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王元化文稿 下/思辨卷》（9）

三十一章《王元化文稿下/思辨卷》（9）书简(37通)

§320

致《抗战文艺》编者(1939[21])(《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

欣读来函，真使我高兴极了。

……兄的书评我已转给《文艺》的朋友们了，他们都十分喜欢。你们这样关怀我们的刊物，实使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我们一定要努力来回答你们的殷望。

上海文艺运动现在正逐渐开展，最近有一个文艺丛刊出版，内容以小说、散文为主。编辑是陈望道、戴平万、邱韵铎等。另一个月刊，内容着重在报告和通讯方面。是林淡秋、柯灵、杨晋豪和我做编辑。希望你们能给予帮助和支持。我们希望以这个刊物来展开上海文艺通讯运动，这可以推动上海文艺大众化运动，因为根据《上海一日》出版的经验，可以看出上海有广大的文艺潜力，《文艺通讯》就想发掘这力量。这里还有一个文艺周刊，不定期出版，编者为郑振铎、王任叔等。此外还有一个通俗小册子的编辑会，由白兮等负责。

上面的情形，可以说是上海文艺的一般动态了。至于这些刊物的出版,是按照一定的计划来分配的。这里举行过一次鲁迅风论战的座谈会，由于多数人的要求，便经常举行，成为沦陷后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前身。现在，虽存有许多缺点，然而总算用工作将大家结合在一起了。这个座谈会更产生了种种编辑会，像上面所举的一些刊物便是，工作颇有一些。自然，这仅限于一批进步文人的结合，还不够广泛，真正广大的文艺界并未紧密地联在一起，不过，我相信将来会有可能的。

《文艺》仍将继续，不过要改月刊了，这是由于经济的限制。《文艺新潮》你们看到没有？此外，《译报》将出十部翻译的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林淡秋译的《中国的新生》马上就要出版了。

总而言之，上海虽已沦为“孤岛”，但上海文艺界是不“孤”的，情景已非兄在沪时可比。

……仍在剧团中生活。这里有一个戏剧学校，教员有尤兢、李健吾等，还不错。

…………

洛蚀文一九三九年寄于上海

§321

致陈冰夷、袁佩兰(1978)(《清园书简》第303—304页)

佩兰嫂[22]

你和冰夷兄打给津苹的唁电已收到。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怀。现作协和译文社已为满涛组成治丧小组，准备于下月十三日举行追悼大会。《讣告》即将发出。

冰夷兄大概已去广州。有件事因时间急迫，所以特写此信给你。我于本月中旬曾将一篇《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稿子由挂号寄中国社会科学院交冰夷兄，准备请他转给文研所许觉民。不知此稿是否收到？冰夷兄是否放在家中？现我得北京来信，通知我周扬同志已将我于早些时的同一篇稿子直接转觉民(这篇稿子是初稿，我寄冰夷兄的稿子是修订稿)。如果《文学评论》准备发表，我希望按照我寄给冰夷兄的那篇修订稿发排。周扬同志转去的那篇初稿是没有修订过的。因此，只有麻烦你了。如果你可找出我寄冰夷兄的那篇稿子，是否可以劳神，请代为转交许觉民？不知你认识许觉民吗？我附上给许觉民一封信，请你把我稿子转去时，一并交给他，此事是否可行？得信后请即复。诸多费心，谢谢。祝好

王元化手上

一九七八年

碧清、张可嘱笔问好！

再者，如果找不到我寄冰夷兄的稿子，那么就不必将我写给许觉民同志的信交给他了。我当另行处理。

[附]

觉民同志

前将拙作《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稿寄周扬同志，顷得通知周已将稿转给您。这篇稿子我作了一些小修改，现请冰夷同志(或佩兰同志)将修改过的稿子转呈。如蒙采用，我希望按照这篇修改过的稿子发排。倘不拟发表，请将原稿赐还。诸多费神，谢谢。

此致

敬礼

王元化手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

§322

致樊克政(1979)(《清园书简》第625—628页)

克政兄

承惠寄七纸信，拜读之后，获益良多。您的严谨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您对拙作《龚自珍思想笔谈》所提意见，指出其中资料性的错误，尤为感谢。我将把您的意见视为对自己的勉励和鞭策。治史学，首在资料的准确性，而我却往往掉以轻心，不大注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散漫，只凭兴趣办事，对有兴趣的问题还肯钻研，因此有时尚有所获。但对某些我认为无关宏旨的问题(其实此为治史之大病)，则懒于深究，随便放过，以致往往造成不少失误。我缺乏我国传统史学家那种认真精神。读来信后，真有振聋发聩之感，今后当痛自惩戒。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要向您说明一下，当时写作此文时，我尚未“解放”，与外界隔绝，手边连必须具备的资料亦告阙如。(例如承您热心开来的以前各家研究龚自珍的篇目，我可坦白相告，连一篇也未读过。)同时，也没可以请教或磋商的人。这也是形成拙文局限的一个原因。但我也不愿为自己护短，我有粗枝大叶的毛病，不肯勤收资料，借鉴别人的成果。虽然这也有不受别人意见束缚的好处，但弊病极大，有些问题别人已谈过，有些问题别人已解决，可是我却全然不知。这就更造成我的狭隘性。这次得到您的指正，我很希望今后和您能建立经常通信联系，不知以为如何？

我现已调至大百科上海分社，在文艺部工作。我们将来除编大百科全书外，还要编杂志，出丛书。今后还要请您为我们写稿。我虽搞文艺，似也兼顾社会科学。此间有识者多称人才集中于北京。上海除几位老先生有真才实学外，多徒具虚名，大学中五十多岁的教师已成骨干，有的且带研究生，但既无旧学根底，又无马列基础，全凭所谓“新观点”吃饭。拆穿来讲，这种“新观点”不过是几句口头禅，所谓“阶级分析”不过是贴标签，较之四十余年前盛行于苏联的庸俗社会学还要等而下之。有的甚至连文字关还未通过。所以我以前建议《中华文史论丛》多刊载老先生作品。现在发现在北京的中青年中(专指历史哲学方面而言)，大有人才，肯钻研，功夫深。例如您交我转给《中华文史论丛》的文章，编辑部同志读后，都有同感。论丛过去刊载的多半是老年人的文章，像我年近六十者，已算是其中最年轻的了。这次刊载您的大作，可说是破天荒。我要告诉您，这绝不是看我的面子，编辑部取稿有标准，也较严格，确实因大作写得扎实才发表的。希望您今后不仅继续为论丛写稿，也要为大百科写稿。我想请您把龚自珍研究情况(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已解决？哪些问题未解决？哪些尚未接触而应当接触？)以及海外(最近有人告诉我，台湾也有文章涉及宣南诗社，但此间找不到资料，据说北京是有的)种种情况汇总起来，加上自己的评述写成一文，这是大百科杂志所需要的。不知您愿尝试否？我进大百科后，希望您多多支持。这方面问题我以后还要和您通信，具体落实。也请您谈谈您的研究计划和设想。

我虽一向搞文艺，但近年来很想搞点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工作。除《龚自珍思想笔谈》外，尚有《韩非论稿》(三万字)一文。文中观点颇与众不同，我有些担心会被目为标新立异，故迟迟尚未发表。准备过一阵多方听取意见，修改后投寄史学杂志。此外，还拟订了十来个题目。但目前调至大百科，要搞行政工作，恐怕今后一时难以写作了。倘日后有机会，我仍想完成宿愿，写出若干篇，编成一集。《龚》文倘编入，我一定要说明是您帮助我订正了哪些资料性的错误。我想将来再把《韩》文寄奉征求意见。

