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4

序幕4

老龚的男中音很浑厚,迷得死女孩子。几个女生也跟着唱。

小迷糊笑笑,说:“春天到了。”

老庞没有什么浪漫情调,只顾和关美玲聊天。

唱着唱着,老龚脸色渐渐不对,就站起来说:“吃饱喝足。老庞,咱两个摔跤怎么样?”

老庞力大如牛,全西洼子也是一霸,哪里把老龚放在眼里。他傲慢地说:“好,就当活动活动膀子!摔疼了的话,可别叫唤。”

两人下了场。老庞慢慢脱去棉袄,露出一身腱子肉。场上气氛立刻紧张。我们怕老龚吃亏,都起来助阵支招。李家轩还建议说:“不来摔跤,来拳击!”

老龚根本不在乎,问老庞;“怎么着?一盘就算?”

老庞同意:“就一盘。”

两人搭上了架子,但路数完全不同。老庞用的是蛮力,就是俩人也奈何不得他。老龚用的是正规摔法,不停地挪步。两人像虎狼相争,呼呼直喘气。

女生既担心又兴奋,男生光是高兴,一个劲儿起哄。小迷糊不停地喊:“决斗!决斗!”

只见老龚忽然卖个破绽,被老庞抱住了腰。老庞牛一声吼,就要发力。却不料老龚脚下向老庞身后一插,站稳,一个“大别子”,眨眼间把老庞摔个仰巴叉。

这结局来得太快,众人一愣,继而一阵欢呼。老庞出乎意料,躺在地上,半天没回过神来。老龚走过去,拉他起来:“怎么样?这叫窍劲儿,你学吧。”

老庞爬起来,一脸羞愧,说:“不算,再来一把。”

我们就起哄:“咋不算?算!”

关美玲见场面尴尬,赶紧拾起老庞的棉袄,递过去,说:“你看看身上的土,快扑噜扑噜吧。”

老庞这才有了一点儿面子,嘟囔着:“哪天再试巴试巴。”

老龚志得意满,吹声口哨,双手拇指插在裤兜里,做着美国大兵状,轻轻晃着上身说:“行,改天再来,你把你那勉档裤换换,兴许能赢。”

老庞又要发作,关美玲一把拉住他,回头对老龚说:“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众人也一阵劝解,大家重新坐下。老龚高兴,又起了个头,先唱苏联歌《小路》,接下去又一首首的唱,女生都能和上。后来,我们又起唱起地下流行歌曲《精神病患者》,女生居然也会。

小迷糊惊奇:“流氓歌他们也会?”

我说:“她们天天在那屋听,哪能不会?”

几首下来,老庞也听入了迷,忘了刚才的计较。

正午阳光下,我时时拿眼偷看梁燕眉,只见她若有所思,时而一笑,满脸都是灿烂。

再起身干活儿时,梁燕眉递给我一副新的帆布手套:“看你,手套破成那样,还不换。”

我接过,竟然无语,一股暖流在心头。我知道,这是“可以处一处”了。

13

我们的青春,就这么在荒野里度过。记忆里,连阳光都是焦干焦干的。满头是灰尘,穿着臃肿,吃糠咽菜,但它仍然美丽。

那一年,西洼子美丽的五月终于来了。

城里到了“五一”,杏花已经开过。西洼子这里,却还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不细看,看不到什么春天。唯一的变化是,农忙的季节一到,两顿饭改成三顿,天一亮就下地,劳动强度猛然地增加了。

这“春惊”确实很让人难忘。黑土被犁开,大地就有了喷儿香的生机。地边上的落叶松林出芽了,郁郁葱葱,绿得透明。土里土气的西洼子,在春光里第一次流露出无比的明媚。我们这帮小年青,也都不安分了。老龚在集体户屋子里,故意大声背诵歌德的名言:“妙龄少女,哪个不怀春?”人人都知道,他是朗诵给关美玲听的。

种玉米的时候,仍是自由组合。老龚当仁不让,把自己跟关美玲组合到了一起,一个在前面刨坑,一个在后面“点籽儿”,俨然是男耕女织。

老龚在那个时代,算是个佼佼者,要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二百五的“小资”。但在那个年代可不得了,文武兼备。关美玲对他的态度很暧昧,没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这一两可,老龚就有了动力,穷追不舍,毫不掩饰。关呢,自然很满意有个文武兼备的人这么追她。

