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文明的兴衰
哈拉巴文化的兴起
印度河是南亚次大陆最长的一条河流，全长3200公里。
它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由北向西南，主要流经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最后注入阿拉伯海。由于北方山上积雪每年夏季融化，西南季风又带来雨水，河水水量充足。冲积的土壤上覆盖着一层含有矿物质的淤泥，十分肥沃，适于农业。附近产有石料与金属矿石，野生动物种类也很多。加之，水道四通八达，运输便利。这一切都为哈拉巴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哈拉巴文化兴起以前，印度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俾路支、阿富汗等地已有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学者们称之为前哈拉巴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遗址有俾路支的基利·古尔·穆罕默德、阿富汗的蒙迪加克、信德的阿姆利与科特·迪吉、拉贾斯坦的卡里班甘和哈拉巴的下层前哈拉巴文化层等。它们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初属前陶器的新石器阶段，后有了陶器并出现铜器，已驯养羊、牛，过游牧生活；第二阶段为公元前3000—前2700年，铜器的增多与青铜的出现，经营农业畜牧业，定居生活，出现陶工记号，表明书写的开始；第三阶段自公元前2700年开始，有了城市雏型、城堡与外城两部分的布局，整齐排列的街道与房屋、烧砖砌的阴沟的出现等。一些前哈拉巴文化的地区似乎有的被哈拉巴人和平地接替，有的则遭到他们的破坏；但不管怎样，哈拉巴文化就是在前哈拉巴文化的基础上兴起的。
前哈拉巴文化与邻近的同时代的伊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铜的冶炼术就是由伊朗传到阿富汗与俾路支的。哈拉巴文化与西亚苏美尔文化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哈拉巴文化源出于西亚特别是伊朗（费尔塞维斯、皮戈特等），有的甚至认为哈拉巴文化是由苏美尔移民传入的（沃德尔、普沦·纳特）。但以上发掘的文化遗址已经充分证明这一文化是在本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有一些外来的影响。这里又牵涉到谁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的问题。根据在摩亨约·达罗发掘到的11具人尸遗骸的分析，休厄尔与古哈认为有原始澳语人、地中海人、蒙古人和阿尔卑斯人四种。后来发掘到的尸骨增多（在哈拉巴有260具、摩亨约·达罗41具、罗塔尔2具、卡里班甘3具）。据萨卡尔研究，就头部指数来说，摩亨约·达罗人和今天的信德人，哈拉巴人和今天旁遮普人，罗塔尔人和今天古吉拉特人都很相似，说明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但由于尸骨的残破，能提供人种资料的雕像又太少，不足以肯定居民的人种。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文化的创造者是达罗毗荼人，可能还有原始澳语人、蒙古人等。
哈拉巴文化的全盛
公元前3000年中叶，哈拉巴文化已进入到青铜时代，全盛时期开始。他们知道熔解矿石、锻冶、铸造和焊接金属器具，冶金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可能按一定比例制造铜锡合金或铜砷合金，即青铜。用铜或青铜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武器等。如斧、凿、鱼钩、刀、矛头、箭头、碗、盘、镜、指环、小铜车模型等。由于锡的缺乏，青铜比较贵重，石器仍在使用。
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使用青铜的鹤嘴锄与镰刀，可能还用木犁、带齿的耙和石凿耕种田地。又用水牛和珚牛作耕畜。由于印度河经常泛滥成灾，在和洪水进行斗争中，人们已经学会筑堤坝和引水灌溉，还制作扬水器向高处送水。主要农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豌豆、甜瓜、椰枣、棉花和胡麻等。畜牧业在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已驯养的牲畜有水牛、珚牛、黄牛、山羊、绵羊、猪、狗、猫、鸡、象、骆驼，等等。手工业方面，除冶金、粮食加工外，还有棉、毛纺织、刺绣、染色等。制陶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此外，还有珠宝制造和象牙工艺等。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多，商业也发展起来。印度河流域本地出产的棉布、香料、木材、珠宝等输出到西亚等地；他们制造的工艺品，原料很多来自邻近地区及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方。陆路使用车辆和牛、骆驼运输，水路有船只。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形成度量衡制度。计量长度用介壳尺和青铜杆尺。单位长度，前者为0.67厘米，后者为0.9厘米。均为十进位制。
重量是用砝码来衡量，单位重量为0.875克。珍宝珠玉的买卖用小砝码，二进位制；非贵重物品用大砝码，十进位制。
社会交往，包括商业交换的增多，出现了记载语言的文字，哈拉巴文化的文字大多刻在石头或陶土制成的印章上（印章文字）。有些印章可能用在商业上，如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温马城就发现有盖上印记的印度棉织物，可能作为制造者的标记。全部文字符号据统计有417个（有的学者认为基本符号为26个），一般是用直线条组成，字体清晰。由于有些符号是描绘人、鸟、鱼等图形，有的学者就认为是象形字。但在罗塔尔发现的后期印章文字已经简化，基本符号只有22，图形消失了，有的符号加上可能标明重音的短划，有的两个符号连写，一般认为这已是向字母文字过渡的表音文字。印章上的文字、陶器和金属器上的铭文字数都很少，一般为五、六个符号，最多的为26个，书写是由右到左。
这种文字至今尚未解读。争论的问题是这种文字究竟记录的是哪种语言。这和谁是这种文化的创造者有关。有的认为是达罗毗荼语族（马歇尔、赫拉斯等），有的则认为是印欧语族（赫罗兹尼、拉奥等）。近年来有人试图用电子计算机释读这种文字（帕波拉、克诺罗佐夫、马哈代文等）。一些研究者声称已解读成功，但还没有得到公认。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交通中心地区人口的密集，形成了城市。城市的规模大小不等。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这一文化的两个重要中心，也是两座最大的城市。各占85万平方公尺的面积，人口各有三四万人。较晚发展的罗塔尔面积为47500平方公尺，人口只有2000至2500人。
这些城市的建筑都有一定的规划。城市布局一般分为两部：西部是城堡；东部是下城。城堡呈平行四边形，周围有高厚的城墙，建立在泥砖砌的地基上。城墙每隔一段距离就有方形棱堡和塔楼，城外有护城河。下城面积较大，地势较低。城堡区是行政中心，拥有一些公共建筑物，如宫殿、行政大厦、谷仓、浴室，可能还有寺庙。下城则是商业区和居民区，有商店、手工业作坊、饭馆、旅舍及一般住房。居民区附近有墓地。城市交通有成直角相交的大街，有的宽达十或十一公尺，长0.8公里。这些街道把城市分为一些方形或长方形街区，其中又交叉有小巷，有的小巷只宽2.3公尺。
街道两旁是房屋，建筑物不能侵占大街地面。为了便于交通，在十字路转弯处，房屋墙角砌成圆形。又为了避免车辆急转弯，损坏街角房屋，设置了木桩保护。在街道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路灯杆，可以照明。宽的大街可以并排行走九辆大车，可见当时城市来往车辆和行人是很多的。确是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
城市规划还包括有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供水有水井，几乎每一住屋都有自备水井。每条巷道有一公共水井。排水用阴沟，大街下为深30.48—60.96厘米、宽22.86—45.72厘米的主沟，每户有支沟与主沟相通，楼上的污水经垂直的水管通向地下沟道。雨水和污水通过沟道最后流进大河。为了防止渣滓淤塞沟道，支沟进入主沟处有污水坑，主沟每隔一定距离也有水坑，人们可以检修沟道、清除污物。
房屋结构与位置选择都以实用为目的。谷仓注意通风设备，有砖台、过道，保持仓内干燥，以免谷物潮湿腐烂。地址选在河边，便于从水路运输粮食，附近建有加工场地和供劳动者住宿的小屋，便于就近加工和对劳动力的使用与管理。大浴室有专门的供水井和排水沟道。有水闸可以启闭，以便随时排水。池底和四周在砖墙间铺有约2厘米厚的沥青，防止漏水。住屋最小的有两间房，一般的至少有三间。