前几天我看了发表在九期上的拙文清样，同时也看了您的大作的清样，不过我的校阅不仔细，可能还有错误。两帧照片已制铜板刊在一页上，字迹尚清晰。据说明年元旦论丛九期即可发行。我想要来您的清样一份寄上，让您早日看到。

今后我来京的机会较多，届时当走访作促膝之谈。专此，不尽一一。即致

敬礼

元化手上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

§323

致楼适夷(1980)(《清园书简》第598—600页)

适夷兄

来信收到。此次在沪见面，能作促膝之谈，诚一快事。也许由于年龄和心境，越来越能体会老友的旧情可贵。兄已高龄，仍南北跋涉，体力壮健，头脑清楚，毫无衰老之态，使我为你高兴。望不要过于劳累，珍摄为祷。我较兄小十来岁，日渐衰弱，一两年来消瘦的情况，使许多友人为我操心，嘱我注意调理。唯工作繁忙，琐事丛集，整日打杂，眼下似尚难摆脱，颇以为苦。上周患感冒，未休息，现全身乏力，头脑晕眩，只得在家卧床静养。谅无大碍，请释远念。

津苹逝世，事出突然，噩耗传来，为之凄怆。她逝世前二日，我曾去探望，将兄眷顾之心向她转达，她颔首心领，甚表感激。当时医生并未料到她在世之日不多，只说病情较重，还需进一步确诊。此次与她见面，即成永诀。目前她的兄弟二人(写信给你的琪章是她大弟之女)正在与涛弟为遗产问题争执。事态有逐渐扩大之势。我已表示只关心一事，即满涛遗著的整理与出版，但钱财之类概由他们决定并处理。

我愿就来信所示，谈谈我的想法。我不愿卷入派性之争。这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实在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和目前的见闻，使我感到厌恶。我并不是把文艺上的问题一概归为闹派性。我将本着自己的良心讲话。我知道这会使我陷于孤立，但扪心自问，既不夹杂个人打算，则对后果非所计也。现我在上海正处于这种境地，双方均视我为异己。但我一不要做官，二不要争名，只想说几句自以为然的话，于愿已足，因此，其余均置之不顾。

拙文已完稿，交《上海文学》，将于十二月份刊出，你见到，请指教。文中得罪了不少人，可能重蹈雪峰不讲策略之故辙，你只要一览便知。目前我还拟续写几篇，也许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兄曾责我何以不写悼念满涛之回忆文，过去未解释。我打算一两年退休后，埋头写回忆录，怀念老友，也想对文艺上的一些是非秉笔直书，包括对自己也不容情，不姑息，不掩饰，希望留下一点信史，作为后人的借鉴。我整天打杂，《解放日报》文章未读过，至今不明内情。当去打听清楚，再奉闻。

祝好

化手上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津苹追悼会，柱常兄已代你送了花圈。

§324

致冈村繁(1982)(《清园书简》第31—32页)

冈村繁先生

六月八日惠函敬悉。弟遵医嘱，于先生发函之日来安徽省黄山疗养院休养，为期两月，估计约于八月初返回上海。大札辗转递至此间，耗时多日，直至二十日始收到，故复信一再拖延，尚希见谅。

拙著承蒙先生奖饰，既感且愧。先生大札中所言种种，实属过谦。前函所云，敝国所出版《文献》杂志曾刊有《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八○年第四辑)，当时弟即将杂志买到拜读，获益良多，令人敬佩。先生大著《文心雕龙索引》，弟闻名已久，惜此间难以购得，迄今未能拜读，深觉遗憾。

贵国汉学家之贡献极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出敝国学人。惜由于过去两国未订交及其他种种原因，故对贵国汉学家贡献迄今未作出较详介绍。弟本两国文化交流之旨，愿略尽绵薄，故已将贵国学者吉川幸次郎、斯波六郎、林田慎之助、户田浩晓、兴膳宏、目加田诚诸位先生研究《文心雕龙》之论文，计十篇，约二十万言，请一位对中日两国文字均较精通且对《文心雕龙》亦有研究之彭君翻译出来(弟仅粗通英语，不谙日语)交山东齐鲁书社出版。后又受书社委托写一序言略作介绍。现趁在黄山休养机会，可以做些编纂及写序工作，拟于七月交稿。序言中拟提及先生某些意见，谅能俯允。此项工作，曾得兴膳宏先生大力支持，寄来材料多篇。今后亦望先生能将我国学者研究成果介绍贵国，以推进两国文化交流并有助于研究之提高，谅先生定愿担负此任，不胜翘盼之至。

弟曾接到非亚人文科学在日召开之会议邀请书，但因事冗，不克前来参加，今后甚愿到贵国一行，倘能如愿定趋前问候，并聆教诲。先生今年倘能到沪，望先给一便笺通知，以准备迎接。

匆此敬颂

时绥

王元化手上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晚

又，请向户田浩晓、伊藤正文，兴膳宏、相浦杲诸位教授致候。

§325

致蒋天佐(1983)(《清园书简》第569—571页)

天佐同志

惠我六纸长函，一口气读完。对于你关心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耿耿忠诚之心，我感到钦佩。你的身体这样衰弱，仍在不断思考，不断奋笔疾书，对于我也是一个鞭策。我们如今已步入晚年，工作之日不多了，渴望把自己余生贡献出来，哪怕像萤火一样，发出一点微弱的光来，也是应该的。这种心情，大概是许多老同志共有的。让我们凭党性、原则、良心发出点声音来吧。七号文件谅已看到。我觉得你给党写的信，是一个党员关心党的事业，不可推卸的职责。我赞成你这样做。你的意见是中肯的，爱护党的。我在自己力之所及的范围内，也做了一些呼吁。我希望这三四年来文艺界取得的成绩可以巩固下来，并且大步地前进。我现在大百科，与文艺界接触不多，但据所知情况并不令人放心。但愿早日稳定下来，各种混乱思想得以澄清。

我最近身体不好，春节后几乎天天去医院，现除萎缩性胃炎外，又查出十二指肠有毛病。春节前在家门口昏倒一次，故又需做脑电图之类，大概还要查十天左右，才可最后确诊，看看是否需动手术。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勉励，你指出拙文不是之处，确是我的缺点，那篇谈真实性倾向性的拙文原想写一封信给京中友人，提提自己观点，信未写完，他来沪，谈及此事，嘱我以文代信，就匆匆忙忙赶出来了。后被《上海文学》知道拿去发表出来。人称，会做文章的小题大做，不会做文章的大题小做。我恰恰犯了文家之忌。拙文只是把许多见解勾勒了一下，未说深说透，我自己也感到了。今年《文艺报》第一期有我一篇谈形式探索的拙文，第二期有在《天云山传奇》影片座谈发言的记录。不知见到否？这些东西也是挤出时间匆匆赶写的。其中未说清说透处一定也很多。你倘能经常对拙文提出直率批评，对我是极有帮助的。请你批评指正。寄奉拙著一本，这是“文革”前旧作。那时只能写些这类东西，望不吝赐教。

请恕我不能在信中畅谈，这两天身体不好，以后再谈。最好将来有机会见面作促膝长谈。张可在恢复中，谢谢你对她的关心。她至今尚不能看书写字。

请你多多保重！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

§326

致张光年(1983)(《清园书简》第420—421页)

光年同志：

在津匆匆一别，去京后忙于定稿，未能趋前拜访，甚憾。临行前拟电话辞行，未接通。

在津所嘱之事，回沪后即询《上海文学》编辑部，是否有人组织或自写稿件批《文艺报》，去投《安徽文学》(或其他刊物)。我并将意见代达，我还表示我同意你顾全大局不可意气用事的忠告。据编辑部同志反映并无此事，他们感到诧异，不懂何以有此传闻。我说也许你们几位不了解，比如，是否有人会这样做。他们说对别人情况不了解。我请他们去了解一下看。

