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文明——希腊文化的摇篮
谈到西方古代史，人们往往“言必称希腊”。可是一百多年前，许多学者认为古希腊的真正历史只能以公元前8世纪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开端。19世纪70年代，德国考古学者施里曼以他在迈锡尼等地的考古成就，大胆地向学术界提出挑战：公元前12至前9世纪的古希腊荷马时代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的历史！
这一宣告震动了全世界，也引起了英国学者伊文思的浓厚兴趣。他慕名拜访施里曼，并到迈锡尼作了实地考察，意外地发现迈锡尼的出土文物竟比荷马时代还要早得多。古希腊文化的渊源究竟在何方？伊文思陷入了沉思……。
有一次，他在雅典的一家古物店里发现了几个印有文字的小石印章。售货员告诉他这些印章来自克里特岛。他不禁想起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盛赞克里特的诗句：“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居民稠密，有数不清的数量，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对！要拨开传说的迷雾，必须亲自去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是爱琴海的第一大岛，扼欧、亚、非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要冲，北达希腊大陆、南通埃及、东至小亚细亚、西抵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许是因为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克里特岛荟萃了各地的文化成就，成为希腊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
1900年，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北部一座叫做克诺斯的山岗上正式开始发掘。没过多久，一座占地约六英亩的巨大宫殿渐渐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王宫依山而建，石板铺成的甬道连接着宫门和开阔的庭院。庭院四周宫室环抱。宫室大都是三层建筑，设有供水和排水设施，回廊曲折，千门百户，任何人进入宫门，都会眼花缭乱，陷入迷津。难怪这座克诺斯国王米诺斯的王宫在希腊的神话传说中素有“迷宫”之称。
米诺斯王宫最漂亮的地方为王后的居室。室内有上粗下细的圆形列柱，地面铺着石板，四周绘着一幅幅笔法熟练、形象生动的彩色壁画。彩画上飞鱼在碧波上掠水，彩禽在茂林中追逐，美丽的少女头戴花冠、身着飘逸的长裙轻歌曼舞，痁悍的斗牛士脚踏花鞋、身穿紧身腰衣在公牛背上翻腾，画面上处处洋溢着人间歌舞升平的欢乐景象。
米诺斯王宫的豪华建筑反映了克里特文化的光辉。宫中出土的大量青铜斧剑、金银器皿和彩绘陶器，制作精细、美观绚丽；当时已使用犁耕，农作物有大麦、小麦、豆类、葡萄和橄榄等；造船业颇为发达，强大的海军垄断了海上贸易，远航海船往返于爱琴诸岛、希腊、埃及、小亚细亚和西地中海之间；文字已经产生，写在泥版上的克里特线形文字A（线文甲）至今尚未译读成功。
克里特文化经过悠长的发展阶段，伊文思把它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公元前30至前20世纪，是金石并用的时期，岛上居民还过着氏族部落生活；第二期为公元前20至前16世纪，是青铜器时代，国家产生，米诺斯宫等宫殿建筑开始兴建，线形文字产生；第三期为公元前16至前12世纪，是克里特文化进入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全盛时期。
可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米诺斯宫遭到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浩劫。二百年后，横海而来的多利安人又对已经残败的克里特作了野蛮的破坏。克里特岛从此繁华荡尽，湮没于世。
克里特文化虽然衰落了，但是深受克里特文化影响的希腊南部迈锡尼文化，却一直保持到荷马时代的开始。
迈锡尼文明取名于南希腊的迈锡尼城，包括公元前15至前12世纪的迈锡尼和派罗斯等早期奴隶制城邦的文明，创始人是阿卡亚人。自从施里曼首次揭开迈锡尼的地下秘密之后，考古学家相继在这里发掘探索。他们根据当地墓坑的形状，把迈锡尼文化划为“竖井墓王朝”和“圆顶墓王朝”
两个时期。
竖井墓时期处于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国家尚未出现。竖井墓是握有权势、经济富有的氏族部落首领的墓地，墓中藏有大量精美的金银随葬品，如金酒杯、金面具、金盘等。有一种长不满尺的青铜短剑，制作精巧，一片剑面上雕有猎狮图，另一面雕着的野猫捕鸭图，这种精工刻镂的青铜剑显然是出于克里特的匠师之手。
公元前1500年左右，圆顶墓代替了竖井墓。圆顶墓是一种宏大富丽的石墓，墓前有通道，经墓门而入一圆顶厅，厅的一端又有小门通入墓室，有的圆顶直径达14公尺。圆顶墓被认为是国王的陵墓。
圆顶墓时期，迈锡尼文化兴旺发达，金银和陶器制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克里特的水平。特别珍贵的是几千块泥版文书的出土，使人们了解到迈锡尼人在克里特人线形文字A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线形文字B（线文乙），线文B属于希腊语。
线文B的泥版文字证明，当时的迈锡尼社会已是奴隶制社会。有了私有土地，有了男奴（do－e－re）和女奴（do－e－ra）的不同称呼，修筑了坚固的城堡宫殿。迈锡尼的石头城门——“狮子门”用四块巨石砌成，高达三米多，门顶上雕着的两头狮子，活龙活现，威武雄壮，它的残迹至今犹存。泰林斯王宫中的圆柱也是上粗下细，同米诺斯王宫的圆柱如出一辙；宫中壁画上的女子垂发束腰、穿着宽松的长裙，一望而知是典型的克里特的艺术风尚。
圆顶墓时期，国家机器已相当完备。最高统治者是国王，下有统帅军队的将军，并设立贵族会议和民众会。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公社长老负责收税，征集劳役，招募工匠等。
公元前12世纪初，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各邦联军，历十年之久攻陷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这便是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战后不久，一批过着游牧生活的北部希腊人——多利安人大举南侵，灭亡了迈锡尼诸国，迈锡尼文明在长期的攻掠中毁灭了。
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一脉相承，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兴衰沧桑，影响了周围的爱琴海地区，因此，人们把它们称作“爱琴文明”。
古代希腊概况
古代希腊的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诸多岛屿和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比现代的希腊共和国所辖面积稍大。
