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6
“朝廷承平无事之时，宰相犹可尸位素餐、冒受荣宠；今艰难多故之秋，臣自料终不能当陛下之厚望，怎敢久居此位、妨碍贤路？臣曾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离中原，潜善等欲往东南，所以必打压张所、傅亮而迫臣去职。臣东南人，岂能不愿跟随陛下去东南为安？但车驾巡幸所至，实乃天下人心所系，中国重心之所在，一离中原，则后患不堪设想！所以臣不敢雷同众说。
“愿陛下以宗社为心，以生灵为意，以二圣未还为念，留心恢复大业，勿以臣去而改原议。臣虽离左右，岂敢一日忘陛下？惟有不胜依恋之至！”
说罢，李纲忍不住泪流满面。待到拜辞高宗，退下后又上了第三道辞职札子。
李纲的友人们，对他的仕途前景非常担忧。有人对他说：“公决然退去，于大义相合！然而谗言不止，将有祸患不测，奈何？”
李纲略作思考，铿然答道：“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已尽事君之道，不可，则全节而退，祸患非我所惧。天下自有公议，此不足虑！”
第二天，八月十八日，果然有公告发布：免去李纲宰相职，降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宵宫，这两个职务都是虚衔，后一个只是挂名的道观主管，不必到任。降职的同时，又加了食邑实封，算是一个安慰。
高宗从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李纲很客气，在最后一刻仍想挽留。但是李纲的三上表章辞职，使得高宗最终下了决心，要甩掉这碍事的老臣。
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只要李纲在，高宗就去不了东南。高宗要想享福，就只能牺牲掉李纲。
公告为了使宰相去职有更充足的理由，罗列了李纲的一大堆罪状。譬如，说李纲募兵买马、劝民出财是扰民之罪；议伪命是为报私怨；扣住御批不发是轻慢君命；不处分翁彦国是包庇姻亲；对傅亮渡河有异议，是阻挠王师北上……林林总总，竟归纳了十多条！
高宗不可能有闲心去罗织这些，不用说，这都是黄潜善拟好了稿子，密付给词臣，让词臣照抄出来的。
李纲立即上表，连观文殿大学士也要辞去，只求净身一个回归故里，但高宗不允。
滑稽的是，原先对李纲升为左仆射的任命，至此李纲还没来得及正式接受呢。高宗不管荒唐不荒唐，叫人把两个任命书一起发下。李纲不得已，只得接了这一褒一贬两个任命书，拜谢后，立即收拾行装，回了无锡梁溪。
他这一去，从此就永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
在黄潜善扳倒李纲的政潮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张浚。
张浚，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后来成为南宋非常有名的一位宰相和抗金统帅，但他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文职官员。
在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参加了高宗的登基仪式，被任为枢密院编修官。后来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为殿中侍御史。
张浚这人，在思想上是坚定的主战派，按理说是应该赞成和同情李纲的。但历史的诡吊无处不在：张浚不单是被黄潜善看中，偏巧那位被清算的宋齐愈又是他的好友。宋齐愈被杀，本是高宗自己的意旨，可是张浚却迁怒于李纲——他恨，没有李纲的所谓“议伪命”，我这好友能掉脑袋吗？
于是，李纲刚一提出辞职，张浚就附和黄潜善，奏论李纲独擅朝政、私改圣旨、任用亲信，包庇姻亲等罪，攻击甚力。在李纲被罢相后，张浚仍然心有愤恨，继续攻击不已。
但是到了第二年，张浚就因积极主张“修备治军”，而和黄潜善闹翻了。几年之后，他与李纲之间的恩怨过节，也在李纲的主动努力下，终于消解。这都是后话了。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和官员群体绝大多数是同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信奉的是孔孟之道。但是在皇权体制下，官员有官员的一整套潜规则，不服从不行，孔孟之道不过是华丽的幌子和说词。
真正能践行孔孟之道的人，数量上微乎其微。做到了宰相这样高的官职，仍能坚守孔孟之道的，就更属凤毛麟角。
李纲就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他不是伪君子，也没有作秀的成分，虽然还不至于“舍身”，但坚定地做到了“取义”。在“民”、“社稷”与“君”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视皇帝的恩宠若粪土，在体制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说不合作就不合作。
这才是一个脱离了名缰利索的、纯粹的人！
中国古代的高洁之士，其风节，是货真价实的，足令后人敛息而仰视！
九月八日，李纲在归途中，乘船渡淮河。眼望长淮渺渺，不禁心事苍凉，援笔赋诗一首，其中有云：
嗟余涉世诚已拙，
径步不虞机阱设。
空余方寸炳如丹，
北望此时心欲折！
宝剑入鞘，马放南山。壮怀激烈之梦，就此永成泡影。
——这悲凉心境，谁能知晓？
潮生潮落一代名臣踏上海岛
罢相后的李纲，出南京，渡淮涉江，踏上了他生命中最后十三年的抑郁旅程。
秋野大荒，那种天地同悲的怆然之色，也许正与李纲眉宇间的神色相同。
他的内心，积郁了太多的忧虑。
此后的无数个夜晚，耿耿孤灯下，他每每拆阅远方来的书信，心在不断地下沉：诸种担忧都逐一变成了事实！
一个永远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能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多久？
这年的九月中旬，李纲在归程中走到镇江府，忽闻秀州发生了辛道宗兵变，路途不安全。于是，在镇江逗留了半个月，不敢冒然前行。继而，又听说叛军掠毗陵（在今常州）、焚丹阳，正从常州向镇江方向而来。
事不宜迟，这地方不能久留！李纲断然雇了客船，由长江水路回无锡，所幸路上没有碰到叛军。
当时李纲的弟弟正在无锡，与知县郗渐商议，出面说服了叛军，没有烧掠无锡当地的民居。
这个事情发生时，李纲还在镇江，事前也并不知道弟弟的所为。可是很快，朝中就有人告状，说李纲倾家荡产犒劳叛军，派遣弟弟带了数千条红头巾去迎贼，“阴与之通”。
昨日重臣，翻为叛贼。刚刚卸任的宰相，就要组织几千“红巾军”起来造反？人们在整人时的想象力，最为奇异！
高宗这时候也不问究竟了，一道圣旨下来，将李纲再降职，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安置鄂州（今湖北武昌）居住。
李纲失势后，朝议仍旧汹汹。那些继续在打击他的，不光是与他政见不同的人，还有紧跟潮流以图分一杯羹的人。
有了这些专门落井下石的积极分子，一个高官在位时众望所归，垮台后人人喊打，也就不奇怪了。
李纲也不悲愤。他心里明白：戴上“通贼”这个罪名，若不是高宗还罩着他，相信他不可能有反心，那么，想在江湖上找一块好地方呆着，可能都是做梦了！
接到命令，李纲马上乘舟溯江西上，赴鄂州。但是此时正逢江上盗贼纷扰，路途不宁，只得在半途一座寺院里暂避了一时。
乱世里，忽然就有了几日闲暇，他把当宰相时的日记翻出来看。掐指一算，宰相生涯不过才七十七日而已！
他只能苦笑：这么短的时日，对国家尚无涓滴之报，却换来毁谤无数，积逾丘山！
官场仕途，真是行路难也！
逆旅滞留中，李纲把建炎元年六月以来，与己有关的诰、诏、疏、表编篡一过，写成了十卷《建炎进退志》，为后人留下了又一部生动可感的历史资料。
李纲被罢相之后，大宋朝政犹如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的东西都要翻过来。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顺理成章地罢废，李纲原先所规划军民之政，如募兵、买马、战车、水军等，也都一切废罢。
因受人事上的牵连，李纲一去，张所不久也得罪去职；傅亮此时正从陕西返朝，走到半途就以母病为由，不赴行在，又回陕西去了。
