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镀金时代（3）
这个时期的收获，确实非常丰富，以至于一名当代评论家卡尔·范多伦在回顾了美国小说创作的整个状况后认为，在1880年到1890年这十年间，比起美国历史上任何相同的年代里，都诞生了更多精彩的长篇小说。为何其中许多小说很快就湮没无闻？犹如小草一样被割掉或枯萎，这必须让那些主持书籍战争的人来回答。然而，文学作品的大规模生产，就像生铁的大规模生产一样，出版商受到出售新书的压力，加上美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过猛，这也许可解释它们大多被人遗忘的原因。
无论时间对于书籍的考验怎样，可以确切地说，镀金时代中的畅销书属于另一种情况。在那个喧嚣的时代，美国大众喜欢的正是一位聪明的作者所称的“世界廉价小说理论”。它们对那种深奥的、不讲人物的、未来主义的或令人眩晕的各种推断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着迷的是生活中具体的，讲述人物的、朴素的、追求物质生活的东西——他们追求的那种生活，在无主土地与荒原被人们用技巧、准则、技艺与标准化的名声占领征服之前，曾昙花一现地存在过。在各个方面，这个时代都具有约翰·海所说的那种特征：“无休无止的忙碌与贪求，它们是美国生活中许多美好东西与更多的坏东西的根源。”
在那些史诗般的岁月里，当中产阶级的妇女与小姐们热衷于戈德的《妇女宝鉴》与博克的《妇女家庭杂志》时，男人与男孩们却消耗了上吨的“惊险小说”。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小说都在描述新大陆土地中那些悲剧中所固有的奇遇、贪欲、色情、神秘与财富。豪厄尔斯的《利他国旅行者》或者亨利·詹姆斯的《一名夫人的画像》在市场每售出一本，在那些男士中就要消耗一千本野牛比尔关于冒险的书，戴蒙德·迪克关于疯狂开拓的书，以及比德尔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险境的书。那些男士们，在他们的妻子同意之下，统治着镀金时代的这个国家，并凭借他们的后代，而统治着未来。
在纯文学的另一个分支——戏剧里，也遇到了控制小说的那些规律。它一直是大量搬自于欧洲，而每当涉及到美国的主题时，它往往是遵从礼仪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最著名的戏剧家，即号称“美国戏剧之父”的布朗森·霍华德与美国模式的创造者詹姆斯·赫恩，他们两人都深受在他们周围旋动的经济进程的影响。资本与劳动，富豪集团的娱乐消遣，以及疯狂投机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霍华德作品的基本格局，尽管他用法国式的揶揄与通常的娱乐方法，厚厚地掩盖起了它们。豪厄尔斯的作品里那种要求亲近土地的情感，也是赫恩作品里的倾向。作为达尔文与斯宾塞的学生，并且又深受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里所描写的经济悲剧的感染，赫恩企图溯根求源。然而，从对美国生活本质的强烈反应所激发的每一次努力，结果却出现了千百部从欧洲作家那里改编过来的剧本，其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自诩为世界主义者或者宁愿争论技巧的人的需要；千百部为满足中产阶级需要的不无精制而成的情节剧；以及千百部为满足无产阶级需要而“廉价”销售的惊险剧，比如《美丽的服装模特奈丽》。
这也许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镀金时代最令人关注的事就是，商业征服了剧院，与在托拉斯的基础上组织戏剧的上演。由于经营费用的昂贵，由于太平洋沿岸新城市的兴起而扩大了市场，以及由于获取利润的机会增加，而让剧院就犹如报纸一样落入具有经济能力者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固定在一个剧场上演轮换剧目的老式剧团，它们由一两个男女演员组织起来，自由上演自认为合适的剧本，并直接依赖票房收入为生；如今就渐渐让位于剧院经理人，他们提供资金、寻求国内市场，根据估算的收入而自行选择剧本，并自行选择演员明星。正如工业资本家往往出身于锅炉房或者写字间一样，这些剧院大亨也大多出身于街道的招待员，通过歌剧剧本的写作，而跻身于演出与经营的高位，就像石油托拉斯掌握了石油企业那样，到了1900年，剧院托拉斯已经紧紧掌控了戏剧。
