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5
张邦昌这边，金人一走，即如丧家之犬。他知道金人靠不住，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
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将“大宋受命之宝”的玉玺呈送赵构，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迎入皇宫，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
总之，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赵构终于心动，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
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地理居中，漕运发达。
在这种形势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左相），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这位“传奇皇后”干脆手书一纸命令，公告天下，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
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等到韩世忠、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才正式同意即位。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南京。两天后，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只求一死。
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赵构尚不敢轻动，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也没问罪。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改元建炎，由此成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史称“高宗”。
宋高宗因为《岳飞传》的缘故，在我们中国，可谓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但我认为，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表现看，可说是相当稳重，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
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低调地积蓄了力量；又不惧金人的威慑，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柞，总还算难能可贵。
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
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吴敏等人，则以“主和误国”的罪名，给贬了官，发配到地方上管制。
对前朝的重臣，只有两位是例外，不仅没贬，还给了很高的位置。一是张邦昌；高宗认为他“知几达变，勋在社稷”，特别给予优待，后又进封为太傅。另一位是李纲；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镇不住，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宰相了。并且，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
对这两人的任用，朝中有些议论。对张邦昌，早在钦宗时期，朝中就有一批“邦粉”，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中丞颜歧上奏说：“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更应该加同平章事”。也就是说，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还应让他参与朝政。
黄潜善、汪伯彦也是曾经的“邦粉”，所以对李纲很排斥。颜歧也主张：“李纲为金人所恶，趁其未到任，应罢之！”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出面干预说：“如朕之立，恐怕也非金人所喜！”
看来，如史书上所论：“李纲之用舍，系一时之轻重。”不过，也是李纲的命不好，这次他被高宗看重，本应大大施展一番的，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汪等一批“藩邸旧人”。从此屡遭暗算，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
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这些奏章共有五道，高宗一道都没批。里面的内容都是说：李刚不应为相，给他一个讲筵官（皇帝老师）的闲职就不错了，等等。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
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带来的勤王军，不可能就地解散，那样的话，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的，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去？
经过考虑，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大宋仅存的中央政权。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士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
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
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
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
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
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
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对于殿中。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