李纲被罢消息传出，先前在汴京率众上书、声讨“六贼”的太学生陈东，和抚州一位平头百姓欧阳澈先后上书，恳求高宗留任李纲，罢斥黄、汪二人。黄潜善又惊又怒，向高宗进言：“如不杀此二人，恐此辈又将率众冲击殿庭。”
高宗也怕惹出大事来收不了场，便诏命有司，逮陈东、欧阳澈二人，即行处决。
防民之口，甚于防贼。恶贯满盈的“六贼”与李邦彦等人没能做到的，中兴时期的黄潜善反而做到了。高宗也露出了他对内统治远比“二帝”心狠手辣的一面来。
就在李纲走后的一个月，有不确定的传言说，金军又卷土重来，已进兵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了！高宗闻听，吓得魂不附体、寝食不安，下令立即巡幸东南。
李纲在朝时，白白和他讨论了无数遍钦宗领导抗战的得失，可叹这位大宋的中兴皇帝，胆量连那位亡国皇的一半都没有。
这是一次真正的望风而逃！再没有李纲老头子那恼人的唠叨了，趁着大宋国土上还有几片锦绣繁华地，赶快跑去享受！“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不也是古训吗？
巡幸东南是酝酿已久的事，此时经谣言一吓，更是行动神速。
十月初一日，高宗一行登龙舟，浩浩荡荡东下，十四日到泗州，十七日抵达扬州，驻跸于此。
把这样一个地方作为临时的政治中心，足见高宗是个什么货色。昔日为人质时，在敌营里处变不惊的那个赵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徜徉在扬州的湖光水影中，高宗是彻底放松了。像他这一类皇帝，是既不想开辟什么制度（如秦始皇），也不想建立什么伟业（如汉武帝），只想保住位子，享一辈子福。国土一天天沦丧，对他是不会有任何妨碍的，只是别把残存的江山沦丧完了就行。
行至扬州这人间天堂，赵构甚感欣慰，此行虽然多磨，但终遂心愿！他不禁想起了已去职的老宰相李纲。
高宗还算良心未泯，对黄潜善等人说：“李纲，村夫耳，然亦无大罪。若不去之，朕寸步难行。”
黄潜善想想，说了一句：“陛下对李纲，已仁至义尽矣。”
汪伯彦在一旁会意，也附和道：“李纲狂悖，若非生于圣朝，恐早已身首异处！”
这一群软骨头君臣跑到扬州两个月之后，金国大军才真正出动。这次金军南征，是高宗上台以后金军的第一次南下，比以往多出了一路，分别为：东路宗辅自沧州渡黄河，主攻山东；中路宗翰自河阳渡黄河，主攻河南；西路完颜娄室，主攻陕西。
金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战争目的并不是要再围汴京，而只想抢占河北一带宋军无力控制的各个州县。
到了建炎二年的正月，金军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从山东、河南到湖北，连陷大宋重镇。金军统帅原以为高宗还在应天府，等大军渡过黄河后，才听说高宗已逃去了扬州，都感到好笑：原来这新皇帝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由于金军此次的战争目的有限，所以出兵前并没做长期打算。过了黄河之后，后勤保障遇到困难，于是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黄河两岸屯田，主力先后都撤回去了。其中的西路军战绩很差，进兵到巩州时，中了宋军的埋伏，大败而归。
危机暂时解除，但是高宗的胆小如鼠，却给了金人以深刻印象，激发了他们彻底灭亡南宋的野心。
果然，到了当年七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令伐宋，明令要穷追大宋皇帝赵构，以灭亡整个南宋为战争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要来了！
此次金军仍分三路，部署几乎与上次相同，主力仍为宗辅、宗翰两路，南下后势如破竹。到十月，两路大军在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城下会师，旋即发起攻城。宋守将姚端、扬粹中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并且策划了夜袭金营，打得两位金军统帅连鞋袜都来不及穿就仓皇逃命。
但是，南宋方面这次小小的胜利，未能阻住金人的攻势。在被围困月余之后，濮州终于被攻陷。
高宗这时已全无章法，一面派兵增援形势吃紧的州县，一面慌忙把隆佑太后（即原元佑太后）送往杭州，自己也打算稍后就渡江，跑去杭州躲避。
到了十一月，金军又攻下一批城池，其中包括延安府、开德府、相州、德州和缁州等地。
面对金人凶猛的攻势，高宗深感自己的兵根本打不了仗，急忙派魏行可赴金营谈判求和。
然而这个时候去求和，岂不是与虎谋皮？金人气焰正盛，哪里会理睬手下败将？到十二月，金军又连下东平、济南、大名、庆州、虢州等地，兵锋直逼扬州。
到此时南宋已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州县官员弃城而逃的甚多。济南知府刘豫等一批官员，更是主动献城投降。
最令人寒心的是，为了给金人消气，这年的十月，高宗又下令将李纲再次贬官。且不许在原来的鄂州居住，令移居澧州（今湖南澧县），以示惩罚。
十一月，金军进攻更急，对李纲的处罚又再次加重，改授单州团练使、移至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安置。
这一年，李纲四十六岁，陪伴他踏上漫漫长路的，惟有次子李宗之。
当时的海南岛，分置“一州三军”，即琼州——下领琼山、澄迈、文昌、临高、乐会五县；南宁军——领宜伦、昌化、感恩三县；万安军——领万宁、陵水两县；吉阳军——领临川、藤桥两镇。全岛共有十县两镇。
万安军，在海南岛的东南端，地理位置上距离今天的三亚市非常近。
在那时，海南岛被人称为“海外”。在古人的概念中，那地方也许遥远得就如现代人心目中南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吧！
宋代贬臣，处罚得较厉害的，一般是安置岭南。被贬至“海外”，可算是极致，仅仅比赐死好一些，毕竟留了一条命。
万安军，紧邻南海的连天碧波，再往南走，就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南海。这里，同样也可以称为“天涯海角”。
这是历史的又一个诡吊——李纲何罪，要被流放到这虫蛇遍地、满路荆棘的蛮荒之地来？是因为篡逆？是因为贪渎？是因为残民？是因为战败？都不是。就因为他忠诚地保卫了这个国家！
皇权制度的荒谬，无过于此！
“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不知李纲在南行的路上，路过粤北那些崎岖盘旋的山路时，心内是否会有这样的悲叹！
贬谪万安军的消息传来，李纲不等公文到达，便携次子提前上路。入粤以后，沿西江上溯，途经德庆，见到山河秀丽，不禁诗兴大发，于是登上白沙山，即兴赋诗，留下了《横翠亭》等题咏。其诗句云：“来值炎蒸日，翻惊风雨秋。登临望不极，暮角起城楼。”后人为纪念李纲，在白沙山上建起他的石像，并将他的诗词刻碑留念，至今犹存。
行至雷州，听说海南那一带“地方不靖”，有兵乱，就在雷州滞留了约一年。在这里，李纲很偶然地遇见了一位老乡。
湛江的遂溪县，有一个“陷湖”，为火山口湖。湖畔的楞严寺里，有个琮师和尚，与李纲恰好是同乡。琮师是个性情中人，闻听李纲被贬过此，便不避嫌疑，与之交往甚密。
李纲曾应琮师之约，去遂溪游览陷湖。据道光年间《遂溪县志》载：“建炎三年，丞相李纲谪雷，爱其景致，题‘湖光岩’三字与琮师，勒于石。”湖光岩自此得名，后来竟然成了粤西的名胜。这个石刻，就在楞严寺正殿的上方，至今保存完好。
这一年的滞留，李纲领并没有荒废光阴，他先后写了《论语详说》十卷、《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除此而外，还写了一些诗。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雷州两府的地方志，就收有李纲在居留期间写的《天宁寺阁提花》与《赠琮师》。
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纲和儿子渡海抵达琼州（今海南海口）。父子俩向人打听去万安军如何走，当地人告之：万安离此地还有五百里，是罕有的敝陋之地，那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还会遭到抢劫。热心人建议他们：还是从文昌搭海船过去为妥，如果顺风，三天就可到。
李纲不禁愕然！他虽然当过宰相，但还是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有如此遥远的国土。于是在琼州暂且找个了地方住下，准备择日上路。