楼房有二层也有三层，它们都有开阔的庭院，配备有厨房、浴室、厕所、储藏室、起居室、卧室等。陶工作坊设在市区外，以免烧窑烟灰污染。
这一时期已出现财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现象。从遗迹中可以看到：有的是庭院宽敞、设备完善的高楼大厦；有的却是矮小、简陋、拥挤不堪的茅舍。在妆饰品、殉葬品，甚至连儿童玩具中，有金玉珠宝的精巧制品；也有泥土和贝壳制的粗劣物品。贫富差别十分悬殊。社会阶层已有祭司、战1
着珍贵长袍、系着嵌有宝石的束发佩带的祭司像，显得庄严贵重；也有头戴满布刺痕的圆形便帽、颈下戴有前面凸出的项圈的赤陶男像（项圈可能是奴隶标志），表现卑贱屈辱。
有头戴扇形妆饰、颈、耳和臂佩带珠宝璎珞、腰缠富丽腰带的雍容华贵的母神雕像；也有妆束单薄、简朴的裸体舞女青铜雕像，她与母神相比就十分寒酸。这也都反映出阶级的分化。印章中有描绘奴隶主拷打奴隶的情景，还有用人牺祭神的图形，墓葬中也有用人陪葬的事例，说明阶级矛盾已经存在。从城堡塔楼、高墙深院的森严防卫以及城市生活的管理控制，还有统一的规划等来看，显然已有了统治机构，产生了国家。但由于印章文字尚未译读成功，考古发掘中缺乏更有说服力的材料，这里只是根据已有的资料并与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国家）文物进行比较而作出的比较切合实际的推断。至于说这些国家的统治制度是祭司执政还是共和政治，国家组织是城邦联盟还是帝国，那就更是一些推论了。
这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相当丰富，且具有特色。除生产活动外，在物质生活方面，当时人吃的是肉、鱼、面包、饼、蔬菜、水果、牛奶等，穿的是棉布和毛织品，上衣象围巾，下衣类似今天印度人穿着的腰布。饮食生活用具有碾谷石磨、擦肉具、制饼模子、烘面包的炉子、做菜的锅、过滤的穿孔陶器以及盛放食料和饮料的瓮、罐、碗、盘等，还有照明的灯、烧香的炉。他们非常讲究洁净，十分注意妆饰打扮。发现的珠宝饰物和化妆品很多。各种人物雕像和印章上雕画的人物，不论男女都佩戴着许多饰物，如头饰、佩带、项链、耳环、臂钏、手镯、指环、脚镯、腰带、胸饰等（其中腰带、鼻饰、耳环、脚镯只有妇女佩戴）。已发现的修饰面容的用具有梳妆台、青铜镜、化妆盒、象牙梳、剃刀，还有穿孔器、耳杓子和镊子。化妆盒内盛放红赭色胭脂、白色扑粉、绿色土块、眼膏等各种化妆品。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涂口红、扑粉、擦眼膏、洗发，修面、梳髻等美容方法。祭司雕像的面部修饰和青铜舞女的优美发式，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当时人对游艺玩乐很喜爱。发现的娱乐用品有各种骰子、象牙杖、象牙鱼、象牙柱、棋盘等，印章雕画中画有手鼓、响板、竖琴、七弦琴，还有斗牛、斗鸡等图景。还发现有养虫、养鸟的陶笼。狩猎、钓鱼也有作为娱乐活动的。儿童玩具有石弹、泥偶、拨浪鼓、鸟形哨、羊拉小泥车、猴爬绳等。人们最流行的娱乐是掷骰子。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当时人除了注意洁净、防止污染外，可能已知道用药物治疗疾病。发现的药品有用漆黑物质制成的暗棕色溶液，经鉴定为五灵脂，专治消化不良、肝病、风湿病等。还发现有储备的乌贼骨，内服可以开胃，外敷又可治耳、眼、喉和皮肤等疾病、鹿角、羚羊角，可能还有犀牛角也都用来作药物，珊瑚和尼姆树叶也是药。外科手术当时已知头盖骨穿孔术，他们认为这是治头痛、减轻乳突炎并治脑外伤的办法。
印章与雕像可以说是这时期人们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哈拉巴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印章总数据最近统计为2905个（其中包括在西亚发现的10多个）。印章一般是2.3厘米见方。
印章的刻画有的有图有文，有的只有铭文。图中刻画最多的是独角兽。兽前立一标杆，杆顶有碗，上有笼状物。它大概是兽槽，也可能是供焚香膜拜的香炉。其次刻画的是当时印度常见的动物，如珚牛、短角公牛、象、犀牛、蛇、水牛、鳄鱼、羚羊等，还有一些多头兽及复合动物（人面、象身、羊角、羊腿、虎尾等合为一体）等，形象都很生动。有些印章刻画着当时人物的生活情景，如狩猎、航行、娱乐等。
另外还有一些含有宗教神话内容的印章，如三面神兽主印章、眼镜蛇神印章和菩提树女神印章等，均绘有朝拜的人和兽。这些印章除用于商业上作为标记外，也作为护符，庇护佩戴者免受邪魔的侵害。但究竟有何用意，还有待文字译读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的雕像数目不多，有石像、陶像和青铜铸像等，最多的是赤陶烧制的雕像。石头雕像在摩亨约·达罗出土的有十一尊，其中两上是动物雕像，其余是人像。在哈拉巴出土的有两尊人像。雕像形体不大，最高的雪花石膏人像只高41.91厘米。当时雕像艺术的代表作冻石祭司雕像，高17.78厘米。摩亨约·达罗的雕像神态比较迟钝、呆板，尽管技艺相当熟练。他们已知道使作镶嵌手法，雕像的眼珠、耳、角和奶头，甚至衣服上的纹饰都是用其他材料制成，嵌在雕像上，可以给人以立体感。哈拉巴的雕像显得自然、有感情，塑造方法与摩亨约·达罗的不同，似乎先分别雕刻头部、躯干和四肢，然后再连接成一整体。由于风格和雕法都有不同，有的学者怀疑哈拉巴的两尊人像不是本时期的作品。摩亨约·达罗出土的青铜舞女铸像是哈拉巴文化的著名作品，它高11.43厘米，身段苗条，肢体修长，神态安详自若，造型优美。水牛与公羊的铸像也能刻画出这些动物桀骜不驯的野性。赤陶塑像中动物像约占3／4。其中的珚牛像最多，也最为生动逼真。还有小松鼠、小猴的塑像也很出色。人物陶像以妇女为题材料的较多，头饰很精致，有些还戴有角状物，有的两边还各有一壳状杯，好像是用来点燃灯油或焚香的。学者们认为这些妇女陶像可能是地母神的塑像，塑像的造型是胸部、臂部十分丰满，象征女性的生育能力。当时人们相信，崇拜地母神可以得到庇护，保证丰收安宁。因此，这类陶像较多。印章与雕像是这时期留下的仅有的艺术文物，因为在遗址中见到的当时房屋、列柱、器具等都以朴素实用为特色，没有什么装饰雕画。
关于当时人的宗教生活情况，印章雕画和雕像中已有了一些描绘。不过，因为印章文字没有译读，很难有明确的结论。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对地母神的崇拜，对男神三面神兽主的供奉，还有保持下来的原始的对生殖器的崇拜，以石柱石环为象征。此外，还保留了对动物、植物、水、火等的崇拜。印章中如?、.、车轮、三叶草等符号也都有着宗教象征的意义。有人认为寺庙就是发现这些石雕神像所在的建筑物，大浴室就是河神的庙。火神的椭圆形或矩形祭坛也有发现。在宗教节庆时可能还举行歌舞的活动。又从有关的遗物遗迹来看，各地区的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如对地母神的信仰盛行于印度河流域，而在古吉拉特则对地母神几乎一无所知。对火神的崇拜流行于罗塔尔和卡里班甘，却不曾在印度河流域本地发现。从摩亨约·达罗、哈拉巴等地的墓地来看，我们知道当时流行的埋葬习俗，有三种葬法。一是全尸墓葬，体仰卧，头朝北。饰物和化妆用具等都是殉葬物。有的用棺和尸衣。二是天葬。先将尸体暴露野外，任鸟兽等啄食，然后将残骸和瓦罐、珠石等小件殉葬物，一并置于瓮内掩埋。三是火葬，先将尸体火化，然后将骨灰和殉葬物放在瓮中埋葬。罗塔尔墓地里发现在一个墓内往往有一男一女配对的尸骨。这是在丈夫或主人死后，其妻、仆或侍从的陪葬，近似后来的萨蒂（即寡妇殉夫）习俗。
当时人政治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很少。摩亨约·达罗卫城南部一座约二十五公尺见方的大厅，内有列柱矮凳，可能是会议厅，也许就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印章雕画中一些复合动物的图像，可能是不同图腾部落的联合，如长有野牛、老虎、羚羊三头的怪兽就是三个图腾部落的联盟。三面神兽主头戴牛角王冠，身边环绕着象、虎、犀牛、水牛与羊或鹿的印章表明他是牛图腾部落的酋长，由各个图腾部落拥戴为盟主。这一切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合并统一的过程。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统治与反抗的情景已在前面提到，这里不再重复。
哈拉巴文化的衰落
哈拉巴文化的衰落不是各地区同时出现的。中心地区如哈拉巴、摩亨约·达罗等大约到公元前18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城市建筑出现了杂乱无章的状况，庭院被分隔成若干小的房间；巷道被一些简陋的小屋所拥塞，几乎不能通行；有些大建筑物已经颓废破落，地板上堆满了大量碎石；新屋是用破旧砖砌盖，质量低劣；排水设备和城市的洁净问题受到忽视和破坏；贸易也停顿了，等等。但与此同时，一些边远地方如罗塔尔还在继续发展。这里是贸易港口，城市建设大致类似摩亨约·达罗，不同的只是有一个大船坞，它的面积约219×37平方公尺，并有一条长2公里半的人造运河，与流入坎贝湾的河流相通，可以随时把船只引进水坞修理（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是船坞，认为只是储备饮水和作灌溉用的水池）。罗塔尔的古城文化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衰落了。
