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3
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0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后来当然遭禁。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西洼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色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性爱不叫性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斜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看书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11
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学金老师，都对他们笑脸相待。假以时日，没准儿将来就是半个陈景润。大翻盘了，数学还有什么用？清华、北大，全成泡影。天才，就这么毁灭了，还要半辈子遭少壮们的耻笑。
接着来说我们集体户。春节前，学校又给我们户塞进了一个游兵散勇。这个后来者，是班上的一个人物。他是我们的班长，叫房。我们这一茬，都出生于1952年，他这名字，
老房是工人的儿子。那年头，工人的概念挺广泛，国营大厂一月挣80多块钱的高级技工，叫工人。街道小厂里边，一月拿30来块的，也叫工人。这两种工人，差得可是太悬殊了。高级技工，离贵族其实已经不远，那年头，教授也不过才挣120。
老房的爸爸八成就是街道厂的，钱紧，而且不是一般的紧。上有俩老人，下有四个孩子。老房的妈妈没工作，家庭妇女。30来块钱养活八口人，得有多费劲儿？我们那时候想象不出来。
我以前去过老房家，一间小趴趴房，全家人挤一个炕。家里还养着鸡，人人都不闲着。老房的妹妹放了学要上菜站捡白菜帮子，剁了喂鸡；老房的弟弟就上铁路边去捡煤核儿。喂鸡，是下了蛋好换点儿零用钱；捡煤核儿，是因为烧不起纯煤，要掺上煤核儿，能省俩钱儿。
一家子穿的都是黑棉袄，没色彩，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只有老房穿得像样一点儿。老房现在是中学生了，清华后备军，住校，平常回不了家，原先他干的活儿，就由弟弟妹妹分担了。
他人缘好，一张大中华的脸，挺憨厚。从来不以告密邀宠，在班上挺得人心。没工夫跟我们一块儿胡闹，就在家打零工养家，两年多年都没到学校来。我们了，他都不知道。后来班主任费挺大劲，才在区找到他家，特事特办，把他补充到我们户了。
老房很低调地来了，行李不多，被子是旧的，很寒酸。但他的到来，加上其他外力的影响，使我们户出现了分化，酿成了一幕悲喜剧，却是让人始料不及的。这是后话。
老房一来，老同学相见，大伙都挺亲。我们户原先只有一个女户长，关美玲，她固然人情练达，但我们男生都不大服——女的怎么能管男的？老乡们也觉得别扭，集体户怎么是老娘们儿当家？老房的为人，正合我们意。他当过班长，有威信，男生就提议补选他当户长。关美玲也正愁事务太繁杂，愿意退一步，甘当副户长，主管女生事务。
老房当了户长，仍然是低调行事，干得多，说的少。男生方面的精神领袖，还是老龚。
此时已是临近春节。那两年，是最无趣的两年，连年都不大过了。不吃，不喝，不拜年。我们刚来，如果马上回家过春节，与时尚就很不符。于是一商量，春节就将就吧，过完春节，立马回家探亲。
年初五，饺子一吃完，大伙就上了路。刘队长为褒奖我们，每人赠送了小米10斤。当年打的新小米，鼓溜溜的，喷儿香，可不像城里人吃的陈米没滋没味。人不能都走，老房自告奋勇担任留守，不回家了。
在家中呆过正月十五，全户又都集合了起来，返回敦化。那时候坐火车，也没有什么优待，和老百姓一样买票。我们心里就嘀咕：服苦役倒也罢了，还要我们自己掏钱返回，哪有这道理？在站前广场，大伙就商量。老龚提议，全买站台票混上车，一路小心着点儿。敦化是大站，不好混出去，就到敦化前一站下车，混出小站，再买张票，堂而皇之坐到敦化，一共才花两毛钱。女生不干，乐意花2块钱买全票，男生则都同意蹭票。最后约定，不管怎么走，第二天上午在敦化火车站候车室会齐，一块儿搭长途车回屯。