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愚直好论事，为众人所不容于朝”的往事，提出要求：“如今后臣再次孤立，望陛下详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臣得以尽职，虽死无憾。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姚崇进言十事，皆中一时之病，大多施行，后世赞美之。臣慕其为人，今也有十事上达，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臣乃敢受命为相。”
“你说吧，无妨！”高宗答应得很痛快。
李纲说的这十条，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其一曰：议国事。李纲认为，中国抵御夷狄之法，无非“战——守——和”三个层次，基础是要能战。靖康末期，这三样一样也不行。而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那样只能自取其辱）。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
其二曰：议巡幸。陛下您刚即位，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以慰人心。汴京暂时不可居，则可巡幸各地。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
其三曰：议赦令。祖宗在登极时，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所有罪官一律复职，太过泛滥，必须改正，应按法律赦免。
其四曰：议僭逆。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朝廷尊之为三公，不当。应正典刑（杀掉），垂戒万世。
其五曰：议伪命。国家有大变故，鲜有死节之士，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应仿照之，以激励士气。
其六曰：议战。军政久废，士气怯懦，应刷新纪律，赏罚分明。
其七曰：议守。贼情狡诈，势必复来。应在江、河、淮沿岸布防，扼守要冲。
其八曰：议本政。多年以来，政出多门，纲纪紊乱，应归政于中书省，重建朝廷尊严。
其九曰：议责成。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根本看不出政绩来。应审慎择官而久任，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
其十曰：议修德。皇上初应天命，应注意修养“恭、俭、孝、悌”之德，以副四海官民之望，努力中兴。
这十条，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都有详细的解释，条理分明。
高宗接过“议十事札子”，放置在座位上，和颜悦色地说：“待有空细读，有应当施行者，一定批出来。”
高宗看了半夜，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巡幸、赦令、战、守五项，其余五项留中不发，没批。再过一日，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对这五项，高宗基本照准。惟有赦免令一项，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再追回成命很难。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按照等级逐步复职，不搞一风吹，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
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批出五项，其中是有些名堂的，于是又单独留下来，上奏道：“留中五事，其中本政、责成、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自应留中。惟议张邦昌僭逆、议受伪命臣僚二事，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望早做处分。”
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议伪命两项，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以“政治正确”大帽子党同伐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
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并未易帜。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过去，北宋是天朝大国，辽金再怎么强，也是化外藩邦。而今，金与南宋分庭抗礼，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他认为：若要恢复河北河东，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上层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
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制造中兴、光复的浓厚氛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恢复做文章。
而高宗在这个时候，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对他来说，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这样一竿子打下去，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他颇为犹豫。
所以，他对李纲说：“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等协商好了再说。”
李纲内心一阵冷笑：不过就是那几个“邦党”而已！他抢上一步，向高宗陈述己见，侃侃而谈：
“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臣请以《春秋》之法判断之。京城的人，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因而赞美他有德。元帅府的人，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因此可以宽恕。而天下之人，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因而愤恨之。京城之人、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是私心也！天下之人愤恨者，是公心也！”
