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学卷》（5）
“向着真实”
纪念鲁迅先生
鲁迅在二十世纪的黎明期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他像同时代的其他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样，把文学事业和人民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
从他入矿路学堂和水师学堂求学时代起，直到他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人民用肯定他伟大战绩的“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他的灵柩上止，他没有松懈过片刻。这种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如同火把一样燃烧在他全部的人格里面，使他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前列，成了披荆斩棘的革命先驱者。
他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挫折和痛苦的磨炼，在同辈“有的高升，有的退隐”中，倔强的屹立不动，始终坚持在自己的阵地上，向“无物之阵”举起了投枪，向“吃人”的旧社会作着韧性的反抗，这是什么力量？
倘用他的话来解释他自己，就是因为在当时，他敢于做一个“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抚哭叛徒的吊客”(《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原因。
鲁迅之所以有别于那些善变的作家，正因为他的思想力量是以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作为基础的缘故。没有获得人格印证和血肉融化的思想，那思想也就化为乌有，变得苍白无力。
真正民族的战士，不可能不是人民的战士。
鲁迅在他早期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是这样的告白：“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他介绍充满反抗精神的俄罗斯文学，就是由于它的“自觉之声”。
从他自己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的热爱一直是贯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的身上。即使像《阿Q正传》这篇被人歪曲为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
一个作者如果有所否定，也必然不可免地有所肯定；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对于新的则爱之弥切。这是理解任何伟大作品的人民性所不可或缺的一个认识。理解鲁迅，自然也应该这样。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7]
这里所说的“方向”二字，倘不把它缩小或割裂，就不应该在所谓“迂回曲折的鲁迅式的杂文笔法”上兜圈子，用抽骨留皮的方法把燃烧着生命火焰的鲁迅作品当做描写技巧的文艺辞典看待。
一旦离开了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立场去看鲁迅，就无法不陷入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的泥沼里面，而那结果就是并无恶意的对鲁迅作品的恶意嘲笑。
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晨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28]
将人提高
委内瑞拉一位著名诗人曾经说：“当社会主义文化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时候，垂死的资本主义却否定人。”
是的，这是现在这两种文化的最大的分歧点，再没有比今天更能够使每个人都看清楚这种分野的界限的时候了。美国的一部电影，因为内容是使互相仇视的印第安人建立和平就被禁止拍摄。意大利的一出戏剧因为对白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和平斗争在工人区是受到愈来愈多的支持……”就被检察官删掉。他们不要贝多芬，公开宣称：“我们只崇拜爵士音乐，其他的都瞧不起。我们要贝多芬有什么用？我们唾弃他。”同时却疯狂地去追求那些只有变成白痴才会接受的“新奇音乐”。据华西里叶夫的《从后门看美国》一书中报道，现在美国最走红的“革新乐队”是在交响乐中羼进打呃声、哭泣声、玻璃打碎声、警笛尖啸声、野兽嗥叫声……同样的例子是够多的，一位看过许多疯人画的图画的英国画家说过一句老实话：“在这些疯人图画和我们展览会上展览的现代画家的作品之间，并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最奇怪的是被吹嘘作“十年之后将令人真正赞赏”的一幅画，据那位画家自白，他的画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所以也可以随你横、竖、歪、斜怎样挂法。我们还可以举出美国报章上的一些统计,据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在美国成为公众趣味的除了好莱坞之外，还有《大力水手泊庇历险记》和《肯特侦探》……
帝国主义的艺术和他们的大炮一样，目的是否定人，消灭人的庄严，把人的感情和理性在艺术中放逐出去。可是，和这种龌龊的否定人的工作同时，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都在保卫和平和保卫文化的伟大运动中投进了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随便在哪一个国度的城市和农村中，都存在有“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不灭的火焰！
……平壤解放的消息传到上海的第二天，我看到了朝鲜的第一张艺术片：《我的故乡》。这张影片深深地感动了我。它用生活的强音告诉我们：四十年中间，朝鲜人民在日本强盗和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从未丧失他们那美丽的人的性格。虽然残酷的统治者并不把他们当人看待，用贫穷、饥饿、监狱、酷刑和精神的虐害来摧残他们，使他们不能想到自己也是人，可是这种可耻的否定人的行为始终不能扑灭这些善良灵魂中的人的性格。相反的，他们却更坚韧、更顽强、更美丽！
我们想想看，四十年中间，朝鲜人民是被压在怎样沉重的苦难下面。《我的故乡》就是反映了朝鲜人民这样一段交织着血泪的斗争历史。那个官弼所走的道路，几乎就是千千万万朝鲜人民所走的道路。他们一生下来还是做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母亲是有钱的地主的佣人，他自己每天要背着和他身材差不多的少爷上学堂。仅仅因为穷的理由，他就得忍受同样孩子的欺侮殴打而不许还手。小官弼在他的童年时期中，除了他的母亲以外，唯一给他带来了光和热的就是他所敬爱的老师，这是第一个把真理告诉他的人；可是正因为这缘故，老师被敌伪军警抓去了。当银幕上映出小官弼追赶在被逮捕的老师的后面，黑暗中爬上了一座荒凉的山冈，眼看着这个亲爱的人和押解他的那些豺狼的背影越走越远了，他痛恨自己的无力，不禁哭起来，口里骂了一句在他这样年龄理解为唯一最恶毒的大人的粗话。这是怎样一个不能不使人流泪、不能不使人痛苦得心都紧缩起来的场面！美丽的人的性格就在这里萌芽、成长、壮大！
可是敌人所要毁灭的正是这个东西。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所独有的残忍，是一种比狼对狼还要野蛮的兽性。朝鲜人民在家破国亡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坚持了四十年之久，这不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并没有屈服于统治者的暴力，变得昏庸麻木，这是怎样坚强刚毅的民族！他们前仆后继地用了血肉身躯向全副武装的敌人做着百折不挠的英勇战斗。即使被禁闭在监狱中，为了争取一口水来给生病的难友，为了贯彻同胞爱和同志爱这种神圣的感情，他们甚至不顾料想得到的非刑拷打，还是向敌人斗争到底。这是怎样坚强不屈的精神！敌人愈是否定他们的人的性格，他们的人的性格就表现得愈鲜明、愈崇髙、愈伟大。
当朝鲜人民找到了英明的劳动党的领导，懂得了以有组织的武装和敌人做斗争以后，就成为一股永远不能被征服的力量。这样的军队自然和一切侵略军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组织性纪律性的不同上面，同时更表现在人的性格的流露上面。像官弼这样的战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除了果敢、智能和善于掌握作战的艺术以外，从他的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别的东西。当他们的游击队在参加某次战役后的夜晚，回到了宿营地的山峰上休息，大家围坐在篝火的前面，四周包围着重叠山峦的巨大黑影，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每个战士的质朴的面貌，静寂中发出了游击队员们亲切的谈话。……当一个战友问官弼为什么沉默不语的时候，官弼抬起了头，眼光射进了前面的黑暗，凝视着远方，用了深沉的声音说到他爱这一片美丽的国土……这是一段相当长的对白。虽然我不懂朝鲜话，可是由于真挚的感情是相通的，我好像冲破了语言隔阂的藩篱，从缓缓流出的质朴的声音中听懂了每一个字都是充满了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这种场面是只有在这种影片中才可以看到的。因为他们在从事一件伟大的工作——“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这使得这部在设备并不完善的条件下拍摄成功的影片，虽然声光方面都还未臻理想，也并不为之减色。那些利用了优良的条件耗费了无数的金圆、用场面宏大和手法新颖，来招徕顾客的好莱坞影片，怎么能够和它相比？钱不能拯救艺术，正如钱不能拯救灵魂一样。在这部影片里面，从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那力求强调政治性的意图，“日寇和地主”几乎是故意在许多人物口中重复几遍，表现敌人残暴的时候也是不厌其详的描写了各种刑法。可是这些都仅仅是瑕疵。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真实！它里面的思想是经过了饱满情绪的拥抱而发出的真挚声音，并不是用了冷观的态度和精密的安排、根据什么技巧或手法之类，把思想生吞活剥的化为形象，像那些反映了思想力的苍白和艺术力的死灭的作品一样，因此它才有可能跨过了逻辑公式的平面，在“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工作上发挥巨大的力量。