关于哈拉巴文化衰落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破坏（皮戈特），可是哈拉巴文化却是在此以前二百多年就衰落了。有的学者以为是由于洪水的危害（S·R·拉奥），但哈拉巴人和洪水的斗争却是经常的，摩亨约·达罗就曾被洪水毁坏后又重建达九次以上。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气候变得更加干旱、沙漠扩大、土壤日益盐碱化，迫使人们遗弃城市，造成文化的衰落（惠勒早期的看法），但据专家研究，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是微不足道的。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过分耗竭地力，影响农业发展停滞，无力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因而出现贫困枯竭（费尔塞维斯），但缺乏明确的论证。这种种不同的说法都是根据遗迹、遗物进行的推论。比较流行、比较全面的看法是，主要由于内部阶级关系的紧张。当时贫富悬殊极大，奴隶主阶级仅仅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对劳动人民进行沉重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加强防卫和拷打奴隶都说明阶级矛盾的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认识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规律，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印度河淤塞，河床升高，河流改道。经常泛滥成灾，对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破坏。频繁的自然灾害，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使阶级矛盾更加剧烈，这就为外族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入侵者可能是来自伊朗、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邻近的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很多城市都遭到入侵者程度不同的破坏。摩亨约·达罗损失最大，房屋被烧，居民受到屠杀，连儿童也不能幸免。有的地区如强胡·达罗虽没有发现被害的尸体，却出现了与原来不同的文物和粗糙的陶器。从此，哈拉巴文化就衰落了。
最近，对于衰落的原因又有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在离摩亨约·达罗不远的地方是一个地震中心，公元前1700年左右发生地震，并引起了水灾，由此导致了摩亨约，达罗的毁灭和哈拉巴文化的衰落（雷克斯）。总之，这一文化究竟是怎样衰落的，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从考古发掘中考察和对印章文字的译读研究，才能得出圆满的解答。
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后期开始，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的部落陆续侵入南亚次大陆，在哈拉巴文化的废墟上开创了雅利安人的文化，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哈拉巴文化就湮没无闻了。
哈拉巴文化在南亚历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它是青铜时代的文化，是古代城市的文化，可以说是奴隶制社会开始时的文化。它是以后印度文化发展的前驱。从后来的印度文物中完全可以看到哈拉巴文化的影响。例如公元前数世纪旁遮普和西北印度发现的陶器在花纹、图案和外形上都类似哈拉巴文化的陶器，古代印度铸币上的印记和符号也和印章文字相似，重量标准基本符合摩亨约·达罗的度量制，今天印度人所用的货车和所穿的腰布也都有些和哈拉巴文化的车辆与衣着相像。古代印度的医书《寿命吠陀》记载了哈拉巴文化时期使用过的药物，如五灵脂、乌贼骨、鹿角等。
在宗教方面，哈拉巴文化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如《梨俱吠陀》中提到的普利色毗和阿迪蒂，还有后来的安婆和迦梨都是大地女神，近似哈拉巴文化中的地母神。对萨克蒂（阴性力量）的山羊祭在哈拉巴印章刻画中也可找到痕迹。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的前身就是哈拉巴文化中的三面神即百兽之王。哈拉巴的雕像中似乎也有实行瑜伽的迹象，后来的这种修炼可能从此开始。此外，哈拉巴文化中对树木、动物、水、火等的崇拜对后代也有一定的影响。
哈拉巴文化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它除了在北方从恒河上流、南方经古吉拉特向印度内地扩展外，还和西亚、两河流域等地区也有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例如在苏美尔和伊朗西部的埃兰地区就发现了哈拉巴文化的印章和陶片。阿卡德人在埃尔—阿斯马尔的房屋建筑中浴室与阴沟的安排就受到哈拉巴文化的影响。哈拉巴文化还通过苏美尔和埃兰与埃及和克里特岛进行文化交流。这些地区出土的念珠、项圈、发针和脚镯等都有相似之处。可见，哈拉巴文化在世界古代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哈拉巴文化在世界史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类文明较早的发祥地之一。它对人类文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棉花种植和棉的纺织是从这一文化开始的，它对南亚次大陆、西亚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大约过了三千年后又传到西方。其次，作为这一文化特色的统一城市建筑规划，特别是完善的地下排水设备，在古代世界是少有的。他们制造的圆锯、管状钻孔器与用贝壳制的角度测量圆筒仪等生产用具，以及陶器上釉、用融蜡法铸造金属器物等技术，还有标准的度量衡体制等在当时可能都有着创新的意义。第三，在印章文字、雕刻艺术和珠宝妆饰等方面的成就也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哈拉巴文化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类文明宝贵的遗产。
印度河谷的“死亡之城”
1922年，在历史悠久的亚洲古国印度，由印度本国的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座巨大的古城遗址。据考证，五千多年以前这里就有人居住，堪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了。它坐落在印度河口和西纳尔运河之间的狭窄地段，目前这里早已荒凉破败，不见人烟。冬天严酷的寒风使人无法忍受，而天气转暖后，又时常受到夹裹沙粒的风暴袭击。今天这块不毛之地被叫做摩亨约·达罗，意思是“死亡”。被发掘出来的这座古城也随之被称为摩亨约·达罗城，即“死亡之城”。但是可以想象，在古代这座繁华美丽的城市，一定曾经有过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
虽然现今摩亨约·达罗城已成废墟，但城区的全貌依然可辨。遗址的西侧是一个卫城，卫城里有谷仓、餐厅和浴池等公共设施，东侧即内城所在，市中心有由南至北的大道和从东而西的长街纵横交错，其间穿插着密如织网的大小通道，虽有些让人眼花缭乱但以中央大道为中心的基本布局却很齐整。市内有不少建筑物，位于各十字路口的沿街房屋大门一律向内开，邻街墙壁都被统一砌成圆弧形，这使街景和市容十分整洁和美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城内的下水道系统非常完备。宽10公尺的市中央大道，两旁都有排水沟。
路旁各室住户的废水和污水，也都通过特别安装的下水管道流入排水沟排走。也许这个地区当年的降雨量很大吧，但在城市规划上精心做出这种安排，这在古代西亚、埃及等地的早期城市里还见不到呢！
城里的住房大小不一。最早发现的一种式样考究的套房，上下两层设备齐全。据分析，底层是厨房、盥洗室和储藏室，上层才是寝室，寝室还连着宽大的木制阳台。在这种房屋的附近，多半有一口砖砌的深井以解居民的饮水问题。
开始人们认为这种近于“现代”的房舍一定为数不多，所以戏称它为“宫殿”。可后来人们惊讶地发现，这种公寓式的套房在城里却相当普遍。
城里还发现了一处大概是达罗城议政厅之类的建筑。它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顶建筑，每边长28米。厅内有二十根砖砌的圆柱排列成四行，十分气派。也有人估计，这个大厅可能是古代印度人祭祀或庆典的场所。可惜厅内没有遗留下任何神像、壁画或座位等文物，使人无法知晓这里昔日盛会的形式和情景。