无论时代是多么枯燥,爱总是要发生的。在今天咱们这个“奔小康”的年月,教授之子去追工人之女,要被人笑话神经有问题。而在那个年代,门第划分与现在不同,因此没人觉得不妥。关美玲也觉得自己有资格,拿得起褶来。

我跟梁燕眉,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俩谁也不敢公开。而且连对方是不是那么个意思,都还拿不准。那才真是“怀春”啊,揣在怀里,只有自个儿明白。

乡村里的爱,因为文化土壤贫瘠,所以反而比城里来得猛烈。这方面我们有榜样。大老张不用说了,为了爱,他离乡背井,舍弃了城市生活不过,来老林里当“土匪”。他这还算是值的,好歹把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妞儿泡到手了。

比他还悲壮的,另有人在。谁呢?打死我们也想不到,就是前王队长。王队长下了台,但还没有完全丧权辱国,而是屈尊当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个角儿,总得能写会算的人来干。王会计乐天知命,天天勉着黑大襟棉袄,腰里扎着麻绳,查仓库,算工分账,一副乡村知识分子的模样。我们集体户的粮食和工分,有时要他来负责给我们打理,所以免不了要有来往。春节前后的严峻形势已经过去了,老农们该咋生活咋生活,所以我们和王会计之间的阵线,也不大分明了。

一天,老龚从大老张那儿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会计,这土鳖知识分子可万万不能小瞧,他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毕业,就为情所困,流落到了西洼子当了农民。60年代初,大学生很金贵,不像现在臭了满大街。那时候,农村回来个高中生,就像现在回来了个“海归人士”,说西洼子一个生产队,就藏着三个大学生,那真是天下奇闻。

我们男生,当晚一胡隆都跑到大老张家,听他说端详。

原来,这王会计,早在1960年就是辽大中文系的大三学生,因为爱上了本班一个女同学,有点儿神魂颠倒。那女生估计是比章子怡差不多,根本就没把他看入眼。这边厢老王的攻势猛烈无比,全不顾影响不影响,全系都在看他俩的西洋景。那女生羞愤交加,索性学也不上了,躲到了西洼子她舅舅家中。老王当时正在兴头上,情报也非常灵敏,脚跟脚就撵到了西洼子。两人终于见了面,谈了一回,那女子仍是不从,第二天就不辞而别,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王知道他今生算是摘不到这朵花了,于是,号啕一场,万念俱灰。竟然放弃了大好前程,在西洼子就地当了农民。

他先是笨手笨脚地干苦力,渐渐得取得老屯的信任,便干起了乡村的脑力劳动,从记工员干起,晋升会计,又晋升了生产队长。爱情明显靠不住,他也不挑拣了,当时山东农民过来“闯关东”的多,就随便找了个山东娘们儿结了婚。为爱一场,闹了个天翻地覆,老王的婚姻因而被延误,成了晚婚,孩子比同龄的老屯们的要小得多。

老王的这惨烈情史,让我们唏嘘不已。听完大老张的讲述,我们又找了个理由,一忽隆跑到老王家,重新认识这藏龙卧虎的农村知识分子。果然,老王家墙上的玻璃镜框里有证据。辽大中文系某年级某班合影,一个梳“瓦块”式分头,身穿白衬衫的帅哥,依稀能看出老王的轮廓。当年风华正茂,玉树临风,如今却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这中间的沧桑,有多少呢?

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找话题跟他聊。老王倒是不记仇,对我们语重心长。告诉我们说,要想在队里站住脚,一定要把农活儿学好。吃饭的本事,可忽略不得。他说:“当年我来落户,第三天就下地,借了把锄头,到了地里,不知道该怎么使。还问人家,这玩意儿是拿着往前推的吗?后来,一点点的也就什么都会了。农村,跟城里没啥区别,不一样的是,吃穿住,啥事情都没有现成的,都得自己动手。”

老王的这番“再教育”,是现身说法,老房、王亚奎、冯长骏都听得入迷。老龚等我们四个非工人家庭出身的,则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世无常,青春不可依恃。

从老王家里出来,看黑夜中的漫天星斗,大家不禁都联想起了自己,来日方长,前途何在?人家大学生都被同化成这样了,我们几个初中生,又有何德何能?往后的几十年中,又能靠什么安身立命?

