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学卷》（12）

清园书屋笔札

《清园书屋笔札》[130]

(十题)

一、中国的脊梁

中国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

一九九二年撰记孙冶方零四年初秋

图为《清园书屋笔札》“中国的脊梁”篇

二、光与盐

记得小时一位学圣品人的长辈对我说：《圣经》上说的你要做世上的盐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为光还留下了行迹，而盐却将自己消融到人们的幸福中去了。作为中国的一个学人，我佩服那些争作中国建设之光的人，但我更愿意去赞美那些甘为中国文化建设之盐的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总是值得尊敬的。

一九九五年撰近思杂记第九篇甲申处暑后七日

三、无神论者的弥撒

不要对那些因改革屡遭失败和社会过于黑暗而成为激进主义的革命者加以嘲讽，他们往往是高尚的。他们为此付出牺牲也往往能够启迪后人。我尊敬他们，愿意像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一个无神论者的弥撒》中所写的主人公德斯普蓝医生一样，为那个和自己信仰相反的亡灵去祈祷、去祝福，但我不会因此改变我对激进主义的看法和态度。

一九九九年撰对“五四”的再认识答问零四年九月初

四、不作妄语，舌不焦烂

一位哲人曾经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我距此虽然还有较大的差距，在荆棘丛生的理论道路上一再蹉跌，但我没有放弃自己的向往和努力。一千多年前，鸠摩罗什作为一个异邦人来到中土，他以宗教的虔诚传译梵典，自称未作妄语，死后舌不焦烂。我觉得这种对待自己事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效法。

一九八九年撰思辨短简后记甲申处暑后

五、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育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衰败下去。

二○○三年为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题词甲申初秋

六、珍珠港纪念馆

我们在海湾中航行了十来分钟，到达了目的地。纪念馆像一艘卸了武装的战舰，我依靠船边的栏杆上，透过清澈的淡蓝海水，俯视下面一条条当年被炮火击沉的船只，沉船铁板上斑斑锈迹清楚可见。这些沉船躺在这里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它们好像在无声地诉说人世的沧桑和自己的悲惨经历。我默默面对这些历史见证的庞然巨物，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宛如凭吊古战场的苍茫之感。当我从怅惘中醒来，走回到甲板上，发现那里却是轻松愉快的，四周不断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散心，活泼的美国人不喜欢沉重。纪念馆的后面，相当于后舱部位，竖立着阵亡将士纪念碑。洁白的大理石墙面上，密密麻麻镌刻着阵亡将士的姓名。我请一位带着妻子女儿来参观的美国人给我拍照留念，他答应将来将照片寄给我。可是回国后，我一直没有收到这张照片。

二○○○年撰一九九一年回忆录零四年立秋后三日

图为《清园书屋笔札》“珍珠港纪念馆”篇

七、清华南院

清华园大门外有一条河，上面架着一座石桥，对面就是通向南院的道路。南院还是老样子，只是那条小河的河床更向下深陷了。二十年代清华国学院的三位导师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在南院住过，可是现在清华人已经没人知道这件事了。南院呈方形，北面东面是西式房屋，南面西面是中式房屋，中间有一广场，小时我们就在这片场地上玩耍。那是多么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啊。原来觉得十分宽阔的天地，现在变得狭小了，上面蔓草丛生，令人感到一片荒凉。昔日一同嬉戏的友伴大多已失去消息，不知他们是否还在人间。如果他们还在，祝福他们，愿他们幸福；而对于那些已故的亡灵，我也默默祈求，愿他们在地母的怀抱里安息。

一九九七年撰重返清华园二○○四年白露

图为《清园书屋笔札》“清华南院”篇

八、艺术的区别在哪里

艺术应是多样化的，我认为从希腊、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品并不过时，我一直喜爱它们。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

录自一九九五年撰写的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二○○四年七月

九、功夫深处却平夷

契诃夫似乎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用在情节的构思上。当时我正沉迷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世界。我不喜欢文学上的夸张、做作、矫饰和炫耀，陆游诗中说的“工夫深处却平夷”，正是我那时所追寻的境界。我认为质朴深沉比雕琢卖弄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才华。

