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英国殖民的奥秘

新大陆的发现、殖民和扩张，仅仅是人类在地球表面漫长探索的一个缩影。信史的幕布刚刚才在人类舞台上升起，那些小径密布的山谷和大道通天的平原已被一群群原始部落、武装匪帮、军队蹂躏过了。现在，他们已经驾着舰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了。从时间的尽头回看，各民族上演的戏剧不过是一部人口迁移和文明变迁的历史而已。他们建立了如此众多而影响深远的帝国，那些巴比伦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比西尼亚人、雅典人、罗马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满洲人的帝国，在宇宙万物的流变中不过是一次集中的停滞，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阶段。

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古希腊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就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他认为他所见到的宇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洪流，一刻不停地奔流着，抛出无数新的形体和生物，然后又按命运的规律把它们吸回到无限的虚无里去——旋转的天体、起伏不定的潮汐、生长的谷物、游荡的牧群、羸弱的人类及其争斗不休得意洋洋建立起来的渺小体系，也对抗不过永恒的力量。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用近代数学的术语来说，那种纯机械主义的朴素哲学仍然引人入胜。但是，一位叫亨利·亚当斯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说，单纯的运动无法说明一切实体的方向和生命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也提醒道，“还有一种与无机物的逻辑（即理解力和被理解者的逻辑）相对立的有机逻辑。也就是一种基于实体本能的梦幻似的逻辑，即与外延逻辑相对立的实质逻辑。”

阿那克西曼德以后，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试图解释历史无穷无尽变化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进化究其本质而言，是绝对精神演变的表象。黑格尔相信，上帝必然是一切事物的绝对主宰、造物主和支撑者，而文明不断变化的时代模式不过是构成宇宙基础的伟大理念——即“按照绝对理性规划世界以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无限力量”的部分反映。在他看来，国家的兴亡更替不过是一场角斗戏，这场戏剧中的每个卒子都有各自的命运，总会有英雄人物按照命运来实现理念的演进。

对黑格尔而言，上帝的方法就是正、反、合——每一个制度、理念和状态都会无限唤起它的对立面和异议；最后，双方的矛盾对立会最终达到中和或和解。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似乎这种变化从过去到未来无穷无尽，但是黑格尔却声称，所有变化过程的最终目标已经在德意志和普鲁士王国完成了：黑格尔发现了上帝经过许多世纪的漫长劳动最终创造的理想状态，并且他自己正身处这一理想状态之中。这种天真的信念并没有妨碍他的伟大假设对近代思想的深刻影响。虽然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努力避免黑格尔的信条，他们主张用事物的基本关系而非庞大的基本原理来进行研究；但神学家和政治家仍然愿意在黑格尔信条中找到强有力的论证。

黑格尔之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重新探讨了帝国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他把这个过程归纳为人类各群体对于地球上生存基地和自然资源分配权的无休无止的斗争。这个理论虽然描述得过于笼统，但并非没有例证。在3000多年里，古代若干民族和帝国统治者的冲突都是为了争夺和占有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因为那里可以满足大量人口的粮食需要，只有这样，奴隶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劳动，整个统治体系也才有可能建立。但是，在这里兴起的每个强大帝国都很快被那些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征服。他们也同样觊觎帝国的土地和其积累的庞大财富。通过掠夺那些辛勤积聚的财富，每个勇士获得自己参战的酬劳。雅典帝国鼎盛时期，超过一千个城邦向它的国库进贡。地中海遍布着赚钱的商业。伯里克利时代的辉煌并不是轻而易举达到的。因为那时的迦太基帝国征服了包括北非、西班牙南部、科西嘉、撒丁岛和西西里一半在内的半个地中海地区。它是个商业国家，它的主要统治思想就是垄断和掠夺、榨取它的领地，通过武力或者贸易尽量搜刮财富。

但是，在罗马的利剑之下，富强的迦太基还是沦陷了。当它们在西西里岛对峙时，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暴利的渴望使得罗马议会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我们可以引证波利比乌斯的权威意见：“军人对人民说，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正是这种强烈的掠夺欲望，促使共和国的军队越过意大利的边界，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外侵略，并最终扩张到了阿拉伯的沙漠和苏格兰的积雪地带。一位近代殖民地总督寇松勋爵曾为此辩护道，他们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寻找“足以进行防御的边界。”——这恐怕是任何一位大将军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未找到过的东西。即使如此，这位勋爵还是不得不承认：罗马人征服一片广大地区后，“完全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待各个行省。刚被派到叙利亚省上任时，瓦鲁斯还是个穷光蛋，而两年之后他就聚敛了百万家财。

罗马人掠夺的领土超过它的守卫能力时，日耳曼蛮族很快就抢占了它那些美丽的城市和肥沃的田野。从此，地中海的文明被流动不居的条顿人摆布了两百年之久。最后，罗马的行省被洗劫一空；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封建军阀们又运用他们的才干互相掠夺庄园和城镇。只有联合对抗那些可能使他们同归于尽的穆斯林时，才会稍息干戈。经过这样漫长的斗争，最后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五个国家。它们国富兵强，足够去从事更大的事业。这时，它们的竞争扩展到了大西洋和整个世界，这足以耗费它们用不完的精力。很多年以后，伦敦商人带着感激无比的心情在赫赫有名的帝国主义先驱威廉·皮特墓前立碑刻传时，商业又同战争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繁荣。

