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准确论述一国之文明史，可以作为促进其文明进步的手段。这种方法强调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不是去描摹它的细枝末节。它应该比任何一种局部历史书写都更符合历史研究的需要。只要我们仍然将历史的每个部分孤立起来讨论，这历史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牵强虚假的；正如巴克尔所言，任何学科的哲学（可谓之真理者）都不在其中心，而恰恰存在于它与其他学科交叉连接的边缘。一部文明史不仅仅是描述政治和战争的表象，更重要的是进入一个民族内在力量的全部表现去探究。因而它本质上是能动的，不仅使人意识到自身才智的局限，并且暗示某种从外在必然性中获得解脱的可能。它在各方面提出的尖刻问题，都可以为我们的自我判断和创造能力指明一个新方向，并且营造一种更适宜的“思想气候”，有助于确立那些高水平计划和理想的权威地位。一个整体的文明史可以从多方面理解一个特定的“社会戏剧”，更根本的是它本身即是一个文明成熟度的标志。凡是敢于声称自己精神成熟的成年人，比如士兵、政客、赚钱高手、小说家、运动员、殡仪人、新闻记者、丈夫、妻子或父母，哪一个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历史的一个分类而无其他抱负？大地上的尘埃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时，大地表面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以上所有不过是转述沃尔特·佩特那些令人信服的观点：要使艺术、科学、哲学和生活本身开出最瑰丽的花朵，专心致志是必然前提。要开创一个启蒙和奋进的伟大时代，“多才多艺和专心致志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艺术家，思想家和领导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只顾专业而忽视社会潮流，他们便不可能成为天才，获得充分的知识和全面的才能。如果把一个民族的过去简单理解为那些乡野闲聊或都市新闻似的一串插曲，那还怎么培养和激励人们去全面发展呢？他们靠什么去进步和成长呢？依靠那些纯粹哲学的抽象理念吗？依靠比自己优秀的邻居吗？依靠虚无缥缈的古希腊古罗马人的信仰吗？依靠玉米渣、电熨斗还是那些用专业术语表达的“价值”？

一位作家最近在我们的一份评论杂志上提出问题：甚至艺术也必须植根于某种土壤之中，画家是否也应该明辨事理？这和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至少有个艺术团为此进行辩论，颇有成效。所有辩者都承认：临摹范本不可能造就艺术家，也从来没有哪一件临摹作品在实质上超过了创造它们的大师的作品。大家还一致认为：一个白痴可能在用笔和着色上技术巧妙，但是他们绝不可能成为绘画大师。他必须首先懂得“某些东西”，并且还能鉴别出它们。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呢？那就是你必须知道你描绘的人物和素材的特征，你还必须知道你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毫不费力地承认了这些观点。那么结论似乎应该是：一个画家只要懂得欣赏旧艺术，又才华横溢，那么他对他生活和工作的文明世界就应该有深刻的了解，当他清楚地知道这世界前进的动力、主导体系、它的目的以及其可预见的前途，他就能做出更加充分的准备，去完成某种能使文明进一步充实的艺术成就。可是，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呢？稀里糊涂、腾云驾雾可不行。如前所述，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成是其社会组织结构变化的一种基本原则，那它也应该是提高我们鉴赏能力的材料。就如爱默生曾经的想法，他奉劝美国人：所谓完美的人生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抓住历史馈赠给他们的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努力创造自己的命运。

既然艺术家必须懂得这些东西，那么，优雅文学作家和他们的评论家也不例外。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如果不了解“三”这个数以外的东西，他可能刻画出那永恒而完美的三角关系，他的男主角、女主角和反面人物吗？甚至那些坚定的遗传决定天才论的信徒们，也为环境留下一个漏洞；而生物学家则审慎地认为遗传和环境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分开来就毫无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一个小说家梦想成为伟大的作家，或者是被人认可为伟大作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他就不可能忽视他所继承的历史以及他书中人物和情节的历史性。如果他对于自己想要描述的地主贵族、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完全不了解，即使他有再卓越的技巧，他也不可能写出他们的生活、冲突和命运。从司各特作品中抽出封建观念，从狄更斯的作品中去掉维多利亚时代的贫穷景象，从左拉作品中抽掉近代城市的苦难，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呢？或者说，那些剩余的玩意儿还有意义吗？今天的俄罗斯作家还会保守1898年的俄罗斯作家的风格去写作吗？1950年的作家又还会固守我们现在的写作方式吗？如果说不会，那为什么不会？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结论：伴随文明的变化，滋养作家和伦理家的土壤和他们用来创作的素材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以说，一部理想的文明史就是在揭示作家、观众和演员的相互关系，并且帮助作家理解作家，观众理解观众，演员理解演员。因而这历史越深刻，越广泛，越现实，它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贡献就越大。

