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学卷》（11）
汪公严与清华校歌
汪公严与清华校歌
汪健君先生已年逾九十，来信由别人代书。内容很简单，但附有其先君公严夫子于二十年代在清华教书时，为清华所撰校歌(后李增德又为我抄来一份，两份文字相同)。其词如下：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我校庄严，巍然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大同爰跻，祖国以光。莘莘学子来远方，莘莘学子来远方，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自强，自强，行健不息须自强。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新旧合冶，殊途同归，肴核仁义，闻道日肥。服膺守善心无违，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就下众水归，学问笃实生光辉。光辉，光辉，学问笃实生光辉。
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孰介绍是，吾校之功，同仁一视，泱泱大风。水木清华众秀钟，水木清华众秀钟，万悃如一矢以忠，赫赫吾校名无穷。无穷，无穷，赫赫吾校名无穷。
小时居清华园，每逢节日盛典，学生聚会大礼堂，一开始全体起立，唱校歌。我们这些员工子弟，参加节日聚会时，也同大学生一起唱校歌。所以清华园的孩子们都会唱校歌。上面的清华校歌大约作于二十年代初，由汪公严作词，何林一夫人作曲。我曾问过现在清华的许多人，他们都不知道了。(一九八四年我在广东从化疗养，邂逅高士奇，我们曾在一起唱过。)至今我还很清楚记得在挤满黑压压人群的大礼堂里，一起唱校歌的情景。气氛十分庄严，我们也屏着呼吸，一本正经跟着唱。但只唱完第一节就结束。现在我才知道校歌后面还有两节。
一九九七年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120]
记汪公严
一
我早就想写一点纪念先师汪公严先生的文字，迟迟未能下笔，原因有二：一是我虽然曾由父亲领去向先生问学求教约一年，但算不上是先生的一名正式弟子。从辈分上来讲，他和我父亲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清华同事，但又有师生之谊，我父亲曾向他学过画，学过古文。汪先生比我年长半个世纪。那时，我已二十多岁，请父亲央求他抽出时间允许我去问学，蒙他应允了。因此，我觉得我称他为师，多少有些冒昧。其二是，我向汪先生求教时，他年事已高，我不敢多坐，课程一完，就匆匆告辞，交谈少，对他的情况也就知道的少。倘写文纪念他，难免会空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写信给汪先生的长公子健君先生，请他提供些资料给我。那时健君先生已年高，退休在清华园。他曾回信给我说，体弱记忆不好，无法应命。但又说，他二弟复强先生手中有些资料。数年前，复强先生到大陆探亲访友，我们见了面，才知道复强先生编有汪先生自记年谱等资料。他返台后不久，即将这些资料复制给我。这些资料，倘再加整理即可汇编成册，这是让人全面理解先生为人治学的好办法，但目前一时尚难做到。所以，我只能在这篇小小的纪念文中，将复强先生所编的资料作为先生的小传摘写如下。
公严先生(又字巩庵)，于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生于广西桂林文昌门内之福旺街，母亲徐平之夫人为他取名鸾翔。先生六岁时在家塾读书，父母课以四书、毛诗、唐诗等。
十二岁，先生父亲云臣公因滇督之聘由桂赴滇，临行勉之曰：“人生须有实学，乃能做事。年少科第，非汝福也。汝之经尚未卒业，且须全读之，不必汲汲赴乡试。”先生遂遵命家居读书。先生母亲徐夫人查诸经中有未读毕者，令补之，且取毛诗三百首口授之。在《自记年谱资料》中，先生把当时读毛诗的情景描述得甚为生动：“风雨潇潇，一灯如豆。风声、雨声、鸡声与读书声关相唱和，(先母)必责令全部皆能背诵乃已。”同时又记：“先外祖母傅太宜人亦娴诗学，自余幼时即以唐诗三百首授之。至是时，仍责以时时背诵。”又记曰：“余补读初完，而先父亦自滇回桂。遂于光绪十三年丁亥春，携余游广州。中遇浏阳欧阳蔼臣(学凤)先生课以程朱之学。余始知人生尚有圣贤之学。”
十四岁，先生应童子试，屡列前茅。这一段《资料》记有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最后一场，先生文成尚有余纸，乃画梅一枝于其上，戏问试官：“此梅佳否？”学使詹希伯(嗣贤)大宗师，顾而笑曰：“试场命汝作文，非作画也。汝犯场规矣。明年汝来考古学，并来取秀才可乎。”略一品味这段话，可见先生性格潇洒，颇具幽默感。从《资料》中还可看出先生自幼性喜自然，好作画，亦善于作画。先生后来在清华教书时，教职员中，向他学画者络绎不绝，家父曾携清华美籍教员麻伦向先生学画。至今，我家仍藏有先生所作的尺方山水画近十幅。那时先生因索画者甚多，遂订“画约”。我想先生对绘事的爱好是出于天性。先生四岁住福旺街时，院中有无花果树一株，又栀子、天竺、筋竹各一丛，先生时攀树取果，或种花果其下，是为最大乐趣。
十七岁，腊月，返桂林应广雅书院招考。次年十八岁，榜发，列第一名。时梁节庵为广雅书院山长，任先生为西斋斋长(案：斋是学生宿舍的通称)。又越一年，义乌朱蓉生(一新)鼎甫继任山长，后朱先生将院中师生问答辑为《无邪堂答问》一书，共五卷。先生特在《资料》中记曰：“余独占一卷。”解放前，我曾在北京琉璃厂购得广雅书院所刊此书原本。书中不仅可见朱一新学问渊深，同时还可以从先生提到的那一卷答问中看出他年轻时好学深思、文思睿敏。此事我在拙著《九十年代日记》中曾有记述。
二十一岁，请假回桂乡试，首题成文逾八百字(案：当时考试文不可过八百)，正主事拟摒弗取，副主事见文中有道学、儒林、文苑之殊途句，讶曰：“此语非曾读宋史者不能道。”又笑曰：“此人于时文中敢用杜句，非诗人亦狂生矣。”几位试官争议后，再三斟酌，终将此卷由抡元降为第四。
二十二岁，入京。参加康有为“强学会”，渐倾心于新学。从湖南晏孝儒习算学。凡有西学新译诸书，必购，自行研读，用力极勤。
二十五岁，父亲病故后，数年中，历就家教席。
二十七岁，得张之洞电调入鄂，遂留张幕，与海门周彦昇(家碌)共编辑《劝学篇》，越三月《劝学篇》成。(案：此事多为人所不知)
二十八岁，保送经济特科，赴试不第，曾参与康有为之保国会。戊戌事变，“六君子”被难后，避嫌出京。
三十五岁，母亲病故后，仍返武昌供职。在岳丈纪钜维(案：系纪昀后人)为总监之文普通学堂任教。十二月，调北京学部任审定科行走，复兼任北京第一师范优级选科物理化学教员。
四十一岁，武昌起义后，避居天津俄租界，曾拟改名“遗”。次年任天津法政学院地理教员，复得兼保定高等师范史地部主任教员。乃仆仆于津京保之间。越明年自津迁返北京。
四十八岁，一九一八年，由梁节庵荐在清华学堂任教，授高等科、中等科国文。一九二○年，先生为清华学堂撰写校歌歌词，由何林一夫人配制乐曲。一九二一年，在清华国学部授中国哲学(含伦理)及国文。开始在家中授徒绘画，与京中书画文词之士日增往来。李响泉、萧愻、许宝蘅、曹经沅、梁漱溟、傅巍棻则过从较密。(案：《资料》中称“梁漱溟于是年结婚”，复强先生复制给我的其他资料中有梁漱溟致先生的信一件。)一九二三年，清华留美专科及女生之考试中地理试题及阅卷均由先生担任。至一九二八年五十八岁时，清华数易校长，罗家伦来，乃离去，(案：当时离去的人颇多，我父亲亦为其中之一。先生在清华前后约十年)任保定河北大学教职。
六十四岁，一九三四年，与陈曾寿携行至伪满长春授溥仪数理化等科。
七十一岁，一九四一年自东辞归，回北京，居兵马司中横街九号。一九四六年，我在北平任教时，曾向先生问学求教约两年。
此后，先生年逾古稀，活动不多，只有以下数事可记。一九四七年，先生七十七岁时，尤应邱石冥之请，去近邻南横街盆儿胡同十一号京华美术专科学校授课。一九四九年，七十九岁，八月，逆产管理局下令迁居，辗转半年，终于迁至清华大学西院四十一号。一九五三年，八十二岁，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先生逝世于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晨，享年九十二岁。
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二
一九四七年初，北平天气很冷，父亲和我雇了两辆洋车，到兵马司中横街九号去拜见汪先生。那是一条清洁的胡同，先生住宅有两扇红色大门。走进门洞，分东西两座大院，院内的花草树木很少，使人有些空旷寥落之感。东院北头有几间砖瓦平房，这就是先生的居所。室内烧着装有烟筒的煤炉，火势甚旺，火焰有时从炉门蹿出来。公严先生身体瘦小，须发皓然，说话带着广西口音。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腰间系着一条蓝绸腰带，下面是双梁布底鞋。由于父亲早就向他说过我要来求教的事，所以见面后谈话很快就转入这个题目。我说出我的读书要求后，确定讲授内容分三方面：一是屈原《离骚》，二是《文心雕龙》，三是《文赋》。