这张影片给予了我们一个坚固的信念：有着这样美丽的人的性格的朝鲜民族将永远不可战胜、永远不可征服。不管杜鲁门发出了怎样的恫吓，声言使用一切武器；不管麦克阿瑟从法西斯理论武器库中剽窃了怎样下流的人种论，宣称东方民族是“劣等种族”，“东方头脑只服从主人的鞭子”；不管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在朝鲜的种种恐怖兽行是怎样的野蛮和残酷，朝鲜人民一定要反抗下去，斗争下去，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将人提高、昂扬、巩固和肯定”的崇高的工作必然会粉碎帝国主义否定人的龌龊的兽行的。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要有光”
当罗曼·罗兰逝世六周年忌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以不倦的努力争取人类和平的事迹，是他在“九一八”之后向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控诉，是他在中国人民的力量还未更进一步组织起来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就呼吁中国的“向上的灵魂”和他結成同盟，做他的朋友和兄弟。一九二五年他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他在中国的弟兄的文告》中，就已反对了法西斯侮蔑东方民族的人种论，用了充满热情的声音说：“我不认识欧洲与亚洲。”作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还应该记住：他是第一个肯定了鲁迅并读了《阿Q正传》而落泪的西方作家。正是这种说不完的友情把他和我们联结在一起，使得我们不能不带着激动来想到这个人……
在二次大战法国沦陷期中，曾经有一个游击队员向他的访问者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罗曼·罗兰现在怎样，只希望敌人没有伤害他罢!”这个不知名的战士用这样质朴的字句表示对于罗兰的关怀，也正反映了当时千万个罗兰的读者的声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不知有多少人靠了他的力量才不致在沮丧中蹉跌，而战斗下去。据说许多在集中营和绞刑架上的法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是默诵他那“即使战败，你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战败的队伍，记住，你就在死亡中也将胜利”[29]的箴言而从容就义的。
去年海外在一次纪念罗曼·罗兰逝世五周年的晚会上，称他是一个“最伟大的法国小说家和政论家”，“和平、自由、民主的战士”，并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礼。有一位发言者说：“今天保卫世界和平的民主反帝阵营把罗曼·罗兰算入了它的行列，因为法国人民计算他在他们的行列中。”谁能否认这句话？且不去说那篇使他不能在祖国立足遭到毁谤和非难的《超越混战》的悲壮宣言罢，只要指出下列的事实就足够了：一九三二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反战大会，一九三三年在伯雷耶耳纪念厅举行的大会，一九三五年巴黎的保卫文化大会……罗兰都是参加。罗兰的名字是与和平分不开的。倘使今天他活着，那么没有人怀疑斯德哥尔摩的和平宣言会缺少他的签名。是的，罗兰仍旧在保卫和平的壮大的行列中，他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上……
一九三一年他在给《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柯夫的信中，曾有这样的告白：
我带到你们掌握着你们命运工作者的阵营里面，精神和人类自由的神圣大旗！不要抛弃它们，要为它们而感到骄傲！要因他们走来和你们并肩作战而感到喜悦！……旧世界的神们、自由、人道，从你们的敌人的阵营逃亡。他们来到你们那里。接待他们罢！并且执着那个把他带给你们的人的手罢……
罗兰所走的是一段曲折的道路，经过了无数的挫折和痛苦，才达到了终点。可是这正如他本国的一位批评家所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突然转向登记在罗兰那本能而又自然的发展里，因为在这建筑物里，一切都表示着一致。如果以为早期的罗兰是在个人主义的栅栏里，那就错误了。他在二十世纪的黎明就已表白了寻找“以主人自居”的积极民众，并且始终如一地号召青年跨越他向前进，他说：“我们不需要尼采!”罗兰并没有把“自我”看做是绝对的超批判超逻辑的主体。只有这样理解才可以明白罗兰日后的“向过去告别”，把自己的根须深入黑土，与高尔基的根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罗兰从开始他的文学活动起，就用了大勇精神来反抗当时悲观主义的重荷与冷淡的自然主义的潮流。他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艺木。”[30]这句话直到今天我们听来仍旧会感到它的分量。思想不能借来，思想必须变成自己的血肉要求，必须化为自己的实践意志，必须建立在自己的人格基础上面。倘使不是用了挑剔文字的态度，那么我们可以理解罗兰所说的“伟大人格”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它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形成的战斗要求。凭借了它，罗兰才能够承担了血淋淋战斗的考验，踏着铁蒺藜前进。
罗兰说：“我们来到这世上，为的是发挥光辉。”可是，只有伟大人格才能够使作品放出生命之光来。法国一位理论家去年所发表的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文，曾引用了罗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值得我们重复一遍的：
要有光！太阳的光明是不够的。必须有心的光明……
——《约翰·克里斯多夫》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31]
谈人格力量
世界观是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个作者即使是真诚地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如果不把它在生活实践中融作自己的血肉，那么就不能使它在作品中发出光和热来。
恩格斯在给敏娜·考斯基的信中，提出了现实主义而反对“倾向文学”。这意思是说文学是从现实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拋弃了生活也就等于抛弃了思想。由于思想只是作者在生活实践中的一根引线，所以作者对于现实生活必须具有实践的而非抽象的把握。“倾向文学”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借来思想，而作者并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血肉，因此也就失去了它那原有的光辉。
别林斯基在批判“倾向文学”时说：“倾向自身应当不仅存在于作家的头脑中，主要的是在他的心中，在他的血中；最要紧的是，他应当是一种感觉，一种本能，只有那样他才是一个自觉的观念；倾向非要像艺术本身那样生发出来不可。一种从书中取出来的或从别人处听来的观念，即使照应有的样子受到了解，但是并未被你彻底同化，并未受你自己的人格印证，不仅对诗的活动，就是对所有文学的活动，都是一种不生产的本钱。”
这段话可以纠正直到今天仍旧存在着的对于现实主义的误解。提出现实主义正是要求使思想得到作者的“彻底同化”，受到自己的“人格印证”，变成自己的有血有肉的“自觉观念”。
苏联文艺界清算拉普派“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之后不久，我国文学界也批判了初期革命文学理论中出现的“世界观论”。这个“世界观论”所以受到了批评，就因为它只是依靠书本上的先进的思想来解决问题，没有把它当做生活实践中的行动的指南，使它存在自己的血肉里面，变成自己的自觉观念。
别林斯基说的“人格印证”是指思想只能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从历史进程中产生出来的性格。如果不从有血有肉的性格和实际的行动里面去理解一个人的人格力量，那么怎么能够去认识他的倾向性和他的世界观？难道在这基础上提出的人格力量，就一定是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阶级的东西么？
一种伟大的思想得到了人格印证，才可以渗透到自己的感性的活动里面。否则即使照应有的样子去理解这个思想，借它来使用，反映在作品中还不过是一种“不生产的本钱”，因为他没有和自己所固有的品质取得和谐一致。
提出人格力量正是要求我们不仅在口头上并且还要在实际上接受先进的思想，必须真诚地把它带进生活实践里面。[32]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33]
用光明暴露黑暗
一个朋友从远地写信来说，他要买一本美国作家考尔德威尔著的《烟草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本暴露美国资本主义腐烂的小说，又说这本书对于我们抗美援朝宣传的工作多少会有一点帮助。最近还看到许多文章在提到过去美国的进步影片时也常常举出《烟草路》的名字。
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误会。几年前我曾读过这本小说的中译本，至今记忆中仍旧存留着恶劣的印象。它那把人当做动物来描写的粗暴的否定人的态度，以及作者的比抹布还要肮脏的灵魂，当时都曾使我为之吃惊并激起了深深的反感。为了检查一下记忆中的这种印象是否真确，最近又找到另一美国作者根据同一小说所改写成的剧本。据说这个剧本是前几年百老汇上演的剧目中最红的一个，卖座之盛几乎是空前的，那些口里嚼着橡皮糖的“中等美国人”，欣赏着台上出现的被叫做“人”的动物在各种低级欲念中盲目地骚动着，这成了他们逐猎新奇追求刺激的一顿丰盛美餐。可是任何一个有着正常的健全头脑的人都会对它无法掩饰自己的嫌恶。
