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王元化文稿 下/思辨卷》（8）
学术文化批评
§279
现实主义的批评(1941)(《向着真实》的《争取批评》节录)
现实主义的批评不但要对作品作出社会性的评价，还要对作品作出艺术评价，探讨作家的阶级意识如何表现在艺术形象里，研究作家的企图怎样反映在作品中间。现实主义的批评家在评价艺术品的时候，应该解答这些问题：作家的思想感情如何贯彻在作品所表现的形象里面？形象是不是完整？典型的意义是不是具备？反映的现实是不是真实？形式是不是适应于表现内容？语言和结构是不是有缺陷？艺术的效果怎样？对读者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然而不幸，目前有些进步批评工作者只滞留在狭小的圈子里，好像把自己关在窄笼中，不是说什么意识前进，就是说什么思想正确，唯独不从艺术本身去进行探讨，这是庸俗社会学的变种。而一些作家呢？只要批评工作者企图冲出那束缚手脚障蔽耳目的狭笼，就加以抱怨，指摘他们要求过高，甚至怀疑是在“发泄私欲”。难道这情形要永远继续下去么？难道我们的文坛只许充塞着一些庸俗的批评？
固然批评的种类很多，有介绍式的、有读后感式的，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取消严正的批评的借口。目前我们正要通过严正的批评来提高读者的认识。但是，许多人以为目前正是“有胜于无”的时候，尤其在这种险恶的(孤岛——补注)环境下，严正的批评只有把我们的文艺运动的影响缩小：要知道烂苹果总比没有强啊！这种见解虽出于善意，但我却不能苟同。
如果一个革命队伍，要等到恶劣环境消灭了，理想社会实现了，才适于展开自我批判，我也是同样不敢苟同的。不错，敌人会利用我们的一切弱点来进攻，而严正的批评又的确会把我们文艺运动中的许多弱点暴露出来。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利弊，问题在于取大而舍小。严正的批评的优点多呢？还是缺点多呢？我想伊里奇(列宁——补注)的话值得我们注意：“自我批判虽然会使敌人洋洋得意，以为抓住了弱点，但是革命队伍绝不会被这区区针刺所惊动。”(大意)这话同样可以作为批评的借镜。我们情愿疮毒蔓延？还是情愿忍受暂时痛苦把疮毒挖掉？这个简单问题，不用什么考虑即可回答。批评家负起你们的时代使命来吧！为了使进步文艺运动更加壮大，正应该把自己阵营中的一切缺点清除干净。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严正的批评当真会妨害文艺运动的前途,正相反，文艺运动不能蓬勃开展，倒往往是由于批评的落后。自满自足就是停止进步，文艺运动也不能逃出这个真理。
§280
谈上海俗语(1946)(《王元化集》卷一)
“他妈的”三个字早已成为国骂了。据说在别的国家找出同样的骂人话，简直不可能，只有帝俄时有一句和“他妈的”三字相近的俗语。鲁迅翻译《死魂灵》就碰到了这个字，参证英、德、日诸国《死魂灵》的译本，各国的译者对这个字都大感头痛，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意思。有的把它翻成“我使用了你的母亲”，有的把它翻成“这匹母狗被我用过”，简直是翻得使人不知其“土地堂”。幸而鲁迅生于中国，随手拈来，原来就是“他妈的”三个字，既真实又传神，“信、达、雅”，三个条件都具备了。
一国的俗语土话和一国的风土人情大有关系。“他妈的”三字在中国和俄国找到同例，就因为中国的风土人情和俄国的风土人情大致相仿的缘故。从“他妈的”三字中，多少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和帝俄人民的国民性来。
我住在上海已快近十年了，可是上海话仍旧不会讲。也许学方言的人总爱以骂人话入手罢。对于上海的骂人术语倒学会了几句。我觉得各地方言之中，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上海人更爱嘲笑老实人了。老实人在上海简直成了一切刻毒的代名词。例如骂人就说“恶犬”“阿木林”“寿头”“洋盘”“曲辫子”之类，其中除了“洋盘”是骂带有洋味的人物之外，其余骂的都是老实的乡下佬。最显明的例莫如“曲辫子”，乡下人进城不久，反盘在头上的辫子放下来，结果变成一条弯曲的猪尾巴拖在脑后，这就是“曲辫子”的来历。对于“曲辫子”一流人，上海人极尽嘲骂玩弄之能事，不是叫他们“掮木梢”就是给他们“装榫头”。倘使“曲辫子”被玩弄得莫名其妙，禁不住问ー声：“为什么?”他们又要骂：“不识相。”
从这些骂人话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崇拜的“英雄”是怎样ー副嘴脸。不吃亏，看风转舵，给别人上一点小当，使出一些流氓手段，懂得这套“门槛”，就能够在上海立脚了。
§281
学术良心(1982)(《思辨录》第271条)
恩格斯曾经说：“歌德像黑格尔一样，各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真正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然而两人都未能完全免去德国庸人习气。”这句话如果作简单化的理解就会产生误会。我以为所谓庸人习气主要指的是政治态度方面，他们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那样具有革命激情和坚强性格，用笔或兼用笔和剑投入那场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的进步性变革之中。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得罪或碰疼当时普鲁士的专制政府，甚至有时还表现了懦怯的态度。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在自己领域内是真正的奥林帕斯山上的。这一点不可轻视，值得我们思考。我以为，他们在自己领域内作出了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不仅仅需要天赋、勤奋、毅力和学识，而且也需要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忠于科学、忠于艺术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同样值得推崇，并且和他们在政治态度上表现的庸人习气恰恰相反，形成奇异的鲜明对照。而事实却正是如此。我觉得在巴尔扎克、果戈理等等这些作家身上也都具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只要读读他们的传记就可以明白。例如，巴尔扎克年轻时为了献身文学，要用自己的笔去开拓拿破仑的剑所不曾达到的领域，甘愿清贫自守，住在拉丁区的阁楼，忍受饥寒的煎熬，而放弃家庭的接济和优裕的生活享受。他成名后，也曾经以艺术家的公正而为被漠视、受冷遇甚至连雨果也不理解而加以一笔抹杀的司汤达仗义执言。为此他宁可放下手边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写出了《拜尔先生研究》。再像果戈理为了坚持他所开创的以自然派命名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在当时充满陈腐偏见的文艺界，遭受多少责难和辱骂，但他毫不妥协，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晚年，他虽然产生了思想危机，但终于从斯拉夫主义迷乱中挣扎出来，亲身焚毁了体现这种思想迷乱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而不愿背叛自己的艺术信念。这类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直到今天仍使我们深深感动。如果他们以庸人习气去对待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就会由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一变为渺小的侏儒了。当马克思批评当时的庸俗经济学的时候，曾说：“超利害关系的研究没有了，代替的东西是领津贴的论难攻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没有了，代替的是辩护论(Apologotik)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恶的意图。”这不是表明超利害关系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是存在过的么？《资本论》所提到的那些工厂视察员和公共卫生报告医师也是这样的。他们恪尽职守，无党无私，毫无顾忌地秉笔直书，揭示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而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趋承上意，像从前诗人所说“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的风派人物那样随波逐流，趋炎附势。
§282
需要纠正的一种学风(1982)(《思辨录》第274条)
科研工作有一个利用已有成果问题，这也是采用综合研究法经常碰到的问题。任何研究工作者都不可能靠一己的力量精通和自己研究专题有关的每门学科，他需要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凭借，联系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进一步钻研下去。这些科研成果越是成绩斐然，他的研究也就越能达到高水平。这种情况可以用俗话所说的“水涨船高”来做比喻。一个国家往往很难使某一学科单独地取得超越的惊人成就。为我国所发明并具有古老传统和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的针灸，现在已发展为针刺麻醉。可是由于在有关机制研究方面(包括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等的科研工作)跟不上，以致在针灸理论研究上就不能取得更大的进展。文学理论的研究往往不得不依靠史学、哲学、美学等已有的科研成果。倘使研究者选择的专题所涉及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成果，都得白手起家，由自己从头做起，那会是一件令人感到苦恼的事。我想，这种苦恼是不少严肃认真的研究者深有感受的。不过，这里需要说明利用已有科研成果，不是就现成、图省力，更不是指那种转相抄袭的陋习。掠人之美据为己有的抄袭之风，似乎一直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少有人出来加以指摘。我们时或可以看到，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或新论据，于是群起袭用，既不注明出自何人何书，以没其首创之功，甚至剽用之后反对其中一二细节加以挑剔吹求，以抑人扬己。这种学风必须痛加惩创，杜绝流传。所谓利用已有科学成果，应该是在别人所达到的成就上，联系自己研究的课题，进一步做更刻苦更深入的钻研，对别人的创见则要采取尊重态度。
§283
关于人的个性问题答问[16](1987)(《集外旧文钞》，《王元化集》卷七)
问：近年来，与相当多的学者的做法不同的是，您略去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结构与现象的论述，直接探究它形成的必然机制；也就是说，您试图找到那些对民族文化形成而言更具稳定性、连续性、永久性的东西，那些使一代代哲学依附其上的东西。对此，您有些什么见解呢？
答：我要寻找的是形成文化特点的某种根本性的因素，在时代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因素仍持续发生影响。中国自有文明以来已历数千年，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这些因素本身仍以相仿的形态呈现出来。它们是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这一民族在创造力上显示出来的特点：人类在他的生存环境中会遇到种种困难，他迎接挑战的方式、应付困境的对策，体现为一种创造力量。比如社会交往所需的语言文字的形成，在大体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不同民族因其创造力的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形态：有的文字是直写，有的则是横写；有的文字是从左到右，有的则是从右到左；有的文字是拼音，有的则是象形；等等。第二是民族心理素质的构成。第三是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第四是表现为基本价值观念，比如中国人看任何事都带上伦理色彩：一首情诗、一阕山水词，都要从中寻出训喻。比如承认文学的独立性，而不是必须劝善惩恶、歌颂暴露等等。当然我也不主张文学回避社会矛盾。我只是要提出从古以来，我们文学中的道德观念，直到现在的教诲主义，强调文学中必须以“政治挂帅”，都说明构成我们文化要素之一的价值观念是以伦理为中心，一直延续至今。
问：还有直观主义的认识方法与思维方法恐怕也延续下来了。
答：是的。思辨思维仅在魏晋玄学时期比较发达。这是由于东汉时佛学传入，受了佛书中的经论的影响，而佛家因明学的输入，使逻辑精神受到重视，从而南朝才开始出现一些有系统、成体系的著作。《墨辩》这本书自晋鲁胜为之作注后，亡逸千余年，至清代才发现它的残编断简，重新为学者所瞩目。“五四”时《墨辩》也成为当时学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所研究的题目。但因为从残篇中很难窥知全貌，所以这部书对当时社会思潮仍无多大影响。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体知，重经验而不重理论，对许多事物的道理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天工开物》中几乎不见准确的定量分析，有人认为这是体证方式，提出中国不吸收西方近代的东西也可以诞生近代科学，我对此是怀疑的。
问：对于狄德罗、歌德、巴尔扎克这些思想巨匠所表现出的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倾心，您认为这里边猎奇的成分多，还是研究分析之后的结果？