在这两种情况下，还有一些独立工作者与众多持异见者，然而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这个主流中的一些小漩涡，是对那些胜利者的小小责难罢了。例如，这些新型的经理人被认为是对演技，也是对剧本创作的窒息；而被告者的回复是，他们求贤若渴，而就是找不到如此之人。考虑到这些做法的一些优点，这场争论十分类似那场关于法国学院与英国自由文学孰优孰劣的陈旧争论一样。不管怎样，剧院一如既往地屈服于企业界至高无上的力量，即使哲学家也无力打破这个因果的循环圈。
15
镀金时代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就像为纯文学提供的那样，为美术也提供了发展的特殊条件。富豪集团日益剧增的财富，中产阶级不断膨胀的资产，以及公共建筑与纪念物的兴建，都扩大了绘画与雕塑的市场。
当市场扩大时，艺术追求者企图获得技术训练的手段与方法也随之倍增。前往欧洲的航行变得容易而且便宜，比起从前有更多的美国人，接受旧大陆的优秀教师指导进行学习，并且能看到史上一些伟大作品的原著。与此同时，国内用来激励与训练的设施也增多了，并更加接近欧洲的水准。1876年，在费城独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隆重展出了欧洲、东方与美国的绘画、雕塑、瓷器以及纺织品，普通公众得以第一次目睹了这些世界杰作。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广泛兴趣，在此十年内，一些美术博物馆出现了，如波士顿与纽约的那些机构，它们都曾受到专业与商业的领袖鼓舞，并都是在公众的捐助与市政府赞助下成立的。几年间，一个简陋的城市自然难以为其公共艺术品收藏骄傲，不过至少在一些特殊的展出时可以这样说。博物馆与一些独立的美术训练中心，在各方面兴起于一片令人迷惑的混乱中：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全国各地新成立的中学里都装饰着古典艺术的复制品，它们是学生们以自己所掌握的技巧复制出来的。正是从这些无名的大众里，涌现出一大批运用画笔、铅笔与凿子的男男女女，以响应日益扩大的市场需要，而这个市场又诱使这个行业繁荣起来。就是这些实质的与真实的力量，帮助美国形成了，第二次革命后，这个时代的艺术进步。
所以，力量的偏重点尚在模仿层面，而非创造性的感情。对艺术给予保护和捐赠的富豪集团，与受其启示并追求高尚体面的民主派，他们两者都不敢大胆创新。对于他们而言，田野、工厂、车间以及商业城市的普通生活，似乎都对那些大手笔提供不出激励性的主题。因此，巨大财富的拥有者们就坚持描绘教皇、国王与王后们的尊容与礼仪，训示他们的门客要尽量遵循从前大师们的可靠准则，无论这些准则是意象的，纯技巧的，抑或是灵感式的。各州立法委员会与市政会议也抱着同样的观点，在为公共建筑选择装饰方案时，总会选择那些洁白无瑕的骑士、仙女的壁画以及理想化的裸体雕像，他们从欧洲与美国的画室里订购了大批的此类装饰品。
迄今为止，那些远古遗产中所具有的成熟的可靠性还尚未学到手。同时，也缺乏任何热情追求未来，以反叛艺术中的经院哲学，就像在理性王国里反叛宗教与知识中的经院哲学一样。相反，美国艺术家们却被施加了强压力，他们不得不抑制自己的自然感情，满足于对古典形式的苍白模仿。忘记了米开朗基罗的《摩西》，尽管它可以用原作所体现的那种技巧进行复制，但在一个工业喧嚣的国家中，它就像模仿日本镰仓的大佛去精巧地塑造一尊慈眉善目的佛陀那样不可调和。这种不现实的遮蔽物，严重地影响了激情、训练与产品。萨金特的画作《赎罪的教义》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里似乎令人诧异，因为那是一神教的巢穴，并且当时的哈佛大学是由查尔斯·埃利奥特主持，他是一位严谨的怀疑主义者，受过化学的训练而非辩证法的训练。约翰·亚历山大达到了形式主义的最高峰，在一幅巨大的壁画中，他将匹兹堡人格化为一名身穿中世纪铠甲的人物，正从一名袒胸露臂的时髦女中学生手里接受桂冠。