只要翻开这个剧本，读不到二十页，你就会读出作者的整个灵魂的黑暗。他用那支下流的笔津津有味地描写着人类行为中的兽性。这是一个即将失去土地的农民家族：穷困、污秽、懒惰、退化。他们的形状也是丑恶的：没有光泽的棕黑色的皮肤、坚硬的头发、生着一粒粒玉蜀黍疹的面孔、长着从嘴唇中部直到鼻子左面大条裂缝的豁嘴……这些人只有低级的饥饿本能和尖锐的原始的色欲。为了抢食几个芜菁来塞饱肚子，一家人变得互不相识，像狗一样地在地上滚着咬起来。至于那些无耻的色情描写，更使人愤慨。作者把堕落资产阶级的性意识硬栽在这些下层人民身上，叫他们公开的展览令人作呕的肉市场。甚至转述作者的话，都会使你有一种可耻的犯罪的感觉。
史特林堡剧中的一个阴险小人物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比我们坏，这也是一种安慰。”
这就是《烟草路》这种作者的卑劣灵魂的写照。他企图摧毁人类精神中一切庄严的东西，利用潜伏在尚未洗净的人们意识中的落后性，使人退化到穴居时代以前的动物状态。作者的目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那条否定人的丑恶定理里面。
目前我们自然可以把美国作家所写的暴露文学介绍给广大的读者，但必须是反映真实生活的，如杰克·伦敦的《生活的爱》和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这类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不是《烟草路》，因为它和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真实无论怎么说都是完全绝缘的。真正的暴露文学不是从血泊里寻出闲适，不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当然更不是假借暴露的名义来贩卖色情或用自己的兽性来侮辱人这个庄严的名字。对于美国的劳动人民我们并没有丝毫的仇恨，绝对没有理由把我们的快意建筑在他们的被歪曲被糟蹋以致呈现出一幅丑恶不堪的漫画上面。这难道还用得着多说么？
《烟草路》之类到今天仍被提出作为有益的暴露文学看待，甚至以为它有助于我们的抗美援朝宣传，这说明了对于暴露黑暗这一问题仍旧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很早以前，鲁迅就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晚清的“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不同于具有真正暴露性的讽刺文学，因为前者虽然“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后者“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这些都不是暴露文学所应采取的办法。
这是用不着再来提出的：那血淋淋的敌人兽行是应该记录的，那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霉烂是应该揭发的，那反和平的阴谋和新战争的准备以及毁灭文化的行为也都是应该暴露出来的。这里最不需要的就是犬儒主义和温情主义。至于由于封建主义所造成的劳动人民的落后性，也是可以描写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例证。但这些辉煌的作品与《烟草路》之类绝无相同之点。它们不是嘲笑，不是挖苦，更不是高高在上来欣赏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而是凝结了深厚的热爱，用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情作更有力的刺击，使他们抖掉身上的麻痹，走上阶级自觉的道路。
只有对于光明的拥抱力最强的人，才能够将黑暗暴露得最深刻、最彻底、最真实。正像古时一位不知名的哲人所说的：
知道恶不是为了作恶，却是为了认识恶的反面。
这是暴露文学不可缺少的一条进步法则。在暴露黑暗的根底不可能不潜伏着作者心里的光明和纯洁，在否定的同时不可能不存在着肯定，在憎恨敌人的怒火中间不可能不燃烧着对于人民的热爱，如果没有这种将人提高的信念作为暴露文学的基础，那么即使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各种丑恶的形貌，也会变成暴露黑暗的高尚目的的反面——仅仅暴露了作者自己的卑琐，使不坚强的读者一起堕入了浊秽。但这并不是说要作者在作品里拖一条软弱无力的公式化的光明尾巴，也不是说在描写所谓反面人物的时候必须拉出几个所谓正面人物作为陪客似地衬一下。不是这样机械的，这样做只是说明了作者已失去真正拥抱光明的魄力而已。
捷克作家伏契克[34]在德国集中营里写成的报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即使在最黑暗的地狱里，也被革命的乐观主义所鼓舞，坚定不移地信仰明天的胜利。当他被“绞索套着脖子”随时都会被敌人处死的最后时刻，他给我们留下了这样悲壮的遗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他不像某些作者常常做的那样，运用虚浮的夸大手法把敌人描写成红眉绿眼的妖怪，却真实地暴露了特务的兽性，増加了人们对于特务的无比愤恨。他不像某些作者常常做的那样，淋漓尽致地叙述不必要的非刑拷打的琐碎细节，却真实地暴露了德国集中营的暗无天日的残暴。更重要的他使人了解了特务虽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但远比他们所统治的犯人要孤独、懦怯和空虚。因为监狱对于革命者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对于特务却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地方。正是这种拥抱光明的力量，使这本书成了鼓舞人向上的不朽之作。同时这也说明了：黑暗不能用黑暗去暴露，必须要用光明去暴露它。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35]
鲁迅的三十年战斗的起点
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战士。
鲁迅精神是伟大的，只要真诚地学习他，就可以在他那坚韧的战斗意志和圣洁的人格典型里面，得到力量，充实自己。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一方面，他对于人民是无边的慈爱；一方面，他对于敌人是绝不妥协，坚持韧性的战斗。在他三十年的伟大战斗中间，他始终保持了最可宝贵的品格，不同于那些翻筋斗的作家，而显出了光辉的存在。他和青年们通信时，曾经不止一次地谴责了某些文士和各种庸俗根性：
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
他再三警惕青年们，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立场，反对那种东倒西歪摇摆不定的态度，反对那种故作激烈而又受不住考验的空谈，反对那种专一冲锋反遭覆灭的无谋之勇的浪漫情绪，反对那种为对方留情面也正是为自己留退路的一团和气的作风。
他说：“如果已经开始了笔战，为什么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的最大毛病。”
他的战斗是最顽强的。即使在同辈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的时候，他不动摇。即使在敌人结成庞大的战线向他进行“围剿”，使他处于四面碰壁只身作战的境地的时候，他不气馁。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黑暗和暴力的进袭最激烈、压迫和残害最毒辣的时候，他不退避。相反的，他的是非更分明，爱憎更强烈，战斗更勇猛了。
他的战斗是最实事求是的。他本着真实的战斗要求，向着具体的战斗对象。他不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对于旧社会的每个黑暗角落看得真切，对于旧势力的五花八门的战法懂得透彻，因此他的每一击都能打中要害，制敌于死命。他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实践，参加实际革命斗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反对以抽象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以为“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的教条主义，对于革命是没有丝毫用处的。因为“从喷泉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只有先成为一个革命者，才写得出革命作品。
他的战斗是最坚韧的。很早他就主张“打落水狗”，到他去世之前，他也同样地表示了对于敌人到死也“一个都不宽恕”的仇恨。他反对伪君子的假慈悲，以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因此他反对赤膊上阵式的勇敢，而主张保全自己杀伤敌人的“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
这些都形成了他的战斗的最大特色。
在他一生中间，曾经遭受敌人多少辱骂，各种最肮脏、最下流的字眼，都从最肮脏、最下流的嘴巴里喷出来，投到他的身上。但是这些无耻的攻击，如何能够伤害他的毫发，阻挠他的前进？
他说:“几粒石子，任他们从背地里扔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是何等雄壮的气魄！
他从没有患得患失地斤斤计较个人的私利。别人称他为“中国青年的导师”，把他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虽然他丝毫无愧地可以配得上这些光荣的称号，但是他由于真诚而不是由于虚伪，谦逊地声明自己不是。当然他知道了有人准备把他提名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他断然地拒绝了。
他为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除了为人民、为革命、为真理的神圣目标以外，没有任何世俗的东西可以打动他那钢铁般的心。他把别人不惜以各种手段去追逐抢夺的个人利益，一概踏在脚下。
他说：“我对于声名、地位，什么都不要。”
这是何等崇高的气概！
这种像钻石般最可宝贵的品格，正是许多人最缺乏的东西。正因为这个缘故，直到今天，他仍旧巍然屹立在我们眼前，成为我们学习中的不可少的榜样。
