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洲13个殖民地的结构基础及其奠定（
帝国的事业和殖民地建设，都需要根据自身的需求找到合适的领导。在帝国最前线，我们曾见过这样一些智勇双全的战士：率领他的骑兵横扫蒙古和中国的成吉思汗；降服了印度千百万人的阿克巴；在蒙特祖玛烈火中鼓舞他的士兵战斗的科尔特斯。我们也在开拓殖民地的先锋队中，发现了既有远见又有商业头脑的管理人才：像英国人巴尔的摩勋爵和佩恩，他们筹募资金，招收佃农，企图凭自己一人之财力建立国家；而像盖茨、温菲尔德和温斯洛普这些人，他们跟他人合伙经营股份公司，超过了任何一个单独个人企业的力量；又如卡福和布雷德福，他们带领一小群清教徒，独立开垦了普利茅斯的硬土。
当然，要使唯利是图的商人愿意投资海外冒险事业，首先必须要有大胆的领袖披荆斩棘，在前开路。倘若我们要在那些最早看到英国特殊使命而又敢于冒险的先驱者中间找一个做例证，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个乡绅的儿子，并曾得到伊丽莎白女王赏赐爵禄的——沃尔特·雷利。
他的性格和早年经历使他非常适合领导开拓殖民事业。他非常着迷于各种探险和发现的传说，对一切含有重大利益的事情都很在意。他还有很多朋友是地位不高的地理学家。那些富有经验的船长，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歇都很尊敬他，他们志趣相投。他曾帮助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统治，还帮助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些都显示了他无比的胆略。他一直思考那些重大的冒险事业与各国的命运；甚至在晚年，他还草拟了一份世界哲学史的宏大计划。他就是英国殖民扩张的第一位建筑师，日夜梦想他的同胞征服美洲荒原。
沃尔特·雷利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在一次探险归途中死于风暴。但他并没因此而动摇信念，据说他当时感叹道，“我们在海上和陆上一样接近天堂。”他打定决心，要在温暖的南方天空下创建第二个英国。起初他很谨慎，私人出资派了一支由阿玛达斯和巴洛带领的探险侦查队；探险队带回报告说，卡罗莱纳海岸有个人间天堂。于是，沃尔特爵士请求女王赞助，取得了酒业专卖权，这些收入可以支持他的实验工作；另外，他还获得了一块美洲土地作为赏赐，这有可能使他变成一个管理大片领地的封建贵族。就这样，他用这些财产又进行了两次尝试，还借助了一些商人的支持，企图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美洲农业殖民地，同时，并不放弃寻找贵金属的可能性。
然而，各种各样的不幸都使他的冒险事业举步维艰，最终他倾家荡产，不得不宣告失败。他梦想中的帝国也将由别人通过其他方式完成。他的船长们要寻求的黄金宝藏，也必须等待其他美洲殖民者披荆斩棘，穿越森林、平原、沙漠和崇山峻岭，跋涉三千英里，费尽艰辛，到达大陆彼端才能找到。雷利的手下们发现的不是贵金属，而是廉价的烟叶和马铃薯；如果他们知道的话，这会是建立一个国家需要的更坚固的基础。这些辛辣的烟叶所产生的价值将和黄金一样稳定，这将成为大种植园最主要的农作物；并且，这些东西产生的财富和悠闲将造就一个新统治阶级，他们将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豪富——像雷利、莱斯特和伯利这些人——的后裔展开激烈争夺，并取得最后胜利。
1
雷利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试验却为后来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教训，他的精神也勾起了同时代人激烈的竞争欲望。他至少证明了一点：在开始阶段，殖民事业不可能依靠任何个人的力量和财力取得胜利。创建一个成功的殖民地必然是一个合作性的事业，它需要极其庞大的资金支持和各行各业的才能，这样才能解决开始时期的困难。在道路开辟以前，这种情况不会得到改变。可以看到，最初的永久性殖民地都是由大型的商业公司创立的。
美洲最初的四个殖民地的创建都是由贸易公司领导的——两个来自英国，第三个是荷兰瓦隆族人赞助的，第四个是瑞典人建立的。1606年特许成立的伦敦公司第一个创立了弗吉尼亚殖民地，起到带头作用；1629年成立的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支援了普利茅斯的创建，并最后按自己的方案建立了新英格兰。1621年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这是后来纽约殖民地的基础，四十年后由英国人完成。瑞典国王也不甘落后，建立了一个私人的西印度公司，并由这个公司在特拉华河岸开辟了一片瑞典殖民地。
从某种意义上，佐治亚也可以说是“公司”殖民地。它的最初发起人是詹姆斯·奥格尔索普，他宣扬说这是一项慈善事业，即为穷困的债务人建立一个避难所。但是，这个计划的实现却得益于1732年乔治第二为此颁布的特许文件。文件要求这个计划的发起人联合组成“一个”统称“美洲佐治亚殖民建设理事会”的“政治单位和法人团体”。在行政和理财方式上，佐治亚殖民地理事会和一般的贸易公司并无实质区别。因此，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公司，建立了第一批成功的殖民地，并且为这些殖民地在宗教、政治和经济上造就了最初的国家形式。
由此可见，这些从事殖民事业的商业公司的实质还是一种自治政府，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追求利润，还是源于经营商业和宗教宣传这样的混合诱因。只要特许令没到期，它们就可以一直经营下去；它的成员可能死亡，但是可以选举新的继任人，使它继续维持下去。像国家一样，它也有法规，即由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这个凭据就是约束选民和官员的最高法律。像国家一样，它也有自己的“领地”——它的面积通常大于二十个公国的封地。它本身就是个小型民主国家；它的股东准许新成员享有选举权，他们还推选自己的官员，制定各种地方法规。它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多数职能：自己制定税款、罚款和损害赔偿数额，铸造货币，管理贸易，处理公司财产，征收捐税，管理财政和治理防务。这样，可以看到，后来美国州政府的所有重要职能，都已在这些商业公司中成型了。
