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王元化文稿 上/文学卷》（4）
从《热风》到《地下文萃》
《热风》献词
抗战胜利了，然而上海的文坛仍旧是寂寞的。我们想在寒冷的气候中说几句话，所以把这小小的周刊叫做“热风”。
上海曾经有人很讨厌弯弯曲曲的文章，主张有话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原是很爽快的办法。不过，直截了当，也要看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福气的。阔人养的花木，就很难明白压在石下的小草为什么要弯弯曲曲地生长。魏晋时代，阮籍的文章是隐晦的，甚至刘宋时期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了。但是阮籍本人却是个慷慨以任气的人物。他有许多话，在当时不能说，只好弯弯曲曲地写出来，其实他的真意又何尝愿意如此。和他同时代的帮闲之流所写的文章就明畅得多了。倘使他们偶尔也有一两篇弯弯曲曲的文章出现，那也是有另外的原因：或故意作态以自藏嘴脸，或过于低能文章写不通，而并不是由于受到什么压制的缘故。
三四年来，我们蛰居孤岛，经历了世界的大变化，目睹文坛上的浮沉。一些趁风驶舵之徒忽而抗战，忽而大东亚，现在大概又该有什么新的花样了。可悲的是，到今天，我们仍旧只能把这些弯弯曲曲的话献给读者，也许有人会嫌它冷，但我们却要用鲁迅二十多年前的说法，反称之曰：“热风”。[14]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5]
关于阿Q
鲁迅的作品，流传得最广的是《阿Q正传》，最被误解的也是《阿Q正传》。《阿Q正传》发表后不久，各方面的批评接踵而来，毀誉互见，可是捐弃偏见，细心体会原作精神的，似乎并不多。约在二十年前，《阿Q正传》翻成俄文本，鲁迅在“序”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ー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现在批评家对于《阿Q正传》，虽然毁骂的已经渐渐減少，赞扬的已经渐渐增加，可是误解的情形仍旧和二十年前相仿。最大的误解，就是对阿Q这个人物的看法。
《阿Q正传》里曾经描写未庄的人们对阿Q的态度，这就是：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阿Q的“行状”。许多批评家之于阿Q和未庄人之于阿Q又有什么两样？鲁迅对阿Q的态度是不同的，他憎恶未庄人对阿Q的态度，憎恶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鲁迅写出了阿Q的愚昧、麻木、懦怯，使我们最初觉得可笑，可是渐渐地我们又不得不为这渺小的灵魂感到悲哀。阿Q忌讳别人说他头上的癞疮疤，讥笑城里人管长凳子叫条凳，捉虱子比他看不起的王胡捉得少就扭住辫子打起架来……你读到这里，到底要嘲笑他的滑稽，还是为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的小人物感到痛苦？他一会儿莫名其妙地跪在吴妈脚前求爱，一会儿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底下狼狈地逃出来，一会儿摆出流氓的架子在小尼姑脸上捏一把，一会儿又被赵太爷、钱太爷、地保一流土豪劣绅敲打斥骂……你读到这里，到底是憎恶他侮辱别人损害别人，还是怜悯他被人侮辱被人损害？尤其是末尾，你看到他异想天开地革起命来，又糊里糊涂地送掉性命，当他麻木地被绑在到刑场去的大车上，你听到跟随囚车的人丛里，发出豺狼嗥叫一般喝彩的时候，你对这样一个兽性的冷酷的苦闷的人间怎样想？
普希金说，读了果戈理的小说，开头唤起的是笑，接着而来的却是眼泪。读完了《阿Q正传》，难道我们没有同样的感觉么？
难道《阿Q正传》不是同样一种含泪微笑的作品么？讽刺小说家，往往被目为毫无感情的冷嘲热讽，似乎他们的心里都藏着可怕的冰块。实际上，他们都是认真的，有爱心的。没有同情的不是讽刺，只是滑稽，即使作者收敛了嬉皮笑脸，也不过流入幽默的一途。
对阿Q这个小人物，拎着他的黄辫子，叫人看他的可笑的面貌，大笑一场容易呢，还是对他伸出同情的手，研究造成他缺点的原因，把他也当做一个人看待而加以怜悯容易呢？这是每个读这篇小说的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阿Q正传》改编成的剧本有两个，我在四五年前曾经看到过两次演出。看了之后，只留下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觉得戏里的阿Q和原作的阿Q距离很远，像一幅走了样的漫画。据我揣测，阿Q应该有忠厚老实的相貌，戏里却变成了一脸的呆傻和油滑。每一幕结尾，台上在场的人一齐指着阿Q说：“你真是个阿Q！”最后审判的悲剧，由于十二个光头审判官的出现，也变成了滑稽的闹剧，和原作精神相差之远，无异南辕北辙。到底是为了考虑观众只能接受嘻嘻哈哈的庸俗的滑稽，不能接受严肃的讽刺，才不惜故意把《阿Q正传》漫画化了呢，还是编者、导演、演员对阿Q都有些误解呢？我不知道。我只是为阿Q觉得冤枉，为阿Q的原著者感到悲哀。
刘彦和的《文心雕龙》里有一篇《辨骚》，讲到许多屈原模仿者的眼光狭窄，用了几句极深刻极沉痛的话说：
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鲁迅在《坟》里曾引这四句，加以引申说：屈原的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不料对于鲁迅自己，也令人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尤其是看到别人对于《阿Q正传》任意涂改、歪曲、误解的时候。
一九四五年十月
(《文艺漫谈》，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16]
从《展望》到《地下文萃》
上海雁荡路复兴公园大门对面，坐落在南昌路路北，有一幢灰色楼房，解放前它原是中华职教社。当时《展望》周刊的办公室就设在这幢大楼第二层的一间大房间内，从一九四八年初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展望》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我曾经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多。
三十多年前，那是一个严峻的时代。大局正在动荡，人们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和政治的压迫，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笼罩着上海。每逢我到这座大楼去的时候，需要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因为敌人知道《展望》社就设在这里。我得时刻警惕着，提防特务盯梢。同时也多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采取突然袭击，对《展望》下毒手。我必须随时做好准备。那时一切进步报刊几乎都停了，《展望》是由上海地下党所掌握的唯一刊物。它奇迹般地得以支撑下来，主要是由于任之(黄炎培)先生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这刊物是他主办的，敌人不得不存有顾忌，自然这是有限度的。随着局势转紧，情况就会发生骤变。
那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下旬，有一天，唐守愚代表上级党通知我：黄炎培要求党派个人去负责编辑《展望》，组织上决定派我担任这项工作。由于考虑到今后我的工作环境，组织决定和我单线联系。我受命到《展望》去工作前，这刊物已出到第三卷。这是一个时事述评的综合性刊物，十六开本，用六号字排，每期约四万字。内容设有固定的专栏、专论、通讯报道等。