希腊半岛仅次于地中海的东部，地处巴尔干半岛的最南端，东濒爱琴海，西接爱奥尼亚海。从希腊半岛出发，向东可达小亚细亚半岛的西海岸，往东北则可穿越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到达黑海。希腊半岛按自然地理条件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北希腊包括伊庇鲁斯山地和色萨利平原。中希腊境内群山绵延，将该地区分为阿提卡、彼奥提亚等8个自然区。其中阿提卡是雅典城邦的所在地，在古代希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南希腊亦称伯罗奔尼撒半岛，包括阿哥斯、拉哥尼亚等地区，著名的斯巴达城邦就在拉哥尼亚境内。
古代希腊由于境内多山。除少数平原地区宜于种植谷物外，其他地区只能种植适于山地生长的葡萄、橄榄等。因此，古代希腊半岛居民所需的粮食，有很大部分需要从西西里岛、黑海沿岸，甚至从埃及舶入。但是，希腊半岛拥有丰富的大理石等矿产资源，又为其冶金、建筑等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希腊半岛的东部沿海地带，海岸曲折，多优良港湾，利于航海经商。爱琴海海上散布着数百个大小岛屿，其中最大的岛是克里特岛。该岛扼西亚、北非和南欧海上交通之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同时也是古代希腊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桥梁。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有与希腊半岛东海岸同样曲折的海岸线，也有许多优良的港湾，附近海面上散布着星罗棋布的岛屿。这一地区距西亚等文明最早发生的地区较近，是古代希腊与这些地区联系的中介地，对希腊古典文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传统说法，古代希腊半岛最早的居民是皮拉斯古人，海岛上的居民是勒勒吉人，他们是非希腊语族人。大约在公元前2000至前1200年左右，属于印欧语系的希腊语人从北方先后分三批进入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语人的诸部落占据了希腊各地。其中爱奥尼亚诸部落占据了中部希腊的阿提卡、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地区以及爱琴海中部诸岛，多利亚人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小亚细亚西海岸南部地区以及爱琴海南部诸岛。阿卡亚人则分布于伯罗奔尼撒的阿卡亚和阿卡地亚地区，希腊原有的土著居民逐渐被同化。
全部古代希腊史可以划分为五大阶段：爱琴文明（公元前2000—前1200）、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9世纪）、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古典时代（公元前5—前4世纪）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时代（公元前4世纪—公元2世纪）
爱琴文化是指爱琴海地区早期奴隶制城邦文明（或青铜文化），它包括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为主的两个阶段，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
公元前1200年前后，希腊语种的一支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毁灭了仅存在于爱琴海局部地区爱琴文明，导致希腊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暂时局部曲折。
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荷马时代”。
希腊奴隶制城邦形成时期，希腊人建立了许多城市国家，同时又通过广泛的殖民运动在海外建立许多殖民城邦。
斯巴达和雅典是两个典型。
古典时代是希腊奴隶制城邦繁荣时代，希波战争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战后，希腊大多数工商城邦的奴隶制经济、文化和民主政治出现了繁荣景象。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由盛变衰的重要历史转折。战后，由于奴隶制进一步发展，自由民贫富分化加剧以及城邦间的混战，使希腊城邦陷入危机而趋于衰落，终于被北方新兴的马其顿王国征服。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是亚历山大率希腊马其顿军队进行侵略波斯的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奴隶制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为三部分：托洛密埃及、安条克叙利亚、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本土，直至最后被罗马吞并。
爱琴文明
爱琴海区域的地理概况和居民
爱琴海区域是地中海东部一个独特的地区。它靠近北非、西南亚几个古文明的中心，东包小亚细亚西部沿海之地，西接希腊半岛，北经达达尼尔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通黑海。爱琴海中有480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其中以南边的克里特岛为最大。实际上，爱琴海倒像个“千岛之湖”。
这里海陆交错，舟楫往来便捷；而水光山色，启人遐想。
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当希腊人还没有南下、从游牧部族变为定居部族的时候，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就已经有一簇灿烂的古文明。这古文明的中心是在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地形狭长，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的宽度约为12公里至60公里不等。它横卧海上，是爱琴海地区的前沿。
关于爱琴海区域最早居民的部族属性问题，目前历史学家还不能确切地予以说明。一般的论断是：爱琴海区域最早的居民是来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大概与塞姆人有关，他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定居于此。嗣后随着地中海东岸一带部族的迁徙，又有许多新的部族移植过来。总之，爱琴海区域的居民在血缘上和语言上都是异常庞杂的。
爱琴文明的发现
古希腊的文明史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所谓爱琴文明就是指南希腊和爱琴海岛屿上的文明。在青铜时代，这些地区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产生了奴隶制国家。
爱琴文明的发现，是近代考古学上的一项重大成就。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佳，气候宜人，农产众多，林木茂盛；位于腓尼基与意大利、埃及与希腊之间，正是战略要冲，也是贸易重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这个地理的优越性，以及“它如何使得克里特王米诺斯获得了爱琴海帝国。”米诺斯的故事虽然被所有古典学者认为是真有其事，但是现代学者却斥为传说；并且直到六十年前，包括英国历史家格罗特在内，均认为爱琴海文明的历史乃是开始于多丽斯人的入侵或是奥林匹克竞技。