先生授课，大多全凭记忆。有时身边也放着几本书，但很少查阅。我读《离骚》用的是商务出版的卫瑜章编著的集释本，书中亦采用了时人资料，如“青锁”二字下，即收入闻一多的考释约一百字。“女媭”名下，编者忽插入按语，大意是说“朱子谓媭乃贱妾之称，以比党人。郭沫若遂以女媭为屈原之妾，亦大奇矣。唐突古人，抑何太甚？”我将这些讲给汪先生听，汪先生听了莞尔一笑。他对我讲授《离骚》时，全用古音，读来押韵。就我总的印象来说，汪先生讲授各书时，似不太重视前人的训诂考据，这大概是“通人恶烦”吧。他的讲解往往有独到之见。比如讲解《文赋》“虽离方而遁圆，期穷形以尽相”一句，即与何义门所释“此言文章须有规矩方圆”不同。照先生的意思，离方者是离开方去说方，遁圆者是离开圆去说圆，否则以方说方，以圆说圆，就变成前人所讥的“以弹说弹”。这一说使我长久不能讲通的道理也就豁然贯通了。
先生讲授《文心雕龙》更使我终身受益。这部书虽仅四万余言，却是包括了史论评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倘非具有极渊博的知识是很难理解它的。在先生讲授前，我几乎读不懂魏晋时代那种对仗式的骈体文字，更没有经书的一般知识。后来我对《诗经》《易经》《左传》等略有常识，完全由于先生的教导。先生求知欲之强是令我惊讶的。我向他问学时，他已逾古稀之年。可是，在他书架上，我发现有一套战前水沫书店出版的普列汉诺夫等著、由鲁迅等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先生竟会读这些书，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由此使我想到，前辈在治学方面是重视通才的。他几乎从不向我提问，只有一次，他说得高兴时，忽然问我一个化学问题，使我手足无措。先生说他那时代读自然科学是多么困难，言下之意自然是责备我不用功。这件事使我至今愧然难忘。
我随父亲和先生一起出游两次。一次是往中山公园看牡丹。后来先生曾赋诗一首惠赠。诗云：“胜境宁辞过往频，况当花木正逢春。几番履舄来今雨，难得衣冠是旧人。一世尽为争地战，众葩亦学捧心颦。残年至计唯收弃，笑拾飞鸿傍水滨。”我将先生手写的这首诗裱好装入镜框，一直把它挂在室内。可是“文革”一来，我不得不将它烧毁了。当时先生说看牡丹还是去崇孝寺好，那里有三棵黑牡丹，是明代传下来的。后来我们又去了一次崇孝寺，在先生提示下，还看了寺藏的青松红杏图。先生诗作甚多，惜未收集刊印。先生在九十高龄时，父亲收到清华旧友寄来的一首他作的诗：“同对西山看夕曛，阶前落叶已纷纭。人间何限风兼雨，物外犹存我与君。学不干时身更贵，书期供用老弥勤。卅年旧梦谁堪续，重话琼宴酒半醺。”我很喜欢这首诗，曾将其中两句，引用在我写的那篇自述前作为题词。
先生以绘事闻名于同侪。父亲说他对中国画史钻研甚精，举世无二。我没有向先生请教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偶尔听他随便说过二事。一是他不喜欢徐悲鸿的马。二是他说宋人之画多茂密，后人画才渐趋疏落。先生不太重视撰述，未在这方面留下什么著作，我曾请问过复强先生，他说先生授课的讲义今已无存。又说，他只依稀记得，先生似乎撰写过一本有关荀子的著作，但已经找不到了。
我自一九四八年夏返回上海后，就再没有和先生见过面。一九五五年我受胡风案牵连后，就完全切断了社会交往。那时，先生为父亲作的十来幅尺方山水画存在我处，我时时把玩，恍如与先生仍在沟通，闻其謦欬。其中有一张是画的傍晚雪景，在一座依山的茅舍前，有一排篱笆，一童子抱着一瓶新采的梅花走来，茅舍窗口有一人孤独坐在那里。画上题着一句诗：“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我很喜欢这张画。那几年，我们一家三口每逢过旧历年时，就把这张装在像框里的画拿出来放在台子上，以度岁末。
二○○六年元月六日
(《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1]
王芳荃遗著《怎样欣赏中国诗词》手稿目录[122]
CONTENTS
PARTⅠPage
SelectionsofPoetry
SiKing(詩經)1
1PeFung(北風)2
2TsuYu(驄虞)6
3HuangNiu(黃鳥)8
ChuTzuh(楚辭)15
4TungJun(東君)18
YoFu(樂府)27
5ChangKoShin(長歌行)28
6MungHuShin(猛虎行)32
7SanShaYao(三峽謠)34
PoetryofTsingdynasty(AD.265-419)
8TenKiangChungKuYu(登江中孤嶼)36
9YinChiuSi(飲酒詩)40
KuSi(古詩)44
LiHo(李賀)’stwopoem：
10①KungWuChuMen(公無出門)45
11②LanShiangZenNiuMiao(蘭香神女廟)52
PoChu-i(白居易)
12PiPaShin(琵琶行)60-84
TheChueChuandtheLeuSiofTangdynasty(610-906A.D.)(唐絕句和律詩)85
13NanPuPe(南浦別)88
14ISueSungPe(易水送別)89
15BaTsongTu(八陣圖)91
16KiangShinWanKuanLu(江行望匡廬)93
17SanLeuMiao(三呂廟)95
18SanYuehShue(三月雪)98
19TenHuanChoLou(登鸛雀樓)100
20YaSi(夜思)101
21ChunMien(春眠)102
22ShunYingTseBuYu(尋隱者不遇)103
Seven-wordedChueChi(七言絕句)
23SungMongHao-janTseKuanglin(送孟浩然之廣陵)105
24ShaKianglin(下江陵)107
25YuehChungHuaiKu(越中懷古)109
26ChiuYuehChiuErISantungShunTi(九月九日懷山東兄弟)111
27WeiChenChu(渭城曲)114
28FengChiaoYaPuh(楓橋夜泊)116
29TsuSai(出塞)118
30HueiShiangOuSu(回鄉偶書)120
31ChueChu(絕句)122
32ChuchourSiJien(滁州西澗)124
33KungTauh(宮詞)126
34ChungYu(春遊)128
35ChinlingTu(金陵園)130
36TiPi(題壁)132
37ChingMing(清明)134
38TsengPe(贈別)136
39LoHua(落花)138
40LuSan(廬山)140
41TungChin(冬景)142
42HuaYing(花影)144
43ShiHu(西湖)146
44TiTseHuaLanHua148
Five-wordedLeuSi(五言律詩)
45YaWan(野望)150
46Tsao(草)153
47KoKuJenChuan(過故人莊)155
48SanChuChiuMin(山居秋暝)157
49KoShiangChiSi(過香積寺)159
50ChungNanSan(終南山)161
51TsuhPeKuSan(次北固山)163
Seven-wordedLeuSi(七言律詩)
52HuangHoLou(黃鶴樓)165
53PiaoShungHuaChiu(表兄話舊)169
54ChiLiTsanYueinShi(寄李僧元錫)172
55HuaiSungYuKuChi(懷宋玉古跡)175
56TenLou(登樓)179
57KoYa(閣夜)182
58WenKuanJunSouHonanHope(聞官軍收河南河北)Seven-wordedLeuSiofSungdynasty(960-1276A.D.)185
(宋七言律詩)
59MeiHua⑴[梅花(一)]188
60MeiHua⑵[梅花(二)]191
61ChangShiangSi(PeChin)195
TzuhofNanTangPreviousofSungdynasty
(宋前南唐詞)197
62IKiangNan(HuaiChiu)憶江南(懷舊)198
63YuMeiJen(KangChiu)虞美人(戚舊)200
TzuhofSungdynasty(960-1276A.D.)
宋詞
64TienShienTse(ChunHen)天仙子(春恨)202
65YuLouChun(ChunChin)玉樓春(春景)206
66ShiKiangYueh(ChunShi)西江月(春夕)209
67ShinShiangTse(ChiLiLai)行香子(七裏瀨)211
68KiangChenTse(YunLiu)江城子(詠柳)215
69ChingYuAn(Shue)青玉案(雪)219
70ChangShiangSi(Yu)長相思(雨)223
71IChinWo(PeChin)憶秦娥(別情)225
72NanKoTse南歌子228
73KiangChenTse(ChungPe)江城子(春別)231
74MuLanHuaLin(Liu)木蘭花令(柳)234
75YuLouChun(ChunHen)玉樓春(春恨)237
76ManKiangHun(HenTi)滿江紅(恨敵)240
77TsueHuaYin(TsunChiu)醉花陰(重九)244
78SenTsaiTse(YuenShi)生查子(元夕)248
79TsaKuTien(PeChin)鷓鴣天(別情)250
80ManTingFang(TiPi)滿庭芳(題壁)253
DramatioMelodyofYuendynasty(1277-1367A.D.)
YuenChu(元曲)259
81TouWoYuen(ChaChu)竇娥冤(插曲)260
82KungShiaoChiao滾繡球261
TzuhofChingdynasty(1644-1911A.D.)