在卫城的建筑物中，要数大浴池这处风景有意思了。这个露天浴池长32米，宽7米，深3米，旁边有一组平顶的房间和环形走廊相围。有人估计，那房间一定是更衣室，而那走廊则是让洗浴者晒太阳或纳凉时用的。浴池的四边都建有上下的梯子，池子边上还有引水入池的水槽。为了防止池子漏水，底部铺砌了好几层砖块，上面还涂了厚厚一层树脂。但有的学者对这3米深的池子是否为浴池表示怀疑：不会水的人谁敢下去呀？再说，为什么要修建得如此之大呢？
但如果说这是一个游泳池的话，似乎也有问题。须知在古代，这片土地上河渠如网，为什么那些先人还要人工营造游泳池呢？再说，那时的人们会有池中游水的雅兴吗？
有一种意见倒似乎是正确的：有些学者认为建这个池子主要不是为了洗澡或游泳，而是出于宗教信仰让洗浴者经常洗涤身上的污物，并在洁静肉体的同时净化人的灵魂。但是又有人提出疑问：难道在印度文明初始时期，古代居民就有了这种近于佛教观念的神学信仰了吗？世俗的目的——或洗澡，或游泳，恐怕才是最直接、最现实的。
摩亨约·达罗城的居民当年是怎样生活的呢？从发掘出来的各种遗物中，我们已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城里发现了各种动物遗骨：一类是熊、虎、犀牛、鹿和鳄鱼的；另一类是猪、牛、羊的。第一类动物显然是人们野外狩猎所得运回城里来的，它说明印度的文明祖先当时曾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困难和威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能很容易地降伏野兽了。第二类是家畜，它表明印度早期居民已将畜牧业作为生产活动的一项主要形式。
城里还发现了小麦、大麦、水果和蔬菜的遗迹，这说明农业也作为早期居民生活活动的主要形式了。城内还发现了一些纺织机，看来纺织业在那时已开始兴起了。
城里出土的大量工艺品，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摩亨约，达罗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状况。在发现的大量陶器中，色彩的丰富艳丽和配色的自然和谐，在世界古艺术珍品中是堪称一绝的。它们有的是深红色的，绘有黑色的图案；有的则以淡黄作底色，绘以绿色的花纹；还有的则是以宝石黄为作画颜料衬托出深绛色陶瓶的凝重色彩。这些陶器的造型也别有韵味，使人看后有赏心悦目之感。城中出土的人物雕像，形象之生动，线条之流畅，也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一尊小巧的青铜女子雕塑，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古代青年女子的美丽容貌和动人身姿。如果不加以说明这是五千多年前的古代作品的话，不少人可能会以为它出自某个现代雕塑大师之手呢！形体的线条运用十分洒脱，稍有夸张但恰到好处，出色地描绘出古代印度青年女子富有青春和浪漫气息的女性美。这些工艺品的艺术成就，生动地反映出摩亨约，达罗城的居民在文化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城里还发现了许多金银首饰和宝石饰物。但是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宝石并不产于印度，而是来自波斯和中国。而出土的男性半身石像，其特征据一些考古学家鉴别与西亚出土的石像非常近似，他们认为这是古代印度河文明地区与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地区有着文化、经济交往的证明。但这方面的例证目前尚很缺乏，如果能有进一步的可靠材料证明印度古代文明初期与其他早期文明地区的交往，那末不仅能够丰富现代人对摩亨约·达罗城文明成就的深层认识，而且对于探讨世界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各古代民族的相互联系也是极为有益的。
在对古城遗址的考察过程中，有不少学者还从工艺装饰品的不同出土点的分布情况，对摩亨约·达罗的社会进行了一些推断。如人们在一些大房子里发现了大量耳环、项链、手镯，大都是用金银、玛瑙、象牙或宝石制成的。甚至个别房屋主人的腰带，也是用珠宝串联而成的。可是在一些小小的茅舍里，人们却又看到用铜、锡、贝壳和兽骨制成的粗陋饰品，由此可见，在摩亨约·达罗城的晚期社会里，已出现了贫富不均，富者占有更多的生活奢侈品的现象。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达罗城的晚期社会形态可能已处在由原始氏族部落后期向奴隶制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考古学家们还通过进一步考察认为，摩亨约·达罗城与附近发掘的另一古城哈拉巴城，同是印度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出现的最古老的城市。令人吃惊的是，它们本身不仅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而且在发展中对附近地区形成了较大的文化辐射面。在周围1200—130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内，曾出现过度量衡的统一，贸易的互通有无，以及文化艺术上的彼此沟通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此基础上以达罗城和哈拉巴城为中心，印度河谷可能出现过一个高度统一的早期帝国。当然从现今考古发掘所能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仅仅是一种猜想。
昌盛一时的摩亨约·达罗城，是如何消失的呢？这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它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地区后用暴力摧毁的，但这缺乏相应的论据。还有的人认为，可能是印度河河水泛滥后造成的。他们提出尽管达罗城居民曾为防止水灾做过一些努力，但后来这次印度河决口泛滥冲毁了市区的防洪堤，致使整个古城的市内建筑和居民毁于一旦。尽管谁也说不清楚古城消失的原因，但有一点看法经过考古学验证倒是趋于一致的，这就是摩亨约·达罗城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消亡的。
最后要说明一点：我们在上面讲到许多古城内的发现物，不过还有一件重要的发现物我们故意没有提及，那就是在城内许多住家中存放的印章。它似乎是每一个家庭必有的吉祥物，上面刻有文字和图形。这种文字，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释读出来，但是，这些令人头疼的文字却又是那样的诱人，因为也许就在其中，隐藏着“死亡之城”的真正秘密。
雅利安人的部落和城市国家
雅利安人的各部落
大约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北方侵入南亚次大陆，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所谓“吠陀”时代，是由阐述这一时代的历史文献资料《吠陀》而得名。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是雅利安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时期。
雅利安人属于印欧语族，其故乡可能在中亚或高加索一带。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叶，许多雅利安人部落出现在印度河上游一带。他们称当地人为“达萨”或“达休”，意即敌人；并把“达萨”说成是黑皮肤的，“没有鼻子的”。
看来雅利安人在外貌上和土著居民有很大差别。
雅利安人侵入印度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吠陀文献中有许多描述雅利安人同达萨激烈战斗的片断。如在《梨俱吠陀》中有一首因陀罗（雷雨神或战神）赞歌写道：“他使万物成为不稳定的；他使达萨瓦尔那屈服、消灭；噢，人们哟！他是因陀罗。”经过无数次的战争，雅利安人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并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
雅利安人占据印度河上游以后，最初还过着以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来他们逐渐学会了农业。在山岗地带，他们用牛拉重犁耕地。在河谷地带，他们利用河水灌溉。狩猎在早期吠陀时代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已经有了金属用具。木工有细工匠、造房匠和造车匠之分。
到了吠陀时代后期，雅利安人各部落从印度河流域逐步向恒河和朱木拿河流域之间迁徙，至公元前1000年前半期，雅利安人就占领了整个恒河流域。
雅利安人初到印度的时候，还过着氏族部落生活。当时部落是社会重要单位。每个部落包括几个村社，即“哥达摩”，首领叫“哥罗摩尼”。村社由同氏族的若干家庭组成。
父亲是一家之主，男子在社会上已占重要地位。女子管理家庭，地位不低。土地为公社所有，但已有一部分分给每个家庭占有使用。部落组织称为“迦那”，首领叫“罗惹”。佛教文献中往往把“罗惹”一词与“王”字等同起来，不过这一时期的“王”是部落首领，与国家出现后的“王”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部落首领由民众大会选出，不过实际上已经世袭。氏族部落中还有两个民主机构，即萨米提和萨布霍。萨布霍可能是部落的长老会，由部落中少数上层分子组成。萨米提是部落的民众会议，由部落的全体成年男子组成。这是雅利安人原始公社后期军事民主制度下的三种机构。