逃票的经历并不如事前想得那么惊险，列车上回农村的太多了，列车长懒得管，只草草查过一次票。我们一见查票的来，就四散躲开。有躲进厕所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有拿着水杯的，假装是别的车厢打开水路过。列车长是长春列车段的，知道都是城里的孩子，得饶且饶。到了敦化前一站，老龚已经打听好，叫秋梨沟。车一停，一报站名，他一声“下”，我们就冲了下去。
小站不大，到站时间是后半夜，天很冷。下来后，才发觉跟我们一样聪明的，有100多位各校在敦化的，都下来了。一看装束就知道，人人都拎个包。这群奇特的旅客四下撒摸，打算绕过栅栏去候车室买票，等下一趟车去敦化。大伙儿正兴奋着呢，忽然有人喊：“快跑，工人来抓人啦！”
原来，一连好几天，都有玩这猫腻，秋梨沟成了逃票中转站。有关当局深为恼怒，派了工人在此守候多时，车停时不动，车一开，站台上滞留的，都是逃票的无疑，抓你没商量，一个不能让跑掉。工人一冲，站台上立时乱了套，大家没命地跑。男生纷纷翻栅栏，翻出去就算出了站，人就自由了。那栅栏，就是柏林墙。我和其他人早已失散。站台上蒸汽机车“呲呲”地放白汽，身边人影憧憧，呼喝声远远近近，根本分不清敌我。我把旅行袋往“柏林墙”外的地上一扔，翻身上墙，一蹁腿，“扑通”一声就落了地。耳边立刻就像听到了亲切的女声：“这里是秋梨沟的土地，你自由了。”
我正要整理一下跑松了的裤腰带，只听“扑通”，又是一个旅行包扔了过来。回头一看，一个人影正笨手笨脚地在翻墙。我心里暗笑。却见那人想放弃了，张口冲我喊道：“同学！同学！”
啊？原来是个女的！
我急忙赶过去。
我们那时候眼光毒，对女生只要看一眼，就能揣摩出是哪一年级的。那女生，长得眉清目秀，短发，没扎辫儿，带个大狗皮帽子。一看那岁数，就知道是初二的。
事急矣！我也顾不得男女大防了，伸出手来，想拉她一把。但那女生受了惊吓，腿都软了，怎么也爬不上来。
她喘着气说：“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
“省育才的。”
“啊——我是四中的。我不行了，那个包，麻烦你帮我拿着，我先往那边跑。”
这时间，工人的吼声已逼近，声嘶力竭，一副要剿匪的样子。
那女生的表情，有点绝望。
我赶忙说：“你放心！我就在候车室，你快跑吧。”
此刻，我胸中满是热血沸腾，能想到的就是《青春之歌》。
白烟，呐喊声，棍棒击打声，机车头喘气声，把秋梨沟之夜搅得天翻地覆。
我拎着两个旅行袋，一低头，就窜到树丛中去了。躲了一阵儿，待杂乱声音渐渐过去之后，才向候车室走去。
一进烟雾腾腾的候车室，就看见老龚他们东张西望，正找我呢。
我一喊，老龚就三步两步地赶过来，说：“嗨，就你废物，差点儿被抓住吧？”看见我提了两个包，他忍不住惊奇，“哪儿来的？”
大伙围了过来。我本想瞒住英雄救美的事，怕他们笑话。但看这情形，显然混不过去，只好把情况说了。没想到大伙没一个拿我开心的，反倒都有些动容。老龚攥着拳，晃晃，要打出一个下摆拳似的：“妈的，一年前，谁敢这么对待咱们？咱们，这叫什么了？”
李家轩用哑语骂了一句，说：“他妈了个腿儿的，老屯！欺负咱们长春人。”
感慨一通，我们就去买到敦化的票。那售票员一副猪脸，没好气：“怎么又是去敦化的？今天都快一千个啦，有病吧你们！”
小迷糊递过钱说：“是你们这儿有大脖子病（克山病），我们是转户去敦化的。”
“混扯！”售票员把票扔出来。
买了票，众人安了心，一边等车，一边等那落难女孩儿来取包。
不大一会儿，来了一拨，有男有女，那女的就在其中。到了我们跟前，女孩有点儿腼腆，接过包说：“同学，谢谢你啦。”
我说：“甭谢，没被抓住就好。别说你，连我腿都软。”
对方人群中走出一帅哥，一看就是军干子弟，牛烘烘的，一拍我肩膀：“哥们儿够意思！我们是翰章公社的，你们是哪的？”
“官地。”
“不远嘛，以后来玩儿吧。”
他看看我们这一伙，也就老龚像个军干子弟，就特别打了个招呼。老龚应了一声，双方都报了一下老爹所在单位的番号，马上就格外亲似的。这时，下一趟车来了，彼此就挥手告了别。那女孩儿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示，名儿也没留，地址也没留。