他命运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就在此时发生了！在琼州呆了才三天，大陆方面来人通报：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居住在何处自便。
这次突如其来的赦免，与高宗的某些思想转变有关。
就在这年初，宗辅、宗望派大将马五等率骑兵五千，奔袭扬州，一心要活捉高宗。高宗完全乱了阵脚，于二月初一下令官民自行逃避。又将皇子与六宫送至杭州。到初三日，金军已离扬州百里，高宗惊得魂飞魄散，连黄、汪两人都来不及通告，就和杭州一个治安官员带领数人，身着甲胄，飞马出逃。一行人跑到瓜州，在江边抓到了一只小船，渡江跑到了镇江。
金将马五带兵进了扬州后，得知高宗已经逃过长江，便跟踪追至瓜州渡口。正碰上宋朝的太常少卿季陵，带队护送太庙祖宗牌位过江。见金兵突至，季陵慌得打马便逃，连太祖赵匡胤的牌位也给弄丢了。
金兵如果再追，大宋很可能就会有第三个俘虏皇帝了。多亏宝应县（今属江苏）的官绅以山寨义军的名义，发动当地百姓起兵抗金，使占领扬州的金军深感不可久留，迅即回撤。高宗这才躲过了一劫。
这耻辱的一幕，令高宗刻骨铭心。稳定以后，他不但强了沿江防务，又下了罪己诏，大赦天下（惟李纲不赦）。此时，朝中舆论对黄、汪的卖国行为极为愤慨。高宗迫于舆论，只得罢免了黄潜善、汪伯彦的职务。
到了三月，高宗在杭州又经历了扈从军官苗傅、刘正彦的兵变，被变兵们逼上了行宫的阁楼。在变兵压力下，宣布退位，让三岁的儿子继位。动乱之中，多亏隆佑太后从中巧妙斡旋，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等将领发兵“勤王”，这才粉碎了兵变。
高宗还朝后，也许是痛定思痛，想起了李纲当政时虽然罗嗦，但总还不至于把国事搞得这么狼狈。于是良心发现，觉得把李纲贬到海外，是太过分了一点儿，便下诏赦免。
这个迟来的赦免，使李纲的这一路折腾，更像是遭受了一次恶作剧式的惩罚。
这真是喜不得、悲不得，惟有慨叹而已！爷俩儿闻报后，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在海南逗留了一个多月，择了个吉日，于当年十二月十六日渡海回去了。
之所以在海南停顿了一个月，也许是一路舟车劳顿，需要喘息几日；也许是李纲大人的士大夫气又发作了，要好好看看这海外奇景。
李纲并不是个太沉郁的人，他常把贬谪当作漫游，尽量在路上陶怡性情。其游历诗中，既有杜诗的沉痛，也不乏李白诗赋的豪迈放达。
查阅李纲的诗作，笔者发现，在粤西滞留的一年间，李纲的足迹曾到过桂林、阳朔、象州、修仁（今均属广西），也到过贵州。诗作中，常有一些“赋诗曾送谪仙人，垂老翻游到海滨”、“路入春山春日长，穿林渡水意徜徉”、“光风苒苒吹香草，烟雨蒙蒙湿荔枝”之类轻快的诗句。在修仁县，他饮了当地的茶，赞美不止，还曾做了《饮修仁茶》诗一首。至今，这首诗还令当地的茶商颜面有光。
那么在海南的这一月余，李纲去了哪些地方，见到了哪些风物？在他的诗作里也有少许的记载。
据笔者检索，在李纲的诗歌总集《梁溪集》中，共收录有建炎三年冬至之后，与渡海及海南有关的诗九首，可从中约略知道李纲在海南的行迹。
当年十一月，李纲父子来到广东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康县，准备乘舟过海峡。但是不巧，海南的黎族人民因不堪压迫，起而造反，占据了临高县城，并波及附近的地区。为此，李纲在海康小留了数日。
十一月十五日，“闻官军破贼”，李纲父子便于二十日沐浴焚香，准备出行。这一天，李纲心情不错，戏作绝句两首。他在第一首诗中说：黎人弄兵，让我在贬途的滞留中更加惶恐，因为我正是因为暗通“红巾军”，才被投进沸水里受惩罚的呀！
第二首诗，更为幽默放达。诗云：
沉沉碧海绝津涯
（茫茫大海挡住去路），
一叶凌波亦快哉！
假使黑风飘荡去，
不妨乘兴访蓬莱。
在海康县城，李纲来到海边的地角场，本欲去拜祭伏波庙，因身上长了疡疮，行动不便，便与次子李宗之设案遥祭了伏波庙。
伏波庙是纪念西汉路博德及东汉马援两位平南有功的伏波将军而建的，这两位将军的地位，在大宋时期达到顶峰，宋徽宗曾封路博德为忠烈王、封马援为忠显佑顺王。
李纲父子定下了渡海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五日，顺便就占了一卦。结果，一卜即吉。于是在二十五日半夜乘着潮起，解舟下海。
船很大，行驶极平稳。李纲立于船头，见星月灿烂、风平波静，不由追古抚今，浩气填胸！到得天明，一轮红日跃出海面时，便到了琼州地面。
这一次的夜航，给李纲留下了极神奇的印象。船于五更之前解缆时，看天气还是满天阴云，驾舟的船夫不免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占卦所得，分明说是天欲放晴。果然，船行了不一忽儿，就见天气新晴，海月笼云，一派清爽。舟子们都欢喜异常。
在“满天星月光芒碎，匝海波涛气象雄”的天地间，李纲思绪如涌。遥想当年两位伏波将军“马革裹尸”的雄心，顿觉青史英风如在眼前。自己虽然是贬臣，与伏波将军“幽显虽殊”，但今古相通、志趣相同！
自己的一片孤忠之心，恐怕惟有伏波将军的英魂可鉴了。夜半乘潮，航行顺利，难道不正是“伏波肯借一帆风”么？
老来被贬极南之地，固然是悲凉，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奇遇。他自然也想到了本朝的先贤苏东坡，不由得吟出一句“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来！
船近琼岛时，展现在李纲眼前的，是千百年来从海路入琼的人们都看得到的一幅奇景：“雷、化迷天际，琼、儋入望中。地遥横一线，山露点群鸿。”
上得岸来，李纲惊喜地发现：这海南的“江山风物，与海北不殊”。风气民俗与他已经熟悉了的粤西，基本是一样的。市面上处处有鱼虾出售，人烟也很繁盛；岛上遍布槟榔、薄荷、竹子，一团团绿色，葱笼如洗。
他所歇息的客舍——琼山远华馆，房舍规模倒也堪称雄伟，与内地无异。而一般民居，却都是掩映在槟榔树下的，别具一番风格。
这“南极”之地，气候最为可嘉，虽冬犹暖，使人忘却了季节。唯一遗憾的是，海岛离中原太远，常年音信不通。
让李纲感到新鲜的，是“黎人出市交易，蛮衣椎髻，语音兜离，不可晓也。”当地人告诉他，琼州以外的县，都是“黎母”聚居之地，而他要去的万安，是一个最“穷愁”的地方。那是海边的一座孤城，居民仅二百余家，全都住在草屋里。
那个地方，飓风来时，厉害得能摧人肝胆；林中疬气弥漫，有害健康。那地方的百姓，生活也苦到极点，岛北有船去，他们才能买到米。如果粮仓空了，那就要饿饭，只能以“树芋”充饥。
黎族地方的风俗，与汉地也不大一样，那里的“萎藤茶”是苦的，淡水酒是酸的。黎人所穿的衣服，是有花纹的。最可怪异的，是那里的儒生所戴的儒冠，居然是用椰子壳做的！
李纲一上岸，马上就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果，聊供一醉。他一面嚼，一面观赏着婆娑的槟榔树叶，看上去真像是“风摇翠羽旗”。他心里不无幽默地想：如此饮食随风土，会不会终有一天彻底化为“岛夷”了呢？
入夜，李纲一腔客愁，不能睡去。耳听五更鼓角随风而来，便爬起来看，见月亮分外皎洁。天底下，仿佛只有“月、我、影”三友而已。他不禁浩叹：“中州杳何在？犹共月团栾。”唯一能把自己与往昔相连的，真的只有这一轮皓月了！
三天后，蒙赦的喜讯传来，李纲的心境经受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是啊，试想：昨天还有人对他说，去万安军无异于“去死垂垂近”，哪想到，居然能欣闻“君王念贾生”？
他想，自己比苏东坡毕竟是幸运多了。坡老在这边陲之地的儋州，寂寞生活了三年之久，在踏上琼岛土地之后，自己又何尝没想过，将怎样苦度这样漫长的时光。现在看来，倒是“萍梗追思却自惊”了。
他兴奋之余，写下了两首诗以言志，其中一首云：
行年旧说是东坡，
鲸海于今亦再过。
儋耳三年时已久，
琼山十日幸尤多。
却收老眼来观国，
尚冀中原早戢戈。
病废不堪当世用，
感恩惟有涕滂沱！
（《次琼管营后三日，忽奉德音，恩许自便，感涕之余，赋诗见志二首》之一）
在岛上逗留的这一月，李纲究竟有哪些活动与交往，在他的著述与诗里绝少反映。只有一首诗，是写琼州城外景色的。诗序里说，那时琼州城南叫做“琼台”。这个地方，至今仍有“琼台书院”的遗址，可证李纲所述是实。城北则名为“语海”，李纲与当地有关人士商议，亲自改了地名叫“云海”。今天，此地名已经失传。
在琼州，他登城南望，有诗云：
孤城南面敞琼台，
千里川原指顾开。