经常的战争，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征之一。在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以及雅利安各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梨俱吠陀》中所描写的“十王之战”，是十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共同反对当时最强大的婆罗多国王修达斯的战争。战争以联盟失败而告终。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描述了另一次大战，即俱卢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世纪。初期，虽系两族之间的战争，但后来北印度的很多部落都参加了。这次大战的结果，般度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部落首领和氏族贵族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和战俘。例如在《梨俱吠陀》中曾提到某一个僧侣从部落首领那里得到了成百的金块、无数的马牛和“载有少女奴隶的十辆战车”。部落的军事首领在战争中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部落中还有正在萌芽中的专门祭司阶层，他们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早期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原始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阶级和阶级矛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历史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了。
雅利安人各城市国家的发生和婆罗门教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在一些比较发达的部落里，奴隶制和种姓制已经逐渐形成。最初的奴隶是战俘，即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早期吠陀时代提到的“达萨”，此时已完全从“敌人”
的概念变为“奴隶”了。这时，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四个地位不同的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僧侣贵族，掌握神权和垄断文化，地位最高。刹帝利是军事贵族，这是由部落首领和贵族组成的武士阶级，掌握军政大权，地位次于婆罗门。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交纳赋税，首陀罗是指一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下，实际是奴隶。关于这四个等级的形成，在《梨俱吠陀》昔鲁沙赞歌中是这样反映的：当诸神分割原始巨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四个不同的等级：
“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
他的双臂变成了罗惹尼亚，
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
由其双脚生出首陀罗。”
显然这是僧侣们为了巩固自己特权地位而编造的一套骗人的鬼话，旨在给这种不合理的等级制度披上一层宗教外衣。这四个等级在古代印度被称为“瓦尔那”，意为颜色、品质，汉译佛经为“种姓”。各种姓的职业和不平等地位是生来注定的，是不能改变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他们永恒的特权地位，在各种姓间实行内婚制，禁止不同种姓通婚。
这样，过去那种平等的部落生活，现在为一个不平等的阶级社会所代替。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原先的氏族部落组织已变成了镇压人民群众的暴力机关。部落的首领变成了世袭国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代初期，恒河上游出现了少数奴隶制城市国家，如俱卢、般珗罗等。早期的城市国家是以部落的某一城堡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规模比较小。至公元前7世纪，在恒河、印度河流域又出现了十多个城市国家。但是在这些城市国家里，还保留部落时代的萨布霍和萨米提，这两个民主机构在国家生活中仍起一定的作用。例如国王经常有这样的祈祷：“愿萨米提和萨布霍一致地帮助我。”说明萨布霍和萨米提对王权还有一定的约束力。
在雅利安人国家形成的初期，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婆罗门教的最高信仰是梵天（造物神），他们认为惟有梵天是真实存在的，是世界最高的主宰，而世间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婆罗门教利用原始的万物有灵和灵魂转移的观念制造出一种“业力轮回”（羯磨）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人死后必定要经过轮回，即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为此，婆罗门又制订一种为各个阶级所能遵守的行为规范“达磨”（即法律）。说各个等级只有遵循“达磨”，安分守己，才能转生为较高的种姓，否则即降为最低种姓。这些说教，实际是要人民大众忍受一切痛苦，放弃斗争，永远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这四个种姓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在宗教领域内也是不平等的，特别是首陀罗，他们无权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生活。
雅利安人各城市国家的发展
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初，古代印度就进入了列国并立的时代（结束于公元前4世纪）。根据佛教文献记载，当时印度有十六国，其中主要有摩揭陀、迦尸、珘萨罗、跋祗、俱卢、般庶罗和健驮罗等。公元前1000年代前半期，恒河上游的俱卢和般遮罗等国是雅利安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描写的北印度各部落的大战，就是以俱卢国为中心而进行的战争。至公元前6世纪以后，恒河中下游诸国逐渐强盛起来。摩揭陀和珘萨罗在列国中居于首要地位。各国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在战争中，摩揭陀日益强大。在频毗沙罗王统治时期（公元前544——前493年），国势日强，他采取远交近攻的政策，开始向外扩张。据说他统辖了8万个村镇。每个村镇设有村长和村长领导下的村会议。中央也有由各村长组成的议会。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下面有分掌行政、司法和军事的管理机构。到了频毗沙罗之子阿珗世的统治时期（约公元前493至前462年），摩揭陀开始称霸列国，阿珗世死后，大约有一百多年，统治者内部一面争权夺位，一面继续扩张领土，至公元前4世纪难陀王朝时代，摩揭陀国已基本上统一了恒河流域，为孔雀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十六国大多数是王国，其中也有少数是贵族共和制的国家。例如跋祗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贵族共和国。这个国家由八个部落联合组成，首都在吠舍厘城。佛教文献在描写这座城市时说：“宫室苑园林泉花果，庄严绮丽犹若天宫，”国王在这里经常和臣僚们讨论国事。“数相集会，讲议正事。”
“君臣和顺，上下相敬。”凡是在这里参加讨论政事的人，均为刹帝利贵族，并且必须是在圣池中举行过灌顶仪式的。
只有这样的刹帝利贵族，才有资格参与国事。因此，不管是王国还是贵族共和制，都是奴隶主阶级对奴隶和平民的专政。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在恒河中下游出现了一些有名的城市，如王舍城（摩揭陀首都）、舍卫城（珘萨罗首都）、波罗珨斯（迦尸首都）以及吠舍厘城（跋祗首都）等。在这些城市里，工商业开始发展起来。商业不仅在内陆很活跃，而且同斯里兰卡、缅甸和西亚等各国也进行海外贸易。