张邦昌问题，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词，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搞得李纲好不恼火。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奴婢。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而欲以此为‘有功’，这可以么？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邦昌何力之有？陛下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以示四方，谁不寒心？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请降旨宣召，臣愿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就不再多言！”
高宗同意了，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辩论之时，黄潜善为张邦昌辩护最力，所说的大概不出李纲先前列举的那些。李纲与他驳难数次，黄潜善才表示服了。但仍然坚持对张邦昌的处理，放置到远处不如留在近处为好。
李纲大怒：“张邦昌应当正典刑（砍头），还分什么远近？假使在近为好，也应囚禁，今日反而尊崇如此，是何理由？”
黄潜善无言以对。
高宗便问吕好问：“卿围城时在城中，知其详，你说该怎么办？”
吕好问说：“邦昌僭窃名号，人所共知。然而既已自行归来，还请陛下裁处。”而后又讲了唐德宗的一段往事，附会黄潜善的“在远不若在近”之说。
李纲虽然知道吕好问在迫使张邦昌放弃伪政权一事上有贡献，但他不能容忍吕好问的这种“绅士风度”，便对高宗道：“吕好问之言，首鼠两端。张邦昌既已僭逆，岂能留在朝廷，使路边百姓指手画脚：‘此亦一天子哉！’”
说罢，李纲泣下而拜，大声道：“臣不愿与邦昌同列，见面则以笏（上朝时用的记事板）击之。陛下欲必用邦昌，请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
高宗颇为感动。汪伯彦见气氛不对，也赶忙赔小心道：“李纲气直，臣不及！”
自古忠奸不两立，也确实不用多说。高宗便问李纲：“卿欲如何处置？”
李纲说：“邦昌之罪，理应诛夷，陛下若考虑他属于自归，可免其死而远窜之（流放）。其余受伪命者，按情节谪降可也。”
高宗考虑了一下，说：“朕现今日就批出你这札子，明日来领旨吧。”
李纲退下后，心想：像张邦昌这点儿事，顺逆如此明显，犹费力如此，其他的事岂能不忧？到当晚，议僭逆的札子果然批出来了。第二天，李纲同执政面见皇帝，黄潜善仍坚持了一下，但最终定下来，将张邦昌以散官安置在潭州。
李纲这才松了口气：这个结果，也算是对天下有了个交代，接着，君臣又谈到议伪命的札子。高宗说：“国家颠覆，不闻士大夫死节，往往是因为有利可图。听说，王及之坐在王府宅门大骂诸王，余大均诱骗宫女为妾。这些事，卿知道吗？”
李纲奏道：“多年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所以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时，士大夫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罕有能仗义死节者。在内惟有李若水，在外惟有霍安国，其余未有所闻。愿下诏，命京城与诸路好生探访，如有为国死节者，则多加抚恤。王及之、余大均之流，交给御史台审理，必能查实。臣听说，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开、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跑了好几趟，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互相担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
高宗当即询问吕好问，吕回答情况属实，于是这四人均被贬到广南边远州军安置，其余附逆官员也都依次贬谪。对壮烈殉国的李若水、霍安国则追加了官衔，以示褒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阻挠李纲为相的颜中丞，恰好也是附逆官员，此时见势不妙，赶紧上了待罪奏疏。执政们的意见是让他仍任原职，但高宗还是把他给降了职。
奏事完毕，执政退下，宰相李纲照例留下。高宗对他说：“卿昨日在内殿争论张邦昌事，内侍（宦官）们听到后，都流了泪。卿今日可以安心受命为相了。”
高宗在这个时候，对李纲十分信任，对李纲的意见也基本能采纳。李纲心情颇为激动，决心好好辅佐这位中兴之主。他拜谢过后奏道：“今日国势，比之创业要更难。创业之主，乘兴起之运，积小成大，易于成事。而今正当国势萎靡不振之时，金人侵扰之后，士风怠惰，人心畏惧，府库空虚，县郡残破，制度废弛；而欲成中兴之功，犹如大厦之倾倒，须一一修茸才得扶起。然而材料稀少，所以尤难也！国家今后全赖陛下刚健不息，不为群议所动摇，先做大事、急事，而徐图小事。依臣之见，自古以来创业中兴之主，莫过于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三人皆有英明之资、宽诚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断而不惑，所以能决大事、成大功，平定祸乱，开创太平。”
李纲提出，想把上述几位君主的事迹，摘录一部分编成一本书，供皇上闲暇时观览，以古鉴今。高宗欣然同意。
接着李纲又说：“人主最大的事，在于兼听广视，使下情得以上通。今日艰难之际，四方的好事坏事，每日都有想报上来的。士民愿为国家出主意的也多。陛下即位已逾一月，可是检鼓院（中央信访办）仍未设置，这就不是把通下情看成当务之急了！”
高宗不好意思地说：“几次跟执政说过，至今犹未设置，卿可去办！”
李纲退下，立刻传旨，在行宫门外设置了“登闻鼓”，安排了官员值班。又设置了两名“看详官”，负责拆读上访信件和建议书，如有可实行的建议，就要呈交皇上批阅。他还规定，在三省的门口设立收发室，可以接受百姓申冤的状词。
这一番措置，体现了李纲的良苦用心。他真是把高宗看成是汉光武帝那样的中兴人物了，意在借高宗的力量，重建一个强盛的大宋。百年大宋，到了“二帝”这里，真是腐朽得不成个样子了。那个京城在汴京的大宋，亡了固然可悲，但也有可喜之处，就是给了再造大宋一个好机会！现在，所有关于强国的建设措施，都要一项一项地来。
李纲可能很清楚：高宗比起那些真正的明主来，分量要弱得多。但事情不能太往仔细里想，只要上天给了一个机会，就要尽人事，先做起来再说！
影响南宋150年的“规模说”
大家都知道，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时至今日，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
由于通俗文艺传播力的缘故，岳飞、韩世忠，甚至岳云、牛皋、梁红玉这样的人物，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
据今人研究表明：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以现代语言来表示，就是“没有规模，无以图恢复”。
——这里的“规模”二字，可以理解为“框架”、“实力”、“基础”等等。
这个“规模说”的首创者，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
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就系统地提出了“规模说”，概念非常清晰，论述非常全面。