此外，英国政府的得力帮手教会，也是这些公司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时，殖民公司确实抱有宗教热诚，但通常都是徒具形式。引用第一张弗吉尼亚特许状上的话，它们一般负有这样的义务，即“向那些还生活在黑暗中，对上帝一无所知的人传播基督教”。这都是为了博得英国上层社会的好感，不管是不是事实，这都是为了显示一种对英国国教的忠诚。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无疑有过这样的指令：公司规定，国教信条是殖民地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章。弗吉尼亚殖民地会议是美洲殖民地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会议通过了如下法案：“全体人民，不论何人，在安息日的上午和下午，都应该参加礼拜和布道会。”
2
詹姆斯第一在1606年就创建了这样的公司机构，正是他颁布了第一张特许状，委任伦敦公司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随后，越来越多的人热心于创建公司，其中包括像费尔南多·戈杰斯和约翰·史密斯这些经验丰富的航海老手，他们曾经亲眼见过美洲；还有像理查德·哈克卢特这种海上冒险事业研究者，他参加过雷利的倒霉实验。而和这些人相联系的则是商人、外贸商、地主乡绅，还有其他很多对美洲知道很少甚至一无所知的人。对他们而言，殖民事业就是一种谋利的投机商业。
虽然那些投资者都坚持向印第安人传布基督教，但也想依靠投资很快获利；殖民地建立不到一年，他们就迫不及待想发大财。他们扬言说假如价值2000镑的货物不能立即运到，他们就要将那些移民当成“放逐者”丢下不管。公司的股东和大多数第一批移民，对于殖民地各项事业所需的管理制度，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事实上，英国社会还充斥着某种“西班牙运气”的幻觉。1605年写的一本歌颂美洲繁华的剧本中就描述了这种景象：“啊呀！朋友，所有都是用纯金做的，他们用的烤肉接油盘；所有都是用大块黄金做的，他们丈量街道用的测链；他们的犯人都带着黄金制的锁链；他们常常在节日外出，到海滩上去捡钻石和红宝石。他们把这些都挂在小孩的外衣上，钉在小孩的帽子上，就像我们给孩子戴橘红色镀金的针饰，穿了孔的银币一样，一点都不稀罕。”
这些荒诞的传说在社会上激发了强烈的贪欲，渴望大发横财的人自然抓住了去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机会。伦敦公司的董事们虽然尽量想挑选那些敬畏上帝又肯辛苦劳动的移民，但是在最终挑选的第一批105名移民中，只有很少的技工和12名普通工人，大约一半的家伙都像“绅士”，有四个登记为木匠的人。不论如何，他们要去的还是渺无人烟的荒原！第二批移民则带去了更多的绅士，还有几名金饰匠——他们嚷嚷说殖民地满地都是黄金——后来，正如约翰·史密斯回忆道：“现在，谁也不和别人交谈，也不抱什么希望，不去工作，脑子里只想着——挖黄金、淘黄金、炼黄金、装黄金、运黄金。”第三次，第四次航行，移民中带来了更多绅士、商贩、士兵和梦想发财的人。最后，史密斯船长终于憋不住了，向公司抱怨说：“你们要是再派人来，我宁愿只要三十个。我要三十个装备齐全的木匠、农民、园林工人、渔民、铁匠、泥瓦匠和伐木工。而不是1000个现在这样的饭桶。”
确实，在早期几批移民中，好像只有史密斯队长一个人意识到了殖民地经济的真实状况。虽然他身上那些迷人的传说现在听起来都不足为信了，比如那个被一位印第安姑娘卡航塔斯营救的故事。他看起来更像是卡萨诺瓦和桑丘·潘沙这种吹牛大王。但他确实敏锐地意识到殖民地斗争的现实了。他写道：“在那边，除非去劳动，否则什么也别想得到。”
根据这个原则，史密斯经常要求移民不怕苦不怕脏；他还规定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使他很多次节约了工时。史密斯本人尽管大言不惭，不得人心，但作战时却非常勇敢；他对制定保卫殖民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实际计划也贡献颇多；正是他领导勘探和开发了弗吉尼亚。有一次，他因火药爆炸受伤而被送回英国治疗，这期间的殖民地几乎因为疾病和饥饿而毁灭。最后还是靠着外来救援，才慢慢恢复起来。公司曾向史密斯索要黄金，他却给了他们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一幅殖民地地图、一张资源分布草图，还有对移民所需素质和技能的实际建议。
在土地政策方面，弗吉尼亚公司不得不考虑移民的不同性质，然后制定合适的土地使用权方案。考虑到快速获利问题，自由劳工的运送和条件，还有一些独立资本家希望自力更生，公司制定了一种团体和个人所有权的混合制度。董事们决定，首先，公司必须保有一块永久土地，由公司出钱雇人耕种。所以，公司决定提供农具和启动所需物资；每个工人都必须做好分配的任务，所有收获都存放于公共仓库，工人按需要得到定额分配，公司则按照资本投入获取利润。
其次，还必须划出一大部分土地，鼓励个人开发，或者叫做“财力冒险活动”。只要付给公司12镑10先令的定额捐助，就可以取得100英亩的土地使用权证；等到第一片土地投入耕种，就可以取得一份同等面积的土地。为了鼓励那些能自付旅费和自己创业的人去殖民地拓殖，公司愿意给这些冒险者每人提供100英亩土地。任何资本家，只要出钱送一名劳工到殖民地，就提供100英亩土地。多送一个就多赠送一份土地——后来减为50亩。这些赠送必须遵守一个规定：每100英亩的土地，每年必须给公司缴纳两先令免役地租。
最后，还必须另划出一大块土地，为弗吉尼亚公司的职员提供收益。在殖民地，这可以使他们维持一定程度的体面生活。此外，公司还经常给予个人大片土地，作为“有功劳”的报酬——所谓“有功劳”，其实是为掩盖大量罪恶的托词。基本上，公司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由中等规模田产组成的殖民地；但是，后继的冒险者越来越多，并且他们发现打个树桩就可以宣布占有大片土地。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在短时间内抢占了沿海大部分土地，然后把它们变成大种植园。那些只有很少土地的移民不得不退到了山麓地带。