他经过了不少痛苦的磨炼和“上下求索”的追求过程，由进化论走到阶级论，终于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可以把他的初期和他的后期，当做南辕北辙式的两个不同的方向么？可以把他的合于规律的自然发展，当做变化无常式的突然转向么？
如果不理解他那一贯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自然会这么说。
他赞成进化论，并不是把这学说当做抽象的概念来把握、来传播，而是把它当做人类所积累的智慧，从里面汲取养料、武装自己，去解剖旧社会，打击旧势力。他的两脚是站在中国现实社会上面。他的战斗要求是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因此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呼声。他的斗争对象是中国现实社会所存在的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暗势力，因此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方向。这使他在“五四”时期就跨过了旧民主主义的陈腐思想，把那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远远地抛在后面。
“五四”文学革命一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带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甚至连文学革命的口号也不敢提出，只是主张文学的改良。就以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来说，他在《文学改良刍议》里面所标示的“八大纲领”不过是把文学改良看做“文字工具的革新”，至于内容方面，他提出的“言之有物”和“不做无病呻吟”也都是从章实斋的《古文十弊》里面取出的陈旧议论。更明显的是他在《尝试集自序》中引他自己写的那首“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小诗，充分的说明他成了杜威实验主义的贩卖者，暴露自己对战斗缺乏勇气、对前途缺乏信心的胆怯情绪。
鲁迅和这种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且不说那篇判决了封建主义死刑的《狂人日记》表现了如何英勇的战斗气魄罢，他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生命的路》有着这么有力的表白：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前面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这是多么雄壮，多么勇敢，多么乐观，多么充满信心！
“五四”的前两年，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惊醒了全世界的人民。在中国一方面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懂得了中国的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害怕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动摇起来，以致从革命的队伍退出，有的终于完全背叛了人民，投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怀抱。
当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大量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时候，胡适就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义，大肆污蔑，说谈主义就是“懒”“骗人”“会造成天下多少罪恶”，并且拾了西欧资产阶级的唾余，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该有的惨剧”。同时他也向《新青年》的同人提出“不谈政治”的警告，企图以另办杂志为要挟，甚至卑鄙地要《新青年》停办。
对于这个反动势力的进攻，鲁迅和李大钊站在一起，予以斩钉截铁的回答。鲁迅不理睬胡适的“不谈政治”的主张，并且已经看出了“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主张“索性让他分裂”。
早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鲁迅就已表示了自己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崇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出欢呼：
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他还要求中国人民“抬起头”来，追随这发放新世纪光明的苏联前进。
他从战斗的开始，就紧随着时代的脉搏前进，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成了斩荆披棘的开路先锋。
没有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单单依靠了书本上的进化论思想，难道可以使他达到这一步么？
如果把“五四”这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革命，缩小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个性解放里面，那是模糊了它的真正意义。
是的，个性解放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帜。但是不能忘记，“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是和反帝反封建的、争取进步的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个时代的精神已不是向上发展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产物了。正因为这个时代的个性解放，必须取得反帝反封建的、争取进步的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为内容，所以不论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必然会产生对于已经进入垂死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所采取的否定态度。
虽然鲁迅在“五四”时期所追求的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声音”，但他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抱着否定态度了。
一九一九年，他就有了反对个人主义人生观的流露，号召人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令像“萤火”的一点光也好，不必“等待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诚悦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它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从这种彻底的自我牺牲里，产生了他的集体主义的战斗精神。
在他的一生中间，他从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害，总是服从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在黑暗中发光，而从不吹大自己，以英雄豪杰自命。对于光明就从心底发出赞美，而不担心会把自己显得渺小。他在去世前不久的病中，就已预感到了死亡的将临，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消失，而是对于工作的严肃的责任感，督促自己“要赶快做”！
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
在那本被人当做“悲观”“虚无”“个人主义”……的《野草》里，又何尝没有他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存在？
且不去说他那企图血淋淋解剖自己的“剖心自食，欲知本味”的愿望罢，就在《野草》的《题辞》中间，岂不有着这样坦率的表白：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即使自己牺牲在地火的熔岩里面，也还要欣然歌唱，因为生命总是向前进。即使自己的青春已经逝去，也还不陷入寂寞和悲哀，因为身外的青春固在。
难道个人主义能够发出这种勇敢乐天的声音？
他并没有把个人的“自我”，当做超逻辑超批判的“主体”，像一切个人主义者一样。相反的，他关心着人民：那些身外的生命！那些身外的青春！
正因为这缘故，他始终像燃烧的火把一样，用自己的热，用自己的光，鼓舞了无数的人。不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可以从他那里懂得自我牺牲的美德，充实自己的战斗勇气。他像一个伟大的火种传布者。在他和青年们通信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把希望栽在每个人的心理。他总是用着感人的诚挚的声音向青年们说：
“革命的爱在大众。”
“想到别人和将来……”
“人生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代。”
“将来总会是我们的。”
他就是这样“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他去世的两个月前，再一次涌现了这样的感情：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
不但给别人以力量，去充实别人，同时也从别人那里汲取力量，来充实自己。
他就是这样用了一生的心血去爱护、哺育、培养新生的力量。他并不嘲笑它的幼稚，因为“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长成”。他也不怀疑它的单薄，因为“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对于下一代，他的慈爱是深远无边的。