(清詞)
83TsuYinTaiJin(TiaoWanTzuh)祝英台近(悼亡詞)266
84MaiHuaSen買花聲(TiShuPienSuSan題徐翩翩書扁)270
PoetryofthePresentDay(現代詩詞)275
ChairmanMao’sPoetry(毛主席詩詞)
85清平樂276
86WeiLiuMingPingTiChao為女民兵題照279
87TungYung(冬雲)281
Poetryfromothersources
FromtheNovelsSanKuoYienYi(三國演義)
88ShieLuYinMau淺露陰謀
89ChangSung(張松)286
TienYuHua(天雨花)
90YuMeiJenHua(虞美人花)289
HungLouMung紅樓夢
91ChuMun(菊夢)291
92YuChi(虞姬)294
FromChaiTseYuan(芥子園)
93PoembyPoChu-I(白居易)297
94PoembyKuanPanPan(關盼盼)297
95Seven-wordedChueChubyanoldworkman300
96Five-wordedChueChubyasedan-chaircarrier302
PARTⅡ
TheFourSoundsofChineseCharacter(orword)：Pin(平)、San(上)、Chu(去)andJu(入)Rime311
ThePinChe(平仄)oftheChueChuandLeuSi(律诗平仄)312
TuiLein(對聯)318
MeaningandPurposeofChinesepoetry321
APassagefrom“SiPin”(詩品)byChongYung(鐘嶸)325
“TwentyFourClassesofPoetry”bySi-KungTu《二十四詩品》司空圖著328
QuotatioinofSomeLinesfromEnglishandAmericanPoets331
ASpecialPointofthePoet’sPractice335
Bibliography
附图一：王芳荃《怎样欣赏中国诗词》手稿封面
附图二：王芳荃《怎样欣赏中国诗词》手稿扉页
《无邪堂答问》摘抄
一
连日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此书系一九四七年在北方交大任教时，自琉璃厂书肆购得，广雅书局版，线装，五册一函。迄今未见有铅印本，大概民国以来从未排印过。朱一新为汪公严先生老师。但可惜我未问过汪先生，汪先生也未向我谈过。我读此书时将感兴趣者，陆续摘抄下来。书中有一段文字论辩伪倘出于臆断，其祸烈于焚书。文曰：“姚氏(立方)古今伪书考，多出臆断。古来伪书，惟子部最多，经部作伪不易。汉魏六朝经师，一字之殊，斤斤考辨，若张霸、刘炫之伪造者，终不能售其奸。近人动辄疑经，唐以前无是也。《皇清经解》中，颇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见治经，有不合者，则锻炼周纳，以证古书之伪，而后可伸其私谈。若推此不已，其祸殆烈于焚书。”
二
《无邪堂答问》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汉学家略涉宋学藩篱而以之攻宋儒者，推戴东原。乾嘉诸儒，东原、竹汀为巨擘。一精于经，一精于史。竹汀博洽过东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较少。其言名物制度，历算音韵,故足泽逮来学。然戴氏之《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绪言》三书，则谬甚。东原集中有《系辞论性》《孟子论性》两篇，乃《字义疏证》之根柢,自以为揭孔孟之精神，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论告子之学,亦不出李文贞《榕村语录》范围。文贞论告子甚精，似足补章句之所未及。惟东原误以人欲为天理，宗旨一差，全书皆谬。古书凡言欲者，有善有恶。程朱语录亦然。其教人退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纵，故专举恶者言之，乌可以辞害意？东原乃以欲为本然中正，动静胥得。”(见本集“读《孟子论性》篇”)无论古书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祸仁义者，必此言矣。且既知义理与气质有别，而又执气质以为义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为汉学大师，东原等群相应和。惠氏经学虽深，未免寡识，其言易庞杂无绪，未得汉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独治汉易，则不能不拘守一家之说……)。(惠氏)《九经古义》，摭拾前人弃置不用之说，其所推衍，亦罕精要，与臧氏《释经日记》略同。《史通补注篇》谓刘昭注《后汉书》，如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渣，愚者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惠、臧之书，殆亦类此。
化按：朱氏评东原论欲，全是宋学立场。其实东原并非不知欲之有善有恶。他认为禁欲絜欲之害，在于使人产生冷漠,而丧失发展进取之心。欲之不可禁，正如思想亦有恶，不能因此将一切思想禁绝。朱氏忽略了清代下半叶思想，是以欲作为伸张个性解放之说，所以他对龚自珍亦持同样的批评态度。
三
《无邪堂答问》卷四答汪巩庵(公严先生号)问曰:“世儒但以博学为贵，思辨之功不讲久矣。善乎陆桴亭之以思辨名其书也。辨，谓辨之于己，非谓与人争胜。圣人且以学之不讲为忧。”
又，汪巩庵问:“党锢诸君，清操亮节，诚足令人兴起，然矫枉过正，能无弊欤?”
答:“诸贤当分别观之，其更相标榜，诚不免为名所累，然此坏于依附以立名之徒，声气既广，因缘并进,其人本不足为轻重。(张俭持议激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见李元礼、范孟博深识劲气，为不可及也。贾伟节说窦霍以救元礼，而独闭门以拒岑晅，宜哉!)……魏武取人，不恤廉耻，士风始变，卒酿篡夺之祸，纷纷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则诸贤之隐持世运为何如？懔懔焉，皓皓焉，与崑玉秋霜比质可也。”化(按)：许寿裳赞鲁迅曰：“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若秋霜。”亦用此语。
又论申韩非圣人一体云:“吕氏《呻吟语》，谓申韩亦圣人之一体，非也。陆清献《三鱼堂集》已辨之。”
四
汪巩庵问:“凡太俭、太刚、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于不近情。”
答:“太俭者,伪君子。太刚者，学君子而未至，否则亦好名之人。若刻与傲，则小人矣,岂止于不近人情焉？小人举动有极近人情以欺君子者，不可不察(俭为美德，过则弊生。故俭于己，谓之俭;俭于人，谓之啬，啬者不足论。俭而过者,非性安淡泊，则欲以邀名，其中又有等差。取人当观大节，未可以是而遽信之。素位而行处境者最宜致力，可省却无数矫揉造作。凡矫揉造作者，充其量可行险侥幸，盖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五
汪巩庵问:“独行不惧四字故善，然须以当言则言,当行则行八字作注脚，否则恐任意决裂，多有不当。”
答:“独行不惧，本非鲁莽灭裂之谓，惟其见理明而处之当，故能独行不惧，不然意气之私而已，何足当此？古来安心为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见理不明，自以为是，意见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为独行，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毁誉固不足计，然不计流俗之毁誉则可，倘持一自是之见，而概以人言为不足恤，则亦终为小人之归而已(王介甫为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纷更，张方平知其必当误国。故学术贵正大，不贵新异，高明者最宜戒此)。”
汪巩庵问:“人须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趋，我不趋;人所避，我不避，方不随人转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共趋共避者，须精义之学乃能辨之。随人转移之非，固不待言;若不问理之当否,但求与众立异，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足(疑下有脱文),能自立，能不为人转移，则不求异人而自异。若必好为崖岸,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内不足,而后以气凌人，其好立崖岸之徒，有本诸天性之刚者，有出于识见之偏者，亦有伪饰以欺人者，不可不察。”
六
汪巩庵问:“人虽当平正通达，似亦不可无奇崛盘郁之气寓乎其中。”化按：汪先生此问，系紧接上面答语而发，似有向师商榷之意。
答:“奇崛盘郁之气，断不可少。龌龊者流，不可以入德，为其索索无真气也。人不特立独行，未免虚生可惜。此天之所与我者，人皆有之。世故曰深,斯真气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翅然自异于众也。以此自异，则与龌龊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贵学，学则可抵于俊伟光明，不学则流于诡异坚僻。诡异坚僻者,其人亦多奇气，一用于正,一用于偏，遂觉相去霄壤耳。”(下略)
七
汪巩庵问:“人无论和与介,均须独立不惧，有一自立之处，方能置一切荣辱毁誉于度外，而心地常坦然。习之当，即养气之功。”
答:“配义以道,方能独行不惧。义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计，何论荣辱毁誉？至接人则和中自有介在，所为卑而不可踰也。生斤斤于和介之辨,是犹有和介之见者存。须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与和固并行不悖。若己介而必以介责人，则触处荆棘。天下大矣，岂能人人尽如我意。趣向既殊，敬而远之可耳。古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齐;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节，而后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旧恶之心，而后可言介。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严厉名，然每见人论前辈之短者，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此何等气象！潘四农《养一斋札记》有云:孟子论事刚决，然看‘爱人不亲’一章,方知守道之严，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后之君子则异是。故处士横议，而秦有焚坑之祸。顾厨标榜，而汉有党锢之灾。灾祸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为荣，而或激成之，则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与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异。匹夫而操扬清激浊之权，灾必逮夫身。汉魏时，尚行乡举里选之法，月旦之评，犹可言也。后人而欲为此，思不出位之谓何?)。”
化按：观以上数日所摘师弟之间问答，可见二人胸中之丘壑。问者正当青春，气方盛，一再以做人当“独立不惧”“须有我在”“奇崛盘郁之气”等为立身之本，以与龌龊者流相区别。而答者，阅世深，思虑密，老成持重，处处戒弟子不可陷于片面，操之过急。我觉得这样切磋学问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所说一些修身道理就是在今天也可供我们参考。
八
汪巩庵问:“西学在今日，亦当务之急。何者最为切要?”
答:“治西学须明其地势，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伪。为操纵驾驭之资。……”
汪巩庵问:“赵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变服色，易徽号，而国亦因之日强，岂势之所值，固有当因时制宜者欤?”
答:“取西人之艺事，以辅吾不逮，未为非计。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尝真强？不终为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旧为封建之国，事神其本俗，而教法则儒释并用，释尤胜于儒。当平氏、北条氏时，屡有大将军削发而仍执朝权者(见《日本史》《日本外史》)。足利氏兴，始尊儒术。藤原肃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纯之徒，又诋程朱，尊汉学，皆视吾中国之好尚,以为趋舍(物徂徕乃陈同甫之流，非专汉学也。太宰纯、山井鼎辈，乃真汉学)。自攘夷议起，德川归政，行欧洲之法，废支那之书，而儒释皆不竞矣。盖彼视儒释与西学,同一来自外邦，故迭兴迭废，不以为意……”
化按：那时人不似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守旧，他们是关心外面世界的。鼎甫所论虽有保守的成分，但他对日本学术思想脉络是相当清楚的。
九
汪巩庵问礼(略)
答:(前略)“汪双池读《近思录》，谓无物无理，随处目睹，耳闻、手持、足践，皆吾穷理之学。《朱子补传》:‘在即物而穷其理。’一即字已吃紧，教人非谓只格一物，便可贯通。亦非谓必穷尽天下之理，只积累多后，自然见去。戴东原《孟子疏证》谓‘闻见不可不广，而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亦岂足以穷其知?’案东原之说，正与《朱子补传》意同。而讥宋儒为空指一贯，何焉？程朱言格物，明白如是(见上文)其言一贯，必推诸真积力久,一本万殊。又推诸违道不远，下学上达，曷尝空指乎?”(下略)
十
答问学中论清人之学逊于明人。“(国朝惟小学骈文优于明代，其他理学、经济、朝章、国故及诗、古文之学皆逊之。至说经之书，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轻为新说，犹有汉儒质实之遗。近人开读书之门径，有功于后世者固多，而支离穿凿以蠢经者，亦正不乏。康熙时儒术最盛，半皆前明遗老。乾嘉以后,精深或过之，博大则不逮也。)百余年来，风流阒寂，遗书散亡。《正谊堂丛书》之刻,虽未尽餍人意，犹得藉是以窥崖略，其去取亦颇审慎(其中时有删节失当者。《皇清经解》亦有此病)。《宋元学案》捃摭最富,谢山持论最平(黄主一之论颇有偏者，宜分别观之)。黎洲《明儒学案》虽主张王学，然于龙溪、心斋之徒，亦未尝有恕辞。惟河东、敬斋诸流派，采摭未备，是则门户之见耳。道之大原出于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系辞》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戴礼·本命篇》:‘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所谓道者，与《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意同，与《中庸》之言人道者意异。戴东原据此以斥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书辩难。尺木他文多杂释氏，此则持论独正。东原复书，盖强辞也。)”
十一
“《二程遗书》明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尝不欲利，只是以利为心，则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便是害。未有义而遗其君，便是利。’仁义未尝不利，是则近人之所据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化按：此一节义利之辩，申宋儒之理，可供参考。
仓颉造字，自营为私，背私为公。自营者自环也。私本非美德，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说，甚至援干禄百富之文，以释《论语》之干禄。不思求福于天，乃诗人颂祷之词，干泽于人，岂圣贤诚勉之意？《大戴礼》有子张问入官篇，夫子答之，与此语意迥异，安得援以为证？《集解》引郑注，与《集注》初无异义，乃支离曼引，欲以此回护贤哲，而不知适以大恶归之。此皆扬圣门、释非禄之余波。西河妄言,可为典要焉？说经不顾其安，而徒好为新异，以便营私者之藉口。苟充其类，则世人夤缘奔竞，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势不容已，无惑乎？以长乐老为圣人矣。吁！可畏哉!”