正是这些物质财富的巨大诱惑，才驱使一代又一代冒险家登上了他们的危险旅程——1492年哥伦布横渡了大西洋；6年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这些冒险活动只不过是绵延千年的财富掠夺过程中的一些新插曲而已。罗马人早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就同富裕的东方有巨额贸易。他们在东方市场上为“不朽之城”的时髦商店大肆搜罗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而为了支付这些奢侈品，他们的金币、银币源源不断地倾泻出来。严肃的罗马卫道士们，那个时代的清教徒，到处奔走，大声疾呼，谴责那些轻浮的少女和高傲的太太，她们不惜一切代价，倾囊购买从世界各地运来的华衣锦服，各种饰物，香料……但是谴责毫无效果。罗马灭亡后，条顿的征服者们也以同样的眼光凝视着那些来自东方的掠夺品，和罗马圣城迷乱的少妇们别无二致。以至于整个中世纪，东方的奢侈品贸易都在不断增长。那些穆斯林商人和意大利商人，通过在印度市场和马德里、里斯本、巴黎、布鲁日和伦敦各商店之间充当经纪人而大发横财。如果说这种陆上旅程风险很大，那它们得到的盈利也同样是无比巨大的。

因此，欧洲商人们愈加渴望通过直接贸易去扩大利润。正是这种强烈欲望的支配，首先驱使意大利人，随后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断地航向浩瀚的大西洋，试图找到一条还未开辟的远东航路。虽然，西班牙伊萨贝拉女王答应哥伦布的再三恳求时，曾在契约上规定，异教徒必须皈依为忠诚的天主教徒；虽然天主教传教士也是对未知土地进行经济介入的开路先锋；但是，根本来说，那些探险家——踏遍亚洲、美洲和非洲的探险队所梦寐以求的，只是掠夺财富和巨额的商业利润。西班牙对美洲和非洲的探险、征服、奴役和掠夺，也只不过是效仿其文明之母罗马而已。

英国人也试图效仿西班牙的方法去掠夺财富。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就曾环游世界，沿途烧杀抢掠，肆无忌惮地洗劫所有财宝。想必那些曾经在罗马街头掳掠的野蛮哥特人也会垂涎不止吧。约翰·史密斯船长曾经奉命前往弗吉尼亚搜寻黄金，并且探明去南海的路线。听说那里有着数不尽的财宝等待着新海盗。但是，最终印第安土著居民顽强勇猛的精神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尝试过，但是失败了。最初移民美洲的清教徒多半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逃亡，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独立远航至美洲，而必须依赖那些为此冒险活动提供贷款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报酬和利润。

但是，人类的迁徙史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商业、利润、征服和掠夺这些行为的，至少不全是。流浪者不会仅仅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就深入远方去贸易，建立一个好国家也不是他们背井离乡的唯一梦想。事实上，曾经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希腊殖民地，大多是在贸易站上兴建的，或许是为了安置国内过多的人口，但更多的却是因为惧怕国内动乱和当权者的野心。希腊人统治那里，并非单纯是掠夺。他们带去了自己的种族，推行祖国的文化，甚至，他们还因此而改进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正是在这些殖民地上，诞生了古希腊最伟大的两位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以及他们的学派；同样是在这些远离雅典的殖民废墟上，今天我们发现了极为宝贵的古代城邦遗迹——这是忠实再现古希腊文化的无声证据。

甚至日耳曼人侵扰罗马帝国，其原因也不是简单的经济目的。有些史学家认为这归因于人口过剩。但历史记载却无法证明这一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外来入侵者的压迫，日耳曼人的自相残杀，争夺食物和女人的无数次部落战争，罗马优越生活的诱惑。入侵罗马的最后阶段，日耳曼人学会了有组织的作战和行军，他们每征服一地就要定居下来统治那些臣民。开始时，对西班牙人而言，移居国外只是一种掠夺行为的延伸；后来，他们却把伊比利亚半岛的文明带到了整个地球，最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拉丁帝国。而那些不惧酷刑和死亡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英勇事迹，也证明他们是制定新世界版图的一支先锋军。

英国人向美洲殖民的动机，也不单纯是商业利益和掠夺征服。当然，政治动机固然有其经济根源，但其本身却是欧洲国家在大西洋沿岸开拓殖民地的直接因素，它把旧王朝的冲突和矛盾转移到了新大陆。那些嫉妒和野心，本来只会在欧洲大陆上燃起战火，此时却蔓延全球，加速了整个世界的掠夺和殖民战争。英国进军弗吉尼亚的行动，首先就是指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挑衅行为，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南北美洲分割给他们了。

虽然可以说，新教传教士对印第安人的布道，抑制教皇势力扩张的活动，也掺杂着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仍然不能忽视英国对外扩张的宗教动机。史密斯船长曾宣布，弗吉尼亚人的第一义务是“向那些不可救药的愚昧的不幸的野蛮的可怜虫布道，给他们基督的洗礼，上帝的福音，把他们从撒旦的魔掌下解救出来”。在英国的殖民活动中，比拯救灵魂还重要的则是各个教派那些普通教徒的劳动，他们为了捍卫信仰，不得不逃入荒原，寻找自己的避难之所。