1871年至1890年间，德国学者谢里曼根据荷马史诗中吟咏的特洛伊战争，以及有关战争发动者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传说，先后对小亚细亚西部的特洛伊，南希腊的迈锡尼和太林斯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考古报告，引起了当时考古界的极大重视。一些考古学者开始试图寻找古代希腊神话中提到的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宫的遗址。
在1893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博士，在雅典买到了一些小石块，这是被希腊妇女戴在身上当护身符用的。他对于石块上面刻的象形文字甚感好奇，这些象形文字也没有一位学者懂得。为追溯这些石块的来源，他来到克里特岛，在岛上各处游荡，捡拾他认为是克里特古文字的样品。1900年春季，他雇了150个人，连续挖掘了九个星期，终于掘出了现代历史研究上最丰富的宝藏——米诺斯的宫殿。所有已知的任何古代遗物均无法与这个建筑的壮丽相比，它的外观与古代希腊故事中的迷宫完全一样。在这个宫殿以及其他废墟中，就好像是要证实伊文思的直觉一样，又发现了数千块图记和泥板，上面所刻的图形文字（线型文字A）是跟他最初发现于小石块上面的相同。消息传出后，来自各国的学者纷纷赶到克里特，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发掘工作，其后，一些学者又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爱琴文明的内容，终于使得湮没数千年的爱琴文明，重为世人所知。
由于爱琴文明的发现，使希腊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更古的时代，成为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爱琴文明的中心是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因此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起，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止，爱琴海地区的上古国家存在约八百年。
希腊城邦兴起
由村落到城邦
公元前12世纪，随着多里安人的入侵，希腊堕入“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农业为主，实行部落制和贵族政治，活动范围限于爱琴海区域，到公元前6世纪末，这一切都改变了。
荷马时代晚期，希腊已普遍使用铁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铁铧、铁锄、铁镰的应用，使农田得以深耕，丘陵被进一步开垦，耕地面积在不断扩大，粮食、葡萄、橄榄的种植都超出了过去的水平。手工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希腊的酿酒、榨油和制陶业在地中海世界已处于领先的地位。他们的造船业也很发达，这时已能建造三层桨座的快速远航船。农业的进步与手工业的多样化，加速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在一些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邦已出现集市，有了专做买卖的商人，商业活动的中心逐渐形成，城镇正在兴起。在公元前7世纪，有的城邦已开始铸造货币。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工商业城邦与地中海沿岸各地已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向外输出葡萄酒、橄榄酒、陶器等生活用品，输入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手工业原料和奴隶等。
社会劳动大分工导致了希腊社会的阶级大分裂，希腊人的氏族制度终于被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所代替。古代希腊人建立的是城邦国家，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把周围的若干村镇附属于城市国家的统治之下。这些城邦地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大的也不过数十万人，具有小国寡民的特色。当时，在希腊各地先后建立有二百多个城邦，其中最著名的有：小亚细亚西部沿岸的米利都和爱非斯（亦译以弗所）；中希腊的特尔斐与雅典；南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和斯巴达，等等。各城邦原则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也通过结盟的方式加强政治、军事上的联系，并奉较大的城邦为盟主。古代希腊人虽未建立统一的国家，但他们在语言文字、宗教节日活动、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方面都基本保持一致，并都自称是“希腊人”。
在城邦建立初期，各邦的政权都被氏族贵族独占。但在政体上分别采取了贵族共和、贵族寡头和君主专制等不同的形式。实行共和制的城邦往往通过贵族会议从贵族中选举出两名或数名执政官执政。执政官的任期有一定的年限，卸任后可进入贵族会议。在国家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事务时，可从执政宫中推选一人为总裁官（“埃修尼德”）。总裁官任职期限分别为半年、一年，或只以完成某件大事为限。在出现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一些城邦，还有过一种僭主政治（“僭主”意为依靠武力取得政权而建立的个人统治）。早期僭主政治常在反对贵族残暴的统治中出现，对社会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为数众多的希腊城邦中，最强大而又最重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在奴隶制的经济和政治上各代表一种类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希腊城邦集团的两个霸主。
由于各地区、部落条件、特点不同，希腊各城邦形成的具体过程也不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1.原迈锡尼文明地区，由于外族入侵，原有的城邦毁灭，重新在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或者在征服过程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国家，前者如彼奥提亚诸邦，后者如斯巴达城邦等。
2.由于公元前11世纪末多利亚人南下，引起希腊各部落迁移，在移民过程中形成的城邦；后来在大殖民运动中形成的城邦。前者如小亚细亚沿海的爱奥尼亚诸城，后者如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城邦。
3.迈锡尼文明时代尚未形成国家，也没有遭到外族的入侵，“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雅典是这类城邦中的典型。
城邦形成的原因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而具备这些天然条件，并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是供养如中东、印度和中国所建立的那种复杂的帝国组织所必需的。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把陆地隔成小块。因而，那种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地理政治中心，希腊人是没有的。入侵者入侵之后，在彼此隔离的村庄里安居下来。这些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