在这些方案中，第一种是经过证明最失败的。因为殖民地离公司太远，不容易进行监督和管理。劳动成果都收进公司仓库，工人只能勉强糊口，根本没什么利益，当然也就没人愿意竭尽所能干活。这个方案最后只能造成卑劣的懒惰。1611年，戴尔总督对此作了一些改进：他给每名工人分发了三亩自留土地，他们还有一个月时间去自由耕种自己的地，这期间可以从公司粮仓里领少许口粮。但是这仍然无法挽救这个制度的失败。它没有任何利益可以吸引移民，甚至令人反感；它也缺乏直接和良好的管理监督；到10年后，只剩少数男女工人和童工还在这样劳动。这样，结果已经很清楚了：管理中心设在伦敦的公司，不可能依靠3000里外的代理来管理工人，也不可能依靠那些待遇微薄的佣工去顺利开垦殖民地。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弗吉尼亚的垦殖业就落入了那些土地投机者手里；如前所述，他们通过投资、购买或者赠与取得了大量田产，并且也用各种办法获得了劳动力——自由人、契约工人或者奴隶。
不但是经济，而且在政治上，弗吉尼亚公司的经验对后世也有很大价值。在破产之前，弗吉尼亚公司一直存在一种谬见，他们认为那些在英国有过政治活动的人是可以被殖民地总督驯服管理的。总督则是由伦敦选派委任的，随行带着大批侍从，以公司的名义管理殖民地。在1606、1609、1612年王国颁给公司的三张特许状中，没有一张考虑过让殖民地自己实行任何程度的自治。在和政府的争论中，公司和股东的权利扩大了，但是弗吉尼亚的移民却一直依法受到大西洋彼岸的公司控制。
总督是一个接一个走马上任：排场像东方国王一样的豪华的特拉华，专制蛮横、“非常胜任”的戴尔，掠夺移民又欺骗公司的小暴君阿盖尔，沉迷于种植烟草的绅士耶尔得利，还有怀亚特——在五年任期内，他将殖民地从公司转到了国王手中。他们其中有几位倒是有些能耐，但基本上，他们的任命都是靠关系和阴谋取得的，而不是靠什么自己的行政才干。
史密斯船长风趣地说：“总督太多真是这块土地的灾难；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实在让人不胜其烦；每次宴会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吃完还不管别人死活，趁火打劫。”后来，公司同国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才意识到必须和殖民地人民结成联盟。于是，1619年，殖民地议会成立了；公司许诺，移民可以在当地政府中享有发言权。
伦敦公司想方设法试图保有殖民地时，弗吉尼亚的居民也在总结多灾多难的教训。1607年在詹姆士顿渡过的第一个夏季，对他们而言实在是漫长而痛苦的煎熬——酷热难当的天气，不卫生的饮水和腐坏的食物。许多人病倒了，有的人死了。乔治·珀西长老亲眼目睹了这种惨状，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到了第15日，爱德华·布朗和史提芬·盖尔索普死了。第16日，绅士托马斯·高尔死了。第17日，托马斯·蒙斯利死了。第18天，绅士罗伯特·彭宁顿和约翰·马丁死了。”人很容易就死了，到秋季时，已经有一半人死去。
那些从噩梦中幸存下来的移民们开始抱怨，密谋叛变。戴尔总督实行军事管制法，把人吊死、枪毙和分尸。他把一个人用粗针穿透舌头，然后用铁链拴挂在树上，直到死去，但是，不管手段如何残酷，局势仍然无法控制。除了瘟疫和叛乱外，还有饥荒。1609年的“大饥荒”时期，一个近500人的殖民地，六个月只剩下60多个人，还多亏救济船及时赶到这60多名幸存者才得救。除此之外，还有和印第安人的冲突——有个别小冲突，也有像1622年的大屠杀——300名男女和儿童丧生在战争中。战争大大削弱了殖民地队伍，也使得殖民地气氛十分恐怖。据统计，从1606年到1624年期间，公司总共送出了5649个移民，最后只剩下1095人。有些人因为幻想破灭，逃回英国去了；大部分人则死在了弗吉尼亚。
在这20年里，尽管困难重重，殖民地还是逐渐发展起来了，这有赖于劳动力供应扩大和有利作物的逐步培植。在这一时期初期，欧洲家庭生活也已经传了进来这是使英国殖民地与众不同的基本要素。因为有两名白人妇女弗雷斯特太太和她的女仆安妮·布拉斯于1608年乘坐第二艘供应船到了殖民地。
伦敦公司很快意识到，家庭的建立是移民扎根美洲的永久性纽带，于是开始鼓励妇女移居殖民地；1619年，公司自担风险，派送了90名少女去殖民地。她们“年轻、纯洁又讨人喜欢”，并在“她们自愿的情况下”，公司以旅费的代价出售给移民为妻。这项举动有效缓和了男人的骚动，对公司也产生了很多有利因素；于是，每年都有妇女分批运出。不过，有时也很困难，因为要说服英国那些年轻、美貌又受过教育的少女去殖民地碰运气，嫁人，可实在不容易。怎么让她们在那些垦殖民里物色中意的丈夫呢？要知道，那可是一些拥挤在码头上、靠卖烟草挣钱，做梦都想成亲的移民。这个办法虽然简单和粗暴，但却有助于解决殖民地的家庭问题。总督特拉华勋爵有一次说：“这里充满了带着儿女负担的诚实工人。”随着殖民地的生活逐步稳定和繁荣，大批的移民都开始携家带口过来了；于是，三十年过后，弗吉尼亚出现了第一代当地出生的人，他们不会同自己的父辈一样祈祷“上帝，保佑英格兰，我们热爱的祖国”了。
殖民地地主要想繁荣壮大，必须具备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劳动力供应要充足，要有足够的愿意在弗吉尼亚烈日下辛勤耕作的劳工。这个问题更难解决，但在公司结束之前，还是找到了答案。一开始的时候，公司就采用了所谓的“契约佣工”办法，即由公司出资派送劳工，劳工有一定的工作年限。那些梦想发财的冒险家和购买公司土地的殖民地居民很快效仿起来。在这些成年的或青少年劳工中，有不少是被绑票诱骗上船的，另一些则是被放逐的罪犯。数以千计的人都是被匪徒在街头打晕拖走的，那些匪徒把这个当成买卖。在契约工人之外，不久又加上了黑奴：第一批黑奴是1619年由一艘荷兰船运来的。但是，这些黑人的人数半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增多。在这半个世纪里，殖民地劳动力还主要是由英国的白人契约劳工组成。