那个年月，人朴实，没什么坏心眼儿，等价交换那一套也不大流行。在外，见面就是同志。帮个忙，蹭半个月饭吃，都没说的，用不着感恩戴德。
只是，30多年过去了，我总是难忘那个初二女生仓皇无助的神情。那时候，不是谁的老爹都能挣一百多的，对一月收入三、四十的家庭，两块钱车钱，也是钱哪！我们在西洼子，死命干一天，也不过四毛钱。逃一次票，何至于此！我们固然是犯了规，但这“规”就是天经地义的么？在这世上，有的人是狼，有的人是羔羊。羔羊的命运，就是被死命地追赶。狼只要想要撵羊，理由有的是。
我有时候想，那初二女生，如今已经是53岁的老太太啦。生活恐怕已经安定了，或者一定是闲着了。儿或女也该大学毕业了，送到社会上去，做狼做羊还不一定。她今天独自个儿在家里唠唠叨叨，还能想起那个人仰马翻的秋梨沟之夜吗？
12
火车到敦化站，天还没亮。一下车，我们就被站台上的气氛给镇住了。满站台都是全副武装的工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另外还有游动纠察队。水银灯下，枪刺的寒光能吓死人，我们倒吸一口凉气——这场面，怎么像发生了政变啊？
原来这是县革委会搞的，专抓逃票的长春。幸亏我们手中持有合法车票，不怕他吓唬人。那时候，工人虽如狼似虎，但如果没证据，他们还没胆量随便拘人，哪怕他明知道你是逃票从秋梨沟上的车，也是没办法。
看他们装腔作势，我们就暗笑，故意在站台上磨蹭不走。果然引起了了一个小头头的注意，他过来验了我们的票，翻翻眼睛，恶声说道：“出站，出站，还磨蹭什么？”
走到出站口，我们又见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场面。只见从后面的车厢上押解下来一群上海。一看他们这伙儿，人种跟我们就不一样——小伙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的，女孩子更是水灵。这群人，好像不是一般，都穿着清一色的草绿棉袄，但又不是军用品，制式挺别致。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人人背后都钉了一个白布条，上面写着名字。上海们显然是失去了自由，从这里再转押到什么地方去。看模样不像是歹徒，斯斯文文的，有几个女生，正经还是南方型的美女。他们神情并不沮丧，但谁也不说话，昂着头，没表情。拿枪的在喝斥着他们排好队。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忍不住停了一停。有人立即就喊：“看什么看？走开走开！”
这是哪里的？犯了什么错儿？凭什么像吆喝狗一样吆喝他们？
我们心里直发毛——兔死狐悲呀！你想，我们离家远，他们离家就更远了。下乡本来就不容易，“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出征曲唱了没几个月，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后来想，也许他们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未经批准就集体离了岗？现在是押解回本单位？要是在今天，他们若想离开农场，农场领导还不得直磕响头，热烈欢送下岗。可那时候，你没有不劳动的权利。
到了候车室，与女生会齐后，天还是没亮，就坐在长椅上干等。正在百无聊赖时，工人又来了。不过，这回不是查票，是来演出的，搞宣传。
这一支队伍，是文化，见旅客睡眼惺忪，给大伙提神来了。那年头，宣传队的节目都是老一套：快板群，三句半，小合唱。几男几女，脸抹得通红，眉毛画得像大蜈蚣，拉个弓步，摆出胳膊肘子往外拐的姿势，一惊一乍。
不过这敦化工人的演出队，水平未免太凹，属第三世界。我们在以往，见惯了大专院校宣传队一流的演出，口味可不低。这工人一边演，我们就一边笑。我们越笑，他们水平就越凹。我实在憋不住，就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这水平。那脸怎么红得像猴屁股？”