因此可以说，正是基督信仰鼓舞了传教士们，使他们对那些殖民开拓者抱着强烈的希望和热情，与他们一起按照旧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来改造新大陆。正如穆罕默德的信仰鼓舞了阿拉伯军队，举着新月旗，手执弯刀挺进，势欲征服非伊斯兰教的整个世界。除了宗教动机外，也许我们还必须加上人类的冒险本性、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暴利的奴隶贸易、追求自由的精神、逃脱法律的惩罚以及那些使非常人物不能甘心于旧世界庸俗生活的那种强烈的好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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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人类的广泛迁徙活动中，英国人对美洲的移民在一个基本方面是独特的。西班牙像罗马人进行征服和掠夺，而英国人在环境压迫下却不得不走向另一种扩张模式。他们对黄金的贪婪不亚于西班牙人，但他们最初占领那片土地却不出产这种财宝。他们本来是如此兴奋，去发现和征服一个古老的美洲文明国家——另一个墨西哥或秘鲁；他们在印度所做的早就暴露了他们这种强烈的欲念和野心；可历史却是无情的，他们在新大陆没有交上这种好运。

英国人发现的，不是甘于奴役的土著，也不是成熟到可以掠夺的文明，而是一个到处都还没开发的原始大陆，这里只有一群散乱定居着的不怕死的野蛮部落。同希腊人一样，英国殖民者也将他们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自己的阶级文化输送到这个大陆，试图再现母国的文明。和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殖民征服者不同，英国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后来成了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独立、基本上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这个成就是世界上一个重大的事实。

英国帝国主义发展很晚，而为什么只有它获得了这样的成就呢？可以肯定，这不是因为他们在探险、殖民和战争上有着最高明的本领。绝不是。意大利人才是真正高超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上的探险家。早在英国人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前三百年，意大利水手就已经扬帆远航，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沿着非洲海岸顺流而下，寻找通往东方市场的代替航路了。正是一个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带着一群多国籍水手，打着西班牙的国旗，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正是一个叫瓦斯科·达·伽马的葡萄牙人，打着葡萄牙国旗绕过好望角，造访印度，带回了令整个欧洲激动的珍宝和奇谈。

在英国人敢于远航探险之前，性急的西班牙人已占领了西印度群岛，征服了美洲大片广袤的土地，他们甚至已经扩张到古老的东方。在弗朗西斯·德雷克航行之前半个多世纪，不怕死的葡萄牙人麦哲伦已经在西班牙资助下环航全球——这几乎是世界航海史上最危险的一次。在亨利七世从昏睡的岛国中振作片刻，想要进行远渡大西洋的探险时，也是在意大利人约翰·卡博特的指挥下，绕过拉布拉多海岸的航行，才为英国人取得了北美的合法主权。

英国人在美洲建立第一个成功的据点詹姆斯敦之前三年，法国人已经在安纳波利斯河岸的皇家港建立了永久殖民地。早在英国人穿越印度洋和东方的香料诸岛之前，荷兰人已经登陆过一百个印度港口，甚至已经设立了商业代理处和前哨据点。确实，英国人在这时脑子才慢慢开了窍：既然别国可以带着货物、宗教、文化和刀枪越过海洋，他们自己也能建立一个伟大的殖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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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殖民方式之所以成功，是由环境和政策诸多因素造成的。他们身处岛国，就不必再花军费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他们只需要把钱用于扩充海军即可。他们的海军战舰不仅可以远航各大洋，占领远方的领地，也可以捍卫本国领土。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政治家就发现了英国成为海上强国的征兆。他们没有像艾尔弗雷德·马汉上校那样经过长期实践工作，制定出一个宏伟计划和一套严密的理论。他们发现，只有掌握制海权的君主才能永久保有他们的海外殖民地。

根据这种认识，他们奠定了英国海军的基础。1588年，这支海军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在连续的战斗中战胜了荷兰人，在二百年的英法战争中取胜，并最后击败德国人夺取了永久制海权。正是依靠这种海上霸权，英国才能为他的商业和殖民帝国攫取最大限度的扩张空间。

此外，大陆各国之间的敌对和疑忌也有助于英国的帝国主义崛起。经过与海峡对岸各国的长期斗争，英国人发展出了一套“保持均势”的灵活策略，既保证了本土安全，同时也保住了其在美、亚、非洲的稳定统治。他们的政治手腕实在令那些欧洲老狐狸们吃惊，教唆荷兰人反对法国人，法国人反对荷兰人，挑唆法国人反对普鲁士人，普鲁士人反对法国人。

欧洲各国本来可以单独或联盟在海上对付英国，可是却被这种手段弄得筋疲力尽，怒气冲天，而又却力不从心。英国联合荷兰人埋葬了路易十四成千上万的精兵，而本来法国可以以此在加拿大建立一个牢固的法国殖民地。本来可以争夺印度的法国军队，却在欧洲大陆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突袭而溃败。

除开欧洲大陆的敌对和内讧外，大陆本体的政治情势也有利于英国的殖民扩张。17世纪，整个东欧还沉睡于封闭的古老习俗之中，忙于与商业和领土扩张很少关系或根本无关的地缘冲突。中欧也同样陷于混乱。德意志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封建联邦，而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才刚刚崭露头角。意大利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仅仅是个“地理名词”，只是一个有许多好战公国和城邦组成的散乱集合。