答：热情的感受之中含有冷静的分析。我们自己并没有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同一性而忽视特殊性这一突出的特点，倒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提出：在中国认为自在的本体是真实的，与本体对立的个体无价值，也不能取得任何价值。只有与本体合二而一，即个体融化在本体之中才有价值。这就好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一样。与大海合二而一后，这滴水也就变成了无我，大海的存在就是它的存在。所以无主体性的个体，它自己也就等于不复存在了。统观儒、道、墨诸家，尽管各成体系，但在轻个性这一点上却大体一致的。
问：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答：对个性的压制、压抑，只强调本体与同一性。情在中国不大被人瞧得起，更不必说欲。它们是属于个体性的东西，个性难以用观念规范制约，属于非理性范畴的东西，在传统中往往被轻视，甚至被摒斥。到了清代，戴震、曹雪芹、龚自珍，情才得到应有的重视。
问：秩序呢？它与个性的最大限度发挥是什么关系？
答：并不是说共性对个性的规范与制约可以不要，特别在由群体所构成的社会中。但数千年来只强调这点，看不到创造力其实蕴藏在构成群体的个体当中，就不对了。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在某个特定时期，当个性对共性有所突破，社会才进化。恰如鲁迅所讲，只因为终有一只站起来的猴子没有被咬死，地球上才出现了人类。在“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诸如“狠抓私字一闪念”，就是消灭个性的极端例证。
问：这里必然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自由发展与生产力的解放的关系。
答：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反面看，即对人性的戕害首先造成创造力的斫伤。龚自珍就说过：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如果限定庖丁不许多割一刀或少割一刀，伯牙只许志在高山而不许志在流水，羿射箭、僚弄丸只能东顾而不许西逐，那么四子皆病。这在文学艺术活动中更容易理解。屈原写《离骚》正因为“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如果没有思想上完全的解放，不能表现完整的自我，将个性的独特之处展现出来，还有作品么？
问：当商品经济逐渐发达、横向联系逐渐扩大、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逐渐演变为繁荣活跃生动的多阡陌、多层面的时候，人的真正意义的解放是不是也随之到来？
答：大趋势固然不可否认，但必须看到这不可能不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充满了冲突与挫折的过程。一言丧邦，一言兴邦，把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提得那么高，是不对的。但若文化意识架构不变，只着眼于经济，那经济搞不搞得成恐怕都有问题。这也是我为什么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284
谈学术空气(1988)(《王元化集》卷六)
上海有一百多个文科学术团体，许多学会成立，选出了主席、理事、秘书长后，没有多少学术活动。学术不活跃，缺乏活动场所固然是原因之一，而体制方面也有问题。我们的文化体制是在解放后建立的，大抵以苏联的文化体制为模式。这种模式即以行政命令来进行文化领导。学术团体原应是民间性机构，但也往往染上这种作风，以致形成学会林立，主席、理事成堆，而学术活动却极为贫乏的畸形现象。
活跃学术空气，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有赖两个方面。首先是学术环境必须宽松。目前谈到改革时，提出思想解放，应鼓励探索，允许失误。科学家做实验往往要经过无数次失败，才取得最后的成功，为什么人文学科方面不允许失败呢？没有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自由讨论的风气，就谈不到学术民主。
现在学界中坦率、平等的对话和批评很难见到，捧场叫好之声不绝。过去乱批固然不好，今天一变为乱捧也不好。学术讨论中要有不同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才行。不能光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却不对别人民主。二十至三十年代，《古史辨》上发表了许多论辩文章，其中有许多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和誉满士林的学者进行论辩，那种坦率而平等的民主讨论学风至今令人神往。大家开门见山，有什么说什么，没什么顾忌，没有套话，也用不着先赞美几句以免伤了和气，大家都恪守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前辈不以被直率指摘而恼火，青年也不以谩骂名人而高自标榜。双方是那样严肃认真，又是那样心平气和。但愿这种良好学风重见于今日。这首先需要在学术讨论时大家有容人容物之量和虚己服善之心。
我愿重复一遍，前年我在屯溪戴震纪念馆所见到的两句题词，那就是：“为学不作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指的是在治学上能够独寻真知而不媚时，不媚权势，不求媚于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于自己并不以为然的一时潮流，必要时甘于寂寞，以坚持独立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摆脱传统的依附地位，要有独立人格，由此才能产生独寻真知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见解，才会有健康的文化，真正的文化。
§285
理论准备不足(1989)(《思辨录》第44条)
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实际上是过去长期作为工作要诀的所谓“边学边干”这一公式的应用。我听到几位老同志说他们从未学过打仗，是在战争中学战争，结果打败了那些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出来的将领所指挥的军队。如果把这种观点当做普遍适用的真理，就很不妥当。“文革”期间曾提出了“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甚至出现了“一块石头打开哲学大门”的笑话。早在四十年代，就因为说“下水并不等于游泳”而被目为反对实践而遭到批判。五十年代初主持上海宣传工作的彭柏山因为强调理论学习而受到权高位重的柯庆施的训斥与整肃。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周扬还因为提出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准备不足而挨批。这些没有上书的历史足以证明上面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所谓“实践出真知”这句话由于一再滥用已变成排斥理论的实用主义的套话了。我感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论准备是一个因素。过去的“大跃进”用人民公社来提早实现共产主义是没有任何理论准备的(如果说有什么理论，那也只是最高当局在通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把亲自作注的《张鲁传》印发给高层会议的参加者，指出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置义仓”“置义米肉”“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斗大祭酒”，体现了政教合一、劳武结合的原则)。没有经过事前的研究，科学的论证，可行性的探讨，专家与群众的评议，甚至放弃了典型试验由点到面的传统工作方法，而是取决于意志的绝对命令，由上至下去贯彻。有人反对，就以“气可鼓不可泄”“打击群众积极性”等强词夺理的专横霸道去进行压制。这一经验值得记取。改革需要有理论的探讨，需要有人民的参与。
§286
谈谈通俗文化(1989)[17](《王元化集》卷七)
前段时间有人提出“曲高和众”的口号，主张文化活动要以娱乐为主，我认为这是片面的。提高和普及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能合二为一，它们之间总有区别。文艺作品如果能够做到既曲高又和众，当然最理想，然而这样的作品为数很少。当前，各种形式的通俗文化大量存在，但体现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作品，往往并不是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而是起着文化导向作用的精英文化。一个学者、思想家或艺术家，其票房价值往往不如一个红歌星，但他们在整个文化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以票房收入来衡量的。让严肃的、高层次的、学术性的作品不加区别地放在市场上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国外对高层文化，往往有基金会支持，有的还有国家补贴。
娱乐性的通俗文化伴随着市场经济一同出现了。对这一现象不要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发表意见。我对目前出现的某些歌舞是不喜欢的。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我觉得要注意下面两方面：一方面，人们工作疲劳后，需要轻松一下，娱乐的文化可以提供这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低层文化的通俗文化，往往给高层文化注入生机，带来活力。所以通俗文化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必须注意到，通俗性、娱乐性的文化只有在高层文化创造的文化空气、文化环境中生长，才会得到健康的发展。倘使有助于人们素质提高的高层次文化日趋萎缩、衰落，就会形成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结果整个文化素质低下，道德趣味败坏。只有造成高尚的文化空气，提高文化的素质，消遣性、娱乐性的文化才会有水涨船高之效。
我们往往用政治运动方法来代替教育，比如宣传讲文明、爱清洁、重公德等等，举行活动周、活动月，热火朝天，可是运动一过，事情就完了。开展这些活动，动员的人不少，花的钱不少，报上吹的不少。为什么不把这方面所花费的精力财力移到教育上？政府用在教育上的经费一直很少，处于低水平。有些国家很少搞什么运动，注意从小培养，长期教育。我们采取的办法只是贯彻“政治挂帅”，其效果是很差的。
§287
精神产品的效益[18](1990)(《王元化集》卷七《关于文化建设的几点意见》节录)
在文化建设中，教育工作是根本。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但又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它是有连续性的，一旦中断，将来再补救，就得付出比原来要多好几倍的代价。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毕竟不能代替教育本身的职能。我们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发展教育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也包括爱清洁、讲礼貌、守秩序、重公德等生活习惯的培养。
文化工作的效益有它本身的特点，不能与物质生产的经验效益等量齐观。文化建设所产生的效益，某些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商品的属性，但并不等同商品经济。精神产品的效益不能要求急功近利，它的效益主要表现在长远的、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上。
文化体制改革，是搞好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的体制大抵是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格局而建立的。例如把所有专业性部门隶属于非专业的行政部门，用行政命令进行领导。再如，对精神产品实行产销脱钩，由与编写、出版都无关系的销售部门来决定一本书的命运，这就形成了编书难、出书难、买书难的怪现象。电影等其他文艺单位也是如此。我认为，倘一时不能改变这种体制，也应先进行治标式的补救。
文化建设是项系统工程，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文化设施，第二层次是文化机构或组织，第三层次是文化思想与心理。上面所说的问题既有属于第一层次的，也有属于第二层次的，但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到第三层次文化思想与心理。文化建设既然具有系统工程性质，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就应该心有全局、目有远景才对。
§288
普及和提高两个层次(1992)(《王元化集》卷七《关于当前文化工作问题答问》节录)
问：现在报上时常报道文化人下海的信息，你的看法怎样？
答：下海并不意味着都去经商，而是学会一些商业知识，了解一些文化市场的情况，从而以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在制定文化成品生产规划过程中发挥作用。在目前，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成品性质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是，这问题迄今未引起注意。这说明我们的理论准备不足，工作做得很不够。只有弄清文化成品性质问题，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文化发展方针，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方案。舍此之外，侈谈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问：文化成品进入市场，就要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制约，这样是不是应淘汰那些销量少的文化成品？