老龚说：“就是，不看了！到外面找地方坐会儿。”女生们嫌外面冷，不动。男生们就出来，在站前广场上，找了一块干净地方，坐在自己的旅行袋上，抽烟，嘲笑工人。
天冷，但空气很清新，天灰蒙蒙的有点儿亮了。忽然，大伙都有点儿想念西洼子了。这次回家，故乡长春景物依旧，但偌大的城市里，却没有了我们的位置。大人们上班，弟弟妹妹们上学。省育才，都是些小孩子，生面孔。桃李满园，“尽是刘郎去后栽”。那些教室，我们是再进不去了。昔日在我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老师，现在让我们羡慕不止，人家仍然是城里人，我们却远放他乡，回归无望。城里，是不能久留了，呆久了自己都想走。无枝可依的我们，只有西洼子，还算是个落脚处。
正怅然间，忽然女生们慌慌张张地跑了来。梁燕眉冲在前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拽我起来：“呀，你还在这儿没事儿！知道不，工人抓你来了！”
众男生大惊，都站起来四处望。我问：“我怎么了？”
梁燕眉就嗔怪：“你说人家宣传队像猴屁股，旁边有人告诉了。现在来了一伙拿枪的，正到处找你呢。”
关美玲也埋怨：“他们愿意像什么像什么，你说那些干嘛？这可好，惹祸了。”
我愤愤：“他妈的，就是猴屁股嘛！”
梁燕眉急了：“他就是猪头，你也不能说！他瞎胡闹可以，你说就不可以。”
老龚说：“是啊，一帮屯老二，跟谁讲理？咱惹不起，快走！”
我们一行，连跑带颠，直奔了长途汽车站。回头看看，火车站候车室里灯火通明，一群傻逼还在那里掘地三尺地找我呢。
老龚说：“你呀，今天是万幸，要叫他们抓住，非打折你肋骨不可。”
梁燕眉在我身后说：“你往后可别什么都说了，吓死人了！”
小迷糊就笑：“嘿嘿，祸从口出。”
我回头看看。路灯下的梁燕眉美艳异常，因为跑得急，刘海儿都被汗粘住了。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柔情。
到了汽车站，安顿下来，我才感到后怕。想想只有叹气：要是在两年前，这么几头烂蒜，怎么敢动省育才造反大军一根毫毛。如今我们一大军做鸟兽散，只因说了一句真话，就被这些杂牌军撵得东奔西窜。这工人，有工不干，警察都不管的事儿，他们跟着瞎掺乎，早晚恶有恶报！
从那一天起，我就跟工人结下了梁子。我那时只是发发牢骚而已，没想到这诅咒后来竟应验了。那年头，警察其实挺和善，从不欺负老百姓，就这工人沐猴而冠，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在这个残冬的晚上，一路躲藏，两次奔逃，真正有了颠沛流离的感觉。上帝捉弄我们这些小孩儿真是捉弄得不轻，昨天还叫你天之骄子，今天就让你适者生存。忽南忽北，怎么说都有理，我们就跟着瞎跑，连一天都没为自己活过。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长途车开了门，我们一拥而上。车窗上蒙着厚厚的冰霜，我们就像一堆冷藏猪肉，冻得直跺脚。这时刻，怎能不归心似箭——西洼子，你就是再不好，也是我们的家啊。
我们成了野孩子，被城市和学校推出来了。曾几何时，“小将”、“急先锋”的名号熠熠生辉，大串联走哪吃哪，工人、干部都跟着我们屁股后面跑，警察也对我们礼让三分。如今没用了，大贬值，成了垃圾，一脚踹出来，“接受再教育”地干活。
。我们这儿离苏联还远，不是前线，但也没多远。西洼子紧挨着的这条公路，是老百姓的一块心病。，就是从这条公路一路向南杀，日本关东军根本挡不住。如今大战要是爆发，还是得从这儿过。乡村里的基干最近都动员起来了，没事摆弄摆弄枪，挣两个。
我们和刘队长谈形势，他说：“县里传达了，咱不能硬挡。让开，占领两边高地打。”
老龚有点儿军事常识，过后，直撇嘴：“拿几杆破枪，不抵烧火棍子，能打人家正规军？再说，你知道公路是要害，人家就不知道？铺天盖地把伞兵一撒，你打谁？”
未来战争，形势不明朗。我们却暗地盼望：打吧，打吧！早打早好。打个昏天黑地，好歹也热闹一场，省得接受这再教育。
媒体轰炸，广播里天天要说一百遍。生产队决定，抽调集体户和回乡中学生里有模有样的，排练节目，表演唱。等开会的消息一宣布，就给乡亲们解解闷儿。
