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国家的诞生——埃及统一
尼罗河的赠礼
远古时期，一望无垠的撒哈拉大沙漠曾是一片生长着茂密青草的旷野。那时，尼罗河不过是条无名的小河，漫流在非洲东部草原。大约在公元前二万年前，这片草原上出现了原始人类的足迹，他们以狩猎为生，出没在草莽之中。岁月流逝，气候变迁，无情的热风逐渐吞蚀了草原的绿色，把它变成滴水全无的大沙漠。植物枯干，动物也开始向有水源的地方逃生。大约在一万年前，黄沙热浪驱赶着第一批草原居民来到尼罗河流域，来到埃及。
埃及是个古老的国家。它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地中海的蔚蓝海水轻吻着它的东部和北部海岸，金色的撒哈拉大沙漠围绕在它的西、南两边。埃及是沙漠中的绿洲，它得天独厚，汹涌的尼罗河从南到北贯穿埃及全境。尼罗河，今天已闻名世界。它全长6000多公里，经过埃及境内有1000多公里。它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维多利亚湖，中途融汇了青尼罗河水，急匆匆地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经过六道险滩，越过最后一道湍急的瀑布后，便缓缓进入一条狭窄的河谷，奔向地中海，在临近出海口的地方，尼罗河分出条条支流形成扇状，冲出一片绿草茵茵的三角洲。埃及，就是在这片谷地中诞生。
大约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前，古埃及人在尼罗河谷地定居下来。从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古代残存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人为自己雕塑出生动的形象：他们体格强壮，有宽阔的肩和窄狭的腰身，皮肤呈深褐色，头发黑而光滑。
据考察，这些人是非洲的哈姆语人部落和来自亚洲的塞姆语人部落长期混合而形成的。
埃及早期居民的生活异常艰苦。尼罗河两岸尽是沼泽，长满芦苇和纸草，而远离尼罗河则是干燥无雨的地区。因此，人们只能在尼罗河畔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用泥砖和芦草搭起小屋。这些小屋非常简陋，没有窗户，只有一道用芦草帘遮挡的小门。人们的日常活动都在室外进行。妇女在门前空地上垒起炉灶烹煮食物，制作陶器；男子在旷野中狩猎，去河边捕鱼，在尼罗河岸放牧猪、羊。不过，他们更多的时间是用原始的燧石工具，在尼罗河冲出的平原上清除荆棘草莽，在沼泽中开凿沟渠，在翻松的土地上撒下大麦的种子，然后他们把猪群放到田中去践踏，把种子踩进土里。古埃及人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法，开始了最初的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勤劳的埃及人用自己的双手与尼罗河争夺土地，争取生存，终于掌握子尼罗河的脾性，他们爱尼罗河，和着尼罗河的呼吸欢喜和忧愁。每到炎热的夏季，酷热的天空无一滴雨水，尼罗河也默默无声。撒哈拉大沙漠刮来火一样的热风，漫天灰沙如云，淹没了一切，树木花草蒙上尘土竟与荒沙一色，人们身上、脸上、甚至毛孔中都渗入尘沙，几乎窒息。这难以忍耐的日子是在5月和6月，要五十多天才能结束，人们每天以祈祷度日，翘首盼望预示尼罗河水即将泛滥的红鹤由远方飞来。7月，雨季开始，北方吹来清凉的风，炎热消退了，树木花草从尘土中解脱出来。这时，尼罗河上游的山区里暴雨倾盆，山洪迸发，水量骤然增加，尼罗河水奔腾咆哮，倾泻而下，急流中带着大量的腐烂植物，使最初泛滥的几天中，河水完全变成了混浊的绿色洪流，这种粘稠的几乎抽出丝来的浑水，不能解渴，而且有害健康。
“绿尼罗河”过去了，河水继续上涨，水色渐清，一二十天后，又变为红色。尼罗河泛滥了，河水溢出河岸的第一个夜晚被埃及人称作“第一滴水之夜”。这一夜河中挤满了带着火炬的小舟，庆祝哈辟神（古埃及人把尼罗河神称作“哈辟”）的节日。9月，水势最大，吞并全部谷地，形成一片泽国，住在高地的人们只有凭借小舟来往。直到10月底，泛滥时期才结束，河水下落，流入河床。这时河水变成清澈的浅蓝色，人们开始在覆盖着肥沃淤泥的土地上进行耕耘。
11月到2月是埃及人播种和谷物成熟的季节。每年的3月到6月则是收获时期。古埃及人随着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辛勤的耕耘、播种、收获，使埃及成为古代著名的粮仓。
由于埃及的自然条件，决定它的农业生产与人工灌溉紧密相连。尼罗河泛滥时，人们要疏通渠道，排出积水；而干旱无雨时节，人们又要从尼罗河引水灌溉。这样巨大的工程，繁重的劳动，绝非一人一家所能完成，它需要众人的力量。因此，埃及在较早时期就出现了联合。若干氏族联合为公社，若干公社又以地域关系联合为州，古埃及语称其为“诺姆”。埃及全境大约有40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名称、首城、军队和政权，有自己的方言和宗教。原有的氏族图腾，如鹰、蛇、母牛等，现在则变成了州的保护神，成为州的象征。每一个州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各州彼此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为争夺河水、土地、甚至为不同信仰而斗争。例如：一个信仰鱼神的州同邻近的州作战，是因为这州的统治者曾在信仰神鱼的领土上吃了这种神圣的鱼。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在公元前4000年中叶，埃及分成两个大的独立王国。它以尼罗河的天然划分为界限：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为上埃及，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沼泽区为下埃及。上埃及国王以苏特树（古埃及的一种草木）为标志，他戴一个高而白的王冠；下埃及国王的标志是蜜蜂，他戴一个红色王冠。在很长的时间里，上下埃及之间为了争夺优势地位而进行了残酷斗争。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初，埃及开始由原始社会缓慢地进入了奴隶社会。关于这个时期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还是神秘的，没有文字遗物保存下来，只有一些传说。因此，它好比黑暗中的舞台换景，当幕布再次升起时，我们看到的已是：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亲自率领大军征服了下埃及，实现了统一。他自称为上下埃及之王，有时戴白冠，有时戴红冠，有时二者合戴，象征上下埃及统一。为了便于统治全国，美尼斯把都城由自己的家乡迁到南北两部接壤之处的孟斐斯，把它称作“白城”。到此，埃及已经走完了史前时期和前王朝时期，而进入了有记载的历史时期了，美尼斯被认为是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1世纪，埃及共经历了前王国、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期埃及等几个时代。
此后，埃及逐渐衰落，先后遭到利比亚、亚述等国侵略；公元前7世纪中重获独立；以后又为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所征服；公元前30年并入罗马版图。
埃及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特殊的地理条件和闭塞的地理位置，使古代埃及的灿烂文化，至今仍放射异彩。那些史册上有名或无名的古埃及人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然而他们以激情和智慧创造出的伟大杰作仍然存在，默默地向世人揭示着永不泯灭的埃及精神。埃及，有过文明鼎盛时期，也有过遭受外来侵略与蹂躏的时期，但不论何时，埃及精神从未死去。有史以来，埃及人就相信，没有尼罗河，他们将不能生存。尼罗河的泛滥会带来一定损失，尼罗河也有退潮，但是尼罗河永远存在！它创造了埃及，养育了埃及，埃及的全部历史都和尼罗河相关联。古埃及人用诗赞美它：
啊，尼罗河，我赞美你，
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了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
人们就停止了呼吸。
西方学者尊崇的“历史之父”——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通过在埃及长期的旅行、观察，也作出这样的评价：“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埃及国家的发生
埃及是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伟大国家。当蒙昧人、野蛮人游荡于世界广阔土地上的时候，非洲大陆东北角的尼罗河流域便已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曙光，孕育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尼罗河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埃及奴隶制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怎样一种形式？埃及早期国家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最初国家的起源问题，也关系于古代世界早期的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国家问题，当然也包括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埃及历史早期的文献极其贫乏与简略，加之保存下来的又往往残缺不全，愈益加深了研究古埃及国家起源、发展问题的困难。但是，上一世纪埃及古城古墓遗址的考古发掘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对于某些文化遗址、遗物的深入考察与研究，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却也给我们解决埃及国家的起源及其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提供了某些必要的依据。
埃及国家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问题在一些著作中，通常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答案。
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断言：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的条件下，还不能确切断定尼罗河流域国家发生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种论述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就在这一卷的稍后部分，另一作者则表示：早在第一王朝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便已形成了国家。还有的苏联学者认为，埃及的国家形成的过程开始于第一王朝的中叶。按通行的说法，埃及史上的第一王朝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0—前2890年。因此，依上述的意见，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或者在公元前3100年以后，才开始出现国家。
与此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公元前3100年前，埃及已经出现了国家。英国的《剑桥古代史》写道，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就出现了南北两个王国。还有的著作明确地表明，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中叶，甚至在公元前40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国家。
对于古埃及国家产生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关键是如何认识尼罗河文明与埃及国家形成的标志。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
考古学提出的“史前埃及文化”或“前王朝文明”，包括三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巴达里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4000年），涅伽达文化Ⅰ（阿姆拉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500年）、涅伽达文化Ⅱ（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文明”与“文化”，虽然在概念上有联系，但决不能混同。严格说来，埃及的文明是从涅伽达文化Ⅰ的末期开始，到涅伽达文化Ⅱ时代最后形成。