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文化结构的多层次与多元化问题。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工作明确提出了普及和提高两个层次，这是由文艺结构以及文艺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同时，它们也都体现了社会的需要，尽管后一种文化产品的社会需要不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辨认。因为这种需要很难以市场供求关系来说明。文化成品在市场中流通，不考虑经济上的盈亏固然是不行的，但只考虑经济上的盈亏，只讲求市场意识，而不考虑社会效应，同样也是不行的。大多数国家都以法律来禁止有害公益的文化成品的泛滥。这些文化成品从经济效益来说，往往是很赚钱的。文化成品的盈亏问题应通过以书养书等措施来解决。不同层次的文化成品所体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呈现出极其复杂、参差不齐的情况。一本高层次的学术著作是不能和一本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化价值上，前者低于后者。不同质的不可进行比较。高层次学术著作，只能与相同层次的进行竞争，这才符合竞争的公平原则。不同文化成品，由于它们的社会效应不同而有着极大区别。看不到这一点，就会产生错误。
问：能不能进一步把文化成品的不同社会效应说得更清楚一些？
答：一部分文化成品其社会效应是直接的、立见功效的、覆盖面是很普遍的(如通俗小说、娱乐性影视、流行歌舞等)。而另一部分文化成品其社会效应是间接的、较长时间才能见出功效的、覆盖面是很有限的(如专门学术著作、高层次的音乐与戏剧艺术等)。后者只能对专业工作者或少数读者、观众产生影响。一本美学著作读的人不可能是众多的。它的读者大抵是教师、作家、影视剧编导、建筑师、园林设计师、服装设计师等。美学著作所提供的观念和审美趣味正是通过这些专业工作者，才间接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这种影响尽管是间接的，而且是通过一定中介来进行的，可是它在那些有关美的广泛领域内，却往往发生导向作用。就这一点来说，即在质的方面所起的影响来说，它反而比大众化通俗性读物的影响要深远。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它的导向对社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起着决定作用。文化成品纳入商品经济轨道后，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益去考虑，而不从社会效应以及文化成品不同层次所形成的不同社会效应去考虑，那就会给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我希望我们要有远大眼光，不要陷入杀鸡取卵的短期性行为。高层次文化成品和大众化通俗性文化成品是不能在市场上竞争的，这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如此。至于解决其间经济效益的差距，或可用类似以书养书、以副补主等办法来解决。还有些文化项目则需要采取前面说过的市场调节以外的手段：政府拨款、基金会赞助、大企业支持来保证，以防止它萎缩衰落、形成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下降的危机。
§289
不能工农兵学商一锅煮(1992)(《王元化集》卷七《关于当前文化工作问题答问》节录)
问：文化工作改革开放中的观念转变问题，你是怎样看的？
答：首先应纠正轻商思想。我国封建社会是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中的义利之辩，源远流长，影响很大。王夷甫口不言钱成为士人交口称誉的美谈。长期以来，商人在社会中处于十分低贱的地位。在某些朝代中，商人不能进入考场参加科举会试，不能穿士人的服装。这种轻商思想和“极左”思潮结合在一起，成了改革开放的大障碍。纠正这种有害于商品经济的思想观念，还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不可放松的。但我们也要警惕矫枉过正的偏向。过正也是枉，以偏纠偏是不足取的。我们习惯于搞“四个一”：一窝蜂、一面倒、一言堂、一刀切，什么都以搞运动的人海战术方式一哄而上。这一点过去是有教训的。我们曾有过全民打麻雀、全民炼钢、全民作诗的事。今天如果也要全民经商，那是很不妥的。要尊重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不能工农兵学商一锅煮，过去出现过的所谓亦工亦农亦兵亦学亦商的理论并不可取。医生看病开刀，教师教书编教材，这是社会分工，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恪尽自己的职责，对社会做出贡献。不必要求医生每天用几个钟头放下听筒或手术刀，拿起算盘去做生意。也不必要求教师每天用几小时放下课本去摆地摊。医院学校的经费、员工教师的福利，除尽量改善本单位的经营管理以开源节流外，应通过政府拨款、基金会赞助、大企业支持这些渠道来解决。不要让他们放弃自己所长、也是社会需要的工作，去干他们所不擅长或根本不懂的事。我们的医生还很少，医生不专心看好病开好刀，病人怎么办？全民的卫生健康怎么办？我们的教师还很少，教师不专心教好书编好教材，学生怎么办？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平怎么办？这些都是摆在目前的重大问题。
§290
虚己服善(1992)(《思辨录》的《思辨发微》序节录)
书中收有一些辩难文字，不论对方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我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含有学术以外的动机。自然我也碰到过恶意的攻击，曲笔构陷，捏造罪名，但这已不属于理论研讨的范围。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对方也往往持同样学术民主的立场，并不以我的驳诘为忤。我曾对《中国意识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提过反对意见，在我们经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他成了我所敬重的朋友，虽然我们的意见并未达到一致。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挟标榜之私的学风。他曾特别揭出“虚己服善”这四个字，以为亭林、船山诸老遗范可师。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以为他是那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可是读了上面那些话，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常以自己的至情与作者精神相冥会。如他读庄，曾就《天下》所叙，称惠施应黄缭之间，遍及万物而不休，乃是一大科学家。他看出庄子描写惠子博学之神趣是极详尽、极生动的。又称，庄子责惠施的逐物之学，只在其不知反己，而并不在其所阐发的科学思想。这实是高远之见，为肤学者所不能道。我尤其赞赏他论庄惠关系的几句话：“二人学术不同，卒成至友，博学知服，后人无此懿德也。”的确，学术界似乎尚缺乏这种气量与风度。我谨记这几句话，为的是鞭策自己不忘涤除逞强好胜之风。十力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明心篇》，对孟子不无微词，曾遭非议，迄今未息。我不想为他的以大同反小康思想作辩解，但我认为他把孟子所主张的以圣王治天下称为“谬想”，是含有反对专制主义深意的。孟有胜于孔处，也有不及孔处。孔子有攻乎异端之说，但他毕竟主张和而不同，这就比孟子不息不著的激切说法显得宽容了。
§291
人格力量和艺术良心(1992)(《思辨录》的《思辨发微》序节录)
这里，我要订正本书中一个错误观点。过去我相信黑格尔说的人性恶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我对荀子的“善者伪也”作了肯定评价。可是近年来当我进行自我反思吋，也对黑格尔作了再认识。我对他的上述说法感到怀疑。一九七六年我的《韩非论稿》，只说韩非继承了申商衣钵，发扬了韩国重术的传统，而认为他与荀子性恶论殊少关系。其实，他不过是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极端罢了。荀子认为人性恶可以通过外在力量加以改造，可是韩非不这样看。从逻辑的彻底性来说，韩非是对的。种子可以长出植物，石头却长不出植物，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所以韩非认为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这种性恶论自然不会相信人、尊重人，因为照他们看，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感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我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几乎是同样的说法，这就是本心所具有的“明几”。《船山遗书》曾抨击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为“孤明”，意谓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和意的参与。这种批评是否中肯这里且不讨论。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是十分重要的见解。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艺术良心渗透到治学中去。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到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就是一例。而陈寅恪本人则更多的具有这种精神。
§292
文化问题不容忽视(1993)(《王元化集》卷七)[19]
去年市场经济刚刚出台，社会上出现了一片下海声，好像谁不赞成下海谁就是反对改革。我很有些感触，当时曾为此发表一篇文章，但那篇文章言犹未尽。我赞成《文汇报》经常找些人来谈谈这些问题。我以为市场经济出台给文化带来的某些问题，实际上与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有关系。前段时间，为宣传某件事，由政府某部门负责人与某大企业总经理达成协议，一家报纸公然用特大黑体字作标题，说“一面有钱，一面有权，某某事必然成功”之类。话是实在的，确实反映了钱和权结合的现实，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如果说是通过权钱结合而取得的，那就很值得研究了。卖配额、批条子、开后门等等现象，是不是市场经济必然产物，在谈到市场经济时必须搞清楚。有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说，搞现代化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腐败，减少腐败可能办到，取消腐败则不可能。编者说这是“精辟之见”。这种议论就是没有搞清楚上述问题。不能把某些国家搞现代化伴随着腐败看成规律，甚至当成规范。须知这些国家腐败成风，社会秩序紊乱，法制不行，就是在经济方面也不见起色，至今也没有完成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搞得成功的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是健全的，有完整的经济立法作为保障。中国要改革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意味我们的社会就应该唯钱唯权。市场经济应该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竞争，社会生活应该是健康的、有道德的。对这些问题，我希望多作一些切实的研究，少发表结论性、概括性的空论。
我们过去的文化事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行政化，二是垄断性。市场经济将会冲破这两堵墙是大好事！过去这种体制来自模仿苏联。剧团、剧场之上一定要有个不编、不导、不演的行政机构文化局来管辖，由它来发号施令，剧团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电影界、出版界也是如此。用行政机构管理业务机构，外行领导内行，不是从文化事业本身的特点出发，形成机构臃肿，互相扯皮。今天看来行政干预对文化事业是不利的，用行政命令来领导，这种日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越来越过不下去了。过去我们没有文化市场，如果要说有，那也只是由一家来垄断，并不能适应真正的供求关系，反映群众的文化要求。书籍发行只有新华书店一家。电影发行也只有一个影片发行公司。书籍和影片发行前须经繁复的征订手续，表面看来反映了市场需要，实际上这种计划经济却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计划经济的垄断性也不可避免地和一切垄断行为一样造成停滞。这些体制现在已经开始有所突破，但仅仅是初步，而且往往是自发的。我们还没有对改革中的文化问题给以较多的关怀和注意。
§293
“只好以腐败为代价”(1993)(《思辨录》第45条)