而且，因为种种原因，大西洋各大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和英国一争雌雄。荷兰人的热情和胆量也主要集中于贸易，他们在哈德逊河流域建立的新荷兰也很快为英国海军所占领。法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好几倍，尽管有很多探险家、好商人和精明的商业代理人，他们的君主却把国家财力浪费在欧洲战场上，醉心于增加新侯国或者扩大家族势力。法兰西人的金钱和精力，本来可以使新法兰西成为现实而不是幻梦，现在却活活在战争中耗费殆尽，既没有使法国荣耀，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不仅如此，当法国国王于1685年宣布驱逐新教徒时，他甚至不肯在美洲领地上给他们一个避难所。

西班牙的勇士把它们的旗帜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们的传教士也勇敢无畏，但它却还是一个封建和教权国家，而不是商业和工业国家；农民还像农奴一样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迁徙，甚至不能用犁和锄耕种他们用刀剑抢夺来的土地。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才刚刚兴起，西班牙帝国貌似强大，实际却已经因为政治无能和财政凋敝而走向衰败。他的邻国葡萄牙虽然强大到足以攫取巴西，但却远远不足抗衡英国的海上霸权。正是旧大陆的衰败局势，为英国殖民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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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越过大西洋建立殖民地，除了控制海上霸权，巧妙利用均势的政治手腕和邻邦的弱点外，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这种殖民事业主要是民间性质的。首先要有钱来装备探险队，资助居民点的扩张。其次还需要行政上强有力的领导和商业企业的创业精神。最初阶段，殖民地必须靠农业来维持，这也同样需要善于管理农业经济的经营者。各种各样的农业部门，也必须依靠强壮的劳动力。这些人除了要有能力，还必须有耐心从事这些在田间、商店和家庭的卑微工作，这些能给社会带来繁荣和力量的工作——垦荒、纺羊毛、耕地、播种、收割、入仓以及其他维持生活的工作。

不仅如此，如果欧洲人要保持自己的种族血统，而不愿意像大部分被西班牙殖民的拉美地区那样，与印第安人和黑人融合，殖民地事业就必须要有各阶级妇女的参与，没有她们的帮助和才干，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最后，它既然是一种商业部门，如果没有权威和自治的双重管理也不会繁荣。权威保证秩序和合作；自治则意味着应付陌生环境和突发情况所必需的个人自主性。

17世纪初，只有英国符合这项事业所必需的所有条件。在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缓慢转变的道路上，在工业革命和战争中，英国人民远远走在他们的大陆邻居前面。具体地说，这种转变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封建贵族和军人阶级——这些靠田产生活并且认为战争是人类最高天职的寄生阶级——已被推翻，或者说受到压制而慢慢衰落。

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那些靠田产生活，垄断各种特权的教士也没落了。同这种社会变革相关的另一面是，那些自由农民和小农从他们领主的控制下解放了，这不仅使男人同时也使妇女变成了独立的个人。农业也产生新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最后，经过旧制度的解体，英国兴起了一个新的阶级，一个由商人、经纪人和资本家，城镇或“市镇”（bourg）居民组成的阶级。甚至找不到一个更全面和正确的名词，“资产阶级”（bourgeois）就直接从“市镇”这个词里派生出来了，作为近代文明的标志。

随着封建贵族和教士特权的没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改革。因为新兴商业企业的管理需要，专制君主不可能再随意征税、监禁和折磨人民而不负责任了。经济的正规化要求政治的正规化，即要以会计工作的准则使君主政体标准化；因此宪法得以发展——对那些能够保持政治自治的阶级而言，就是政治自治的发展。商业企业都是世俗的，它们可不会关心交易人有什么神学见解，他们只需要了解对方的品质和信用；自然而然，宗教上不容异端的偏见也不流行了，继之而起的就是调和的实用精神。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试图理解为什么英国可以较早地从封建和教士文化过渡到平民和资产阶级文化。北欧学派喜欢把它归因于条顿民族追求自由和自治的特殊文化精神。其中一位最雄辩的主张者就是约翰·理查德·格林，他把民族自豪感和宣传福音的热情结合起来，宣称他从那种未开化的野蛮部落在德意志森林举行的地方公共会议（一种甚至比俄罗斯农民会议更无知的集会）看到了平民自由的根源，也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他大声宣布，这就像是一条大河的源头。

条顿学派的解释，曾一度风靡，但近年来已遭到严厉驳斥；法国人不出我们所料，首先发难，他们力求用渊博的知识来证明：英格兰人的主体根本不是条顿族，而是凯尔特族，他们最初遭罗马人、后来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后被诺曼底人征服。

他们告诉我们，英国的制度不是日耳曼文化的，而是原始的凯尔特文化、古罗马文化以及野蛮的北欧文化、高卢-诺曼底文化的混合产物。这些怀疑主义批评家质问道：如果条顿人有这种发展议会政治、陪审制度的倾向，追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倾向，有发展自由的小农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倾向，那为什么条顿人的老家德意志反而最晚才产生这些文明因素呢？问题没有解答，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的大论战仍然在继续。

但是，那些潜心研究者的冷静见解，却不同于任何一个沉迷争论的人。近代学者往往更注重比固有的民族性更为明确的因素，比如英国较早地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英吉利海峡为英国提供的岛国地理特性。严厉的征服者威廉和他那些强力的继承者能够控制教会和世俗两部分封建贵族，后来又统一了那些冲突不断的王国、侯国和公爵领地，规定使用同一法律、同一行政系统和同一语言系统。对于这个成长中的民族国家而言，幸运的是，约翰国王的继承人击败了那些试图破坏王权的贵族阶级，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特权企图把大宪章里的无政府主义约束也强加于王权，他们自己对宪章里的大多数禁止条例却堂而皇之的不理不睬。