涅伽达文化Ⅰ与巴达里文化一样，仍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器、石器与陶器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生产也愈益专门化，并且与亚细亚部族早已有了商业关系。
涅伽达文化Ⅰ的遗址已发现有居住地和墓地。居住地筑有雉堞墙，并有防御工事，所以，涅伽达Ⅰ的人民被称为“城市居民”。涅伽达附近的一个被称为“南城”的居住地是一个重要的遗址，其堡垒和近似长方形的房屋是用小砖筑成。这是一个设防的城市。恩格斯曾经指出：“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涅伽达文化Ⅰ时代，墓穴已有大小、充裕简陋之别。在阿巴底亚，最大和最富裕的墓是妇女的墓。这种现象反映了母系氏族的特点。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墓中，还发现了作为陪葬的巫术用品。西方埃及学者认为，这种迹象表明墓主是“巫师或女巫医，是公社的重要成员，或许甚至是他们的领袖”。还有的学者讲到，在前王朝时代早期，每个乡村是自治的，并且有一个首领，他的权力依赖于他作为一种“呼风唤雨王”的名声，他大概是能管理尼罗河洪水。这些推论，与恩格斯所说的个别成员“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的论述相一致，而且“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研究埃及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考古文物保留下来的有关王衔与王冠起源的记录。其一是涅伽达1546号墓出土的一块陶罐破片，罐标上是一间带有圆屋顶的房子，屋顶上栖息着一只小鸟。这种圆屋顶的建筑物可以看成是后来的“王宫的门面”，也可以称为“御座”。屋顶上的一只鸟则是隼鹰神荷鲁斯的粗略形象，荷鲁斯是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的保护神，并且是国王的第一个头衔。第一王朝的国王后来都被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其二是涅伽达1610号墓中发现的一块带有红冠浮雕的黑顶陶片。红冠是埃及国王的两种基本冠式之一，也是最受尊敬的王徽之一。王徽王衔形象的出现，意味着王权的萌芽与产生，关系于国家的形成的问题。这两块重要的历史文物，根据英国F·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S.D.）的划分，王衔陶片定年在S.D.37，即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红冠王徽的陶片定年在S.D.35—39，约当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或涅伽达文化Ⅱ之初。
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墓穴发现的很多，仅在涅伽达就发掘出2149座“史前墓”。涅伽达文化Ⅱ的居民更精心制作的墓呈长方形的，并且有了砖墙结构，但是穷人仍然葬于圆形墓穴中。涅伽达的T墓地是富裕的，在那里分布有几十座大小形状不同的墓，其中除了个别的圆形或半圆形与正方形外，绝大部分都是长方形的，并且有几座规模较大的墓。
研究者认为，T墓地是统治阶级或集团的墓地。在希拉康坡里发现了著名的第100号墓，因其墙壁装饰以壁画，故又称为“画墓”或“装饰墓”。“画墓”的尺寸大约4．5×2.0×l.5米，与T墓地20号墓的5×2米大小差不多，而且同样是长方形的砖砌的，并带有间壁墙的结构。画墓与T15、T23墓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希拉康坡里画墓虽曾被盗，遗物多有丢损，但保留下来的仍有32件之多，与仅有数件陪葬品的一般墓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已证明：画墓是“首领墓地的一部分”，属于“王家墓地”；“埋葬在装饰墓中的人物应看成为上埃及传说中的王”。还有的论证，希拉康坡里的画墓和涅伽达的T墓地两者是“前王朝国王的埋葬地”。
除了国王的墓地外，希拉康坡里画墓的壁画给我们保留了土著与外来入侵者之间战斗的形象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画面上出现了手举权标头的国王打杀跪在他的面前的俘虏的场面。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前王朝末期的一些调色板和权标头上。
涅伽达文化Ⅱ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文字的发明。
最早的文字见于圆筒印上，而最早的圆筒印，迄今所知，出自涅伽达1863号墓（S.D.46），大约相当于涅伽达文化Ⅱ的中叶。在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多见于权标头、调色板等文物上。恩格斯高度评价了文字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根据上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居地遗址的设防，墓葬的分化，王冠、王衔的起源以及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现象，可以确认，早在涅伽达文化Ⅰ之末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的氏族制度已经解体，国家萌芽，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到了涅伽达文化Ⅱ时代，国家最终确立，形成了历史上最古老的尼罗河文明。
州的分立、联盟与争霸
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氏族制度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出现了奴隶制国家。但是，埃及国家最初是什么形式的？其随后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由于考古资料的残缺不全，特别是文献资料的贫乏，常常引起不同的推测，以致引起意见的分歧。
埃及文明时代早期出现的州，是一个单纯的“地域”
的公社，还是具有城市国家性质的初期国家？需要我们结合历史的实际加以论述。
我们通常所用的“州”这一术语，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根据古希腊人所说的“诺姆”一词翻译过来的。
希腊文的诺姆，相当于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斯帕特”一词的意符表示以灌溉河渠区划的土地，所以，“斯帕特”一词意味着“区”或“地域”。上面提到的希腊文的州，埃及象形文字的斯帕特，具有“地域”的含义，是就其语言学上的意义而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考古学上对州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考察。
前王朝时代的居住地遗址发现甚少。希拉康坡里遗址是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少数重要遗址之一。根据发掘的情况来看，凯赛尔相信，希拉康坡里的前王朝居住地遗址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市和许多附属的乡村，占据了一百万平方米的总面积。但是，巴塞尔怀疑居住地遗址有那样大片的面积，认为那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作为瓦砾堆常常是非常稀疏的。
按照他在1958年的勘察遗址的最后结果证明，表面陶器碎片分布的范围，很难超过50800平方米；人口或许4700人左右，至多不过10000人。在前王朝时代，整个埃及人口大约在100000至200000之间。根据希拉康坡里的人口及其在整个埃及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它一定是一个较大的城市。
埃及的州，除了具有地域的性质外，也还有其更重要的政治意义。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史前时代”埃及政治史的考古证据提供的甚少，但是有些学者相信，在涅伽达文化时代，上埃及已发展了城市文明。希腊人命名的埃及的州就是“起源于自治城市的地方”。
每个州除了一定的领域外，通常还有其独特的标志或徽章。在涅伽达文化Ⅱ时期的一些彩陶和希拉康坡里画墓壁画上描绘的舟，通常有两个称为“船仓”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船仓前插入固定的或可能移动的杆子，上面往往挂有一个徽章。徽章的形式不同，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也有的是三角形、圆圈形或Z形的几何图案。那些特殊的Z形符号，有人把它看成是神圣物或神的标志。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神的标志而否认它是州徽，那么，我们不能不提出州的保护神的问题。
每个州，事实上都有其固有的保护神，如隼鹰（荷鲁斯）、母牛（哈托尔）、蛇（涅特）等，它们显然都是由氏族图腾演变来的。希拉康坡里崇拜隼鹰神荷鲁斯，而涅伽达则崇拜暴风雨神塞特，它们在后来王权神话中都是非常突出的。鹰、蛇等神圣动物在法老时代还成为国王的保护神。
州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王权的出现。在涅伽达发现的王徽与王衔的符号，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希拉康坡里出土了属于前王朝末期的各种权标头，是王权产生的一种标志。此外，正像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涅伽达墓地和希拉康坡里墓地，都发现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墓，而且它们那里已被确认为“国王埋葬地”。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前王朝时代后期，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等都应该是各自分立的城市国家，或者“州国”。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州或州国的数目，至今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说明。通常认为，古王国时代上下埃及共计42个或40个。也有的说38个或39个。不过，这时的州，已失掉了其独立的城市国家的性质，而成为统一国家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是，前王朝时代州的数目，决不会多于上述数字，只能少于或大大少于它。因为前王朝时代埃及的疆域是有限的。仅仅在涅伽达文化Ⅱ末期才开始由上埃及向三角洲移民。
如果说，涅伽达文化Ⅱ时期，埃及出现了独立的州，那么，到涅伽达文化Ⅱ的末期，便形成了州国的联盟与争霸的局面。考古学家发现的前王朝末期的一些历史文物给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证据。这些历史文物，除了部分象形文字符号外，都是刻有各种场面的图刻。尽管对其内容的理解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测的性质，但是要知道，在前王朝时代末期，或者早王朝时代的初期，成文的历史文献几乎是没有的。
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狩猎调色板”（“猎狮调色板”），共计刻画了19名猎人打扮的人物。他们手执权标头（梨头棒）并装饰以动物尾。前者是权力的标志，后者是国王之装饰物。这种现象又见于那尔迈调色板。猎人中有两人分别举着不同标志的两面旗帜，其象形文字符号意为“西方”和“东方”。图刻中的长方形宫室图样，表示三角洲的神殿建筑。板面上共有大小三只狮子，其中两只已中矢。整个图刻表现了三角洲东部和西部各州联盟打败了以狮为标志的敌对的州。
“战场调色板”（残片）所描绘的内容，也许与上述事件有关。正面的图刻是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狮、鹰、朱鹭联合噬食被打倒了的敌人和追赶正在逃跑的敌人。中间部分的大狮子是非常突出的。调色板的左面上端有鹰和朱鹭为标志的两面旗帜，旗杆上各长出一只手紧紧抓住被绑的俘虏。右上端一个被绑者的面前有一束纸草的象形文字符号，可能表示被击败的三角洲居民。战场调色板描述了鹰州与鹭州在狮州（也许就是上述事件中的失败者）的领导下，联合攻击并俘虏了三角洲居民的事件。