他说：“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相差不远。然而有可为者，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群臣团结于下，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以图中兴。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所谓规模者，外御强寇，内消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振士气，择将帅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待我以此完成‘自治’，政事已修，然后才可以议大举，问罪金人，迎还二圣。”
这是一个先内后外、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这里提到的“自治”，意为内政完善。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
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方法不是委曲求全，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提出，要“料理”河北、河东，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就不管了。
他说：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蔽，料理出头绪后，中原可保，东南可安。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而欲自安于东南，就像外有盗寇，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那可能么？
李纲接着分析，河北、河东虽遭金人蹂躏，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
各地士民、兵将，拥戴大宋之心甚坚，能守城的守城，能结寨的结寨，皆推豪杰为首领，聚众多者数万人，少者也不下万人，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使者进行招抚，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强壮、狡诈者降金，其次为盗，老弱妇孺渡河投宋，而朝廷将何以待之？
金人历来善于招降。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然而救兵久而不至，危急无告，必然会怨恨朝廷，金人就会趁机招抚，皆成为精兵。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难以控驭。
李纲提出，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下力气经营两河。要联络豪杰，收复州县，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任命书，有功者马上给官做。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防御、团练使等职，就像唐朝方镇那样，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又能借其力御敌。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
最后，李纲明确指出：“此最今日之先务也！”
经过廷议，大家也都同意。高宗便问：“谁可担当此任？”
李纲奏道：“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臣当询访其人，再行奏报。”
退下后，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张所，可以招抚河北；一个是傅亮，可以经营河东。对这两人，尤其是张所，李纲也颇有耳闻。
张所，山东人，进士出身，极有才气与谋略，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当时金人第二次“犯阕”，李纲已被贬到外地，张所身处围城之中。朝廷为让金人退兵，决定将河北割弃，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独独张所上奏，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以回援京师。钦宗同意了。
张所到了河北，士民久旱望云霓，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当下应募者云集，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张所也因此“声满河北”。
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不幸京城已破，回援计划落了空。
高宗在南京即位后，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行在”报到的。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兵马人数、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上奏给高宗。
一开始，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出使河北，仍继续经营此事。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的身份，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
黄潜善受到这个批评后，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没有准许，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安置在江州（今江西九江）。
当臣下有了争执，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究竟支持谁才好？这是一门艺术。一般来说，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以示权威不可挑战。至于两人谁是谁非，根本就不予考虑。
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李纲也认可，但他并不是书呆子，立刻想到了“官场潜规则”。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那么任命张，黄必然阻挠。可是事情急迫，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于是不得已，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先就此事沟通一下。