与此文明发展密切相关的就是有“银带”之称的英吉利海峡，正是它分隔了那片混乱的大陆和野心勃勃的好战邻邦，从而保护英国政府和人民免于外国陆军入侵。1066年后，就再没有一个外国侵略者踏上过英国国土；1485年玫瑰战争结束后，封建贵族也不再拼死勾心斗角，避免了全国各行各业陷于瘫痪状态。英王不需要强大的陆军和近卫军队来保卫他的田野和城市，因此，这些力量削减了；随着他们的衰落，他们的统帅及其为他们祷告的教会也逐渐式微。引用拉斯金的形象比喻来说，不可一世的权贵从他们那高高在上的悬崖上摔下来了；现在，资产阶级可以稳坐在他们的钱袋上了；衣衫褴褛的劳动人民也可以自由地去远方寻找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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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阶级的封建贵族彻底崩溃以后，下层阶级又逐渐补充了国王的枢密院和贵族队伍。整个英国社会也朝着工厂和货站的方向前进。亨利八世那个冷酷的世俗顾问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个铁匠的儿子；枢机主教沃尔西则是个商人的儿子，他嗟叹自己侍奉国王比侍奉上帝还忠诚。因为安妮·博林问题，强硬的亨利同教皇大吵一架，并没收了寺院的土地。这些土地的大部分都分给了出身低级的宠臣。从此，那些古老的贵族阶级更加快速地被新贵的崛起淹没了。

詹姆士一世也同固执的下议院争吵不断，为收敛金钱乏力而深感苦恼。后来，他就在柜台上标出价格，向那些富商和小乡绅兜售官爵，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军人特权阶级的势力。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只有很小部分贵族家庭还能拿出家谱追溯自己的家世了，说他们是那些诺曼底君王军旗周围的贵族和骑士的后人。1642到1649年的七年残酷内战，战场上的死亡和产业没收，几乎让贵族阶级完全毁灭。从这以后，心怀大志的资产阶级就正式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了。

而伴随贵族阶级没落和富商封爵的，正是商业的繁荣和活跃。16世纪那些到英国旅行的大陆人在著作中，几乎一致地表达了他们对英国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匠的富裕、安逸和幸福生活的惊讶和赞叹。“英国的财富实在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意大利述问》的记者这样惊叹说。他非常熟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情况，他继续解释道，伦敦的富裕“不是因为居民都是贵族和绅士；相反的，他们是下层人和手工艺人，来自岛国各地、从佛兰德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汇聚到伦敦的……可是，伦敦的市民却就像威尼斯的绅士在威尼斯受到的一样”仍然受到尊敬。工匠变成了商人；商人购置了乡间庄园；新地主、新乡绅接着过那旧贵族的奢华生活。

总体来说，到处都弥漫着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热情。商人阶层的家庭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房屋层数增加了；房间也加多了；门厅不再用于夜宿了；佣人明显和家庭成员分开了；卧床代替了草席；餐具和家具增多；不再安于原始简朴的生活。

新兴中产阶级所追求的安乐生活全部都是由金钱购买的；封建战争的掠夺结束后，金钱就更加容易通过商业和海外贸易来获取。贸易远征队的领头人获利高达100％到400％，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事实上，早期与印度贸易的航行其净利润竟可以达到1200％。单说1622年，一批在印度以38.6万镑购入的寄售货物，在伦敦卖到了191.5万镑。另外，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海盗掠夺，从战利品方面也增加了和平贸易的收益。这些海盗袭击美洲的西班牙城镇，劫夺从墨西哥和秘鲁开出的、满载金银的西班牙大船，抢掠从东印度群岛开出的、载着价值千万的香料和贵重物品的西班牙商船。金银不断地从新大陆流入欧洲不断上涨的欲望之河。一位德国探险家兼作家洪博尔特估计，这个数字从16世纪初期的每年5.2万镑上升到16世纪末期的每年28万镑；英国的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也从中获得了十足的利益和份额。贸易主义狂潮激励着英国的一切阶层；金钱狂热和经商风气“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部门，影响了几乎每一种感情”。

这都不足为奇。正如拥有土地使从前的贵族获得地位和权势一样，拥有房屋、工厂和商店也使新兴中产阶级获得独立和实力。它使男人有机会获得左右国家大事的要职；也是他们的妻儿获得更加安稳和舒适的生活，同时她们也获得了更多取得财产和从事商业的机会。十七世纪初，到处都弥漫着发财致富的热望和计划，成千上万的冒险事业都和英国殖民扩张密切相关。

因为聚居在城市里，商人阶级也早就养成了资本运作超过自身能力时进行合作的习惯。鉴于从前商业行会的经验，他们也懂得如何利用大股份有限公司或皇家特许的大公司，把他们的积蓄和才智结合起来，进行贸易或建立殖民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他们就组成了英国利凡特公司，夺取了一部分原本由意大利人垄断的东方生意；1587年，最后一艘威尼斯大商船在驶向伦敦的途中，好像为了纪念“亚德里亚女王号”的可怕颠覆一样，在尼德尔斯附近海域一次风暴中沉没了，而这时，英国的资本家已准备好依靠自己的势力从事这种贸易。而另一个，莫斯科公司已把商业活动伸展到了俄国，穿过俄国的河流向南行驶，抵达波斯。第三个则是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创立，而在一百多年前它已在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的航路上派驻了许多商业代理，并在恒河沿岸设立了一些代理处，后来则扩展为英国殖民地的贸易站。