化按：二节论义利尚有可辩，亦有可观。此节论公私，唯引证圣人之训，不就问题本身进行探讨，无论据，亦无论证。只可作卫道之言看。
十二
答问学，辨前人注“一以贯之”诸家之说。“(《论语》多言求仁之方，罕言仁体。《西铭》则专言此。盖《西铭》源出《周易》也。)”又“(《论语》何注，以不待多学而一知之释‘一贯’。离学识以求一贯，其言远不如《集注》之精实。近儒反以‘堕于空虚’疑《集注》。阮文达遂释‘贯’为事，而云‘一以事之’。姑无论其说之是非，恐亦无此文法。)”(中略)“治经治史，皆欲穷至事物之理以措诸用,而非摭拾细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谓博也。(姚姬传言‘诸君皆欲读人间未见书，某则读人间常见书。’其言深可玩味。索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诸目睫之前。惟精研训诂，覃思义理,久之自能通贯。朱子读书之法盖如此，其举以教人者屡矣。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学者当立此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者当存此心。天地之大，圣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为圣人也。若破碎支离，辗转贩袭，以为求知之道，为人乎？为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诸虚，而不知证诸实,是为无用之学，异端以之。泥于器数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为无本之学，俗儒以之。”(下略)
汪巩庵问:“人虽游遍五岳，所处仍不过一庐。为学而有兼骛专营之分，其理想亦如是。”
答:“学固有安身立命之处，然不游五岳，专守一处，所见已隘，所志亦卑，为学第当知有归宿耳，始基固不可不博也(胡子《知言》有云:‘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二语可为学者之良箴。[按五峰之言，《近思录》取之]《张南轩集·答胡季履书》曰,博与杂，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徐伟长《中论·治学篇》:‘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俗儒之博学也，务其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晓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荀仲豫《申鉴·时事篇》，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矣，博其方，约其说)。”
十三
汪巩庵问兵书事。(略)
答:“兵法为学问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内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学而能者，制阵束伍之方;不可学而能者,审机应变之略。兹事半由天授，古人恒慎言之。若夫周秦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足经纬宙合。故文景以黄老致治，诸葛忠武，学兼申韩。特其言驳杂不纯,非以义理裁之，则害多利少，故不若儒术之纯粹无疵也。”(下略)“汉承秦后，驭下如束湿薪，民困兵革久，故清静无为，足以致治，非其时，则废弛矣。东汉之季，王纲解纽，刘璋暗弱而无能，蜀民富庶而无制,故信赏必罚，乃可为国，非其时，则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时，拘泥成法者，不足与语远猷。然苟不知为治之本，则补苴琐屑，法立弊生。衰世之政，治丝愈棼，职是故也。申韩久为世诟病，而蜀先主以训其子，谓《商君书》益人意智，亦为其时与其人而发耳，非此者乌可藉口。”
十四
汪巩庵问:“学问如筑室，然须自根基筑起，逐渐推去，方成完备之室。非然者，虽有涉猎，亦终如海市蜃楼，惝恍迷离而不可恃。注疏奥衍难晓，不如趁此时将诸经正文温读一二过。《史》《汉》《通鉴》，亦阅其大概。经济辞章之书虽不必遽弃，但暇时涉猎，后再致力。俟数者稍有得，方阅理学书。似此或不致逐末忘源，而如筑室之无基。”化按：此问，似亦可作为答语看。想是朱先生令公严师自述如何治学，始胪述其门径与步骤，有如此详细者。
答:“筑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为根基者，则有所未尽。注疏所以释经，经义隐奥,故注疏以释之。专读正文，须经义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领会也。(原注略)生近读《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归宿于义理。所谓归宿者，读书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证于义理，而以此为归，非谓姑置于后为缓图也。生质本聪颖，志趣亦觉不凡，第为学太杂，欲兼包并骛,而少循序渐进之功，又未免见纷华而悦之意。故日记中多自刻责语，而终不免游移。无他，年少气盛，而未能收摄心神之所致也。学问之道，有本有末，有专营,有兼及，有所弃乃有所取。考据之学，非生专长，亦不愿生之汩没于此。然既知经史之宜治，义理之可贵，而又作骑墙之见，何也?”(下略)
化按：从以上数则答问来看，可知师弟之间切磋学问之情状。一方面多用引导之法，循循善诱，而绝无耳提面命，生硬灌输之态。另一方面则因此养成了一种不受拘束、好学钻研的精神。这些不仅可供学术上的参考，亦可作为教育上的借鉴。不知今日教育家是否注意到以前书院所积累的教育经验否？倘将过去的东西一概视为必须加以反对的糟粕，那么，我们只有像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连已有的铁路也当做资产阶级的毒瘤，必须扒掉，重新去建所谓“无产阶级的铁路”了。
十五
化按：读《无邪堂答问》笔记，至此而止。我已不记得当时为何而中断了。答问中尚有许多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据我看，朱一新是吸取了截至那时为止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所积累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我由于自然科学基础差，读这些篇章时多不理解，但对其阐述的渊博和精深感到惊讶和敬佩。公严夫子从广雅书院卒业出来，时在清末，他最早所做的工作不是在学堂教授中文，而是教授自然科学。算来，他恐怕要算是我国早期的自然科学教育家之一。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特殊表征。
二○○一年据一九九七年日记整理
(《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
悼王瑶
去年十月二十二日，王瑶先生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下月二十日，我将赴沪郊青浦县参加巴金作品讨论会。此会二十五日闭幕，会后拟在沪小住数日，因我的老伴未去过上海，此次将偕行，在沪并无其他任务，只是逛马路而已。届时定当趋访，借叙衷曲，来示所说的心情，彼此与共，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姑共勉之。
我认识王瑶是一九八一年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上。后来我们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时，又经常在一起，这样就逐渐熟悉起来了。我们在一起工作，讨论问题，但没有单独深谈过，尽管我早就对他十分仰慕。他在信中约定叙述衷曲，在我们交往中还是头一次。我在给他信中曾诉说了自己心情不好。得他信后，我一直期待着和他作促膝之谈，这大概是我隐隐感到我们都具有一种相濡以沫、相呴以湿的共同愿望吧。
青浦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听说王瑶是抱病到会的。在他从北京动身之前就感到不适了。由京辗转来到青浦，他已经渐渐感到不支。会议主持人尊重他，把他请到主席台上，要他发言。他吃力地讲了不多几句就讲不动了。两天后，他被送进华东医院。我得到通知，到医院去看望他，这时他躺在病床上，发着烧，脸孔红红的，由于哮喘而显得呼吸急促。我要他不要说话，但他仍表示好了后要去我家。他住院时期，在他身边照料的有他的夫人杜琇女士、女儿超冰和北大中文系孙玉石教授等。孙也是他教过的学生。后来，王瑶要留学英国的儿子超默回来。不久，超默也来了。当时，我对王瑶的病没有想得太严重，总希望药石有灵，经过治疗就可康复。他并不是患的绝症，只是普通的肺炎。医院也没有宣告他的病情危险。我还在盼望他出院后可以实现我们谈心的约定。
可是，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了。一天深夜，孙玉石打电话通知我，医院给王瑶切开气管输氧。电话中传来孙玉石充满焦虑的声音。我也知道，这种手术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第二天一早，我赶去看他，他的被切开的喉管已插入输氧的管子，旁边有一架发出笃笃运转声的输氧机。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但是他连简单的话也不能说了。这种手术使病人很痛苦，但他却显得异常平静。他一见到我，就伸出手来要握住我的手。可是我没有把自己的手伸出去，因为我怕他的切开的伤口会受到感染，始终和他的床保持较远的距离。我觉得他像是要诉说，这使我感到难过。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相对无言。他那双柔和的眼睛，不仅没有痛片的表情，却显出一种超脱，甚至我觉得似乎是含着微笑。记得青年时，我读过罗曼·罗兰写的纪念玛尔维达·梅森堡的文章。当玛尔维达在病危中因阵痛无法控制的时候，她就让身边的朋友出去一会，等阵痛过去再进来。她不喜欢丑的东西，甚至连自己因疼痛而扭歪的脸孔也不愿朋友看到。大概王瑶也是这样，为了某种信念而宁愿强忍痛苦。是不是他服膺魏晋风度从而感染了魏晋时代的通脱？他论述魏晋学术的著作，迄今仍是被重视、被引用的名篇。他对六朝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而解放后，他却以现代文学名家。他曾向我说过，当时因为学校没有教授现代文学课程的人，作为分配给他的任务，他接受了这门课程，使自己的研究完全换了一个领域。我常感叹，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个人要求很低，为自己想得很少，甘愿为需要作出牺牲。但我们是不是珍视这种品质？有没有因为随心所欲或者粗心大意而浪费人才？不过不管怎样，王瑶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不可企及的贡献。
他病危的最后几天是折磨人的。我几次去看他，都感到心上的沉重。他的女儿超冰坐在病床旁嘤嘤哭泣着。我们都感到他的病情严重。可是医生仍旧说不是没有救治的希望。不过这些话已经不能再安慰他的亲人了。北大对他的病十分重视，向医院表示，不论多么贵重的药物都可报销。在他病危期间还特地派来陈副校长和其他几位校领导。华东医院也尽力挽救。我从医务人员那里时常听到他们说他们正在抢救一位国内屈指可数的学者，他们尊重他，尽力挽救他的生命，把所有弄得到的药都用上了。可是，由于他的肺功能太差(后来医生跟我说这是他吸烟太多的缘故)，一切药都不能减轻他的炎症。十二月十三日晚，他终因肺炎转呼吸窘迫综合症逝世于华东医院，享年七十五岁。
根据家属意见，遗体告别尽快在上海举行，以便将他的遗骨带回北京，由学校正式举行悼念活动。在龙华火葬场为他举行的告别会上，我头脑空空洞洞，浑浑噩噩地站在大厅中他的遗体前。当时上海已进入湿冷的冬季。我的头脑和身体都已麻木，甚至连感情也被冻僵了。