一九○三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表示了对祖国强烈的爱，并且誓言要用自己的热血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服务。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里说的“荃不察”，虽然引自《离骚》的“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旧典，但显然并不是以“荃”喻“君”，而是另有所指的。
这诗是作于他到东京的第二年。大概不仅是东京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那种“学跳舞”“燉牛肉”的昏聩现象刺激了他，主要的恐怕还是当时祖国人民的尚未有现代政治的觉悟，而使得他深深地不安。
在他最早写的《摩罗诗力说》中说：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音，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
从这种心情发出“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感慨是自然的。在同一篇《摩罗诗力说》中，他把“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俄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也正是本着唤醒昏睡麻木的渴望。他为了发出“自觉之声”，无情地鞭挞了古老中国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奴隶性。而他自己就成了奴才哲学的最大憎恶者。这在他早期的战斗中有着鲜明的标记。
今天看起来，这种奴隶性的暴露是不是使他反而成了人民的污蔑者？或反爱国主义者？
绝对不是。请看看这个可以引为借鉴的例子：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世纪以前曾经说道：“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公开的和暗藏的大俄罗斯奴隶(对沙皇效忠的奴隶)是不喜欢回忆这些话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本着对祖国真正热爱所说的话，是因感慨大俄罗斯民众中间缺少革命性而吐露的爱国热情的话。当时在他们中间是缺少这种革命性的。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当时和鲁迅对垒的敌人，那些为封建主义撑腰的、提倡复古反对进步的“国粹派”，鲁迅曾经一阵见血的揭穿了他们的假面具，指出他们是“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这种替封建制度辩护的“爱国”，诚如他所指出的，是“兽爱”。而鲁迅自己，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他鞭挞奴隶性，正是一种由于当时中国民众“缺少革命性”而表现的“爱国热情”。
像《阿Q正传》这篇曾被歪曲为作者“心里藏着可怕的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促其自觉的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去侮辱作者的。他倘使不是首先肯定了人民的力量，也就不会去批判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在他们身上所形成的精神的创伤。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正是证明了他对于新的爱得弥切。
但是就在阿Q这个被他批判的对象身上，他也不是没有从这个人物对现状的不満中间，看出朦胧的反抗的萌芽。他在《一件小事》里面，通过那个车夫，更进一步地赞美了劳动人民的美德。那种质朴、坦白、正直、牺牲自己帮助别人的优秀的品质，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说：“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的眼前，有时反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那么又怎能够说他对于人民的认识模糊不清？相反的，正是从这里才产生了他作品中的辉煌的人民性。
远在他做孩子的时候，就由于他母亲的关系，使他得与农村接触，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了解了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农民形象。中国文学史上，直到他才开始破天荒地把农民当做主角，并且没有歪曲地把农民形象正确地表现出来。这都不是偶然的。
他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是最深厚、最坚贞的。
他的一生中间虽然屡次遭受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甚至被下令通缉，使他几乎无法在自己的国土上立足；虽然屡次遭受到走狗文人的辱骂，污他为“买办”“汉奸”“日本人的间谍”……但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最真诚的热爱，未曾被这区区刺激伤害丝毫。
他的晩年，正是中华民族临到最危急的考验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的国土进行疯狂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大局动荡，已是暴风雨的前夕了。他一连串地发表了声明，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爱国主张，他说：“因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就在这紧张关头，他病了，身体渐渐衰弱下去，友人们劝他出国疗养，他拒绝了，并且用“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的比喩，说明自己“眷念旧乡”，“不能绝裾径去”。读着这样的话，谁能不从心里激起最大的感动！是的，他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的誓言是彻底实践了。在他死后，人民用了“民族魂”的旗帜覆盖在他的灵柩上面，来表扬他的一生的伟大战绩。这称号对他是最正确也最恰当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36]
反对“无巧不成书”的“巧”
“无巧不成书”的“巧”，倘指的是偶然性，而这个偶然性又正是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诸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那么，还不成什么问题。如果把“无巧不成书”当做一切小说的一条不可避免的法则，因而向作者要求“巧的情节”，并且认为：
真实的故事，不一定就能非常有力的动人，而要有动人的力量，那就还需要有巧的情节。
在小说里碰到日常生活里很难碰到的情节，人们才觉得巧，感到非常的惊异，显而易见，这个巧是所谓碰巧、巧遇、巧合。
这是一篇名为《谈“无巧不成书”》的文章中的两段话，照这样说，这个“无巧不成书”的“巧”，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即使声明自己也相信“一切现实主义的小说，整个的故事必须是真实的”，即使声明所谓“巧的情节”也并不是“离奇的、古怪的、不近人情的魔道，而是真实的集中的表现”；但是既然认为“真实的故事不一定就能非常有力的动人”，既然认为“在小说里碰到日常生活里很难碰到的情节，人们才觉得巧”，那么，所谓“碰巧、巧遇、巧合”之类的“巧的情节”，已经不是一般所说的现实主义的真实了。
难道真实的故事就不一定能够非常有力的动人么？难道日常生活里面还缺少使我们深深感动的可歌可泣的事物么？不用多说，我们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贫乏的时代，只要真正能够从本质方面，从发展方面，把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出来，就一定能够非常有力的动人的。最能够动人的力量，除了真实还有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不相信真实的力量，非得请出“巧的情节”来助一臂之力？为什么把我们的日常生活看得这样贫乏，非得寻觅它里面“很难碰到的情节”来作为写小说的出路？
有些文艺作者所以竭力追求什么“新奇”之类的东西，正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灰白贫乏，正因为他们不能表现真实，也不敢表现真实，只有在日常生活里去找寻很难碰到的情节，或者制造离奇曲折的故事，使得读者感到惊异，并且以此作为唯一的动人力量。所以他们只能在花样翻新上面作着比赛，在标新立异上面作着竞争，竭力逐猎“新奇”，而结果又往往不可避免地落进俗套，变成陈腔滥调。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品，追求“巧”反而“不巧”，追求“不平凡”反而“平凡”的缘故。相反的，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并没有追求什么巧的情节和不平凡的故事，而是表现日常生活里人人都可以碰到的东西，却往往给人以不平凡的印象和非常动人的力量。这是什么缘故？就因为文艺的真正的动人的力量，并不是巧的情节，而是真实。只要是真实的，就不问它在日常生活里很难碰到还是人人可以碰到，就不问它有了巧的情节还是完全没有巧的情节，都同样可以有力地感染读者的。
被称为俄国“自然派”(即现实主义)奠基者的果戈理的作品就是一个例子。
从果戈理开始，俄国文艺在小说方面，由传奇性走到朴素的、散文的、日常生活描写，表现平凡的题材。虽然这使他遭受到抱着传统文学观念的人的剧烈的非难和攻击，然而现实主义的特色，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现实主义的胜利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针对着传统文学对于果戈理的责难，别林斯基这样说：“一篇引起读者注意的中篇小说，内容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显出作者才能过人。当庸才着手描写强烈的情感、深刻的特色的时候，他会奋然跃起，紧张起来，唱出响亮的独白，侈谈美丽的事物，用辉煌的装饰，华美的形式、内容，圆熟的叙述，绚烂的辞藻——这些博学、智慧、教养和生活经验的结果来欺骗读者。可是他如果描写日常生活的场面，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请相信我啊，这对于他将成为一块真正的绊脚石，他那沉滞的、冷淡的和无精打采的作品会叫你不断地打哈欠。”[37]