李纲说：“吾辈蒙皇上恩典，就职于艰难之秋，实负天下之重望，而四方士大夫，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近日朝议，准备设河北招抚使，然而经过搜访。无人可以承担。独有一张所可用，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像他这个罪，谁都认为处理得当，但眼下事迫矣，一失机会，悔不可失，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如果用为台谏，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他会冒死立功赎过。不知公意下如何？倘若黄公能先国事，后私怨，不亦美乎！”
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但他的韬略也很深，知道李纲正红火，正面硬顶不成，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李纲立刻抓住时机，向皇上推荐张所，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高宗听了，很高兴。
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还兼任了御营使，进封了“开国公”。这般恩宠，使他更思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是他建设中兴“规模”的第一步。
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于是下旨：张所以通直郎名义，充任河北招抚使。
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中，朝廷特别派了使者去追回，二十天后才回到京城。高宗立即传旨召见。在对答时，张所很称高宗的意，于是得赐五品官服，由内府拨给钱百万缗，做为募兵的半年钱粮，还发给空白委任状一千余份。又调派京畿兵千人为卫队，招抚使的官署将佐听凭张所自己安排。总之，一切可以便宜从事。
张所得了“尚方宝剑”，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几日，待筹划得差不多了，就起程出发。
另一位人才是傅亮，陕西人，因边功而得官，熟悉兵事。靖康之初，这条汉子激于爱国大义，自己跑到京师上书言事，建议以亲王为元帅，在河北特别是燕京一带拉起队伍来。这建议，钦宗大不喜欢，派人把这个冲动的边官押送出都门了事。
到当年冬天，又有人向钦宗举荐傅亮。这次钦宗是在被困的危难中，很容易想起爱国者的好处来，于是急召进京。然而傅亮人还没到，京城就破了。傅亮率陕西、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第一个抢到城下，屡立战功。
他治理军队，有如古人，军队面貌是“斩斩然整一”，大概很像吴起、周亚夫一类军事家吧。高宗即位后，傅亮赴行在报到，被授予通直郎。
傅亮的为人，“气劲言直，议论不能屈折”，因而“执政不喜之”，让他去滑州做了个知州。
他这样的人，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官场，确属十分罕见。当时滑州在金军两次入侵时都是首当其冲，连个城墙都没有了。傅亮知道这是执政在坑他，把他放到危险的第一线，他也不在乎，上疏道：“陛下只要能复归京师，臣便能守住滑州；陛下未归，则臣也守不住这地方！”
执政就看不得这样有血性的人，于是指责这话说的不敬——难道想跟皇上叫板？最后以“悖傲不逊”之过，降为河阳府通判。傅亮鄙视这班玩权术的大佬们，甩甩袖子“愤懣而去”。
待李纲赴行在时，傅亮已经走了。李纲连忙派人追回，对他说：“连日来观察你的智谋气节，真可以为大将！你先不要走。”
这次李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个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荐上去了，认为他可以经略河东。高宗对李纲说：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么说的吗？
李纲早已有备，对答曰：“人臣论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动人主。激切则不免近似于诽谤不敬。所以古时的皇帝听谏言时，必察其动机，如果出于诽谤之意，那自然罪无可逃；至于仅仅是言论激切，必宽恕之。傅亮之言，不过欲激陛下归京师，非有他故，愿陛下包容之。况且如今人材难得，将帅之才尤难。如傅亮者，今未见有可比者，他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气劲言直，乃关陕风俗之常，不足为怪。”
这么一说，高宗便消气了，马上召见傅亮，赐五品官服，让他带兵万人并充足钱粮，去经营河东。
对于河北、河东的一切事务，李纲颇为在意。上任之初，正逢皇子诞生，李纲率执政入贺，趁机上奏道：“皇子降生，依祖宗先例，应当大赦。陛下登位时，已经大赦天下，而独独遗漏河北、河东与勤王之师。两路为朝廷坚守，如果赦令不及，人将以为朝廷已将其遗弃，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带甲荷戈，披霜冒雪，也甚劳苦，且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如果恩恤不及，日后再有急难，何以使人？”
高宗听了，猛然醒悟，便采纳了这建议。
接着李纲又敦促皇帝下诏，褒慰两路军民，正式公布“保全一方即加官”的决定，同时也有诏，令两路军民不得无事生非、随便怀疑和擅杀官员。
李纲也考虑到了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
这些措施，立竿见影！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人心振奋，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经常有大破金军的捷报传来。啸聚山寨的豪杰，也纷纷应募投军。金军留在三镇地面上的围城部队，见势不妙，不得不纷纷撤围。
李纲又挑选了可用的武将，沿黄河设立了六处沿河巡察使，各负责一段，作为前线的情报机构。
这时候黄潜善建议：可以令马忠率领所部兵马，会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万人，瞅个空子进入两河界内，金人必会解所有州郡之围而图自保。
对此，李纲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这叫做‘批亢捣虚’，固然是古之兵法，但我军士气太弱，恐不可深入。而且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卖力，后官高志满，爱惜名声不肯决战，屡遭败绩，恐不足以胜任。不如派他协助张所，先就近克服睿、卫、怀三州，而后乘胜北上，则诸郡之围必解，真定也可收复，河北从此无事矣！”
此时金人留在三州的军队，仅有数千人，其余武装都是驱使百姓，令其剪发充作“伪军”。张所受命招抚之后，已派间谍与之通气，被胁迫的宋人多愿为内应。若官军出击，里应外合，三州可指日而下。
但是黄潜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高宗经过考虑，同意了，李纲也不愿力争。于是朝廷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张换为副使。张换也是陕西人，为人质朴，有谋而善战，其才干远胜于马忠。朝廷让他既为马忠副手，又负责协助张所。