试向绿云深处望，
海山浮动见蓬莱。
“琼台”在今海口市的琼山区，此地现仍有一处残存的老旧城楼。若登楼南望，八百八十年前的景色依旧，仍是一片绿色川原。
在琼州城北，李纲眺望大海，有诗云：
古来云海浩茫茫，
北望凄然欲断肠。
不得中州近消息，
六龙何处驻东皇？
（《郡城北曰语海余易之曰云海二首》）
这首诗的末句，充满了忧思。古代天子的车驾为六匹马，古之习俗，马八尺称“龙”。这里的“六龙”，特指天子车驾。“东皇”，是上古神话中最尊贵的一位天神。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宫廷的车驾把皇帝载到哪里去了呢？
建炎三年，是南宋的多事之秋。金军骑兵追得高宗仓皇逃离扬州，渡江跑到杭州。李纲在贬途上颠簸流离，听到了零星的消息，不能不肝肠寸短。昔年被他阻于坚城之外的金军，如今竟能横行江岸，更令他牵挂皇帝的安危。
云海苍茫中，难见一线大陆。李纲心目中的恢复大业，也如中原的故土一样，更加飘渺难寻了。
十二月十六日的白天，李纲父子渡海北归了。这天，正遇到冬日无风的好天气，水天一色，犹如蓝莹莹的琉璃。归乡的心情，终究是好，李纲在船上吟咏道：
纤云四卷日方中，
海色天光上下同。
身在琉璃光合里，
碧空涵水水涵空。
（《北归昼渡成五绝句》之一）
别了，海南！李纲奔走平生，早已厌倦了在贬途上无谓地耗费生命。但是“暮年”时乘桴浮于海的经历，还是令他大有触动：于浩茫碧海中，一个人真的很渺小，渺小到不过是井蛙一只！
波心澄澈，白鸥点点。
只有这无边大海，才能真正做到宠辱皆忘吧？
在宁静、明亮的天穹之下渡过海去，李纲在海康又登上了一处叫做“平仙亭”的名胜，回望大海。
眼前浩茫无际的大海，实在是辽阔、纯净，太容易使人想到“太清”、“浑一”、“宇宙”这样的宏大概念了。古有俗语曰：“智者爱山，仁者爱海”。李纲终究是个仁者，他心地旷达，感悟到大海给他的启示：人生的一切“夷”或“险”，就像这海涛一样，远看，本来都是平的、平的，无甚分别！
八百八十年前，李纲就这样来了，又走了。
他在海南逗留的时间太短，短到在八百年中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但是，淳朴的海南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位大忠臣。正如一位网友在一个帖子里所说：“李纲在海南共逗留了三十来天，像一次短期旅游。短期就短期吧，海南岛依然认账，认认真真算你来过，而且算你带着冤屈、带着气节来过了，供奉在庙堂里永久纪念下去。”
在海南，有两个著名的旅游名胜地，与李纲有关。
一个是“五公祠”。
五公祠，又名“海南第一楼”，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专以纪念唐宋两代被贬来海南的五位名臣。
祠内有“五公”的石雕，栩栩如生，满面思绪。除李纲之外，其余的四位是：
李德裕——唐朝赵郡人，官历翰林学士、观察使、兵部左侍郎、左仆射，唐宣宗时在著名的“牛李党争”中，因受李宗闵、牛僧儒集团中的白敏中及其同党排斥，被贬崖州(今海口市琼山区)，一年后去世。
李光——越州人，南宋进士出身，官居县令、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反对秦桧误国而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崖城)，正隆元年返回内地。
赵鼎——山西运城人，南宋进士出身，曾任宰相，因反对秦桧而被贬海南。绍兴十五年上岛，三年后绝食而死。
胡铨——江西吉安人，南宋进士出身，先后任知县、枢密院编修官、秘书少监、起居郎、参知政事、资政学士等职，因反对与金议和而被贬海南，正隆元年返回内地。
“五公”万里投荒，不易其志，为海南岛带来了一脉中原文化。海南人民至今感激之，“五公祠”就是明证之一。
五公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雷琼道台珠采，主持重修，以供人民香火祭拜。因该楼是海南历史上第一座高楼，故又名“海南第一楼”。
“五公祠”后来成为海南第一楼近旁一个古建筑群的总称，包括学圃堂、五公精舍、观稼堂、苏公祠、两伏波祠、洞酌亭、洗心轩、浮栗泉、粟泉亭和琼园。现为海口市著名的游览区，游人终年络绎不绝。
祠内现存的几副楹联，足以说明海南人民对李纲等“五公”的衷心景仰——
其一云：“唐宋君王非寡德，琼崖人士有奇缘。”
其二云：“唐嗟未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
其三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
海南这个岛屿，承载着贬臣们的冤抑，也承载着他们的正气！
在海南，与李纲有关的另一处名胜，是东山岭。
东山岭位于海南岛东海岸，距万宁县城不远，就在李纲当年要去的万安军辖区内。此山海拔184米，方圆10平方公里，素有“海外桃源”、“海南第一山”之称。山上怪石嶙峋，泉丰林秀，云壁凌霄，天开古洞。因三峰并峙，形似笔架，所以又名笔架山。电视剧连续剧《红楼梦》片头中，有一块神姿仙态的“飞来石”，就是取景于此。
山上，有一个潮音寺，原为南宋时期为纪念李纲而建的灵照堂，后由明朝百户王凤翔扩建成此寺。清康熙年间和民国年间，曾两次重修。
潮音寺是一组连体庙宇，其造型气势宏大，古朴别致。这里至今游客四季不断，香火鼎盛。
东山岭的半山腰上，有一座李纲塑像巍然耸立，宛然若生。
当地人民对李纲崇拜之至。他们传说，“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就是典出李纲被贬海南的一段奇遇。
传说李纲上岛后，不辞劳苦登上东山岭，准备皈依佛门，就在刚要削发之际，被方丈一眼看出其“尘缘未了”，不肯为之剃度。李纲无奈，只好在寺中带发修行。果然，就在修行的第三天，朝廷发来公文，命李纲回朝复职。这就是“东山再起”一词的由来。
虽然是附会，但当地百姓的诚心可鉴！
李纲一生，贬地很多：实际已居留的有沙县、建昌军、鄂州、澧州；没等抵达就召回或转为别处的，有秀州、宁江、万安军；因路途不靖、长时间滞留的地方，有长沙、雷州。
如此之多的地方，惟有万安军所在的海南，给了李纲这样无比尊崇的地位，并把他视为本土的历史名人，世世代代香火供奉，引以为傲！
李纲之魂，永垂海南。
——这也是本书写作的缘起。笔者作为海南人民的一员，能在八百年后实地追怀李纲在海南的遗泽，与有荣焉，何其幸甚！
胸中磊落难屈折，沧浪逐客气不衰。
光阴百代中，有些人，是永远不死的！
东山再起却依旧很郁闷
李纲告别海南，从原路返回，又来到了他曾滞留了一年多的雷州。归途上无甚紧要事，他在路上走走停停，十分悠闲。
这次在雷州，他专门去拜谒了“雷庙”和寇准祠。
雷庙，也就是雷神庙。庙内的碑上，记载有雷州这块地方“诞生之初”的神话传说，据李纲诗中的描述是：“巨卵曾因霹雳开，海邦从此得名雷”。
很凑巧，这个关于雷州是雷电劈开巨卵而生成的神话，与很多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传说一样，有它在现实中的“蓝本”。
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原本是紧密相连的一整块。在第四纪（约在260万年前）时，这一地区地壳上升，火山活动非常强烈，熔岩源源溢出，堆积了很厚的玄武岩层，面积达7500平方公里。直至一万年前的大理冰川期，海平面上升，海南岛才与内陆分离。
雷州土地的形成，源于火山喷发之“雷”，也许这就是古代神话传说的一个隐秘来源。
接下来拜谒寇准祠，更是使李纲感慨丛生。
寇准，本书在前面提到过，他是宋初的名相，“主战派”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力促下，宋真宗亲征前线，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换得了北宋百余年的和平。这一功绩，连王安石这样自视甚高的人都衷心佩服。
但是，寇准也没能逃脱“忠臣多难”的历史规律。就在其后不久，他被“妥协派”大臣、参知政事王钦若排挤而罢相，去陕州做了知州。晚年再度被起用，封莱国公。后又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参政事丁谓陷害，被贬至道州（今湖南道县）﹑雷州。
同属贬臣，寇准远没有李纲那么幸运，他再也没能回到浮云遮蔽的“中州”。宋仁宗天圣元年，一代名相寇准病死于雷州，谥号忠愍。
但是两人对待被贬的厄运，却都是同样地坦然。在雷州时，寇准“暇则诵读，宾至笑语”，毫无沮丧之态。