龙华举行的遗体告别一结束，王瑶的家属和北大来沪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这时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冷的夜晚，白天的喧嚣归于沉寂，四周静下来，我为国家失去这样一个人才，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信中所说的“应物而无累于物”，大概对他来说，是表示了一种对生死处之泰然的态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这次动身之前就感到不适，可是还要奔波于苏州、上海。为什么他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曾经问过别人，但我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我又想，他在信中，在电话中，甚至住院躺在床上都和我提起叙衷曲的事。他的家人也和我说他向她们提过这事。但预定的这次谈话永远不能实现了，我不知道他要谈些什么，我似乎可以料到一些，但这些朦朦胧胧的感觉一旦具化，又像阵阵幻影从意识中纷纷褪去，无影无踪了，这使我感到遗憾。
夜深了，楼外的灯火大多已经熄灭，我感到有些寒冷。我很想把自己对亡友的怀念用诗句表现出来。但是，做不好。很奇怪，在那些日子里，前人的一首悼亡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诗中有一句说的是：“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我久久不能排遣掉……
这些年来，朋友们逝世，我很少写悼念文章。我怕不能把亡友的形象真切地表现出来。我更怕不能真切地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以致流为应景文字。写这篇小小的纪念文，我力图避免此弊。但我只能说我写了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也许有些地方，从他本人来看并不完全那样，那么，我在向亡友告别的时候，再说一声请原谅吧。
一九九○年五月八日
(《清园夜读》，海天出版社1993年10月)[123]
记郭绍虞[124]
我向绍虞先生请教问学，始于六十年代初。那时他是上海文研所的所长，而我则是审查五年后刚被处理下放在所里栖身的人员。我们最初接触是我将自己所写的几篇《文心雕龙柬释》送他审阅。我没有料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同情的回应。他在信中不仅给我鼓励，还为我筹划怎样将这些文字同时分批发表。这是我在那寒冷岁月中从未领受过的温暖。不久，他还托人送来亲手书写的条幅。从此以后，我把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给他审阅，他每次退回给我的原稿上都夹有用端正小楷书写的签条。他对这些文章读得十分认真仔细，甚至对文中所引用的书籍也进行了不同版本的对勘。比如，他指出，我所引用的《四部备要》本《弘明集》，有些篇章的卷数和《四部丛刊》本不同。这真使我既感且愧。
今天各大学中文系已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列为普遍开设的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立则有绍虞先生的一份心血。早期教授这门学科的卓越有成就的专家如罗根泽、杨明照等，均出自绍虞先生门下。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使人认识到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不是无根的游谈。绍虞先生曾谦逊地说，他这部书只是早出的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跟随者。但正如朱自清先生在评郭著时所说：“它虽不是同类的第一部，可还得称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和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取材极为丰富，我们只要从他后来主持编纂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就可见其端倪。倘使他没有搜集并掌握大量文论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下过鉴别和梳理的功夫，他是写不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后来他编纂《中国历代文论选》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也正是得益于当初在资料上所下的工夫。
绍虞先生这部书在编例上有着与人不同的特点。一般文学批评史多按历史朝代分期，这种写法直到今天也殊少例外。郭著却不是这样，在章节上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体分，或以问题分。表面看来，全书很不一致，显得有些琐屑零乱，但实际上却是费过一番经营擘划的功夫。这种编例摆脱了形式上的拘囿，更能勾画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目，触及它的深微之处。但是这一点往往不易为人理解。我曾听到过有人指摘郭著不够豁朗，缺乏明晰的逻辑线索，文笔过于曲折细腻，有夹缠不清之弊。这种批评是受了长期提倡明白易晓、使人一览便知的文风的影响，以致对内容复杂、蕴藉较深的文字，就视为芜蔓晦涩了。绍虞先生似乎最怕过直过露。他谈任何问题，总是联系到各个方面，以防片面化和简单化，因此和那种文风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绍虞先生以照隅室作为斋名。晚年印有《照隅室文学论集》《照隅室语言文学论集》《照隅室杂著》三种。“照隅”二字取自《文心雕龙·序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句话的原意，是刘勰对于前人持论取小忘大作风的指摘，本含有贬义。绍虞先生反其意用之，不仅在于这两个字和他的本名谐音，而是寓有其他命意。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我)愿意详细地照隅隙，而不能粗鲁地观衢路。”这意思是说，宁可详细地从事一些个案的具体研究，而不愿粗率地从事抽象的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在今天正盛行着以简单的概括手段作为宏观研究的时候，就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所接受了。绍虞先生并不是不懂宏观研究的理论价值，以及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必要。他这一说法实是有所指而发的。我觉得对于绍虞先生的学术著作都应从这种角度去领会，不能不去注意它们的针对性。
绍虞先生《论八股》一文表明他对趋时之病最为痛恨。他称这种风习为“一窝蜂，即所谓赶时髦”。文中援引了章炳麟《复仇是非论》中一句话：趋时之疾沦于骨髓，相率崇效，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大意)他在治学上像老一代重视独立精神的学者一样，是不肯曲学阿世的。这一点在他所写的《语文通论》等著作中，也留下了痕迹。语言文字的研讨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仅仅把他视为古代文论的学者，而忽视了他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不能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少创见，往往发人所未发。比如，他对语言型、文字型、文字化语言型的界定；对于文言的音乐性(倘用传统文论的说法，绍虞先生所说的音乐性即文气)。使其具有不用标点亦能得其句逗的特性的阐发；对于我国义符文字不同于西方音符文字的特点乃在于目治、单音、造句以名词为主，因而很难向音符发展，只能从象形、指事等方面着手的说明，都可称为真知灼见。尤其他对于语言与文字或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述，更值得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从“五四”以来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看法，胡适的活文学、死文学之说似乎成了普遍为人接受的共识。绍虞先生并没有对此说进行商榷，他的话虽然说得十分委婉，但细心读者不难发现他的某些论述实际上正是对此说献疑。这可以从他对近乎口语的周秦文辞和与口语远的唐宋文辞所作比较看出，也可以从他对韩柳的古文、明代的语录体、戏曲等常杂以骈语的论述中看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在绍虞先生生前向他请教这方面的学问，我的理解可能是很不够的。
凡和绍虞先生接近过的人，从未见过他有激烈的言语和动作，都觉得他性格温和。他说话总是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根据他的弟子记述，他也有过感情激动的时候。这事发生在抗战初北平沦陷后的燕京大学课堂上。一天他上课讲到《黍离》诗时，竟然恸哭失声，以致使满座随之泪下。这一突兀举止也不难理解，在为人处世上，他本来就称颂过狂狷性格。他在《忆佩弦》一文中，说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在性格中具有更多的涵容成分。他把朱先生归结为不必定以斗士姿态出现而仍不失为斗士的人。这足以说明他对斗士的向往。
最近读到前几年唐弢先生为纪念绍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解放初复旦中文系聘我去兼课是出于绍虞先生的举荐。那时我们并无来往，后来绍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根据我和绍虞先生多年接触所得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不知文过饰非而敢于展露自己胸襟的长者。“文革”刚开始，报上正在批“三家村”的时候，紧张的政治空气令人惶惶不安。我去见他，向他谈到邓拓。他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场运动，只是出乎我意外地说了一句：“可邓拓的书法实在好。”说完他走进里面的书房拿出一本美术杂志，翻到一页刊有邓拓写的“实践”两个字指给我说：“你看！”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难忘。再有一次在粉碎“四人帮”后，那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了。他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他曾经也想用儒法斗争的观点去修改《中国文学批评史》，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文革”结束了。这种毫无掩饰的坦诚，再一次使我惊讶。绍虞先生虽教书多年，但他不是口才辩给的人。他不大会说话，因而就需要从他那近于木讷的谈吐中去发掘寄托遥深的寓意。绍虞先生真诚地相信应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像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我感到遗憾，当时没有和绍虞先生深谈，不知他在几十年改造的经历中，究竟领受了怎样的甘苦。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125]
《鲁迅与我七十年》序
问：这几天有幸读到《鲁迅与我七十年》清样。我想知道周海婴为什么请你为他的回忆录写序呢?