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策略地设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的移民，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气勃勃地独立不移。
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希腊触目皆是的天然屏障使货物难以运输，除了通过海上，而大海这时还不能保险地航行。而且，我们先前所说的多样性使得很小的一块区域对于希腊人这样对物质生活要求甚低的民族能够自足。这两个事实都导致一个方向：在希腊没有很多的经济依赖，在这国家各部分之间也没有足以将希腊人拉出小社区的相互驱动。
宗教也和城邦息息相关——虽然并非宗教的每一种形式。奥林匹斯诸神的确在全希腊都受崇拜，但每个城邦，就算没有自己的神衹，也有其独特的崇拜仪式。雅典娜在斯巴达也受崇拜，但对斯巴达人而言，雅典娜绝不是雅典人所说的“护城女神雅典娜”。因此在雅典，赫拉是专由女人崇拜的女神，是炉灶和家庭女神，但在阿耳戈斯，“阿耳戈斯的赫拉”是当地人民所崇拜的最高神衹。但除了这些奥林匹斯神以外，每个城邦还有其本地小品神，“英雄”和仙女，各按其古来即有的习俗加以崇拜，很难想象它们会在仪式展开地以外存在。因此，尽管有泛希腊的奥林匹斯神系，尽管有使得单纯部落的神衹对希腊人而言成为不可能的哲学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是可以说，城邦是个独立的宗教单位，一如政治单位。起码悲剧诗人仍会利用这种古老的信仰；这一座城市行将被征服，就说诸神离弃了它。神衹是城邦福祉之不可见的伙伴。
宗教与“政治”思想联系得也非常紧密，埃斯库罗斯的剧作《奥瑞斯忒亚》。这一三部曲就是围绕正义的观念而建构的。它从浑沌到秩序，从冲突到调和，同时抵达两个层面：人性的和神圣的。在第一部中，我们看到一种宇宙的道德法则，罪恶必须得到惩罚，这一法则以可能是最粗野的方式得到实现；为了报复一个罪恶，产生了另一个罪恶，怨怨相报，看来没有尽头——然而总是为宙斯所赞许。在第二部中，这一罪恶之链达到了高潮，此时奥瑞斯忒斯（主人公）替父报仇，杀死了母亲。他是怀着矛盾的心理犯下这罪行的，而指挥他去干的则是阿波罗，宙斯的儿子与代言人——为什么？因为克吕泰涅斯特拉谋害了她的丈夫阿伽门农王，这一罪行若不加惩罚，将会瓦解社会组织。奥林匹斯诸神所关注的是捍卫秩序，他们是专属城邦的神。然而奥瑞斯忒斯的弑母则超出了人类最深层的本能；因而他不见容于其他神衹：复仇女神。复仇女神对社会秩序毫无兴趣，却不容许践踏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她们的使命就是维护这种关系。在第三部中，古老的复仇女神与年轻的奥林匹斯神衹为这不幸的奥瑞斯忒斯发生了可怖的冲突。最后的解决是雅典娜带来了宙斯的一项新制度。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受命在卫城审讯奥瑞斯忒斯——他逃到此处寻求保护——这就是雅典最高法庭的第一次集会。两边的票数相等，于是，出于仁慈，奥瑞斯忒斯被判无罪。被骗走合法的牺牲品之后，复仇女神威胁要摧毁阿提卡，但雅典娜劝说她们以雅典为家，其古老的使命并未废除（如起初她们所设想的）而是得到了提升，因为从此她们将惩罚城邦中的暴力，而不仅仅是家庭中的暴力。
成熟的城邦是实现法律而不产生混乱的手段，因为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权威的主张也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整个三部曲结束于—幕令人难忘的欢庆场面。令人畏惧的复仇女神将她们的黑色裙袍换成红色的，不再是复仇女神，而是“仁慈者”；不再是宙斯的敌人，而是其意志与荣誉的代理人，是其完善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反对来自内部的暴力。在卫城下剧场之中，当着全体雅典公民的面——而且还是在公民司仪的引导下——她们步出剧场来到卫城另一处的新家。某个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难题得到了解决，而调解的手段就是城邦。城邦的尺度使得一个人可以向其他所有的人发出呼吁。当他觉得城邦的另一成员伤害了他，他就很自然地会这样做。希腊人普遍接受这样的假定：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个人是无法无天的，但城邦必须使错误得到改正。然而不是通过一套复杂的国家正义的机制，因为这样一部机器只能由个人来操作，他们会像最初的坏人一样不公正。受害的一方只有当他的冤屈让整个城邦的人了解，才会确信自己获得公正的对待。
殖民运动和殖民城市
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开始远涉重洋，在地中海和黑海的沿岸建立殖民地。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是其社会内部的原因所引起的。由于氏族纽带的崩解和阶级的分化，那些贫无立锥之地的人为了避免当奴隶的悲运，便纷纷到海外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有些政治上的野心家，也常常因为在政争中失败而离乡背井，到海外去开拓他们的新事业。而海上贸易的兴盛，也刺激了移民。这样，希腊的殖民者便舳舻相接，一批又一批地向海外拓殖。最初，希腊人的殖民仅具有垦殖的性质。接着，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殖民就意味着开拓新的市场和原料出产地。及至奴隶制盛行，希腊人的海外拓殖又兼有掠夺“蛮族”以充当奴隶的性质。
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是由希腊各城邦分头进行的。在东方，早期的希腊殖民者原已在小亚细亚的西部海岸上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米利都，它在公元前7至6世纪时成为希腊所有殖民地中的翘楚，在文化上实高于希腊本土。邻近的塞浦路斯岛，也成为希腊殖民者的乐园。向南，希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上建立了一个商站，叫做瑙克拉提斯，并且在非洲北岸的西里尼地方定居了下来。向西，希腊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开始定居于意大利半岛南部，先后建立了塔兰托、克罗顿、那不勒斯、丘米等城市。
希腊人移往意大利南部者甚众，以致后来罗马人竟把那地方称为“大希腊”。在西西里岛，希腊移民把原先移殖到那边的腓尼基人压缩到该岛的西北一隅之地，而在该岛东部建立了墨西拿、叙拉古等城市。后来，叙拉古曾一度发展为地中海西部最昌盛的城邦。现今法国南部的要港马赛，最初便是希腊殖民者所建的商站马赛利亚。希腊人更远航到现今西班牙的东部，在那边开采银矿，并且建立了萨贡顿等城市。向北，希腊的殖民者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定居于黑海沿岸。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黑海的四周便遍布了希腊人的殖民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刻松尼索斯和小亚细亚北面的西诺普。希腊人与西徐亚人有所接触，他们从黑海以北的地区取得了谷物、牲畜、蜂蜜、木材、琥珀和奴隶，并且在小亚细亚北部开采铁矿。希腊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黑海的海角上所建的拜占廷城，后来成为欧亚水陆交通的枢纽。罗马帝国后期的都城君士坦丁堡，便是在拜占廷的原址上建筑起来的。