关于在津所传我的工作问题，我回来后向中央工作组与市委表态，觉得还是多搞点研究工作为好，希望组织上考虑不要用我之短(虽然我并无所长，但搞点研究，比较说来，还不是最短的短处)。故此事大约不致落在我头上。自然我也向组织提出建议、办法，并推荐人选。宣传部班子迟迟难产，至今未敲定。但无论如何不会拖延过久。

你的《文心今译》五篇，徐中玉同志本拟编入一本今译集内。后我向古籍一位同志提起，他们向徐取来拟先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不知尊意如何？你原嘱我于稿末赘数言，说明此稿写作时期等情况，不知仍需要否？亦盼示知。

周扬同志报告昨日全文发表，不知读后有什么意见？北京反应如何(文艺界)？(乔木同志意见已悉。)希望这篇文章能活跃一些理论界空气。但我又有些担心，这次未将工作搞得好些，我不希望对周扬同志发生消极作用。

龙学会学刊拟请你题词，谅已得信。

匆匆不尽一一。

敬礼

元化手上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

§327

致蒋天佐(1983)(《清园书简》第576—577页)

天佐同志

得信后，拖了很久，一直未复。原因是我于上月初患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诸事待理。加以体力始终未完全恢复，因此老朋友处欠了不少信债，现正一一去写几个字打招呼，以表歉意。

两个月来，文艺情况变化颇大。我接触不多，但也许可能比你听到的多一点。你那篇评刘文，现在看来更难发出了。你所批评的那一套论调现正占上风。我们是从青少年时代在党的哺育下长大成人的，从未动摇过的，自信对文艺的一点理解和看法，完全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繁荣昌盛。但看来，今天是不大容易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而不遭到嗜“左”成癖者加以歪曲或攻击的。因此我目前没写什么文字，同时身体不好，又需休息，暂时休养一下精神。适夷、老姜都和我谈到你。老楼说你身体不好，但仍关心文艺，看书写作十分勤奋，很钦佩云云。

匆匆祝好

化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

§328

致兴膳宏(1983)(《清园书简》第72—73页)

兴膳宏先生

先生自巴黎回国后三月初惠我大札已拜诵。大作两篇在敝国发表后，引起国内学者瞩目，并表钦佩。深感先生功底深厚，治学严谨。今后两国文化交流，特别是在互译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方面，当以此为嚆矢。

弟之旧作(一写于一九四五，一写于一九五○)已译成日文在贵国(大阪)研究罗曼·罗兰专刊上发表。此刊恐发行不广，不知先生见到否？倘有便一阅，尚乞指正。

敝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贵国学术振兴会协定，拟派一以研究《文心雕龙》为主代表团访问贵国。由弟担任团长，另偕两位教授及一名翻译同行。届时当拜会先生、冈村繁、户田浩晓诸位研究文心之专家教授。我们想首先到京都大学，请先生作为接待敝团的主人(自然一切当通过贵国学术振兴会)。顷闻先生九月有一国际会议，而我们拟于九月访日，不知先生何时得暇？请先生定一时间(无论在九月上、中、下旬或十月上旬均可)，以便我们早日决定访日时间。此事谅能得到先生俯允，并盼及早赐复，以便双方议定访日时间。诸多费神，感激无量。

弟近有一拙作(近六年来所引各文之汇编)出版，当寄奉一册，请先生教正。

敝国文心雕龙学会已定于八月中在山东青岛(避暑胜地)召开。关于邀请国外学者正在洽商中，一旦得到批准，当发柬邀请尊驾莅临指教。

匆匆不尽一一。即颂

时绥

王元化手上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329

致姜椿芳(1984)(《清园书简》第512—515页)

椿芳兄长

大札收到。最近忙于筹备国庆，加上个人对照检査不可再拖，故较忙乱。

常平同志谅已返京，已将分社情况奉闻。他临行前邀新老班子会餐，我亦被邀请，算回娘家。社成立大会举行，本拟前来北京祝贺，但实在走不开，只能书面向各位致贺了。

来信嘱办之事，已交部内分管此事的部长，看样子一时不易解决。励康同志给我写的材料亦早已交去。当尽量催办。

望阳同志逝世，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未征及意见即将兄名列上，我想你会愿意这样做的。附上我在会上所作悼词一件(见附录)，留为亡友的纪念。

下月兄来沪，当可面叙。不一一。问候大嫂和全家。

祝好

弟化上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附]

悼词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亲爱的战友钟望阳同志的遗体告别。

钟望阳同志是在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三十二分逝世的。终年七十五岁。

钟望阳同志在青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党分派他从事地下文化工作，一方面在《每日译报》担任编辑，一方面从事文学活动。他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家，他的优秀长篇童话《小癞痢》《新木偶奇遇记》是儿童们所喜爱的作品，曾在上海苏联电台作为连续广播的儿童节目。在这些童话中，钟望阳同志用自己的火热的心表达了对袓国的爱、对儿童的爱。这种真挚的情谊使他的作品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当时上海是座孤岛，政治环境险恶，经济条件艰苦。作为一名革命者不仅要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而且还要在日常的琐碎生活中经得起迎面袭来的种种折磨，受得住压在身上的重重苦难，才能向敌人进行坚忍不拔的韧性战斗。当时钟望阳同志工作繁重，生活清贫，他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幼小的子女，三代人侷处一间斗室之内。他借教小学的微薄收入来养活一家人。为了谋求糊口之资，他几乎精疲力竭，但他不顾疲劳，始终坚持完成党交给他的工作。同志们都知道他生活困难，但从未听到他叫过一声苦。相反，他总是保持整洁的仪表，他的脸上总是露出他所特有的温良的微笑。

钟望阳同志在沦陷期被党派往解放区，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才重返上海，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四人帮”粉碎后，担任了上海文联党组书记，以迄于今。

钟望阳同志无论在受到所谓“潘杨事件”株连时，或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心地坦荡，正气凛然，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诚。他不是那种患得患失，见风转篷，左右摇摆的人。他的身体瘦弱，态度谦和，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和人争吵过，甚至从来没有粗声粗气说过一句话，总是那么心平气和，文质彬彬。但是，熟识他的人也全都知道，就在这个体态痩弱的躯体内，却藏着一颗坚强不屈、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心。在重大问题上他绝不苟且，他总是坚定不移地按照党性原则和良知的指引办事。

钟望阳同志作为一名党员走完了他的革命途程。他的—生是平凡的，但是在这种平凡中却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这种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让他永远活在我们记忆中，成为鞭策我们前进的力量。

一九八四年九月四日

§330

致李锐(1985？)(《清园书简》第150—151页)

锐兄

早想写信给你，半月前腰疾复发，卧床多日，书写不便。今虽未痊，但已可活动，即奉此函。

上海情况堪忧，市宣迄无部长……下属各局则更有甚焉。如文化局争相率团出国，一可游山玩水，二可收入外汇(与其他非职业演出团出国不同)。又如电影局利用滥发内部电影片及资料片票子，建立关系户，厂长等可十分巧妙地为自己解决住房，所得住房即市委常委亦不可得。此外大多都不顾组织原则，不经一定组织程序，而拉帮结派，通过“小兄弟”解决一切。风气之敝，十余年来，无有今日之甚者。腐败情况，令人忧虑。主政者全陷被动，已无暇顾及思想战线。掌文教者，应付而已。工作能不管则不管，能推给下级则推给下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去谈话已毫无作用。报纸倘要报导弊端，据说须等问题解决后再可报导(倘永不解决则永不能报道矣)。

弟自少年时代入党，已逾半世纪，今为大局忧，为前途忧，如此悲观论调，恐令爱护我者感到遗憾也。

上次来信嘱我将去岁尾之拙文寄上，现遵嘱附奉。此文此信希转黎澍兄一阅，并望教正。

问候张大姐。

匆匆

祝好

王元化

？年)二月十日

§331

致孙颙(1986)(《清园书简》第89页)