研究州的联盟与争霸的最重要的资料是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关于蝎王权标头的时间断代及其与那尔迈的关系问题，近年来有些争论。但是，通常把蝎王看成是前王朝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是那尔迈的直接的先辈。蝎王权标头描绘了希拉康坡里的蝎王在战胜敌人后举行了庆典活动。其重要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前王朝时代的阶级关系。权标头上表现的不同标志的旗帜下悬吊的“田凫”，作为象形文字符号，读为rhyt。埃及学家A.伽丁内尔认为，rhyt一词意为“平民”，“人类”。它从开始就表示“下层阶级”，且“总有叛乱倾向的”。他们是指“敌视希拉康坡里王国的任何埃及人”。后来有些文献也涉及了rhyt被平定、镇压，和作为国王的臣民以及与贵族相对立的普通人。在蝎王权标头图刻上，除了田凫外，有一个旗杆上吊了一只弓。“弓”
的符号还出现在较后的纪念物上，数量总是九个。有的学者认为九弓象征着“埃及的敌人”，或“埃及的外国敌人”，或者“一切被镇压的人民”。
蝎王对外军事上的胜利，也涉及到他与其他各州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在权标头图刻上，蝎王虽然戴着白冠，而且处于极显著的中心地位，但是，同样也刻画了他的同盟者的军旗。这些场面表示希拉康坡里统治的王不是后来的有无限权力的君主，确切地说，诸州同盟的领导者作为盟国对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
埃及统一王国的形成
古代埃及究竟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地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在埃及学中也是众说纷纭的。《剑桥古代史》的作者写道：“传统和事实上的一些证据强有力地表明，紧接在第一王朝建立前的时期，埃及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王国：北部的王国，它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并且向南延伸到现在爱特斐附近（下埃及）；而南部王国包括爱特斐和赛勒赛拉（上埃及）。国王的官邸被认为坐落于西北三角洲的拍，和位于河西岸、埃德弗附近的涅亨（希拉康坡里），两者在历史时代至少具有重要的、统治者保护神隼鹰荷鲁斯的圣所。在拍附近设置德普，眼镜蛇瓦吉特（埃胶）女神的所在地；两个地方在新王国和以后被当作一个名字拍尔·瓦吉特（埃胶的荷鲁斯），被希腊人表示为布陀。“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他被认为是蝎王的直接继承者”。
上述引文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前王朝时代是否存在上下埃及两个王国的问题；一是那尔迈毕竟在多大程度上统一了埃及。
关于前王朝时代的上下埃及王国的问题，尽管常常出现在一些著作中，但是，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的记载，帕勒摩石碑上的王名表残缺破损，不能给我们提供上下埃及王国的什么证据。况且，它还是在所谓两个王国统一后近乎七百年之久铭刻出来的。所以，上下埃及王国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根据。正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这个事件是从后代的国王头衔中的涅布提名（二夫人名或二女神名）和尼苏特·毕特名（上下埃及王名）、官职双重构造、上埃及之白冠和下埃及之红冠的存在等推断出来的”。既然上下埃及王国之名，不见于当时的文献记录上，而是根据王衔、王冠等推断出来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论述王冠、王衔的起源及其有关的问题。
在王朝时代或法老时代，埃及国王完整的头衔是由五个所谓“伟大的名字”组成。其中作为对应的头衔有涅布提名（nbty，“二夫人”）和尼苏特·毕特名（n—sw—bit意为“他属于菅和蜂”）。涅布提或二夫人衔名是由兀鹰女神和眼镜蛇女神组成。兀鹰女神为上埃及的保护神；眼镜蛇女神为下埃及的保护神。伽丁内尔认为，那是在埃及还是被分成两个王国时，国王对紧靠第一王朝以前时期的两个主要女神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大概，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是第一个采取涅布提头衔，因此象征了他曾统一了两个王国的事实。但是，E.J.鲍姆伽特新的研究证实，涅布提作为王衔，“不包含在登王以前的国王衔名中”。
尼苏特·毕特头衔是由一种称为“苏特”的植物（菅茅）和称为“毕特”的动物（蜂）符号表示的，又称为“树蜂衔”。“苏特”植物是上埃及的标记。“毕特”是蜜蜂，通常代表下埃及。树与蜂的结合意味着“上下埃及之王”。但是新的研究证明，“毕特‘养蜂者’仅能与旻神联在一起。他是野蜂的主宰，而蜜蜂是献祭给他的”。旻神是涅伽达文化Ⅱ的民族神，他的形象是公牛，国王由旻接受“强壮的公牛”的名称，他的俗界的形式是国王。因此，“毕特”衔应该是代表上埃及王衔。至于“尼苏特”衔，由于它的地位，在衔名制度上必定是较老的头衔。所以，两种头衔最初都是代表上埃及的。
传统上，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但是新的研究证明那是晚后的事情，在前王朝时代红冠并非与下埃及有关。红冠最早见于涅伽达，白冠最早出现于希拉康坡里，两者都是出于上埃及，而且两地相距不远，在年代上，红冠先于白冠，说明红冠是古老的，代表了土著民族。白冠是晚后出现的，是新来的涅伽达文化Ⅱ民族的王冠。E.J.鲍姆伽特的结论是：“……土著的埃及传统是那样的强有力，以致合法的王必须采用古代的头衔和徽章，而且所有的头衔和徽章都有它们的上埃及的起源，而这在早期，从下埃及来的东西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对于王衔和王徽问题的新的考证，使我们对所谓的上下埃及王国的存在不能不表示怀疑。
关于统一王国的形成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首先，要说明的是，古埃及的统一究竟在什么时间？一种意见，“埃及在前王朝时代晚期或许政治上已统一，即使这种统一还没有使其在纪念性艺术或建筑上，或在任何文字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另一种意见，把皮特里收藏品中的两个黄色大石灰石权标头残片（UC14898和14898A）上的戴红冠者看成是蝎王，并把它与通常所说的蝎王权标头上的戴白冠的蝎王联系在一起，证明早在蝎王时，而不是他的假定继承者那尔迈时代统一上下埃及的。更有甚者，估计埃及的统一可能先于那尔迈王一百至一百五十年发生。上述的几种解释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大多数埃及学家通常假定埃及的统一在第一王朝的开始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完全征服和统一两个王国的荣誉，很可能属于那尔迈，……这个胜利的象徽的记载保存在得自希拉康坡里的著名的调色板上”。除了考古的文物资料外，比较晚后的文献资料提到了第一王朝的创立者美尼斯。人们常常把美尼斯与那尔迈视为同一，传说美尼斯统一了埃及。
美尼斯究竟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或半神话人物？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人们愈来愈多的议论。近年出版的一部著作写道：“成文的美尼斯统一埃及的故事来自于所说的事件如不是几千年就是几百年后，由于那个时代美尼斯（假如他一直真正存在）已变成了精神文明的英雄，他的生活和才能被半神话的轶事所润饰。根据这些故事之一，他被假定在长期统治后，在河中狩猎时被鳄鱼夺去并吞没而死”。关于美尼斯作为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问题，几十年前已讨论过。有人认为，美尼斯不一定是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可以看成几个征服者，或者把其他王的事迹归于美尼斯一人。
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讲到了“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传统上，把米恩说成是美尼斯。但是，米恩同样也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米恩或许是一个官吏或王子的名字。也有的学者根据希罗多德关于米恩的记载上的前后矛盾，考证米恩不是人王，而是神王，即米恩（旻）神。由于上述的意见分歧，特别是美尼斯一名没有出现在任何其同时代的文献中，而晚后的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和埃及僧侣马涅托的著作仅仅讲到了美尼斯（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所以目前还不能对美尼斯及其个人的历史作出确切的论述。
关于那尔迈或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已经发现了几件，而最著名的是那尔迈调色板。那尔迈调色板的正面中心刻画了头戴白冠的那尔迈手执权标头打击以鱼杈作为徽章的，可能属于西北三角洲的敌人的形象。右上边的隼鹰踏在六根纸草之上并牵引了一个绑在人头鼻子上的绳子。这组符号意味着荷鲁斯（给国王）带来了下埃及的俘虏。在这一面的底部有两个败倒或逃跑的敌人。左边的敌人身边的符号表示设防的城市。右边敌人身边的符号则是一个半圆形的圈地，由那里伸长出两道长墙，有人认为，可能是西巴勒斯坦的城市。调色板的另一面的上一部分，描绘了头戴红冠的那尔迈王在侍从的陪同下，与举着同盟军旗的四个州的首领一起视察被杀死的北方人。
那尔迈权标头刻画了那尔迈王戴着红冠坐在一个高立在九阶梯上的殿堂中。在他的对面一乘轿子中，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场面表明被俘获的北方公主，或许将许配给胜利的王。这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征服者企图以北方的公主作为他的配偶使他的地位合法化。在图刻的中下部的一组象形文字符号表示俘获的120000人，400000头公牛和1422000头山羊。在那尔迈人物对面的上一部分，刻画了与那尔迈调色板上同样的四个同盟的州旗。
还有一个上半部残缺的所谓利比亚调色板，由于其上面没有任何王名的记录，其年代或者被断定在前王朝晚期，或者定在第一王朝初。调色板上有一组象形文字读为铁赫努（Tjehenu），即利比亚，位于三角洲西北边界。虽然，调色板上表现了蝎子，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蝎王在某些时候曾经达到西北三角洲。反之，希拉康坡里出土的象牙印章却证实了那尔迈对这个地区的远征。所以，这个调色板被看成是与那尔迈有关的一次远征的继续。在调色板的另一面，表现了带有锯齿状边城墙的七座方形的城市，每一座城市内部都有一个动物或植物的形象，作为城市的标志或名字。在每一座城墙上面，站立着一只动物，并举起一把鹤咀锄向城内开辟道路。但是，攻城的动物形象仅仅残留四个：隼鹰、狮子、蝎子和双隼鹰。利比亚调色板可能象征着希拉康坡里的隼鹰王，一个假定的那尔迈及其六个同盟的州攻击另外七个州的同盟者。
上述的几个与那尔迈有关的历史文物，描绘了那尔迈的军事活动。那尔迈头戴红冠与白冠，通常被看成是统一了南北上下埃及的证据。但是，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样，红冠与白冠最初都是起源于上埃及，只不过是表现了土著与外来者之分。如果按传统的说法，那尔迈已是统一上下埃及的“两地之王”，那么，在其调色板和权标头上出现的同盟诸州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同为同盟的“各州在描述的主要事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那尔迈只不过是“诸州同盟的领导者”，并不是后来的全权的君主，但是，那尔迈对下埃及的成功的军事活动，的确奠定了埃及统一的基础。也许可以把他看成是埃及统一王国的开创者，但是，在他以后的整个早王朝时代，仍然是不断的斗争、和解与完成统一的过程。
早王朝时期
一、尼罗河流域的早期居民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和亚洲西南部的西奈半岛。古代埃及的地理范围略小于现代埃及，主要包括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北至地中海沿岸的狭长河谷。埃及东临红海和阿拉伯沙漠，西为利比亚沙漠，南界努比亚（今之苏丹），北滨地中海。发源于赤道非洲的尼罗河从南到北贯穿埃及，流入地中海。尼罗河全长6600多公里，它是由白尼罗河和兰尼罗河在今之苏丹首都喀土穆汇合而成。白尼罗河发源于维多里亚湖，兰尼罗河发源于塔纳湖，自喀土穆以下，为尼罗河主流，流经埃及境内长约1200多公里。古代埃及在地理上分成两部分：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为上埃及，尼罗河下游至地中海的三角洲地区为下埃及。三角洲是古希腊人给下埃及尼罗河流域地区起的名称，因为这一地区的尼罗河水系很像希腊字母“△”的形状。