李纲在寇准祠堂中追慕前贤，除了惺惺相惜之外，还有一份由衷的羡慕。同样是胆小如鼠的皇帝，宋真宗最后毕竟是听了寇准的劝说，摆出决战的姿态，赢得了百年和平。而钦宗、高宗，却无一人有此胆量。
“挽回天步虽良策，原是真皇听纳功。”——李纲感叹，没有一个肯听劝谏的皇帝，就算大臣们都聪明绝顶，又能干成什么事呢？
离开雷州，他取道广西，经容县、陆川、北流、苍梧，于建炎四年的四、五月间抵达广东封开。其间，游览了容县的都峤山胜景。
山中桂香，幽然袭来，李纲忽然对山居生涯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渴望。他感到甚为诧异的是，“胡尘暗中原，静谧惟五岭”。岭南这地方真是不错，可谓扰攘人世间唯一的净土了。若有田地二顷在此，真的就可以学东汉大隐士庞公，携家隐居了。
就这样，他一路游历访友，乐而忘倦。进入广东后，顺西江而下，过德庆、肇庆到了广州。
在广州，他未多做停留，只去拜谒了南海神庙，而后经罗浮山至惠州。在惠州拜访了苏东坡当年被贬的居住地，赋诗一首，称这位前贤是“垂世文章灿星斗，平生忧患足风波”。此后，又溯东江、经河源，于六月间过梅州、入福建，最后回到江西鄱阳的家中。
没过多久，他便举家迁回了老家福建邵武。这一年，李纲年已四十八岁。
自从进了福建，一路上亲朋故旧便频频迎送，这令他心中暖热。他对友人们说：“故人何用将迎远？明月清风常往来。”与友人谈起靖康以来的沉浮，他只是谦虚道：“十年扰扰成何事？依旧梁溪一拙翁。”
岁月流去，唯一令他不能释怀的，是“孤忠耿耿空余志，华发萧萧已映颜”。一腔报国之志，看来最终是要空抛了。但是就连这个，他也早已勘破，抱定的仅有一个宗旨：“千年厄运非人力，四海横流本士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何为士大夫之风？这就是。
回到家中，与全家及诸弟相聚，他庆幸在战乱中全家已移居江西。如今世事纷乱，连朝廷都不得不南渡，骨肉无虞的家庭能有几何？看自家，当年的百口人丁不仅都在，而且还添丁进口，多了一些陌生的童稚面孔。
李纲自己也新添了长房长孙，更是让他一怀愁绪全都洗净。
夜阑秉烛，犹疑梦中。他倚在床上，忽泣忽笑，欢喜得几乎不能自持。
在海南临行之前，他曾买了六只小孔雀、十多只小鹦鹉，一路不辞辛苦地带着，给家中年幼的子侄们聊以解闷儿。买时还小，到了家，这些鸟儿已长得毛色斑斓，大多都能飞起来了。听见窗下孩子们惊喜的欢笑，李纲忍不住老泪纵横。
能够生还故乡，固然是喜；但一想到三年来的奔波与绝望，跟随的仆人因病死了一半，内心深处还是悲凉之极！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回到福建老家不久，李纲的仕途命运竟然渐渐有了起色。
建炎四年七月，高宗又想起了他，有诏起复为青光禄大夫。这虽然只是一个类似虚衔的职名，而非具体职务，但毕竟是结束了罪官的生涯。
当年八月十五，李纲与家人于月下团聚。他仰望明月过西楼，举杯浮一大白，不禁兴奋无比。毕竟，这是五年来第一次与家人中秋团圆。年年他都难以承受中秋夜的孤单和失落，如今再没有这种愁思了。这夜，他喝了个尽兴。
这年秋，家乡邵武附近的建州（今福建建瓯）有“盗贼”作乱，李纲就把全家迁至长乐，暂避一时。
这年秋冬，李纲还在泰宁的丹霞禅院附近隐居起来，苦读典籍，做了一回“山顶洞人”。从海南一路回来，李纲曾几次被途中的山色所打动，起了隐居的念头。在广州甚至还与友人相约，有朝一日一块儿去罗浮山隐居。如今，他得偿宿愿，把自己与尘世完全隔绝起来了。
泰宁的山上岩洞很多，李纲就住在岩洞里，与丹霞禅院的宗本禅师做了邻居。两人相交甚笃，结成“莲社”，相互切磋诗文。李纲在寂静的山洞中，把《易传内外篇》修订完毕。同时，他也检点了一下自罢相以来四年间所做的诗，竟然已有了六百多篇！
第二年，绍兴元年春季到来时，朝廷任命他提举杭州洞霄宫，仍是不用到岗的闲职。秋天，又起复为资政殿大学士，恢复了原来隆崇的大臣身份。
这一年，李纲的生活波澜不惊，总不过是读书、参禅、交游、酬唱等，十分惬意。夏季酷暑的时候，李纲还曾携带两个儿子，来到南台天宁寺（在今福州）隐居。
晚间，父子三人坐在寺前的树林中谈佛理，皓月清光洒满林间，照在李纲的白发上。李纲从月影中，看到自己的蓬乱头发，不禁感叹：“壮年几何时，倏忽成衰翁。”不过，看到两个儿子性情淡泊，能与自己欣然谈佛，又觉得在这兵戈满世界的时刻，能有此等乐趣，也是不易了。
寺中一切皆好，李纲只是嫌此地离城市太近，不时有不知趣的客人来打扰。他忍不住又做起了隐居梦，惟愿选一处幽僻地方，搭一间茅屋，屋前有修竹，屋后有溪流，从此做一个真正的村夫野老。他真诚地认为：“灌溉荔枝园，可敌万户侯！”
就在高宗将李纲弃置不用的这两年间，偏安的南宋正是焦头烂额时，内乱外患不止。
在内，有钟相、杨幺的浩大起义。起义自建炎四年二月爆发，以武陵（今湖南常德）为中心，迅速扩展到湖南、湖北十九县。义军号称四十万，所到之处，焚官府、寺观、神庙与富豪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把国典呼为“邪法”，把杀人称作“行法”，把劫财视为“均平”。
义军免去了朝廷的税赋差科，百姓无不拥护之，人人愿意依附，以为“天理当然”。钟相乘势建国号“大楚”，建官授职，有了取代南宋朝廷的志向。
在外，金人又连番入侵，总想擒住高宗，占据江淮，彻底摧毁南宋的江防屏障。建炎三年秋，金军分四路再次南下，其中宗弼一部执行的是“斩首”任务，于十一月渡过长江，连下建康、临安（即杭州），逼得高宗乘船南逃温州、台州，漂在海上，不敢靠岸。
所幸金军水师在追赶宋帝船队时，途遇暴风雨，被大宋枢密院的“海军司令”张公裕率军击溃。稍后，宗弼的金军水师又被宋将韩世忠在长江上击败，险些被全歼于黄天荡。
金军连遭败绩，对江南军民的抵抗怀有惧意，便死了占领江淮的心，陆续撤走了。同时扶植起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
在李纲被贬的几年间，一向受李纲器重的抗金名臣宗泽，活得也并不轻松。
宗泽以七十高龄任东京留守之后，招聚了河北义兵近二百万，分署在京郊十六县，与金兵隔河对峙。
此时岳飞也自王彦部下再次投效宗泽。宗泽拨给了岳飞五百骑兵，鼓励他杀敌立功。从此岳飞就在宗泽麾下浴血征战，屡建战功。
建炎二年正月，金人来犯，宗泽以妙计大破之，打得金人溃不成军，辎重尽弃。自此宗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宗泽见形势有所好转，便一连上疏二十四道，力劝高宗还京，以图恢复。可惜的是高宗对此完全不理睬，朝中的投降派也对他忌惮得很。可怜老将军，不仅恢复大计难以实现，他本人还受到了投降派的监视，不得伸展。
宗泽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六月末不幸病倒。汴京军民闻讯，无不忧心。
诸将到病榻前问候，宗泽自知不起，叮嘱道：“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诸将皆流涕拜曰：“敢不尽力！”
众人退出之后，宗泽想到山河残破，壮志难酬，不禁泪水盈眶，吟出了一句杜甫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翌日，也就是七月初一日，风雨昼晦，暗无天日。宗泽再无他言，只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呼罢，伸臂怒目而逝。
声声泣血，神人共悲！噩耗传出，城中军民顿时哭声震天。
宗泽死后，他生前聚集的二百万义兵，因为对朝廷不满，全无斗志，很快也就解散了。
如此，南宋苦撑的局面，就越发艰难。
绍兴二年初，李纲又出山了。这一年，李纲年届五十，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的次子又添了一个孙子。
这次出山的原因在于：钟相死后的大楚义军越战越勇，屡败官军，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均大乱。二月八日，高宗不得不起用李纲来“灭火”了，他任命李纲为观文殿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并令李纲从广南两路筹集军饷。
李纲随即建议道：“广南素号薄瘠，米谷不多，财用缺乏，加之朝廷连年征税，大觉困匮”，不主张在两广多筹军需。
闰四月初，高宗派了内侍前往福建抚慰李纲。当月二十四日，宣抚使司开司办公。
这时，李纲得到广东经略安抚使的情报，说是义军曹成部由湖南进抵广西贺州，并派兵打到了广州附近的怀集县，而广南东路的将兵经过损耗，已“不满千人”。他上奏说：“万一广州失守，其余州郡多无城池，肯定望风奔溃，其害不可预料。”他要求朝廷速调大将韩世忠应援广东。