上海初秋的天气还十分暖和。我走上中华职教社的二楼，第一次见到了黄炎培。那时他已六十开外，短短身材，穿了一套中山装，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当时我对他用了王清园这个化名。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王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真姓名和地址告诉我？”事前老唐认为我可以告诉他，以便在危急时可得到他的通知。我如实说了，但请他保密，同时也请求他在《展望》有危险时立即通知我。当谈到编务时，他提出要我负责，并提出把每期刊头下的短论交我来写。我说还是请他本人撰写。短论实际上是代表《展望》立场和态度的社论性文章，过去是他以“同父”的笔名写的，和他关系密切的杨卫玉，也以“瑗”的笔名写过几篇(直到《展望》被查封前一期，由于他已不来社，我才以“万殊”笔名写了最后一篇短论)。经商议，我答应由我来写《周末专栏》。这一专栏在我以前是由杨卫玉写的，更早是由李政文、宦乡等写的。专栏一开始就用的是仲亨的笔名，撰稿者虽然换了好几个，但仲亨笔名一直沿用下来。我从第三卷第三期起在这一专栏由第一篇《飞虎将军张开了虎口》(评陈纳德声言将率其飞虎队空军“参加中国之剿共战争”)，至被查封前一期《孙内阁垮了台》，共写了五十篇。关于黄炎培要我对编务负责问题，我提出由我把每期编好的稿子仍请他审阅签字发排。他同意了。这也是事前我和老唐谈过，按他的意见执行的。
谈好编辑工作后，黄炎培介绍我和杨卫玉先生见面。杨卫玉身材高大，也很健壮，年纪也有六十以上了。那时这二老全天到《展望》上班，几乎无一日缺勤。《展望》的经理部门由尚丁负责。由于各有分工，那时我和尚丁接触很少。实际上，那时《展望》的编辑只有两个人，一是我，另一是黄炎培派给我的助手李国全。小李是抗战胜利后由黄炎培带到上海的，当时只有十九岁。他身体矮小，似乎尚未发育成熟，有一双机警的大眼睛，能干，老练，超出了他的年龄。小李大概有些猜测到我的来历。他把一切危险工作承揽下来，主动向我提出由他到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信箱去取稿件和来信，跑印刷厂送稿发排，并由他一人校对全部校样。他并不是党员，由于他的智慧和环境的熏陶，他学会了一些地下工作的方法。那时印刷厂是最引敌人注意的地方，为此他和排字工人交上朋友。这些工人知道《展望》是个进步刊物，他们和他商量好对付敌特警宪的办法，一旦敌人来搜查，就让他装作学徒，大家来掩护他。他在编务方面分担了大量的繁杂事务，做了许多原本应该属于我分内的工作。例如编排划样就是由他承担的。此外，和投稿人通信联系，审读所有来稿选出可用的交我决定取舍，为不愿留下通讯处的作者保存稿酬(这样的作者很多，需要把他们的稿酬存入银行，以待将来解放后发送)，直到收集资料、剪贴报纸等等都由他一人包下来。这使我从繁杂事务中摆脱出来，可以腾出时间去做我要做的工作。因此，我每周只要两个半天到《展望》去处理编务，包括我写的《周末专栏》都是利用这两个半天在编辑室内草就的。
《展望》的特点首在“一周展望专栏”，每期四篇，按期由固定撰稿人撰写。“一周政治展望”是陈虞孙以张绍贤笔名写的。“一周战局展望”是姚溱以波光笔名写的。经济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别由钦本立(笔名柏苍)和石啸冲(笔名丁蕾)执笔。前两位作者是上海地下党负有一定责任的同志，可以直接传达党的声音，从而成为《展望》的重点文章。在我接任《展望》编务后不久，姚溱被敌人逮捕了。当时唐守愚匆忙来找我通知此事，决定“一周战局展望”不能停，仍要用波光笔名继续发表，尽量保持姚文的原有风格笔调，以免敌人察觉，否则对姚和刊物都不利。这项任务由老唐本人来担当。所以当我去编《展望》时，“一周战局展望”除头一两篇，都是老唐写的。
《展望》另一类文章是时事述评的专论，撰稿人并不固定，作者多是民主人士或进步教授。在我任编务时期，漆琪生、孟宪章、王铁崖、周谷城、费孝通、施复亮、孙起孟、蔡尚思、陈仁炳、陈新桂、梁纯夫等都写过专论。此外，各地的通讯报道也是构成《展望》的一种特色，在不同地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全国的形势，颇为读者所关心。这方面撰稿人有知名的作者，如宦乡即以焦尾琴笔名寄来一些北平通讯。也有原不相识的作者的投稿，如谭波莉报道南京情况的《都门侧写》。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这是张粱木、苟履之、唐宝璋三位同志合作以化名所写的文章。那时他们在南京，报道了不少有关南京政权颇为机密的内幕消息，自然用的是曲笔。另外，发表在刊末或不引人注意地位的信箱，专门披载读者投书。这个信箱也值得提上一笔，其中提出的问题往往发人深思。
《展望》是敌人统治下党直接掌握的公开刊物。当时敌人利用庞大的宣传机器，一方面造谣中伤，另一方面又进行新闻封锁。《展望》就用这一小小阵地面对敌人，作着孤军奋战的搏斗。敌人日暮途穷，政权摇摇欲坠，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头头潘公展，散布了大量谣言，诸如共产共妻、消灭商人、格杀被俘蒋军人员和虐待蒋政府公务员之类。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不一而足，在群众之间制造了相当的混乱。对此《展望》尽量发表了一些反映解放区和党的政策的真相的文章。《展望》是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政策和刊登新华社电讯的，必须适应环境，遵守白区工作合法斗争方法。因此，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办法，利用英美等外国电讯和报章，甚至国民党的电讯报章透露出来的一点朦胧消息，以及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报道，借用当时说法，就是从夹缝中做文章，把真相告诉读者。记得当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关于一些被解放军遣返回籍的被俘蒋军或由新解放区出境的商人和小公务员的谈话报道，其中自然有记者捏造的诬蔑不实之词，但也有一些稍经沙汰就可看出真相的报道。这是可以用来击破敌人造谣中伤的最好铁证，它们最有说服力。张绍贤、波光和一些通讯报道的作者，都善于抓住这类资料，写出揭穿敌人谎言的文章。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人民总是希望知道真相。真话和假话是区分一个政权的进步与反动、坚强与虚弱、兴旺与腐朽的分界线。至今我仍坚信这一真理。
这里还需要说明《展望》的另一性质，就是它发表的文章在观点上并不是清一色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九年初，战火日渐逼近国民党京畿，国民党在宣传上发起了一场和平攻势。这一手起了一定的混淆视听作用，甚至连一些拥护共产党的进步人士也难免被其所惑。为此，《展望》在第三卷第三期上发表了同父的短论《一点原则》，同期还发表了“一周政治展望”专栏文章《南京的“和平”》。这两篇文章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对国民党带有某些幻想，把和谈比作做买卖，告诫国民党放弃独裁，接受民主，把“窄窄地开了一条缝”的和平之门敞开来。后者却针对当时蒋介石发表的文告，揭穿蒋政权保持法统、保持军队作为先决条件的假谈真打的和平阴谋，暴露了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谓“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这种假借和平把内战责任嫁祸共产党的居心。这期《展望》出刊后，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对同父的短论提出质询和异议。我把这些信拿给黄炎培看，他一一细读。我向他提出，在下一期“信箱”中，要选刊几封来信，他同意了(后来就以诸家名义发表了《是真的“和平”吗？》几篇来稿)。他能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