《明报月刊》编者称该刊所载《解构与重建》一文论中国商品大潮和文化空间的拓展，对文人下海等问题都作出了“精辟的阐析”。编者所推荐的这篇文章大意说：“马克思早已提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市场本身永远倾向于摆脱任何人为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社会商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腐败，而商业化又是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为了走向现代，也只好付出这个代价。其实这也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必然过程。问题是如何减少腐败，而不是消灭腐败。……许多人争相辞官，奔向‘钱景广阔’的商海，半个世纪来党和政府一直去做却没有见效果的精兵简政，通过市场经济而一举实现了。商品大潮在制造腐败的同时，也可以洗涤腐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把这方面的文化产品从政治的钳制下抢过来，还它商品的属性，这不是错位，而是复位。”就在此文披载得差不多的时候，吴敬琏等编写的《寻租——权钱的结合》出版了。这书与上文观点恰巧相反，认为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平等竞争基础上的，腐败则违反了平等竞争的原则，而产生在寻租活动上(大意)。在这种钱权结合的情况下，不是“争相辞官”，而是千方百计甚至以不正当手段去买官做。“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如经济学家指出的菲律宾的陷阱、拉美现象、印度病等等)都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这种弊端，比如新加坡的经济就没有腐败现象(虽然在其他方面这个国家也有许多可议的地方)。《明报月刊》及其所推许的那篇文章揭示了二事：一、大陆许多作家学人虽不懂经济，却以为只凭常识即可高谈阔论，逞臆乱说。二、有些港刊编辑则喜爱领异标新，在评选来稿时，凡调子新奇高大者，皆视为“精辟阐析”的好文章。
§294
人的素质(1993)(《思辨录》第46条)
我不认为人的素质问题应归结为所谓“国民劣根性”问题。人的素质与文化教育有着密切关联，但又不能仅仅归之于文化教育问题。不容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下降，文盲的大量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被大家所忽视，这就是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维护，以致影响到每个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了一种不关痛痒的冷漠态度。这是形成长期缺乏公民意识的主要原因。一个重公德，讲卫生，有礼貌的文明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是单靠“五讲四美”的群众运动或制订类如吐痰罚款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这和当年墨索里尼采取棒喝团的办法没有什么两样。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认为讲公德是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的。在一个市民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积极参与。没有自治的能力，对贪污腐败无法监督，对伪劣产品无处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样一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自然也就不会建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只会关心自己的小天地。由于一种反拨心理，甚至不惜以邻为壑，把一切公德置诸脑后，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自私自利者。
§295
谈浮躁(1993)(《思辨录》第278条)
自从近代西方思潮传入我国以来，有许多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人人都说，可是它们的确切涵义，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只剩下一个朦胧模糊的观念。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它在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以及当它传入我国后，我国思想家有怎样的诠释和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化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可是迄今还很少有人关心这类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学风还缺乏踏踏实实的精神，不务精深，而好趋新猎奇，满足于搞花架子，在文章中点缀一些转手贩来自己还未咀嚼消化的新学说新术语，借以炫耀。一些刊物，也往往喜欢发表这类文章。这几年一些有识之士，却对这种学风提出了批评。这里我想援引手边几本海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发表的意见。一本是林毓生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教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常犯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毛病，不是过分自谦自卑，就是心浮气躁狂妄自大。他说要了解另外一种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事。把另外一种文化的一些东西当做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种口号是很做作的，不自然的，反映我们内心问题的假权威。他举以前在台湾文学界流行的“现代主义”和“新批评”(NewCriticism)为例，说随便把在外国环境中因特殊的背景与问题而发展出来的东西当做我们自己的权威，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办法的结果是：可怕的口号变成了权威，亦即把外国的一些观念从它们的历史的来源中切断，断章取义地变成了自己的口号的时候，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formatisticfallacy)。这些话虽然是针对台湾学术界的一些情况而发，却也切中我们这里的时弊。
此外，余英时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是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余教授称他治中国思想史永远立足于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他认为，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余教授也批评了趋新猎奇的倾向。他说西方学术界号称日新月异，其实是异多于新。许多所谓新观念、新思想不过是变名词的把戏而已。西方学术界并没有一面倒的趋新的风气，一味趋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做是浅薄的表现。他提出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文化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而又不知中国传统为何物。海外学者的这些说法使我深深引为共鸣。我在一九八四年写的《各领风骚三五天》一篇短文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我觉得这已成了文化领域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可以使学术界去掉浅薄、浮躁，建立踏踏实实的学风。去年哈佛大学举办的“文化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几位海外学人对国内一家颇有影响的刊物编者也提出，少登这类空文而多发表一些切实探讨中国文化的意见。
§296
《古文字诂林》(1993)(《王元化集》卷六《关于现代思想史答问》节录)
《古文字诂林》编纂是我最近所关心的一项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了。在那以后，大量的地下发掘，丰硕的研究成果，都需要以一种集大成的形式来加以总结，以便给传统文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工具。这方面需要大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至于参加学术活动以及我个人近期的读书写作方向，如果说有一以贯之的线索，那就是近现代之交的思想与人物这一课题。这不仅仅是兴趣所在，而且我感到以往的研究对这一课题太不够重视了。有些人讲中国文学不知道陈寅恪，讲中国思想史不知道欧阳渐、沈曾植、熊十力、杜亚泉……即使讲也不过是重复教科书上那些肤词套语，谈不上真正的研究与探索。还有些人甚至认为，研究传统应把精力放在较早的历史时期，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近现代之交的那一代人，很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们对于国学的知解与学养，对新学的了解与融会，都非后人所能及。这一代人在思想文化上所做的深入细致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依然有重大的启示意义。譬如说“五四”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距现在已有七十多年了，但是我发现今天所争论的一些问题、所阐发的一些观点，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提出，当时对有些问题的理解甚至更深更透。
§297
孤往精神(1994)(《思辨录》第124条)
唯新唯洋是从的风气与四十年来教条主义的感染不无关系。教条主义与趋新猎奇之风看起来相反，实则相成。两者皆依傍权威，援经典以自重，而放弃自己独立见解。沿袭既久，惰性已成，个性日丧，创造力终于斫伤尽净。殆至无权威依傍时，则不能创一说立一论，沉迷其中，而不知自省。熊十力《尊闻录》批赶时髦者说：“不知而信之，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熔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辗转传说。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绝不肯求真知。”熊十力提倡一种“孤往”或“孤冷”精神。他说：“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又致徐复观书中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清自乾嘉后，陈澧、朱一新辈，曾着力阐述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但均为人所忽略。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无暇顾及学术自身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澧、朱一新之论虽精，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殊不知学风影响世风，从而会对政治发生相当大的作用。学术思想和政治并不是无关的。
§298
《十力语要》(1994)(《思辨录》第127条)
《十力语要》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五四”时期，所倡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一点似较简单地以西洋为师的主张为高。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等，皆主张空诸依傍、精神独立，决非泥古不化、墨守传统。观熊对传统文化之批判可知。又，熊十力于五十年代初《与友人论张江陵书》中称：“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界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熊老在五十年代有此等议论，足证翟志诚指摘熊十力解放后谄媚当道之说，实属诬枉。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迄今仍在争议。我赞成熊老所谓学术衰敝将影响政治不振之说。《十力语要》有这样一段话：“哲学有国民性，诸子之绪，当发其微。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尽毁，渐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随外人时下浅薄之风会。”此语发自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今日此种风习依旧，此实可悲。熊十力又说：“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这些话多为人所不知，以至他被目为一个只知歌颂传统的国粹派。
§299
学术压思想？(1994)(《思辨录》第276条)
最近有人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其实完全用不着担心，这种学术空气还十分微薄，简直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我敢预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研究也不会成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动抗衡的力量。只要看看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是些什么读物就可以明白。我们的文化研究有以西学为坐标的老传统，也有以论带史的新传统。前者主宰文化界已七十多年，后者也将近半个世纪。伴随着这股潮流而弥漫文化界的仍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变种和趋新猎奇的浮躁之风。要在这样的文化市场使学术挤走思想，恐怕无异梦想。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而且我也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会被救亡所压倒，被学术所冲淡。