在这些早期的殖民地中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们都不是出于贸易的目的而兴建的，它们不是“工厂”，殖民者所寻求的是土地。希腊的农民没有多少盈余，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家庭地块的划分很快就到了临界点，不再可能从事有效的种植，并且大块地产不知不觉地吞食着小块的土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常能在希腊听到，殖民运动就是一道安全阀。贫困的农民或许会放弃他母邦的那小块被蚕食或抵押的土地，到海外去捞一块无人耕种的土地——这样也会形成新的斗争，他和他的后代也许会富有，成为新城邦有土地的贵族，或者失败了，准备下一轮殖民或革命。
虽然首要的目的是土地而非贸易，但殖民运动的确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工业，以至于有些后期的殖民地眼睛盯着贸易而不是农业。有时新土地出产的作物与他们母邦不同，这样的殖民地就会让希腊人更多地与“蛮族”相接触，因为他们会有合乎希腊人需要的东西出售。在一些古老的贸易路线，比如从波罗的海开始的琥珀之路上，有些殖民地就靠近货源。因而货物的交换愈加兴旺，新的接触又会带来新的想法和新的技术。慢慢地，不引人注目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在有些地方远比其他地方为高。比如说，科林斯这座地理位置极其适合贸易的城市，就忙于建造船只，用黄铜制作物品，并且在陶器上发展出一种希腊人数百年未见的自然主义绘画风格，而不出30英里的阿卡迪亚村庄却丝毫没有受到这些新事物的影响。参与这场贸易与工业增长的其他城市有埃伊纳，埃维亚的卡尔西斯，以及伊奥尼亚的米利都。
埃维亚是因有历史时代第一场希腊战争而为人所关注，这场战争的对手是她的邻邦厄立特立亚，为了争夺邻近的利兰丁平原的控制权。其他许多城市各支持一边，对有争议的领土却没有明显的兴趣；看起来，商业的竞争已经开始扮演角色。
希腊词Apoikia字面上的意思是“远处的家”。无论怎么说，apoikia都不是母邦的扩展，也不对母邦有什么依赖，它是个全新的独立的机构。母邦组织了移民群体，也常常邀请其他城邦的人加入。母邦从自己的成员中挑选一位正式的领导，他将监督新土地的分配，并且会长久地被尊为创立者。通常在试图建立一个殖民地之前，要到德尔斐去求神谕。这不仅仅是针对各种未知危险的宗教设防。在希腊的全部宗教胜地中，德尔斐赢得高超卓越的地位，一年到头，全希腊各地——有时还有“蛮族”——都有人来此地求神谕，德尔菲的祭司对各处的情况也就相当熟悉（更不用说其重大的政治影响力）。
殖民地建立起来后，它与母邦的联系就纯然是宗教与情感的。公共炬台上燃烧着的圣火是从母邦传来的；母邦的公民来访，按理会有某种获得礼遇的特权；假如从这殖民地又去另创一殖民地，八成会邀请母邦提名一位创立者。严格的政治联系是不会有的，一座城市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是不自然不成体统的，但不算是反叛或脱离；因此希腊人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城市密布的希腊本土与伊奥尼亚流出，虽然将希腊的影响带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除了被迦太基人和伊达拉里亚人所控制的地区，但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希腊帝国或国家。只意味着独立的希腊城邦的数目大量地增加了——也意味着故乡的同情和争执也传得越来越远。希腊人的殖民活动，更刺激了希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如果说在这以前，希腊城市只不过是防卫设施和贵族的邸宅，这时它们却成为工商业的中心了。由于交换经济发展的需要，钱币便出现了。在最初，人们在经济交换中是“以物易物”，那种交换方式当然很不方便。后来人们便用金属做贸易的中介，因为金属一方面有它本身的价值，一方面又可作为表现其他商品中所含社会劳动量的尺度。很久以前，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用金块、银块或铜片、铁片做货币。但货币要尽到它在交换经济中的特殊职能，就必须有一种固定的质量和形式。到了公元前7世纪中，爱琴海区域便出现了金制或银制的钱币。
在公元前550年左右，小亚细亚西部吕底亚的国王克罗苏斯用金和银的合金铸造了一种钱币，流通甚广，于是人们就错误地把他当做钱币的发明者。其实在克罗苏斯以前，雅典和其他的希腊城邦早已开始铸造钱币了。
钱币的使用，在社会上引起严重的后果。它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急遽地破坏了昔日那种淳朴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速了社会上的阶级分化。一些握有金钱的高利贷者和工商业者，成为有权有势的特殊阶级。在公元前6世纪初，代表工商业贵族利益的雅典政治家梭伦竟公然说：“人的社会地位是由金钱造成的。”
氏族制度和货币经济是绝不相容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液一样，侵蚀着那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氏族组织。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当人们最初发明钱币的时候，他们没有料想到他们是在创造着一种新的社会权力。整个的社会，都必须向这无孔不入的权力屈膝。不管它的创造者知道不知道，愿意不愿意，这新的权力突然产生了。雅典人在各方面都感到货币经济在其青春时期的猛烈性。怎么办呢？旧的氏族组织不仅无力对付那货币权力的胜利进军，而且也绝对不能在它的范围内容纳钱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强迫收债等等新的花样。但是，那新的社会权力却根深蒂固了，什么善良的心愿，什么想回转到旧日平等时代去的渴望，都不能把金钱和高利贷驱逐出这个世界。希腊的氏族制度解体了，在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国家。
在为数众多的希腊城邦中，最强大而又最重要的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在奴隶制的经济和政治上各代表一种类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希腊城邦集团的两个霸主。
希腊城邦斯巴达
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半岛上出现了二百多个奴隶制国家。这种国家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镇所组成的所谓“城邦”，意即城市国家。斯巴达是其中最强大最重要的一个。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撤半岛的东南部。公元前12世纪左右，一批由多利亚人组成的希腊部落从希腊北部侵入伯罗奔尼撒，散居在被毁的斯巴达城附近的村落里，到公元前10至前9世纪，才由五个村落联合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这支入侵的多利亚人被称作斯巴达人。
斯巴达人不断用武力征服周围的居民。被征服者大多成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称作希洛人；一部分被驱逐到偏僻的山区和沿海地区，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生，承担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被称作庇里阿西人。斯巴达人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