我在《展望》工作期间，和黄炎培是融洽的。他和我的妻子张可的伯祖张一麐是知交，又是亲戚。但是我始终未向他谈及此事(解放后我因疏懒一直未再与他见面和通信)。但他当时对我这样一个青年是信任的。他经常告诉我一些重要消息。张治中在去北平和谈前来上海找过他。他把谈话内容和他的个人分析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对他的工作认真和生活朴素是佩服的。在寒冬腊月，他总是穿一身中山装，我自己穿着厚大衣。他冻僵了，就从写字台边座位上站起身，在室内走几步，搓搓手，活动一下，就又坐下去继续办公。但我们之间也发生过一次争执。我到《展望》不久，敌人要查封这个刊物的消息时时传来，风声鹤唳，传说纷纷。大约在我到《展望》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挟着一包稿件走上那幢灰色大楼的办公室，发现偌大的一间房子突然变得空荡荡。小李形色紧张地跑到我面前说，外边风声很紧，黄任老他们都避开了，要我赶快出去。这次查封《展望》的传闻并未变成事实，不久黄炎培和其他的人又回到《展望》来办公。我去上班，就按照组织指示，向他提出召开编辑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他不事先通知我的质询。他说：“你是主编。”意思我应承担一切责任。这使我有些意外，立即反驳他说：“我一来就和任之先生商定，我负责编务。任老你应在政治方面负全责。你知道这方面我无能为力，你是完全有办法去应付的。怎么事到临头又变卦了？”他听了不再做声了。组织上还要我就薪金问题(一月只有数美元不足十日之粮)提出意见。由于是关系我个人的事，就没有向他提出了。这是我和他之间唯一一次的不愉快。
上海局势日渐恶化，敌人的镇压越来越疯狂。红色的捕人汽车——“飞行堡垒”——尖鸣着在街上飞驰，到处捉人。我接到组织上的指示，除非敌人查封，《展望》绝不自动停刊，要坚持到底。我把这一指示作为个人意见向黄炎培提出，他同意了。由于环境险恶，我不再到《展望》去上班，只和小李每周在事先约定的不同地点见面，把我写的和组织上交我发表的稿子交给他。这样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三卷十八期出版为止。那时黄炎培和《展望》大部分人员也早已不去社办公，只留下沈鹤如等少数几个人。据说后来由三名国民党宪兵来社查封，由于没有发现搜觅的对象，所以没有捕人。
《展望》被查封不久，我已记不得确实日期，大约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光景，组织上通知我，要我负责编辑《地下文萃》。这时上海局势急骤恶化，党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但是上海市民都清楚，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上海地下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正在紧张地工作着，由文委领导的《地下文萃》也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时候，大概这是上海唯一的进步刊物。这刊物和《展望》不同，是由党直接领导并正面发表党的主张，带有一种党刊的性质。它不像公开发行的《展望》，而是一个秘密的地下刊物。
这个刊物取名《地下文萃》有一段因缘。抗战胜利后，党办了一个时事述评的综合性刊物《文萃》。当时这刊物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大影响，声誉卓著。一九四七年《文萃》遭到敌人破坏，捕去三名编辑，全遭杀害。这三名编辑是骆何民、陈子涛、吴承德三烈士。据说《文萃》遭到破坏的原因，是敌人首先侦破《文萃》的印刷厂。当时印刷厂的铅字并不是排印一次之后就重新浇铸的，铅字用久了就会留下磨损的痕迹。因此，从排印出来的字体上的笔画粗细及其特征，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就可以辨认出这刊物是哪家印刷厂承印的。敌特就是用这种方法侦破了印《文萃》的印刷厂，然后派特务去印刷厂盯梢，最后破获了《文萃》的编辑部。当时我并未调到与《文萃》有关的部门工作。
组织上指派我去编《地下文萃》的时候，吸取了《文萃》被敌人破获的教训，作了周密的部署。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严格切断编辑、印刷、发行这几个环节之间的横的联系。在编辑方面，我不和另外参加编辑工作的冯宾符，王楚良等碰头，只由沈明钊和我单线联系。我按期和老沈碰一次头，两人见面也仅仅是他把别人写好的稿子交给我，我把自己写的稿子和他交来的稿子编好再交给他，由他转交给负责印刷的同志而已。当时组织上和我说过，鉴于过去《文萃》被破获的经验教训，组织上安排了四家与党有关系的印刷厂，轮番承印，每家印刷厂承印一期，印完四期后，再在四家印刷厂任择一家，交叉进行。当时已经估计到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因此采取了这个办法。这实是万全之策，敌人再难以从刊物追索到印刷厂再追索到编辑部了。自然，敌人从每一期出版的刊物都有可能追索到承印这一期的印刷厂，但由于每家印刷厂只承印一期，纵使这家印刷厂遭到敌人破坏，并不影响下一期刊物的出版，更由于严格遵守切断横的联系原则，就绝不会由这家印刷厂的被破坏而株连到其他方面。
当时组织上下了最大的决心，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估计到《地下文萃》的编辑、印刷、发行，每个环节都可能遇到危险，因此作了周密的计划，以尽量缩小牺牲的代价，而绝不使敌人把从事《地下文萃》工作的同志一网打尽。后来事实证明，当时的筹划部署，使《地下文萃》的同志躲过了敌人的残酷镇压，把实力全部保存下来。
《地下文萃》的编辑、印刷、发行中的每个环节，遇到危险的可能性都很大。那时每天晚上很早就实行宵禁，敌人强令居民出钱在弄堂口装上铁栅门；特务警宪各处巡逻，路上行人时刻都会被抄身；家里也会被撞入搜查。这一切都给从事《地下文萃》工作的同志带来极大困难。不过，相对地说，编辑工作的危险性小一些，而发行工作的危险性最大。当时上海街头有许多报摊，除了零售报刊，有的还兼售书籍。这些报摊中有地下党组织，《地下文萃》就是交由报摊党组织负责销售。这是个秘密刊物，不能公开陈列，只能暗中卖给读者。做这项工作的同志可以说是站在第一线，处于和敌人短兵相接的地位，随时都可能被敌人察觉。至于印刷厂，危险性也不小，情况前面已说过了。编辑工作可能遇到的危险，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敌人突然来家搜查，发现文稿；另一是在交接稿件时被特务发现。我和老沈都是约定在外面的公共场所如公园、电影院门口等处交接稿件的。为了预防发生头一种危险，我采取的办法是收到了老沈交我的稿件，尽快在当天编好，并自己写出需要写的文章，于次日到约定地点交给老沈转到印刷厂发排。为了赶时间，要在一天内完成我的全部工作，有时赶写文章，要工作到深夜，有几次一直到东方破晓。因此每逢发稿，我往往是彻夜不眠的。这虽然辛苦，但安全系数较大。所以我的编辑工作从未超出一天之内的时限。在交给老沈的时候，我把全部稿件封入一只信封内，外面写上收信人姓名地址(自然是假的)，再贴上邮票，以便一旦在路上发现抄身或封锁检查行人的时候，就投入附近街边的邮筒内；假使来不及投入邮筒，敌人搜到信件，也可以使我有幸免的机会，总比怀着一卷稿子好得多。至于我和老沈约定碰头地址的事，也煞费斟酌，地方太僻静，容易引起注意；人多杂乱的热闹场所固然比较理想，但往往又是敌特巡逻、企图猎取捕获对象的所在。因为敌人也逐渐摸出规律，知道地下党往往利用这类地方碰头，接关系。我和老沈商定结果，还是决定利用第二类地方交接稿件。有一次，我们约定在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门口碰头。当天交接稿件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可是后来受到了组织上的严厉批评。因为在我们交接稿件的头一天，敌人恰恰在这家影院门口捕去了两个人。我们那次没有遭到意外真是万幸。
我记得我一共编了三期《地下文萃》。编完第三期，组织上就通知停刊了。那时解放大军已经渡江，上海解放指日可待，暴风雨前的阴霾即将过去，上海就要展现晴朗的天空了。
关于这个刊物的内容，由于手边没有资料，加以年代较久，记忆模糊，连印象也谈不出什么了。甚至我再也追忆不起自己在这刊物上用过什么笔名，写过什么文章。那时用的笔名都是临时随意取的，事后也就置之脑后。至于别人的文章，有哪些人写过，写什么，在当时是不能问的，所以我就更不清楚了。说起来，这刊物虽由我编辑，但直到今天我还未见过它是什么样子。解放后，我曾经想找来保存一份，曾多方寻觅，但由于当时大家很忙，无暇为此多花时间。今年，我原不相识的钟德秋来我们单位工作，一次偶然和他谈起，才知道他曾经担任过《地下文萃》的出版印刷工作。那时我们彼此竟全不知情。当时我只知道《地下文萃》是以丛刊形式出版，名字叫《伟大的交响曲》，共出版过两期。记得我编了三期，大概由于当时出版条件困难，合并作两期出版了罢？老钟和我谈了他搞《地下文萃》出版印刷工作的种种经历，有些事情是很值得记述下来的。他还拿来一份当时和他一起搞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所写的材料。老钟又告诉我，他始终珍藏着以《伟大的交响曲》丛刊题名出版的《地下文萃》两期，直到十年浩劫的焚书祸行中才被抄去，再也无法追回了。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补记：事隔多年后见到储大宏，他向我谈起那时他也做《地下文萃》的发行工作，他所保存的一本始终未散失，八十年代中期已交给上海党史征集办了。】