在佛教文献中常常提到关于航海贸易遇险的故事。例如有一个故事中说：在波罗珨斯有一个商人名叫普富，他带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这些商人在大海中遇暴风飘至楞迦岛（今斯里兰卡），被岛上罗刹（恶魔）所害。当时从海外输入的主要商品有金、银、宝石、珊瑚和金钢石等。印度输往海外的主要商品有织物、香料、药草和金银宝石等。内陆通商贸易往往组成商队，大商队有时达几百辆货车。主要商品有纺织品、油、谷物、香料、金银宝石等。随着贸易的发展，金属货币也发展起来。当时的货币有金、银和铜三种，每种货币都各有不同单位的名称。
在奴隶制发展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平民和奴隶不断掀起反抗统治者的斗争。这方面在佛教文献中有不少反映。例如在《佛本生经》的一个故事中，曾提到波罗珨斯的各阶层人民反抗恶王的斗争，故事说：素为国王邪恶所激怒的人们，当看到国王乘象路过街头时，便高声喊道：“捉住暴君！”于是愤怒的人群从四面八方冲向国王。他们用箭、矛、石块和棍棒等武器杀死暴君，然后将他的尸体从象上拖下来扔到壕沟里。在佛教文献中还提到释迦族“五百叛奴”起义的故事。这些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古代印度平民与奴隶反抗奴隶主贵族斗争的情况。
孔雀帝国的建立
公元前518年，在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侵入印度，占据了印度河流域。至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后，越过兴都库什山，于次年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这时，东方的恒河流域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已经统一起来。亚历山大妄想渡过印度河上游最东一条支流（贝阿斯河）入侵恒河流域，但由于士兵厌战和东方难陀王朝的强大，不敢贸然前进。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率主力分水陆两路回到了巴比伦。他离开印度后，将西北印度交给两个傀儡管辖，委派总督，留军监管，当时，北印度的政局动荡不安，到处爆发人民起义。据希腊史学家查士丁的记载，有一个名叫旃陀罗笈多的首领“从各地招募盗贼，怂恿印度人改变统治。”大约在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在驱逐希腊一马其顿军的过程中，推翻难陀王朝，自立为王，建都于华氏城。公元前317年，马其顿驻军被迫全部撤离印度。
从此，开始了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年至前187年，因其出身于孔雀宗族而得名）的统治，北印度大部统一。公元前305年，西亚的塞琉古王国（即条支）侵入印度。不久双方签订条约，塞琉古把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阿富汗和俾路支一带的地方割让给旃陀罗笈多；而旃陀罗笈多给塞琉古王国五百头战象。孔雀王朝传至阿育王时代（或称无忧王，约公元前273年—前236年），对南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战争。
根据铭文记载，他在征服羯陵伽时，俘15万人，杀10万人。到这时除半岛的极南端一部分外（至迈索尔），整个印度都在阿育王的统治下。孔雀王朝已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
阿育王崇信佛教，建造了许多佛塔（即瓟堵波）。传说在公元前253年，阿育王召集佛教高僧在华氏城举行了佛教史上的第三次结集，编纂整理经、律、论三藏经典，以求解决各派之间的争论。他还派佛教徒到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地宣传佛教。
孔雀帝国是奴隶制君主专政的国家。国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国家的一切军事、行政和司法等最高权力都集中在国王的手里。国王下面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由行政长官、军事长官和祭司长老分别掌管。另外还设有供咨询的大臣会议。地方划分为许多省，由总督管理。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村社，即“哥罗摩”，由村长管理。军队是专制帝国的统治支柱。据麦伽斯梯尼（驻旃陀罗笈多宫中的塞琉古大使）记载，旃陀罗笈多拥有60万步兵，30万骑兵和9千头战象。孔雀王朝利用这支强大的军队，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
孔雀王朝靠着从全国搜刮来的财富，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据麦伽斯梯尼记载，国王行猎时，伴随国王的全是武装起来的女猎手。她们有的驾驭战车，有的骑马、乘象，俨如出征一样。在举行某种宗教大典时，在宫廷的游行队伍里，有用黄金和白银装饰起来的许多大象；有四马战车；有拿着盛满贵重宝石的各种黄金或黄铜器皿的侍从；还有许多水牛和驯服了的狮子、豹等等。国王通常被24头大象保护着。
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孔雀帝国的全盛时代。但这个庞大帝国没有统一的基础，各个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还保有很大的独立性。因此，这个靠武力统一起来的帝国不能长期维持下去。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即告分裂，约在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的最后一个国王被普沙密多罗，巽伽（属巽伽族）所杀，开始了巽伽王朝统治时期。公元前73年左右，甘婆王朝取代了巽伽王朝。在甘婆王朝时期的摩揭陀更加衰落了，统治范围主要在恒河流域的中下游。至公元前30年，甘婆王朝为南印度的安德罗所灭。安德罗是南印度的一个强国，它对北方的统治为时不长。摩揭陀的历史，从甘婆王朝灭亡后直到公元4世纪初期笈多帝国兴起时为止，共有二百几十年是模糊不清的。
城市和村社经济
列国时代，印度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名的工商业城市。至孔雀王朝统治时期，后起的华氏城跃居首位。据麦伽斯梯尼记载，此城宏伟壮观，在建筑的城墙上有570个塔楼和64个大门。华氏城不仅是帝国政治中心，而且工商业也很发达。城里管理机构分为六个部门，分别掌管手工业、外族居民、商业与度量衡、人口生死登记、产品销售和商品什一税等事务。市内手工业者按行业分别住在各个街坊。商业很繁荣。在手工业方面，纺织业最负盛名，不仅能生产精制的棉织品，而且也能生产高级的丝织品。冶金、金属冷加工以及石、骨和木器加工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建筑方面，已能修建较大的水坝、结构复杂的房屋和佛塔。
商业主要是为上层服务。主要商品有纺织品、宝石、装饰品和香料等。这些都是统治阶级需要的消费品，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是在国家的市政官严格监督下进行的。王室以官吏经营商业，矿产品、盐、酒之类的民需品，由国王专利销售。内陆贸易的主要干线是从摩揭陀到西北山口的一条皇路。这是在旃陀罗笈多时代修建的。这条皇路不仅是内陆交通的主要干线，而且也是印度同伊朗、中亚、西亚和中国贸易的交通要道。中国的丝织品就是通过这条道路输往印度的。《政事论》中曾提到“支那帕塔”一词，意思是中国产的丝。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出海港口是婆卢羯车，同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主要通过耽摩栗底港。
古代印度的村落，即村社，大者上千家，小者几十户。
村社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公务员，村长由国王任命。村落周围有土墙或篱笆。围子外面是村社的耕地，分配各家使用。
主要农作物有稻、大麦、小麦、豆类、棉花、甘蔗和胡麻等。耕地以外是公共牧场。两村交界处有一片丛林地带。这是猎人活动的场所，樵夫也常到这里砍柴。村社与村社之间彼此很少往来，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天地。每个村社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各有自己的手工业，如纺织、冶铁、制陶等。由于农村经济的独立性，同城市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村社农民对土地的关系，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不相同的。在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地区，土地归公社集体所有，分配各家使用。各家份地之间有公用的灌溉沟渠。份地面积通常不大，大体只够一家耕种。有些少数地区还存在集体耕种、平均分配的氏族公社。但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私人占有土地，如《政事论》中曾记载关于土地买卖的一些规定。历史文献还提到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例如在《佛本生经》中提到有一个婆罗门拥有一千迦梨沙（一迦梨沙近似一英亩）的稻田。在田庄里劳动的，一半是奴仆，一半是雇工。广大农村的村社成员是奴隶主阶级主要剥削对象。国家对村社实行沉重的剥削，通常是征收收成的1／6，有时则加重为1／4。国王把剥削来的财富，一方面以俸禄、赏赐等形式分给奴隶主阶级，另一方面用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保护整个奴隶主阶级利益。