星星不知人的心,只是万古如此闪烁。我们在村路上摸索着回户,一路无人说话。忽然,路边响起了一阵娃娃的哭声,细长而又凄婉。抬头看远处,高坎上有几颗忽闪忽闪的绿星星。

“妈呀,什么东西?”王亚奎叫起来。

老龚说:“狼,是狼!”

大伙儿毛骨耸然!虽说谁也没见过狼,但看这阵势,肯定是无疑。我们低头摸了石头瓦块,连呼带喊,一阵袭击。那狼群也不退缩,坚持在路边高坎上俯瞰,绿眼睛像鬼火。

老房说:“咱们走吧,反正它们不敢过来。”

他话音一落,小迷糊带头,众人撒丫子就跑。直到看见了集体户女生屋里的灯光,才像见到了根据地,都嘻嘻地笑出声来。再看女生的窗户,已经贴上了白纸,再也偷窥不成了。

前有车,后有辙。西洼子大学生痴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壮烈行为,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季节也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候。那时,春风终于绿遍了天涯。山旮旯里,落叶松长出一大片脆生生的绿叶,玻璃一样透明。

山地上,不能种麦子,只能种玉米,而且很费工时。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顶着大好春光,慢慢在小块地上刀耕火种。每过两个半小时,歇一气。

春光里,人的面貌也变得明媚。土掉了渣的屯老二,在碧绿的背景下,显得俊俏多了。林子里,有布谷鸟在叫。“关关雎鸠”,叫得人心乱。集体户的男知青和青年农民,在漫长的“春惊”中,暗暗展开了泡妞的争夺战。老龚才貌双全,文武兼备,是我们的主力军,决心“肥水不流外人田”。对方以庞德海为首,都是三十来岁的已婚老屯,决心不放过这“包二奶”的大好机会,就算是过过干瘾也行。

这件事,经过几十年后再去想,双方都做的是无用功。对男知青来说,真正的谈婚论嫁,还得十年后。女人老得快,十年后,正是我们二十六、七酷毙了的年纪,女生们已成了残花谢柳,怎么可能让我们瞧得起眼儿?对少壮男社员来说,即便当时女生们愿意随了他们这些土老冒儿,他们又怎敢休妻别子?不要说大队干部会出面干预,就是村里人的吐沫星子,还不得把他们都淹死?

明明是没用的事,双方却天天都在使暗劲儿。

关美玲有一条黑底带红白点的围脖儿,天天都戴着出工。散散地往肩上一搭,美得没法形容。种玉米的时候,有一天,老龚也戴了这么一条围脖儿。小迷糊指给我看,我吓了一跳:难道关美人给老龚送定情物了?那年月,男女要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花前柳下,肯定是早就越过界线了。再回头看看关美玲,那标志性的围脖仍在。原来是老龚痴迷,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条,一模一样。

男人动了情,也是很细腻的啊。我大为感慨。

小迷糊冲我挤挤眼,故意大声对老龚说:“哥们儿,你那围脖儿,谁的搞?”

集体户男生都明白这典故,一起哄笑。老龚纵是脸皮厚,也闹了个大红脸。男社员反应比较迟钝,不大明白。老庞还直夸呢:“真挺带劲啊!赶明儿上敦滑,咱也买一条。”

老庞活儿好,总是最先刨到地头。返过身就帮老龚他们这一组刨坑。实际就是有意往关美玲身边凑乎。老龚感觉没面子,就说:“老庞啊,你有劲没处使,去跟老牛练练摔跤,我们这儿不用你掺合。”老庞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性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钱,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多挣工分。恶性循环,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后一天,早收工一个小时,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乐从心头起。

老龚说:“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咱们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儿一阵欢呼,返过身,就去翻山。

从小路翻过山顶,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挎着种子篓,鱼贯而下,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这样的少年,只有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景象,也只有那个时候有。我们前途莫测,却傻掂掂地乐,在春日的黄昏里,劳累了一天,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西洼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

呆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龚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家里都做了饭。再说这十几口子,饿狼似的,哪能让你们招待?”

一声唿哨,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时,夕阳已经衔山,金光万道。翻上山顶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只见下面西洼子的原野郁郁葱葱,公路如细线,村庄如棋盘,千树梨花,正漫扬轻纱。江山是如此多娇,生活是这么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莎”?