上海一解放，我去报到，见到原地下党文委书记陈虞孙，他要我筹备《文萃》复刊工作，并在当时军管会登了记，登记号码是第一号。后来由于上海文化工作重新部署，改变了复刊《文萃》的原定计划，《文萃》也就没有再出版。
一九八一年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17]
1946年《联合晚报·夕拾》每日短评文选[18]
小引
《夕拾》是《联合晚报》的副刊。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被聘去当这个副刊的主编。这是我第一次到报馆当编辑，经过一段时期去适应这份工作后，我每天在副刊上写一篇短文，作为一个专栏，内容无外乎谈文化、谈社会、谈时世，其特点则是必须通俗，谈的问题也不可太专门，太严肃。这些短评都是我每天去报馆编报，坐在一间所有编辑部人员挤在一起声音嘈杂的大统舱中，匆匆忙忙急就而成的。写好就拿去发排，看了清样就上架印刷，傍晚出报。到了这年十月中，因为我写的一篇《谈丑》短评被法院通译官许少勇控告，不得不停笔。前后半年多，共发表两百篇左右。我原以为这些短评现实性强，都有针对性，如今时过境迁，已无再印的必要了。但钱钢去图书馆查阅旧报，认为倘从中选出社会评论，留下那个时代的鸿爪与风貌，未始不可供读者一读。我觉得他的话也对，随他一起去图书馆查阅旧报，再亲自筛选一遍，选出以下近四十篇。由于这些文字都写于一九四六年，所以文末只写月份和日期，不再写年份了。
作者
抗议
前日本报发表一篇“一个翻译官”的来函，里面讲到美军在中国农田盖厕所，竟将农田中“三分之一亩”的熟麦割去。事后田主婉请翻译官向该美军负责长官“大江口军火转运站小主管梅中校”说情，请求赔偿损失。该梅中校不仅不自认理屈，反而口出不逊：“你们中国人就是爱钱！以为我们美国人钱多，就可以随便地来勒索吗？”翻译官将农夫劝走后，该梅中校尚刺刺不休，板起脸说：“你们中国军队可以随便占用民房，难道我们美军不可以吗？”
这真是无理至极！试问这是哪一国的土地？同时我们要更进一步地问：中国人民茹辛含苦抗战了八年为的什么？难道不正是由于日寇蹂躏我国土，欺凌我同胞吗？
胜利以后，我是参加欢迎盟军队伍中的一个。那时日寇初降，大局未定，上海仍在敌人魔手的统治下，但是看到最初在街头出现的几个盟军，每个市民不再顾到危险，欢欣鼓舞之情溢于言表，有的扬手高呼，有的献花行礼。我亲眼看见有一乡下老翁甚至感激而泪下，民心爱戴之真挚，想亦不过如此！但事隔不久，吉普闯祸，美军打人，购物赖钱，种种不法行为，接踵而起，层出不穷，虽然大多市民对之早生厌心，但我尚以为这是小疵，为各国军队所难免，还可以原谅。不料读“一个翻译官”的来函后，使任何一个爱戴盟军的人再也无法为之曲辩，以洗刷其罪恶了！强占民田的行为小兵自然不敢，分明出自负责官长的意思。且该梅中校者，既身为“中校”，又负一方之责，官阶不小，竟对中国人抱如此错误之观念！倘美军最高首长对此种行为，不加惩办，以收中国人之民心，那么我们敢断言：美军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六月十八日
“和平与民主”
廿二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之江大学教授对时局的感言，其中有一位外国人Mr.Price的话，很值玩味。(这位Mr.Price不知是否即为少年村主办人美国牧师毕范宇先生？)他的话只有寥寥两句：
为了民主必需要和平，
为了和平必需要民主。
这两句话，语简意长，可以说是对症下药的一剂良药。和平与民主之不可分，已成铁一般的真理，外国人都明若指掌，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还执迷不悟？昨天欢送蒉延芳等代表赴京请愿的五万余人大游行，高呼反对内战的口号，形成了空前的壮举，人民已经说话了！八日美国的《纽约时报》有一篇社评，也对中国政局大声呼吁：“听从人民意见，和平解决问题！”
毕范宇先生的话很对，赞成民主的人一定拥护和平，而促成和平实现一定要先从实施民主政治入手。反过来说，再打内战，无论他怎样苦口婆心，义形于色，事实上，仍旧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结果变成了和平的刽子手，民主的罪人，终于要被人民所唾弃！
六月二十四日
两个文奸被捕
最近接连有两个文化汉奸被捕了。一个是沈嗣良，另一个是杨光政。胜利以后，沈、杨二逆，不但不销声匿迹，自行检点，反而悠然自得，大有“你奈我何”的神气。据说和平消息最初传至上海时，沈逆尚不信以为真，竟勾结敌伪，将开庆祝会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捕去数名，丧心病狂，一至于此，真正令人发指。
最妙者是这两个汉奸，全有一套“有奶便是娘”的哲学。沈逆过去是洋人最忠顺的奴才(昨日新闻报社评胪列其媚洋的丑态甚详，兹不赘)，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沈逆摇身一变，而为“反英美协会”的委员：甘作无耻的傀儡。杨逆更是等而下之，开头大唱其“抗建文学”的高调，诬蔑暴露黑暗的作品为破坏抗战，义正词严，俨然以爱国分子自居。不想日军一进入租界，他的尾巴也随着露出来了，满口什么“大东亚”之类地狂吠着，比任何一条狗全叫得响。
呜呼！时光无情，才有多久？帮闲的嘴脸已经完全露在我们的眼前了。至于以前被他们所陷害，所诬蔑的人，至今不是依然故我，仍旧屹立不动么？含血喷人，别人岂能为之所污？自己又岂能借此洗刷干净？
六月二十九日
写在专刊之前
纪念七七的征文，自开始到现在，收到的已不下数十篇之多。可见大家对于这划时代的一页光荣历史，至今仍抱着无限的怀念。展读来稿，每见热烈之情，跃现纸上，令人悲喜交集，感奋万端。
来稿中以杂感为最多，作者有店员、公务员、学生、工人、艺人、军人、仆役、舞女等，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了声音。但限于篇幅，又因所发挥的意见大致相同，为了避免重复，这许多真挚的文章，只得割爱了，特向投稿诸君致深深的歉意！综合这些杂感的内容，不外是呼吁国共双方快快停战！
回忆九年前的今天，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可是没有一个人怕战争，相反，多少人在鼓舞，多少人在欢腾，多少人在庆祝。光明灿烂的前途就在中国的门口招手。今年的七七是抗战胜利后的首次纪念，按理说，应该盛况空前，大大地热闹一番。但是每个人的心头全压上了一块铅，被内战的阴影笼罩着。抚今思昔，真是使人有说不出的滋味！
中国的人民大众并不惧怕战争，只要这战争是正义的，赴汤蹈火、牺牲性命都在所不顾！九年前的七七就是一个铁证。然而站在今天一触即发的内战前面，人民只有恐惧、反感和厌恶！这是我读了征文之后的一个结论。
七月七日
闲话石狮子
纪念“七七”，有些人不禁想起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有位记者说：“石狮子的眼泪，一直到去年才干。”
但是另外有人说：“如果今年再去看看，石狮子必然又有了新的泪痕。”
另外一位先生说得更妙：“国事这样糟，我想连卢沟桥的石狮子，也要摇头。”
始终屹立于卢沟桥头的石狮子，经历了一代一代的兴衰，身受了沦陷的凌辱，眼巴巴盼到胜利的到来。正庆幸重见天日，不料内战又起，烽火重燃，此情此景，能不令人心酸？所谓顽石点头，连铁石心肠的石狮子也要流泪摇头起来了。
《红楼梦》中宁国府门口也有一对看门的石狮子。有一天，焦大因感慨于贾府的子孙不良，竟破口大骂道：“这家里只有这对石狮子是干净的！”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现在流泪摇头还是好的。倘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再不争气，兄弟阅墙，自己打自己，那么说不定到了明年的七七，桥上的石狮子也要骂一句：“只有我是干净的！”岂不羞煞人也?