所以，当永久殖民美洲的时机到来时，发财的吸引力已弥漫整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组织公司进行贸易的模式也已完全确立。他们不再需要仰仗皇家国库的微薄津贴去组织划时代远征队了。中产阶级自己就已为组织领导和金钱做好了准备。在为开发弗吉尼亚组建的伦敦公司中，除了伯爵、主教、爵士和绅士外，更多的是普通百姓、成衣商、文具商、鞋铺老板、缝纫商人、食品商、五金商、刃具商、皮革商、马鞍商、靴匠、织布工人、木匠、所有其他重要行业的代表以及两名妇女——凯瑟琳·韦斯特和寡妇米莉森特·拉姆斯登特。这个公司建立第一个成功的英国殖民地，它包含了英国商业活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甚至在布道坛上被大力推销，人们为了宗教、爱国主义和利润争相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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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乡绅和自由农民两个阶级都拥有土地，正是他们为英国开拓殖民地农业提供了能干的领袖。乡绅阶级主要由富有地主组成，他们拥有大量的田产，生活殷实，住在舒适的庄园中；他们还由皇家任命担任地方治安推事，通过乡邻选举担任下议院议员，因而具备了管理农业产业和地方统治的双重职能。克伦威尔、汉普顿、皮姆之流都来自于这一阶级，他们向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发起了挑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旧英格兰的断头台；还有温斯罗普、恩迪科特和伊顿之流，他们在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州首先建立了自治制度。

第二个拥有土地的重要阶级即自由农民，他们是以辛勤劳动和独立精神著称的自由的小农场主。他们有精力、首创精神、个性和财产，懂得怎样耕地、播种、料理庄稼、管理工人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比乡绅更懂得如何管理农业经济，提供了更多人才指导美洲殖民地的发展。

同时，在英国由封建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也解放了大量的自由劳力，他们已经脱离土地，并准备好去美洲开发殖民地。农奴制在欧洲大陆消亡前两百多年，在英国实际上已经绝迹。这是移民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不是奴隶，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买卖；他们附属于土地，随土地转让而转让。土地没有劳动力就没有价值，因此，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事实上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被剥夺掉自由迁移的主动权，正好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

但是到了15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严重不利于农奴制。但这一制度的废除既不像沙皇亚历山大的1861年改革，也不像两年以后林肯在美国所作的激烈行动。它在英国延续了两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英国的农奴先把他们固定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变换成货币地租，然后自己转变为佃农，这才最后斩断了把他们捆绑在土地上的绳索，赢得了自由。但是，自由也意味着危险。因为，既然佃农可以自由离开他们的土地，那么地主如果觉得土地有更加有利可图的利益时，也同样可以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

结果是，随着农奴制的没落，英国整个农村经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贪婪的地主凭借他们的代理人所制定的议会法令，剥夺了农民的权利而将乡村公地据为己有，从而圈占大片土地。16世纪，毛纺业开始高度繁荣，因而饲养羊群变得比种植庄稼更加有利可图。数以千计的地主便赶走了他们的佃农，把田地改成牧场，使兴旺的乡村变成一片荒野。与此同时，原来由农民耕种的寺院田产也大量转移到了世俗地主手中，宏伟的寺院也很快沦为一片废墟。经过上述种种圈地运动，强壮和辛勤的农民尽管养活他们的土地恋恋不舍，也不得不沦为工资劳动者或者乞丐。代替寺院施舍的公共救济事业负担沉重，城市的街道到处充斥着穷人和乞丐。政治经济学家们不禁大声疾呼：“我们该怎样处理过剩的人口？”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拥有这样大批失去土地而又习惯于在田间艰苦劳动的农民。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只是一种随时有可能被驱逐的自由，是如此不可捉摸，这为他们不畏艰险移民新大陆做好了思想准备。

要想在美洲移植欧洲文明，还必须要有妇女的参与。战士能够征服和统治土著居民，但是没有妇女就无法建设和维持殖民地。17世纪的英国，一般妇女都对工业、政治和宗教活动怀有浓烈的兴趣。这其中包含了大量富有才干和经验、技艺娴熟、擅长管理财产和工人的妇女。在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中，很容易找到证据——论述农业和手工业历史的著作、审理犯罪案件的法庭记录、规定劳动者工资的治安法令和官方文件、手工业行会的文件和记录、政府部门的档案，以及私人回忆录等等。

即使是地主家庭的妇女也不是无所事事的。她们不仅仅是大家庭里的家务管家；事实上，这些家庭所经营的多种工厂都是在她们小心监督下运作的。她们的精力从不局限于家庭活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个孙女就是一所制盐场的场主。据说，“她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有时还要去参加亚茅斯举行的集会，是集会上才华最为出众的人物之一。”穆丽尔·利特尔顿是一个判罪的天主教徒的妻子，她请求英王詹姆斯发还她丈夫被没收的产业，并以“非常谨慎和节约的办法”恢复了财富，教育子女，尽到了家长之责。著名清教徒哈钦森上校的妻子哈钦森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说道，她对当时政治争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一次，因为丈夫缺席下院会议，她就亲自在下院走廊里为反对一项法案通过而积极活动。像哈钦森夫人这样阶级的妇女，还经常充当遗嘱执行人；她们和那些申请监护权、专卖权、专利权和其他皇家恩赐的人群一起在法院里拥挤。