“讨厌的”烟草的发现对弗吉尼亚的经济生活起了特殊推动作用。这种作物易于大量栽培，并且可以随时换成现金和货物。移民们知道，种庄稼或制造铁器和玻璃用具都赚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转为种植烟草。他们甚至把烟草种到了詹姆士顿的大街上。从烟草收成中，有少数人一年赚了相当于现在7.5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于是，所有的冒险家都因此变得头脑发热了。有一个当事人惊叹道，“栽培烟草成了独一无二的赚钱生意。难怪我听说人都发狂了，不愿意再做其他任何工作了。”
烟草除了带来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也使南部社会的发展道路有了明确方向；它也导致了新的土地分配，即这些土地、特别是沿海地带的土地必须由大庄园主指挥奴隶去耕种，而不是零散的分给新英格兰的小农去耕作。这种做法产生了一系列法律、精神和思想上的影响。就这样，那些在弗吉尼亚适宜的气候下尽情舒展阔叶的烟草，为命运攸关的殖民地经济提供了发展道路。
但是，弗吉尼亚的繁荣并未给公司带来财富和安定，反而是麻烦。随着人口增长，管理就变得困难，公司和伦敦之间的争执也更加激烈。这时，在英国国内，以国王和贵族为代表的封建阶级和新兴的以商人和乡绅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冲突激烈，几年后就演变成了内战和革命。这两种势力都在弗吉尼亚公司里有代表，他们怒目相视，争吵不已，公司事务陷入一片混乱。在公司和下议院占优势的重商主义者，坚决地反对王室和贵族特权，以及一切专横的课税案。
国王詹姆斯首先想废除议会却无能为力，就迁怒于公司，要求司法机关废除公司的贸易特许状。这个案件的结局是早定好了的，因为大法官就是国王委派的近臣。1624年，特许状废除，殖民地成为王室殖民地，直接由国王控制和治理。伦敦公司就这样白白投资了18万英镑，并在王权压制下屈辱收场了。但是，这些情况暂时还没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根本变化。公司派遣的最后一个高级官员为被国王指定的人选继续留任；弗吉尼亚的殖民事务仍由王室总督进行管理，另外国王还指定了一个小型理事会，它和种植园主选举的殖民地议会一起，协助总督。
这就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开端，历史学家常把它与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作对比。好像它是一个由自由思想家们经营的世俗公司一样。事实上，如果只看历史档案的表面含义，你会看见，弗吉尼亚的主要目标“既不是追求财富，也不是要增强帝国力量”，它念念不忘的是上帝的荣耀，以及向黑暗中的人传播福音的宗教理想。甚至在招收移民的广告里，公司也一再表示，它们只欢迎那些有正确信仰和宗教生活的人。“他们做了很详细的规定，以保持他们珍贵的宗教习惯；教堂经过精心设计，并且尽量建造好；每天祈祷的惯例也都得到贯彻。整个殖民工作就好像是个敬上帝的事业。他们还在教堂内募集捐款，打算为亨里克新开拓区的居民和印第安人修建学校。”
不但如此，连土地主选举的弗吉尼亚殖民议会也完全符合公司和国王的宗教信仰。议会规定，各教区的委员都必须对那些“过着渎神和邪恶生活的人、骂人者、醉汉、私通者、诽谤者、长舌妇；所有那些不守秩序和态度不端的人，以及在用问答法对儿童和‘愚民’进行宗教教育时渎职的教师”提出控告，以便审讯。
当然，弗吉尼亚的历史并非处处都在引用《圣经》或者作上帝神迹的见证。但是，这些法规、命令和教令都必然是有意义的；可以说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一样敬神，像普利茅斯一样虔诚。我们不应该忘记：第一批移民美洲的清教徒是同弗吉尼亚公司商定在此地定居的；并且公司领导者也表示了热烈欢迎。无论那些清教徒看起来多么“异常”，但他们却正是公司所渴望的那种工人——强壮而稳重；他们是因为航海意外才来到弗吉尼亚的。
3
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的显著差异就是两地的环境状况不同，而在殖民事业的商业动机上完全是一致的。北方沿海的气候和土壤都不适合开辟种植园，也没有什么可供快速致富的好作物；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移民也不像弗吉尼亚公司招募的，不是乡绅、自耕农，就是有钱有势的准备发财的商人。这里的移民都是清教徒，并且大部分都是小农、劳工和手艺工人。
甚至那些经过荷兰来到科德角的人，也在异乡家园经历了重重磨难。起初，他们是英国脱离国教派教徒，和国教发生冲突因而受到迫害，他们向北海逃亡，并在新地方学习各种糊口的工作。所以，这些清教徒把他们的工农业知识和他们的信仰严格结合起来，习惯了过那种十分严苛的艰苦生活。在荷兰时，他们被荷兰手工业行会排斥，无法从事大多数有利的行业。只能靠每天做十二到十五个小时的苦工来谋生。这部分人中有一个历史学家布雷德福，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写道，并非“标新立异或其他什么轻率心理”，使他们移民到别处去。
他列举了“种种重大的有根据的”使他们迁徙的理由：这些清教徒凭经验发现“这地方艰苦，很少有人会来，愿意定居的就更少。很多来这里想和他们一起生活的人，后来都因为忍受不了他们的艰苦生活和繁重劳动而离开了。”还有其他的理由：孩子也让他们苦恼，因为劳动太繁重和艰苦，那些儿童已经未老先衰了；还有就是与异教徒或无信仰的人交往，也让他们感到堕入魔道的危险。这些在荷兰从事低贱工作的成年男女们，萌发和集聚了移民新地区所需的全部意志和力量。
但是他们却没有远渡重洋的资金，便只好同一伙伦敦商人谈判，以取得移民新大陆所需的土地、船只、物资供应和暂时的生活费用。伦敦公司给了他们定居弗吉尼亚的许可；经过多次讲价，他们又和一些愿意投资的商人达成协议，共同组建了一个移民和资本家联合管理的股份公司。每个16岁以上的移民都自动成为股东，取得价值为10镑的股份；两个10～16岁的孩子也可以合看作一股的价值。移民本来还可以购买额外的股份。剩下的资本则由一些伦敦商人投资者提供。同时，移民也和投资者之间达成了一份协议：即全体移民必须工作七年，把产品放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库中领取自己的生活资料。七年期满时可以结算，解除契约关系。