七月八日
闻一多被刺
继李公朴被刺后，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刺了。噩耗传来，令人悲愤无极！
昆明接连发生了这两件大血案，时间相隔不过几天，遇害者又都是人所共知的学者。尤其是闻一多教授，谁都知道他在战前只是一位恬淡的诗人，留着长发，穿着油腻的长袍，钻在古书堆中做着研究工作。抗战后，他不甘再沉默了，目睹眼前的大难，有感于衷，遂挺身而出说几句愤激的话。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就偏偏遭受暴徒的嫉恨，以至下此毒手？
此次闻一多教授被刺，连他的公子也受了伤，腿部折断，至今躺在医院里。较之暗杀李公朴的手段，更加毒辣，更加卑鄙！在堂堂的昆明市，一而再地演出了这种暴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不知暴徒眼中尚有国法否？把警政机关又看做了什么？
七月十八日
原告成被告
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战犯土肥原、松井，由我国国防部次长秦德纯氏出庭作证。被告辩护人纷纷提出反问，真是问得厉害。
土肥原辩护人问：“日军演习系根据义和团事件议定书之权利，不唯日本，各国均有此权，此事知之乎？”
松井辩护人问：“华北要人如阁下者(指秦)，料不致反对孙文先生之大亚细亚主义？中国青年抗日思想行动，其原因是否由九一八事变前即行排日教育？”
美籍辩护人窝伦问：“驻在中国之外国军队，除战争状态外，得不通知中国机关演习射击。证人承认该部分否？日军之演习既未违反国际法，证人何以谓违反国际法？”
这一连串唇枪舌剑的反问，使得秦次长只有自认：“所谓违反国际法或有错误。”
其实问题很简单，倘使远东国际法庭，承认满清以来中国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那么审问日战犯也是多余的。因为日军侵略中国都可以从不平等条约中找到借口，自七七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战，也可能变成不合法的了。这样问下去，结果是原告反而成了被告！
七月二十六日
臧大咬子死得冤枉
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之后毫无下文，这两天报上才透出一点消息。据说此案已成三不管之势。所谓“三不管”者，即：美军不理，政府不管，法院不问也。
这年头，无缘无故死于内战者，成千累万，美军打死一个黄包车夫，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本来无所谓冤枉不冤枉的。
为什么我还要替臧大咬子呼冤呢？就因为据说“美军之驻华系出于我国之请求，远非不平等条约时代，外军非法驻华可得同日而语”云云。
不平等条约时代，外国人打死了中国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自然是有冤无处可诉。现在“远非不平等条约时代”，美军驻华也并非“非法”的了。杀人者死。至少也应该开庭审问凶手，以重法纪。可是万没有料到：在此“平等条约时代”仍旧和“不平等条约时代”一样，可以“同日而语”，美军打死人仍旧白白打死人！青天大老爷呀！你说臧大咬子死得冤不冤？
九月三十日
速惩臧案凶手
臧案发生后，舆论界一致呼吁，要求严惩凶手。可是到现在仍无下文。地院表示无权审理，而美军总部也未发表任何消息。看样子，恐怕要按照中国的惯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
但是中国的人民大众正在注视这件案子。政府当局是否能够保障人民大众的生命财产，臧案就是一个试金石。如果此案有头无尾，不了了之，那么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做一个中国人，就是一桩极其危险的事！
前日晚十一时，笔者行经静安寺路成都路口时，又目睹了一幕美军行凶的丑剧。路人被伤者甚多，美军打完人之后扬长而去，警察在旁只有观望而已。
中国是最讲法纪的国家，照此情形，试问法纪安在？中国是警员最多的国家，照此情形，试问警员的任务安在？别的也不必多说，倘使当局不严促美军总部速惩臧案的凶手，那么不仅臧大家属不平，全中国的人民也将不平！不仅人力车夫三轮车夫担心自己的生命没有保障，全中国的人民也将要人人自危了！
十月七日
丑
九日法院侦查臧大咬子案，证人陈学东讲至半途，通译官许少勇用恫吓的态度对陈学东说：“你当心点，说错了要吃官司的！”
倘使要在这句话底下批一按语，那么我只有模仿金圣叹的办法，大书一“丑”字。
说其丑者，有三个理由：忘掉自己的身份，丑之一也；以奴隶总管自居，丑之二也；含血喷人，丑之三也。
通译官不过是沟通双方言语隔阂的舌人，本没有插嘴置喙的余地，但是这位许少勇，一旦到了中国的法庭，自以为站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就可以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恫吓起自己的同胞来。臧案发生的经过，陈学东是在旁的目睹证人，至于这位许少勇却明明不在场，他根据了什么理由指别人说错了话？纵使证人说错，也只有法官才可以出面阻止。许少勇不但越俎代庖，反而威胁证人要吃官司。拿了主子的一点钱就下作至此，真可以说是无耻之尤了！
将来如果有人要编“丑学大观”，我提议把许少勇这句话，列为其中的头一条！
十月十三日[19]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
1948年末至1949年初《周末专栏》文选[20]
小引
《展望》(原为《国讯》)周刊于抗战胜利后自川迁沪出版，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参加《展望》工作的经过，请参阅《从(展望)到(地下文萃)》一文。这里选出我所撰写的《周末专栏》，仅为一小部分。这类文章属于时事评论，政治性强，和《夕拾》的通俗化文字不同。其中可供今天读者参阅的已经为数不多。所以这里仅选出十二篇，作为当时生活的一点痕迹而已。
作者
勿为牛后
举世瞩目的“东京裁判”，现已告一段落了。恭读了远东法庭所公布的长达一千八百页的“判定书”，实在使人啼笑皆非！战犯的侵华暴行竟被剔除了。南京的杀人比赛也不当做一回事了。最可笑的是替罪魁裕仁洗刷得一干二净，只有被告之一木户部分提到他与裕仁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仅仅到此为止。从这幕“东京裁判”的活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以这种宽大政策，作为增进美日国交的一种工具，原不足奇怪的。
据传南韩的报纸纷纷对此表示不满，一致认为度刑失之过宽，“对法庭的公平性表示怀疑了”(合众汉城十四日电)。此外其他各国政府方面，凡不赞成美国对日本宽大政策的，也都表示了态度。希望这一次我国当局“勿为牛后”，不要再等闲视之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豪门先天下忧
最近豪门纷纷逃难，颇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首先是受到了舆论的指摘，据说北方报纸，甚至以“别矣豪门”为题，小小讽刺了一笔，算是出了一口怨气。不久之前，上海市参议会的参议员甚至也动了公愤，有的主张要他们捐款，有的主张限制他们出国，有的要求当局开除他们的国籍，反映了一般人对豪门的态度。
最妙的是一位先生套了一句古话来形容豪门，说他们是“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
其实豪门的逃难，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只要看看实际的例子就可以明白！老百姓并没有逃，北京的教授学生并没有逃，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而逃者唯独豪门，何以故？岂不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
平津“拆屋”
据最近报载，北平的古迹文物已遭到空前的大劫难：“开辟天坛机场，砍去古树已达四百余株”(《大公报》)，“清华园内落弹九枚”(《大公报》)，“靠城墙外的建筑物已被毁坏，筑成斜坡”(《大美晚报》)。诸如此类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不但使得国人为之惴惴不安，就连外国人主办的《大美晚报》也发出“请傅将军三思”的呼吁，认为“即使不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北平也是全世界的宝藏，不应该就那么胡乱地把它毁掉的”(十二月十八日《大美晚报》)。
较之文物古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平津两地的居民有着更悲惨的命运。据不完全的报道，华北剿总为了修筑工事，在北平城关，“共拆房六千三百五十一间”(《大公报》)，津郊一带也拆了民房不少，“三万八千乡民从此饥寒交迫”(路透社)。除此以外，当局还准备征用民工修筑工事。
华北剿总这一连串的措施，倘一一付诸实现，那么我们真要为平津两城的居民捏一把汗。记得抗战时期，敌人也采用过焚屋拆房的手段。但那是日寇入侵，自然没有话讲。现在作战的双方既然都是中国人，就应顾念一下人民的生命财产。