诚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馈赠的厚礼。”尼罗河发源于赤道附近的非洲内陆。上游之地在夏季所降的沛雨，造成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每年的6月中旬至10月，尼罗河水涨，把沿岸的盆地和三角洲都泛滥成水乡泽国。河水把上游的泥土和植物残骸带下来，泛滥之后，在两岸沉淀下一层肥沃的黑土，极适合于谷物的栽培。
所以，尼罗河畔的居民很早便开始有了农业。
埃及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在邈远的古代，当原始的人群在陆地上往来飘弋、寻找适当的居处时，就有人发现了这一片富饶的土地而定居了下来。
最古的埃及人究竟来自何方？学者们一般的论断是这样：最初移殖到尼罗河盆地的是一些非洲土著，其中主要是黑人。后来，有一支来自亚洲的哈姆人（亦称含族）侵入到尼罗河盆地，征服了那些土著的非洲人。接着，来自西南亚的塞姆人（亦称闪族）又分批侵进来。经过长期的混合，哈姆人与非洲人以及塞姆人就同化为一个新的部族，他们被称为古埃及人。从人骨化石和流传下来的图画来看，古代埃及人体格强壮，长颅，面部须毛不盛，肤色黝黑，其语言属哈姆·塞姆语系。
在氏族公社时期，古埃及人是按照血缘关系聚族而居。
其居氏族公社演化为农村公社，形成四十多个部落，叫做“斯帕特”，希腊人称之为“诺姆”（意为实行同一种“法”
的地区），我们中国人则近似地把它译做“州”。在古埃及的图形文字中，“斯帕特”是个象形字，它表示一片沟渠纵横、垄亩相望的田野。“斯帕特”（“诺姆”）中有邑聚，但它却很难说是什么“城市国家”。当时埃及人还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每个部落都奉一种动物为“图腾”，以示区别。
部落里面有“土酋”，掌管行政上和宗教上的事务。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埃及人就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铜器时代。可能是在西奈半岛，埃及人首先发现了铜。这一项发现在当时是偶然的，但是，它却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埃及人用这种质地坚韧的金属来制造刀剑和耕犁，逐渐摈弃了石器。金属器一出现，社会生产力便空前地提高了。
尼罗河造福于埃及，但有时也泛滥成灾。埃及人的生活是与尼罗河息息相关的，所以，兴修水利就成了埃及人一件首要的和经常的工作。从远古的时候起，埃及人就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周围建造了防洪的堤坝，并且兴修沟渠，蓄水以灌溉农田。
二、统一国家的形成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古代埃及居民逐渐由高地向尼罗河谷地转移，向定居的农业过渡。考古学家在距今开罗不远的梅利姆地方发掘出他们用土砖和芦苇建筑的住宅遗址；用木石材料制作的工具和陶器；有保存下来的谷粒和猪、羊、牛等动物骨骼，这都说明了河谷居民生活上的巨大变化。至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他们的社会进步更明显了。
在新发掘的格尔塞（地名）文化遗址里，有用纯铜制造的刀、钻、锛、匕首等金属工具和武器，还有反映他们从事犁耕、兴修水利及战争场面的绘画，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他们的墓葬情况看，有的死者被埋在一个很小的土穴里，只有几件粗糙的器具作为殉葬品；而个别的大墓室里，死者的殉葬品多达几十件，而且都比较精致。从这些死者的生活差别可反射出当时的贫富阶级分化的一般情况。氏族贵族已开始使用奴隶，奴隶首先来自战俘。战俘奴隶在古代埃及语中被称为“活着被打死的人”。
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埃及人的氏族部落已被破坏，代之而兴起的是按地域划分农村公社。这些公社由于发展水利灌溉工程协作的需要，或因争夺水源、土地的战争，合并成为“斯帕特”（埃及语，亦译“塞普”）。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期，上、下埃及有30几个“斯帕特”。每个“斯帕特”有自己的名称、保护神、设防中心、军队、管理机构和首长，其名称有鹰、兔、蛇、黑牛等。首长称“阿得希——米尔”（埃及语，意为渠道官），希腊人称之为“诺姆尔赫”。首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灌溉工程，同时掌握军事、司法和祭祀。“斯帕特”开始是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变时过渡的组织形式，后来转化为城市国家。埃及形成统一国家后，“斯帕特”成为地方组织，希腊人称之为“诺姆”
（意为省、区），汉译为州（州数及其范围常有变动。埃及古王国第四、五王朝时为37个，上埃及22个，下埃及15个。以后增加到42个）。
“斯帕特”出现后，相互之间为争夺土地、奴隶、财富和水源，经常发生战争，结果在公元前4000年代的后半期，上下埃及分别建立了两个奴隶制王国。上埃及王国以涅赫布特州为统治中心，下埃及王国以布托州为统治中心，开始向统一的国家过渡。大约在公元前3100左右，相传由上埃及国王美尼斯征服了下埃及，自称“天下四方之王”，开创了埃及早期王国的第一王朝，完成了埃及的统一。美尼斯起初以他的故乡阿拜多斯附近的提尼斯为首都，后在下埃及的孟斐斯另建新都，又名“白城”。
在第一王朝统治时，国王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不仅派员赴尼罗河第一瀑布去观测和记录水位，同时下令向人民征收赋税。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他们规定每年要对全国的人口、土地、牲畜和其他财产进行一次清查，按清查的数字来确定税额。古代埃及的统一，大大地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埃及统一后的历史已开始有文字记载。埃及是人类较早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便有人居住。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原始社会解体，产生了早期国家，至公元642年属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根据公元前3世纪，埃及历史家马涅托的记载，埃及共有31个王朝。但它没有包括整个奴隶制发展阶段，近代历史学者把上古时期的埃及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早王国时期（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
2.古王国时期（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
3.第一中间期（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
4.中王国时期（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
5.第二中间期（13—17王朝，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
6.新王国时期（18—20王朝，约公元前1570—前1085年）。
7.后王国时期（21—31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332年）。
8.希腊人和罗马统治时期（公元前232—公元642年）。
古王国时期
古王国时期的经济状况
古王国时期包括第三到第六王朝，时间约当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2181年。这一时期埃及历史已跨进统一的专制王国的时期。
埃及国家的统一，有助于灌溉事业的经营和管理，在古王国的铭文中常有法老（本意为“宫殿”，到后世，大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起成了对国王的尊称。）兴修水利的记载。古王国时期农业的耕作仍相当原始，通常只使用牛拉的简单木犁粗耕，用镶着燧石刃口的木镰刀或铜镰刀收割。农民在每年一度的尼罗河汛期过后开始整土，乘土地松软着手播种。有时赶来成群的猪羊，将种子踩入土中。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黍、粟、亚麻等，还有其他园艺作物。但是，禾苗生长不久就会干旱起来，所以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经常施以人工灌溉。灌溉一公顷土地每天约需水3000桶之多，在没有发明扬水设备以前，这是一项占用劳动力很多的工作。农业收成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是否充分和及时。畜牧业在古王国时也有相应的发展。
古王国的手工业，如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皮革、纸草等的加工，都达到了相当水平。特别是纺织，早在新石器时代埃及人就学会织麻布，这时候还用羊毛作为纺织原料。造船业也颇为可观，第四王朝法老从黎巴嫩运来上等的杉木，建造许多船只，有的船身超过50米。第五王朝和第六王朝都留下了关于造船方面的记录。古王国时期已越来越多地使用金属工具，但石器工具仍是不可缺少的。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日益发展起来。国内的主要交易场所是集市，从壁画中可以看到物物交换的情景。一个人用瓦罐换鱼，另一个人用一束葱换一把扇子。但是贵重物品的买卖则利用有一定重量的金环或铜环，这是埃及最早的金属交换媒介。用银较少，银的价格比金子还贵。
对外贸易往往由大臣率领船队到邻近国家进行。从许多大臣碑传中，可以看到关于这类商业活动的记载。第六王朝大臣乌尼曾受命率领七只大船到努比亚采办巨石。同时期另一个由法老指派的大臣带着三百头驴子，驮运谷物、香料等到努比亚各部落进行交换，不但运回许多珍贵物品，还带回一个能舞蹈的侏儒。埃及和叙利亚沿海的腓尼基也有密切的商业来往和文化交流。第五王朝时期曾派出很多船只到腓尼基去采买商品和奴隶。
埃及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名义上属于专制君主法老，即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有以下几种占有形式：首先，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构成法老控制下的“王庄”，由王室派官经营，收取贡赋。其次，法老还把相当数量的土地赏给大臣和贵族，也经常赐给神庙一些庙产（最多一次达1700斯塔特），它们构成权贵的农庄和神庙的农庄，这些地产大概是世代相承的。此外，国内的大片土地仍归公社占有，由公社农民使用。农民通过公社乃至州的管理机构，向法老缴纳租税并为国家服役。关于各类土地的占有数量尚无充分材料说明。在各类农庄中究竟是什么人在从事劳动呢？这方面古王国坟墓中的壁画留下了某些有关的材料。比如在权贵的农庄里，有耕田者、种园艺者、牧人、猎人、海人等，他们在监工的监督之下从事各种劳动。据认为，这些劳动者多半是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人，有些人无疑就是奴隶；但也有一些人并不完全是奴隶身份，他们更像是某种受压榨的依附劳动者，或被称为“麦尔特”。在这类农庄中还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等作坊，亦各有不向工匠。壁画上还看到类似缴租或借贷的场面，通常用的都是实物。古王国时期可能已开始有了私有土地，比如第三王朝末至第四王朝初的大官梅腾除了接受法老赏赐的土地外，还购买了一部分土地（200斯塔特）。不过，这时私有的土地还不会很多。
古王国时期的阶级关系
古王国时期，战俘奴隶的数目比以前大量增加。第四王朝的法老斯尼弗鲁在对南方邻近部落的战争中，捕获男女俘虏7000；在另一次对外侵略中俘获利比亚人1000。第五和第六王朝也屡次对努比亚、利比亚和亚洲各族用兵，捕获很多战俘。在这一时期的墓画中，也常看到有成批俘虏被缚着双手送往埃及的图像。战俘奴隶而外，还有债务奴隶。奴隶劳动的使用范围已不限于家内服役。王室农庄和大臣与寺庙的农庄一般都使用奴隶。奴隶从事疏浚水渠、种植谷物、修建房屋和造船等劳动。一部分中等阶层也使用奴隶劳动。
奴隶主统治阶级奴役最多的是名为自由人、实与奴隶无别的广大村社农民。农民的被奴役是和当时的财产形态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的财产形态下，单独个人从来不能成为财产所有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占有者。所以事实上他本人即是财产，即是公社统一体人格化那个人的奴隶。”这里所说的“公社统一体人格化那个人”就古代埃及而言，即代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法老。被法老奴役的广大农民，都组织在村社之中。农民对自己的份地没有所有权，国家通过租税和徭役支配他的劳动成果和劳动力。村社的管理机构向农民摊派租税，抽调力役。它在实质上是执行专制政府命令的工具，起着奴隶制国家基层组织的作用。许多的巨大工程如开凿运河、疏浚渠道、筑路运石和建造金字塔等，都需要征调大量的人民。他们在监工的鞭笞之下劳动，处境和奴隶没有差异。人民担负的租税非常沉重。第六王朝南部的一个总督自己夸耀说，他在埃及地区把租税和劳役都增加了一倍，因此得到法老的嘉奖。法老不但向人民征课租税，还征收皮革、蔬菜和酒等等，又向渔民索鱼，向樵夫要柴。