孙颙同志

得来信未能及时作复，请原谅。

三十四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经华东局宣传部批准成立。社长是刘雪苇同志,我是总编辑兼副社长。由于刘同时又任华东文化局(原华东文化部)局长，所以出版社的日常工作由我负责。那时我的年纪为三十一岁，可能比您现在还小一些。在新文艺只干了两年多，“五四”年底，我就调到文委去了。我对出版社的业务所知有限，而且又是建国初期出版工作草创时的经验，因此谈不出可供采纳的意见。我想，说说当时出版工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亟待改革的方面,或许尚可聊备参考。

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出版单位除制定选题计划，也进行了组织调整，那时正是按照“一边倒”的精神来办事的。这就是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出版单位被限定在短期内实现编辑、印刷、发行三个环节分开来的建制。这种办法在三十多年中虽然一再证明是有弊端的，可是沿用未改。至今我们仍经常听到这三个环节互相埋怨和诉苦。编辑部门抱怨说，他们知道书的质量，可是不能决定印数。发行部门抱怨说，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什么书不好销，可是不能决定定价。至于在出书周期的长短问题上，在付印稿的定、清、齐问题上，出版社和印刷厂的矛盾更是层出不穷。读者说买书难,书店说卖书难。书作为一般商品上市销售，纵使是长线读物，倘在规定的短期内不能售罄，就要以积压论处，新书难买到，旧书更难买到。诸如此类的问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充分说明出版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今天议事日程上极为紧迫的问题了。

您在今天主持一个出版社的工作，较之我当年碰到的问题复杂得多，也困难得多。您要把一个出版社的工作做好，不能置身于整个出版界之外，因为大局管小局。许多事就局部来说是难以措手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作为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事实上，做好做坏仍会得到截然相反的后果。我并不一概呵责娱乐性的读物，但必须是健康的娱乐性，这一点很重要。鲁迅曾经批评有人主张吃西瓜时应想到山河破碎，这种把一切硬联系到政治上的办法自然是幼稚可笑的。但是鲁迅认为一个战士在暑天吃了西瓜，精神一爽，也就可以更加奋勇地去杀敌。我认为健康的娱乐性的读物就具有类似的功效。两年前，我在上影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就根据这种看法提出我的见解,我说，健康的娱乐性的片子是需要的，可以使人在紧张工作后得到松弛，然后再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但这类片子也不应泛滥成风，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力量放到拍摄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片子上去。我引用了歌德的一段话说:“引起公众所愿意的感情，而不是使他们感到应有的感情，这是一种对公众的虚伪的服从。……广大的观众应该受到尊敬，不能像小贩从孩子那里骗取钱财一样去对付他们。”不料一位负责电影工作的同志回到北京后说，上海的宣传部是反对娱乐片子的。这种指摘并没有使我改变原来的看法。我认为在出书问题上也是同样。精神产品当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为首要任务。当然，出版社也不能不顾及经济效益，要出版一些销售广的大众化读物。但是，纵使是娱乐性的读物也需要对读者有益(在不同程度上)，起着积极的作用。我知道这样做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做到，这就要求出版社的同志们动脑筋，发挥创造性的才能。

匆匆已尽四纸，不知您对我的这些意见存什么看法？请指正。

不尽一一。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332

致屠善澄、桂湘云(1986)(《清园书简》第552—553页)

善澄兄

湘云妹

手书奉悉。谢谢你们的关怀。读了湘云妹回忆母亲生前往事的文字，真是不胜感慨系之。我在母亲的哺育和爱护下，从小到大，达六十五年之久。除了最后一年母亲由于病痛和衰老，不再像平时那样和我谈心外，她一直是我的知音。“四人帮”粉碎后，我的平反，也得到母亲的帮助，她曾主动为我向周扬写信，此事直到她去世后我才知道。她不仅给我母爱，也给我极大的帮助和教导，所以她同时也是我的挚友。这种母子关系，在人间是极难碰到的。如今一旦诀别，真使人万分悲伤。湘云妹对她的怀念，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舅母暑假来京和你们团聚，不知逗留多久，可能七八月间我有机会来京，届时当趋前拜谒。见到玉成、声镛请代致意。匆此

祝好

元化、张可同上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333

致何满子(1987)(《清园书简》第95页)

满子兄

十日信收到。卓兄事原来如此，真是令人浩叹。最近我不参加活动，也少写信。倘去信时，请代问候。值得担心的倒是他的健康状态，希望他珍摄，要査清是什么病。(抗战前我也患过眼底出血，病名为静脉周围炎。六十年代初，又复发，至今玻璃体浑浊。但一般眼底出血与我所患不同，往往由高血压之类血管病引起。)对于乘机倒算，不要动肝火。我们都是年近古稀的人，“七十老翁何所求？”所悲者，乃祖国之前途及少年时即已形成的信仰与理想耳。每念及此，辄悲从中来，索然而无生趣。但愿马克思早日召唤，了却此苦难的历程。现在我才了解少年时读契诃夫说的一些一时难以索解的警句(如：“一个到了什么都不怕”，“瞎了眼也不怕”之类的悲观论调)。

耿兄返沪望来舍小叙，备晚餐小酌。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一日

§334

致林焕平(1987)(《清园书简》第396页)

焕平同志

七月二十二日手书奉悉。

两年多未见，时在念中。自今年二月由港转深圳转广州返沪后，不久即患病，至今始愈。

您的党龄工龄问题，拖延未解决，令人感喟。此间也有不少老同志为此事不得合理解决而苦恼。我曾为几位友人的事找人谈、写材料，向中央反映，仍未见效。大概主要关键有二：一是凡属地下团体，需列在中组部所颁发名单内，许多明明是这样团体，仅由于名单未列，而不算(左联是列入的)。另一是党龄工龄连续性问题。我不知广西对您的问题合理解决阻碍何在。前两年我曾向您说过，可代向李锐同志反映，那时他是中组部顾问。如今他已入顾委，大概顾问不当了，但我仍将尊函寄去(附件就不附去了)。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35

致蒋述卓(1988)(《清园书简》第578—579页)

述卓兄

十五日来信读后有些怅然。主要觉得你的心情似乎不太好，有些不放心。对于暨大情况你过去似乎有些理解，且有贾益民在那里。大概这次去工作，情况有些两样。希望过一个时期，逐渐熟悉起来，也许会好些。目前各单位情况大概都差不多。希望你要妥善处理目前这种使人生厌的人际关系，冷静对待，尽量不使它干扰自己的情绪。你有一定行政能力，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今后主要精力用在教读写方面，有了一定成绩，就可建立威信。而且我们的得失，不在世俗方面，而在学术成就方面。希望你一开始就这么干，使人也对你形成这种印象。将来我们见面时，我可抽出点时间听听你谈谈自己的处境、情况。我可向饶校长等进言，即向她谈谈我的意见。

你回去后，一家团聚，应感到高兴。请代我向你夫人致意，说我对中国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到敬佩。三年来，她为你深造，一人担起家庭重担，连我也十分感动。请向她和孩子们问好。林老处也请问候。

这学期你筹备《文心》会议，我虽觉很好，但也知干这种事吃力不讨好。但我对你的为人是了解的，知道你不会计较。我任导师以来，觉得庆幸的是碰见你们几个青年。老实说，目前一些青年，我不大了解。但你们使我觉得可亲可信，这也是我的幸运。我已近古稀，一无所求,但愿中国多一些有志气有学问有人格的好青年，望勉之。

我和张可在酷暑中均粗安勿念。不一一。

祝好

化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336

致林焕平(1988)(《清园书简》第397—399页)