录自一九九七年撰读莎剧时期的回顾○四年初秋

十、创作自由

龚自珍曾经说：庖丁之解牛，羿之射箭，僚之弄丸，伯牙之操琴，古之神技也。如果你对庖丁说，不许多割一刀，也不许少割一刀；对伯牙说，只许志于高山，不许志于流水；对羿和僚说，只许东顾，不许西逐，否则我就要鞭打你；那么这样一来四子的神技也就没有了。这是前人对创作自由的有力说明。

录自一九八○年撰向自由王国飞跃二○○四年十月

附：

《清园书屋笔札》序

中华书法，源远流长，宏博精深，以形、意、境叠次如人心。“形”者，字形与点画，书体与使转的规则，还包括书法的风规与器识。“义”者，字义与文意，书写的内容与内涵。“境”者，以“纵横有象”来表达书体的意态、书者的气度与风神，而臻人心的佳境。王元化先生是我们尊敬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以一种温厚的笔法，书录他的著作语要，书写敬正风雅的文人气息，文质而彬彬，可谓形美、义真，而入自在与感心之境。这种重书写内涵、重书之风神的学者书艺，正应为今日学界所推崇。当此《清园书屋笔札展》开幕之际，我院集辑出版《清园书屋笔札》，表示对他的崇敬之意，并以语要裨益学人，墨艺蕴育来者。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

(《清园书屋笔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

江陵图谱序[131]

清园王元化撰并书

江陵右乘巴蜀之势，左启吴会之衍，控江汉，摄云梦，北绾中州，南搤(扼)百越，江山形胜，天与名都。神禹导川，始奠荆州；帝舜南巡，厥土宜经。古史虽存涯略，然其迹况殊欠分明。西周昭王南征，舟人使之没于汉水，事见《史记正义》所引《帝王世纪》之文，语固不详，亦可概见荆楚之士时已卓尔崛起，为王威之所不可侮。

今文献之可徵者，春秋楚文王熊赀始都于此，号曰郢城。成王熊恽继位，建别宫于郢都之南，以渚宫称，其时已虎视中原，与齐桓晋文相抗衡，循至睥睨列国，问鼎宗周。战国中，其既有庄王焉，五霸之雄也。或启疆于筚路，或辟国以兵车，江黄夔邓，六蓼群舒，奉我冠带，隶我版图，实仓廪，治武库，国势之盛，康阜随之。屈子《哀郢》所谓州土平乐，江介遗风是也。

三楚文物凑集斯邦，近年地下发掘所得，其营建规制之恢闳，锦绣织物之工丽，钟鼎彝器之典雅，兵刃器用之精利，夸矜天下；与夫郢爰简策之属，具见其制度与食货之周备，令人悬度昔日之盛况。晚周之世，宇内名都堪与匹敌者，殆不足屈指也。

汉末中土云扰，京洛俊杰之士，避地南迁，以荆襄为乐土，一时人文之盛，为习凿齿辈所艳称。然以地居冲要，枢纽四方；复秉前代余烈，秦汉咸为重镇，汉末群雄驰逐，荆州为兵家必争。魏吴蜀鼎立之势，实系于荆州之得失。关羽十年坐镇于兹，勋名远播，城垣肇基，实奠斯时。其间争战遗址，亦以荆州为多。

东晋南渡，荆州仍为雄藩，屏障建业，控制上游。拥旌挥麈之士，纷集于此，历宋齐而益著。侯景之乱，元帝萧绎犹赖荆州而复延梁祚。嗣后萧誉据以为都，建后梁称帝凡三世。四百年后，高季兴父子兄弟又割据逞雄，抗衡汴洛，以荆南为国，历经五主，达五十七年。盖荆州自姬周至赵宋，为帝王都者凡四度。其间风云变幻，泥爪豁没，召馆之兴废，人物之聚散，即史乘所载，亦难毕述。纵经岁月兵燹之磨洗，今犹能依稀辨识周汉晋唐之旧迹，感盛业于既往，图奋起于来兹，顾不伟焉！