李纲的屡次告急，引起朝廷重视，急调岳飞部前往广西击曹成，大败曹成于贺州，使广州转危为安。
此外，李纲在任上，还为广州百姓做了另一件好事。
早在绍兴元年，广东当地爆发了“广贼邓庆、龚富围南雄州”之乱，因广东兵力单薄，朝廷曾调江西副钤辖张忠彦率兵二千余人赴广东。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后，张忠彦在广州“胁制州县，供应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并且这个张大帅居功自傲，拒不受李纲节制。
李纲闻讯，在赴任途中即奏准，由枢密院行文，令该军回江西。但是张大帅又推托未接到公文而不肯开拔。李纲抵达长沙后，上奏道：“张忠彦现在广州招纳亡命，在军中日夜谋议，恣为不法，愈见狂悖。”但是骤然除去张忠彦，容易引起兵患，因此朝廷也有所顾忌。李纲察知张忠彦有想当知州的意图，便推荐张忠彦为知岳州（今湖南岳阳），把张调离广州，待到湖南后再将他除去，为广州免去了一场可能的兵乱。
五月六日，李纲起行。刚一入湖南境内，他就加强了防卫措施，迫使义军曹成部七万人离开湖南地界，又劝降了步琼、王进等五万余众。湖南自此全境平安，流民归业。
当年十一月，朝廷又令李纲为主帅，统领本部及解潜、刘洪道、程昌禹等四路大军，进剿义军。
但是，还没等各路大军集结好，李纲忽然又被罢免。
这又是因为有人论奏而被罢，高宗不知道怕的什么，把荆湖广南路宣抚司撤销，惟给李纲剩下了一个湖南安抚使的职务，也就是仅领湖南一路的军事。
这也许是怕李纲声望再起、闹得朝廷再次尴尬。
这是典型的好人不得好报。其实李纲这次在湖南主军政，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为当时的朝廷解了不少忧。
长沙也是个兵火连年的地方。早年间李纲曾路过这里，印象中是个繁华都市，“烟雨蒙蒙十万家”；可是现在那些华丽屋宇，只剩下一些残砖碎瓦了。
李纲在赴任途中，看到田野满目荆棘，一路人烟稀少，空有山川，不禁伤怀。他下得车来，招呼父老问话。
父老们未曾开口，就已涕泪横流，他们向李纲诉说：自从金人进犯长沙以来，这里就是连年巨寇如麻，血流成河。
更让百姓们不堪忍受的是——
盗贼纵横尚可避，
官吏贪残不堪说。
挟威倚势甚豺狼，
刻削诛求到毫发！
朝廷远在九重天上，哪里能知道这些民间疾苦？派来了解民情的大员，也因纵容地方官而失察不报。
李纲听了这些哭诉，心如刀绞。
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行文各州县，要求尽罢对民间过分的征缴，严惩奸滑官吏。其中的巨蠹大恶，一定要下狱追究，要把这些危害国家的“社鼠城狐”一扫而光！
李纲来到长沙，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年纪，奋身忘我，投入了剿贼安良、重建地方的工作。
他向四路军民宣示朝廷威德，依次平定“诸盗”，收编了起义军精锐一万二千人，配属地方军，大大增强了各地的治安力量。
他还针对湖南没有水军的弱点，创制了先进战舰数十艘，招募和训练了水军三千。
他创制的战舰，上下三层，两侧有轮，以人力踩动，行驶如飞。
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李纲在长沙清湘门检阅水军，“旌旗戈甲一新，观者如堵”。湘人从来没见过这个，都叹为鬼斧神工！
李纲也是豪情大发，看见满眼旌旗风浪里，才觉得守不住荆州的刘景升，真是与鸡豚无异！
在他的治理下，荆、湖、两广四路从满目疮夷到安稳如山，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到了绍兴三年三月左右，连湖南的军事也不让李纲管了，给了他一个提举西京（洛阳）嵩山崇福宫的虚衔，又让他回老家待着去了。
这次李纲的起复，时间不算短，但是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李纲自靖康以来，两次主政，担负的都是整个国家的抗金大任，其地位之高，可以左右国家决策；但这一次，高宗只是让李纲参与地方平乱，不敢再让李纲涉及抗金大事了。
李纲的信念之坚定与威望之高，高宗都领教过。高宗宁肯被金人追得狼狈不堪，也不想再让李纲的意志左右朝政。
免职就免职，李纲还是像以往那样宠辱不惊，从醴陵取道江南，游览了武夷山之后，才回到福建老家。
李纲离开长沙的时候，不仅将士感恩，老百姓也不分老幼，拥轮不舍。
李纲此时也是伤感。他本来希望高宗对他，就像魏文侯赏识乐羊那样，用而不疑，但是不成。眼下这样子，“大将呼来如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还有什么可说？说了能有什么用？
他想：才干仅及李牧、廉颇，就已连遭诋毁；假如功高似韩信、彭越，那岂不是有杀身之祸了？
不过，转念他也就释然了，山林之趣，本是久已向往，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一离长沙，他便写下“鱼归江海身方适，鸟出樊笼意已舒”的诗句，又是一腔好兴致了！
归路上，他看见烟雨中，农家已有新犁破土，心中大感安慰。只想着赶回去，要与昔日老友相聚，共约老于林下了。
绍兴四年，在李纲晚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家族则是人丁兴旺。这年七月中，他的第三子又给他添了个孙子。
而在江淮前线，这一年，却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光彩之年。
当年的五月，已升至蕲州、舒州制置使的岳飞，率部北上讨伐伪齐，连克数城。伪齐刘豫顶不住，向金求援。金与伪齐联军于十月，分道渡淮，大举来攻。
此时，朝中主战派舆论已占上风，高宗在主战派官员的鼓动下，也有了相当的胆气，于十一月初下诏讨伐伪齐。他亲率六师（禁卫军），进驻长江一线，准备渡江亲征。宋军各路将领韩世忠、王师晟、张琦、岳飞等，在江淮各战场上连战皆捷！
实践屡次证明：两军对抗中，大宋只要态度强硬，金军劳师远征，群众基础又不好，一般是持久不了的。这次，在宋军的攻势下，金军率先撤退，伪齐军统帅闻讯，也慌忙抛弃辎重，连夜奔逃。
在战争之初，李纲不能安坐，上了《捍御三策》，为前线战事出谋划策。其中关键一条是：“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京畿，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
十一月初六日，他在家乡得到高宗圣旨，圣旨说：“以公所陈，皆当今急务，已付三省与枢密院实施。”不久，又有褒扬令下来，表扬了李纲的忠诚和睿智，说他的“三策”是料敌于千里之外的超级谋略。随后，李纲又写了更详细的实施方案交上去。
绍兴五年的正月，高宗下诏，问李纲咨询有关边防事宜，李纲奉命，写了六条呈上。
二月，高宗起复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七月，又为给李纲亲笔写了褒扬令，内有“首陈三策，恰为退敌之机；继上六条，实乃经邦之略。虽在休闲之中，不忘报国”之语。
看来，高宗在大捷之年，又想起李纲这位老主战派的好处来了。果然，到十月六日，有诏下，任命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这是李纲晚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地方大员。这次的任职地，靠近临安，是首都的屏障，官职虽然不如上一次显赫，但地位却更重要一些。
可是两次任职之间，已有两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前线打得轰轰烈烈，却让一个心怀大志的老臣在家里赋闲，如此反差，情何以堪！
命运对待李纲，未免过于残酷了！
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
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
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陈年老帐，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初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