在并不富裕的年代，商人阶层的妇女也还没有沦为沉湎于欢乐和琐事的有闲阶级。相反的，她们通常都是丈夫企业的合伙人，或者成为了寡妇和孤女，独立经营丈夫遗留的产业。这时期的文献中，可以见到她们作为典当商、借贷商、文具商、书商、店主、船主和海陆军制服承包商的大量事实。例如，我们看到：寡妇苏珊娜·安吉尔和她的女儿在1636年曾经向国王申请过火药准卖许可证。那时她们准备将一船火药运上岸，在英国境内或运往荷兰销售。在档案记录里，我们还发现一个金属器具商艾伦诺·伍德沃德，她被控卖东西缺斤少两。还有一个穷织布工的寡妇、贵格会教徒琼·丹特，她做小贩积攒了一笔9000英镑的财产，然后捐给了慈善事业。她风趣地说，“钱是从富人那里赚的，我想留给穷人。”

除了经商，在工业方面，妇女同样毫不逊色，她们还通常把生产和销售结合起来。她们是面包师，又是面包公司的员工；旧曼彻斯特的法院档案中，记录了一个名叫玛莎·里格利的女人，也是因为缺斤少两而被拘禁。她们有时甚至成为肉商；柴郡郡治切斯特一共有23名肉商，其中三名是妇女。也有妇女经营磨坊，出售面粉。在更早的时代，女人还充当酿酒商和小旅馆老板。女酿酒商（brewster）是在酿酒商（brewer）里专指女性。后来国家垄断酿酒业，她们就只能在家庭作坊酿酒了。在许多行业中，妇女劳动都成为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行会制度开始解体后。比如，到17世纪末，毛纺织品占到了英国贸易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而这时女工和男工在毛纺业的比例估计为8：1，最保守估计也是3：1。

丝绸工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妇女掌控，尽管在詹姆斯一世时期它已沦为剥削严重的行业。男人虽然控制了高利润的宽幅布生产行业，但妇女，特别是寡妇，也毫不示弱，不顾流俗地加入了进来。在那个时代，spinster这个词还不是专指无法确知年龄的未婚妇女的，而是指纺纱工（spinner）里的女性。正如webster是指女性的织布工（webber）一样。事实上，纺织业也确实对妇女很有吸引力，使得她们愿意离开农田和厨房蜂拥而来。丹尼尔·笛福在18世纪初就曾埋怨到，“那些乡下姑娘，如果从事纺织业每星期可以挣七到八先令，她们就不再愿意去当女佣每个星期挣十二个便士了。”可见，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富有阶级已经不容易雇佣女仆了。

妇女的农业技能和劳动对殖民地的开拓也非常重要。过去那些论农事的书和治安官所制定的工资等级表让人印象深刻，详细说明了妇女在田间如何辛苦劳动——锄草、赶车、收藏干草、放牧牛羊，但是得到的工资却非常之少。在妇女要求同工同酬之前，她们的工资都肯定会少于男人。剪羊毛和摘豆角，妇女一天最多得6便士，而男子却可以拿到8便士。“负责酿酒、烤面包、烹饪、挤奶或制麦芽糖”的女佣享有特别待遇。但是那些帮着盖草屋的女人就得不到优待。一本论农业经济的书记载过：“拉茅草的女工一天挣3便士；帮助盖草屋一天挣4便士，因为她们还要调灰和搬泥上房顶。”如果有人到过从前的英格兰，他完全有理由说：“男人和女人都像他们的马匹一样艰苦劳动。”所以，美洲的殖民公司和企业主是完全知道妇女在农牧业中的重要性的，他们给有配偶的男子比独身男子的土地要加倍；他们不仅给未婚男子土地，还要给未婚女子土地。事实上，家庭迁移多半都决定于家庭会议；一旦决定，妇女就会不辞艰苦，分担起自己的全部责任。

6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标志着封建制度的解体，同时也带来了宗教和政治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都激励了殖民地的扩张。正如中世纪宗教和政治的专制和权威使它的经济生活僵化，封建制度的瓦解也同神学争论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

一个情况是，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抗即带着强烈的经济性。一方面，王公大臣和中产阶级都渴望解除教会的什一税、报酬、法令和裁判，同时他们也想取得巨大的教会产业。亨利八世和教皇的争端以及与罗马教廷的最终决裂，都加剧了这一不可避免的斗争。虽然亨利八世并未在决裂后进行任何宗教意义的改革。而只是在他统治期间，英国教会更受制于王权。主教和大主教都必须由国王委任，没收的教会财产也大部分落入国王及其大臣之手，剩下部分也必须在政府控制下用于宗教活动。

但是，大坝已经决口，亨利就无法阻止“危险的言论”泛滥；不久，就发生了剧烈的宗教风波。亨利之子爱德华第六统治时期，带有人人平等色彩的福音派新教教义被定为国家法律；到了玛丽女王时期，英国又变回天主教信条；最后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议会终于通过法案确定了一个精心组织的有信条有祈祷书的新教教会。

国家法定宗教的变迁和斗争，也助长了民众思想的波动，即使官方总是想尽办法迫使人民尊奉国教。书刊印刷的使用，使得异教文献重新流传，旅行、商业和经济类图书也大量出版，圣经被译成英文，也使得大众更加容易阅读和辩论相关问题。同时，工商业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大大冲击和腐蚀了宗教，所有这些都使得宗教分化，产生了种类繁多的新派别。