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
“黾勉从公”与“枵腹从公”
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发生竞兑黄金，挤死七人的惨剧后，到目前为止，兑金问题不知出了多少新闻。举其荦荦大者，最近就有首都各机关员工代表，包括总统府、各院部会、各军警宪机关、学校等七十一个单位，于七日上午十时齐集行政院请愿，要求按上海公教人员存兑黄金办法，照旧有价格每两千元，每人存兑一两。接着政院决议上海集体兑金应即废止，又颁布了“所有公务员应一体黾勉从公，不得聚众请愿”法令。
记得不久之前，上海公教人员集体兑金的办法公布了之后，不知羡煞多少人。有人还劝慰不能拿到黄金的市民说：“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到和尚烫香洞。”意思是叫大家想到公教人员平日的清苦生活。孰料兑金的办法一再修正，结果公教人员除了少数外，仍旧是一场空喜欢。馒头没有吃着，香洞反而多烫了几只。据首都各机关员工代表向端木秘书表示：“自政府存兑金银消息传出后，彼等均将私蓄尽行变卖，以期存兑，不料政府存兑金银办法历次更改，由无限制而改至五两，由五两而改到一两，价格由两千元而改到六千五百元，且不办理集体存兑。彼等因公务缠身，自不能效黄牛党竟日排队，且存兑价格之提高，政府已使彼等陷于倾家荡产之境”云云(一月八日《大公报》)。
首都如此，上海公教人员更加过之，因为他们已经得到集体兑金的保证，都纷纷变卖私蓄，或向亲友告贷，以为一两黄金可以笃定到手，谁料遭到这一记闷棍。自然兑到的也有人在，可是没有兑到的更多。笔者遇到几位当公务员的朋友，真是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了，这几天哭丧着脸诉苦说：“为了兑金，我还背着一屁股的债呢!”“黾勉从公”是可以的，“枵腹从公”如何办得到？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21]
记辛劳
我认识辛劳是在抗战初，那时我刚刚从北平流亡到上海，还是一个读高中的十七岁的青年。我在上海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一九三八年的一个春天，我带着一封介绍信，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家难民收容所去见辛劳，准备请他到平津流亡同学会去谈谈文学创作问题。他在那里负责难民的文教工作。马斯南路是法租界一条幽静的马路，平时车辆不多，在并不宽敞的柏油路边，栽着两排望不见尽头的梧桐，树上布满绿色的嫩叶。收容所是用竹子和木板搭成的简便房屋，虽粗陋但清洁，一切都井然有序。室内有几个青年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其中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看见我，向我走来。我说明来意，他没有做声，只是用一双湿漉漉的鹰眼注视我，要我跟着他走。经过了两三间屋子，他才停下来，还是不做声，盯着我看。直到我把信交给他，说明要找辛劳先生，他才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我要找的就是他。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外貌。他有一张狭长的脸，一头蓬乱的鬈发，穿着一件叫“乌克兰衫”的俄罗斯农民服式的上衣。这身打扮很特别，他给我的头一个印象并不好，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罗曼蒂克气息。他谢绝了演讲的邀请，但为我写了一张便条，要我改请别人。后来我发现他给人的最初印象几乎都是不好的。他不仅口吃，也不善于讲话。他的大舌头发音含混，加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强，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他总喜欢盯着人看，好像要在你身上搜索什么可疑的东西。这种对人逼视的习惯，使人感到不舒服。那时他比我要大八九岁，但我觉得他并不比我成熟。我在收容所一见到他，就感到他在模仿普希金，他的样子也确实有点像。我不知道他的鬈发是天然的，还以为是故意弄成这样子。
在这以后不久，辛劳有时也到平津流亡同学会来坐坐了。他还为我们办的小刊物写一两首小诗，但我们并不欣赏他写的诗。记得他第一次拿来的两首，其中一首题名是《发霉的鼻子》。这首诗仅有七八行。我觉得诗的题目显然是套用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涅克拉索夫这首长诗我读过，我很喜欢他的沉郁风格。其中所描写的那个在森林中踉跄前进迷失在茫茫风雪中的农妇，使我从一个平凡女性身上看到了崇高和伟大。但辛劳的诗显示了什么境界呢？我觉得他的诗缺乏意境也缺乏语言的美。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的一位燕大同学，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常常用小说《毁灭》中的美谛克去嘲笑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也读了不少文艺作品，特别是罗曼·罗兰的作品。他从辛劳交来的另一首诗中挑出“唱出心弦”这样的句子，以不屑的口气批评道：为什么不说“弹出心弦”呢？我对辛劳有较多的了解，并对他写的诗和散文由发生兴趣而喜爱是在这以后的事。辛劳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就带领收容所的一批青年难民到皖南新四军去了。渐渐由那里传来消息说，辛劳去后心情并不舒畅，似乎身体也不好，在咯血了。可是详细的情况究竟怎样，“孤岛”上的朋友谁也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我对当时不少文化人在皖南的遭遇才算有了一些了解。我以为这是基于农民意识的反智主义。其实早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已经有了这种迹象，土地革命时期也出现过“打倒知识分子”的口号。
一九三九年初我随上海慰问团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服务团时，我被安排住在辛劳那个单独院落里。辛劳曾在他后来出版的散文集《古屋》中描写过它。这个院落很小，只有几间屋子。一进院门，左右各有一间，辛劳住一间，另一间是聂绀弩住的。我去的时候，绀弩出差到金华，要过一阵才回来。辛劳不知道我会来，一见到我，显得十分高兴。那时他因咯血，没有做什么工作，一人独处，感到相当孤独。这段日子我和他朝夕相聚，比在上海时熟悉多了。最初我们在谈到文艺问题时，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不过我可以说，当时他对文艺的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我受到由苏联传入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在不少观点上有机械论倾向。我们争论时，都动了感情，两个人全拉长了脸，谁也不理谁。可是这次争论只是成了我们日后友谊的一个曲折的前奏。次日我们又重归于好，一天的乌云消散了。我们在感情上迅速接近起来。辛劳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告诉我，他到了这里后，由于在空暇时读《红楼梦》，遭到了不少嘲笑和批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更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和他一起来的女朋友，发现他到了根据地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显示自己的革命才能，相反在许多方面倒成为被人指摘的目标，而对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她调到另一个地方，几乎完全和他断绝了音讯。一天当我要到她所在的地方去的时候，辛劳要我带一封信给她。我把信设法转给她，但没有得到什么回音，这事就这样徒劳无功地结束了。