答：我只能告诉你一些我和鲁迅家人的来往情况。抗战时上海有份抗日救亡的杂志叫《妇女界》，许广平是《妇女界》主要负责人。起先上海地下党文委派戴平万同志去帮助做些编排方面的指导(当时就在凌山家聚谈)。后来戴平万有别的工作要做，就派我去。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因这缘故，见到了许广平。我那时对鲁迅先生是非常敬佩的，总希望从许广平那里听到有关鲁迅的故事。许广平有空也会和我们讲一点，她那时就对我们说鲁迅也是普通人，不要把他神化，还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她已写到回忆录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听说海婴需要请家教，我的一位友人乐起同志知道后自告奋勇去了。乐起本名乐嘉澍，抗战前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和李政道同学。“七七事变”后因献身抗日，放弃学业，在上海地下党外围做工作。他也是鲁迅崇拜者。乐起去辅导海婴不久，我们就听说他和海婴玩起桥牌来了。这次看了海婴的回忆录才知道乐起是以这种方式在教海婴英语。我八十年代见到海婴时提起乐起，他还口口声声乐老师乐老师，对乐起很有感情。
一九四二年我在储能中学教国文，那时周建人也在储能教书，教生物。海婴书中多次谈起周建人，但没有提及这件事。大概他那时太小，不知建人先生因家境困难还在中学兼过课。这里提出来算是给海婴回忆录作点补充。
改革开放后，我和海婴见过几次面。就在前两年，他还为上海召开鲁迅纪念会的事情打电话给我，他说外地有些这类会议的组织者不让周令飞在会议上发言，请我向有关领导反映一下。市里答复上海不会这么做，有关领导还招待海婴和令飞吃了一顿饭。
问：说实话，我刚拿到这本清样时，期望并不高。我想，海婴是搞无线电技术的，也没听说过他写过什么文章，再说，鲁迅至今依然是被高度政治化的人物，他的后代能秉笔直书吗?但看着看着，我就被这本书吸引了。海婴的叙述很诚恳很坦率，从朴实的文笔中，可以感到作者为人的正直，即使涉及一些恩恩怨怨，他也很宽容。
答：是的。许广平解放后也出版过回忆录，当时环境不允许她把什么都讲出来，比如解放后被打倒的胡风、萧军等，许广平的书中就不能不尽量避开。海婴写回忆录是在九十年代，顾虑少，真实性较强。书中有不少地方显示了海婴敢讲实话的勇气，不为尊者讳，也不为亲者讳，把很多事都写了出来。
海婴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撇开了上一代的恩怨。比如创造社的问题，四条汉子问题等。即使像李初梨解放后仍然以偏见成见对待鲁迅，海婴写到他，还是很心平气和的。
海婴是个很有感情的人。鲁迅在世的时候，海婴还很小，鲁迅习惯于夜间工作，早上睡觉，因此每天早上许广平都要叮嘱海婴轻手轻脚。海婴常在临出门上学之前，悄悄溜到楼上鲁迅房间里，给鲁迅的烟嘴装上一支烟。这样的细节令人感动。海婴写到朱安时，带着高度赞扬的口吻。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一直承担着鲁迅母亲和朱安的生活，她和朱安夫人之间互相尊重，像姐妹那样相处，这是值得后人敬重的。
问：鲁迅对待海婴的教育方式是尽量不作限制，让他自由发展。但海婴长大后，个性和爱好都很受限制。他十八岁时迷上无线电，还考取业余无线电牌照，但天线才架起来两天，上海地下党就通知拆掉，因为许广平家来往的人太多，怕引起国民党注意。解放后他在北大读物理，有一次看到同学为桥牌的规则争论，他插了几句嘴，结果却传开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一心打桥牌。为此，北大团委书记还专门找他谈话。说作为鲁迅的后代要注意影响。从此他再也不敢参与任何文娱活动。这种影响一直波及他的儿子。一九八二年，周令飞在日本和台湾女孩恋爱，后来去台湾成亲。国民党的报纸将之宣传为鲁迅的后代投奔台湾，这里则有人向海婴施加压力，要求他发表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幸好海婴顶住了，要不然数年之后，两岸通婚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海婴如何面对自己的儿子。从这里可以看到，海婴不仅有宽厚忍让的一面，也有勇于顶住压力，耿介的犟脾气。
答：我们一直把鲁迅当做一面旗帜，海婴的地位处境很容易让人对他产生误解。海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他时时刻刻都活在别人的期望中。因为他是鲁迅的儿子，所以人们对他往往期望过高，过严，过苛。甚至有时还提出不应该有的要求。
问：我原以为海婴属于特权阶层，但看了他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们不仅没有受到特殊的照顾，连应该属于他们的权益也被侵犯了。“文革”时将许广平的医疗单位从北京医院和其他“走资派”一起转到了北大医院，许广平心脏病突发的时候，该医院没有值班医生，拖延了抢救时间才去世的。许广平去世一个月，他们全家六口就被要求搬家。搬到一套旧建两居室的工房里。而许广平解放初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被公家拿去后，却至今不归还。他们搬到工房后，因为排污管堵塞，粪水满地流，两个孩子都得了肝炎，没钱治病。周恩来知道后，将积存在银行里的鲁迅稿费批了三万块钱给他们，才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为了鲁迅版税的继承权问题，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协商不成，对簿公堂，社会上就纷纷传言鲁迅的儿子爱钱。
答：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的问题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认为海婴不该这么做。我却不这么看。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也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就应该依法办事。据海婴和我讲，他到了日本，看到内山完造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回来后就向出版社建议，将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版税拨出一部分资助她的生活。但出版社置之不理，连日译本的样书也不给他一本。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没得到尊重，才引发了诉讼的事。
从海婴的回忆录可以看到，他们一家的捐献远远大于他们所得到的。鲁迅当年在北京买下的两处房子捐献出来做博物馆这就不说了。许广平将和鲁迅有关的一切物品几乎全部捐献出来了，包括鲁迅朋友送给鲁迅的物品和文物，连鲁迅特地为海婴誊抄的《两地书》，海婴摸都没摸一下，就捐出去了。这些捐献从纪念鲁迅来讲，也可以说是应该的。但自从到了解放区一直到解放后许广平去世，鲁迅的稿费他们分文未取。而且，许广平作为国家干部，一直在支付保姆的工资，按理她是可以享受由政府支付保姆工资的待遇的。像她这样自觉减轻国家负担，不是人人做得到的。许广平去世之后，海婴用不起保姆，辞退的费用却要按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让海婴支付。这些是是非非是不难明白的。
问：海婴回忆录提到鲁迅的死可能和须藤医生的阴谋有关。在鲁迅病逝前半年，一位美国医生路过上海经朋友引介来为鲁迅看病。这位医生的结论是，鲁迅的病情主要是肋膜积水，只要将积水抽去至少还可以活许多年。这位医生说这是个很简单的手术，只要他指导一下，一个护士都可以做这种手术。但须藤医生却一直不施行这位美国医生的方案，还是以注射激素感觉舒服一些，但同时也会加速病情的发展。最奇怪的是，须藤医生自从鲁迅去世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许广平生前一直对鲁迅的死有怀疑，对海婴也讲过。许广平解放后多次东渡日本，当年和鲁迅有交往的都纷纷来看望她，唯有这须藤医生没出现，这就加深了她的怀疑。
答：这件事我早就听说过。从海婴回忆录得知，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乌龙会是日本在乡军人组织，这组织是鼓吹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现在由海婴提出来，希望就此能引起重视，能将这件悬案查个水落石出。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
问：鲁迅生前希望海婴不要做个空头文学家，要做个能自食其力的人。就此而言，海婴是实现了鲁迅的希望的。
答：我不认为鲁迅的后人从事文学才算继承了鲁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鲁迅以及许广平道德人品的继承。做个空头文学家，道德人品又有问题，那是继承鲁迅吗?那是对鲁迅的背叛。我觉得海婴在很多方面为人正直，这是能安慰鲁迅和许广平在天之灵的。
二○○一年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
《冈村繁全集》中译本序
《冈村繁全集》中译本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能够在这项中日学术交流工作中聊尽绵薄之力，感到十分高兴。
冈村繁先生是当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有代表性的资深学者。他早年师从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斯波先生是二十世纪初日本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的学生，其渊源直接来自于我国乾嘉学派。当年王国维亦曾为“京都学派”作出贡献。冈村先生作为京都学派的后继者之一，其学术风格继承了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传统。这种传统对于我们今天也可以提供某种借鉴。
中国学界对于冈村繁先生的名字并不陌生。二战后日本学者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龙〉，研究涉及有版本、注释、翻译、索引等方面。冈村先生最初研究成果是《文心雕龙索引》，这部书与王利器《文心雕龙通检》均在五十年代问世，成为研究《文心雕龙》的重要的工具性著作。我结识冈村先生也是缘于《文心雕龙》研究。一九八三年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派访问日本，曾在京都、九州、大阪、广岛、东洋等大学与不少日本学者会面。与冈村先生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他的热情豪放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那时起，我们经常往来，建立起真诚的学术友谊。
冈村繁先生是位勤奋扎实而勇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学者，在中国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建树。他的《文选》研究提出了与日本学术界不同的观点，而以往日本学术界所认同的观点正是以他的老师斯波六郎为代表；他对楚辞与屈原的关系也作过新的阐释，这是他在日本学术界率先提出的；他的《陶渊明新论》突出了陶渊明性格中的世俗性一面，也受到学术界瞩目。
冈村繁先生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十分热爱。我们见面聚谈，在许多问题上常常产生共鸣。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日本接纳中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不难理解，作为日本汉学家的冈村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还包含着中日文化关系的历史渊源。可能正是这缘故，使得他在涉及中日文化关系的研究方面，能够不拘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受学术以外因素的牵制拘囿，而发表自己的研究结论。两年前，他应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上海图书馆邀请，为沪上学术界作了题为“日本接受中国文艺的类型”的专题演讲。演讲中他追溯了日本古代各时期接纳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并对日本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提出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日本平安时期出现的“物语”文学并未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在日本独立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从而称其在世界文学中为独创性的文学样式。冈村先生经过作品的比较和分析得出结论说，最初的“物语”文学与中国唐代“变文”有种种惊人相似之处，两者存在着密切的授受性亲缘关系。此外，对日本文学史上另一个出现于镰仓、室町时期的“镜物”文学，冈村先生也从中国文化史背景角度进行考察，指出它很可能与当时中国北宋末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影响有关。这同样是日本研究者一直未能解答的问题。他颇怀感慨地总结说：“日本是位于世界东端的海上小国，自古以来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拥有的悠久先进的文化之发展动向，怀着特别的敏感。正是这种宿命的敏感性，形成了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艺的特定模式。”从这番基于实证而发自肺腑的坦诚表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感情与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