焕平同志

七月二十一手书拜悉。惠我四纸长函，捧读再三，至感欣慰。惟信中未提贵体如何，殊以为念也。

述卓同志作风踏实，为人厚道，在今天中青年中颇为罕见。三年中，朝夕与共，彼此有较深理解。我希望他今后仍以治学为重。临别前，他向我索取赠言，并送来宣纸。拟候天气稍凉，为他书一条幅。内容集熊十力语：

沉潜往复，从容含玩。

谨存阙疑，触处求解。

勉其无忘治学也。

您被载入澳、英二种名人录，谨此祝贺。大概是由于您的推荐，我也收到同样两份来件，嘱填表格。因忙于琐务，未及填写，后又一再得函催索，英传记中心甚至三次来函，不知是否又有别人推荐？顷已填好寄去。

信中所说当前理论界情况，颇有同感。您长我许多。如此努力写作，是对我之鞭策也。我近来也写数文。第三季度拟将近年论文，汇编一集交出版社，这将是我的第五本论文集。又，湖南拟出一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丛书，向我索稿，我拟将数年来在工作岗位上所写的实质性文章交去，题名拟取：《文化发展十论》[23]。

半月前上海大热，为数十年罕见。大伏后，由晴转阴，气温反而下降不少，使我在酷暑中舒了一口气。桂林如何？万望珍摄。

匆匆不尽一一。即致

敬礼

王元化

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

§337

致龚育之(1989)[24](《清园书简》第557—560页)

育之同志

二月寄至上海市宣的信(并附复制件)今天始收到。现在通信传递不大正常，往往会拖很久。

谢谢你对拙文提的意见。《人民日报》所发拙文，原载拙著《文化发展八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丛书之一)。此书是我根据在市宣工作岗位上所作的讲话之类整理而成，时间在一九八三年。我原无意出书，是在编者鼓励督促下汇编成集的，于去岁尾出版。《人民日报》编者摘出其中一节发表，事前我既不知情，事后也未得通知。我又未订《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过了很久，还是友人剪下给我的。你作了极为详赡的剖析，抄引不少资料，促我进一步思考，十分感谢。我要说的是，我并未把哲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列宁说的党派性自然是指哲学上的党派性，而非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那种党派性。他是从哲学自身出发，基本是指唯物唯心之间有党派性。我则认为马恩未这样提。列宁这样提是把政治上的党派性套用在哲学上了。(我在前几年曾撰文专论这一问题，收入即将出版的《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出版后当寄奉请正)。这是列宁早期的哲学观点，后来他在《哲学笔记》中等于在事实上订正了这一看法。如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是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的”，就意味着放弃了哲学上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斗争说(即党派性)。你抄录列宁给高尔基的信也有同样意思，不知此信写于何时？看来和《哲学笔记》中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认为列宁本人的哲学理论也在发展，而并非原地不动。他未见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写《唯批》时，列宁自称对哲学外行，他只是从政治意义上来对波格达诺夫等人观点提意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战前早译出，那时的编者序言中曾引用了这类资料。我现在来不及查阅，但我记得大致是不差的。列宁到晚年喜读黑格尔，曾号召组织黑格尔之友的研究会之类。所以《读小逻辑笔记》中的不少意见均与《唯批》不同了。恕我直言，我认为《唯批》中有不少机械观点。过去苏联(后我们又照抄苏联)在高级党校中是以此书作为重要教材。其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不仅比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更值得作为高级党校的重要教材，甚至也比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也精辟得多。不过无论在苏联或在中国，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都并不重视。我这样推重马克思的这篇著作，主要是从哲学意义这一方面来说的。所谓哲学意义，自然是指其中所阐释的与哲学有关的原理，似也包括作者是运用怎样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问题。这方面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而是需要读者自己去探讨、发现和研究。以上所述，质之高明，不知以为如何？

匆匆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二日

[附]

龚育之来函

元化同志

检出你四月给我的信，转寄还，因为你前信提到准备把它收入你的文集。

近日好吧！

敬礼！

龚育之

八月廿二日

§338

致吴琦幸(1989)(《清园书简》第116—117页)

琦幸兄

多次来信均已收到。建华离沪前来舍，我写了一便笺托她转你，谅已达览。虽未写信,但时时在念中。算算日期，你赴美已将近半年，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大。自你和晓光走后，顿觉冷清得多。现晓明每周末来舍便餐。我们也常谈到你们的情况。我一直说你的运气比晓光好，现在看来，由于日美两国文化背景与我国差距有大小，两国国情又不同，以及我在日美学界结识的学者有亲有疏之分，以致晓光在日本不似你在美孤独无助，有洋插队之苦。但也好,这可使你多些锻炼(消极因素中的一点积极因素)。看样子，晓明出国(联合培养恐即将改变)之望甚微。你和晓光都十分认真积极为他办，他很感激，我也感激,无奈力不从心，无法强求,只有放在心里，留心机会而已。你不要为此着急。困难我们懂得。

你的情况我是关切的。一、骨折复元否？在美生活紧张，经济拮据，但节俭中望注意应有营养与休息，望保重。二、学习方面，攻下英语关。在美专业高低还在其次，英语(倘有第二第三外语更佳)好坏决定一切。这你在出国前，我曾一再强调，现在你当有切身感受。请把精力放在攻英语上。三、建华和孩子(她叫什么)来团聚，见面否？念念。

现简单说说我的近况，可以粗安二字括之。我们二老已近古稀，只希望下一代在学业、工作上胜过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比我们多些幸福，少些苦难。记得鲁迅晚年曾给一位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但我衷心希望你们要比我们幸福一些。我们几人数载相从，也是一种缘分。我虚长几十岁，忝列老师之位，希望你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但不可以非学术手段求之)，希望你做一个正直的具有丰富人性人情的人(我一生中——尤其在“文革”及运动中，经历太多的残暴、冷酷、兽性。因此，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也许是老了，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言不尽意的话。总之，我怀念你们，希望你们做好人，有好的成就和好的生活。向你祝福。

元化

一九八九年十月四日

§339

致邵燕祥(1991)(《清园书简》第255—256页)

燕祥同志

我二十三日由美返沪，张可则于前天由香港回到家里。家中久不住人，一切均待整理，生活很乱，我也很累。二月二十一日手书并惠我的三份剪报，都已收到。大作当即拜读。您的杂文已达四百余篇，字数约四五十万言，令人钦佩。我和您的看法一样，即知识分子主要在知识领域内工作，像鲁迅所说的他还是用它那支笔，这笔是五分钱买来的，名字叫“金不换”。

我此次去美参加中国文化的讨论是有心理准备的。大家生活环境不同，思想背景不同，因而在问题的选择、提出、解决……各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分歧最大的在对传统态度上。我去参加会议是想使美籍华裔学者多理解一点中国大陆上学者并不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古怪。我曾和我文章中的对手林毓生教授作了几次长谈，他人品不错，我们结下了不打不成交的友谊。我很想和您与若水好好谈谈我在这次会中的感受，比如什么知识分子边缘化，什么黑格尔的民间社会观念等等(黑现已成了红人，不再被视为“死狗”了)。

尔泰大约四五日后可望来沪小住，我为他做了安排。您和若水伉俪何时可望来沪？匆匆

祝好

化上

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

§340

致周贤能(1991)(《清园书简》第333页)

贤能同志

九月二日来信奉悉。另邮寄上《传统与反传统》一本，是我赠送您的。这次义卖，把书价增加，这办法我不大以为然。这种海派风气原盛行于画坛，如今波及读书界，殊出意料。我捐书参加义卖，原受上海作协所嘱，签了名，交出去，根本不知要待价而沽。您不写信来，我还一直不知要卖十元一本。您要的书，我手边没有。丛刊五、六册一直未出。《文化发展八议》已旧，不值得读。拙著可翻阅的尚有《思辨短简》《文学沉思录》《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书我只各保留一本，但头一种今年可能重印，届时您如需要，当寄奉。

