神兵已夺得金人大寨。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夺得金军人马千余。
其实，这都是想当然耳！官场流行歌功颂德，小兵们也学会了这一套。拿想当然的东西来哄大官儿，一般总没错。
而实际情况是，神兵一出，金军铁骑确实是向两翼略收缩了一下——因为好戏马上要开演！
金军大概一开始也很惊讶，不知这垂死的大宋请来了什么天神。但是战场经验丰富的女真武士，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群地痞流氓。金军骑兵随即从两翼冲出，一顿狂砍，七千神兵立刻缺胳膊断腿，尸积如山。
郭京见骗局露了馅儿，说了一声“我须下去亲自作法”，便率余众溜出城门，逃走了。
城内宋军慌忙关了城门。经此一败，守军意志完全崩溃，城上人马虽众，但无人愿意再战，纷纷弃城而去。城上的官员，也顿时作鸟兽散。
金军则奋勇争先，一鼓作气把旗帜插上了宣化门。这个缺口一开，大批金军涌上城墙，次第攻占各门。不久，就全部占领了四壁的城墙。
巍巍汴京，宣告陷落！
在战乱中，统制官姚友仲等一大批官员和宦官死于乱兵之中。张叔夜率兵力战，身负重伤。溃散的宋兵一旦失去纪律约束，就到处抢劫、放火。汴京城火光冲天，通宵达旦；百姓哭声震天动地！
尽管有这样的屈辱，但是仔细翻拣历史的残页，我惊异地发现：汴京这座城，同时也堪称“中国古代的斯大林格勒”。所不同的是，军队虽然溃散了，百姓仍没有屈服，抵抗并未停止。汴京百姓的坚贞不屈，令金军恐惧，一时未敢下城，而是向宋廷再次派出了议和使。
城内民众不甘亡国，纷纷自发结队反抗，杀死金军的议和使。几天内，前往官府领取甲胄与兵器的，先后有三十万人！宰相何栗也还算尽到了职责，仍在组织民众巷战。
严格来说，金军慑于汴京民众的反抗，根本就没敢进城！
但是，钦宗的意志已经崩溃了，他决心投降。宗望、宗翰对太上皇徽宗耿耿于怀，也很瞧不起他，指名要徽宗前来军营中议降。钦宗不忍，坚持要由自己出面来承受这一屈辱。
十一月三十日，钦宗带着何栗等人前往金营，在刀锋之下谈妥了投降条件。宋廷向金称臣，同意割让河北全部土地，收缴民间武器，还要付给金军犒劳费——绢一千万匹、金一百万锭、银一千万锭。
谈判结束，钦宗回城，看见站在风雪中等他归来的父老，忍不住失声痛哭：“宰相误我父子！”
这个优柔寡断的年轻皇帝，到最后也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他虽然决心屈服，但大金统帅却没给他好脸。投降的事，也进展得很不顺利，两河一带的军民，除了石州（今山西离石）一地之外，其他各州县军民都拒绝交割，坚守城池，寸土不让。
交给金军的犒劳费，一时很难搜刮足数，宗望等人极不满意。靖康二年正月初十，金人叫钦宗赴金营，当场将他扣押，声称财物不凑足数，就不放人。
可怜的钦宗赵桓从此一去不复返。
余下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宋处于一种奇特的无君主状态，原来的朝廷机器还在运转，但一切都听命于金军的两个武夫。
搜刮民间财物的工作，在“自治”朝廷的催逼下，加大了力度，甚至妇女的钗钏在一两以上的，都被搜走。
百姓恨金军入骨，纷纷要求官府发给兵器，要与金军展开城市游击战。但是官府现在已成了听命于大金的“维持会”，当然不准。百姓就私自打造兵器，半夜偷袭敢于下城抢劫的金兵，据史载“掩杀甚多”。
到二月初，宗望、宗翰看大宋皇帝实在太窝囊，就起了意，索性废掉另起炉灶算了。于是迫令张邦昌为帝，废徽、钦二帝，将皇室子孙及后宫等全部收入军中扣押。
三月初七，张邦昌称帝，建立伪“大楚”。到四月初，大宋的二帝、后妃、太子、宗室、大臣、宫女等共七千余人，被金军分批掳掠北去，同时金军还带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和工匠、倡优。
这个史称“北宋”的王朝，就此烟消云散。
三月二十九日，风雨如晦，二帝坐上牛车在黎明时启程。北行的一路上，宋俘受尽苦楚和屈辱，女眷们更是如堕地狱。几经流转之后，二帝被安置在大金的边境小镇五国城，先后死在那里，据说连骨殖都未能归葬故土。
北宋终结这个时刻，钦宗曾朝思暮想过的李纲，此时走到了何处了呢？
当汴京陷落时，李纲还在被贬的途中，还没有走到第二个贬谪地建昌。当二帝作为俘虏出发时，李纲正在岳阳组织勤王军，八天之后，这支队伍就登上了东下之舟，急赴京城。
古代交不便，信息传递缓慢，战时的音讯就更加不灵。烽火连三月，汴京到底怎么样了，谁也说不清楚。
五月初，当运兵船驶至繁昌（今属安徽），李纲得到赵构大元帅府的传檄，才知道“都城不守，二帝播迁”。他呆了一呆，随即号啕大哭，几欲气绝。
离开京城才不过半年，天怎么就塌了！
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
汴京陷落，二帝被掳，伪“楚”登台，大宋的路，原本也就该走到头了。大概是炎热的夏季气候救了大宋一命。一到天气刚热起来的三、四月之交往，宗望和宗翰就先后匆匆北撤了。
女真人在北地生活惯了，惧怕中原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苦夏，终其一朝，对大宋的实际领土要求，只到黄河以北，而且两次割地受阻后，都没有认真执行。
女真主子一走，被强行扶起来的伪楚政权，毫无民意根基，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几乎连一天也难以维持。
此时的大宋臣民，心中还有一个耀眼的希望，那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
赵构的被推出，是钦宗在最后关头做的少数好事之一。靖康元年闰十一月，汴京危在旦夕时，钦宗就派阖门祗侯（官职名）秦存，携带蜡诏前往相州，给了赵构这一个无比威风的任命。
秦存见到赵构，从头发里取出蜡诏，赵构当场宣读，在场军民无不流涕！
十二月初一，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成立，初时即有兵五万。赵构的手下，还有宗泽、张俊等一批强将，实力不算弱。
大元帅府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赵构所辖的官军与各地来投的义兵，与日俱增，不久就号称百万，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了。但此时钦宗已投降金人，他怕大元帅府的兵马轻举妄动，影响他个人的命运，因而对赵构的行动多有制约。
百万大军就这样屯集在济州一带，不得施展。
靖康二年的一、二月，残破的大宋其实还有强大的民心可用，钦宗当初若能单骑逃出汴京，形势也会大不同。但是他的脊梁骨已经彻底断掉，情愿退出历史舞台，去做异邦孤魂，而把光辉的位置让给康王赵构。
赵构听说“大楚”建立，二帝北行，不禁大哭。副元帅宗泽带领万人驻扎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闻讯后立刻引兵进至滑州（今河南滑县），准备渡河截击，劫回二帝。这一举动，吓得回撤的金军晚间一度连火都不敢生。
但宗泽的行动，其他勤王军并不响应，最终只得作罢。
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汪伯彦之流，见最佳的政治投机时机到了，都力劝赵构称帝即位。他们甚至以“天命”来忽悠未来的皇帝，说“靖康”二字，本身就含有“十二月康王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