我在服务团的那些日子，最使我难忘的是辛劳把他写的长诗《捧血者》拿给我看。这首诗刚完成不久，他经过了反复修改。我还看到修改前的初稿，发现初稿许多地方已大段大段地被砍去了。还有不少段落后来留下来的只有寥寥几行。辛劳把他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这首长诗上。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去做的。他对文学的不顾一切的执著，真是使人感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至今我还记得他为我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景。他的脸因为兴奋而发红，眼睛闪着灼热的光，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发抖，声音在颤抖。……这时你不由得会对他产生好感。后来我读到吴强回忆皖南的文章，他说辛劳为他和聂绀弩等朗诵《捧血者》时，常常被听的人所发出的赞叹打断。我不懂诗，也没有写过一首诗。读了《捧血者》后，我开始读辛劳的诗，我变得很喜欢辛劳的诗了。我被辛劳的诗所感染，领会到了辛劳诗中的真情至性，它的感情波澜和思绪的起伏回荡。但是那时，我还不能用明白的语言说出我的感受，虽然我确实感觉到了它们，自然我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当时看出辛劳诗的真正价值的是绀弩。他们两人在服务团那个小院落里比邻而居的时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辛劳写了一首送别诗，记述两人在小河口离别的情景：辛劳伫立在河边，望着船夫将竹篙插入水中，渡船缓缓地离开了岸。绀弩站在船头，马儿依在身旁。他低着头，没有向岸边看，渡船渐渐远去……这首诗里充满了诗人的深情。从皖南回来后，我读辛劳的诗，越读得多就越觉得他是一个最不会掩饰自己真性情的人。诗人需要这样的性格，但要用同样的态度处世就未免不合时宜了。这使我感到，我刚认识辛劳时对他所产生的不好印象就是由这样的性格引起的。如果他懂一些世故，懂一些人情，情况就可能会两样。但是，他不懂，也许他是懂的，但偏偏不愿照世俗行为去做。
发生在辛劳身上的这类事是很多的。“孤岛”局面结束以前，辛劳曾经从新四军回到上海。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艰苦。一次正当上海的潮汛期，连下了几天暴雨，街道都被积水湮没了。夏天是酷热的，有好几天我因为大水没有出门。突然辛劳走上三楼推门进来了。他向我说，关在家里实在闷不过，所以用手中最后一点钱叫了一辆三轮车，涉水到我家来。他在上海很少和人接触，见到我特别感到高兴。但我觉得他太由着自己的性子了。难道不会等几天再来？他如果坐电车来看我只要几分钱就够了。这天他谈得很兴奋，谈话的内容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说这些日子里常常挨饿。他竟把饿的感觉一一记下来，写了三十来条。后来他还把这稿子给我看过。他在回到上海的时期，全靠投稿拿点稿费过活。这天他对我说稿费用光了，新投的稿子一时还拿不到稿费。他有几天没有吃肉了，很想吃大排，问我有没有钱。那时我用的是家里的钱，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五块钱，他高高兴兴地拿走了。在我们的来往中，这是很平常的事。朋友之间有无相济，谁有谁拿出来，没有的向有的人去要，谁也不把这当回事。但是辛劳对我家里的人也不讲一点礼貌，没有一句客气话，照例一视同仁地用他那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人看，这使他们有些不舒服，就像他最初用这种不礼貌的眼光引起我的不快一样。不过辛劳全不理会这些，仍旧我行我素。
辛劳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也有一两本书出版了。他的才能终于得到了承认，但主要在“孤岛”范围内，而且还只限于“孤岛”文学界狭小的圈子里，社会还是不知道他。当我今天回顾“孤岛”文学的时候，我要说在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朋友中间，辛劳是最有文学才能的。我说的才能是指一种艺术感受，即对大自然、社会世态和人类心灵，往往体会到一般人们所未感受到的，或虽然见到却被忽视的方面。作者在表现这些体会时，自然而然地注入了专属于他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有情趣。在这方面，我认为当时我们中间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匹敌的。辛劳的作品不一定写得深刻，但却是独创性的，总带着性格的烙印。虽然他的诗歌和散文有时也不免留下那个时代的某种模式的痕迹，但在朋友之间我敢说在当时他是唯一能够摆脱教条束缚的人。他在创作的时候不能忍受斫伤个性或违反自己的艺术感受的事发生。一次他写了一首题名《土地》的长诗投给《奔流》文艺丛刊，当时负责编务的是蒋天佐。诗在《奔流》第一辑上发表了。我读了很喜欢这首诗，认为在辛劳的诗歌中也堪称佳作。《奔流》出版后在满涛家里开了一个小规模座谈会。大家谈得正高兴，辛劳出言了，他说蒋天佐修改他的诗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他对此有看法。辛劳突如其来的发言，使空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天佐忙解释说，他很喜欢这首诗，他动手修改是为了使这首诗更好，但天佐的话并不使辛劳满意。过了几天，辛劳来看我，他仍对此事感到不快，他对我说：“我写的是我的家乡和我对家乡的情感、感受。我家乡出葡萄酒，天佐却把它改成了糯米酒，可是我家乡并不出糯米酒怎么办？”当时延安正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大后方也正在进行民族形式问题讨论。辛劳举出天佐所删改的一个例子，已足以说明天佐删改的原则分明是觉得葡萄酒不如糯米酒民族化。当时我是同情辛劳的，在开座谈会时，我还不清楚事情经过，没有为他辩护，别人也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倒是辛劳本人不久以后，在《新文丛》上发表了一篇《树和剪树的工人》(《旅客及其他》中的一节)，作为对此事的回答。这是一篇散文，也是一篇艺术性的批评，深刻、尖锐，却丝毫没有意气用事的意味。虽然他在真理问题上绝不假借，坚持自己的主张，但他也是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意见的。这类争论文章就像他的创作一样，显示了他的气质。这不是可以学到的。我不知天佐看了这篇文字后有什么感想，倘他不把个人的自尊放在文学的真理之上，我相信他对辛劳的批评也会折服，欣然接受。辛劳去皖南后是他创作的旺盛时期，这时期他一直在生病。病的阴影总是和他的作品相伴随。病给他带来痛苦，使他的作品显得病态，但同时也磨炼了他的诗才，使他沉静下去，想得更深，感受得更多、更细。这真是不幸的幸事，我不知道大地究竟是爱才还是忌才？既然赋予这个人以过人的才华，为什么又偏偏要将众多的不幸降在他的头上？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于敌伪之手，从此辛劳再也没有回到上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临去苏北前来向我告别，那次他从我家拿走了一只手提箱，这是邢秉枢(后改名林修德)去苏北的时候放在我处的。解放后邢要我把这只箱子和里面的几件衣服还给他，我已经还不出了。辛劳去世的年月当时就没有人知道。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听淡秋说，大约一胜利，辛劳就从苏北回来，经过韩德勤驻地，被捉去死于狱中了，那时他才三十多岁。辛劳被害的详细经过虽经多方打听，但始终不清楚。他活得寂寞，也死得寂寞。我还记得他在世时，一次从新四军回到上海，我去看他，他正在害病，一个人孤零零躺在床上，面孔消瘦，不住呛咳着，他抬起眼睛望着我说：“今天是我三十岁生日。”这眼光使我至今难忘……现在辛劳的名字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很少有人记得了。他的作品长久没有重印。各种现代文学大系都没有选录他的作品，现代文学史也没有提到过他的事迹，难道他真的将永沉于文学的忘川之中？我希望这本《捧血者及其他》能够唤起人们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22]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十日
(《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23]
《于伶诗钞》序
一九九二年祝贺于伶同志从事文艺工作六十年时，我曾作了如下的发言：于伶同志是我们前辈，就我和他五十多年的友情来说，就他作为我所尊敬的革命者来说，如果我不在这时候说几句表表衷情的话，我会永远感到遗憾的。今天大家怀着深情的发言，一直说不完。这个庆祝会应当命名为“说不尽的于伶同志”。
从三十年代直到解放后，于伶同志始终在上海这个曾经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城市，以坚毅的精神在各种困难和险阻下，领导剧团节节前进。于伶同志在他长期从事革命和文艺活动的生涯中，历经坎坷。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原则的人。他掌握权力时，不以权傲人，不以势压人。挫折时，不灰心丧气，不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对真理的追求。政治气候的风向变化时，他不像某些善变的人那样翻筋斗，左右摇摆。同时他也是一位可以让人向他打开心扉，敢于向他争论说真话的人。坦白说，像这样平易近人的长者是不多的。这本诗集就是于伶同志的激情和人格的写照。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24]
《一笑之余》序
荆中棘《一笑之余》即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荆中棘是束纫秋同志的笔名。