楚人刚毅沉雄，俊拔英特。托枝于华夏，独茂于禹域。非特三户亡秦，民气可式；抑且文采风流，辉熠今古。粤自先秦，楚文化既与《风》《雅》竞秀。汉兴以还，几于笼罩宇内，蔚为宗主。荆州为楚文化荟萃控纵之地，作育屈宋，胎息辞赋，金相玉质，百世无匹；中华文化，悉在陶冶之中。

历代人才鼎盛，英才辈出，于政事、学术、艺文，咸多建树，著籍于斯土者如岑文本之奕世显赫，冠冕初唐；张居正之一代风云，鼎鼐中明；智者大师撰天台经义，为象教巨擘；岑嘉州咏边塞以抒壮怀，称骚坛绝唱。至于游宦流寓之士，尤更仆难数。其流风余韵，足以增重斯邦者，比比皆是。抚古览胜，寻绎赏叹之余，傥或能求思之深乎。

余虽隶籍荆州，然自父辈即流寓他乡，向慕桑梓之情，无时或已，惟乡邦文物，实未曾识而熟谙。发皇潜德，力所不及，爰缀数语，以申游子拳拳怀土之忱。

庚辰年大暑后五日

(《清园存稿》，华宝斋书社2000年12月)

《胡铁生书法集》序

铁生先生自幼酷爱篆刻书画，其书法以习颜真卿画赞碑入手，复临秦汉六朝古碑，博采众长，自辟蹊径，真积力久，粲然发为艺苑奇葩。尝谓：“学一家书不过为人做奴婢。”故矢志于融通之道，不拘前人绳墨。观其法书篆书，则冶天发神谶碑笔法与琅琊台刻石造型于一体，结构谨严，风格遒劲。魏书则器宇开阔，元气淋漓，非一石一碑所能限。人称先生书法似千军万马严阵以待，又如豪杰搏战气贯长虹，令人奋发，令人向上。

先生画，法青藤雪箇，力主画有字意，以泼墨笔法写花鸟鱼虫，清新脱洒，舒卷自如，颇足以显其胸中丘壑。

先生于篆刻艺术，创三结合之论，即：篆隶结合，繁简结合，通用字与专用字结合。风格不拘于一体，造型不限于一碑，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卓然自成一家，使传统篆刻艺术为建设四化服务。

先生作品屡在国内外展览，报刊多有披载，今逢其八旬大寿，书店特汇编此集，嘱余赘数言，谨以为贺。

一九九○年初夏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32]

《舒同书法集》书后

《舒同书法集》即将问世，云飞同志嘱我写几句话。我对书法素未钻研，本来没有置喙的余地，只能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解放初期我曾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是舒同同志的老部下。对于那一段在他领导下的难忘岁月，我觉得也应该说一说自己的感怀。

舒同同志的书法，我是喜欢的。他的字像他的人一样，雍容大度而又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习，而自有一种精神内敛气度厚重的自然风韵。初看并不怎样吸引人，多看细看，则不由得会流连把玩，使人产生一种亲切感。这和时下流行的所谓龙飞凤舞的笔墨是大相径庭的。现也有人效法舒体，据说有的拍卖会还出现了伪托舒同亲笔的赝鼎之作。这些模仿品纵使在形似上可以乱真，但毕竟不能得其神髓。这正印证了前人所说的风格是人格的显现这句话。