临时演员中有我，也有梁燕眉。八个人，我和她正好分到一组。先练会了歌，就走场。关美玲和梁燕眉是艺术指导。过去上学时，她俩就喜好文艺，过年过节总要排个“洗衣歌”、“逛新城”什么的，上台去演出。现在把过去舞蹈里的藏族动作借过来，踢腿，哈腰，甩胳膊，男女穿花，天天晚上排的津津有味。
男女演员有个动作，那就是，穿花时不可避免要对视。生产队部里特意点了一百度大灯泡，明晃晃的灯光下，我和梁燕眉一穿花，就免不了要看她一眼。看一眼，就一阵儿心跳。
在排练场上，梁燕眉笑得美，不知道是演出需要，还是别有意思。反正排练不枯燥。平时要是加班干活，我们心里得把庞德海骂死。排节目，没工分挣，白干，我们却天天舍不得散。
那时候，少男少女要是暗恋上了，没有合适的表达方式。成人恋爱的模式一般是：男方脸皮要厚，多往前凑和，多搭话。对方要是不反感的话，再找个理由捎东西、借书。等火候差不多了，就写封信。里边除了大道理之外，要有关键的一句：“我们的关系能否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对方找机会含羞脉脉地答一句：“咱们先处处吧。”这就齐了。这都是跟小说《青春之歌》学的，如果说别的，就成了耍流氓了。也许“处”了一回，连手都没摸过，别的地方更别想了。成人有一套模式，小孩儿就没辙了，胡思乱想的时候居多，没法儿实践。
我那时候，看梁燕眉排节目时的眼神，好像是“可以处一处”。但是白天干活儿，彼此又像不认识，她脸上，啥表情没有。知己不知彼啊，太郁闷了！
三月里，说是立了春，其实在东北，仍然是冬天。天黑得早，出了门伸手不见五指，不排节目还真就难熬。这一天，晚上放了工，我们排节目的几个男生，正在女生屋子里讨论节目的改进问题。忽然外面进来一伙人，站在外屋地（厨房），嚷嚷着：“有叫龚本辉的吗？出来！”
来者不善！龚本辉恰好不在。我们开了门看，原来是一伙知识青年，挺面生，都气势汹汹的。
有女生就说：“老龚不在。”
那伙人进了屋，左看看，右看看，说：“告诉他，我们是二队集体户的，一中的，来找过他。让他放老实点儿。”
关美玲说：“怎么啦？”
为首的一个说：“没怎么！就说大爷找过他。”
说完，一伙人忽忽隆隆就走了。
这是哪儿来的王八小子？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我气不过，狠狠把门摔上。
片刻，他们又回来了，一脚踹开门：“谁摔的门？”
我挺身而出：“我……”
没等我说出第二个字，为首的一个，忽地就是一个下摆拳。
我当时什么也没感觉到，就躺在地上了。只听梁燕眉冲了上去，声音很高：“干嘛呀你们？怎么随便打人？”
其他女生也一拥而上，跟他们吵起来。我躺在地上，一时失去了时空感。不大一会儿，梁燕眉弯下腰，把我拉了起来。
我摸摸发木的下巴，没有作声。
梁燕眉很激愤，继续斥责那帮人：“你们太不像话了，没招没惹你们，凭什么打人？”
女生的声音像家雀，叽叽喳喳。一中的那小子看看，说：“好男不和女斗，叫龚本辉来见我们。走！”
一帮人这才算是走了。
他们走后，大伙议论纷纷，都埋怨龚本辉在外面瞎惹祸。梁燕眉坐在炕上，让出了一块炕沿，说：“你坐这儿吧。今后别跟这帮人顶，都是流氓！”
我腮帮子还是发木，心里却很热。一则很羞愧在梁燕眉面前出了这么个大丑，二来又很留恋她拉我起来的那个瞬间。
过了一会儿，龚本辉从大老张家串门回来了。大伙就指责他在外面立腕，惹了人家。
老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中的？二队集体户？我不认识他们呀？”
大伙不信。关美玲尤其不满：“你看看你，整天显摆你那个下摆拳，不是找事儿吗？这回惹着流氓了，要是再来砸咱们户，看怎么办？”
有女生说：“去找刘队长，发动社员。”
老龚阴笑两声：“社员？跟他们说当个屁用？欺负咱们行，遇着流氓，谁敢出头？”
众人面面相觑。
老龚又一笑：“没事儿，我看他们不会再来了。估计是在哪儿听到了我的名声，专门来找碴儿的，没碰着也就算了，不见得会再来砸咱们户。”他看看我，又说，“哥们儿你是为我挨打的，这个仇，一定要报。我这就去其他户联系联系。唉，过去在，哪能吃这亏。现在咱们同学都天南地北的，完啦！”
果然，一中那帮小子从此没再来。报仇的事情，老龚说一说，也就没下文了，痛快痛快嘴罢了。那时候的年轻人，也有点儿私心了，谁会真的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件流氓挑衅风波，很快就被大伙儿给忘了。我和梁燕眉之间，却有了一点点的默契。她在干活儿时，与我相遇，不再是面无表情了，眉眼间，有了一丝风情。那年代，十六、七的女孩子情窦初开，纯净得像水，美得像桃花。跟她在一块儿干活儿，尽管身边暴土扬长、驴喊马嘶，但是，我很幸福。