中国文化对日本有着深刻影响，而日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在近代也十分显著，从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近现代人物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影响。在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领域中，我们对日本方面研究状况的介绍和了解迄今还做得很少。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阈也就不能囿于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冈村先生承袭日本学者学风，重视基础工作，培养学生从基础入手，重视版本、训诂、考据，以及资料索引等方面的研究。而这些基本方面在我们的很多研究中常常受到轻视。他的学生甲斐胜二曾回忆以前在大学听冈村老师上萧统《文选》演习课的情况说：“上课前学生要做很多准备，首先要比较几种版本和抄本中的相关部分，调查文字的异同；再做异同对照表；然后自己去调查现在能够看到的资料。上课中老师时常严格问学生，版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同，为什么这个版本与那个版本的文字一样而与另一个版本的文字不一样。学生对这些问题有的能够回答，有的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的时候，老师常常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沉默地等待着，这时间对学生来说很长很长。学生就这样渐渐掌握了对中国古典文章的阅读法。”从中可以看到冈村先生的治学颇具中国清代乾嘉学者的遗风。这对于我国不重基础工作的年轻一代学人来说，尤具启迪意义。
冈村先生在其一九九九年的《文选之研究》出版后记(见本全集第二卷)中写道：
近年来不知不觉中我已垂垂老矣，且疾病不断。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选》研究已经难以再进一步推进。……不过，本书的每一篇都倾注了我的精魂，都是经过我再三抚摸而写成，它们令我流连不舍，尽管其中仍然有一些不成熟。我想这些倾注心血的论考随着学问的进步，也一定会或迟或早在将来某一天被后秀们超越。这是无可奈何的学术发展的必然。毕竟后生可畏。虽然这令人感到有点怅怅，但是为了《文选》研究的进步，我还是祈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这样的心情，是出自一位异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令人感到弥足珍贵。虽然著者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文选》研究，但是我们不难想见他在已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生涯中的执著与期盼。冈村先生今年已齿比八十，据他的学生说，他现在仍在尽力主持推进着十多卷本的《白居易全集》的日译出版，又听说他还期望着能每月在家中与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毛诗正义》的研读会。我衷心祝愿冈村先生健康长寿，所愿如意。
本全集副主编陆晓光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十二年前由我介绍赴日本留学，拜师冈村先生学习两年，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副主编俞慰慈博士也出生上海，是冈村先生的中国弟子，现在日本福冈国际大学任教。
最后，我要向参加全集翻译的译者们以及负责和担任全集出版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表示衷心感谢。
二○○二年二月
(《冈村繁全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126]
记钱钢
二○○三年十一月八日这天，整日下着雨，就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悒郁日子里，钱钢离我们而去。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享年仅四十五岁。
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晓明曾约请几位朋友在庆余聚餐，钱钢也应邀参加了。那时谁也看不出他有病，吃完了饭，还是他送我上楼来的。临行，他转身出门前，含着微笑向我告别。怎么想得到这会是我们的诀别！
十月上旬他发病初，我自己也因病住进了医院，打电话到他家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小林。我问钱钢在家吗？回答是一阵微弱似乎带有哭泣的细语，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接着传来钱钢本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在发烧，肝上发现肿块。我知道他长期被肝病所困扰。半年多前他曾向我说过，他在一家中西医结合的医院看病，医生说他病情稳定，没有问题，他自己也表现出乐观，充满自信。但是现在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使我吃惊，不知怎么说才好。我只说了一两句自己也觉得是无用的安慰话，电话就挂断了。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可怕的消息，他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住进了长海医院。再得到的消息更可怕，他在大量地吐血，脸上和全身泛出肝癌末期病人所出现的黄色，病情在急剧恶化。当时，我自己住在医院里，只能依靠天天去长海探病的文忠，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蓝云当天赶来跟我说的。他的遗体静静地躺卧在一片白花丛中，来吊唁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他曾经教过的、正在教的，还有一些他没有教过的。他们哭泣着向他的遗体鞠躬告别，依依不舍地伫立在灵堂四周，久久不肯离去。钱刚生前性格内向，很少表露自己，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自己的成就。但有一次，他带着有些得意的神情告诉我说，他们学校举行了一次不记名投票，让学生来推选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而得票最多的就是他。此外，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过他教书的事情了。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好友张寅彭把他学生写的悼念文交给我看，我才发现，钱钢竟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课堂上是那么生动活跃、善于言辞，趣味盎然，这跟我认识的钱钢截然不同。他在学生面前一点也不拘谨，一点儿也不寡言笑，而是很会说笑话，很会掌握他们的心理。他引导他的学生去爱生活、爱学问，去做一个富于人性的真正的人。我读了十来篇他学生写的悼文，这些文字句句都是爱，字字都是至情。这些可爱的孩子在倾吐难以抑制的伤痛的时候，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纯真和质朴，令人读后，怎不感动？如今我已入耄耋之年，在这熙熙攘攘、上下征利、人情浇薄的世上，犹能见到这样一批不同于赶时髦的庸众俗流，而是有头脑、有品格、有追求的青年，真是感到高兴。我不能不说，从他们身上也显示了中国的未来希望。钱钢在教育上默默耕耘，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但目前的大学正需要这样淡泊于名利、勤奋敬业的好老师，尽管他的工作、他的价值，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被漠视被埋没了。
我和钱钢最初认识是在一九九○年。他的父亲是我四十年代初所教过的学生，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而钱钢却成了我青年朋友中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谈，他理解我，不会因为我说话不慎而对我产生误解和猜忌。他也不像有些人怀有某些实际目的，或言不由衷，或虚与委蛇，而缺乏真情实意。像他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他逝世后，我写了几个字以表悼念，其中四个字是“至感痛惜”，这几个字虽平常，却表示了埋在心中的哀思。多少年来，朋友的去世都使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不过时间一久，也就逐渐平复下去。但钱钢的死在我心上留下的伤口，恐怕难以愈合了。
我最初认识钱钢时，对他的治学并不怎么重视，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最近这两年，我感到钱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他是从文学批评史跨到文化研究领域里来的。进入这一新领域难度很大，对这点我有切身体会。钱钢是个认真的人，他不怕钻研之苦，但他有个和别人不同的困难，这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来往一直很频繁，但有一度，大约是三四年前，他突然长久不来了。我打电话问他，才知道他得了肝病，而且这种肝病是他已故母亲遗传给他的。虽然钱钢时时想摆脱肝病对他的威胁，但事实上，这种病是致命的，所以，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发奋治学，就不得不受到阻挠。他不能像别人一样拼命熬夜，一时身体垮了也还能够恢复。他要是在治学上钻砺过度，就将酿成大祸，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他能作出最后两年那样的成绩，是不由人不感到钦佩的。去年第九期《博览群书》上发表他的论文，大概是他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只要把这篇文章和他以前写的同类文章相比，就可以知道他为这种进展曾付出过多少努力。
钱钢近年来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经常一起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就我的记忆，似乎我们没有谈过张载。不过我相信他会喜欢张载下面的这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说张载此语胸襟广阔、气势恢宏、境界崇高、超迈千古，可为中国士人重建精神的家园。文忠告诉我钱钢临终向亲友诀别时，显出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详。为什么会这样？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样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和死的态度，是需要一个人以一生的行为来贯彻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使命，才能实现的。我想，钱钢努力去做了，他才在最后的日子里显得那样安详和平静。
二○○四年立春
(《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7]
记任铭善
任铭善先生，字心叔，江苏如皋双甸人。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三五年毕业于之江大学。曾师从锺泰、徐昂、夏承焘诸位国学大家。早年治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后专攻经学。抗战初，之江大学迁到上海，在租界内慈淑大楼租赁了几间房屋作为教室。任先生在之江任中文讲师。七七事变后，我们一家从北平逃难到上海，母亲怕我荒废学业，通过老朋友之江教务长胡鲁声教授请来任先生教我中文，以准备报考大学。我每周三次到任先生住所上一小时课。那时任先生住在忆定盘路的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是战后匆忙建起来的一排排两层的简易楼房。当时租界因不断有逃难来的人涌入，人口骤增，房商新建了不少这种所谓新式里弄的简便楼房，任先生就住在一座楼房的底层。
我第一次去拜访任先生，看见他穿着一件长袍，个子不高，但两眼有光，神情肃然。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似乎从未笑过。他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也很直率，绝不为了敷衍别人而随声附和。他是很讲原则的，上课时，从来不跟我讲闲话。尽管任先生肃若霜秋，对人对己都有严格的要求，但他并未让人望而生畏，感到凛然不可亲近。他教我的时间不长，前后约一年光景，但他给我讲授了《说文解字》《庄子》两门课程。《说文解字》依序按照部首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庄子》用的是郭庆藩的集释本，他讲授了《内篇》和《外篇》，《杂篇》则没有时间教了；《世说新语》是他指定我自己读的。我除了每周三次到忆定盘路他家里去上课外，有时他还要我到慈淑大楼去旁听他在之江大学讲课。任先生讲课时全神贯注，声音洪亮。我在他家上课时，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他也是用同样洪亮的声音对我讲解。