这些话直到今天我们仍旧会感到它的分量的。那些追求“巧的情节”的作者不正是和别林斯基所说的“庸才”一样么？倘使让他们面对赤裸裸的现实，去描写“日常生活的场面，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的时候，那么所谓“巧的情节”就要成为他们的真正的绊脚石了。为什么以“巧的情节”作为动人力量的作家，如果描写“平凡的、散文的生活场面”，就无法掩饰自己的冷淡？用果戈理的话说，就是“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须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这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38]
现实主义者所说的情节是以人物性格的活动与展开作为唯一的基础，只要真实地把握了人物性格，那么情节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你面前出现。这里，情节就必须被人物性格所规定，而并不是预先虚拟了只有在日常生活里很难碰到的“碰巧、巧遇、巧合”之类的“巧的情节”才算情节。有一位剧作家曾经说了一句非常恰当的话：“我觉得剧作家在现代主题上的基本工作不是追求某些特殊的情节，而是应该深刻表现自己主角的性格。”(M.巴巴拉)因此，他批判了那种“……找寻某种特殊的具有动人情节的场面，可是在……日常工作前面却完全不知所措”的写作态度。这里所批判的不正是“无巧不成书”的主张里面所提倡的么？
不要追求“特殊的情节”这句话，不但可以对作者这么说，同样也可以对读者这么说。把文艺作品当做茶余酒后的消遣，好像抽一根烟或喝一杯茶似的玩意，这样的读者，今天并不是完全绝迹了的。过去由于各种错误的文艺观长期的侵袭，影响了一些读者，在文艺作品中只要求“新奇”“刺激”“趣味”……而不把读文艺作品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看待，凡是轻松的就一口呑下，凡是吃力的就拒而不纳。比如这个“无巧不成书”的主张，以为文艺作品的动人力量仅仅是使读者“感到非常的惊异”的“巧的情节”，就是这种残余影响的一种。但是这样的时期必须结束了，不要再把引起读者的“惊异”的“巧的情节”作为文艺作品的动人力量罢！不要再去培养读者读文艺作品只是追求“这里面说些什么？”和“以后发生什么？”的“趣味”罢！——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的，这样阅读文艺作品，“不能发展想象，而且恰恰相反，养成它不活动的习惯”，造成所谓“想象惰性”。现实主义的真实，文艺的战斗性，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39]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怎么办？》
对我们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是并不陌生的。虽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翻译过来的还很少，我们只读到了他的一本论文《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和一部长篇小说《怎么办？》，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了他的名字。几乎每一位革命导师，都曾经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认为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丰富的遗产，具有重大的意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列宁所喜爱、所崇敬的作家之一。列宁说，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政治事件，通过审查上的重重障碍，鼓吹了农民革命的思想，鼓吹了群众为推翻一切旧政权而斗争的思想。”(《“农民革命”与无产阶级农民革命》)。
早在我们读到《怎么办？》的中文译本以前，我们就曾经听到说，这部被称为“生活的教科书”的长篇小说，不仅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青年，而且影响了他以后几代的革命家。列宁、季米特洛夫，直到年轻的卓娅……都曾经受到这部小说的深刻影响和革命教育。
我们早就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做先驱者看待了。通过关于他的生平的介绍，我们已经认识到，他是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争取祖国和人民的幸福的伟大战士，他有着远大的、清明的目光，坚贞的意志，毫不畏缩的战斗精神。
他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了文学与政论的活动的。这时期正是旧俄罗斯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上面临着剧烈危机的时期，腐朽的农奴制经济在动摇和崩溃，农民反对农奴制压迫的斗争在日趋活跃，同时西欧的革命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连尼古拉一世本人都宣称：革命正疯狂地以它的目光注视着神圣的俄罗斯。由于震慑于革命的事变，反动统治者就以残酷的手段来镇压革命力量，迫害作为当时俄国解放运动主力的平民知识分子。
在文学活动方面，这是一个“检查恐怖的时代”：关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文章不准发表了，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准提到了。屠格涅夫因为写了一篇悼念果戈理的文章而被逐出彼得堡，萨尔蒂可夫·谢德林因为写了中篇小说《纷乱的事件》而受到流放处分，奥斯特洛夫斯基因为写了喜剧《自家人好算账》而受到警察的监视……反动统治者对文学活动的迫害一连串地出现了。
一八五三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参加了《同时代人》的编辑工作。很快地他就成为这个杂志的思想上的领导者，使它成为宣传革命民主主义的机关刊物，成为反对专制政治和农奴制度的论坛。一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知道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他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付出最高的代价。他给自己的未婚妻的信中说：
从我这方面来说，把另一个人的生活同我自己的结合在一块是卑劣的、可鄙的，因为我不敢确信我能否长久地享受生活与自由。我既然有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我就应当时时刻刻等待着宪兵出现，把我押送到彼得堡，关进要塞里面，上帝才知道关多少时候。我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使我很有被判苦役的危险……此外，我们国内不久将发生暴动，如果发生了，我一定参加进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集中在《同时代人》的周围，号召人民为了从专制政治和农奴制度的桎梏下获得解放而斗争。他看出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是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他揭露了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对革命的恐惧，向专制政府奴颜婢膝，因而同样是人民群众的敌人。他把他们叫做“空谈家、吹牛者、蠢材”。
六十年代初期是《同时代人》得到收获的时期，也是遭到严重迫害的艰苦时期。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联合向它进攻。他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成是“一个吞噬一切的怪物，一个类似马拉或者几乎是彼得堡的纵火者那样的人。”他们用尽了一切卑劣的伎俩，造谣、诽谤、告密……接着来的是沙皇政府的加紧的迫害和摧残：杂志屡次受到当局的警告，随时都有被罚停刊的可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两位经常给杂志撰稿的作家被逮捕了。就在这一年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最亲密的战友杜勃罗留波夫逝世了。第二年(一八六二年)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找到任何的法律根据，就对他作了荒谬的判决。他在被捕以后，受到了粗暴的侮辱，被判处了七年多的苦役，囚禁了二十年以上，而且其中有十一年之久都是被监禁在可怕的维留依斯克的狱中。这是被称为“世界的边缘”的北方的一个地名，那里是“凄凉的、冰天雪地的、有八个月长的残酷的冬天统治着的不毛之地”。他的被捕和受辱，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始至终都是坚强的。反动的统治者对他的各种迫害，无论是苦役、精神上的凌辱、长期的监禁……都丝毫不能摧毁他的战斗精神，动摇他的革命信念。沙皇政府要他自己提出呈请赦免的请求书，他断然回答道：“我认为我的流放是因为我的脑袋和宪兵长官苏伐洛夫的脑袋的构造不同，难道这也能请求赦免吗？……我肯定地拒绝提出请求。”他在被监禁的长期岁月内，没有一句抱怨诉苦的话，这在他给妻子的信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他是这样一个战士！迫害不能使他低头，艰难不能使他气馁。即使在悠长的孤独的监禁生活中，他也没有感到孤独，没有丝毫的悲观失望。他永远是有信心的、乐观的、有力量的，因为他对人类的历史，有着科学的认识，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定要胜利。他正是像他自己说的那种人：“他会怀着坚定的信心等待下一次黎明到来，他平静地观察星宿的位置，计算着离曙光出现的时候到底还有几个钟头。”他也正是像他在小说《怎么办？》中所描写的那些“新人”。他们为了自己理想的实现，可以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当他们遭到最悲惨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也不认为这是牺牲自己。他们不把实践自己信念的行为看做是冷冰冰的义务。他在监狱中仍旧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政论不能写了，他就从事创作和翻译。《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当他被拘禁在彼得堡罗要塞中，利用受审以外的时间(仅仅以四个月的工夫)写出来的。沙皇政府审查了小说的原稿，准许发表，所以于一八六三年在《同时代人》上刊出了。但是反动统治者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马上禁止了它。经过了四十年光景，它才获得重印的机会。不过，查禁并没有阻止它的流传，长时期以来，它的手抄本被广大的青年贪婪地阅读着。