对此，不妨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艺术家和作家依靠人们的赞助而生活。历史一向如此。那些为法老装饰大门的雕刻家，是按照他们的保护人所有的欲望、兴趣、抱负和权力意识而创作的。近代的作家也必须把市场和文学批评家牢记在心。谁会想到，美国革命女儿会大量购买《埃尔默·甘特里》这种小说呢？因此，谁会真正去追求那种纯粹、高雅和不食人间烟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呢？最伟大的艺术，无论是造型的还是文字的，哪一个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呢？所以，一国的文明史所要展示的正是艺术从过去到现在是如何演变的过程，也许可以为艺术创造出一种新环境，反过来艺术又能促使其所描述的文明获得有意识的新发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史就仅仅局限在它的文化成就——它的艺术和文学，并且可以把它们从有机体中分割出来而不造成实质性损害。有一种传言这样说：作家和艺术家应该鄙视和嘲笑工业和商业，把它们看作非“精神追求”的“物质主义”。然后，为了回敬，实用主义者们就嘲弄艺术家和作家，说为了面子，我们不妨容忍这些可怜的奢侈品（如此接近疯狂的边缘）。但事实上，造型艺术正是以实用手工艺为基础的，而近代商业和工业也没可能在智力和艺术的荒漠中成长起来。社会哲学史里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从来不肯痛快地承认这个事实，近代工商业奠定在西方文明的整个遗产之上——它的宗教戒律、法律和道德准则、发达的手工艺技术以及科学复兴，它的兴趣和抱负。举个例子，要是没有数学和设计学，谁能够经营这样的企业：假设一个精明的资本家在非洲丛林投资建个工厂，比如制造电工器材，然后去附近找合格的劳动力和销售市场，这该是个多么好玩的场面！

工商企业既然是建立在文明的遗产之上，它的管理者就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这种文化程度应当与他们对企业文明史的了解程度成比例，他必须了解这个企业背后所潜藏的文明史。假如完全不了解这份遗产，那他们只会成为无知的经济弃儿。不仅如此。他们还是艺术的顾主，同时本身又是文明的创造者。思想和生活资料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步发展的。

一个典型例证就是火药的发明。乍看起来，火药好像与文明无关——至少同那种狭隘意义上的艺术和思想的文明无关。但是，正如巴克尔所指出的，火药及其伴随而来的机械使得有必要培养新的军事家，同时也使大部分居民都摆脱了战斗的义务，这在以长矛和弓箭为主要战争武器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这样，大部分男子都慢慢摒弃了他们的好战习性；或者说，为了适应平民生活，他们的精力不得不耗费在一般的社会目的和以前忽视的生存技艺上。结果就是：欧洲人的才智得到了解放，不再专门用于战争或神学，而是在中间另外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那些重大的知识部门。”即使再说得过分点，这个观点依然是符合实际的。并且，火药的使用还促成了封建贵族的没落，他们躲在城堡和城墙护卫之中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完全无法跟上时代脚步；同时，具有自身世界观和不断创新能力的现代城市生活也随之兴起了。如果我们承认火药对现代文明的贡献如此多，那么，对于现代企业所掌控的电力可能做出的贡献又如何说呢？再过五个世纪，我们谈论那种新的道德和思想体系的历史时，难道不能追溯到现在的第一部旋转发动机吗？

现代工商业诞生于古典的文化遗产中，而其本身又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因此，如果没有文明，它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而文化本身也不可能进步。有种观念认为：雇主希望纯粹由机器人来照料他们的引擎和机轮，其实毫无根据。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生产体系中，比如那种为显贵生产奢侈品的体系中，资本主义获得了小规模的成功，而工人只是一个齿轮而已。但是，大规模多样化的生产体系，则完全不可能在一个机器人操作的国家里出现；即使取得一时成功，也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人类机器人只需要食物和床。而商品的图案、色彩、样式和款式呢？和机器齿轮毫无关系。因此，如果真的如人们所说，现代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幼稚和愚蠢的文化漠视贩子，那么，他们的制度也是注定要灭亡的。这是文明的内部矛盾造成的。或者像某些人断言的那样，现行制度必将被前方的社会主义所取代，那么，它的机器工业仍然需要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来管理。