匆匆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

§341

致张万馥、温流(1992)(《清园书简》第410—412页)

中妹、流弟

一月十五函今天收到，路上走了八天，这要算快的了。前时北京有封信来，历时半月有余，较寄往国外的信件还要慢。此间是乡下，交通不便。斗门县城在井岸，只有私人经营小巴，收费贵，费时多(因要载满客人才开车，往往等候一或半小时)，此外，代步的是单人驾驶的摩托车，太危险，老年尤为不宜。从珠海到这里确是不便，但我不愿通过关系去要车，所以迄今只去过珠海特区一次，小车往返，也要四个多小时。现当地政府正在由井岸建高速公路通往珠海,中间需经一大桥(此桥尚未修好，修好后据说比南浦大桥还要大，耗资二亿多，可望明年底通车)。桥修成了，去珠海只需半小时就可到达。所以现在我们在此，等于隐居僻壤，远离市嚣。这生活我却喜欢，似在国内尚无其他同样的地方。白藤湖原是个小渔村，现正在开发为游览区，按照城建计划，马路甚为宽阔。新建的房屋均系两层，无摩天大厦(我不喜欢住在鸽笼似的大厦中)，房与房之间，铺设草地，种花木，近似我去过的比利时、荷兰的乡间，清洁工作也较好，地上常有清洁工人洒扫，人烟稀少。我们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早晚散步二次(可有时只一次)。平时，就把精力用在读写上了。我这一生，总想在研究写作上多做一些，不是出于实际的目的，而是一种乐趣。过去太多时间虚掷了，生活乱哄哄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来此后感到能够偿我宿愿，所以是十分愉快的。但这种情况只能享受两三个月而已。回去又要变得身不由己了。我很希望有一安身之所。在此我们可与承义每年在一起共度冬天。但没有经济条件，此一想法恐成难以实现的奢望。承义的性格不是做生意的，他继承了我们王家人的脾气和性格(我和他爷爷都不是经商的材料)。他的好处是未沾上港派恶习，没有做过那些胡来的事。我总记得中妹为我们父子感情的事啜泣。现在总算不像从前那样僵了。至于小哥、阿尊的事，说来话长。我一直没有说，但你们这样担心，只好说了。小哥是个好人，但他有一缺点：爱赌。大哥生前说过这一点，我还觉大哥夸张。事实的确如此。他把时间都用在跑马上了。他刚到香港还不错，有点钱，似他无兴趣去做别的。据说，前些时有人聘他去港任职(工资不错)，但他不干。阿尊也跟着一起跑马，说可赚钱。我去年去港向阿尊劝告，但不能老向建侯提(他不喜欢这样，且说也无用)。我和姐姐也常常为此担忧。

祝好

问候小勤。这孩子是下一代中最争气的！

可、化同上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342

致张少康(1993)(《清园书简》416—418页)

少康同志

大札奉悉。此次文心年会，我不能到会，感到十分遗憾。我可能于五月底或六月初来京，逗留数日，再转程去瑞典，一则休息几天，以免连续奔波，二则可见见老朋友。到京后，当与您电话联系。

学会既挂在北大，当以北京为中心。学会人事,我仍认为您出任会长为宜。过去世金兄亦曾来函，推荐您。此事我已托中玉教授带来一公开信，在信中阐明我的建议，请学会同仁酌裁。王运熙先生身体不大好，且年龄较大，张先生远在云南，年龄也较大。所以还是以您为最适当。我曾和光年同志议过，他也是这意思。所以您不必推辞，还是挑起学会担子吧。光年同志为名誉会长，我认为也是非常合适的，他可能要推辞，但大会议决，也就无法推了。杨先生和我可列为顾问(顾问不必分总顾问)，名字排在前面即可。詹先生等最好尊重他们本人意向。我意也任顾问为宜。即颂

教安

王元化

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晚

[附]

王元化致文心雕龙学会同仁函

(略)

§343

致邵东方(1993)(《清园书简》第232—234页)

东方兄

从瑞典回来后，连得数信，我仅仅回复两封短简，我一直想写得长一些，谈谈会议的感想，谈谈读了你最近寄来的复制件的读后感，可是这反而成了我没有及时写回信的缘故。这两天比较干扰少了，出访的劳累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前两天成中英来此，到我家谈了两个多钟头。我原想托他将回信带你，但太匆忙，来不及写，连想托他带给你的书也忘了。

在斯德哥尔摩，乘船游览时，恰与余英时坐在一张桌边，作了比较长时间谈话，内容多系生活，少及学术。会议结束分手时，他送了一本近作给我：《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这本书被参加会的朱维铮借去，前天才还给我。连日夜间读了几遍，发现与近期拙著多有暗合者。这使我一方面对余著多了一些了解，一方面也对自己不能及时了解海外著述内容，以致有某些暗合观点，别人已先我而言尚不知道，颇感不安。你寄来汪荣祖论胡适文中，亦有这情况。我与汪文有暗合处，因根据共同的资料，往往在互不知晓情况下，分头作出观点相同或近似的论述，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和余文有暗合处，则是另一种情况。这是关于中西文化交融汇合的理解(包括对过去中体西用说、全盘西化说、中国文化本位说、西体中用说等等之批判)。自然在这方面也有从客观资料引申出观点的问题，但和上述情况有较大区别。后者不是从资料直接推出，而取决于作者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要复杂得多了。在海外华裔学人中(以几次会议所见者为限)，我与余的观点较接近，大概是他对传统有较深素养，又是比较偏重于史的观点的缘故。至于杜，是以西学为坐标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感谢你经常留心海外披载各文，剪下或复制惠寄。这几乎成了我了解海外学术的重要渠道，希望今后仍源源不断给我这方面的支援和帮助。余著中《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一文，涉及沈曾植一段，虽仅寥寥数语，却极为重要。沈曾植为王国维、陈寅恪极为推重的学者。先师王瑗仲曾受业于沈。但长期以来，大陆几无人研究沈之学术(不知台湾及海外如何？)。倘兄能找到海外研究沈的著述，将情况惠示，则感甚。兄能分出一些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则我觉得比研究崔述更为重要。谈到著述，我要告诉你，在瑞典开会时，见到大陆留在日本的原复旦古籍所的李庆(已去日五六年)。我托他找那珂通世资料，他寄来了一篇日文的(由我研究生译出，将发在《学术月刊》上)，读后始知那珂通世为日本“东洋学”的创始人。但文章仅介绍性质，在学术上未深谈。译文发表后当寄奉一阅。关于瑞典会议情况，近有采访者来访，我谈了一些情况，将在杂志上披载，刊出后即寄呈，这里不赘了。你的工作如何？甚为念念。望告。《集林》还未落实，但总要办成的。陈宁先生大作望寄下。匆匆

祝好

化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344

致林同奇(1994)(《清园书简》第345—346页)

同奇兄

二十日手书并大作复制件，昨天收到。当时匆匆翻阅一通，尚待细读(我的英文程度不好)。现再奉上拙文两篇，请指正。其中一篇后记，是为新著《清园夜读》写的，此书将于第四季度出版，届时当寄呈。

你信中说的西方对大陆学术界评论(只有造反之声，而无学术思想)，是极大偏见，殊不知大陆学人(这两字是在严格意义上说的)，反不如海外学者那样嗜爱议政，而在治学上则是带有客观主义色彩的(纵使某些人在文章中也时而点缀一些与当前政治结合的术语，但这是环境使然，用此法者只是虚应故事，其致力所在，并不在此。但海外论者率难见此义，或以简单化态度视之)。兄在美不趋赴时流(大陆上一些人尚难免)，力驳诸种谬见，澄清是非，还原大陆十年来学术成果之真面目，虽处于孤军奋战，亦所不辞，此等精神，此等胸襟，就弟所知，实属罕见，令人可敬可服。兄之工作是极有意义的。