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这样的奇耻大辱，无日不在折磨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者。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
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另有一名，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百多年前南唐后主的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的。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
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
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帐，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
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
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憾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
——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俊、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
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眠；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
过去，宋被迫对辽称“兄”而自称“弟”；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弟皇帝”、“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
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
“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
“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
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
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
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脱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
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
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
他在札子里直斥高宗：“自古创业中兴之主，多由布衣以白手取天下；虽非吾之兵民、财物，而吾能巧而用之，积累而成帝王之业，福及子孙，传世无穷。而今我国之兵民、财物，皆祖宗之遗留也，陛下不思用之，却缩身束手，受制于仇敌之手，是何道理，臣实不晓！陛下纵然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
接连三个问号，有如三记重拳，直击皇帝，毫不留情。
接着，李纲驳斥了时下流行的投降论调：“议者必谓：势有强弱，弱者必服于强，所以勾践事吴、孙权事魏，皆以权宜之计而助大业。彼辈欲以此论调，说动上意，臣皆以为不然！昔日勾践身入吴国，暂为臣仆，得归国，枕戈尝胆，终于报仇。今陛下能以此报金人之仇乎？孙氏起于江东，未能自立，所以臣魏以待时。今陛下凭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失土，岂可不自爱自重，而畏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哉？”
李纲还给这个不争气的“中兴之主”分析了南宋衰弱的病根：“今虏使之来，名为议和，未必不以兵随之，作为胁迫。但问朝廷将如何措置之？措置有备，虽符坚百万之师，不足畏（指淝水之战）；措置无术，虽数千百骑，便足以为吾扰。而今朝廷十数年来，议论不一，信念不坚，无规模之计，虚度岁月，苟且过活，无积累统筹之功。倡导和议者纷纷，仅顾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至今日国家之受辱，非偶然也！”
他告诫高宗，目前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坚决中止与金人的和议。他指出：“若议和，则必听其号令；若臣属之，则动辄为金人所制，身危国蹇，必至于亡！与其屈服仇敌、终归于亡，不如翻然改过、以振作士民之气，犹可转危为安，转亡为存，未为失策也！”
对于王伦之辈的求和主张，李纲与胡铨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力劝高宗：“正王伦误国之罪，处死而陈尸示众。若金使尚未入境，则闭门不纳；若金使已入境，则拘留而不遣返。请陛下降罪己之诏，反省前日和议之失，以激励天下臣民将士之心。将贿赂敌人之金帛，以募敢死之士，守卫边疆。此计一定，人心回转，天地神明亦当助我。强虏之师，不战而屈矣！”
这道札子篇幅之长、论说之透彻、语言之激切，在李纲晚年都是十分罕见的。
他似乎是用尽了心力一搏！
但是，天心毕竟难挽回，大势去矣。李纲不聋不盲，知道高宗是“朽木不可雕也”，南宋偏安的局面，再也没有机会改变了。
他这次自南昌回来，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那就是绝少作诗。
《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李纲平素热衷于作诗，以抒报国之志。即使在流放的三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年也有百余首之多。可是在绍兴八年和九年这两年中，李纲诗意阑珊，竟然只有寥寥几首。
哀莫大于心死。
面对国家屈辱、暗淡的前景，李纲，心死了！
他看清楚了：这个国家的最上层，其喜怒悲乐，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及其千万百姓的命运，完全脱离了。他们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寄生物。国家或兴或亡，民生或苦或乐，是不在他们视野中的。
有一个庞大的体制，在保护着这个寄生集团，令其放心安享尊荣。
以一人之力，是无法与这个不合理的体制相抗衡的。
临歧路，路在何方？
惟有寄情风清白月罢了——“休问六朝兴废事，白萍红蓼正凝愁。千古一渔舟。”（李纲《望江南》词）
可是高宗还在惦记着这位藏龙卧虎的“渔翁”。绍兴九年二月，高宗又要临时用一用李纲了，任命他为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
这个职务，是湖北、湖南的地方最高长官。当时，湖北是抗金的战略要地，湖南是南宋重要的腹心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
但是李纲对高宗、对南宋的前景，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朝中，赵鼎因与张浚有矛盾，被秦桧钻了空子，被迫去职。一心投降的秦桧已完全掌控了朝政，主战派的种种理想，一切皆不可为了！
李纲耻于在此时去趟浑水，遂连上三章，以有病为由力辞。两个月后，高宗批下来，命李纲仍旧提举宫观，在家休养，不必去两湖任职了。
这年冬天，李纲的弟弟李维，从吏部员外郎升至秘书省，负责浙东有关事务。李维与哥哥分别已久，就借机向朝廷提出，请求去福建巡视，顺便见一下长兄。
兄弟见面，李纲在家中招待了弟弟近二十天，畅叙亲情。临别，李纲写了一首送行诗。此为李纲绝笔，此后，老人家再未动过笔墨。
转年，也就是绍兴十年的正月十一日，高宗派了宦官徐珣，代表自己前来福建慰问李纲。