国王有两个，平时主持祭祀；战时领兵出征。
长老会议是最高权力机构，由两个国王和二十八个年逾六十岁的长老组成，讨论决定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提交公民大会通过。
公民大会由国王主持，年满三十岁的斯巴达男子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对于长老会议的提议只有表决权而不进行讨论，表决时也只以呼声的高低来表示赞成与否。
公元前5世纪以后，一年一选的五人监察委员会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构，可以监察国王和公民的言行，拥有巨大的势力和职权，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斯巴达的土地和奴隶统归国有，斯巴达人长期过着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全国土地分成数千份，每个公民一份，不准买卖、转让或分割。份地由希洛人耕种，平均每七户希洛人供养一户斯巴达人。希洛人终年劳作，还被迫到军中服役，从事运输、修筑工事等劳役，有时也充当水手，可是得到的却是贫困、皮鞭和无尽的屈辱。
希洛人虽在法律上属国家所有，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他们，但可以任意伤害他们。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把希洛人灌醉，然后拖至公共场所，让斯巴达青年知道醉酒是怎么回事。希洛人即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说是要他们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的长官时常派遣大批身佩短剑的青年战士下乡，白天分散隐蔽起来，一到晚上，便奔向大道，屠杀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的人。这种制度称为“克里普提”，意思就是“秘密勤务”。
斯巴达没有建筑城墙，人民的身体便是斯巴达的城墙，青年的胸膛便是斯巴达的国防。为了镇压希洛人的反抗，为了向外扩张，斯巴达人用强大的军队筑起了一堵“人墙”。
斯巴达人的婴儿落地，先要接受长老的检查，强者生存，弱者弃之。随后，母亲用劣酒替婴儿浴身，经不起刺激的婴儿，则任其死去。幼儿七岁之前由母亲抚养，母亲从小注意培养他们不哭不闹，不怕黑暗与孤独的习惯，以便长大后成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勇猛战士。
男孩满七岁，离家编入儿童队，受严格的体育和军事训练。到十二岁，经过测验，升入少年队。测验那一天，国王、长官和斯巴达公民都来观看，测验项目之一是搏斗，儿童分成两队，教官一声令下，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一对对打成一团，你来我去，拼命要将对方推入濠沟，以显示自己的勇敢和狡诈。测验项目之二是挨打比赛，儿童们跪在神殿之前，任凭皮鞭的嗖嗖抽打，谁最能忍受痛苦，谁就是获胜者。编入少年队后，生活更严酷了，穿单衣，睡草垫，食物也很少，为的是让他们自己能向饥饿作斗争，他们还必须学会偷窃，在偷窃中训练敏捷和机智。
从二十岁起，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三十岁成亲，但每天仍得参加军训，直至六十岁才结束军事生活。
斯巴达的妇女虽不参军，但和男子同样从事体育锻炼。
斯巴达人认为，惟有刚强健壮的母亲才能生育刚强的战士。
在斯巴达母亲的眼里，儿子战死疆场或凯旋而归，则是母亲最大的光荣和安慰。
斯巴达人尚武轻文，文化程度很低，而且讷讷寡言。在它的历史上，没有语惊四座的演说家和口若悬河的雄辩家，也看不见雄伟的建筑和艺术珍品，只有寒光闪闪的刀剑和森严壁垒的军营。
公元前2世纪中叶，随着罗马统统在希腊的确立，斯巴达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国家。它位于伯罗奔尼撤半岛的南部，拉哥尼亚地区的幼洛他斯河谷。幼洛他斯河谷三面环山，南面临海，与外界交通不便。但是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丰富的铁矿和大片森林、草地，很早就有人在这里安身。公元前2000年代末期，斯巴达国家的建立者——一支希腊人部落，翻过高山，来到河谷，侵占了当地人的住处，而后又占据整个拉哥尼亚，把当地原有居民变作奴隶，称之为“希洛人”（意即俘虏），外来者在河谷中心地区建起斯巴达城，自称为“斯巴达人”。这样就出现了斯巴达国家。
在斯巴达国家里，居民主要有两类：斯巴达人和希洛人。斯巴达人是希腊征服者的后裔，他们是享有全权的公民，是国家的统治者；希洛人是当地被征服者的后裔，是受斯巴达人统治奴役的奴隶。据说，斯巴达国家初建立时，一个叫来库古的人为了使斯巴达人能永远保持统治者的地位，不致因内部分化而使力量削弱，于是努力使斯巴达人之间保持平等，不让他们发展财富或过奢华的生活。他把属于国家的土地平均分给每一个斯巴达家庭，不许买卖；同时，为禁止斯巴达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便发行笨重的铁币，代替金币和银币，使斯巴达人认为从事工商业是下贱、可耻的事，只有奴隶才去做；而为了随时准备镇压奴隶的反抗，在斯巴达人中长期保持着军事民主制阶段的尚武遗风。
斯巴达设有两个国王，他们在战时有无限的权力，在平时则共同处理国政，而且必须征求长老会议的同意。长老会议是由包括国王在内的三十位老人组成，他们是凭民众大会上欢呼声音的高低而当选，当选后则具有巨大的权力。人民无权讨论长老的决议，只有以叫喊声表示通过或拒绝。
在这样一个长期遗存军事民主制的国家里，一方面是由于部落生活的影响，一方面是镇压奴隶起义的需要，斯巴达国家力图把每一个斯巴达男子训练为百折不挠的战士，把每一个斯巴达女子训练成为养育战士的母亲。说来令人惊奇，几乎是从婴儿初生的日子起，这个锻炼就在开始。新生的婴儿必须经过长老的检查，长老认为健壮合格的，才准许父母养育，否则就命令抛弃到山峡里面去，免得他身体虚弱，长大了不能适应斯巴达严酷的军事生活，在别的国家，母亲给婴儿洗澡只用水，斯巴达人的母亲却用酒来洗刚刚出世的婴儿，她们以为这样可以考验孩子的体格：病弱的任他在酒里晕死，强健的在经过考验之后就可以变得像铁一样结实。对于孩子的养育，她们也有一套不同寻常的办法，她们不用襁褓或绷带，相信这样可以使孩子的四肢和形体自由发育；她们也不把好吃的食品给孩子；训练孩子不怕黑暗，不怕孤单，不急躁，不爱哭等等。男孩长到七岁，就要送到少年团队里去参加体育锻炼。他们几乎不学读和写，主要是进行艰苦锻炼，发展体力，训练敏捷和耐劳能力。人们常看到，男孩子们由一个年龄稍大的男孩带引，在烈日下长时间地行走在荆棘丛生的路上，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团队的训练也越也越严，他们总是剃光头，整年赤脚走路，穿极粗朴单薄的衣服，晚上睡在河边拣来的干草上，即便是冬天，也仅是再铺上一些蓟花絮，用以取暖，惟恐舒适的床，会使男孩子们变得懒惰。几乎所有的希腊历史书上都提到这样一个斯巴达儿童：这个孩子在上学路上抓到一只活狐狸，怕老师发现，就把它藏在上衣贴胸的地方。
上课时，狐狸开始用锋利的爪子在男孩子的胸部乱抓，尽管疼痛难忍，孩子却一丝不动，最后活活地让狐狸咬死。之后，凡经受痛苦而不哼一声的男孩就被誉为“小斯巴达”。