处于奴隶主专制统治之下的人民，没有一个能逃避奴役性的剥削。这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尽人皆是的奴隶制”。
法老的专制统治与建造金字塔
法老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具有绝对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法律。法老之下设宰相，宰相辅佐法老统摄财政、司法、军事、祭祀和水利事业等中央部门，这一职位常由太子或皇亲贵戚充任。地方上仍由州长统治，但这时的州长已由法老任命并对法老负责，他担负收税、征役和管理当地水利工程等项责任。一切高官厚爵多由王室成员和贵族们把持，只有中下级官吏才任用平民。
法老专制政权的物质支柱是军队，法老凭借着军队对内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对外经常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土地、奴隶和财富。这一政权的精神支柱则是所谓的“君权神授说”。古王国时期太阳神（拉神）已被奉为埃及的国神，建造宏伟的太阳神庙，法老被认为是“拉神之子”。祭司们给法老政权罩上的这层灵光，也是套在人民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其目的在于欺骗广大劳动人民甘愿接受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法老专制政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伴随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此外，组织和管理全国水利灌溉事业的需要，对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也有其促进作用。
法老权力之大，对人民之暴虐，从建造金字塔这件事可以看到一个生动的缩影。
在尼罗河下游西岸的基萨及向南绵延到萨卡拉一带（距开罗不远），至今仍矗立着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古埃及人称之为“庇里穆斯”
（“高”的意思）。在希腊文中意为“角锥体”；它的基座系正方形，四面呈四个相等的三角形，阔底而尖顶，远望如同汉字的“金”字，所以汉语译作“金字塔”。
埃及人自古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他们把人的死亡，看成是到另一世界“生活”的继续，因而制干尸、修坟墓之风盛行。他们用盐水、香料、膏油、麻布等物将尸体泡制成“木乃伊”，这种干尸倘置于不透风的墓中可历久而不坏。
他们相信，保存尸体方可保证死者的“永生”。在阶级社会中，制作木乃伊的方式，建造坟墓的规模以及墓内放置的供品，都明显地反映出贫富的差别。大约从第二王朝开始，穷人死后仍埋入地下的简陋墓穴，而官僚贵族则建成高出地面的长方梯形的平顶陵墓，阿拉伯语称之为“马斯塔巴”（意为“板凳”）。到第三王朝法老约塞尔时规模扩大，他生前为自己准备的陵墓已建成57米高的六级梯形金字塔了。这个梯形金字塔据说是由建筑师伊姆荷太普设计的，他后来颇受埃及人崇敬，还被说成是懂得多种知识的人。
到第四王朝时，法老更加骄纵无度，不计代价地兴起造墓之风，于是便出现了齐阿普斯（胡夫）、哈佛拉和孟考拉为三大金字塔。据记载，齐阿普斯的金字塔是建筑师赫米翁努所设计，塔高达146米，塔基每边宽230余米，需平均2.5吨重的大石块230万块，经常有10万人工作，全部工程费时30年才告完成。金字塔不仅外观巍峨雄伟，而且内部结构复杂，并饰以雕刻、绘画等艺术品，宛如一座巨大的“永久宫殿”。其设计之严密，工程之坚固，为近代建筑家所惊叹。比如说，全部石块没有使用任何灰浆粘连，完全是靠了石块本身的重量堆砌在一起的，全靠其本身的重量互相衔合，不用任何粘合剂而缝隙不露，虽利刃亦不能楔入，故能屹立千年而不坠。金字塔不愧为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齐阿普斯的继承人哈佛拉的金字塔，比齐阿普斯的金字塔略低（约138米）。在哈佛拉金字塔附近，有一座用整块天然巨石凿成的狮身人面像，高22米，长57米，据说其面部是按照哈佛拉的面形雕塑的，以象征法老的“威严”。孟考拉的金字塔较之上述两座要小了许多。
在三大金字塔的四周，分布着多座矮小的属于同时代权贵们的坟墓，它们犹如众星拱月般地围绕在硕大的法老金字塔的脚下。埃及金字塔以胡夫金字塔最为高大。方锥形的金字塔底基边长230多米，底面积为5.29万平方米，高约146.6米，建造金字塔的石材共用230多万块，平均每块重约2.5吨，而基石每块则重约30吨。石材间虽未用任何粘合物，却十分紧密而坚固。据说建造胡夫金字塔共用了三十年时间，动用劳力达1200万个工日，每班10万人，三个月一轮，可见，金字塔的工程之浩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也很有特点，有入口、地下墓室和两个地上墓室、通风道等。基泽金字塔群的四个锥面分别正对着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古王国的衰落
法老的专制统治和大量财力、物力的消耗，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据希罗多德所记，当齐阿普斯和齐夫林在位时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想起这两个法老就痛恨，甚至不屑提到他们的名字。”到第四王朝末期，古王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开始削弱。各州的州长和大寺庙的僧侣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法老权力的衰微，具体表现为无力再从事大规模金字塔的营建。
第五王朝所遗留下来的最大的一座金字塔，高度还不及齐阿普斯的一半。这不但说明国家的财力日趋匮乏，而且也说明法老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征调全国的人力和物力。
关于人民对徭役的抗拒，虽然文献无征，但可能也是迫使法老不能大兴土木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央势力的衰落，是地方势力的增长。从第五王朝起，州长逐渐世袭化，地方权力开始落入一家一姓的手中。
到了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50—前2200年）末期，埃及的统一局面已经破坏。州长各自为政，俨然是独立的国君。他们不再接受法老的政令，也不再向中央解交租税。这个时期各州都出现州长营建的巨墓，从这点也可看出地方势力的强大。
人民的激烈的反对，法老财力的日益拮据，地方势力的逐渐强大，促使古王国的统一局面，逐渐陷于分裂瓦解。
到第四王朝时，法老更加骄纵无度，不计代价地兴起造墓之风，于是便出现了齐阿普斯（胡福）、哈佛拉和孟考拉的三大金字塔。
第一中间期
社会经济状况
古王国崩溃后，埃及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历史上把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一般认为包括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通称“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延续约一个半世纪。
在古王国时期，埃及中央王权曾经很强大，各地方贵族不得不屈从于国王。不过地方贵族的势力一直存在，到第六王朝晚期，王权已经衰落，地方贵族势力再起。第七至第十王朝期间，埃及总的形势是，统一王国瓦解，地方贵族割据称雄，州与州之间常有战争。据说，“第七王朝包括孟斐斯的七十个王，他们在位凡七十日。”于此可见当时王权衰落和局势动荡的一斑。在这种形势下，水利破坏，饥荒频作，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第十一王朝初期一个名叫伊提的官员在碑铭中说，他在饥馑之年曾赈济了多少人，“我没有霸占人家的女儿，我没有霸占人家的田地。”这类铭文，实际只能说明，饥馑之年广大劳动人民的挨饿，他们的女儿、田地被霸占，这正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在这一时期，在埃及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聂非尔列胡（或读作“聂非尔提”）预言》、《祭司安虎对自己心灵的谈话》、《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等作品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
奴隶、贫民大起义
在此期间，一般认为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贫民起义。反映这次起义的就是上述的几个文献。
《聂非尔列胡预言》中说：“土地小了，但它的行政人员却很多，土地荒凉不毛，但它的赋税却很重，谷物无几，但量斗却很大。”这反映了在起义前奴隶主的统治所造成的恶果，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引起了起义。起义的规模显然是很大的，使得埃及社会一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预言》写道：“没有武器的人，现在变成武器的占有者，以前向人行礼的人现在受人们敬礼了。”“穷人发了财……，穷人吃到了供祭的面包，仆人在欢乐……”。《预言》的作者，显然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因此，他对起义所引起的一切都极为反感，也极为恐惧。
在《祭司安虎对自己心灵的谈话》中，安虎说道：“我沉思着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变化发生了。与往年不同了。
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国内叛乱了。国家蒙受创痛。到处都在忧伤。许多州和城市陷于悲哀之中。”面对着激烈的斗争，特别是人民起义的打击，这个显然是奴隶主贵族的安虎感到十分痛苦，他把起义看做一场真正的灾难。
在另一篇古代文献《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中，第十王朝的一个国王阿赫托伊，以极其鲜明的奴隶主的立场，对自己的儿子美里卡拉说：“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他的从者为数甚多，……他在其党羽的心目中是仁慈的，……他是激动的，这是一个摇唇鼓舌的人，那就要除掉他，杀掉他，抹去他的名字，摧毁他的党徒，消除对于他及其亲信的纪念。好争议的人是一种使人民骚动的因素，他在青年人中造成两派。如果你发现人民附和他，……那就要在法庭上揭露他，除掉他。他也就是叛逆。……”“富人在自己家里是不会偏激的。因为有产者无匮乏之虞。但贫民则不讲他该讲的话”。国王还把对付起义人民的办法教给自己的儿子：“要使你的官员成为大人物，使你的士兵得到晋升，使随从你的青年一代人的队伍扩大，要供之以财产，授之以田地，报之以牲畜。”
贵族奴隶主有的被杀、有的逃亡，被捉的贵妇人在推磨。伊浦味把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比拟成“大地像陶轮一样地翻转过来”，进一步说明了这次起义的意义和作用。据推算，这场奴隶、贫民大起义延续了几十年，起初是一些零星的、分散的暴动，后来便汇合成全国性的大起义。这次起义是人类进入文明以来最早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王国时期
底比斯的统一
古王国末期，埃及处于分裂状态，河渠失修，饥荒屡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混乱中逐步形成两个统一中心：北方的黑拉克列欧城和南方的底比斯。黑拉克列欧城地处发雍湖水系之中，邻近尼罗河三角洲，土地肥沃，农产较丰。南方底比斯是重要的商道中心。通往西奈半岛和彭特的水路以及通往努比亚的陆路都经过底比斯，这些地区是供给埃及丰富的铜矿和黄金的产地。
起初优势属于北方，第九王朝（约公元前22世纪中叶）和第十王朝（约公元前22世纪末叶）都是在黑拉克列欧城建立的。但是两个王朝都未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法老仍不得不经常和各州州长斗争，对南方的底比斯更是鞭长莫及。底比斯从第十王朝起就日益强盛，曾向南发展到埃烈芳提那，后来便建立了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逐步征服南部和北部，完成国家的统一。到第十二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780年），迁都于孟斐斯以南的列什特，中王国臻于极盛。