奴隶制的全盛
孔雀帝国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铁器的制造和普遍的使用，以及新兴城市的出现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这时，奴隶制度已经进入了繁盛阶段，奴隶的来源很多，使用的范围也很广泛。《摩奴法典》列举了以下几种来源：战俘奴隶，债务奴隶，家生奴隶，卖身奴隶，继承下来的奴隶和罪奴等。国王是大奴隶主。不少僧俗贵族也占有很多奴隶。在国王的大庄园中，耕种土地的大部分是奴隶，也有一些是雇工和罪犯。在王室作坊中，使用奴隶劳动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奴隶。这些女奴隶天一放亮就得进入工场，不许随便讲话，如果完不成任务或浪费了原料，就要受到割去大拇指的惩罚。在有月亮的夜晚，监工们还把她们赶进工场，借助月光劳动。在王室牧场里，也使用奴隶劳动，包括放牛、挤奶、搅乳等。在僧俗贵族的庄园中，有大量的奴隶用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王室及一些显贵之家还使用宫女、侍从、舞女、歌手和乳媪等，他们的地位和奴隶没有多大区别。
奴隶大多数用于家务劳动，如酿酒、做饭、打水、推磨、捣米、脱粒、看守仓库、园丁以及向田间送饭等。奴隶劳动相当繁重。《佛本生经》描写一个王家奴隶厨师的劳动情况时说：他很早就得起身为主人做饭，饭后还要劈柴、洗碗、打水，身体非常疲劳。有些碾米的女奴，常常工作到深夜。一年之内，不问天气，不问节日，奴隶们从来没有片刻的闲暇时间。解放奴隶要举行一种仪式，就是从奴隶肩上取下水瓮，然后打碎，表示奴隶已经解放。这说明，劳动确是奴隶的沉重负担。
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可以同牲畜一样买卖、抵押、交换。佛经文献在提到显贵之家财富时，常常把“仆从奴婢”
和“金银珠宝”、“象马猪羊”并列。奴隶主对奴隶可以随时拷打、加上锁链或打上烙印等。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人身自由，过着悲惨的苦难生活。
种姓制的进一步发展
种姓制（瓦尔那）和奴隶制是有区别的。奴隶制是古代印度居民的阶级关系，即从奴隶与奴隶主这两大阶级的阶级范畴来划分的；而种姓制是古代印度居民的等级关系，即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种姓的等级范畴来划分的。但这两者又不能截然分开。在四种姓中间包括奴隶主与奴隶这两大阶级的内容；反之，在奴隶与奴隶主中间也有种姓的区分。一般说来，作为奴隶主的主要是由婆罗门、刹帝利和大商人吠舍组成；而奴隶，主要是由首陀罗和贫困吠舍组成。但这不是说，只有低级种姓才能成为奴隶而高级种姓不会沦为奴隶。有时出身高级种姓的人因债务也有可能变为奴隶，但是法律总是力图不使高级种姓出身的人沦为债奴，因此，种姓制和奴隶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种姓制到帝国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各类法典以大量的条文记述了这种关系。为了巩固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严禁低级种姓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摩奴法典》规定：“低级出生者因贪欲而以高级种姓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这就固定了各种姓职业的世袭性，从而保证了高级种姓的特权。法典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强调各种姓都实行内婚制，禁止异姓通婚。特别是严禁低级种姓男子与高级种姓女子通婚。法典规定：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应处以体刑。首陀罗只能同首陀罗互相通婚。在《佛本生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理发师的儿子爱上了离车族的一个少女。他父亲劝告说：“我的儿子，你不要把愿望执著在办不到的事情上。你是理发师的儿子，属低级种姓（首陀罗），而离车族的少女属高级种姓（刹帝利），刹帝利的女儿是不能和你成亲的。”结果理发师的儿子在绝望中忧郁而死。这一故事鲜明地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阶级差别的森严。
这样，四种姓的不同地位便被固定下来。高级种姓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利益，在宗教社会生活方面，四种姓间都规定了严格的界限。这种界限在前三种姓雅利安人与第四种姓首陀罗之间最为严格。文献中提到“在宗教仪式上，首陀罗只能为高级种姓的人洗脚，因为他是由生主神的脚创造出来的。”首陀罗根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前三种姓）的宗教生活，即使听一听或看一看雅利安人的圣书《吠陀》也是不能容许的。法典规定：假若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假若他诵读《吠陀》，须割去他的舌头，各种姓间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也是少有的，而且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刑事方面来说，诸如侮辱罪、伤害罪、通奸罪、盗窃罪和杀人罪等在四种姓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以侮辱罪来说，法典规定：婆罗门侮辱了首陀罗只罚款几个钱；相反，如果首陀罗辱骂雅利安人时，要割断他的舌头。法律上的不平等关系还表现在民事方面。以债务为例：假若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如果债务人和债权人属同一种姓或属较低种姓，须以劳役偿还；相反，如果债务人高于债权人的种姓时，应逐渐偿还。法典这一规定旨在维护高级种姓不致因债务而沦为低级种姓的奴隶。
总之，法典关于种姓制度的一切规定都是为婆罗门和刹帝利等级服务的。前者垄断宗教大权，后者垄断军政大权，都属于统治阶级。第三种姓吠舍，原属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但随着阶级的分化，在吠舍种姓中间出现了一些富裕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也应列入统治阶级的行列。贫困化的吠舍则逐渐接近于首陀罗的地位，他们组成了当时的平民大众，其中也有不少人沦为奴隶，第四种姓首陀罗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或成为奴隶，或成为雇工，与贫苦的吠舍一起成为古代印度社会最受压迫、最受奴役的劳苦大众。
随着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首陀罗和吠舍种姓中间产生了许多从事不同职业的集团，如战车制造者、锻工、木匠、制革者、陶工等。这些不同的职业集团，在种姓制度的影响下，也各自逐渐地脱离原来的种姓而形成为一种独立集团，印度人称为“加蒂”。葡萄牙人侵入印度时误称为“卡斯塔”，现为世界通用的“卡斯特”一词即由卡斯塔一词而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称为“杂姓”。卡斯特在《摩奴法典》中记有五十多种，其中社会地位最低下、最受歧视的是旃荼罗（山林地区的落后部落）。他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接触的人。在《佛本生经》中曾提到某一年轻的婆罗门因饥饿而吃了同他一起赶路的旃荼罗的剩饭，事后想起自己是出身高贵的人，于是非常悔恨，食物和血一起从口中吐出而死，不仅接触旃荼罗或吃他们的东西被视为是玷污，就是看见了他们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佛本生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旃荼罗进城去卖他们的货物。在途中遇见两个贵族家的女儿。她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便返回家中，随后用香水洗自己的眼睛，因为旃荼罗玷污了她们的眼睛。这一故事真实地反映了旃荼罗的悲惨处境，法典对旃荼罗还有专门的规定：他们须住在村外；“他们的衣服应该是死人的衣服”；“他们只能用破容器吃饭”；“夜间不得在村里和城市里走动”；白天工作时，“须依国王的命令带着标识行走”。关于旃荼罗的职业问题，法典也有非常离奇的记述：他们只能搬运没有亲人的尸体或执行对犯人的处刑。这种既荒谬而又残暴的压迫形式，不仅在古代印度确实存在，而且经过中世纪的发展，一直延续到现代。今日印度大约有8000万所谓“贱民”即来源于此。