舒同同志一直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作风，总是那样心平气和，从容不迫。他说话的声音很细，镇定、平稳，有些沙哑，没有光芒四射的谈锋，没有滔滔的雄辩，也没有抑扬顿挫的铿锵语调和大起大落的感情波澜。做报告时也像平时谈话一样，仍保持着这种本色，以致有些新调到部里来的青年，常说舒主任不会演讲。他们以为作报告的要诀就在于能言善辩，具有语惊四座的煽动力。那时我也常听他作报告，他的报告确实是平实的，不过道理说得明白，分寸掌握得准确。这也是一种风格。我甚至以为这种风格无形中影响了当时部里的工作作风。记得我调去不久，就发现部里安置了一位具有文字修养的老干部，担任一项特殊任务，专门审读各处室的对外发文(不是审查内容，而是斟酌遣词用语是否适当和有无语法错误等等)。大家开玩笑，把他叫做“挑错专家”。宣传部设立这样一个职务，不但前所未闻，以后也再没有听说过。今天回想起来，这一举措对于工作大有裨益，而我个人也由此受到了文字上的锻炼。懂得行文需掌握分寸，力求准确。还有一件事也是令我难忘的，这也是舒同同志的朴实作风在部里的反映。我不大了解后来他在山东主持省委工作的情况，但在华东局宣传部确实是这样的。那时在部务会议范围内传阅中央和地方文件，不是各自分头去看，而是每周集中一次，由机要秘书诵读。读毕还抽出时间，大家再简单地议一议。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读完各地向华东局发来的请示或汇报电文后，大家最关心的总是电文中所述情况是否有虚报或不实之处。这种务实精神至少可以使浮夸风受到遏制，成为不合法的东西。可惜后来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这一好传统很少见到了。

在华东局宣传部工作时期，我也有不适应的时候(我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没有整风审干的经验。第一次碰到三反五反运动，平时随便说说笑笑的同志，突然全都绷紧了脸。开会时空气顿然紧张起来，我感到很不习惯。一次会上大家说完，轮到我去批评那位我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我实在说不出，但又不能不说，而要说又不知说什么，既紧张又惶恐，憋了半天，哇一声哭了出来。一位同情我的同志批评我受到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总算结束了这种窘困局面。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后来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过关了)。舒同同志领导下的华东局宣传部是颇有人情味的。当上面提到的那个同志被隔离审查时，我还奉命去看望他，给他带去一部翻译作品供他阅读。这在后来的运动中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舒同同志本人在民主生活会上的检讨。这绝不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而是一板一眼认认真真进行的。大小会开了多少次，连驾驶员、警卫员、保姆都来参加了。意见提得毫无保留，他都静静地倾听，没有任何不豫之色。一位年轻的图书室管理员提出说，舒主任借去一套《鲁迅全集》快半年了，至今未还，是否要据为己有？话说得很尖锐，他仍静静地听着。过几天他就把《鲁迅全集》还了。当时党内这种民主空气，很使人向往。

舒同同志并不是一个软绵绵的人。据说他在党内曾有一个毛驴子作风的绰号。他的生平行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我听人说，一九四七年，他在新四军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曾深入虎穴，与敌军军长谈判，促成了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起义，从而对扭转敌强我弱的山东战局起了一定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革”中，已身陷囹圄，但不畏强暴，于一九七一年除夕，撰写“贺词”，犯颜直斥专案组，显示了凛然不屈的气节。这篇值得保留下来的文献，不久前由《文汇读书周报》(第五一零号)披载了。我读后多少有些惊讶，难道这种像烈火般灼人的激愤文字，竟出自被人认为一向温文和平的舒同同志笔下么？我几乎不敢相信。但这确是他写的。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具有一种宁折不挠的刚毅，尽管平时含而不露，但毕竟是他性格中的一个方面。

我认识舒同同志较晚，但我在调到华东局宣传部之前，有一件事使他注意到我。那时上海刚解放，我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编《时代》杂志。但我的组织关系被一位曾领导我多年的老同志扣住不转过来。后来姚溱同志告诉我，舒同同志由于看到了我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问及我的情况而表示关心，才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面解决了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他当时很忙，这件事他本可不管，但他还是关心到我这个和他素不相识的普通党员。这是使我颇为感动的。

今年是舒同同志八十晋九的华诞。为了庆贺他的书法集出版，也为了向他祝寿，谨以上面这些絮语作为献礼。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33]