恰好也就在这几天，李纲的一位堂弟出了问题。这位年纪很小的堂弟博学多识，李纲对他期待甚大，可惜入馆拜师后不久，不幸因病早逝。李纲痛惜不已，适逢上元节（正月十五日）举行祭奠，老人家抚案痛哭，偶感风寒，当天即病逝于苍山松风堂，终年五十八岁。
巨星其殒，山海共悲！
一代名臣，在风雨如晦中，走完了既雄壮又苍凉的一生。
当年十二月，李纲棺椁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
李纲的去世，令高宗也很震动，他下诏追赠李纲少师，谥忠定。四年后，赠太保，七年后又赠太傅，位列三公，备极哀荣。
后世对李纲的评价，正面评价一直占主流地位。尤其《宋史》对他的评价，极为中肯：
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值得一提的是，在元代编成的《宋史》中，用了整整两卷的篇幅为李纲立传。《宋史》的编撰者中，有很多人是理学家，他们把李纲比作诸葛亮，可见出其用心深矣！
李纲死后二十年，南宋的大思想家朱熹给予李纲以极高评价：“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祸。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爱国爱君之志，终有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之伟人矣！”
就连李纲的对手金人，也对他尊敬有加。据史载：“每使者至金，金人必问李纲、赵鼎安否？”
曾与李纲一度有嫌隙的张浚，在李纲死后，曾亲作挽诗云：
苍苍安可料，
旧德奄重泉。
痛为黎民惜，
谁扶大厦颠？
英风摩日月，
正气返山川。
丙午功勋在，
（丙午即靖康元年）
丰碑万口传。
这首诗，虽略逊文采，但可谓盖棺论定。
关于李纲的负面评价，也有当代论者提出，据《樵书》所记：“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侍妾歌童，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见梅毅《刀锋上的文明》）
据我查证，《樵书》乃明代末年无名氏所撰野史笔记，其中收有一些南宋史料。这一则关于李纲的说法，其本源，出自南宋初大臣朱胜非的《秀水休闲录》。朱胜非是高宗当初大元帅府的“旧人”，为应天知府，又于建炎三年、绍兴二年两度为右相，后与秦桧不合，被罢废八年，寂寞而终。他的这部《秀水休闲录》，是记载南宋初政事的笔记，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是，李纲即便是做官多年、家财甚富，又怎么可能“富可敌国”？
南宋理宗时期的史馆校勘、工部侍郎李心传，就对此说甚为怀疑。他在《旧闻证误》一书中提出了质疑，认为李纲乃渡江后名相，“此所云殊不可解”。
我对朱胜非的这个说法也非常怀疑，可能是由于朱胜非与李纲不合，夸大其词而已。
李纲去世后四十六年，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为表彰李纲功绩，南宋官方在福建邵武军建了李纲祠堂，位置就在当时的军学讲堂东，以激励士子效仿李纲。朱熹为这个祠堂撰写了《建祠碑记》。该祠堂于当代1984年重修，改为“李纲纪念馆”。
祠堂天井左右两侧，有两株宋代所植古桧柏，枝柯尤显苍劲。大殿门额上悬挂的是朱熹题匾“一世伟人”，两侧为朱熹所撰写楹联：“至策大猷，垂法戒于万世；孤忠伟节，奠宗社于三朝”。
正堂上，有李纲坐像一尊，正气昂然。坐像两侧，是民族英雄林则徐撰写的对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英雄相惜，气节相传。百代风流，于今犹在！
关于李纲的故事，讲到这里，就该进入尾声了。
写一位英雄人物的传记，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笔者仿佛与他一同悲、一同喜、一同走过惊心动魄的一生。
当走笔至此时，我感觉自己是登上了一座巍巍高峰——在李纲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为整个民族留下的是一份无以估价的精神遗产。
他在国难当头时，以一文臣之身，奋起登城，指挥杀敌，为南宋一朝的知识分子树起了“威武不能屈”的楷模；
他的抗金战略思想“规模说”，为南宋后来试图有作为的君臣提供了恢复失土的蓝图和路径；
他主张“宽厚简易”之政，多次直言抨击“上下恬嬉，不复勤恤民隐，朝廷百色诛求”，真正践行了儒家哲学的精髓——民本思想；
他多次招抚“盗贼”，收编义军，将他们编入抗金军队，为后来的抗金将领提供了化负面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有效范式。
在李纲魂归道山的时候，他为人间留下的，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浊浪滔滔之际，他决不随波逐流；
在“奉公者少，营私者多”的官场，他绝不同流合污；
在统治者竭泽而渔、天下民力已困的危机中，他绝不装聋作哑；
在缄口可以避祸、直言必然招祸的环境里，他选择的是要对得起良心！
他穷其一生，实践了他至高无上的做人原则——“节义泰山重，富贵鸿毛轻。”
我们是现代人，有着比古人更良好的生活环境，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正确思想资源，但愿我们在读李纲生平事迹的时候，不会有太多的汗颜！
在本书即将收尾的时候，笔者再一次去了海口琼山的“五公祠”。
五公祠位于一条繁华大道的路旁，但是只要走进院落百米之远，就是一片古木森森的沉静。
赭红院墙，黑色屋瓦，绿苔石阶。这景致带给人的，是一种历史的亲近感，是我们祖先的气质，是先贤们高远超拔的风范。
庭院里，“五公”的石雕像分散矗立在树荫下。其中的四位都是文官打扮，气度超然。惟有李纲像，头戴战盔，腰悬长剑，怒目远视，一副凛然不可犯之概！
这就是李纲。
一个民族的骄傲。
他永远以这个姿势站立在大地之上。
作者简介
清秋子，生于重庆，长于长春。早年曾下乡插队8年，其间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写作。努力写诗约十年，曾有一诗收入《朦胧诗选》。
80年代末以来，南下打工。十数年中，曾任公司职员、报刊编辑及执行主编，辗转于南北。从2001年起，定居海口，现供职于某媒体。
2003年初上网并开始网络写作，先后在“天涯”、“红袖添香”网发表长篇小说《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六莲》、《深圳，你让我泪流满面》、《我的青葱岁月》及长篇散文《春节，我在上海东奔西走》、《“牛魔王”忏悔录》等。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引起网络读者极大反响，从而名声大振，被誉为“实力派网络作家”。
题记
“我的青葱岁月”——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忽然地，就很喜欢这个意象。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跟麦当娜或比尔·盖茨握过手的，也可能大有人在；但是，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风一拂动，其色彩就有变化，那种水灵灵的新鲜，会让你感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
我们年少时，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顶着露，沐着风，有无限的风华。然而突如其来地，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如马踏青苗。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三十年前的月亮”了，真该谢天谢地。
老了之后，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禁不住就要想，我们那时候，不也就这样吗？人有高低贵贱，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我看，谁跟谁，那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