老龚带头,我们又唱起了苏联歌:“歌声轻轻地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那种深情与惆怅,正与眼前景色相合。有关、梁两大美人在,我们的歌,就越发婉转,多出了不少的内容。暮色中,两美人明眸皓齿,极目远方,恰是两尊穿军装的“维纳斯”

多年以后,我每每回忆起这一幕,都忍不住要想:幸福跟钱有关吗?幸福跟成功有关吗?或者,幸福跟发达有关吗?不,都不是。幸福,只与青春有关。

这是一个人有了阅历,才能领会的。

14

我们万没有想到,春耕结束,刘队长和集体户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他的位置,早就巩固,用不着一帮小毛孩儿来帮助摇旗呐喊了。那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在其他方面还有没有用了。

这一点,我们应该很惭愧。我们确实没用。农村里用不着多少书本知识,要的是力气和干活儿技巧,外加一点儿狡诈。这几样,我们都没有,不是就等于废物了?

我们下乡已有五个月,看来是没有很快回城的迹象。这意味着,我们要常年从当地的老屯嘴里分一碗饭了。西洼子的老屯们看清了这一点,不再为我们洋里洋气的“大拉锁儿”所迷惑,为了利益,变脸了。

突然袭击是在某个晚上的生产队大会上发动的。开会,是为了评定工分等级。大伙逐一评价每个劳动力的表现,七嘴八舌说了一阵儿。当时农村的男劳力,每干一天挣10分,妇女比较受歧视,一天挣6分。未成年的“半拉子”,与妇女相同,也是6分,意思是还不算男人。有极少数力气大,农活儿好的人,每天可记12分。而生产队长,是最特殊的,一天什么都不干,照拿12分。在那个“年代”,既有不劳而获的队长,也有同工不能同酬的妇女,这是后来的少壮学者们不能想象的。

不能想象的还有,每个人工分的评定,都是民主通过的,队长不能愿意给谁高分就给谁高分。民主的程序,很奇特,就是大家喊“行”或者“不行”,以分贝高的意见为准,大致还比较公平。

轮到评定集体户时,突然冷了场。

过了好一会儿,刘队长说:“提嘛,反正集体户不是外人。”这句话,简直阴险之极。只听老庞接上就说:“我看集体户女生干活儿还行,给6分可以;但是男生太不着吊,干活儿水裆尿裤,给10分太高了点儿。”

他话音刚落,就有群众一哄声地喊:“对,给8分。”“8分也高,给6分。”“6分!就6分!”

老屯们自己的帐算不开,但跟我们算帐可是清楚。给了我们6分,我们就少赚了,他们就能多得。这还不算,关键是,这太侮辱人,等于宣判我们不过跟女人一样。

我们想跳起来反驳,但民意实在太强大。人家也说得头头是道,哪一天,哪个人,坑刨浅了;哪一天,哪个人,活儿太慢,都一一道来。我们目瞪口呆,敢情这“贫下中能”都是干间谍的出身。

最后刘队长出来收场,他肯定了大家的意见,原则上就定6分了。其中老房、王亚奎、冯长骏活儿稍好,可给7分。众老屯又是一阵叫好。

我们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大势已去”。

原来,我们被刘队长给耍了!

社员大会开完,我们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想想三个月前,我们是何等威风,那还是刘队长一日不可缺少的御林军;如今价值一失,沦落到大人小孩都来踩,连个男人都不算了。

在我们眼里,西洼子一下就暗无天日了。回到集体户,老龚拿起我放在炕头的《译文》杂志,闷闷地乱翻。忽然看到几首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诗,就忽地站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放声朗读:

“我们感受到了不自由的巨大哀痛……”

他一朗读,女生屋子的喧哗就停止了。诗写得很好,全户的人都在静静听他读。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这个词的份量,有了一种要挣脱的愿望。可是,外面的夜色和原野比什么都宽广,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干了一天活儿,晚饭后,老龚、小迷糊、家轩和我出村去散步。小迷糊带了一把京胡,就像现下“女子十二乐坊”一样,支在腰间“吱吱咯咯”地拉。我们就这样在京胡尖锐的伴奏下,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空旷无人的公路上走。西天上是一片晚霞的血红,我们的心,也在流血。莫斯科的郊外,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这是我们走上社会以后的头一个重大挫折。当年,我们把它看得太重,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们做对。其实老农们还算实事求是的,我们的活计,确实干得不怎么样。你想啊,一帮城里的少爷秧子,能出什么好活儿?只是老农们缺乏教育手段,有啥说啥,不会哄着来,一下就冷了我们的心。

这次社员大会,把我们集体户的人分成了三个等级,我们也就从此走上了很不同的道路。

当时,老房、王亚奎、冯长骏也很颓唐,毕竟他们只比妇女高一分,仍然是个半残废。所以那几天,男生们都还能同仇敌忾。

女生们最辉煌的时候到了。“贫下中能”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小姑娘们说话走路都傲了十分,与少壮男社员打情骂俏,就更有水平啦。相比之下,男生们简直还没脱哺乳期。我们不明白,那些男女间的暧昧语言,女生们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呢?郁闷啊!