然而，纵使受这些限制，一些美国艺术家还是创造出了毋庸置疑的佳作。在约翰·辛格萨金特的笔下，一些勋爵、贵妇与突然进入傀儡生活中的富裕资本家的画像，还是相当工巧而精确的。实际上，那些从伦敦而来的统治者，就为美国的成就而感到高兴。萨金特从英国最古老而最富裕的家族中获得不少订画。大教堂被选来绘制英王爱德华加冕典礼的正式画像；惠斯勒的《卡莱尔画像》既受到伦敦的青睐，也受到波士顿、堪萨斯城、瓦拉瓦拉与鲁斯维尔的喜欢；美国的油画还悬挂到了卢浮宫的画廊里。
假如说，欧洲与美国那些标准化的画家、博物馆、学校与学院的形式主义，在乍看之下仿佛是绝对严格的，但其表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欺骗性。在这个阶段，每个地方的艺术家都知道，纵使他们想这样做，却也无力通过模仿而达到那些大师传世之作中所达到的那种高度。由于博物馆的帮助，有可能对西方与东方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与原始时代的艺术做一个比较，这恰好对从地中海古代文化继承下来的纯古典主义产生消解性的影响。即使学院派具有钢铁般的纪律，但在一些执拗的学者心中也会产生出它的对立物，正如伏尔泰抛弃了耶稣会教师的影响一样，这些人对传统的约束也感到烦恼。此外，艺术家也是人，会受到当代科学、工业与政治思想的影响。并且他们也会读书报。他们找不到任何途径来逃避民主主义理论的冲击。在19世纪的欧洲，这种民主主义的理论已经动摇了一些王室宝座并且建立起了新秩序，而且导致了结束世界大战的那场总崩溃。假如说1865年以后的美国似乎还相对平静，那么在许多美国画家接受早期教育的欧洲，民众的动乱却方兴未艾，之后还因1871年巴黎共产党人的起义而得以加强。
在这种富有生气的智力活动中，旧大陆到处都流行着艺术的新观点，甚至在新近被西方势力打开了门户的日本都产生了震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如今都深入于艺术王国。在法国，米勒不顾他导师的劝诫，以不朽的形式描绘了他年轻时在田地里劳动时所熟悉的那些淳朴的农民，这在美学上绝非偶然之事。因为促使米勒走上自由道路的第一批资金，来自于1848年革命时代里一个社会主义者赖德律·罗兰，不久他就逃离法国，终生流亡于国外。
类似的反叛，也发生在其他领域里。“理想化的裸体像”渐渐让位于风俗画与雕塑。“现实主义”与“真实”，这在小说中作为强力的东西，也成了广大艺术家的口号，正如它们对科学家与人类学家一样。1867年法国持异见者的领袖马奈写道：“正是真实的这种影响，才赋予画家的作品一种性质，使其象征一种抗议，而画家的唯一想法就是描绘自己的印象。”这是艺术里一个反叛的征象，无论它是否要打算成为一种抗议，印象主义代表了画家里的一个新学派的兴起，它被划分为左翼与右翼，都不顾训练中的众多清规戒律。即使它的一些主要大师当时在画廊里还是新手，并且还将任何感兴趣的事物都涂到画布上。这种反抗学院派的精神崛起于欧洲，而在镀金时代，如此多的美国青年都匆匆奔赴那里学习。
许多美国的有志青年都沉迷于法国印象派的画室里，虽然他们并不一直被束缚住。比如，威廉·莫里斯·亨特、乔治·因尼斯与约翰·拉法奇就深为此派激励，并将那些改革者的虔诚带回美国。美国美术学院自成立起，就始终坚持比较陈旧而僵化的优雅标准，到1878年，它也受到拉法奇所领导的美国艺术家协会这个新组织的挑战。虽然这个叛逆的协会并没有能使它的所有成员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准则，但它确实在美学领域中产生了一个现实主义运动，类似于哲学中的科学运动，将一些学者赶出修道院与历史模式，步入自然与试验的世界里。