这是李纲任宰相以来，高宗第一次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其用意为何，不详，也许是为了在李纲与黄潜善之间搞一下平衡。
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到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帐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是也。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有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惟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
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领与他聊，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
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
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
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
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刚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知道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象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在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领前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
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
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
——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
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就探讨起靖康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
高宗听了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
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
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键岗位上无人负责，“贼”至，造桥渡濠，竟然听之任之。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城上将士即溃，基本等于没有防守。
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了，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总的战略、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纲在，汴京在；李纲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铁案如山。所以，在李纲身后，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
但是，负面的评价也一直都有，其中比较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说他“术疏机浅”，指责他不该坚执徽、钦二帝死守汴京，导致二帝被俘，北宋灭亡。把亡国罪魁的大帽子，从二帝头上摘下来，扣在了李纲头上。这个说法至今也还有人在重复，实在是荒谬之极。
李纲的上述分析，高宗给予首肯，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看，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起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
一般来说，中国这么大，外部力量一时是欺负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在皇权体制下，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最终决定是非、胜负、宠辱的，说到底就是权术。
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
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买马”一事。李纲曾建议：“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对阵，容易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为权宜之计，非在民间购买不可。请先下令，下级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按等级给价取之。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买马之资，国家无力出，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
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
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明确规定：“文臣允许养马一匹，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一并交给官府，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等级，以钱偿付。限半月查清，有隐匿者，以违制论。”同时还规定，国家鼓励从军，白身平民从军，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国家每月发给钱米。官吏、寺观、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按财物多少推恩。