《起潜先生书法选集》序

起潜先生以其近日法书展出作品若干帧，裒为一册，远道见示。金声玉振，大雅之作矣！先生乃吾国当代图书事业之开山人物，早年于艰厄苦困之际，与张菊生、叶揆初先生创办合众图书馆，集涓涓之水滴，汇为百川之美富，视今日沪上之图书馆，以一千万册之缥缃缣素，跻身为世界一流名馆，先生愿力之大、功业之巨，世人皆为之仰止。又吾国藏书事业家，实有一优良之传统，即于庋藏图籍之际，又校勘钞写、刻印刊布、编订目录，有功于竹简韦编、牙签锦轴，如卢文、鲍廷博、黄丕烈诸人是也。观先生所整理编定刊布之古籍，诸如《四当斋书目》《海盐张氏涉园》《番禺叶氏遐庵》，以及《合众图书馆丛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读史方舆纪要》等，无量之珍本秘籍，为千万化身，先生之有功于古籍，奄有前人之长而更博，然先生更于贯穿六籍百氏、区别品类、甲乙部居之际，又染翰临池，手钞缣易，数十年冥心穷讨法书之道。然则先生书艺之美，更非卢、鲍、黄诸家之所能侔矣。吾于先生法书之学，特以“雅量”一语品题之。《世说·雅量》篇云：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诸名士泛海戏。风起浪涌，诸人失色，便唱使还。太傅神怀方王，吟啸不言。风转急浪猛，太傅更貌闲意悦。于是审其雅量可以镇定天下。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植之学养、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现，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起潜先生将刊其书法集，属弁其端，因略说先生之人品与书道之关系，以见先生之成就，盖于文字之外有大者存焉，岂唯区区之私见云尔。

一九九六年冬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34]

《刘旦宅书画集》序

陆机《文赋》有“离方遁圆”一语，意思说在艺术表现中，须离方去说方，遁圆去说圆。《文心雕龙》称：“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意谓有一种幽微奥秘难以言传的意蕴，不要在艺术的表现中使之成为定势，而应当为想象留出回旋余地。此即画论所谓意到笔不到之旨。中国艺术重空白，空白不是无，而是在作品中，故意留出一些地方，不着笔墨，以求其尽得风流之妙。这种空白艺术在以自然模仿为本的西方写实画中是罕见的。刘勰《物色》篇有两句话，最能勾勒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特点：“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二语互文足义。这是指在创造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心既要随物以宛转，而作为审美客体的物也要与心而徘徊。心物交融，和谐默契，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才是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

一九九六年夏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35]

[1]参见陆晓光主编：《清园先生王元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原注)本文系摘录。

[2]全文见《抗战文艺论集》，洛蚀文编，(上海)文缘出版社1939年。该书影印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之一，由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洛蚀文”为王元化当时笔名。

[3]该序文作者“岳昭”为戴平万笔名。戴平万当时为王元化所属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的文学组组长。——编者

[4]该论集所收文章篇目及作者为：

第一辑关于抗战文艺：我们需要展开一个抗战文艺运动(周行)、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周扬)、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郭沫若等)、论持久战中的文化运动(以群)、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洛蚀文)、担负起我们的开拓者任务来(穆木天)、抗战后的中国文艺运动及其现状(欧阳凡海)、抗战时期的文学(周扬)、现实主义的抗战文艺论(祝秀侠)、再广现实主义(李南桌)、抗战文学的创作方法(林淡秋)、抗战文艺的战略(天佐)、关于抗战文艺(林琪)。

第二辑关于艺术大众化：关于“艺术大众化”(冯雪峰)、文艺大众化问题(茅盾)、抗战文学与大众化问题(林淡秋)、关于文学大众化问题(洛蚀文)、关于通俗文艺(穆木天)、怎样使文艺大众化(戴何勿)、谈通俗文艺(老舍)、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茅盾)、旧形式运用问题(杜埃)、唱本与地方文学的革新(周文)。

第三辑报告文学及其他：报告文学者的任务(周钢鸣)、抗战文学与报告文学(戴平万)、谈诗歌大众化(石榆、孙望)、建立抗战漫画的理论(胡考)、关于抗战演剧(舒非)、剧院建设的诸问题(钱堃)、略谈改良评剧(丁玲)、改良文明戏的集体意见(鹰隼等)、谈抗战歌曲(丰子恺)、推进歌咏的通俗化运动(朱绛)、绘画·音乐·戏剧(常任侠)。