来信所示，尤其是指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的三种文化力量的激荡，即：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三角张力”，诚为一针见血之论。不知此说别人是否言及？至少我，尚是第一次听到。兄在海外多年竟能把握大陆学人隐秘心声，这不能不令我折服。你对刘晓波的批评，其实也是对以他为代表，某些内心骚动不安的狂热青年的批评，这一工作也很有意义。我认为王朔也可归入这一范围，尽管他们之间看法有差距，甚至很大。刘晓波我认识，为人不错，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是我主持的，为此我被报刊批评过，我以沉默应之。令我惶惑的是一位友人那时也写文章，将我与刘晓波同列，指为具有“破坏情绪”(见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文艺报》)。对此我也同样以沉默应之。匆匆

握手

弟化上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

§345

致邵东方(1994)(《清园书简》第241—244页)

东方兄

寄上《学术集林》简报(供报刊发消息用)和我的几篇文章，请正。如果新加坡报刊上可采用其中一二篇最好。我们在新加坡尚无朋友可以代做这方面的事。兄如不太忙，且有关系，有兴趣，是否可就简报改写一则消息交新加坡报刊(较有影响的)发表，以推广《学术集林》的影响。

你在《中国文化》上刊出的大作，我的研究生读后，认为功力甚深，极表赞佩。不知目前有何写作计划？也希望兄为《集林》撰稿。

十一月杭州之会，为期不远，把晤在即，届时可畅谈。

匆匆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日

[附]

《学术集林》简报

由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文丛第一、二卷，年内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文丛以传统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搜名宿之逸文，扬旧学之幽赜，除发表当代学者的研究论文、回忆资料外，每卷还辟专门篇幅，刊布近现代已故著名学者的遗稿。筹创以来，得到了海内外学人的多方支持。即将在文丛中陆续刊发的，有章念驰提供的章太炎遗嘱、钱仲联提供的沈曾植未刊遗文、章培恒提供的陈寅恪读《弘明集》札记、潘重规提供的黄侃遗文、王钟瀚提供的邓之诚《五石斋日记》选钞、黄永年笔录的吕思勉《古文观止》讲评、雪克整理的陈汉章《周礼孙疏校补》，以及梁启超遗札《致王国维》、马一浮遗札(致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顾颉刚遗札(致傅斯年、王伯祥)、根据英文翻译的辜鸿铭《中国札记》等。这些近现代学术大师遗留的珍贵资料，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如章氏立于逝世前一年的遗嘱，大到立身处世原则，小到遗产分配问题，均有涉及，是研究章氏的重要材料，治近代史者虽有所闻，但皆不得其详，一些论著根据传闻有所述及，也都不尽准确，在时隔近六十年后首次刊布，并由章氏后人章念驰作了详尽的诠释说明。又如曾与章氏同学的前北大教授陈汉章，学贯四部，著作等身，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称：“要之汉章治学，根坻经史，记诵淹博，年登耄耋，晚益宏通。闻其未刊之稿，至为繁富，均存浙江图书馆，未知何日能付刊行世耳。”《周礼孙疏校补》即陈氏晚年遗稿之一，全稿六万余言。对公认为《周礼》经典读本的孙诒让《周礼正义》逐条校补，匡其谬失，补其未备，足供治孙书的参考。再如被王国维推崇为“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的杰出学者沈曾植，其遗文从《释易卦反覆相配》到《论读明史》，所涉广博，所见精深，多有为他人所不能道者。当代学者的研究论文，则有余英时的《论文化超越》、徐梵澄的《精神哲学》、高明的《略谈古代陶器符号、陶器图像和陶器文字》、李学勤的《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饶宗颐的《江西新淦商代遗物有关地理考证》、沈文倬的《试论宗周王官之学》、裘锡圭的《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庞朴的《原象》、周振鹤的《汉郡新考》、朱季海的《王仲任尚书说》、兴膳宏的《〈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钞〉解说》、朱维铮的《〈訄书〉发微》等。还将发表姜亮夫《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前辈学者的学术回忆录。文丛还设书评专栏，特约权威学者审评推荐高水准的学术新著，即将刊出的有张政烺的《评〈金文编订补〉》、周一良的《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胡道静的《评〈中国农学史〉》等。

在文丛出版的同时，上海远东出版社还将出版《学术集林》丛书，首批包括熊十力《存斋随笔》、徐梵澄《陆王学述》、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及《殷海光林毓生通信集》四种，亦均可在年内见书。

文丛今后计划每年出版四卷。

(傅杰)

§346

致魏承思(1994)(《清园书简》第642—643页)

承思兄

来信奉悉。

近日因忙乱，迟至今天始复，希能见谅。你寄来的《亚洲周刊》已收到。这一期还见到你的照片和对你的简介，好像你已由撰稿人变成了编辑。你们要办一个理论刊物很好，希望有自己特点，不要重复《二十一世纪》的模式，更不要像一般港刊只讲轰动效应。最好多做些踏踏实实的工作，不知以为如何。《学术集林》已出，拙著《思辨随笔》亦问世，当另邮寄奉。胡晓明已来港，他说要和你联系的。你要访问刘述先等，可由他绍介，你见到刘后，可说明我介绍你去拜望他的。不记得我的一本《清园夜读》送过你没有？如没有，盼告，当寄奉。此书如能在港出版，我可将内容调整，删去一些，再加进后来的一些新作，作为一本新书在港印行。你如有关系，不妨代为了解一下情况。匆匆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晚

§347

致刘马秋雯(1995)(《清园书简》第51页)

刘马秋雯夫人

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惠赐三书，均已拜领，乞代致谢。

现请东方先生转托友人带上新出拙著一种，请指正。

护封“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闲章(冰铁刻，清末民初篆刻家有三铁之称：苦铁吴昌硕，瘦铁钱叔崖，冰铁王大炘)，其意取自郑板桥题画竹石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王元化

乙亥夏日于沪上清园

§348

致陈平原(1996)(《清园书简》第285—286页)

平原同志

四月十日手书奉悉。

已请文忠兄将拙文(《清园近思录》)打印，估计不日即可寄出。《学人》收到后，请示知，以免悬挂。(我现住友人处，友人电话〈略〉。本月二十二日将去南京。月底返沪，住回家中。)我希望能读此稿校样。又《近年反思答问》黄先生编入《文化保守主义》，本来我对拙文被人编辑是没有意见的，但不知编者是否把拙文作为“保守主义”？我不赞成激进主义，并不等于就是保守主义。如此集所收之文并不都作为保守主义代表，我是没有意见的。黄先生尚未来联系。上述意见不知可否代为转告，甚感甚感。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349

致陈礼荣(1998)(《清园书简》第287—288页)

礼荣同志

二月二十日手书奉悉。承告美鹏学校[25]事，并附来校舍模型图及新沙路小学110周年校庆纪念手册，感激无量。此事从未听先人说过，倘非您将本末见告，恐永不得知。今日将来信带给九三年伴我同来江陵的三姐桂碧清，又以长途电话告知在京的表妹桂湘云(去年亦到过江陵)，她们听到后都很高兴。您要美鹏公的资料,我们当设法在家中查找(相片似有一二张)，找到后当寄来。今日荆州计委熊自强同志来访，我请他带上近著三册[《清园近思录》《读黑格尔》(影印本)、《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另有两本(《思辨随笔》《清园近思录》)赠送给您]。熊明日返荆州，倘得信尚未收到书，不妨拨一电话去询问。