《怎么办？》是以家庭生活为题材，主要的线索是描写薇拉·巴夫洛芙娜和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的恋爱故事。这部小说与当时那些恋爱故事有着巨大的区别。它开拓了广大的领域，成为革命青年的“生活教科书”，而不是告诉读者一些关于恋爱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甚至可以说是次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了使他的作品和那些用陈旧的美学观点所写的“家庭生活”“恋爱故事”……的作品对立起来，在小说中插进了作者和“敏感的读者”的对话。
这部小说是在代表反动阶层的“敏感的读者”的理解能力之外的。开头他们几乎以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看下去，他们发觉自己上当了，并没有惊人的情节、爆炸似的冲突。再看下去，他们不能理解，并且提出抗议：怎么作者竟描写他的女主角如何吃东西，这难道不是给女主角丢脸，使她成了“粗俗的唯物论者”么？怎么在故事的高潮出现了一个与情节没有什么关系的拉赫美托夫，这难道不是破坏了美学的原则，伤害了艺术性的统一么？……在这些对话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敏感的读者”以多么辛辣的嘲笑！他使陈腐的美学标准露出了千疮百孔！
《怎么办？》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的确，用这个名字来说明这部小说的内容是最恰当的。因为这部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拉赫美托夫、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以及那个“穿丧服的太太”……都是当时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我们国内，这种典型是新近才产生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勇敢地背叛了旧社会的原则和虚伪的道德观念。他们和当时拥护农奴制的保守派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完全不同，并且站在反对的立场上。只要看看小说中的第一章，那个根据旧社会的道德观念生活的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对他们怎么也捉摸不透，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会有按照不同原则生活的人，就可以明白了。至于小说中的“敏感的读者”，虽然要比玛莉亚·阿列克塞芙娜有学问得多，也更狡猾些，但是他们对这些新人的估计和猜测，却时常闹了大笑话，证明了自己的愚蠢。这是因为这些新人的社会理想和生活原则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缘故。
这些新人的形象，对过去俄国文学史中时常出现的“多余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个新的现象。他们和过去那些伟大作品里面的人物，有着基本的区别。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起，这些人物的全部生活，“就是对事物的现存秩序在反拨意义上的否定”(杜勃罗留波夫)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出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新人，作家不能违反现实去虚构人物。无论是奥涅金、彼巧林、罗亭，以至奥勃洛莫夫……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个性和特点，但他们都是那样一类人物：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庸俗和虚伪抱着轻蔑和鄙视的态度，一方面又无法把自己的精力用到有意义的事业上去，于是他们有的变成厌倦、阴郁、玩世不恭；有的变成说话的巨人、行动的侏儒，陶醉在自己的漂亮话里；有的把一生埋葬在穿着拖鞋和睡衣的懒惰的生活中……总之，他们“不可能冷静地实践，稳步地、慎重地工作，积极地考虑……”较之这些人物，《怎么办？》里的新人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们有着先进的思想、坚强的信念，有所爱，也有所憎。他们企图使劳动者成为自由、幸福和欢乐的人，并且他们准备献身给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的伟大事业。
我们可以举出他们中间的最出色的人物拉赫美托夫作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在那一伙人中间就好比茶中的茶素，醇酒中的馨香……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拉赫美托夫以一个被他的朋友称为“严肃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享有这个为千百万人所熟悉的光荣的名字的权利并非受之于造物，而是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争取到的。”他出身于一个贵族的家庭，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与自己出身的环境斩断了关系。他刻苦地锻炼自己，过着严格的生活，种过庄稼，做过粗工木匠、搬运夫、纤夫。他说：“我需要这么做，这会使老百姓尊敬我，喜欢我。这是有益的，可能有用的。”他曾经以纤夫的身份走遍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并且在比赛力气中胜过了三四个最强壮的伙伴，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尼基土希卡·罗莫夫”的绰号——这原是一个有名的力大无比的纤夫的名字。由于预计斗争的艰苦，他甚至残酷地对待自己，试验自己的毅力。有一次人家发现他睡在上面钉着几百只尖头朝上的小钉的毛毡上过夜，背部和身体的两侧都被血浸透了。他说这是“一个试验，必需的试验，当然不合理，但是将来说不定需要这样的。我知道我受得了。”他只吃黑面包，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为那些可有可无的嗜好浪费金钱。他严格地支配时间，给自己规定了“不许任性”的禁例。他甚至强制自己的爱情，对向他表白爱情的女人说：“我对您比对任何人都坦白；您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把别个的命运跟自己的连在一起的。”
这样严格、苛酷地对待自己，几乎像禁欲主义者一样，难道不是过分不近情理、违反人的天性么？不说别的，就连拉赫美托夫的亲密的朋友们对他也在尊敬中带有几分畏惧的成分。可是只要你真正地理解了他，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你就可以看到一颗赤诚的心和活泼愉快的性格。他会因为一个人善于开玩笑而喜欢那个人。他说：“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思想，我也是一个渴望着生活的人啊。”他并不像别人误解的那样，是一个“阴郁的怪物”。
我们只要看看那一场他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单独的谈话，就可以对他多懂得一些了。他受了罗普霍夫的嘱托，在薇拉·巴夫洛芙娜陷入痛苦境地的时候去安慰她。虽然他说的话，在表面上看是理智的、甚至无情的，但是他的目光多么锐利地抓住了对方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他的语言又是多么有力地解除了对方的苦恼。薇拉·巴夫洛芙娜听了他的正直的、诚挚的、在理性中含有最大友情的谈话以后，觉得他又温存、又愉快、又善于体贴，反复地对自己说：“啊，他多好，他多好啊！”
拉赫美托夫并不是不懂得生活，不知道享受生活的人。他成了一个“严肃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们替人们要求充分的生活享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要求这个不是为了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一般人，我们说那些话完全是由于主义，而不是由于个人的爱好，由于信仰，而不是由于个人的需要。”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拉赫美托夫和其他新人的共同信仰叫做“合理的利己主义”。这是一个令人奇怪的名词。但是问题不在名词，而在它所包含的内容。凡是读完了这部小说的读者，就可以知道这个“合理的利己主义”正是为了去反对一般人概念中的利己主义。这些“合理的利己主义”者解释自己的信仰说：“我的好处就是一切人的好处。我的幸福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我的利益就是公共利益。”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当整体看待。违反集体利益的个人利益，对他们来说就不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利益了。追求这个东西，不仅背叛了“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原则，而且是卑劣，是羞耻。他们只在争取集体利益的斗争中，得到快乐和享受。