残酷的奴隶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必然引起奴隶和平民强烈的反抗。这一斗争史实，我们从佛教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反映。例如释迦牟尼在为波斯匿王圆梦时曾解释了这样一段梦相：“王梦见狐上金床，食用金器，后世人，贱者当贵，在金床上坐，食饮重味，贵族大姓，当给专使，良人作奴婢，奴婢为良人。”《摩奴法典》也有同样条文：假若国王不善于运用惩罚，“下层人就会占据上层人的位置。”这些记述无疑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让婆罗门的名字带来吉祥，让刹帝利的名字带来力量，让吠舍富裕，但是让首陀罗受到憎恶”。印度古代《摩奴法典》上的这一准则，正是印度种姓制度的真实写照。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的特征之一，它的形成源远流长。
大约公元前20世纪中叶，居住在中亚细亚一带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从印度北方的山口，先后侵入南亚次大陆，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并逐步征服了整个北印度。之后，他们由游牧逐渐转为定居农业，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雅利安人对达罗毗荼人的不断征服和奴役，以及雅利安人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在社会上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种姓”一词在印度的梵文中称为“瓦尔那”，意即颜色、品质。
古代印度分为四个地位不同的等级：婆罗门是僧侣贵族，掌握宗教神权，垄断文化，列为四种姓之首；刹帝利是军事贵族，握有军政大权，地位稍次一等；吠舍由雅利安人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首陀罗是一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从事农业、渔猎和各种技艺。
一般说来，婆罗门、刹帝利和商人吠舍构成奴隶主阶级，而首陀罗和贫困吠舍则处于奴隶的地位。
上等种姓为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编造了荒诞不经的神创种姓起源说。在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梨俱吠陀》的“普鲁沙赞歌”中写着：当诸神分割原始巨人普鲁沙时，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四个不同的等级：“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
他的双臂变成了罗惹尼亚（后改称刹帝利），他的双腿变成吠舍，
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
这一说法，为种姓制度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
统治阶级还竭力通过各种法经和法典来固定各种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中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
《摩奴法典》规定了各种姓的职业和义务，确认婆罗门是“一切创造物的主宰，”可以强迫首陀罗服劳役，可以夺取他们的一切；首陀罗不能占有土地，不能积累私产，其惟一的义务是“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务。”特别严禁低级种姓的人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低级出生者因贪欲而以高级种姓的职业为生，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应立即放逐之。”这就固定了各种姓职业的世袭性，使高级种姓的特权得以代代相传。
为了镇压低级种姓的反抗，刑罚的残酷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摩奴法典》规定：“低级种姓用肢体的哪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须将那一部分的肢体斩断，动手的要斩断手，动脚的要斩断脚，”杀死婆罗门的人要处死刑，但是高级种姓杀死首陀罗却可以用牲畜抵偿，或守戒六个月即可。
首陀罗地位卑微。他们不能与其他种姓的人同室而居，同席而坐，同桌而食，同井而饮，更不能通婚。《摩奴法典》规定，各种姓必须实行内婚制，倘若低种姓的男子娶高种姓的女子为妻，则被认作是大逆不道的“逆婚”，应处以体刑。印度古籍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理发师的儿子爱上了离车族的一个少女。他父亲劝告说：“我的儿子，你不要执意去做一件办不到的事情。你是理发师的儿子，属低级种姓（首陀罗），而离车族的少女属高级种姓（刹帝利），刹帝利的女儿是不会和你成亲的。”结果理发师的儿子在绝望中忧郁而死。
一条条法律，一条条规定，象一具具沉重的枷锁，套在奴隶们的脖子上。即使在宗教生活上，首陀罗也逃脱不了受人鄙视的厄运，他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甚至连看一看婆罗门的圣典《吠陀》也是不许可的。《摩奴法典》规定：“假若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耳中灌以溶化的锡或蜡”，“假若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假若他记忆《吠陀》原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这是多么残忍，多公不公平呵！
在严格的种姓制度下，每个种姓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种姓长、种姓长老会和种姓全体大会，处理有关种姓内部的事务，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遵守《摩奴法典》和本种姓的清规戒律，倘有触犯者，轻者受到处罚，重者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列，成为“贱民”。
贱民，据说是由异姓男女所生的子女组成的，又叫做“不可接触者”。他们不列入四种姓之内，其地位比首陀罗还低下。
贱民只能居住村外，穿死人的衣服，用破碗吃饭，只能从事最低贱的清道夫、刽子手或火葬场工人等职业。他们的灵魂是“污脏的”，连他们的影子、脚迹和痰都会带来亵渎。贱民只准中午出门，因为那时的身影不太长，不易碰着高级种姓的人。而且他们必须佩戴特殊的标记，一边嘴里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一边敲击某些器物，以提醒高等人种不要接触他们。倘若婆罗门接触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有个故事说，有个婆罗门看到一个贱民走过来，一边嚷着叫贱民走到下风头，一边自己赶紧走到上风头，以免吹到贱民身上的风再刮到自己身上，被风沾污。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血淋淋的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等级的划分掩盖了阶级关系，因而容易模糊阶级界限，在劳动人民之间形成隔阂和对立，不利于他们团结对敌；而且，种姓制度实行职业世袭，把生产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存在是造成印度社会长期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
这种罪恶的等级制度在印度流传了几千年。经过长期的演变，在四个种姓之外，又衍生出数以千计的亚种姓。印度独立后，曾颁布宪法，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但至今仍留有残迹。今天印度有一亿贱民，绝大部分是农村的贫雇农和城市和清洁工、搬运工和其他重体力劳动者。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除受一般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外，还受着被人歧视的种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