右翼势力希望坚持合法的英国国教信仰，更极端的甚至希望恢复已经消失的天主教；而在左翼方面，则是独立派教徒，还有的则主张脱离国教，或者从根本上取消国教。清教徒则站在中间，他们只希望小小修改一下信条和礼拜仪式，以“净化”国教。这些人又分成很多派别，包括浸礼会、贵格会、长老派和其他教派，每一派都宣传自己的福音和走向天国的道路。

英国国王和国教牧师及其信徒们，对这些混乱的教义都感到惊慌失措，试图阻止宗教改革，对各派新教徒都大加迫害。然而，在迫害的过程中，他们倒反而不自觉地加速了殖民地的扩张。这时候，设法去普利茅斯的斯克卢比教徒就“遭四处搜捕和迫害……有些遭逮捕和投进监狱；有些人则被包围了住所，受到昼夜监视……于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远走他乡，离开英国。”

结果，鼓吹国教统治和压迫的人失败了。教派冲突、人心动荡、怀疑主义以及实用理性的转变，终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这对殖民主义发展起到了比压制更大的催化作用。虽然英王和他的顾问们都无比憎恨异教徒，但却没办法像法国国王一样，把他们驱逐到自己的远方领地之外。

英国没有把他的商人和手工业工人放逐去为其他国家发财，而是把这些动摇旧世界生活的混乱信仰全都赶去了美洲殖民地——有来自英伦的天主教派、脱离国教派、清教徒、贵格会、长老会和浸礼会；还有来自大陆的路德派、德国浸礼会派、摩拉维亚派、门诺派、胡格诺派和奥地利新教徒。他们赞许那些德国路德派教徒，他们涌进宾夕法尼亚，征服荒原，生产小麦、玉米、咸肉和木材来交换英国的工业品。他们甚至默许犹太人在殖民地各地到处安居，特别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国内容许信教自由之后。大规模种植园一旦开始运作，他们对帝国的商业的重要意义就不言自明了。再想把它们纳入到同一的宗教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了。而且，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衰落了。

7

在推翻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的过程中，英国商人和地主乡绅取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和公民自由。而与法国和西班牙不同，英国没有放弃源于中世纪的代议政治制度。所以，作为下议院的选举人和议员，作为郡县、市镇和教区的治安推事，商人和乡绅很早就参加了公共事务管理。到17世纪，议会统治权确立，这意味着他们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像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一样，英国革命也带来了暴力、处死国王、社会动乱、没收财产、独裁和叛乱等一系列极端行为，起义者们所倡导的基本思想取得最终胜利。

早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人民就开始不满和抱怨；其继承人詹姆士第一统治时期，代表中小地主和商人利益的下议院大声阐明了自己选民的权利；查理一世不学无术，又顽固不化地推行了十年王权专制，最后终于挑起内战，并于1649年死于断头台。接下来就是超越时代两百多年的民主政治实验，实验不幸因克伦威尔的独裁以及其死后君主复辟而终止。政治上虽然不断反动，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却使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因此，1688年，詹姆士第二力图开历史倒车时，被彻底推翻，议会最高权力也从此永远固定——无论是新贵族控制的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在殖民地和外交问题上一律赞成重商主义。

人们习惯把这次革命称之为“清教徒的”革命，好像它是一次宗教革命似的；但之所以这样说，还主要由那时代的风气所致。当时的思想意识还带着浓厚的神学色彩，人们要想为自己抗拒苛捐杂税找到理论辩护，首先就不得不求教于最熟悉的《旧约》和《新约》。当时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如果我们要推翻君主政体，我们首先必须知道用什么理由来论证事实。”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历史学家却不必为当时革命中的一时策略所限，不敢做出自己的判断。

事实上，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在本质上几乎和下个世纪的法国革命几乎等同：世俗的平民摆脱君主、贵族和教士的奴役，解放了自己。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因为这样，许多人宁愿远走殖民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旅程，也不愿意在国内战争中冒险。

美洲的所有殖民地，除开佐治亚，几乎都是在国内冲突的政府统治下建立的。它们都依赖于一个重商主义的议会支持，最后发展为强有力的独立政治经济体；它们甚至还在1688年“光荣革命”的哲学家约翰·洛克那里，为自己1776年的《独立宣言》找到了世俗理论依据。就这样，英国社会的变革不仅促进了殖民地的开拓，并使帝国走上了重商资本主义道路，最后还为殖民地自己的革命提供了革命话语。

8

英帝国扩张的奥秘就存在于上述所有情况中。总结一下，它有一个强大但是有限的君主政体——最后还受中产阶级支配，而不是像法国那样，受凡尔赛宫那些安逸享乐的大臣支配。西班牙和法国放弃了代议制度，而英国反而保留了下来，它的上议院和下议院成了促进工商业发展最有力的机构。它的教会也因为大量新教派的攻击，不得不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以求得和平。政府经过了两次革命打击，又迫于社会激烈的批评，也不得不放弃新闻审查，这样就为世俗主义的知识革新打开了闸门。

同样地，随着教会和政府的改革，英国的社会结构也迅速进入近代。它的商人阶层与日俱增，它还有一群随时准备冒险的自由农民，大批失去土地随时准备拼命的自由劳动者。总之，在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越来越多地转变成一个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国家，而在新大陆的殖民扩张只是其资本运用和帝国行政的一个分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