§300
无错不成书(1994)(《思辨录》第372条)
现在书中错字实在太多，社会上已有“无错不成书”的谚语。《学术集林》文丛中有不少文章是探讨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所以用的是繁体。书中错字大抵出在由简改繁的问题上。我们的汉字简化方案，似乎未顾及汉字是诉诸目治的义符文字特点，而照音符文字的规律，用同音假借办法，使一字兼该形义互异的许多同音字。现在激光照排的电脑软件，又多系对汉字钻研未精的技术人员所编制，其办法简化到将笔画多的一律归为繁体，笔画少的一律归为简体，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由简到繁的转换。于是皇后就成了“皇後”，诗云成了“诗雲”，干扰成了“乾擾”，征服成了“徵服”，五斗米成了“五鬥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真是不一而足。文丛付排校对花了几个月时间，但仍未纠正这些错误。不是没有校出，而是电脑软件有了问题(繁简体数目相等是一对一)，改正很困难。这情况需要出版界以至全社会来关心。
§301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1994)[20](《王元化集》卷七《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节录)
问：当前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文化发展也相应地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答：现在，确实到了该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问题作切切实实的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了。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有种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不少地方争相搞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看起来很热闹，但问题也不少。作为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为了把本地经济搞活，试图通过这一类方式吸引投资，这样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就我所知，有些地方搞的文化活动，往往是粗陋的，难免贻笑大方。例如，上海某大报刊登于头版头条的一则消息的大字标题是：“淄博赶曲阜，管子斗孔子。”这是报道淄博在经济发展上要赶超曲阜的新闻。又如，陆诒生前收到台儿庄为庆祝台儿庄大捷五十周年纪念的请柬，但该市为了发展经济，竟同时修建成一条“中日友好大道”，他由于对此产生反感，拒不出席了。如果仅仅把文化事业作为吸引外资的手段，而不考虑文化本身的建设与发展，那么就成为问题了。文化建设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规律，需要认真去考虑。这种急功近利的观点，往往忽略了甚至无视文化是提高全民的精神素质的重要手段，会对社会形成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问：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已根本改变了“文革”时期“八亿人民八台戏”那种单调、沉闷的局面，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特别是各种类型、各种样式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发展势头更为迅猛。人们对此褒贬不一，应该怎样认识和把握这种现象？
答：当前文化建设出现了多层次、多样化的格局，文化市场也开始初步形成。过去我们的文化事业有两个特点：一是行政化，二是垄断性。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会改变上述格局！只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才能使文化市场具有发展的生机，当然建立健康的文化市场还需做大量的工作，例如制定经济法规、确立平等竞争的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禁绝伪劣商品、限制谋取暴利行为、建立现代商业意识等等，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市场对我们是一个陌生的课题，谁也不是内行，需要不断学习和总结经验。在文化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兴起，其意义不可低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眼下人们对一些娱乐性较强的文化成品和样式争议较多。我想，对于这一类文化需求要多作具体分析。那些诲淫诲盗的东西当然要取缔，这是维护社会道德、公共利益的基本要求，每个国家在这方面都不例外，但要采取科学的、审慎的态度，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采用查禁手段。
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中某些低级的不健康的成分，不只是单纯的批评问题，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引导和提高。关于这一点，抗战时期老舍等人就做过一些很实在、很有意义的工作。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创造出好的通俗作品来，这似乎至今还未引起注意。文化产品是多层次的，学术研究和高雅文艺不能一无例外地纳入市场机制。
§302
企业家应具有什么样的商业意识(1994)(《王元化集》卷七《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节录)
问：刚才提到，全社会都负有支持高雅文化的责任，近期我国一些企业也开始有所行动了，您能否就这方面的情况谈谈看法？
答：企业出资赞助高雅文化的举动应该提倡。当然，这里有一个经费使用和管理问题，以便使这些钱真正有利于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要防止搞形式主义。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还应该想得深一点，即企业家应具有什么样的商业意识。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研究。我们的企业家似乎还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韦伯曾经说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现在有些企业家在支持文化事业方面大多仅仅从广告效应出发。现代的企业家，不应该是鼠目寸光，心胸狭隘，妄图一本万利的暴发户式的人物。这样的企业家没有长远观念，缺乏精神原则，赞助文化不过是图眼前之利的装饰。恶劣的商业意识必然导致诈骗行为盛行，假酒假药等伪劣商品泛滥。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企业家，应该能正确理解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是和自己企业的经营发展休戚相关的。这种商业意识不仅有益于文化事业，也有益于自己的企业前途。具有远大眼光的企业家，不是只追求急功近利的。
§303
嘲笑理想的风气(1994)(《王元化集》卷七《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节录)
问：在近期的文化讨论中，不少人士呼吁，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文化批评的健康机制，开展实事求是的建设性的文化批评，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答：我已多次提出，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包括文化工作者，都要有一种敬业精神，这对于文化批评乃至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大力提倡。我曾说，阿Q在被枪毙前画押，手一抖画成瓜子形，他感到很遗憾。这虽然有愚昧的一面，但也有值得尊敬的一面。可敬的就是小说中写的“阿Q真能做”那种不肯马虎的认真态度。对文化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要作切实的研究和探讨，要务实。现在有些人还是热衷于搞花架子。我认为要注意把学风搞好，要有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态度，对一些复杂的文化现象作清醒的分析，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唯我独尊。前一阵子对“痞子文学”的评论很多，但没有人注意到二十年代创造社就提出过“新流氓主义”的口号，也没有人注意到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就曾经对调侃之风做过分析：“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我实在找不到能像这段话一样揭示今天盛行的调侃亦即以前出现过的冷嘲的深刻的批评了。但是鲁迅的这段话似乎还没有被人重视过，被人援引过。要树立对生活、对社会的责任感。我觉得责任伦理很重要。在今天，不能抱一种什么都玩一玩的态度。这种玩世的态度一旦成为风气，将使人们失去道德感，失去理想，这是很危险的。现在社会上似乎流行嘲笑道德、嘲笑理想的风气，谁对此提出异议和批评，就会被认为太不新潮了、落伍了。甚至有些严肃认真的作者也未能免除此弊。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关市场经济下的道德的讨论。许多人都断言市场经济出台后，新道德就会随之形成。我觉得说这话是缺乏责任感的。我们理论界长期所形成的意图伦理，使我们在讨论文化问题之前先确定自己应该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立场决定了，凡是自己爱的、拥护的就要明白表示肯定。纵使有明显的缺点，也要以强词为之曲辩。试问这还有什么学术的公正和科学的态度？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创造不出一种新道德。鲁迅说他过去信奉进化论，认为新的必然胜过旧的，青年必然胜过老头子，直到接受了血的教训后，才纠正了这种偏颇。我们理论界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持这种进化论的偏颇看法。他们以为市场经济一出现，新道德也就随之而来，过去的东西就可以全部被送进历史陈列馆，而美好的全新社会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六十年代初，在短暂的思想活跃时期，曾展开过道德继承问题的讨论。就是在那时候，许多人仍旧认为道德是不能继承的。这种创新道德的观点，余绪未尽，一直流传到今天。不过，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尽的。我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倘若置过去的道德资源于不顾，幻想凭空创造出一种新道德，那不仅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也有碍市场经济本身向成熟健康的道路发展。
§304
“知识之败”与“品节之败”(1994)(《思辨录》的《思辨随笔》序节录)
近读《十力语要》，其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徒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者的辗转传说，遂沉迷其中。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
十力先生并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我觉得他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甚至比今天一些自命有思想的学者要清醒得多。近年来海峡彼岸一位论者曾对他痛加指摘，措词严厉，甚至夹杂着詈骂。斥他“既骄且吝，好名好胜而又目空四海，时时贪、痴、嗔三毒习气横发而又不知自检”。这使我想到本书所收《忒耳西忒斯式的酷评》一文中所举那种伎俩。我不知道论者是否把具有特色的大批判带到彼岸？十力先生不断修订自己的观点是出于追求真理的热忱，而不是趋承上意，取媚权势，凡熟悉他的人都对此有所理解。但这位论者却别出心裁，判定他于五十年代初删削《新论》，乃是迎合当局反宗教宣传。这真是惊听回视之论。其实，在此以前他早已由佛入儒。我以为他后来在《明心篇》中所说：“吾唯以真理为归，本不拘家派。但《新论》实从佛家演变出来。”这几句话道出了他在反思佛学时删削旧作的真正原因。可是论者的政治情结对十力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在去留问题上的选择深表反感，以致耐不住呵责他在大陆的十八年是“虽生犹死”，而所著“每一本新书都可以说是一种负积累，标志着他学术水平的倒退”。这还不够，论者同时还对他的为人也作了寻垢索瘢的挑剔。我不想对这些武断呆语进行辩解。据我所知刘述先先生和郭齐勇先生已对论者的考释作了辩证。好在十力先生所撰各书倶在，读者自可参考。倘有人对这些著作的得失成败不虚美不掩恶，作实事求是的探索，倒是大有裨益的。但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狃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人。
§305
三个P(1995)(《思辨录》第52条)