中王国的统一，依靠一个新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就是新出现的中小奴隶主阶层。中小奴隶主一般称之为“涅捷斯”即“小人”的意思。拥有土地、牲畜和奴隶。涅捷斯也包括官吏、商人和富裕的手工业者；其上层称为“豪强涅捷斯”，这种人则往往是巨富。中王国的历代法老曾倚靠涅捷斯和各州州长的割据力量斗争，因之许多涅捷斯成为国家的高级官吏。十一王朝时还出现了高居州长职位的涅捷斯。
灌溉网的扩大和生产工具的进步
在十二王朝时期，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明显的表现之一便是灌溉面积的扩大。在十二王朝之前，已对尼罗河水泛滥不到的高地进行开发，开始利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扩大耕地面积。到阿美涅姆黑特三世时，更对发雍地区进行了巨大的水利建设。发雍位于孟斐斯西南五十公里，低于海平面四十米，本来是一片沼泽区，中央则为美利多湖。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湖四周的沼泽，环湖建立堤坝，并且开辟渠道，使泛滥期的尼罗河水得流入湖内，而湖水过多时亦得泄入尼罗河。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新加了二千五百余公顷的耕地，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不少提高。
生产工具的进步也十分显著。西奈半岛的铜矿，这时经常开采。铜的使用比以前更广泛了，虽然还未完全排斥石器，但它越来越普遍。青铜器在这时已开始出现，这是冶金术有重大发展的结果。青铜质地坚硬，可以制造较以前更其锐利的工具。工具不但样式增多，制作技术也有改进。斧头不仅加大加重，而且和斧柄的结合也更为牢固。十一王朝时，装有把手的犁已经推广。这种犁耕地时可以把犁头压入土中，以利深耕。到第十二王朝，大概已出现了梯形犁。玻璃制造业在这时开始出现，纺织和造船等技术也有发展。
城市的出现与州的自主地位
经济的发展促进城市的出现。根据卡呼恩地区古代城市遗址的发掘，可以推知十二王朝时期城市的概况。
卡呼恩城市有笔直的街道，垂直交叉，全城有砖墙围绕。城市遗址显示社会阶级分化的图景。东部是许多贵族的邸宅，每座占地300多平方米，有六七十个房间，包括餐厅、卧室、库房、厨房等等。西部是贫民区，在200米长、105米宽的一小块土地上，挤满了平民的矮小房屋，每所房屋面积不及贵族的五十分之一。可见在这片贫民区里，当年到处是贫困和拥挤的现象。这个城市中还发现另外一些住宅的遗址。这些住宅远不及贵族邸宅的宽大，但较贫民的简陋居室则显然优越。它们往往有一个狭小的院子，房屋在院内沿两边或三边排列，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这是属于商人、手工业者、小吏等的住宅。这些宅主构成当时社会的中等阶层。
古王国时期首都显贵的巨大农庄，到中王国时期消失不见了。全国土地除了五院神庙的以外，很大部分落到各州州长手里。中王国统一以后，各州的独立性虽然有所削弱，但是州长的势力仍然强大。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各州的土地和人民，其职位都父子相承，法老不过在名义上有任命之权而已。各州保持自己的财政和司法系统，有各种各样的官吏和书吏。州长并为各州的最高祭司，同时又是州军队的统帅。
因之一州的军、政、财、神四权都集于州长一身，他很少受法老的控制。法老在各州虽然派有官吏，但却看不见这些官吏的活动，可能只有空名而已。这种情况在第十二王朝以前尤其显著。
法老政权和各州的势力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约公元前2000年，阿美涅姆黑特一世（约公元前2000—前1980年）即位，开始了第十二王朝的统治。阿美涅姆黑特曾重新树立各州的界石，以限制各州的扩张。以后法老政权不断加强，州长的势力也有所收敛。到第十二王朝最盛的阿美涅姆黑特三世（约公元前1849—前1801年）时期，各州州长兴建大石墓的现象突告中断。这一时期的法老已在斗争中取得优势。
对外政策
十二王朝诸法老曾对外进行多次侵略，目的是想征服南方的努比亚和东北方的叙利亚。努比亚因为盛产黄金，素为埃及统治者所垂涎，从古王国时期起，它就常常受到法老的侵略。阿美涅姆黑特一世曾南征努比亚，并对叙利亚组织过大规模的战争。谢努塞尔特三世（约公元前1887—前1849年）也曾四次进攻努比亚，直到第二瀑布一带。他在这里建立了许多要塞，以巩固对南方的控制。这些要塞的遗址至今犹在。埃及统治者在进占这些地区时，往往随带人手，开采矿产。努比亚的金矿和西奈半岛的铜矿，都曾由埃及人进行采掘。法老进攻这些地区的经济目的是极为显明的。
军事远征伴随着商业上的掠夺，努比亚的黄金、象牙源源运往埃及。埃及的船只和商队远航地中海上，同腓尼基、克里特岛都有往来，尤其和腓尼基关系密切，从那里得到绝好的上等木材，同克里特岛的贸易主要是换取金属制品和精细陶器。此外，对西奈半岛铜矿的掠夺也在加紧，派出远征队经营旧矿山，开采新矿山。为了商业和军事掠夺，埃及修建了许多条商道，其中有一条商道通过苏伊士地峡到叙利亚和西奈半岛。水路交通则充分利用尼罗河的方便条件，开辟了穿越红海的航线。为了保证尼罗河上商品和军队的运输，谢努塞尔特三世下令在努比亚进行大规模疏浚运河的工程，可以说，第十二王朝的军事征战和商业掠夺是密切配合的对外活动。
奴隶制的发展和农民的处境
城市的出现和中小奴隶主在经济上的比较活跃，说明埃及的奴隶制经济在进一步发展。随着对外战争的加强，战俘奴隶的数目也在增加。中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极盛时期的开始，奴隶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第一，从平民中产生了中小奴隶主阶层，被称为“涅捷斯”，意为“小人”。涅捷斯最初是与氏族贵族相对立的平民阶层，包括自由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和小祭司等，后来逐渐分化。在第十一王朝统一埃及的斗争中，一部分涅捷斯加入军队，立战功当上军官，其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爬上了奴隶主阶层的地位。其中有的发财致富，拥有土地、奴隶和牲畜；有的经商；有的出任官吏。第十一王朝的一个财政大臣伊提，在他的铭文中就自称是“善良的涅捷斯”。涅捷斯中的上层往往被称为“强有力的涅捷斯”，在王权的卵翼下，他们在政治上得到很大发展，有的甚至担任国家高级官吏和州长。例如，西乌特的一个州长在碑铭中写道：“我不反对涅捷斯，因为他们并不敌视我。”谢努塞尔特三世手下出身低微的卫士胡舍别克在多次战争中立功受赏，被国王提拔为卫队长，享有高官的头衔。多数涅捷斯是中小官吏、中小商人和富有的手工业作坊主。
第二，奴隶数量的增加和奴隶地位的进一步恶化。由于对外战争的扩大，战俘成为埃及奴隶的主要来源，奴隶中有的被称为“努比亚奴”，“利比亚奴”和“叙利亚奴，”就是分别从这些地区抓来的俘虏。中小奴隶主一般拥有几名或几十名奴隶，大奴隶主则有数以百计的奴隶。谢努塞尔特三世的卫士胡舍别克作战有功，国王曾赏给他60名奴隶，提升为卫队长后又得到100名奴隶的赏赐。属于第十二王朝末，第十三王朝初的《希鲁克林纸草》，记载一个南部城市长官赠给他妻子95名奴隶。95个奴隶中知名的有83个，其中33名埃及人（男15，女12，男孩4，女孩2），49名亚细亚人（男5，女34，男孩4，女孩6），籍贯不明的1人。按其职业划分有农夫、织工、厨师、酿酒工、面包师、家仆、梳妆侍女等。纸草说明，中王国时期奴隶劳动广泛用于生产部门（手工业、农业）和非生产部门（家内服务）。
除了战俘奴隶外，还有债务奴隶。纸草上的33名埃及籍奴隶，可能因负债无法偿还而卖身为奴。奴隶可以继承、馈赠和转让，完全像牲畜一样用头来计算。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农民的处境变得极为恶劣。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由于中王国时期州长长期自立的局面，农民处在国王和州长双重压迫之下。他们每月中有一半时间必须到国王或贵族庄园、神庙服役。繁重的赋税，使他们中的大批人陷于贫困和破产。在《杜阿乌夫之子赫琪给其子佩比的教谕》中写道：“农民，他永远被盘算，他喊苦声比‘阿布’鸟还高。他比徒步三角洲的旅行家还累，可是他们是一个难得的人，他的安全就像在群狮中间那样安全。”
《杜阿乌夫之子赫琪给其子佩比的教谕》还描写了园丁，手工业者和商贩的苦境。中王国时期严重的社会分化，使涅捷斯阶层中也出现了穷困的平民，他们是涅捷斯中的大多数，这些贫穷的涅捷斯只有很少的财产，有的甚至靠施舍度日，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
中王国的衰落
埃及社会仿佛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顶是高高在上被奉为神的法老，法老之下是由官吏、祭司等组成的奴隶主集团。中间为中等自由居民，即商人、富裕手工业者、中小官吏以至富裕的农村上层分子。他们之间有着分化，有些上升为中小奴隶主，有些向低处沦落。塔底则为被压迫和剥削的奴隶和被奴役的农民。贫苦农民担负国家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还受到各州强横州长的剥削，景况日益恶化。
这样一个社会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斗争。从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少数文献里，可以看到社会动荡的迹象。有一份纸草书提到一个城市爆发起义而“俯倒在地上”。《黑拉克列欧城王训谕》的作者，叫嚷着应当无情地镇压叛乱：“把大群［的人］捆绑起来，并且消灭从他们发出的火焰。不要支持怀有敌意［的人］，因为他贫穷……他是敌人！”同时十二王朝的大臣也往往自称为“法老镇压乱贼时身受重信之人”，“法老审讯和惩治枭桀之民时的喉舌”，“叛逆的镇压者”等等。各州形势同样是不稳的。十二王朝的一个州长说，他的州内有成千上万的暴动者，还有“罪犯”和“强盗”。
阶级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贫民与奴隶大起义。一度繁荣的中王国也在起义者的吼声中步向了衰落。
第二中间期
奴隶、贫民大起义
第十二王朝末期，埃及中央政权再度削弱，又出现了分裂局面。从第十三王朝（约公元前1786—前1633年）开始，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第十三王朝至十七王朝，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据曼涅托断片和埃及第十九王朝（约公元前1320—前1200年）时期写成的《都灵纸草》（记载埃及第十九王朝拉美西斯一世以前诸王的详细年代，现存意大利都灵博物馆）记载，在底比斯建立的第十三王朝共60个国王，每个国王统治一般只有几年的时间，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或几天，反映了中央政权机构的瘫痪状态和埃及的分裂局面，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第十三王朝时又爆发了遍及埃及全境的奴隶、贫民大起义。记载这次起义的材料是《伊浦味陈辞》，或译为《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伊浦味陈辞》（以下简称《陈辞》）是以诗和散文的形式写成，留存下来的共有7章，多已残缺不全。《陈辞》发现于孟斐斯附近的萨卡拉基地，现存荷兰莱登博物馆，也称《莱登纸草》。它所反映的年代，在学术界有争议。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分析，《陈辞》的内容，一般认为属于第二中间期。作者伊浦味是一个奴隶主贵族，他恶毒地攻击、咒骂和污蔑起义群众，但《陈辞》却暴露了中王国衰落时期空前规模的奴隶、贫民起义的情景。
起义参加者有奴隶、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贫穷的自由民，具有全国规模。《陈辞》中以充满恐惧的心情描写了蔓延埃及大地的起义怒火：
真的……祖先预言的事情已经达到［结果（？）……］国家充满着党羽，而人带着他的盾牌出去耕田。……弓箭手已准备好，到处是非法行为而没有昨天的人。……真的，尼罗河泛滥，但没有人因此而耕田。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整个国家将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到处流血，死亡不乏其人……真的，贵族是不幸的，然而贫民则十分快乐。”每个城市都说：“让我们镇压我们中间的有势力者吧。”“真的，国家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
看来，起义的烈火迅猛异常，那些在王权卵翼下得势的涅捷斯也成为起义者镇压的对象。
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专制王权的统治机构。《陈辞》中说：