这些措施刚一实行，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上疏弹劾李纲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每郡增二千，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
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跑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到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女人。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北京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耶？”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
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是如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移动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外则经营两河，内则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目前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具备的样子。
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
——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山河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
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
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
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黄潜善为打击李纲，干脆从人事方面下手，以李纲的姻亲、江宁知府翁彦国做靶子，意图掀起倒李纲的风潮。高宗听信了谗言，批出旨来，说翁彦国在修复江宁城池时花费太多，骚扰东南。
对此，李纲上奏解释了情况。
派翁彦国去江宁任知府，负责修城，还是在李纲赴行在之前就下的任命，与李纲无关。翁到位后，朝廷批给十万贯钱做经费，翁彦国后来上了个札子说不够，于是高宗就有“骚扰东南”的话批出来。李纲争辩说：“前十几年，赐给大臣一座宅子，尚须费钱百万。今日令修城，十万贯岂不是太少？”
高宗听了这个解释，先是增批了四十万贯作为补充，而后过了不久，忽然又有旨下来，仍说翁彦国“修城骚扰”，要求严厉处分。恰好在同一日，江宁府有公文上来，说翁彦国病死了。高宗便说：“彦国已死，不须处分了。”但仍下令免去翁的职务待遇，又降旨“抚慰东南”。
皇帝的这些姿态，满朝的人都能看出来：李纲不大灵了！
李纲当然看得更清楚，以前奏事或者拟的公文，很快就能批出，现在则多不批出。李纲知道，黄、汪等人没少进谗言，且“其入已深”。他也不想装傻，一日，在朝议过后留下，对高宗说：“近日屡次劳烦圣心，下令改正已行事务，臣已逐一辩明，幸蒙谅解。又所拟各项事务文本，多未批出。乃是因臣特立独行，又蒙陛下特殊恩遇，嫉妒者多，必有暗中离间者。”
高宗不承认有小人告状，只是敷衍说：“无此，所批改正事务，只是朕偶尔想到。其余未批奏章正在细读，并非不批。”
君臣俩以往的默契，到此已荡然无存，虽然尚未决裂，但双方已是勉强在维持关系了。
到八月五日，形势明朗化，高宗的倾向公开了。有旨升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提拔黄潜善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样一来，从过去的仅李纲一相，变成了李纲与黄潜善“两相同朝”的局面，反对李纲的势力大大增强。
黄、汪一伙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六月初以来，他们与李纲搏弈近两个月，心计用尽，战战兢兢，如今大功告成，接下来就要放手一搏，非要搞垮李纲这个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不可。
按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整人要从对手的下属整起，否定人要从否定其主张做起。“两相”的任命一下来，黄潜善立刻开始破坏李纲的两河战略。先打压张所不成，马上又开始算计傅亮。
管他什么战与和？整人不讲道理，就讲如何把你的人整下去！
李纲知道他这招毒辣。黄潜善这是把国防大计与人事关系搅到一起了，让你撇不清、道不明。如果李纲听之任之，则恢复中原之策势必胎死腹中；如果李纲出面解救傅亮，则恰好被黄潜善说成是拉帮结党。
但李纲就是不听这个邪。国家命运高于天，为保住河北河东大好局面，豁出来辞职，也要争！
忠直之人，一般都是偏向虎山行的人。他在事后回忆道：当时“虽知堕潜善策中，盖势不得不然也”。
李纲实在是痛惜两河的局面就要被这帮小人断送掉！
当时，张所与傅亮分别负责在河北、河东招兵买马，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极大牵制了金军的力量。特别是在河北，张所携带千余份空名告身（委任状），携三千兵卒前往河北，一时间义兵云集，“应募者十七万人”。义军“八字军”王彦等人纷纷投效旗下，岳飞也来向张所报到，被任为中军统领。
张所曾问岳飞：“你一人能敌几个敌人？”
岳飞答道：“勇不足恃，用兵专以计谋取胜！”
张所很惊讶：“看来你并非粗人！”于是对岳飞甚为器重。岳飞的军事天才也从此得以施展，最终成长为南宋赫赫有名的抗金将领。
傅亮这一边，势头也很好。先前傅亮见河东经制司下属兵员才万人，且多为乌合之众，其中还有一些招安来的盗贼。这样的武力，一过黄河大概就要被金军吃掉。于是上奏，要求先去陕西招募正规的西兵、民间弓箭手和将家子弟，估计可招到二万人。然后再联系河东各个山寨豪杰，伺机策反已失陷的州县，待时机成熟即渡河作战，收复沿河一带后，再伺机深入，逐步收复泽、潞两州和太原。
得到高宗批准后，傅亮便雄心勃勃地上了路。可是走了才十余日，枢密院忽然取旨，命宗泽在汴京节制傅亮，让傅亮即日渡河，深入金军腹地。
傅亮在途中得旨，知道这是朝中小人要置他于死地——带领一万名刚收容来的地痞流氓，渡河去干什么？不是送死么？
他上疏申辩说：“此令与以前指令不同，何也？即令我即日渡河，也无不可。但河彼岸皆金人地面，我司措置全未就绪，过河后，何地可为家？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假若为金人所溃败，何处可以得兵？亮死不足惜，只怕是有误国事！”
李纲跟着也有奏章上呈，质问这马上渡河的昏招：“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河北所失，不过数州，其余皆自愿为朝廷所守。王师（宋军）渡河，犹有驻扎和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则大半沦陷，今经制司人马不齐，猝然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若全军覆没，不知朝廷更从何处再觅将佐士卒，来全面经略河北？古人将帅在外，不由中央驾御。请仍照前议，任由将帅发挥才智，假如旷日持久而无功，则朝廷可以法治之，何必驱之如此之急？”