任先生生活简朴，他的居室只有几件木制家具和一把作为休息用的藤椅，此外别无长物。我每次去他家，都看见他端坐在书桌前，孜孜不倦地读书，从来没有闲散的时刻。他经常读的是三礼之类，都是线装本。任先生后来在礼学上造诣甚深，恐怕与他早年下过苦功夫有关。书桌上还有一方小砚台和一锭小朱砂墨。我去时，他不是在埋头攻读，就是用朱笔在书上圈点或在书眉上批注。他写的一手蝇头小楷，清丽端正。任先生教我读《庄子》，每遇到艰深难懂的句子，他总是把重要的诸家注释逐条地解说。最后再加以分析和评断，向我阐明哪家之说不可通，哪家之说费解，哪家之说才最为惬恰。倘所有注释全都不妥，而他也不能以己意解通，就取存疑态度。例如他对《养生主》中的“指穷于为薪”一句，就是如此。
就记忆所及，任先生曾对我有过几次批评，却没有对我表扬过。这不能怪他严厉，那时我正忙于抗日救亡工作，对知识学问的价值和意义还不理解，以致去任先生那里上课常常迟到，有时甚至还缺席。任先生极为生气，责我自由散漫。有一次，因为我没有去上课，他从忆定盘路跑到古拔路我家中，留下一张便条，说他“久候不至”，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请假，并将此事向我母亲诉说。我回到家中，看到便条，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心中有些惶然，却并没有向他表示歉意。倒是多年以后，每一念及此事，他那消瘦的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发音洪亮的嗓音，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使我愧疚，使我不敢荒疏懈怠。
那时我读了一些“左倾”书，社会阅历浅，却自以为掌握了“前进的意识”，有时也在报上发表一些小文章。我曾挑几篇拿给任先生看。他读了，只是冷冷地说：“写得不行。”接着指出：“你看你的文章气势这样急促，这是不好的。”我听了不禁感到浇了一盆冷水，心想任先生对我的要求未免太高了。过了几天任先生拿他的学生作文卷给我看。这些学生年龄和我差不多，但他们写得确实好，使人从中感到有一股清新不迫的韵味。我还记得一份描写湖边观景的作文卷，有“远山踏波欲来”之类的句子，任先生在旁边加上了圈点表示褒奖。在此以前，我不知道“文气”是什么，经过任先生的点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当时我还把自己正在阅读的金圣叹批杜诗请教他。他叫我不要读，说：“金批割裂了原文的气势，这是不好的。”“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有范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曾撰文谈到，在西方很难找到和“气”相对应的字，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气”这个概念却存在于各个领域。就风格言，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之前就已存在了。王充《率性篇》所举“齐舒缓、秦慢易、楚急促、燕憨投”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九十年代末，钱钢为我编学术年表，说我注重文气是源于任先生的教导，就是指此而言。
任先生的一生是坎坷的，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原因一是鼓动学生走白专道路，二是因龙泉哥窑遗址遭到破坏，他曾提出过呼吁和批评。从此以后，他被剥夺了各种权利，不准教书，不准发表文章，每月只发生活费三十余元，令他到资料室劳动。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藏书和历代碑帖卖掉。以上这些事在《夏承焘佚闻》和任先生哲嗣任平兄等所撰写的文章中均有较详的记述。任先生曾是夏先生的高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感情笃深。“反右”后，任先生身处逆境，又患重病，却仍勤奋治学。他写出的学术论文除了一九六一年暂短的宽松期偶得用本名刊出(如为《中华文史论丛》创刊号撰写《经篡小辨三题》)，其他大多不能发表。夏承焘先生慨然署上自己的名字拿到报刊上去登载，稿费交给任先生去补贴家用。“文革”爆发，夏承焘先生为此多次批斗，两人所遭到的凌辱和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任先生已患肝癌绝症。“文革”次年秋，任先生终于郁郁以殁，春秋五十有四。任先生临终前，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死了，夏先生可以少一条罪名了。”我是直到九十年代去杭州时，才认识任平贤伉俪的。一次我专程请任平兄带我去他家拜见师母，并和师母合影留念，作为我对任先生的教泽师恩的一点表示。那时我已年逾古稀，任平兄叫我和师母并排坐下拍照。相互推让了半天，我还是站在师母身后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收入了我的画传《跨过的岁月》中。
论曰：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故忠言常遭忌于当道，直行多为社会所不容也。呜呼！任先生两者兼而有之，怎能不陷入悲惨之境？他的敬业精神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以直道事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有时想，他在为人处世上是不是太执著一些？对于这种品格，我不知道究竟应当加以赞美，还是为之痛惜？前些年听人说，五十年代初，任先生在大学任教务长时，一心想把教学工作做好，律己严，而且也以同样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他曾在别人上课时去旁听，发现讲解有误，就情不自禁站起来直言说出，以致使对方感到难堪。我能够理解任先生的性格。我相信，任先生这样做，丝毫没有扬才露己、贬损别人的成分，他比那些貌似谦逊的伪善者心地要善良得多。但是，他在做法上太激切了，太缺乏考虑了。近读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谈到和与介问题。无邪堂认为，必须接人以和，持己以介，和与介是并行不悖的。又说：“若己介必以介责人，则触处皆荆棘矣。”《无邪堂答问》一书多重修身哲学，其中有许多精辟意见，令人折服，上面所引这些话也是不错的。但无邪堂是理学家，不大重视甚或轻视人的性情方面。人不是完全可以被道德规范所制约所塑造，按理性的支配去行动。人是复杂的，人的性情有时也会冲破理性的樊篱，人的美德有时也会夹杂某些负面因素。因此，人固然应该向着臻于至善的方向去努力，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臻于至善。语云“人无完人”，亦明此理。任先生固然难免无邪堂所指出的“己介必以介责人”之病，但是我又想，倘去掉这种因素，要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那么恐怕也会使他身上耿介正直与敬业精神随之消失。因为，某些缺陷往往是和美德混在一起的，这是性格所生成，难以分解。去掉这一方面，往往那一方面也就不复存在了。恐怕这也就是人产生许多困扰和悲剧的原因之一吧。任先生也难逃此数。
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人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月)[128]
说“伫中区”
徐复观先生在《文赋》疏解一文中指出：钱钟书《管锥篇》笺释《文赋》首段“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将二句并为一句，意谓“在室中把书卷”。徐疏对此评曰：“当时的书不是帛卷，就是简篇，很难拿在手上站着看。”这一评论自然是对的。但钱注将“中区”训为“屋内”是否有据，则未得解决，有人甚至认为并无任何根据。
按，“区”训为“屋”，是可以成立的。《汉书·胡健传》，颜注“区者，小室之名”；《张苍传》：“区谓居止之所”；《集韵》：“区，所也”；《一切经音义》：“区，处所也”，皆可证。然而，“区”可训为“屋”，并不意味着“区”都应训为“屋内”。更值得重视的，这里说的是“中区”。《后汉书·蔡邑传》：“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卷九十)；《晋书·桓温传》：“贵中区而内诸夏”(卷九十八)；《魏书》：“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卷十九)；晋皇甫谧《三都赋序》：“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文选》卷四十五)等，都和李善注一样，把“区”解释为“区域”。陆机《文赋》中首句正是借用地理中重要有利的位置，引申而为创作中最具有观察力和判断力的场所。钱注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二句，合而为一句解，并在末句下加一分号，至“瞻万物而思纷”始断句。这样一来，不仅将前两句化约为只有一层意思，并且将后二句作为前两句的对句，解释为在户外看风景，这样的断句训读，使得陆机原本易解的文句，反而滞碍难通了。
我在青少年时曾从公严先生学此文，我觉得这段话是平易的、好懂的。“伫中区以玄览”句，是说属文之道，首在对自然与人生的观察，以积累生活的经验。李善注谓“中区”即“区域之中”，乃是确解。只有立于区域之中，而不局囿于一隅，所见者才能全面，而不致陷于一偏。“颐情志于典坟”，这是属文之道第二个要旨。要写好文章，就必须钻研前人的典籍，从文化传统中培养自己的文学素养。颐即培养，这句好懂。
陆机在上面所提的属文之道，二者相互关联，却又不可混同为一。不对自然与人生加以观察，写不好文章；不从传统，从前人典籍中培养自己的文学知识，也写不好文章。陆机接下来讲的一大段，正可由此分为前后六句。前六句：“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即阐述属文之道的第一要旨，只有在观察中，在与社会的接触中，才能引发思想活动，而外界的变化才会引发出不同的情绪与感受，这与前面一句“伫中区以玄览”形成互文足义的句式。后六句：“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即阐述属文之道的第二个要旨，即在传统中学习，才能造成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才能有高洁的胸襟人品，这也正好作“颐情志于典坟”的注脚，并且只有这样解释，才可以将《文赋》首段讲通。
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沉思与反思》，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6月)[129]
谈闲适及其他
寅彭来聊天时谈到，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目前很走红，有些人正在捧这本书。记得魏绍昌生前曾经把夏志清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夏在信中称魏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大师”(这称号可能记得不太确切，但总是差不多的美称。我想绍昌的信大概还保存在作协或什么地方，将来总是可以复案的)。那时我就对绍昌说，我不喜欢读夏志清的文章，和现在一些人的意见相反。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我就对将政治外加于文学而提出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之类的理论感到格格不入，后来甚至产生一种厌恶感。但我也不赞成现在颇为流行的所谓纯文学观点。古往今来，能够震撼人心、垂诸后世的巨著，都不像现在流行的纯文学观理解的那样，是绝对排斥作家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前途的焦灼这类内容的。自然我们也应当注意，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文艺作品的性质也是多样的。除了上述那种关怀民生疾苦、忧虑人类文明前途的感时之作外，我们也需要山水诗、花鸟画以及所谓的闲适作品，因为人的生活在一定时候也需要放松、娱乐和其他享受，而不能总是剑拔弩张。抗战前有人认为随时随地都不要忘记国难，例如吃西瓜就要想到山河破碎。鲁迅曾讥笑了这种观点，认为果真如此，那么连西瓜也吃不下去了。鲁迅又说，吃西瓜虽然不能和抗日救亡挂钩，但一个战士在天很热口很渴时吃了西瓜，就会精神一爽，奋勇杀敌。鲁迅写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文字，我至今爱读的就是那篇《文学与政治之歧途》，而对鲁迅谈文学阶级性的那些文字则不大能接受。不过，我对鲁迅上述吃西瓜的话，以及他晚年所写的论陶渊明除了飘飘然之外也有金刚怒目式的时候，和对朱光潜论古希腊艺术“浑身都是静穆”说的批评，我至今仍是深为服膺的。
提倡闲适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两点应该注意，一就是鲁迅所讲的闲适诗人并不总是一味闲适的。陶渊明是这样，张岱也是这样。张岱文集中《湖心亭赏雪》等篇就是与社会其他问题无关的，而《越绝诗小序》等篇则属忧世感时之作。倘使只举前一类，就不能概括张岱的全貌，鲁迅把这种做法称为摘句家的断章取义，是一点不错的。二是有些诗文看似闲适，实际不然。例如战前周作人写的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这其实是如他所说的“寄沉痛于悠闲”。诗发表不久，就受人指责，詈骂纷至。我并不赞成周作人的主张，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这并不像那些批评者所解释的那样：周在国难当头还在谈鬼画蛇，简直“和平冲淡”得很。周曾为这首诗辩解说：街头终日听谈鬼，焉知所听不都是空洞无谓的鬼话？窗下通年学画蛇，焉知不是一种自责，说自己所写的文字不都是无用的蛇足？那首诗中正是含着这些牢骚，但如鲁迅所说，当时的青年看不懂罢了。当然，也有浑身都是闲适、毫不关心其他问题的纯文学之作，目前有人正在吹嘘这类作品，而不见其低浅，反沾沾自喜，自以为高。老实说，对这种纯文学我并不佩服。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王元化集》卷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