看啊，火已高高地升起……过去很长时间不曾发生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国王已被暴徒废黜……国家已被少数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看啊，人们已经起来反叛蛇标，拉神的……”，“看啊，国家的长官被驱逐，遍及各地；……从王宫中被赶走。”“真的，［书吏］被杀而他们的文件被夺去。
……真的，地籍（？）书吏的文件被毁损，而埃及的谷物是公共的财产。真的，议事室的法律被抛出；真的，在公共场所人们在它们上面践踏，而贫民则把它们撕碎在地上。
起义者采用暴力，占领首都，逮捕国王，杀死官吏，还把以前被王室、贵族和富人所吞并的土地和牲畜还给穷人：看啊，没有财产的人现在是财富的所有者，……看啊，国家的贫者已经变成了富者，而［从前］财产的［所有者］则是一无所有的人。……看啊，没有一块面包的人现在是谷仓的所有者，而且他的仓库充满着他人的货物。”“看啊，没有一对牛的人现在是畜群的所有者，而自己没有耕牛的人是牲畜的所有者，看啊，没有谷粒的人现在是谷仓的所有者，而必须为自己贷谷的人现在是发放贷谷者。”
《伊浦味陈辞》记载的奴隶、贫民起义规模比古王国末期大得多。这次大起义的详情和结果，因为没有其他同时代资料的记载，不得而知。但就《陈辞》记载的情况来看，奴隶和贫民联合起来推翻了以国王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打击了地方贵族势力，取得了很大胜利。在当时奴隶制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起义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对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予以致命的打击，为晚后新王国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和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在起义中，奴隶和贫民并肩作战，反抗残暴的统治阶级，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威力。
异族的入侵
公元前18世纪末叶，内部衰朽的中王国开始遭受外族喜克索斯人的入侵。
喜克索斯人来自亚洲，成分复杂。曼涅托在其《埃及史》一书中讲到了“喜克索斯”，并把它解释为“牧人王”
（保留下来的另一抄本为“牧人俘虏”）。但是，现代的一些学者认为，“喜克索斯”一词很可能起源于埃及人对亚细亚部落首领的称呼——“海卡乌、哈苏特”，其意为“外国山地的君主”。关于喜克索斯人种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但是，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是阿拉伯或西亚一带的游牧部落。保留在古典作家著作中的曼涅托《埃及史断片》，把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叙述成埃及人的一场灾难；“……种族不明的侵略者自东方地区以必胜的信心突然推进到我们的国土。
他们没有袭击而用主力轻易地侵占了它；打败了国土的统治者之后，他们残暴地烧毁了我们的城市，彻底毁灭了神庙，用残酷的手段对待所有本地人，杀死一些人并把其他人的妻子和孩子变成奴隶。”但是考古发掘并没有喜克索斯人突然入侵埃及的证据。最近几十年，随着对埃及古代史的深入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喜克索斯人进入埃及有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排除了突然入侵埃及的说法。作为亚细亚人一支的喜克索斯人在第一中间期就开始大量流入埃及，他们进入埃及后，常常充当奴仆、啤酒酿造工、厨师等，并且采用埃及人的名字。当中王国衰落时，他们已大量定居在三角洲的东北部，乘混乱之际，脱离了埃及人的统治，并以阿瓦里斯为都城，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占领了三角洲大部分地区。
喜克索斯人的统治
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统治了一百多年，但他们的统治并没有扩大到整个埃及，埃及原有的第十三、十四王朝仍然存在，不过势力微弱，不敢与强大的喜克索斯王朝抗衡。南部王朝曾一度臣服于喜克索斯国王，并向他交纳贡赋。到第十五王朝的希安国王在位时，喜克索斯政权达到了全盛。希安自称为“掌握国家的，被自己同貌人所爱戴的太阳神之子，苏塞尔·恩·拉·荷鲁斯。”“掌握国家的”一词表明希安王企图统治全埃及的野心。据文献记载，喜克索斯人曾派使者前往南方的底比斯，命令他们停止崇拜埃及的阿蒙神，而让他们崇拜喜克索斯人所信奉的塞特神。而且还让他们阻止底比斯地方池塘里的河马的鸣叫，据说这些河马使得喜克索斯王在700里外的阿瓦里斯王宫中不得安寝。喜克索斯人提出的这类无理要求，显然是对埃及宗教信仰的极大诋毁和对底比斯埃及人政权的极大蔑视，必然引起埃及人的抵制和反抗。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从南方底比斯掀起了驱逐喜克索斯人的斗争。
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统治了一百多年，除希安国王外，他们的势力基本上只是控制三角洲大部分或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统治期间，学习埃及人的文字，他们的国王承袭埃及王衔，建筑神庙，树立雕像，向埃及人征收很重的贡赋。同时，他们从亚洲为埃及人带来了一些新的事物，主要有马拉战车、鳞片铠甲、复合式的弓和新型的匕首、剑、弯刀等。在此之前，埃及的军队只有轻装步兵、弓箭手之类，军事装备很差。喜克索斯人引入埃及的新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全都为底比斯王朝在反喜克索斯人的战争中所采用。而且，在以后的新王国时期，埃及人还利用这些武器向西亚侵略、扩张。
新王国时期
阿赫摩斯的新帝国
喜克索斯人统治期间，埃及人民对他们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底比斯成为埃及反喜克索斯人斗争的中心。第十七王朝国王卡美斯当政时，曾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对喜克索斯人开战问题。大臣们提出南北共处，对喜克索斯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政策，遭到卡美斯的驳斥。他依靠埃及广大军民的支持，开展了驱逐喜克索斯人的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公元前1580年。卡美斯兄弟和继承人阿赫摩斯一世（公元前1570—前1546年）率领埃及军队攻克阿瓦里斯，将喜克索斯人全部驱逐出埃及。埃及军队又乘胜追击到巴勒斯坦南部，经过3年围攻后，占领了喜克索斯人的要塞沙鲁深。阿赫摩斯一世建立了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定都底比斯。
第十八王朝是在喜克索斯人的长期军事斗争中建立的。
从这时起，埃及历史进入了新王国时期。新王国包括十八（公元前1570—前1321年）、十九（约公元前1320—前1200年）、二十（约公元前1200—前1085年）三个王朝。
这是古代埃及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最强盛的时期，历史上称“埃及帝国”时代。
新王国的对外征服
重新统一的法老政权，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产生的。
法老手中掌握着装备精良的军队（重装、轻装步兵之外又有战车兵），并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批新的军事贵族。法老依靠这套军事力量，不仅打败外族侵略者，使国土重归统一，而且还利用它来发动频繁的对外侵略战争。
新王国统一和安定的环境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而要求获得更多的原料和奴隶并不断扩大对外贸易，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是十八王朝法老更大规模地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原因。新王国的对外战争，早在阿赫摩斯一世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时候就开始了。阿赫摩斯在巴勒斯坦境内围攻喜克索斯人的一个据点达三年之久，终于攻占了它。
但十八王朝的最大征服者是图特摩斯三世（约公元前1504—前1450年），他不但侵略努比亚和利比亚，更主要的是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用兵。他在“年代记”里曾详细记录他攻打巴勒斯坦北部一个设防城市米吉多的经过。在位达半个多世纪的图特摩斯三世先后出兵亚洲有17次之多，最远达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叙利亚北部的埃勃拉城亦遭其兵锋。他掠夺的财物、奴隶、大小牲畜不计其数。像潮水般涌入埃及的战利品首先充实法老国库，供给王室无度的挥霍。
法老为了感谢阿蒙神的恩典，对阿蒙神庙慷慨捐赠，仅一次就送给该神庙战俘奴隶1500多名。另外还分出相当的数额赏赐给权贵、军官和士兵。图特摩斯三世的军事扩张政策，使埃及的版图达到空前规模：南部达尼罗河第四瀑布，北部邻小亚细亚。由于埃及势力强大，两河流域和小亚细亚的统治者都不得不向法老纳贡。图特摩斯三世所创立的这一强国大体上持续了两个世纪，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古埃及的“帝国时期”。
社会经济状况
新王国时期埃及奴隶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青铜器已经普遍使用了。铁器开始出现，不过这时还未广泛使用，也不是自己冶炼的，而是从赫梯进口的。喜克索斯人曾将马和战车带入了埃及。在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梯形犁，并用沙杜夫（即桔槔）汲水灌溉园地。在冶金业中已采用了脚踏风箱吹火以提高炉温。
奴隶人数由于掠夺战争的频繁而大大增加了。好战的国王们，从每次胜利的战争中，都带回大批奴隶。如图特摩斯三世在其即位第二十八年远征叙利亚，曾掳回男女2503人（其中1796人原来就是奴隶）。阿蒙霍特普二世（约公元前1450—前1452年）在其即位第七年远征叙利亚，曾掳回2255人，在其即位第九年远征叙利亚，曾虏回89600人（据英译本统计，应为101128人，据俄译本统计，应为101218人）。
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不断的对外掠夺战争，在奴隶主手中集中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劳动力。
一次，图特摩斯三世赠给阿蒙神庙1578名叙利亚籍奴隶，以便制造各种亚麻布，并耕种神庙土地，以便充实它的仓廪。另据“加冕礼铭文”记载，他还曾一次就赠给阿蒙神庙2800斯塔特土地；而据第二十王朝的“哈里期大纸草”的资料，拉美西斯三世也给了底比斯阿蒙神庙大量劳动力、牲畜、土地、以及其他财产。据《维勒布尔纸草》的资料可以看出，神庙占有的土地是相当多的，因为纸草中记载的土地，除了少数注明为王室的以外，其余的大多数都是神庙的，而且都是能灌溉的好地。因此，在新王国时期，神庙，特别是底比斯的阿蒙神庙，是贵族奴隶主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集团。
新王国时期的奴隶主包括贵族奴隶主和中小奴隶主（涅木虎）两个阶层。在贵族奴隶主中，又主要是神庙祭司奴隶主（特别是底比斯的阿蒙神庙祭司），地方贵族奴隶主已经不能像在中王国时期那样独树一帜，那样肆虐。不过，应当指出，到新王国时期，贵族奴隶主已经与国家形成时期的贵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在埃及，奴隶制已经发展了两千年，这些贵族奴隶主也在不断改造，已经是完全站在奴隶制的基地之上的了。
租种神庙、王室及其他奴隶主土地的农民，要交纳很重的租税，其处境是十分悲惨的。第二十王朝时期的一个纸草材料（所谓《兰辛克纸草》）说：“书吏靠近堤岸，登记收获，后面跟着手持棍棒的看门人和手拿树枝的黑人。（书吏）对（农民）说：‘给谷子’，（而）他没有。他被打倒，被捆了起来，被扔进了河渠，他头朝下沉没下去。他的妻子被捆着躺在他面前，他的孩子也遭连累，他的邻居都跑了，（因为他们）没有谷子。”
从农民耕种的土地上征收的税是很重的。许多佃耕者本来佃耕的土地就不多，又要交很重的租，往往难以支持，因此，往往丧失了佃耕权，破了产，将土地转了出去。从《维勒布尔纸草》可以看出，有些人佃耕不多土地，可是已经不再能耕种它，不得不将它转到其他人的名下，即由其他人耕种。这说明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阶级分化在激烈地进行。