近读一位友人赠送的著作，内称西方把人的情欲概括为三个P(即power[权]，property[钱]，prestige[名])。过去恩格斯把权势欲和贪欲作为人类的两种恶，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过去我一直相信这话，但现在不相信恶可以推进人类的社会发展了。不过，权势欲和贪欲确是缠绕人类灵魂的两种恶。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两种坏的情欲，还不是人人都会毫无例外陷身其中的罗网。三个P中，最后一个prestige恐怕是最难渡过的关口。不少人对于权和钱的追求，并不怎么热衷，这大概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缘故吧。但在prestige问题上，就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从小就受到“扬名声显父母”“君子疾没世而名不彰”等等这类格言的影响，所谓“圣人立教未尝恶人之好名也”。为了名而不敢去做坏事，这也是事实。保持自己名节是好的，但追求名声，却往往使人变得虚伪可憎。在过去的士大夫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都可以找到利欲熏心、追求功名的人。很多读书人直到今天还在热衷当官。虽然，从真正的荣誉来看这也并不一定光彩。鲁迅曾称他对于地位、名声都不要。可是胡适晚年谈到鲁迅的一些政治表态时，却说他除了认识的原因外，也含有追求名声的成分在内。我以为，鲁迅后来如果也能像他早期在《野草》中说的，“欲知本味，剖心自食”一样地去解剖自己，我们一定可以在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灵魂中，看出最隐秘最不容易被人察觉的奥秘。至于胡适本人，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惜做出许多干犯众怒的事情(如批评学生反対“二十一条”的游行，反对将溥仪驱出清宫等等)，似乎我行我素，不在乎世人的毀誉，但熟知他为人的学生却说他是很看重后世名的。从他记日记准备给别人看，写信留底稿这方面来说，固然是出于一种喜欢整齐有序和细心谨慎的性格，但也未始不是出于给人一种良好印象的想法。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踌躇不决，难以作出最后的结论。对于这个prestige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完全否定，还是也要考虑其复杂的道德后果？名声和荣誉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306
说辩(1995)(《王元化集》卷七；亦见《清园近思录》)
我被邀请作为这次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台联合创办的国际大专辩论会决赛的评委。会后我进行了如下的思考。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先秦时代的孟子，都有辩才。他们比一般辩者更加令人仰慕。因为他们不徒以口才取胜，以气势凌人，而是通过辩论，明辨是非，究明真理。这可以说是辩论中最好的一种。
古希腊的诡辩派和战国时代的纵橫家，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他们在逻辑上所建立的论证方式和反驳方式，自有其学术价值。但这些人中的一些诠才小慧之徒，逞其利口，炫人耳目，仅仅是为了以言词挫败敌手，或以游说打动当道，其人品学品自然不能与上述辩者作同日语。至于还有一些巧言令色的狡黠之辈，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辩论也可以作为一种类似弈棋之类的智力练习或智力游戏。西方的学校或社团，往往举行两个人、两个组，或若干单位之间的辩论比赛。这种辩论会规定了一定的程序的规则，以便参赛者遵行。地处东南亚的新加坡也常常举行这样的辩论会，据说已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了。这种智力交锋，由于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参赛者必须做出迅速反应，以便找出对方破绽，进行反击。自己立论又须具有不易颠扑的充足理由，才不至于为对方所乘。而这一切都必须在间不容发的瞬间完成。这就使参赛者练就一种敏捷应变的机智，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
但是，辩论会只能作为一种智力练习和智力游戏，不可将其性质、功能、作用加以扩大。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就会产生种种流弊。辩论会首先由抽签决定正反两方及其论题，其论证必须服从事先已经规定好的正面或反面的立场。先行的立场决定了在辩论中必须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排斥什么。事实上，这种辩论方式只是体现了一种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但是追求真知的认识过程恰恰与此相反：不是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论据来加以证明，而是从分析过程中做出判断，从论证过程中得出结论。在辩论会中，站在正反不同立场的两方是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进行辩论的，可是事物的真理却往往是亦此亦彼，对立统一。但辩论会却不容许按照这一原则来进行辩论。参赛者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只能否定对方，不能肯定对方。这就导致了在参赛者身上经常会出现一种逞强好胜意在求胜的作风。在辩论中，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是好的，倘使义理两亏，还要摆出一副词严气壮的架势，那就成了意在求胜了。我个人觉得，这种意在求胜的作风是不好的。谈到治学，还是躁释矜平的态度为上。
§307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1995)(《王元化集》卷七《关于人的素质问题答问》节录)
问：刚才您谈到以后打算写的文章，以及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想了解最近您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近大家都在关心人的素质。只要看看我们周围人们日常生活所涉及的一些公众领域，诸如社会服务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道德问题，都说明了人的素质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敬业精神的缺乏、工作态度的粗劣、服务质量的低下、法规意识的薄弱、对人与人之间基本准则的漠视以及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争吵、打斗以及欺、瞒、骗、诈、钻空子、耍滑头的意识与行为大行其道等等。近来，报纸动员大家参与探讨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几个月前，上海人大还在举行时，有的报纸竟报导说上海人的素质提高了。最近总算纠正了这种浮夸风。现在报上的舆论又一变为指摘人的素质不好，有的甚至义形于色，痛加指斥。但我觉得，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光靠义愤，而需要冷静的思考，作理性的研究。人的素质今天确实成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问：八十年代的某些情绪化宣泄依然存在，如“丑陋的中国人”“酱缸文化”“不可疗救的人种”，或者归之于市场经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世风日下”之类感叹，我常常也觉得这种文人式的文化批判无济于事。就拿公共道德来说，“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一东西方共同承认的做人的基本准则，即所谓“黄金律”，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遗失了?我们如何或通过什么渠道使之得到真正的尊重？这当中的核心的问题即人的权利问题，可以说应是匹夫有责，我们又如何对之真正负起责任来？
答：我不能同意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民的劣根性”。人的素质与文化有密切关系，但不可仅仅归之于文化问题。人的素质与教育有密切关系，但也不可仅仅归之于教育问题。毋庸讳言，文化滑坡，教育质量差，大量文盲的存在，势必影响人的素质下降，因而文化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方面我谈过，很多人都谈过。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却往往是为大家所忽视的，这就是有关公民意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公民权利没有得到重视与维护，也就影响到每个社会公民对于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就是长期以来造成公民意识缺乏的主要原因。须知一个重公德、有礼貌、讲卫生的社会或文明城市，并不单是通过宣扬“五讲四美”、搞群众运动、制定吐痰罚款等等措施所能建立起来的。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并认为和自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的多么严厉的强制力景，也难以做到的。在一个没有市民社会空间，或这个空间十分狭窄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来说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只有服从，而不会有自爱、自尊的人格，不会有自觉的行为，也不会有自治、自律的能力。贪污腐败无法监督，买东西上当受骗无法投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感情，从而就不会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民意识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对社会都抱着一种极端冷漠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小天地，成为毫无群体意识的利己主义者、毫无原则的功利主义者。
§308
《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1995)(《王元化集》卷七《关于人的素质问题答问》节录)
问：据我个人的了解，现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权利”(rights)这一术语，主要有三种使用方式。一是描述一种制度安排，其中权益得到法律的保护，选择受到法律效力的保障，各种条件与机遇在有保障的基础上提供给个人。二是表达一种正当合理的要求，即上述制度安排应该建立，并得到维护和尊重。三是表达这个要求的一种特定的正当理由即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该原则赋予诸如自爱、自尊、自主或道德力等某些基本的个人价值以重要意义。这在三年前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权利”一词条里，有经典的表述。你的“公民意识”一用语中所包括的权利概念，可以说融合了这三种基本用法。另外卢梭、康德以及当代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等都有有关权利与人的道德责任之间联系的重要表述。我赞成说康德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相当程度的可以融通之处。譬如，康德认为权利不仅可以是我们道德体系的主要原则，而且是道德思维和道德能动性的必要前提。这正是你刚才所说的“休戚相关”这一公民意识感觉的学理依据之一。依我个人之见，西方思想较多关注权利所体现并与自由相关联的价值的重要性，而中国传统思想则更多关注权利所体现的道德与人伦、与做人的基本准则相关联的价值的重要性；西方较多考虑法律权利(rightsoflaw)的实践性，而中国则较多考虑道德权利(rightsofmorality)的理想性。您所思考的公民意识，其学理路径其实正关联着中西方思想的双重含义，在我看来，不仅仅是目前人的素质的讨论，从更广泛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看也不失为一条有建设性的学术路径。