苛刻的协议达成后，这队清教徒就在1620年夏，乘坐“胜利”号从荷兰德尔福特港出发远航；与他们同时出发的是另一批人，在英格兰南安普顿港乘坐“五月花”号出发。很快，他们发现“胜利”号不适宜远航，便转回了港口，其中一些人放弃了航行，另一些则挤上了“五月花”号。最后，“大家紧紧地挤在一条船上”，在九月间，离开了普利茅斯港。
他们的三桅小帆船经受了多次逆风和风暴，几乎每根木头都在发抖。在亲眼看到了“许多上天保佑的神迹”后，在11月6日，他们看到了弗吉尼亚以北很远地方的陆地。他们急切的寻找海岸登陆，经过很多天，终于在12月21日成功上岸。他们就把上岸的地方叫做普利茅斯。
离船之前，移民中41位成年男子——移民“祖辈”，多数年龄在四十以下——通过庄严的契约，组成了一个政治团体。他们一直同意，要为共同利益而制定和遵守法律，并推选了约翰·卡福——“一位虔诚而服众的人”——为总督，任期一年。他们将一起勇敢地面对“这贫穷而可怕的新世界”。但是不久，新英格兰的冬天就来了；到第二年夏天，“一百个人里活下来的不足50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排除重重困难，伐木建造了木屋；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播种了20英亩玉米；印第安人还在冬季来探望他们，教他们如何利用森林、原野和溪流。
尽管不时也有少量移民前来加入普利茅斯殖民地，但它注定不可能发展成弗吉尼亚那样大。它受到资源的限制；可以成为劳动力的那些脱离国教派教徒也少；当地也不产出烟草，这种作物可以大量倾销伦敦市场。过了七十年，普利茅斯仍然只有七千居民；1691年，王国政府颁布特许状，将普利茅斯并入了马萨诸塞。
所以，在各州历史上，普利茅斯的经历所占篇幅很少；就像穷人的历史记载一样简短。农业只有依靠皮毛贸易，渔业和伐木业。这些行业销往欧洲后只能带回货物。殖民地建立第三年，它那种奖励勤劳惩罚懒惰的共耕制也放弃了；土地被分配到每个家庭。移民们放弃了与伦敦商人签订的旧契约，用现金购买了创始投资人的一切权利。
普利茅斯移民虽然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但他们仍然为维护公共利益而保持了集体管理。私生活的所有事情长者都要过问和检查；打听个人秘密，暗中监视，告密甚至也被无限制地使用；凡是胆敢亵渎上帝、酗酒、怠惰或行为不检，都会很快被严厉惩处。当然，管理并非严苛到不可接受。吸烟是可以的，本地酿造的优等啤酒、“烈酒”也可以随便饮用；甚至不久之后，美酒也可以进口了。几年之内，清教徒的生活条件都大大改善了，他们的房屋比他们故乡的更好，财产也更加丰富。美丽的村庄掩映在榆树丛里，贸易商人也喜欢这种幸运的航程。甚至，很多走运发财的人都开始显摆起来，他们在履历上写着“绅士”成分；他们开始傲视那些没有爵位和荣誉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很少；而且他们也不是按传统方式取得绅士资格。这些只是满足了某种名利欲望罢了，而这个单纯的社会也开始人为的分化。
4
普利茅斯宗教兄弟会的殖民地建立大约十年后，在它的北边，一个新的殖民地注册诞生了。它是由一家1629年取得特许证的大型商业公司——马萨诸塞海湾公司主办的。这两个殖民地事业的对照实在是奇特！在普利茅斯，大部分移民都是低贱的农民、劳工、手工艺人，他们属于一个被认为是非法的宗教团体。对伦敦主教而言，这些人都是可恶的捣蛋鬼，他们“受那些皮匠、裁缝、毡毛匠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渣们控制和唆使”。
而建立海湾殖民地的移民，则来自于英国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不是宗教过激派，他们仅仅需要一点温和改革而非革命。他们本身就是富人，不需要别的商人投资者赞助。他们中很多人在英国拥有庞大地产，有些是富商，有些生于专门职业阶层，还有大学毕业的文化人，而多数人则是来自英国东部的自耕农和佃农。在公司名册上，我们可以看到亨利·罗斯维尔爵士、约翰·杨爵士、理查德·索顿斯托尔爵士、约翰·恩迪科特、约翰·温斯洛普，还有很多地主、乡绅和商人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如前面所讲，这些阶层曾经产生过像克伦威尔、汉普登和皮姆这样的大人物，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壮年时期。
另一点不同是，马萨诸塞公司有一张国王颁发的正式的公司特许状。按照公司惯例，其成员有权扩大成员名额，选举总督和总督助理，制定法规，管理被授予的大片土地，经营管理几乎当地所有的经济事业。总之，它是一家资金充足，在经济、法律和宗教各方面都很强大的商业公司。
虽然它看起来和被解散的弗吉尼亚公司差不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马萨诸塞的公司活动中心、合法的特许状和它的大部分股东，都转移到了美洲。他们不是远在伦敦坐享其成的，他们把公司本身搬到了殖民地，直接参与和指导殖民地建设的每个方面。换句话说，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新大陆的一个事实上的自治政府。
1630年春，以约翰·温斯洛普为首的，一大批清教徒乡绅和自耕农携家带口，还有一大批白人契约工人，随着一只船队驶向新世界。此后的20年，形成了一个大批移民出国的狂潮——这二十年也正是英国内乱和革命时期。海湾公司获得特许状不到一年，查理一世就开始摆脱议会实行专制统治。此后的十一年，他利用王权大肆征税、迫害反对派和强派公债。英国仿佛正在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在王室的横征暴敛下，那些中等地主乡绅、自耕农、商人和手工艺人叫苦不迭；他们也失去了下议院的发言权，在盛怒之下终于燃起了革命热情。他们在克伦威尔和汉普顿好战派的领导下，高举反抗大旗，发动了七年战争，终于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许多人都对国内的胜利和自由感到失望，他们打算去新大陆寻找新权利。他们变卖产业，招募工人和仆从，把资金和精力都带到了美洲。那就是波士顿、查尔斯顿、萨勒姆附近地区突然出现的新殖民地。