附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趣旨(发起人)、抓住战斗的中国民族这个崭新的形象(冯乃超)、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鹿地亘)。

[5]《脚踪》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本。该丛书编辑委员会由巴金、楼适夷、林淡秋、柯灵等。(见该书中《〈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辑缘起》)

该文亦见《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6]亦见《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7]该文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原文附记)：本文中××符号是在当时环境下必须避讳的字眼，如：日寇、汉奸、汪逆、抗日……这些名词那时是不容在报刊上出现的。现仍其旧，不加改动，以保留当时的时代背景。

[9]该文“是组织上责成我写的一篇遵命文学”。(王元化《向着真实》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10]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1]《文艺漫谈》，上海通惠印书馆1947年版，是王元化第一本论文集。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6月出版。收入论文九篇，自1939年至1945年止。书名《文艺漫谈》及作者署名何典均系书店编者所拟。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刊行。(参见韦泱《漫谈王元化的〈文艺漫谈〉》，《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17日)。

[12]备参：《王元化集》卷一《〈写给吴步鼎的七封信〉小引》(2004)并两个附文：“蔡达君写给吴步鼎的信”(1945)与“吴步鼐写给王元化先生的信”(2004)。

[13]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4](原文附注)我与满涛在抗战胜利后，通过姜椿芳关系在上海《时代日报》创办了一个周刊，取名《热风》。这篇献词是我为这个周刊所写的发刊词。这个周刊办了几期即因当时一位领导的不满而停刊了。

[15]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6]亦见《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7]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8]该题《集外旧文钞》选有38篇，《王元化集》卷一选有104篇。这里从中选录10篇。——编者

[19]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0]该题《集外旧文钞》与《王元化集》卷一选有12篇，这里从中选录4篇。——编者

[21]亦见《王元化集》卷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2](原文“补记”)本文发表后，报馆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春瑜先生给我的来信。信中说：“……我藏有阿英先生在盐城抗日根据地编的《新时期》两本，其中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册上，载有阿英亲自写的书汛，现将此页复印寄上。由此可知辛劳还有《栅栏草》，也可断定他被韩德勤抓去，也并非是抗战之后。……”这封信可纠正辛劳于抗战后被抓去遇害这一说法之误，信中附来复印剪报，题名《华中根据地出版书录》，署名“英”。这篇简讯共三则，最后一则标题为《栅栏草》，其文如下：“辛劳著。诗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刊。收诗四篇：‘在月夜’‘五月十四日’‘小夜曲’及‘插秧女’。皆作者在韩德勤省府狱中作。油印本。”(同年九月二十日)

[23]亦见《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4]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5]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6][26](原注)本文是我在贺绿汀哀思会上的发言记录。

[27](原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8]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29](原注)见《约翰·克利斯朵夫》。

[30](原注)《贝多芬传》。

[31]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2](原文附注)本文原来的标题是《世界观·倾向性·人格力量》。现在发表的是原文摘要，笔者只作了删除，未作增补

[33]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4](原注)伏契克，捷克斯洛伐克党员作家，二次大战在德国法西斯占领下的捷克从事地下活动，为敌人逮捕下狱，被判死刑。临刑前，他在狱中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绞刑架下的报告》。

[35]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6]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37](原注)《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用满涛的译文。

[38](原注)《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39]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0]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1]亦载《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该篇题作“历史会为它们作证”。

[42]节录自《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第一部分)，亦见《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现标题据《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3]节录自《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第三部分)，亦见《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现标题据《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44]节录自《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第四部分)，亦见《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及《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现标题据《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45]原注：“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的一次文艺理论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6页)

[46]本文节录自《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标题为该文中原有。亦见《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收入《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时标题改作“向自由王国飞跃”，文字亦有删订。

[47](原注)本篇是笔者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在《文汇读书周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本文据该报的记录整理而成。

[48]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49]该文原为《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第四部分)，原注：“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1982年五月五日举行的一次文艺理论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50]亦见《文学沉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现标题据《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51](原注)《文艺报》于一九八○年末《天云山传奇》拍摄完成放映前，请影协上海分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本文系作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52](原注)本文是根据上海广播电台记者朱慰慈一九八八年三月中旬对作者的采访记录改写成的。收入本集时经过压缩。