学习完毕后,看看外面,正是月白风清。男生们回到自己屋里就议论:“妈的,还干什么活儿?是女的就能拿满分,什么世道?”

老龚就说:“这天气这么好,明天还干个鸟活儿,咱们玩吧,今晚就出发,上水库抓鱼!”

老龚说的这个水库,离我们这里有十多里地,是我们早就神往的地方。他一说,大伙儿兴头儿就来了,说走就走。三更半夜走夜路,防身的家伙不可少,众人分头找了烧火棍、小铁锹和菜刀,装备起来。

老龚说:“冷兵器,还不行。看我的。”

他打开自己的牛皮提箱,拿出一件红布包的东西。打开一看,哇噻,是一把手枪!

这是当年自制的小口径手枪,虽然粗糙,但功能都全。老龚藏下来没有上缴,现在派上了用场。

一支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出了集体户。初夏夜,蛙鸣四起,田野的风带着青草的芳香。

老龚在队伍前面把手枪一举:“走!同志们,向莫斯科进军!”

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了。那时候我们谁也没有表,老房心细,特地带了集体户的小闹钟。栓了个绳儿,挂在裤腰带上,这样,随时都可看时间。

因为有月亮,这一路,就走得顺。月光下的旷野,比白天好看,很神奇。初夏的晚上不冷不热,正好赶路。一伙儿穿绿色仿军夹克衫的异装少年,不停地唱着苏联歌儿,在大路上大步行进。这一路,没见到狼群的绿眼睛,也没见到苏联特务的信号弹。

他们怎么敢来?就算是妖魔鬼怪,也要被我们狂热的气势所吓倒。我们要挣脱!我们要自由!我们不想再劳动了!

走到兴头上,老龚说:“操,咱们就这么走到苏联去得了!”

我说:“对,去苏联!”

小迷糊和家轩也直喊:“走啊,去他娘的西洼子!”

苏联,在现实中,当时是我国的大敌,百万大军就在边境上虎视眈眈。但是,在我们虚拟的世界里,它就是人间天堂,是共产主义。苏联文学,多少滋养了我们一点点。白桦树、小别墅、伏特加,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点。国界那边,没有“贫下中能”,没有狗日的“工人民兵”,可以男女手拉手跳舞,可以喝牛奶吃面包,那不是共产主义是什么?

不知道别人如何,我那时真是动了心,就他娘的跑吧,跑到国界那边,就有自由和幸福。

就这样连唱带喊,走了一个多小时,喊不动了,就默默地走。山野里的蛙声虫鸣,开了锅一样的欢畅。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

月下的水库,白雾弥漫,胜似天鹅湖。这样宽广的一片水域,静静躺在山凹里,简直就是睡美人。我们都被这美景镇住了,屏住呼吸看。

地方到了,困乏也突然袭上来。草上全是露水,坐都没法坐。走夜路,裤脚早就被露水湿透了,风一吹,人直打哆嗦。我们四下里看,想找个露宿的地方,总不能就这么站到天亮呀。

寻寻觅觅,总算找到了一个小窝棚,是附近村子的人来打鱼,搭起来临时过夜的,这时候正好没人。窝棚里边堆着不少谷草,一捆捆堆到天棚。我们拽出来两捆,点着了,好好烤了一通火。

火光照亮黑夜的一角,我们又想起了抗日联军。抗联苦,但是人家幸福,有日本鬼子可打。我们白白穿了一身仿军夹克,想当英雄都当不成,天天被“贫下中能”欺负,真是丧气丧气!

烤着火,老龚就给我们侃苏联。他看过的苏联小说不少,说起来一串一串的,瓦西里、喀秋莎、斯大林、冬妮亚、列宁在1918……虚幻的世界就像这眼前篝火,明亮、温暖,驱散了黑暗。

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西洼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那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5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西洼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0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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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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