答：你这里所涉及的学理路径，值得做深入细致的探究。我们还不太善于吸取经济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因而议论往往不免流于空疏。譬如，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发表了这样那样的看法。有一些不免是想当然的说法。有一位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们只能够在一定范围里缩小它带来的危害，而不能将它消灭。这样一种看法三年前曾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发表，而该刊的总编潘耀明还曾推许为非常精辟的意见。另一位因市场经济出台后，出现了不少批评道德败坏、理想沦丧的议论，因而怀疑发表这些议论的人是不是都想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还有一位则认为吃饭问题是根本，只有经济问题解决了，社会道德问题才会自然而然好起来。持上述见解的人，有的是研究国学的，有的是搞文学的，也有的是从事哲学和文化研究的。我听到这些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权钱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来说明问题。直到最近，读了吴敬链赠送给我的书以后，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本书是一些经济学家于一九八八年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系列文章的合辑，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海外学者所研究的二战后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国家(如新加坡)工业化发展过程一开始就着重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原则，同时采取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司法、行政措施，因而市场化进行得顺利，行政机关也基本上做到为政清廉。而那些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旧的官僚特权和封建特权保留得愈多的国家(所谓“印度病”“拉美现象”以及菲律宾的所谓“马科斯陷阱”等)，腐败也就愈严重。这本书中吴敬琏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海外学者(主要是美经济学家AKrueger)于七十年代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理论，认为某些进行市场化的国家的贪污腐败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的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以致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给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创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里说的超额收入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利润。以上我只是介绍了《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一书中所谈的理论，我在这方面没有研究，所述大意是依吴说。读者倘要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请读原著。我觉得我们如果多读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问题的分析，大概可以使我们不致仅仅根据自己有限的常识去说一些想当然的话。
§309
古典精神哪里去了(1996)(《思辨录》第272条)
一个疑问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德国古典哲学所蕴含的深刻的睿智和追求真理的勇毅精神，在纳粹统治之下难道真的已经消亡殆尽无影无踪了吗？如果它们还存在，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寻它们的踪迹呢？季羡林留德十年日记，其中记载有关一些科学家的事件，使我找到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启示。一件是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Virehow)在一次口试中，把一盘猪肝摆在桌上，问学生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结果口试落第。微耳和对这位学生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是什么，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么能当医生呢？”又一次，也是口试，微耳和指指自己的衣服问道：“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端详一会，郑重答道：“枢密顾问先生(对德国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种荣誉称号)，你的衣服曾经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说：“你及格了！”因为他不大注意穿着，一身衣服穿了十几年，原来的褐色变成黑色了。故事讲完之后，作者说：“它告诉我们，德国教授是怎样处心积虑地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不受任何外来干扰观察问题的能力。”另一件，作者记述了战时哥廷根受到轰炸的情景。一天英国飞机飞来，投下了气爆弹，全城玻璃大部分被气流摧毁了。轰炸后，作者听到街上到处都是居民清扫玻璃的哗啦哗啦声。远处有一个老头，手里没拿笤帚，弯腰屈背正在看什么。走近才认清，原来是蜚声海内外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尔(Prandtl)教授。作者向他道早安，他告诉作者，他正在看炸弹引起的气流是怎样摧毁操场周围的一段短墙的，这是在流体力学实验室里无法看到的。作者说他“面对这样一位抵死忠于科学的老教授，陡然一惊，立刻肃然起敬起来”。还有一件事是作者听说的，一天夜里，盟军飞机飞临南德慕尼黑城进行地毯式轰炸，全城到处起火，人们纷纷从楼上往地下室或防空洞逃避，然而有一个老头却急匆匆地从楼下往楼顶上跑。他是位要进行实地观察的地球物理学教授。全城震声冲天，头上飞机仍在盘旋，随时可能有炸弹掉在他的头上。然而他全然不顾，宁愿为科学而舍命。这两个在轰炸中发生的故事和作者在德国学的梵文、巴利文一样，深深印入他的脑海，永远无法抹去。这些故事也使我领悟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那种把真理看做是人的最高幸福，那种忘我求真的精神，并没有随着上世纪结束而消逝，它们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多少保存了下来。
§310
自私与自利(1997)(《思辨录》第51条)
友人寄来所作《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中颇可采录：哈耶克在批判“自然道德”本能的、狭隘的道德规范时，强调了自私与自利的区别(参见《通向奴役之路》)。自私发自人的求生存的本能，它是所谓ego,强调私己的生命和享乐，为了私己利益时刻准备侵犯他人权利，甚至可以把他人的生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自利则是基于人的理性，它虽然强调自己的利益，但是从理性出发，特别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出发，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作某种妥协。自利的人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产权，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付出代价(按照佛格森[AdamFerguson]AThesis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的定义，只有自利的人才可以称作文明的人，而自私的人则仍停留在野蛮人的状态)。对自私的人而言，根本谈不上交换关系的建立。一群自私的人，只能在霍布斯(ThomasHobbs)《利维坦》所说的“野蛮丛林”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很快地死去。为了避免这种命运，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和政府权威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手段。洛克继而提出民主政治的概念。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互相尊重，由“生命、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组成的产权，从其神学传统中理性化出来。
§311
人文精神与科学家(1997)(《思辨录》第273条)
爱因斯坦对从事应用科学的青年说：“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意义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的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爱因斯坦是本世纪最为杰出的人物，他比一些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更多地体现了本世纪的人文精神，因为他有一颗博大而仁慈的心。二十世纪是一个在人文精神上显得苍白的世纪，有了像他这样的人，才使人不觉得寂寞。为什么这种精神没有更充分地体现在当代的科学家身上呢？我们这里的一些科学家，尽管被称为某些尖端科学之父，他们只懂得为政治服务，而并不真正懂得造福人类。比如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就有这样的人，宣称运用科技方法可使粮食达到亩产五万斤！和他们比较起来，倒是一些无名后辈，在痛定思痛后还清醒一点。顾准的女儿顾淑琳的事迹是颇为感人的。年轻时她盲目地相信组织，和父亲脱离了关系。真相大白之后，她读了父亲的遗稿，发现父亲的光辉人格，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那段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他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312
“学术中心何处寻？”(1997)(《思辨录》第376条)
汪丁丁《学术中心何处寻》一文称：“学生是否愿意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关于基本问题的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去，在经济学的框架里，这取决于激励机制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例如，香港大学生们，身边充斥着挣钱机会，几乎每个学生都有课余兼职，每月收入从几千到几万，看干的是什么工作了。除了考试时间，学生们大多不会安排课余时间阅读功课和研究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大学学生是在‘混文凭’，但求以最小成本得到一个关于‘能力’的发信号权(signallingright)。香港是个商业化都市，这里中高收入的工作大多是商业性质的。对研究基本问题的属于‘软’专业人才的需求，虽然有一些，但需求量很小，报酬也较低。所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很少会有学生选择纯学术和研究基本问题，以港大的经济学课程为例，注册学习金融和货币银行课程的学生，每年都在几百人以上。注册学习中国经济课程的也在三百人左右。但是选择博弈论或者比较经济体制课程的就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人。到了选修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时，注册学生就常常只有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了。”
深圳大学是按照香港模式建立起来的。我甚至有这样的隐忧，香港教育的今天恐怕将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明天，而且是指前者的负面部分而言的。深大至今没有历史系。据说支援该校的北大教授曾一再呼吁深大应该成立历史系，但深圳市领导认为历史专业对深圳毫无用处，一旦成立，学生毕业出来连安插工作都会困难重重。故深大至今仍只有立收实效的应用学科。过去龚自珍曾说，灭人之国去人之史。如果自己先把自己的历史去掉了，那才真是可怕的事。深大的学生既忙于承包校中人员生活的生意，也就谈不到学业了。前几年报载教委负责人公开声称，应多办职业大学来代替综合大学，以便使学生专于一门应用技术。如此指导方针，不知中国教育将往何处去？
§313
苏联解体以后的异议者(1998)(《思辨录》第43条)
三月六日《济南日报》，副刊《随笔》上刊有董乐山写的《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失落》。文中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来的是社会动乱，人欲横流，在汹涌的商业大潮冲击下，人人都向钱看，无人再顾及精神需求了。”接着举出一些著名人物：萨哈罗夫刚选进国家杜马就突发心脏病猝死于会场。索尔仁尼琴于一九九四年回国后，在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一周一次发表对社会的看法，仅一年节目就被腰斩了。艺术家们感到被冷落。瓦里亚·诺夫德夫斯卡娅过去是个所谓异议分子，苏联解体后说：“大多数异议分子对人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剧作家埋怨当政者不再去请教他们。流亡德国的讽刺小说家弗拉基米尔·伏依诺维奇说：“我们的影响是零。”生物学家科瓦廖夫(被认为继承萨哈罗夫的异议分子)曾被请去担任人权委员会主席，但这个机构只是一个“小摆设”，他为俄军摧毁了车臣一个小村庄提出抗议无效而辞职了。在俄罗斯，随着这些人作用的消失，他们的声音也喑哑了。
§314
不是把启蒙当做空洞的口号(1999)(《九十年代反思录》《〈顾准传〉序》节录)