这些海湾移民们携带了很多家畜、工具、给养和货物，作为殖民地开拓的初始资本。毫无疑问，他们的领导者希望复制英国的等级社会和制度，只要把可怜的国王和饱食终日的贵族阶级排除就行。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将会把这里和英国建设的一模一样。有许多大庄园，有许多佃农和雇农在庄园里耕种；还有一些自己有地的自耕农散落其间；同时，这里也会成为一个按照英国模式管理的国教区，只是要对国教稍作变革，适合移民的情况。有一位清教徒在第一次大规模远航时说：“我们不会像脱离国教派一样说，再见吧，巴比伦！再见吧，罗马！可是，我们要说，再见吧，亲爱的英国！再见吧，英国教会，所有的教友们！”马萨诸塞公司的董事们，有足够的财富，足够的宗教知识，还有等级制的坚定信念；他们还得到了准许自治的特许状，将开始自己伟大的殖民实验。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开始繁荣壮大时，新大陆的宗教和经济形势已经显示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方向。这时候，清教徒已经摆脱英国国教的约束，逐步走向独立；并且很快，各地的小教会都成了一个有自主决定权的教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脱离了原来的轨道，朝着公司理事期望的反向发展。这里不再可能建立大庄园形式的封建农业了。
决定性因素是环境而不是理论：新英格兰的气候和土壤，充裕的土地，稀缺的劳动力，使得任何封建制度都不可能存在。清教徒放弃了这种农业模式，当然，并非因为他们反对奴役劳动或奴隶制。他们拥有白人契约劳工，还试图奴役印第安土著，并且只要有机会有利益就使用黑奴。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这里漫长的冬季，加上砂石田，多样化的作物，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因素，清教徒不得不以自耕农为主广泛散布在新英格兰地区。而那些不愿意接受这种劳苦生活的人，则在大海上找到了出路。他们从事渔业——捕捉鳕鱼和硕大的鲸鱼，以及在海港之间从事贸易，赚取的财富几乎可以和弗吉尼亚的烟草贸易相匹敌；以后，他们的后代将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的后代在会场和战场上展开斗争。
这些经济因素也深化了行政管理的方法和观念。总的说来，新英格兰的这些绅士、自耕农和商人的政治经验和弗吉尼亚统治阶级的并无多大区别，但是他们不得不定居在村落里而不是种植园。这就形成了以小镇为中心的政治生活单位。另外一点是，马萨诸塞教会成员外的居民在开始60年没有选举权，这使得乡村教会和政府成了同一机构。这些独立教会会众的民主倾向，以讨论的形式发展了行政管理制度。
随着小镇数量增加，海湾公司的会议就不方便在同一地点举行了。于是，到1634年，他们采用了一种以村庄区划为基础的代议制。从此，每个镇先通过公开辩论会，选出1-2名代表，再去参加州议会讨论。不久，每个乡村都有了自己的政治家，他们的职责就是代表村庄民众去参加相关的神学和政治讨论，这样整个法人团体就能听到各村各区的声音。
5
马萨诸塞土地贫瘠，生活艰苦，教规也严厉，这使得移民不断向外迁徙。最后建成了罗德岛、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三个殖民地。他们中的第一支是从宗教论战中走出来的，这得归因于两个不妥协的激进分子罗杰·威廉斯和安妮·哈钦森。威廉斯毕业于剑桥大学，1631年，为了逃避查理一世及其奴仆劳德大主教的专制统治，他来到美洲避难。他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和行为理论，这对于如同老英格兰的马萨诸塞来说，实在是一场骚乱。他根据原则而不是利益宣传宗教自由，是一位宗教改革的先驱人物。
威廉斯的信条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是，“因为信仰而受迫害，十分明显和可悲地违背了基督教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去做礼拜，或维护一种礼拜仪式。”它的第三个原则是，政教应该分离。如果选举民政官员仅限于教会成员，那就好像选择舵手和医生，不看专长而看信仰。最后，他认为，民政官员的“权力仅限于人们的身体和财物”，不能干涉人们的信仰。这样，产生清教主义的理由也产生了这种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宗教的基本原则，即否定普遍国教。
温斯洛普对此感到茫然无措，他更害怕那个“像罗杰斯一样或比他更坏的”安妮·哈钦森。她比罗杰斯晚三年到美洲。哈钦森夫人富有勇气，品格高尚，出身名门，具有真正的办事能力。她否定总督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连总督也不得不承认，她实在大胆机智。从教条主义看来，她带来了两种危险的错误思想。她赞成信仰基督可以赎罪的教旨，并且宣称，圣灵存在于每个信徒心中。她还从根本上抨击清教主义，认为个人有权判断宗教问题，反对牧师制度和地方行政官员的干涉。这些东西，即使是个男人说出来，马萨诸塞当局已经不能容忍了，更何况这个女人，一个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人。很快就有结果了，像威廉斯和哈钦森这样的人在马萨诸塞是不容存身的。他们不会比其他异端更幸运，最后终于被永久驱逐出境。
威廉斯在森林中忍饥挨冻，费尽千辛万苦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冬天。后来，他召集到五个同伴，于1636年在纳拉甘西特湾一个海角创立了普罗维斯顿殖民地。两年后，哈钦森夫人也在朴茨茅斯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此过程中，有很多分裂出来的教派成员加入。其中大多数都是农民或工人，他们无法忍受马萨诸塞的严苛统治。
很快，在离海湾不远的罗德岛，也建立了殖民地。这是一个许多小镇组成的联盟。1663年，查理第二授予其皇家特许状。但是，冒险的先驱者们并不甘于森林和岩石山对他们的限制，他们亲手制造船只，再次驶入大海。其中许多人利用西印度的糖浆酿成朗姆酒，然后换成奴隶，运到南方大种植园，从中发财致富。美洲革命前夕，戈福诺公司就说，“酒厂是殖民地贸易赖以存在的关键因素。”