黄潜善、汪伯彦现在已不怕李纲了，毫不让步，瞪着眼睛说瞎话：“不令他们急渡河，则将失机会。傅亮只是想逗留不进而已！”
李纲争辩道：“兵事怎能坐在堂上遥想猜度？且目下也未见有甚么机会。委任了将帅，就让他们择有利时机而动即可。今不顾其措置未齐，而驱之渡河，正是为贼之饵食，哪有什么好处？”
高宗见黄、汪之流固执己见，也很犹豫，数日之间徘徊不定。
几天过去，见皇帝没动静，李纲又极言力争：“潜善、伯彦先是极力打压张所，幸赖陛下明察，使其不得逞。经营两河，乃臣所建议，而张所、傅亮又为臣所举荐。打压二人，就是要让我李纲丢面子，令我不安于职。我素以靖康间大臣不和之事为教训，凡事都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想二人却有心计如此。我以为，傅亮这人明白事理，愿陛下耐心观察，则情状自见。”
高宗眼睛望着天棚，憋了一会儿，说：“朕今晚批吧！其余都不变，只是让经制司改设在陕府。”
高宗说完，其余人都没话了。黄潜善则要求独自留下来，要与皇帝对话。
这个征兆不好。果然第二天，圣意一批出来，是说：“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以罢经制司，令傅亮本人赴行在报道。”
不用问，这是黄潜善操纵皇帝又一次成功！
李纲知道：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汉水这次真的就西北流了！大宋之明日，将永无朗照！不知他此刻心情是如何地绝望，但他决定不愤怒、不哀戚，只把要说的说了、要做的做了，无愧于己心、无愧于后世，也就行了。
天要倾，地要陷，就算做了一个屈原大夫，又能如何呢？
他把皇帝的御批压下没发，上奏道：“臣昨日论傅亮事，已经蒙陛下宣谕：傅亮职务不动。刚才收到御批，却还是罢了傅亮的经制使。不知圣意是何意？”
高宗淡然道：“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不如就这样吧。”
李纲寸步不让：“臣昨日争不可立即过河，今日就因臣争论之故，将傅亮与经制司一并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暗中惑乱圣听，欲迫使臣去职。臣蒙圣恩，只知一意为国家，凡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以傅亮经营河东，乃今日所为之大事，潜善等欲破坏之。此若可罢休，其他还有何事可为？”
他直截了当表明：请皇上收回成命，否则，他这宰相也干不了啦！
这是李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辞职意向。
高宗却没把问题看得太严重，说：“像傅亮这样的人才，难道如今很难得么？”
李纲说：“臣曾与傅亮款语（详聊），观其谋略，真可以为大将。询问士大夫，亦以为然。让他做了经制使，姑且试之，假以岁月，必有可观。而今未曾使用，遂罢之，则不可！古之用将，恐不如此。昔日汉高祖怎知韩信？只因萧何荐之，遂为大将。萧何所以知道韩信，亦因屡与之语。如今人才难得，而将帅之才尤为难，偶得一二，诸事未成，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谁不寒心？且潜善之流，意不在亮，乃以此排挤臣。陛下若不察，臣又怎敢安于职守？怕是终无助于陛下中兴之功！”
这下子，又说得高宗无语。
古之君相，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模式，有的如主仆，有的如父子，有的如兄弟。还有的就是李纲与高宗这种，酷似严师与学生的关系。
高宗想不听老师的话，但道理上又讲不过老师，于是就玩花样，能哄就哄过去。
李纲见高宗态度还是不明朗，就从袖中拿出御批，说道：“圣意如一定要罢傅亮，请降旨，可令潜善办理此事，臣请乞骸骨归田里（请求退休）。臣并非敢于轻易离职，望陛下深思：假使傅亮不罢，臣哪敢决意要走？”说罢，上前几步，再拜于龙椅之前。
高宗赶忙安慰说：“不须如此！”
可是等李纲退下之后，马上就听到消息说，罢免傅亮的圣旨已正式颁下。于是李纲想也不想，写了个札子求去，也不赴都堂办公了。高宗闻讯，派了御药官去宣李纲，“押解”着他到都堂办事，但是刚一到都堂，李纲转身又回了寓所。
他在寓所中，接着又写了第二道札子，请求辞官。高宗很快把两个札子都批出来了，就是不允。
君臣俩，就这么僵住了！
翌日，高宗又派御药官“押解”着李纲，来到后殿起居室奏事。众宰执奏事完毕，高宗命李纲留下来，对他说：“卿所争事小，何必非要去职？”
李纲说：“人主之职，在用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才。今人才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若陛下以为小，臣即便以去职相争！”
想到此，李纲不禁一阵心酸。他一是恨：君臣之间，为何对战略问题认识差距如此之大；二是恨：好端端的抗金大局，竟被一二个不入流的佞臣几句话就给颠覆了！他想，皇上把他留下，也就是要给他一个缓和的余地。如果自己退让一下，无非就是撤掉了一个河东经制司，其他的事，还可以徐图。
但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抗金大计是一个整体性的“规模”，环环相扣，先后有序。把河北、河东经营好，竖起人民战争的屏障，是保住现有国土、以图反攻的第一步。这开初的一步，都走得这样难，还何论其他？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在“二帝”时期，不过是些微末角色，因缘际会，从州官一步成了皇帝的宠臣，他们不可能有经邦济国的头脑与胸襟。他们的从政理念，无非就是攀附与整人。巴结上司、打击同僚，培植亲信——这三件事，是他们从政活动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伙无知小人，居然能屡屡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那么这个国，还能有什么希望？抗金大业千头万绪，即便没有掣肘尚且费力，谁还能禁得起他们事事死打烂缠？
圣人说得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李纲的退隐之心，已是斩钉截铁！
想到此，他来到龙椅前跪下，索性说出了掏心窝的话：
“臣蒙陛下眷顾，龙飞之初，首命为相。而潜善、伯彦自以为有攀附之功，窥伺相位，自不待言。而陛下却虚位以召臣（留着空位子给我），两人必对臣切齿痛恨，嫉妒无所不至。臣曾建议，议伪命、料理两河、巡幸勿离中原等，此二人偏要处处与臣不同。黄潜善尚未为相时，之所以进谗言指摘臣，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为相，仍打压不止，不过欲逼迫臣去职而已！
“臣生性直，却立于群枉之中，惟有赖陛下明察。如傅亮之事，明白无可疑者（他究竟有什么错），陛下若不察，臣岂敢再任宰相？臣以世俗之事做比喻，今有人患病，众医不能治，而请来草泽之医。待草医开好药方，众医皆阻拦，使之不得用药。草医只能辞别，岂敢负医疗之责？又如大厦之将倾，请来良匠修理之，必换栋梁，而以木柱暂做支撑。众工匠却百般诋毁，主人不察，既不许换栋梁，又将木柱全部撤去，则良匠亦只得告去。何也？倒塌之责，不能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