传记不大适宜过多地去写思想问题，因为理论分析不适合这一体裁。但你的书并不放弃这方面，你对顾准思想的介绍是比较全面的。这几年谈论顾准的文章多起来，有些论者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点研究心得的，但他们放弃这样做，不切切实实讨论问题，而只谈主义，将顾准当做一面旗子，把它抢过来，忙于给顾准定性，讲些人人早已知道的道理，断言他是什么什么主义，还吹嘘这就是对顾准思想最深刻的理解。读了这些文字真使人感到悲哀。我不懂，这些人并不缺乏才华，过去也写过一些好文章，为什么白白浪费时间，虚掷自己的可贵精力。其实顾准所写的有关民主的文章是很值得讨论的。我所指的是这几篇：《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民主与终极目的》《科学与民主》等。前几年北京三联寄给我一本《公共论坛》，这本丛刊并不以顾准为标榜，却切切实实地讨论了这些问题，谈得也很深入。我虽然并不认识这些人，但觉得他们倒是理解顾准精神和顾准思想的。你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不应该对你苛求。纵然如此，我认为你书中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我并不是说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而是赞赏你的勤奋和认真。在阐述顾准某一观点时，你将来龙去脉都仔细地考虑到，为此你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你的书对于一般不是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大有裨益，可以使他们逐渐去理解顾准的思想。比如顾准书中所谈的古希腊斯巴达精神问题，对于大陆的学者就有启迪作用。我们一直赞扬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精神。小时候我曾读过鲁迅的早期论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写得热情洋溢，令人神往。在原苏联，斯巴达的名字也成为光荣的称号，甚至有的足球队也以他命名。而你根据顾准的论断，阐述了斯巴达如何从集体主义陷入了专制主义，这些地方都做得很好，就是今天对于大陆读者来说，仍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才是踏踏实实的启蒙工作，而不是把启蒙当做空洞的口号。
§315
一点声明(2000)(《王元化集》卷七)
十二月十六日《文汇读书周报》第五版《三味书林》发表浙江电视台关于《莎剧解读》一书对我的访谈录。其中第三项答问几乎全都是错误的。访谈记我答问说：“这里边的《康姆来爵》是我译的。”我从未提过连我也不知道的这个名称，事实上它也根本不存在(我怀疑访谈整理者把我说的柯勒律治讹为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了)。其实访谈整理者不必多花力气，只要翻一下《莎剧解读》，就可以知道“这里边”是怎么一回事了。《关于莎士比亚演讲录》是柯勒律治的一本名著，我在访谈中所说的“很难译”，“其中有不少希腊文、拉丁文、苏格兰文，以及省字符号等等”都是就这本书而言。采访时我说得很明白，但不知什么缘故，访谈整理者不提柯勒律治和他的这本书，而使它和上文提到的席勒格(德国诗人与莎士比亚德文本译者)连起来，这就变得十分荒谬的了。据说，这篇访谈曾发表过。文字是何人整理？发在何处？我都不知道。事前未通知我，也未经我过目，而答问整理者对莎剧研究既无常识又不去查对资料，以致错误累累。此外，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关于我的访谈，类似情况很多，我无法一一更正。今后除我收入集内的答问或访谈外(凡经我核对的，我都在文末说明“经本人校订”字样)，其余我不能保证其记录是否有误，并对它负责。
§316
纠正个人主义偏执于极端的发展(2002)(《传统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节录，《王元化集》卷六)
儒家是把人与人的相处放在一个关系的网络去理解。我觉得这可以纠正个人主义偏执于极端的发展，那是从一种所谓希腊的目的论的观念而来的结果。自主性原则是现代启蒙的基本价值，但仍需要分疏。如果它强调只有个人是一个独断的价值源头，只能是自己根据自己、自己决定自己，反对有任何别人的批评和别的价值来源，这就有问题了。每一种的价值观念都成为一个分裂而自足的世界。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价值观能干涉我的价值观。是魔鬼、是神灵，都是个人自己的事。这在美国有。具体的表现就是麦克维尔(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的主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是从极端个人主义来定是非。个人近乎等于上帝。他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他认为错的就是错，那么多人死了，等到他被逮捕判刑，到了自己最后的时刻，他只想歌唱《不屈》*，还是认为没有向被害家属道歉的必要。他认为他的选择完全是对的。他是英雄，庸众只是他的炮灰而已。
个人主义，后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所以美国现在有一些人讲社群的学说，以求平衡，不主张太发展个人的一面。极端个人的取向，对社会就很危险。中国传统是不要过于作个人的意志的伸张。个人的价值判断，要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对妻，父对子，都要有一个相对的格局。中国为什么伦理特别发达，以及一直讲忠恕这个观念，都值得研究。
§317
市场经济当中商标式的东西(2004)(《答〈采风〉杂志记者问》，《王元化集》卷七)
问：现在好像有种现象，就是作家都纷纷涌入大学。究竟是作家主动还是学校主动，可能两者兼有。最近还见到一则新闻：香港无厘头动作明星周星驰被中国人民大学请去做客座教授。我不知道这样一来是教授变得更值钱了还是更不值钱了。
答：作家他是写书的，他并不一定会教书。当然这中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有些学校请名人当校长或者院长，其实名人根本不到位。那只是卖品牌，这是市场经济当中商标式的东西。可能说明我们的大学底气还不足。我觉得挂牌也是可以的，在国外也有这种在大学挂名的现象，但不叫院长，而是叫董事会董事长，你只要拿钱出来，挂个名无妨。金庸这么有钱，他拿个一千万两千万出来给学校，或者造个图书馆，或者设一笔奖学金，这都很好嘛。何必一定要做教授或者院长呢？包括还有许多作家也要去教书，我觉得也不必。在国外，院长、校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而且在世界排名第几都是要有地位的。
问：作家教书名声很好的似乎不多，倒是经常听到某某作家在课堂上不善言辞不知所云。
答：我记得抗战前，周作人到燕京，他是教书的，本来就在北大教书的，可未必教得好呀。他这么有名，也很有学问，他去教中国散文，开头还是一门选修课，但来听课的人一个教室都坐不下，要在大的会议室里才能开课。一学期下来，只剩两个人。他怎么教呢？他来了之后，就是照本宣科从头到尾读一遍。他作为作家虽然很有名，但他未必教得好。我们现在往往把教授和作家混为一谈，好像教授都得写出若干作品。我很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好的那位老师，他反对写作品，说写什么作品啊，好好读书，好好教书。这是两码事。抗战后我在交大教过书，解放前的国立大学，没有什么著作的。那时我当然是小人物，做讲师，但那时很多教授也没有，我的老师汪公没有一本著作，但他是大学问家。我最近还问我的师哥，老师有过什么著作，他说大概有个什么荀子的讲义之类。人家做教授也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教授非是个作家不可？这是两码事嘛。教育部规定，评教授一定要有多少著作，这是我切切以为不可的事情。
问：我认为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等未必要由专家担任。专家当法人未必好。他一定要有管理才能，要很懂得学校教育的规律，还有人品要好。
答：杜亚泉在一九一九年《东方杂志》上就说，教育管理者不要去干涉教程，干预教授方法等，你就做好你的本分工作，比如后勤，以及各种支援，干预越少越好。这还是在“五四”运动的时候。
问：您在清华的时候，好像前面几届的校长之类没有一个是什么读书人，都是北洋政府调过来的官员，也干得挺好。
答：但是你晓得曹云祥他们都是有学问的，北洋政府的人比国民政府的人有学问，国民政府的人又比我们政府的人有学问。他们都是出洋的，得了博士学位，中英文都可以来，让他题字他就可以题字，让他对外演讲他就可以演讲，是不是啊？他们大多是外交部的，当初清华是叫做清华学堂，最早是叫清华留美学堂，当时只有中等科。高等科，那是一九一几年了。当时清华也有一个类似今天的教授评定的组织，你要聘请什么人，授予什么人什么职衔，都要经过那个教师代表会议的审议。
问：现在名人涌入大学或者说大学纷纷邀请名人，可能也是大学浮躁的一个缩影。自从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以后，此类现象愈演愈烈。
答：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教育的两次折腾》，一次是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像清华大学有这么好的国学传统，国学院那些导师在那里，居然要把它的文科都并到北大去。我的朋友王瑶临死前还跟我讲：“我不是北大人，我是清华人。”当然不是说北大不好，清华有清华自己的衣钵，何必一合并都要搞成一律呢？其实，“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个性化，现在都搞成一样，强调产业化，一切推向市场。这对教育不是一件幸事。这是很多年前了，有关部门叫大学校长们开了一个会，说要搞教育产业化，要大学校长去自谋生路，各自去筹钱，会议上当场昏倒三个。我不是危言耸听，真是有这事情。
§318
杂感(2005)(《王元化集》卷七)
近来请人整理过去的剪报，发现两条颇为有趣的旧闻。一条是六七年前(具体日期当时未记下)《新民晚报》所刊载的一则消息。内称荷兰菲利浦公司在上海地铁做广告，广告的图像是一个人坐在我国长城的墙垛上，旁边有一行字，“让我们做得更好”。荷兰菲利浦公司在上海做广告都是用这句话。可是有一位先生看了认为是奇耻大辱，不禁义愤填膺，到处去告状。他提出的理由是长城为中国的象征，坐在长城的墙垛上就是对中国的侮辱。而那行文字“让我们做得更好”，就更不像话了。使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场官司告状人居然打赢了，荷兰菲利浦公司只得在地铁站撤销了这个广告。
读了这篇报道，我感到不可解。再一想，各种说法想法在头脑里打架了，现摘记录如下：“坐、做古通，做即坐也……”——“不对。做、坐二字不是同声假借……”——“我这是‘今训’嘛！……”——“广告说‘让我们做得更好’，为什么‘就更不像话了？’莫非你脑子有些病？想象力特强，才从‘做’字生出不少遐想……”——“长城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是我们的骄傲……”——“但鲁迅在他的一篇题为《长城》的文章中，对长城有相反的看法，认为长城象征封闭、与外隔绝，他不会是要侮辱自己的国家吧？……”
另一条是一九九八年一月《报刊文摘》转载《中国妇女报》的一则消息，发表了江苏泗阳县仓集镇政府王荣林的来信，信中说：“前几日在邻居家听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讲，他们班上的班长可‘发’啦！原来学生的小头头们每天都有人送‘礼’，小到铅笔橡皮，大到手枪飞机之类的玩具，甚至隔三差五，还能到小卖部里吃‘请’，那些请客送礼的大多数是成绩较差，生性懒惰而家境较好的同学。班长‘受贿’以后，当然会在检查作业布置劳动任务时，大开绿灯，甚至考试时都要‘互相帮助’。据笔者进一步了解，此风不但在小学生中普遍存在，在中学生中间也很盛行。”
这则消息使我想起另一则也是报导小学生的消息，但当时未将报纸剪下来，只是在日记中提到过。我记得消息内容是说有些小学生也印名片，甚至名片上端还列有大队长、中队长之类的“职位”。当时新华总社内参部负责人曾要我谈谈最近的一些感想和意见，我把上述消息提供给他们后，这则消息在新华社内参上发表。乘这机会，我想向大家呼吁一下，关心关心我们的孩子。
§319
勿伤大雅(2007)(《〈人物小记〉小引》节录，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
今年七八月在我住院期间，请朋友代我整理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文汇报》的《学林》和《笔会》上，前者题目是《王元化谈论语》，后者是《元化先生说三国》(正题是《勿伤大雅》)。我重新发表十多年前的旧作，并非为发表而发表，实在也含有针砭时弊之意。我请朋友代笔在《谈论语》文前的小引中说：“现在有些做法，如媒体以娱乐文化的收视效益去取代经典本身的人文价值，只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负面效果。也有些人虽然看到这种危害性，但并没有意识到探索经典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如一位学者在批评于丹时就说《论语》是一部容易读的书，元化先生说他怀疑这位学者恐怕未必认真读过《论语》。他还看到有人写的一本浅析《论语》的书，借题发挥，引证了一些中外名人未必是名言的句子，拉扯成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另一篇《说三国》里，鉴于现在出现一股詈骂诸葛亮之风，我就阐发了抗战时王芸生和贺麟以陈寿、王船山诸葛论为基点所展开的论争，以示前人持论之严谨、学风之正大。过去学人论赞诸葛亮之文多矣，文天祥就义前就曾以诸葛亮为楷模，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在他以前，杜甫曾写了多首颂扬诸葛亮的诗。直到最近才发表的梁漱溟晚年回答艾恺问“最佩服什么人”时，回答是“诸葛亮”。现在那些妄图一手将传统推倒的人，使我不由得想起荀子所描述的麇集稷下的那些嬛薄少年，其无知与妄自尊大，真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多年来学界趋新猎奇之风盛行，故有人将中国文化比为大染缸。我们对西学未真正学习，就拿来唬人，一二十年前西方解构主义大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律均遭批判，传到我们这里，见而心喜，未得其皮毛，就拿来应用，号称“颠覆传统”。
《说三国》中代为整理拙文的友人问我看不看电视演讲,我看得不多，没有什么发言权，从我看过的少数几个来比较,我觉得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一开始我也担心他为迁就媒体的娱乐性，会讲坏了，但一集集看下来，印象很好。他把玄奘身上那种坚韧不拔，怀抱使命感，不顾艰险，敢于迎接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大众文化是需要的，但要继承而不是破坏传统中的人文价值。我们不能为了消费，为了取媚观众，把已有的好东西全部牺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