有人曾经根据社会学的观点反驳“合理的利己主义”的主张，因为“合理的利己主义”者认为人总是照他觉得最有利的那样来行动的，这样岂不是把人当做自己行为的主人？但是人并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难道人的出身、教养、社会环境等等不是造成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行为么？
自然，我们今天不会把革命道德观叫做“合理的利己主义”，可以用更适当的名字去称呼它。我们对革命道德观的理解，也可以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更完整、更科学。但是，当时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以一个革命教育家作为自己的职责的。正像卢那察尔斯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中所指出的，如果一个革命教育家不是告诉人们有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对人们这样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所以用不着去理会什么道德和教育，因为要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那么，“这不仅不合乎启蒙者的精神，而且绝不合乎马克思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道德观是要号召人们成为自觉的人，根据集团的利益去辨别善恶，去采取行动，不屈服于黑暗勢力之下，而应该成为改造环境、征服环境的人。
《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是不朽的。直到今天，它对我们仍有着巨大的意义。问题不在小说的每个细节，以及作者在小说中所显示的每个观点，甚至可以说某些地方，今天来看已经是完全过时了的。列宁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幻想经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的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到并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不可能看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创造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农民革命”与无产阶级农民革命》)。这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他在小说中用了不少篇幅去描写薇拉·巴夫洛芙娜的工厂，就带有这种性质。但是他所创造的新人的形象，永远是有生命的，正像季米特洛夫在给《怎么办？》写的序文中所说的，他们可以给我们以革命的教育，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有自制力的、毫不畏縮的、能够自我牺牲的人”。
作为革命战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所写的伟大的作品，都是为我们所崇敬、所喜爱的。因为我们把他看做自己的先驱者，从他那里可以学习到有益的东西。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九日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40]
《向着真实》改版后记
本书初版已快近三十年了。我在初版《后记》中曾记下这样一段话：
“写出真实来!”斯大林同志这句话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文艺上的许多错误，不正是因为忘记了它才滋生蔓延起来的么？那么，坚持现实主义，向着真实努力，这是必要的。凭着这么一点看法，从一九五○年四月间起到一九五一年底，陆续写了十来篇东西，就是现在收在这里的文字的一大部分。由于水平限制，我只能像画记号似的写下一些零碎的感受。……
这段话仍适用于现在改版后的内容。四十年代，我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后，我一直没有改变对于现实主义的信念。应该说，把真实性作为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恩格斯最早提出来的。自然，我对于现实主义包括写真实这一原则的理解，是有自己的认识过程的。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当时写的那些文字今天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只收入一九三九年以洛蚀文笔名发表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上的《鲁迅与尼采》一文。这刊物的编者是戴平万同志。他为了给我一点勉励，在《编后记》中说:“《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阶段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分析，却非常正确。”这已是过奖的评语，但我正年少气盛。当平万同志见面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竟顶了回去。现在我还记得他那有些失望并对我宽容的脸色。如何评价尼采自然可以各持己见。不过，那时我如果虚心一点，我是可以从当时自己写的某些理论文字中发现机械论痕迹的。
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本书收入的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字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各个最早的发展阶段上还重复着我们祖先的鳃弧一样，”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本书第一辑所收各文，都写于抗美援朝时期。我不愿妄自菲薄当时激荡心中的同仇敌忾之情。它们纵使幼稚，却出于真诚。尽管我不赞成逞一时之快，图眼前之功，主张如实地揭露敌人的真相；但是，我在文字中时或流露出来的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全面否定态度，却是偏激情绪的表现。至于我在左的思潮的冲袭下所写的所谓批判性文章，不管它们出现在怎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都不应掩饰自己的责任。这些文字虽然没有编入这本集子里，(例如原有关于《武训传》的三篇就删去了。)但我愿效法前人在这里记下一笔，借以自劾。
本书的第二辑，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之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
在本书第三辑中，除《谈卓别林》一文是我在上海沦陷时期的仅有理论文字外，全写于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当时成为孤岛的上海文艺界呈现了相当复杂的形势，进步文艺界和倾向国民党的所谓“抗建文学”并与之若即若离的为虎作伥的所谓“和平文学”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倾轧、摩擦和斗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在孤岛文艺界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次论战是由这一辑收入的一篇拙文《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所引起的。这篇文章当时在《奔流文艺丛刊》上发表后，立即遭到“抗建文学家”的围剿。他们利用和他们有关的大量报刊：《正言文艺》《正言报》副刊《草原》(后期)、革新号后的《文林》以及《新流》《文苑》《文综》等，进行气势汹汹的攻击。那时，我们仅有的《奔流文艺丛刊》已不能继续出下去了。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才另行出版了《奔流新集》。在第一辑《直入》上，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都写了文章予以还击。(当时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已逝世了，如满涛、赵扬等。)这一辑收入的拙文《论掩蔽、弯弯曲曲、直截的戳刺》就是和这些文章一起编在《直入》中的我的反驳。此外，这一辑所收入的其余几篇文字也都与当时环境密切关联。《关于金批〈水浒传〉的辨正》是因所谓“抗建文学家”以梁山暗射延安，袭用金圣叹独恶宋江的故伎而写的。《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则是组织上责成我写的一篇遵命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贯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至于两篇《读书偶记》也都涉及孤岛时期上海文艺运动中的一些现象。这些文字在观点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却也保留了一些资料性的意义，所以仍编入集中了。
末了，我要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致意。他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繁琐工作。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三月记于上海
(《向着真实》，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