[53]该文原为访谈录形式，题作《论样板戏及其他》，见《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4月。又《清园谈戏录》，上海书店2007年1月所录《谈样板戏及其他》一文，增加了1990年后讨论京剧文化的内容等，后者参阅本书“清园谈戏录”辑。

[54]亦见《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4月与《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55]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56]亦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57]亦见《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清园论学集》《王元化集》卷二。

[58]该文为《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之一节。

[59]亦见《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0]该文为《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之节录，原文系作者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的一次文艺理论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61]亦见《王元化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2](原注)本文原是答《社会科学报》记者问。

[63]亦见《传统与反传统》，标题为“新思潮与新成果”，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4月、《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4]原文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即《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这里节录的是其中第一部分。——编者

[65]《王元化集》卷二“关于采用政治概念问题”为该文节录。

[66]指《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该文原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讲话。——编者

[67]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68]该文原为1986年4月在《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上讲话(《关于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之部分。

[69]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0]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1]“作者补录”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2](原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研讨会于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文系据我在大会所致开幕词略加整理而成。

[73]亦见《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4]亦见《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5]亦见《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6]亦见《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77]原为《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篇的附释之三。该文在1992年修订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中删除，在2007年版的《读文心雕龙》与《王元化集》卷四所录《文心雕龙讲疏》中再度修订恢复。——编者

[78]亦见《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

[79]亦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0]亦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读文心雕龙》，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1]亦见《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2]《文心雕龙讲疏》日文本为日本汉学家冈村繁教授主编的《王元化著作集》三卷之第一卷，日本汲古书院2005年4月。另两卷为《思辨随笔》，汲古书院2008年3月、《九十年代反思录》，汲古书院2010年3月。

[83]亦见《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4]亦见《王元化集》卷四，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5]《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封面题签张光年，主编杨明照，副主编林其锬(执行)、萧华荣。编委会编委：王元化、王运熙、牟世金、林其锬、俞子林、徐中玉、张少康、杨明照、詹锳、萧华荣。特约编委：(日本)冈村繁、兴膳宏、安东谅、笠征；(瑞典)罗多弼、夏谷；(前苏联)李谢维奇、戈雷金娜；(意大利)珊德拉；(香港)黄维梁、陈耀南。

[86]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7]亦见《莎剧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88](原注)胡适对莎士比亚的责备，使人想到莎剧最早评论者德莱登承袭英国复辟时期的议论：“他时常是单调的、乏味的。他的喜剧的智慧陷入了生硬，他的豪言壮语陷入了夸大。”而胡适斥责《奥瑟罗》的话，更接近十七世纪评论家汤姆士·雷默尔的论调。雷默尔是这样谴责《奥瑟罗》的：“这出戏里有着一些噱头，一些诙谐与乱糟糟的喜剧才智，一些炫夸，和一些迎合观众的模仿。可是它的悲剧部分只是一种流血的闹剧，并且是淡而无味的。”笔者未能查考，不知胡适是否曾受到这类评论的影响。

[89](原注)最近我找到我所引用的这段话的原文：“倾向自身应当不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主要地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血中；最要紧的是，它应当是一种感觉，一种本能，只有那样，它才是一个自觉的观念；倾向非要像艺术本身那样生发出来不可。一种从书中取出来的或从别人听来的观念，即使照应有的样子受到理解，但是并未被你彻底同化，并未受你自己的人格印证，不仅对诗的活动，就是对所有文学活动，都是一种不生产的本钱。”

[90]亦见《莎剧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读莎士比亚》，上海书店2008年1月。

[91]亦见《莎剧解读》，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读莎士比亚》，上海书店2008年1月。

[92]该文为张可去世后王元化写的送别文。原文附有讣告如下：

王元化先生的夫人、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张可八月六日上午九点二十五分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八十七岁。八月九日上午九点将在龙华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八月十二日上午十点将在徐家汇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张可追思仪式。