此外，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妇女不仅总是被自上而下地卷入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之中，而且作为遗产继承者和艺术科学工作者，她们还与商品市场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商品市场作为现代工业旋转的核心，同时现代工业也从这里影响全部的现代文化。从凯撒的时代起，“坚强”的男人就一直痛斥“那些助长娘们气的东西”，而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这广阔无边的世界上得多无聊啊——就剩下窑洞、兵营和那些简陋的寺院围墙了。不管历史如何，现在的妇女仍然是购买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各种商品的主力军，从这种意义上说，她们也是工商企业和时尚潮流的引导者。最近一份统计报告显示，美国妇女每年按超过三十亿美元的个人收入缴纳所得税；她们接受百分之七十的男子遗产和百分之六十四的妇女遗产。一个统计学家甚至忍不住预言说：如果现在这样的财产转移比率保持不变，到2035年，国家的全部财产都将落入妇女之手。

那么，对于男女平权主义者“文明的进步不会高出其妇女地位”这一论断，又该如何解释呢？不论这一观点对于现在的战争和教会社会是否适用，但对于指向多样化大众消费而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体系而言，它似乎是铁定的。即使不说妇女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她们作为商品买主的权力决定了其在现代文明中的战略性地位。因此，妇女也应该如同思想一样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

对整体的文明史研究可能做出的建设性贡献，就谈到这里。接下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否定作用。这种历史的研究方法是立体而非平面的。要是处理得当，它可以排除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国家是一种有道德的个体，它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出于某种高超的智慧或较低的自负。有人把文明比作一件外衣，任性的男女总是因为无知或自负而穿上，或者随意脱掉它。而上述倾向无疑摧毁了这一论断。它否定那种沙文主义的虚荣和阴谋，并提醒人们提防反叛对才智产生的危害。它把文明看作一种不断成长的有机体，而对那些根据道听途说只言片语所作的平面推测，则是一剂解毒良药。它从不根据新闻描述去支持或反对某种政治抱怨。

但是，对于以上所有的概括论断，我们都必须加上一个前提，即如果设想明智和处理恰当的话。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是不可能通过拼凑法规法令、政治演讲、报道文章、私人书信、回忆录或者外交发言来书写的。在开始时，这样的作者必须接受“历史是继往开来的哲学”，而在选材和阐释时又必须纠缠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命题。这样，犯错误和干蠢事的风险就接踵而来。而另一些人，他们坚持认为生活是不存在有机结构的，而历史只是一连串奇闻异事的拼接。对于他们而言，又该做何选择呢？他们在没有途径的地方寻找途径，或许，仅仅通过他们的错误，也能促进寻找途径的工作。他们并非完全没有作用，至少他们为艺术家提供了某种创作框架。因此，树立某种论点或水平上的基点，经过专业研究者们严格讨论达到一致，这个过程本身就书写了一国的文明史，从而也使整个文明充实起来。

早在1752年，伏尔泰就呼吁学者们作这种文明史的研究，并试图以他的“论帝王治下的法国”作出榜样。这本书的名字《路易十四时代》也实在意味深长。他没有称其为《路易十四的丰功伟绩——他的生平事迹实录》，也没有叫《路易十四：他的喜好》。他在序言中说，他试图描述的“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的特征”。他简略了军事成就的叙述；国内政治大事也不长篇大论；教会问题一笔带过。而新增的主要内容是商业、财政、科学和美术的进步。他在另一部历史著作中解释说：“我想写的历史，不是关于战争的，而是一部社会的历史；我想弄清楚人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他们一般的艺术修养……人类是怎样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但是，不论这一论点和论证如何高妙，那些传统作家们至今不敢接受这一挑战。而当新人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试图应战时，他的失败却比他的卓越成就更加广为人知。于是，每一次失败都使探索者们更加沮丧和气馁。

可是，毋庸置疑，我们宁愿死在一辆开往目的地的快车上，也不愿在一辆围在密栅栏里的货车上等待慢慢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