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埃及法老长期以来就向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奉献土地、奴隶和金银等大宗财物。新王国时期阿蒙神是埃及的最高神，其地位超过下埃及的拉神。阿蒙祭司的地位也显著提高，他们可以假借神谕干预王位继承和国家政务，阿蒙祭司长有时就担任宰相或其他高级官职。法老和阿蒙祭司在统治和剥削人民方面是相互为用的。新王国始创以来，随着历代征服者对阿蒙神庙的赏赐不断增加，阿蒙集团的财势越来越大，他们有时和地方世袭贵族联成一气，对抗以法老为首的中央政权。阿蒙霍特普四世（约公元前1379—前1362年）即位不久，就准备和阿蒙祭司进行一场斗争。法老所依靠的是以中等阶层为核心的新的军事贵族，这批人没有可以夸耀的门第或出身，但他们却为蒙受法老的恩宠而自豪。法老同阿蒙祭司的斗争，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改革的形式。
阿蒙霍特普四世起初采取的是较温和的办法。他想用太阳城的拉神来对抗底比斯的阿蒙神。他在底比斯为拉神建庙，并宣布自己是拉神的最高祭司。阿蒙祭司集团立即表示反对，于是阿蒙霍特普四世便继之以更果断的措施，创立了一个崇拜阿顿的一神教。法老宣布，只容许信奉宇宙间惟一的太阳神阿顿，对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的信仰一概取消。阿蒙神庙被封闭，庙产被没收。凡公共场所或神庙墙壁上的“阿蒙”字样全部加以消除。法老下令在底比斯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阿顿神庙，并将他的名字中的“阿蒙”换作“阿顿”，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埃赫那顿”，意为“对阿顿有益的人”。法老在底比斯以北约300公里的黑尔摩波里斯附近（现今的泰尔·埃尔·阿卡纳）另建新都，取名“阿赫塔顿”，意为“阿顿光辉照耀之地”。这个新都包括王宫、阿顿神庙、大臣贵族邸宅和行政机构等，规模相当宏大而壮丽。如此之大举迁都，充分表明法老实行宗教改革并与旧势力决裂的态度是坚决的。阿顿神已成为埃及最高的、独一无二的精神主宰，赋予它的形象便是光辉普照的一轮红日（圆盘）——万有之源，万邦之主；这一时期创作的赞颂阿顿神的《阿顿颂诗》，在阿玛纳曾完好地被发掘出来。
埃赫那顿在改革过程中依靠的主要力量是新兴的军事贵族。这批从涅木虎阶层中提拔的中小军官和新的阿顿神庙祭司当时被称为“新人”，他们支持改革，得到法老的恩宠，不少“新人”被提拔为国家大臣。大臣麻伊就是这样一个“新人”。麻伊在他的墓铭中写道：“我，按照父母双方来说，都是个涅木虎。法老作成了我，使我成为（显贵），而我（本来）是个没有财产的人。”“他加到我身上的恩惠，象砂子那样数不清。我是在人民之上的百官之长，我的统治者提拔我，因为我遵循他的教诲，我又经常听他所讲的话，我的眼睛每天都洞察你的美丽。”“我那像阿顿一样圣明、以真理为满足的法老啊！遵从你的处世的教导的人，会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
埃赫那顿在实行宗教改革的同时，也注重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改革。他提倡描写现实，反对传统的模式，并鼓励文学艺术家大力创作颂扬阿顿神和赞美他本人的作品。当时流行的一首著名的《阿顿颂歌》，把阿顿神歌颂为整个宇宙的创造者。颂歌中写道：
黎明时，您从天边升起，您，阿顿神，在白天照耀着，你赶跑了黑暗，放出光芒，上下埃及每天都在欢乐，人们苏醒了，站起来，……惟一的神呀，没有任何东西能和您相比！您确是按照您的意愿创造了世界。……您在地下造了一条尼罗河，您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它给了人民，来养育人民，就像您创造他们一样。您是一切人的主人，您为他们劳累，您是大地之主，为它而升，白天的阿顿神，伟大的主呀！
这首颂歌在改革过程中起了积极宣传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往往被称为“阿卡纳文学”、“阿卡纳艺术”，对后来埃及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埃赫那顿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埃及统治阶级内部世俗贵族和祭司贵族之间的斗争，但同时，它也反映了以法老为首的中央集权同以阿蒙祭司为首（可能还联合各地世袭贵族）的地方分权的斗争。阿蒙神庙是埃及社会中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并且在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领域里享有传统的特权，因此，对阿蒙神庙的打击，其影响不能不超出宗教的范围。
埃赫那顿统治埃及十七年，他的改革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在涅木虎阶层的有力支持下，他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大搞阿顿神崇拜，兴建新都，并在全国各地建造阿顿神庙，盛况空前，在埃及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文艺创作的生气勃勃时期。埃赫那顿统治的末期，国内政局日趋不稳，而且王室内部也出现了分歧，疾疫流行，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阴谋暗杀法老，未遂，又散布谣言，说新教触动神怒，灾难将降于埃及，因此国内发生了骚乱。同时，西亚兴起的军事强国赫梯已严重威胁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统治。埃赫那顿日益专注于宗教改革，疏于政务，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告急置若罔闻，引起了高级将领对他的不满，逐渐失去了军政贵族势力的支持。
埃赫那顿死后，他的继承人图坦哈顿与阿蒙祭司集团妥协，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图坦哈蒙”，以表示恢复对阿蒙神的崇拜。图坦哈蒙九岁即位，死时才十八岁，这位本来无所作为的法老，因为他的保存完整的陵墓1922年被英国考古学家卡特发现，使他成为今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古代埃及法老之一。图坦哈蒙死后，担任埃及军队首领的霍连姆赫布自立为王，结束了十八王朝。他完全废除了埃赫那顿的改革，归还了被没收的阿蒙神庙的土地财产，埃赫那顿被咒骂为“埃赫塔顿的罪人”，埃赫塔顿被完全废弃，并被宣布为不洁之地。
埃赫那顿改革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他用新的一神教代替传统的多神教，在当时的宗教发展方面，是一次很重要的进步，影响是深远的。在改革过程中，他剥夺阿蒙神庙祭司的土地财产，提拔“涅木虎”阶层的“新人”，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创作，这些措施远远超出了宗教范围。
这次改革，沉重地打击了阿蒙祭司集团，加强了王权，提高了中小隶奴主阶层的地位，在文化领域发展了朴素优美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埃赫那顿的改革，实质上是在宗教外衣掩盖下，以法老为代表的中央王权与以阿蒙神庙祭司集团为代表的地方世袭贵族的政治斗争。
与赫梯的争霸斗争
新王国从第十九王朝开始，国内经常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对外政策也由进攻逐渐转为防守。不过，塞提一世统治期间（约公元前1318—前1304年）仍几度侵入西亚，他攻占推罗，进军叙利亚，掳获大批战利品，竭力保持十八王朝的疆界。但这时强悍善战的赫梯人正占据着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他们虎视眈眈地望着南邻叙利亚，并不断向前推进。
埃及和赫梯的军队剑拔弩张地对峙着，它们为了争夺叙利亚地区的统治权并进而树立在西亚的霸权，正准备着一场大战。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304—前1237年）即位不久，赫梯的势力已严重地威胁着埃及的既得利益。拉美西斯二世调集约3万军队，除埃及人还有外国的雇佣兵，开赴奥伦特河畔的要塞卡叠什。赫梯国王牟瓦塔尔率军迎战。赫梯人引诱埃及军队进入设伏地区，然后以大量战车兵猛攻埃及军队，后者溃败，法老险些被俘，幸亏援军及时赶来，搭救了法老，也挡住了赫梯人的追击。法老损失许多兵力和辎重返回埃及，准备再战。在阿蒙神庙废墟的墙壁上至今还保留着卡叠什战役的记载，在这里描述法老如何胜利杀敌。同样在赫梯人的编年史中，也自称是这次战役的胜利者。若干年后拉美西斯二世又出兵叙利亚，终于取得对赫梯的胜利。
约公元前1283年，法老与赫梯国王（哈吐西里三世）缔结和约。和约的全文在埃及神庙的墙壁上和赫梯的档案库里均被发现，这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条约文书。双方规定确立和平，互不侵犯，并结成军事同盟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还规定，任何一方都不许接纳对方的逃亡者，彼此保证互有引渡逃亡者的义务。但条约并未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和疆界，事实上订约之后叙利亚北部仍在赫梯王国的控制之下。
新王国的衰落
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统治长达六十多年，他曾大兴土木，在三角洲东北塔尼斯建立培尔·拉美西斯宫殿和城市，加强了与亚洲各地的联系。这一地区成为埃及与赫梯作战的军事和经济枢纽，培尔·拉美西斯实为第十九王朝的陪都，埃及的军事、行政中心逐渐转移到北。
拉美西斯二世死后，埃及更趋衰弱，科比亚人从三角洲西部入侵，“海上民族”（包括吕底亚人、昔列尼人、西西里人、撒丁尼亚人以及部分希腊人）从地中海攻入埃及沿海和三角洲，国内奴隶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奴隶当时多采用逃亡的方式与奴隶主进行斗争。在拉美尼斯二世与赫梯缔结的条约中规定：“假如不知道为谁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潜逃到赫梯国土，为的是变成他人的纳贡者——他们不得留在赫梯国土上，而他们应被送还伟大的埃及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这种规定反映了当时常有奴隶逃亡的事实。条约中提到的“埃及亡命者”是包括奴隶在内的。
奴隶反抗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起义。《哈里斯大纸草》记述了第十九王朝末期奴隶起义情况：“埃及的国土，以及所有人，又得听天由命了。他们许多年没有首长，直到另一些时刻的到来。埃及土地落在诸大臣和各城市统治者之手。一个杀戮一个，不论在贵族之间，或是在平民之间。此后另一个时刻到来了。这是穷困的年代，那时一个叙利亚人名叫伊尔苏（意即“僭主”）的人成为首长。他迫使全埃及只对他一个人纳贡。他把自己的同谋者集合起来，进行劫夺。他们对待神也像对待人一样。神祭祀也都中断了。”这段记载说明伊尔苏领导的奴隶起义一度曾取得政权，没收奴隶主的财产，打击了神庙祭司势力。
伊尔苏起义最后被贵族出身的塞特那赫特（公元前1200—前1198）所镇压，他建立了第二十王朝。第二十王朝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6）统治时期，发生了底比斯造墓工匠的罢工斗争。墓地工匠本来待遇微薄，而担任管理工作的祭司和官吏还一再克扣和拖欠他们的粮饷，使他们陷于饥饿。造墓工匠纷纷扔下工具，冲进神庙，要求发给粮食。罢工者愤怒说道：“我们来神庙的墙下不仅仅是由于饥饿。我们应该说句大话，真的，罪恶就产生在这些地方！”这是公开对法老政权和神庙势力的斥责。最后统治者被迫发给造墓工匠50袋谷物，罢工方告平息。
奴隶的逃亡、起义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反映了新王国后期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第二十王朝法老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依靠祭司集团的支持和外族雇佣兵的力量。拉美尼斯三世为了抵御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不断骚抗，重金招用许多外国人充当雇佣兵。同时，法老政权对各神庙进行了大量捐赠，这样就使神庙祭司集团势力急剧膨胀起来。底比斯的阿蒙神庙、希力奥波里的拉神庙、孟斐斯的普塔神庙和其他大小神庙共有土地100多万阿鲁尔，城市100多座，奴隶100000余人，大小牲畜250000头，神庙祭司还获得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特权。在各神庙中阿蒙神庙的势力最大，其祭司长成了底比斯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二十王朝中期，阿蒙神庙已占有将近90000埃及居民和80000奴隶，并拥有自己的军队。阿蒙神庙最高祭司职务已变为世袭，独立于法老政权。到公元前11世纪初，在国内外矛盾的交迫下，新王国完全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