这个故事有几分真实我们且不去考证，但是，在斯巴达有意识地训练青少年忍耐痛苦的能力，倒是确有其事。每年，在亚特米斯（希腊女猎神）神坛前举行一次鞭打，不许儿童大声喊叫和啼哭求饶，越是忍得住鞭打的，就越被认为有毅力。斯巴达的儿童就是在这种棍棒教育中长大，没有欢乐，没有爱抚。不仅如此，更使人奇怪的是斯巴达人还训练他们的青少年偷窃。如果有人在行窃时没被人发现，则受到赞扬；凡在偷窃中被人捉住的，说明这个人太笨，太不机灵了，就要受到责罚。斯巴达人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训练青少年的敏捷和机智，更主要的是使斯巴达士兵在行军打仗时不至于挨饿。因为，斯巴达人外出打仗时，军队是不携带粮食的，也没有负责供给食物的军需官，士兵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偷窃本领去弄到食物，否则就要挨饿。
斯巴达人的教育培养了优良的战士，可是也使斯巴达人残酷、粗鲁、不文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希腊城邦雅典，富有的父亲总想把儿子教育得文采斐然，能诵诗，能辩论，能够出口成章，在公共场合可以语惊四座。在斯巴达，则完全不重视这种文化教育。他们要求青年人沉默寡言，不好文饰，只要青年人出言简当，就算达到了语文教育的目的。据说，“在斯巴达从男孩那里比从石像还难得听到声音。……男孩比女孩还娴静”。这种教育方式，与斯巴达的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斯巴达是清一色的军事国家，实行贵族专政，奴隶主阶级没有分化为经济利益不同的阶层，把青年训练成为雅典式的能够左右公民会议的政治家，远远没有把他们训练成为战士重要。
斯巴达青年到了二十岁则离开少年团队，开始军营生活，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斯巴达的战术主要是以步兵战为主，把军队编成方阵，每一个方阵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个。这种战术，胜败不仅依靠每一个战士的勇敢，而且还要依靠全阵组织和纪律的严密，为了保证方阵在战斗中进退娴熟，接应机敏，长期的操练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斯巴达青年战士的正规训练，定期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每个青年都必须在军中受训；三十岁后，他们可以成家，并住在自己家里，但他们还必须每日出操，和战士们一起进餐，为此按月交纳规定数量的粮食，直到六十岁，才可以结束军事生活。
斯巴达尚武的风气，也表现在对妇女的教育上。斯巴达的女孩子不像许多别的国家的女孩子一样被娇生惯养，而是和男子们同样进行体育锻炼。根据记载，斯巴达的少女必须练习格斗、赛跑、投铁环和掷标枪，目的是为了将来怀孕的婴儿可以在强壮的母体中长得更结实，发育得更好，而她们自己也会因体格健壮更能经得起分娩的痛苦。这样教育出来的妇女是刚强的，照斯巴达人的想法，惟有刚强的母亲才能生育刚强的战士。在斯巴达，做母亲的并不怕看到儿子在战争中负伤，她们所怕的是养出来的儿子太弱，在战场上丢了武器，身上没有一点伤痕，就退阵回到故里，这是要被人耻笑的。斯巴达的母亲常以儿子战死沙场而自豪，她们把斯巴达的荣辱看得比儿子的性命还重要。有一位母亲去询问战争的情况，别人告诉她，她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但她却说：“这并不是我要问的，我要问的是斯巴达人胜利了没有。”
这种严格训练的结果，斯巴达人被培养成勇敢善战、刻苦耐劳的战士，斯巴达的军队有良好的纪律，特别出色的优美姿势和武装。全体斯巴达战士一律配备有战马、短剑和盾，戴着盔，披挂着甲胄和护足。他们在战斗中永不退却，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此斯巴达的步兵被认为是全希腊最优秀的步兵，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无敌的，它的步兵方阵在南希腊享有常胜的威名，而且在全希腊都有举足轻重之势。
斯巴达独特的军事制度和它畸形发展的军事生活，使其拥有其他希腊城邦所不及的军事优势。斯巴达用几十年时间征服周围的地区，被征服的居民都沦为希洛人。到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已成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斯巴达又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几乎南希腊的全部国家都参加了同盟。同盟的职责是支持贵族寡头政治和镇压奴隶起义。斯巴达的军事寡头政治及尚武风气与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文采、雄辩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因为应付共同的敌人而形成短期联合外，它和雅典总是处于矛盾的地位。
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
在古代希腊，斯巴达是一个著名的奴隶制城邦，斯巴达的公民是十足的寄生阶级，他们既不从事农业和手工业，也不经营商业，全靠剥削一种叫做黑劳士的奴隶来过活。据古代希腊学者说，当时各城邦的奴隶人数，以斯巴达的黑劳士为最多。黑劳士制度是斯巴达通过征服邻近地区特别是征服美塞尼亚而发展起来的。
斯巴达城邦是多利亚人建立的。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部落从北希腊南下。其中一支来到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在斯巴达一带逐渐定居下来。他们成了斯巴达人。这些斯巴达人最初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当然也还没有奴役黑劳士的制度。随着原始公社的逐渐解体，约公元前9世纪，斯巴达人的国家开始发生。同时，斯巴达人逐渐向周围地区的阿哈伊亚人发动进攻，强迫被征服者接受他们的统治。据说，当斯巴达人征服南方沿海的黑劳士（Helos）城的时候，他们开始把那里的被征服者变为奴隶。
这种奴隶因地名而被称为黑劳士（Helos），而且斯巴达人把以后由征服得来的同类奴隶也照例称为黑劳士了。
斯巴达人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统一了拉哥尼亚，同时开始建立起剥削黑劳士的制度。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又对西边的邻邦美塞尼亚发动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公元前740—前720年）。
相传，这次战争是由这样一些事件引起的。两国边境上有一处神庙，逢时过节，双方的人们都来祭献。有一次双方的人发生流血冲突，斯巴达的一个国王也在冲突中死去。斯巴达人说，美塞尼亚人要污辱斯巴达的妇女，斯巴达王在阻止的过程中被杀。美塞尼亚人说，斯巴达人派出一些没有胡子的青年，男扮女装，身藏利刃，阴谋伤害美塞尼亚的一些上层人物，所以美塞尼亚人的行动是出于自卫。此外，一个斯巴达人骗取了一个美塞尼亚人的畜群，还杀了美塞尼亚人派来讨债的儿子。这个美塞尼亚人向斯巴达申诉无效，就决定一有机会就杀斯巴达人，以作为报复。斯巴达派使者要求美塞尼亚交出凶手。美塞尼亚方面表示和国人商议后再回答。在商量中，美塞尼亚内部两派人发生了流血的冲突，最后不向斯巴达屈服的一派胜利。他们遣使回答斯巴达人，要求把两国间的纠纷交托中间人来仲裁。斯巴达人表面不作答复，实际已秘密准备战斗，并发誓不论经过任何艰难曲折最终也要夺取美塞尼亚的土地。所以，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美塞尼亚有着比拉哥尼亚肥美得多的土地，刚刚征服拉哥尼亚并开始建立黑劳士制度的斯巴达人，对邻邦的土地起了贪心，企图把邻邦的人民变成黑劳士来奴役。
战争从斯巴达人突然袭取美塞尼亚边境上的一个小城镇开始。美塞尼亚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才开会商量对策，整军经武，准备抵抗。斯巴达人进攻美塞尼亚的城镇，因对方防守严密，不能得手。他们经过农村，赶走牲畜，掠取庄稼，但是不毁坏树木、房屋。他们心中已经认定，这些将来都是他们的财产。美塞尼亚人基本处于守势，但也伺机扰掠拉哥尼亚沿海地区和西部农田，作为报复。