乡村里的时序更替，比城里要来的晚，唐代诗人老早就说过，我没往心里去，到了西洼子，才有感受。冬天的脚步拖拖拉拉的，老不愿走。等到三月下旬，春风才猛起来，漫山遍野没命地吹。尽管大地还是一片枯黄，但太阳暖了，雪不见了。
刘队长私心里，还是挺照顾我们。春天一到，家家都要上山打柴，冬天在老林里拉回的劈柴，毕竟有限，不够烧一年的。队长派了庞德海，带我们上山打柴，本是为我们自己的事，但还给我们记分。这山，是附近的小山，在公路上就看得见，不太高。等走到近前，发觉还是挺高的。不过，山上已经没有大树，只有柳树棵子，是灌木型的矮柳丛。
我们先爬山，花了一个小时到山上，忽然看见，西北方的天际有一个奇观：一座巍峨的高峰，在蓝天上若隐若现。山上有雪冠，酷似富士山。
我们看傻了，男女生忍不住一齐欢呼。那山，像神山，人间实不易见，但就是不知其名。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仍耿耿于怀，专门查了分省地图，才知道，那山叫“琵琶顶子”，海拔1300米。位置在官地公社以北很远，那时候，就是晴天，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
欢呼完毕，还得干活儿。两人一组，拿大镰刀砍柳棵子，然后捆成一个巨大的柴捆，大到两边见不到对面的人。最后，把这柴捆推下山去，就放在那里，以后有生产队来车拉。那时的农民，很守规矩，山下散落着很多柴捆，没人偷，没人拿。不像现在，小孩一不小心都要被人拿走。
分组的时候，我感到天意也很照顾我。老庞说；“你们一男一女，分伙儿干，出活儿。老龚、老房力气大，跟我干，这就动手吧。”
恰好梁燕眉就在我旁边，自由组合，我们自然就组合到了一块儿。
这样的劳动，是田园诗。虽然，春风打着脸，又冷又痛，砍柳棵子又要手急眼快，活儿不轻松，但心里总有美美的歌儿在飘荡——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的身旁就有云彩。梁燕眉是那个时代的美人，团脸，短发，没留辫儿。身穿草绿的仿军装袄罩，戴了一条天蓝的线围脖。
活儿一忙开，连说话的空儿都没有，慢一点儿就要被别的组拉下，脸上不好看。所以各组都在卯着劲干。我和梁燕眉没法儿说话，只能简单地协调一下各自的分工。先是两人一块儿砍，砍得差不多了，我就一个人砍，她把砍倒的树条收捡起来，堆成大堆。我俩再拿一根大绳把高达一人的树条捆好。捆的时候，两人各在一边使劲拉绳子，要用脚登，用力拉，满身大汗，才能捆得紧。捆紧了，才不至于滚到半路散了花。
那时候，心中有了什么人，外人不大容易看出来。一切一切，全在眼神儿。多看你两眼，那就是有意思；含情脉脉看两眼，是“可以处一处”；风情万种看两眼，是“我可以给你一部分”；千娇百媚看两眼，是“已经犯过错误了”。梁燕眉“可以给我一部分”，我不敢想，她那一对宝贝，是小迷糊撞大运才瞄了一眼。我只求“含情脉脉看两眼”。但我不敢肯定她是不是。梁燕眉长得本来就甜，一笑，像红苹果，腮帮上被春风吹出两朵“高原红”。她时不时扫过来的两眼，说不上是天生就含情，还是真的含了情。
捆绳子的时候，我们手碰手，她也没有特别躲开。我知道，有一点儿戏，但是，接下来怎么办？不知道。给她写信说“能不能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不敢，万一不是，那不是自取其辱？
中午，不能回屯，大伙猫在柴捆后面背风处，吃带来的干粮。女生们聚在一处，叽叽喳喳。春天里。她们的衣服和头巾更漂亮了，叫人想入非非。
小迷糊跟我坐在一起，朝我丢了个眼色：“你看那边儿。”
原来关美玲并没有坐在女生堆里，而是和两个她的崇拜者坐在一块儿——老龚和庞德海。庞德海从家里带来了一些咸菜，拿出来让关美玲享用，又象征性地让了让老龚。老龚轻蔑地扫了一眼，没动，三两下把玉米饼子吃完，喝了口军用水壶带的白开水，左右看看，就唱起了《山楂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