不尽一一。即颂

编安

王元化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350

致龚兴瀚(1998)[26](《清园书简》第556页)

心瀚同志

兹有一事奉恳。武汉市艺术研究所蒋锡武同志主编了一份内刊《艺坛》，内容是专门披载有关京剧研究的，时间已有数年之久。这份刊物是很有分量的。我认为在国内戏曲刊物中，堪称首屈一指。目前组织上决定停止内刊发行，这就使这份很好的刊物，将中止办下去了。许多京剧界有影响的老同志都认为可惜。为此，蒋锡武同志想申请刊号，公开发行。我为了积极支持此事，特专函给您，请予大力支持与帮助，这是对中国文化做一件好事。诸多烦渎，谢谢。

祝好

王元化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351

致丁法章(2000)(《清园书简》第4页)

法章同志

听说最近《文汇读书周报》要作些调整。上次调整时我曾向仲伟同志反映了我的一点建议。当时不知您是具体抓《周报》工作的。现在我想还是向您直接谈谈为好。《周报》是一份小报，但在学术界文化界影响甚大，南北甚至海外一些友人都对《周报》评价极高，期望极大。我觉得《周报》仍照过去办报方针一直办下去是会在读者中间产生好影响的，我是《周报》的读者和作者，对它十分关切。听说最近在您主持下，对《周报》将再作调整。我恳切希望您为我国文化事业和广大读者设想，使《周报》能保持过去在褚钰泉同志主持下的一贯风格，这张报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质量下降，或竟至夭折，将是十分可惜的事。恳切建议您即找褚钰泉恳谈一次，了解一些具体情况，以办好这张报纸。我作为《周报》的一名读者和投稿者将会感激您。不尽一一。专此即颂

编安

王元化

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如您认为必要可将此函转龚学平、金炳华、王仲伟同志一阅。

§352

致吴敬琏(2000)(《清园书简》第136页)

敬琏同志

得你打来的电话后不久，李波即来衡山宾馆见面了。我没想到他竟是一位二十八岁的青年。我们谈话很相投，谈思想谈学问，都有共同语言。像他这样成熟在一般青年中似不大多见。他读书多，也很认真。今天得他赠我的一篇论文《民主的四大渊源》，读完了。大概由于他是位律师，行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把复杂问题，概括为极其简要的说明，读后令人可敬，虽然在行文上不免有些像法律条文。过去我曾在谈民主的文章中一再呼吁过，也曾向一些办刊的编辑友人呼吁过，希望做些有关民主理论的通俗性、系统性工作。但石沉大海，连一点反应也没有，真是感到十分寂寞和悲哀。这工作对当前太重要了。如果真正要发扬顾准生前所做的事，这就是最要紧的。你不难想到，李波这篇文章，是我希望有人去做而长期没人响应的工作，我读了是多么高兴。我要感谢你把这位青年介绍给我。

匆匆已尽二纸。

祝好

王元化

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353

致施亚西(2001)(第522—523页)

亚西先生

八月二十三日手教奉悉。亚泉先生文集可再版，闻之欣慰。先生等商定将内容再作斟酌，必定经过慎重考量，愚见最好有增而无减，盖亚泉先生著作，只有这本文集，多一篇总比少一篇好也。至于仍用旧序，我自然没有意见，此文虽在国内遭激进者或抱既定观念者攻击，但海外学者则多表赞同。去岁赴北大“五四”之会，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胡志德(洋人，原不识)特为此来见我表示赞同，后来他又将他自己所撰谈中国近现代史专文(英文)惠寄，其中亦谈到杜亚泉。另一美国教授(哈佛，华裔)见我亦云读介绍拙撰杜文序后，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五四”诸大师(陈独秀、钱玄同等)对传统的态度确实过偏。这位教授是李欧梵，还在一篇文章(英文)中表示赞同云云。但在国内则相反，如某某及林贤治诸人，或在口头，或在文中，大张挞伐。某某斥我为文化保守派，在态度上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林则以骂王元化为快。我自五五年以来被骂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各种帽子都戴过，各种棍子都挨过，故有抗药性。谨以奉闻，聊博一笑。

不一一。即颂

大安

王元化手上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354

致郭齐勇(2001)(《清园书简》第533页)

齐勇先生

九月十九日手教，收到已久，近因颈椎病，头昏目眩，未及时作复，请原谅。十力先生会议前寄去的贺词，书写时匆忙，有两处脱漏，请勿装裱，容另行书写寄奉。

先生现在主持系务，谅必忙碌。前得车桂来信，告知多蒙照顾，不胜感激。蒙赐十力全集，多谢多谢。请向萐夫先生问安。不尽一一。

即颂

教安

王元化手上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355

致张汝纶(2002)(《清园书简》第467页)

汝伦同志：

上次你来畅谈，甚觉高兴。

临别时你说拟将我们的谈话写篇文章，这两天我想起此事，觉得这办法很好。你的文章中对我关于黑格尔的具体(总念)普遍性和关于卢梭《社约论》的批评，我应作一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讨论，对目前学风或不无裨益。(这两个问题，我是经过深思才写出来的，而不是轻易地否定。)但上次谈的不知说充分了没有？我最近在治疗，一时无法集中写出来，倘你能将我们的谈话写出就最好了。(如需要，可麻烦你再来谈，我还可再说说。)不知以为如何？

祝好

王元化

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356

致王春瑜(2002)(《清园近作集》，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72—174页)

春瑜先生：

十八日来信及所附退回再寄来的信(十日)并附大作简报一纸都已收到。

我最近几个月因头昏不能低头写字，想打电话给你，但没有电话号码。想问小未，但打了多次电话，她的电话已经变了,大概她因为搬家，电话也改了，故我没有办法，只好请人代笔，口述此信给你。望收到信后，来电或来信，将你的电话号告知,以后可用电话和你联系。这是我目前唯一和朋友联系的办法。倘你知道小未的新的地址或电话，亦请示知，她的确像你所说的，不是大大咧咧就是骂骂咧咧，这是她这一代人无形之中所受到的“文革”毒害。我不知劝告多少回，要她改一改，但积习已深，看样子是很难改的了。

你对拙著日记所作的评价十分感谢。文中所述两点至今似乎未受到别人的注意，但我觉得这两点倒是中国现当代史上具有一定意义的问题。你是史学家，所以拙文中的平凡记叙一下子就抓住了。我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所记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所作的人民公社决议，附有老人家自注《张鲁传》，这是雷同五十年前刘申叔的同样观点(还有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也同样是雷同于刘说)。这是我于偶然中得知，自以为是独得之秘，认为提出了一个十分要紧的问题，但迄今尚未有人注意及此。

你向我推荐王朝柱，我大约于八十年代后期在深圳或杭州的创作之家也见过，并作过几次谈话。但分手后，就再没有来往了。信中所提到的，他从档案揭示的若干秘闻，其中有几条我也从别人处听到过，但有些则是不知道的。那时我还似乎读过他的一两本报告文学。我现在几乎什么会都不参加，和外界比较隔绝，信息很少。以后倘能和你以电话联系，我想一定可以从你处得到一些消息。最近在杂志上读到燕祥兄的两篇大作，一载于《收获》,一载于《随笔》，颇值得一读。读吴江新作的那篇，虽并不怎么样，但文后的附笔却极有看头。《收获》中的那篇好像是回忆的系列之一，写得颇好。这种写法也是他的独创。与其他回忆文不同，有新意。你的文笔是日渐向精练老辣方向走，也是在当今许多只知饶舌的杂文家中难见到的。

得信后请即将尊处的电话示知，并告我平时在何时打电话给你最为方便。

匆匆不尽一一，请向京中友人致意。

祝好！

王元化

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