[93](原注)尤金·奥尼尔(EugeneO’Neill)是美国最著名的戏剧家，名优JamesO’Neill的儿子，生于一八八八年。他到七岁为止，一直跟着他父母在各处游历。此后进了学校，最后一年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完的。后来过着多年的漂泊和冒险的生涯，有探金者、戏子、水手和售货员各种不同的生活经验。他的足迹踏遍北美、南美、英国、南非洲各处。他关于海上生活和水手经历的丰富知识显露在他早年的几个剧本里。

经历了海上生活之后，他又随他父亲出去卖艺，并且自己也做过戏子。后来他在新英报馆找得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位。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书，他决然投身戏剧运动。他的处女作发表在TheSmartSet杂志上。那时候该杂志的编者是L.孟肯，他赏识了O’Neill的天才，鼓励他从事写作。

[94]亦见《王元化集》卷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95](原注)本文曾以《模仿·作风·风格》为题发表在《上海文学》1982年2月号上。

[96]亦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97]该文为《思辨发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序文的节录。

[98]《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该文标题为“老年爱”。

[99]《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该文标题为“谈约翰·克利斯朵夫”。

[100]亦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

[101]原文有十二节，篇幅近两万五千字，这里节录的是前三节。——编者

[102]亦见《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清园谈戏录》该文题为“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王元化集》卷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03]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04]亦见《清园谈戏录》，上海书店2007年1月。

[105](原注)王元化先生很欣赏杨宝森。一九五二年，他在华东局文艺处工作时，正好赶上杨宝森在百乐门演出全部《伍子胥》，他特地包了两排座位，让大家去看了。那个时候，杨的戏上座不好，他是诚心去捧场的。

[106](原注)早年，程长庚、汪桂芬常将这几折戏串联演出，名《鼎盛春秋》。杨宝森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其组班宝华社时如是首演。

[107](原注)王先生这里记忆有误，快原板前，即唱“心中有事难合眼”一段时，伍子胥便已经换“黪三”了，此段唱罢，再换“白三”。

[108](原注)此文曾以《清园谈话录·十》标题刊于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民晚报》。

[109](原注)此文曾以《清园谈话录·十一》标题刊于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民晚报》。

[110]《京剧〈伍子胥〉》亦见《王元化集》卷七，《由伍子胥所想到的》另见《王元化集》卷六。

[111](原注)本人口述李舒笔录。此文曾以《也为折子戏呼吁》为题，先后刊于二○○五年四月十四日《新民晚报》及第四卷《艺坛》。

[112]《王元化集》卷七该文题为“也为折子戏呼吁”。

[113](原注)此文原以《清园谈话录·二》标题刊于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新民晚报》。

[114]《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该文题为“谈戏曲流派”。

[115](原注)此文原以《清园谈话录·六》标题刊于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民晚报》。

[116]《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该文题为“谈丑戏”。

[117]《余叔岩研究》，翁思再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18]赵莱静、杨乡编：《杨村彬艺术世界》，上海文艺出版1995年版。

[119]该文见《清园谈戏录》一书扉页，为作者书法手迹图片。亦见《吴石坚戏曲论文集》，作家出版社2001年、《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0]《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该文题为“清华老校歌”。

[121]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2]《怎样欣赏中国诗词》的英文题为HowtoAppreciateChinesePoetry，作者王芳荃(1880—1975，字维周)为王元化父亲。成稿于1974年，作者时年94岁，故该书稿封面署名“九四老人”。王芳荃先生早年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是清华大学最早一批教师之一。本文所据为华东师范大学王元化研究中心所藏该手稿的照相电子版，原文为繁体字。

[123]亦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题作“记王瑶”。

[124]原文初刊时有副标题“纪念郭绍虞先生百年冥诞”。——编者

[125]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

[126]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127]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8]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29]亦见《王元化集》卷六，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0]王元化著：《清园书屋笔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

[131]参见陈礼荣《王元化的乡情——关于〈王元化集〉一篇佚文的往事述略》，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10期。

[132]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3]《王元化集》卷七“记解放前的一段经历”一文为本篇之摘录。

[134]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135]亦见《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