三年以后，美塞尼亚人认为准备基本就绪，开始反攻。
斯巴达人从所占领的边境城镇出来迎击。美塞尼亚人选择地形崎岖之处作为战场，使斯巴达人的精良的步兵无所发挥其优势。斯巴达人不能取胜。美塞尼亚人又步步为营，使斯巴达人无法以突击取胜。于是斯巴达人被迫退回本国。
一年以后，斯巴达人再度侵入美塞尼亚，美塞尼亚奋起迎敌。开战之前，斯巴达王勉励部下毋忘决心征服美塞尼亚的誓言。美塞尼亚王则对部下说，这一战不仅为了保护土地和财产，而且如果战败，妻子儿女将被虏为奴，成年男子将受辱而死，神庙将遭抢劫，祖宅将被焚毁，所以宁可死战，也不能受此灾祸。接着双方展开激战。斯巴达人在军事训练和兵员人数上都占优势，美塞尼亚人则不惜牺牲，作了最英勇的奋战。鏖战到夜幕降临，双方胜负难分，只好暂停，次日双方虽然未继续开战，但是美塞尼亚方面情况开始逐渐恶化。财政发生困难，奴隶向斯巴达方面逃亡，疾病也发生了。于是美塞尼亚人被迫放弃内地城镇，退而据守伊托麦山。
战争持续地进行着。到第十三年，斯巴达人又大举进攻。美塞尼亚王埃夫法埃身先士卒，负了重伤。他虽不久因伤重致死，其行为却鼓励了美塞尼亚人的抵抗精神。随后，美塞尼亚人选举亚里斯托德摩斯为王。亚里斯托德摩斯照顾人民，尊重贵族，并与阿尔卡迪亚、阿尔哥斯、西居昂保持友好的关系。他采用小股作战的方法不断困扰斯巴达人。到亚里斯托德摩斯当政的第五年，双方都为长期战争的消耗感到焦急，于是又发生了一次大战。斯巴达人不仅倾全国之力，而且请了盟邦科林斯的军队。美塞尼亚方面则请了阿尔卡迪亚、阿尔哥斯和西居昂的援军。在战斗中，美塞尼亚方面的不同兵种配合得很好。结果斯巴达人战败。但是他们征服美塞尼亚之心不死，仍然伺机行动。到战争的第二十年，美塞尼亚方面力量消耗殆尽，亚里斯托德摩斯绝望，自杀殉国。这一年年底，美塞尼亚人为饥馑、匮乏所迫，撤离伊托麦山，退往邻国。不过，这只是美塞尼亚人中的不多的一部分。大多数美塞尼亚平民还散居在各自原来的居住地。斯巴达人夷平伊托麦山的堡塞，占领美塞尼亚，给公民们分配了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土地，迫使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将田地收成的一半交给斯巴达人。所以，由于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胜利，斯巴达的刚在拉哥尼亚发生的黑劳士制度在广阔的美塞尼亚地区扩展起来。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美塞尼亚人民不甘忍受斯巴达人的奴役。尤其是青年人，虽然没有经历以前的战争，却常怀着宁死也不能忍受奴役的气概。在美塞尼亚的青年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名叫亚里斯托麦涅斯。他秘密地组织群众，准备起义，并且和阿尔卡迪亚、阿尔哥斯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久起义爆发，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年代，古代希腊史家即有不同说法。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参与者是第二次战争参加者的祖父一代。所以这次战争约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
起义开始的第一年，双方在美塞尼亚的德拉伊地方打了一次大仗，结果难分胜负。亚里斯托麦涅斯在战斗中的超乎寻常的勇敢善战，博得了起义者的尊重。人们要推举他为美塞尼亚国王。他谢绝了，人们就拥戴他作为全权的大将军。
他也成了斯巴达人的所忌惮的一个带有传奇性的人物。据说，他曾乘夜潜入斯巴达城，在那里的雅典娜神庙上高悬一面盾牌，上面大书：“亚里斯托麦涅斯获自斯巴达人，谨以奉献女神。”
第二年，双方都请到了盟军，在名叫豕冢的地方举行会战。支持美塞尼亚人的有埃利斯人、阿尔卡迪亚人、阿尔哥斯人、西居昂人等，站在斯巴达人一边的有科林斯人等。在双方激战的过程中，亚里斯托麦涅斯率领一支由80名最精悍的美塞尼亚青年组成的突击队，首先冲向斯巴达国王亲率的军队，经过奋战击败了敌人。当斯巴达王领兵脱逃时，他就让其他部队承担追击任务，自己又领兵往战斗艰苦的地方去打击敌人。亚里斯托麦涅斯率先冲锋陷阵，击败斯巴达方面一支又一支队伍，最终使敌方全线溃败。斯巴达人伤亡惨重，士气沮丧，企图结束战争。据说由于一个名叫提尔塔伊奥斯的跛足诗人的鼓励，斯巴达人才坚持战斗下去。亚里斯托麦涅斯率领起义军在豕冢的大胜，使美塞尼亚人欣喜若狂。当他凯旋原驻地时，妇女们向他抛撒彩带、鲜花，为他高唱凯歌，热烈欢迎起义的英雄。这一战役以后，亚里斯托麦涅斯又一再向斯巴达人进行了奇袭和伏击。
战争的第三年，双方又在名叫大壕的地方展开一场大战。阿尔卡迪亚地区各城都出兵支援美塞尼亚人。但是斯巴达人已经暗中用金钱收买了阿尔卡迪亚人的君主和统帅亚里斯托克拉特斯。战斗尚未开始，亚里斯托克拉特斯就对部下阿尔卡迪亚人说，现在处境不妙，如果一旦战败，退路都成问题。他命令每一个阿尔卡迪亚人注意他发的信号，一见信号大家就立即逃跑。战斗刚刚开始，亚里斯托克拉特斯就命令阿尔卡迪亚人撤退，造成美塞尼亚人阵线方面的左翼和中翼空虚。而且他命令阿尔卡迪亚人逃跑时经过美塞尼亚人所坚持的右翼，以扰乱他们的阵脚，影响他们的士气。在这样情况下，斯巴达人毫无困难地对美塞尼亚人合了围。亚里斯托麦涅斯率众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形势无法扭转。这一役美塞尼亚方面伤亡惨重。以后亚里斯托麦涅斯纠合余众，带领大家放弃平原，退守埃伊拉山。斯巴达人满以为不久即可消灭这支起义军，结果起义又坚持了十多年。
亚里斯托麦涅斯知道已经没有力量组织大军同斯巴达人进行大战，就组织了一支300人的精兵，不时袭击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的斯巴达人，夺取谷物、牲畜和各种财物作为起义军的给养。他们的这种斗争策略使得斯巴达人深感头痛，据说竟然在战争结束以前一直不敢在美塞尼亚和与之毗邻的拉哥尼亚地带从事种植。这种说法虽然不免太夸大了，但也说明埃伊拉山起义军的存在总使斯巴达人不能在美塞尼亚安稳地建立起黑劳士制度。亚里斯托麦涅斯对斯巴达人的神出鬼没的袭击，有一些在古代就成了流传民间的传奇故事。据说有一次他在袭击斯巴达人的时候负伤被俘，斯巴达人把他和他的同伴投入一个四面绝壁的深谷。同伴都摔死了，他竟然独能不死。当他在谷底坐以待毙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从死者尸体上爬过。他捉住狐狸尾巴，跟着它找到出谷的孔道，把这个孔道扩大开来，他也就又逃回了埃伊拉出。这类故事不论其真实程度如何。总反映出美塞尼亚人民对自己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的热爱之情。
斯巴达人攻取埃伊拉山的行动不止一次失败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据说也就是埃伊拉山被围的第十一年），斯巴达人乘天下大雨美塞尼亚人难防的机会，突然进攻埃伊拉山。美塞尼亚人奋不顾身地进行抵抗，连妇女都起而助战。
战斗十分激烈。斯巴达军人多，就分批轮番作战。美塞尼亚人连续战斗了两天两夜，不能休息，也得不到饮食，到第三天已经精疲力竭。亚里斯托麦涅斯不得不组织撤退。他亲自率先突围，让自己的儿子和一些人断后。他们将残部撤退到了阿尔卡迪亚。
亚里斯托麦涅斯在阿尔卡迪亚又选出五百名美塞尼亚战士，准备乘斯巴达军还在埃伊拉未回之际，直接袭取斯巴达城。有300名阿尔卡迪亚人也准备参加。事刁因阿尔卡迪亚王亚里斯托克拉特斯将秘密露给斯巴达王而未成，不过亚里斯托克拉特斯也因叛卖事泄而为国人所杀。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又以斯巴达胜利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