我认识纫秋是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那时我俩还是二十上下的青年。纫秋在党领导下的银联工作。他在《职业生活》这个刊物上发表时论性的短评。他还利用余暇进行文学创作，写出了一篇中篇小说《投机家》，用的是越薪笔名，后来他就常以这笔名发表文章。这个中篇小说描写了孤岛金融界的形形色色。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人们的瞩目。王任叔十分重视这篇小说，特地写了评论加以推荐。当时孤岛上虽然已经有一些文艺杂志和副刊，但有分量的文学作品还十分少见，一位业余作者竟然出人意料地发表了这样一篇作品，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不久，纫秋调到文艺界来了，我和他见面的机会自然也随之日益增多起来，我们一起参加文艺界的座谈会，一起参加文艺通讯活动，一起为我们自办刊物筹钱筹稿。孤岛时期没有维持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占领租界，上海顿时陷入黑暗之中，饥饿、封锁、凌辱、恐怖……抗日活动转入地下，各人只在自己的范围内活动，座谈会取消了，刊物不办了，不是工作需要的来往切断了，犯忌的书籍自行焚毁了。我们必须遵守地下工作的原则，甚至必须牺牲自己的爱好和读书的兴趣。一年、二年、三年……坚忍着、苦熬着。我们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园之苦。在这漫漫长夜中，我们并没有在敌人施加的磨难下失去信心，失去人的尊严和道德理想。我们也仍旧怀着文学创作的强烈渴望。当胜利到来时，长期压力下所积蓄起来的活力，就像岩浆从地下奔突而出。那时他有一个短篇《节日》发表在魏金枝主办的《文坛》上。小说的题目恰恰与胜利机缘相合，被排在杂志的第一篇。但这篇小说并不是胜利的即景，而是写一个青年小职员在胜利前夕的内心世界。他在节日中，满怀喜悦，早上起来打算快快活活地过一天，作为长期机械生活的调剂和补偿，可是时间一点一点流逝了，他始终在大街上盲目地踯躅着，一无所得，一天就这样白白地糟蹋了，他心中最后剩下的只是空虚和惆怅……作者没有用一个强烈的字眼，而是以淡淡的哀愁，去表现在节日中那个普通小职员的心理和悲欢。我很喜欢这篇隽永而深刻的小说，至今还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它不仅是纫秋文学创作中最好的一篇，而且也是胜利初期难得的佳作。可惜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纫秋似乎对美国作家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为服膺。亨利的作品以精练见长。根据我的浅见，纫秋撰写短评时似乎也受到他的某些手法的影响。从这本《一笑之余》即可见到。这些文章短小泼辣，在读者中颇有些反响。前人有以文入诗，今人有以杂感入诗，而纫秋援亨利写小说之法以入文。亨利在写短篇时是取生活线索交叉在一起的焦点，故篇幅往往仅有一二千字，而内涵却极为富饶。这需要眼力，也需要机智。这种才能在短篇小说中还比较容易发挥，但在一篇专讲道理的短评中就比较困难了。我觉得纫秋放弃写小说总是一件憾事。当朋友们希望在《节日》以后，看到纫秋的更多的同类作品，正在翘首以待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纫秋戛然中止，没有再继续写下去了。纫秋以后所写的几乎都是短评。也许这是由于他的工作需要和时间限定只得如此罢，但纫秋现已退下，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优游适会从容命笔了。既然老朋友可以无话不谈，我就利用为本书写序的机会，再次呼吁：希望老束贾余勇，再接再厉，继《节日》之余绪，写出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来。
一九九六年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25]
怀贺绿汀
我是贺老的一个朋友，贺老比我大十六岁。像刚才几位同志讲的，我也是从歌声中认识贺老的。一九三九年，我们在皖南，那时我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常常唱《游击队歌》。后来我们回到了上海，也在孤岛上唱这首歌，很多人觉得非常好听，大家都学着唱。
我是凭个人爱好去认识贺老的音乐的。过去有些人对贺老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学院派，大概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贺老作的歌带有民间风味，他吸取了民间音乐、歌谣。他从学院获得了深厚的修养，在这个基础上，融化了民间成分，这是他的一大特点。贺老的歌唱起来非常清新、非常感人，有一种抒情味道。有些救亡歌曲除了表现激昂的情绪，就没有别的了。贺老的歌，在激昂情绪之外，更能抒发优美的情操。这是贺老歌曲与人不同的地方。
至于讲到他的学院派，当然贺老有很深的造诣，根基很厚。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学术和思想的关系，往往有很不正确的说法，有些人曾批评说：“九十年代，学术出台，思想淡化了”，好像学术跟思想的关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在人们对贺老音乐的评价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假使思想没有学术、不被学术所深化，这种思想就会流为一种肤浅的、类似标语口号的东西；假使学术不由思想来充实，这种学术也就变成苍白无力了。贺老的作品同样体现了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样一个真理。
贺老的为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常说鲁迅是毫无奴颜媚骨的人物，贺老同样也是毫无奴颜媚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一生中，从不因地位的升降浮沉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从真理出发，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是对的，哪怕这个人被千夫所指，他都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为这个人说话，而绝不因为一个人的地位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不是这种人。我觉得贺老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可贵的东西，值得我们敬重的东西。这是与他几十年的交往中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最早认识贺老是解放初，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成立不久，那时他在这所学校任校长，要我去讲讲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今天算起来有四十多年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人格的感召力量。不少知识分子在大风大浪中往往失掉操守，而他却始终如一。
贺老确实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刚才不少人谈到他二十几年的愿望，就是收回附中的那块地方。大概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来了。他对这事，付出大量心血。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他坚持着一定要还。讲道理，讲真理，应该做的就坚持，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障碍，有多大的困难，自己写报告，自己奔走，自己出来讲话，自己写文章等等。这里面可以说没有掺杂一丝一毫个人的东西，他不是为自己争一寸土、一片瓦，而是为了事业，为了真理。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这种敬业精神，为了工作，为了文化事业，他不顾一切地这么干，现在要找这样的人，不说完全没有，至少也十分罕见。上海人爱说“淘糨糊”，他绝不是这种人。在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不畏强御，不怕困难，也不顾自己的个人得失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应该以他为榜样。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把贺老在我心灵中所留下的印象向各位讲一讲，以表哀思。[26]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