马萨诸塞第二个分支康涅狄格殖民地建立过程中，宗教纷争也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马萨诸塞海湾周围的土地已被先来者占据殆尽，冒险家们就不得不寻找更好的土地；后来，他们听说了很远的康涅狄格河流域，那里土地很好。他们便出发去勘探那里，如果好就占领。在1635～1636年冬天，一个先遣队携带家用，赶着牲畜，经陆路穿过森林，到了新迦南。在这个流域，他们建立了三个小镇：哈特福德、温莎和威瑟斯菲尔德。在“雷神之子”托马斯·胡克的指导下，他们仿照了原殖民地的宗教政策，又在勇敢的约翰·梅森率领下消灭了邻近的印第安部落。他们天生俱备或学会了公共事务管理才能。1639年，他们制定了一份基本规章。人们把它称为“历史上第一部据此建立政府的成文宪法”。
大约同时，其他清教徒也在纽黑文和沿海湾地带建立了一些小居民点，领导者是伦敦富商西奥菲乐斯和牧师约翰·达文波特。这些自治小镇，后来就根据所谓“基本法规”的成文法联在一起。“基本法规”是以《圣经》为基础制定的，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理想准则。1662年，经王室特许，这两个小自治体合并为一个殖民地，组成了“一个名叫美洲新英格兰英国康涅狄格殖民地戈福诺公司的名实相符的法人团体和政治实体”。
另一个从马萨诸塞分裂的、在梅丽马克河对岸建立的殖民地，也逐渐繁荣壮大；1679年，它从马萨诸塞州脱离，成了王室新罕布什尔殖民地。
6
英国有很多政治家都很密切地关注着美洲殖民试验，其中有一位约克郡的天主教绅士，谨慎而精明的乔治·卡尔弗特爵士。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和殷勤表现，被提升为国王的近臣高官。他也是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后来，他遭另一个宠臣陷害，被逐出朝廷；那时，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已成为贵族，被封为巴尔的摩勋爵，拥有大笔金钱，足以去新世界从事冒险事业。他先在纽芬兰试验，没有成功；然后他去巡视了弗吉尼亚。因为喜欢该地的温和气候，他设法从查理一世那里要了弗吉尼亚附近大片封地，命名为马里兰，以此表示对国王的法籍王后昂列塔·玛利亚的敬意。
特许状的条款是，巴尔的摩勋爵以及其继承人或受让人是这块土地的“合法和绝对的领主和业主”，条件是每年向国王上缴两个印第安人的箭镞，以及在殖民地发现的金银矿产的五分之一。同样地，封地领主也是武装部队总队长、教会最高领导和一切民政宗教事务的管理者。除了永久土地保有权，他还可以将采邑赐给他的家臣，从而在新大陆建立一种中世纪封建制度。但是，这些权力必须受到一种制约，即法律的制定必须获得自由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但是，这份文件获得国王签署前，第一位巴尔的摩勋爵便过世了。随后，这张盖了印戳的羊皮文书，在1632年6月转给了它的继承人塞西利厄斯·卡尔弗特。
巴尔的摩家族一直把殖民地看作一项经济事业；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入。小巴尔的摩在开始阶段就为各类移民做好了准备，他的条件是，凡是愿意运送五名强壮男子以及给养进入殖民地的绅士，都可以获得1000英亩土地，每次再从海外运送五名就增加1000英亩——这样的每份田产都将作为采邑，拥有一切“如同英国采邑的特权”。其次，自费前来的男女，可获得50英亩或100英亩土地，随同前来的妻儿仆从则给予额外补贴。当然，这些土地每年都必须要向领主缴纳免役赋税。为了加速土地开垦，他们又拟定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佣工契约；不久就采用黑奴制度。因此，马里兰就成了一个半封建制的领地，部分是大地主占有的采邑，由白人契约佣工和佃农奴隶耕种，另一部分则是中等农民阶层耕种和完全所有的小田产。
另外，巴尔的摩勋爵还采用了宗教自由的宽宏政策。颁布特许状的国王就是新教徒，整个国家清教思潮也不断高涨。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不可能建立一个纯粹的天主教社会。而事实上，如果特许状严格解释，根本不允许接纳天主教移民。即使在英国，天主教徒也未得到法律认可。但是，作为罗马公教的信徒，他就不能排斥它的教友；相反的，他第一次号召移民时的讲话好像是对天主教徒发出的。
不管怎样，慎重处事都是巴尔的摩家族第一准则；必须要有足够的智谋，才能从宗教纷争中保住自己的产业。老巴尔的摩最初就曾明文规定：殖民地教会应该“遵奉英国国教教律”；所以，作为国教的新教至少形式上必须是马里兰的合法宗教。
老巴尔的摩的继承人，也就是他儿子同样小心谨慎。他在发给首任总督和地方官员的训令中说，渡海途中不得侮辱或诽谤新教徒。并且，他还命令他们“天主教的一切行动都要秘密进行，天主教徒必须在一切讨论宗教的场合沉默”。为了尽量避免麻烦，他还吩咐他们：和信国教的弗吉尼亚交往时，要挑选“一个信国教的人”担当使者。
1642年，查理一世专制主义垮台，英国进入革命时期。巴尔的摩敏感地觉察到，一场不利的风暴正向他袭来；于是他马上写信给马里兰总督，说“辖区内任何一个教士都不能在人身、土地或财物上比英国任何类似人员享有更多的特权、豁免或权利；巴尔的摩勋爵或他的官员，也不能因为宗教信仰——即使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而批准其要求。”也就是说，这是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这样做。1688年，英国第二次革命，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第二下台，巴尔的摩家族也因此丧失了他们的马里兰殖民地。经过20年时间，本尼迪克特·伦纳德·卡尔弗特发现，不可能再用原来的方式恢复产权了；于是，他放弃了祖辈的宗教信仰。正是这种背教行为，为他的继承人和受让人挽回了这些收益巨大的祖产。
巴尔的摩家族一面周旋于新教徒的派系之争，一方面则更仔细地考虑，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种植业者和劳工。在第一次招工宣传广告中，他们就重点说明了殖民地的气候、土壤以及输送劳工获利超过100％的可能性；从史料记载来看，移民的宗教信仰明显不是他们关注的因素。总之，参加第一次远征的既有天主教徒又有新教徒，虽然比例还有争论。一个当时的耶稣会修士认为，“大部分人”都信奉天主教；而另一位新教徒历史学家亨利·卡伯特·洛奇则认为，“推断大部分移民是新教徒，是中肯的。”
不管比例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巴尔的摩家族对待所有教派都比较宽容：不论是帮助同信仰的神父，还是租售土地给新教的农民，当然也包括新英格兰那些艰苦节俭的清教徒。马萨诸塞总督温斯洛普在日记中曾写道：“巴尔的摩勋爵在弗吉尼亚附近有大片领地……我们这边谁愿意去都可以得到土地，并且信教自由，还有一切那里所能提供的权利；耕种土地的年租则由双方商议决定。”温斯洛普还辩解说，他治理的马萨诸塞没有一个人接受“那种诱惑”。但事实是，的确有很多人接受了，还包括弗吉利亚的国教教徒。他们定居在切萨匹克海湾的丰饶土地上。几年之内，迁徙定居的人确实很多，他们几乎要推翻殖民地原有的政治体制。他们彼此联合，捐弃前嫌，反对统治者的温和信教自由政策，以便控制自己管辖的天主教徒和贵格派教徒。如果没有1649年的信教自由法，天主教徒很快就会屈服于新教徒。
信教自由法一直引起很多争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以此为根据，以自由的名义提出各种要求。因而这段历史值得详细考证。信教自由政策的产生，首先是巴尔的摩勋爵所坚持的原则，也因为新教君主的统治环境，再次，这也是因为急于出售土地的要求。这种做法使得宗教派别有明显混和的现象，新教的成份比天主教增加更快。1648年，查理一世因为国内的反专制革命，也请求巴尔的摩勋爵采取措施，避免人们指责说它的殖民地是个天主教据点。巴尔的摩自然遵从了。他撤换了殖民地信仰天主教的总督和理事会，委派新教徒接任，并颁布了一个有限制的宗教自由法律草案。
不久，这项宗教自由法案就由马里兰议会通过了。这时的总督和理事会都是新教徒。有种看法说，多数众议员是天主教徒。但是，这样的话已经受到强有力的质疑。实际情况是，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能够解决争论，没有记录议员投票过程的日志；也没有理由说明，抽象自由爱好者怎么为此激动。但是，这只能说，普遍的信仰自由还没有被各教派认可为主要原则，这是严谨的。
可以说，信教自由法自身的内容，就反映了制定它的各个教派所坚持的自由的含义。法令规定：任何宣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在宗教礼拜时不应受到干扰；无论是谁，凡是“否定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或者否定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或其中任何一位的神性或神性的统一，或者使用或说出任何有关神圣的三位一体或其中任何一位的无耻演讲，谈话或文字者”，应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
法令又为那些无耻地谈论各派教徒（包括天主教、圣母玛利亚或清教徒、长老会、独立派、耶稣会、路德派、加尔文派、再洗礼派、勃朗派、唯信仰论派、巴罗派、圆头派或分离派中任何一派）的人，规定了其他相应的惩罚、罚款和当众鞭笞。凡是“经常赌咒、酗酒、或参与任何野蛮活动，或伤风败俗的娱乐，或者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在安息日或主日工作，因而亵渎了礼拜日即安息日或主日”的人，法令规定要实行罚款或笞刑。上述就是该法律的条款，以及法令制定时的环境，也是制定人认为可以依法审判和裁决的事实。
但是可以肯定，信教自由法的适用性是暂时的。40年后，在推翻詹姆斯第二的暴乱中，信教自由的保障受到严重损害。从此以后，国教教徒占了上风，他们利用时机，在马里兰确立了国教统治地位，并授权征收税款，禁止天主教徒公开举行礼拜仪式，禁止天主教徒迁入。这种国教至上的信条，就多少削弱了富有阶级同英国政府的感情。在乔治三世统治时代，他甚至发现，有时候天主教徒就像分离派教徒一样希望革命。
7
尽管巴尔的摩家族在殖民地困难重重，但他们的成功依然激起了其他国内廷臣的妄想。内战结束后，查理第二登上王位，需要对那些忠臣们论功行赏；还有许多债主，他们也有权向新国王要求钱财和赏赐。他们中有八个人最有权力：首相克拉伦登，他一心一意忠诚于王室事业；议会军倒戈将军蒙克，他把国家交给查理并晋升为贵族；阿什利·库伯勋爵，他擅长左右逢迎博取主子恩宠，后来被封为沙夫茨伯里伯爵；乔治·卡特雷特爵士，他是英吉利海峡泽西岛总督，曾在克伦威尔叛军前最后一个降下王旗；弗吉尼亚保皇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及其兄弟伯克利勋爵，他们曾经支持王室反对平民党；克雷文勋爵和约翰·克利登爵士，他们功劳较小，但是也足够有权力。查理给了他们一块很大的殖民地即卡罗莱纳，这块殖民地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在英国法律和当地议会许可的限度内，他们可以以业主的身份随意治理这块殖民地。
特许状颁布后几年，沙夫茨伯里聘请政治学家约翰·洛克——这个辉格党小册子作家——为他们制定殖民地法律。洛克接受了这个任务，草拟了这份殖民地法律——一份最耽于空想的文件。他建议：领头业主可以成为领地内享有王权的领主；其他人则可以抽签担任各种官职，包括海军军官、侍从长、保安长官、首席法官、贵族法庭审判长和财务大臣等职。业主可以保有五分之一的土地作为私人财产；另外一大部分土地可以划分为大庄园和采邑，归贵族阶级占有，由世袭农奴耕种；最后剩下的土地可以出售给他人，并带有世袭产权。
为适应这样的经济结构，洛克设计了一个包括平民会议在内的复杂政体。可见辉格党人为荒原设计的这个理想而完美的社会秩序——一个以奴役劳动为基础，主体由贵族阶级构成，同时又受民主机构制衡的社会秩序。洛克说，它的目标是要避免“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同时要建立一个“最合适君主制的政府”。这实在是一个名字好听又有趣的法律。很快，它就通过业主们批准并宣布生效，但是，它不可能在卡罗莱纳实现，就好像不可能在月球上实现一样。现在，对我们而言，有趣的事实是，它可以反映当时的辉格党人——这个英国统治阶级中最开明的党派，如果没有被荒原上残酷不可控制的生存现实挫败，他们会在美洲建立怎样的社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