当民主主义潮流不顾古典学派的任何反对，这样大肆修正绘画的主题与重点时，科学也对艺术产生了影响。物理学家们早已将物质分解为它的许多组成部分，所以少数艺术家们也在这一行动的启示下，开始利用其探索的光谱，更好地理解光线。他们在试验室里工作，研究赫尔姆霍兹、谢弗勒尔与鲁德的作品。他们甚至走得更远，观察线与线、平面与平面、曲线与角的关系，以及色彩与自然颜色的密切关系。在采取这种科学方针的美国人里，拉法奇成就显著，根据亨利·亚当斯的看法，拉法奇在当时具有最复杂的美国思想；至少他既是精致而又是原始的，既是中世纪的又是现代派的，既是美国的又是欧洲的——能够“向不少神龛烧香”，从而使他有资格称为多面手。除了这些天赋，他还拥有手工艺人的精神，因为他还在自己的玻璃厂里工作时，就通过试验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可媲美于旧日染色玻璃的窗玻璃。虽然习惯势力对他重重阻碍，但他的作品却朦胧地预示着更为自由的印象主义的即将来临。
然而，假如说在国外受过训练的艺术家们曾在画笔下探究过颜色形式与意象，寻求美国原动力的一种特殊的调子（要寻找这种调子很难），那么博物馆所保护的与学院派所教授的那种形式主义的传统却控制得非常严格。透过外来文化的那层厚壳，镀金时代的美国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激情与理想很少被削弱。那些比较不受大师们准则约束的人，其作品中倒确实可以看出那些表现。诸如温斯洛·霍默、亚历山大·淮安特、艾伯特·赖德与拉夫尔·布莱克洛克的绘画就是如此。在形成自己风格的长期年代里，这些人里没一个是在权威的清规戒律中度过的。当然，温斯洛·霍默更为接近美国的实质。他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一对美国父母的家庭，是由一名平版印刷工的学徒步入艺术的，他为《哈泼斯周刊》画插画，完全是因自己的才华而获得社会认可。由于他毫不知道富豪集团所支持的豪华沙龙，因而就潜心于描绘人与自然的原始斗争；他以土地与海洋作为背景，描绘水手、渔民、工人与农民。在他的笔下，人类与大自然和谐一致，都包裹在生活的神秘里。怀安特属于同一种飘忽不定的类型，他是俄亥俄州的一位农民木匠之子，尽管技术尚欠缺，但他的美国风景画却体现了作者的天性。这个集团中的第三个赖德，更富有浪漫与主观色彩，但在表达自己的想象力上同样特立独行。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他的杰作在“绘画中表现出勃朗宁在诗中所描写的那种朦胧的、难以捉摸的特性”。布莱克洛克在实践中走得更远，但在思想上更为清醒。他的精神不可思议而捉摸不定，他没有受过教育，是一个大自然的纯真朋友与印第安人的同伴，他微妙地使用色彩与情感来表现神秘气息，使他超然于富豪集团的那些成功的受保护者之外。
在同类性质的雕塑艺术领域，也表现出对古典传统的背叛，以及追求接近美国文化核心的运动迹象。由于财富的占有，城市的发展与相互竞争，以及追求高尚的社会地位，大大扩充了雕塑作品的市场。要求为富豪塑半身像，为士兵与水军建造纪念物，为不断举行的全国性展览进行华贵的装饰，以及为公共建筑装修附缀品，几乎达到无休止的地步。结果，男男女女的作者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贡献。圣高登斯虽然出生于爱尔兰，但在纽约长大；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则是在新罕布什尔州土生土长；比斯尔出生于康涅狄格州；巴纳德则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却在爱荷华州的马斯卡廷度过青少年时期；各曾·博格勒姆出生于爱达荷州；尼豪斯则出生于辛辛那提城。因为地理的区分与李氏的缘故，为雕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主题：遥远的西部各州表现印第安人与狩猎者；内战之后则以刻画将士为主。
各个领域都在闪现着从单纯模仿中解放出来的征象，尤其是当公众对寓言式的华丽表现的喜爱减退乃至渐渐消失后，这就像政治家们丢掉了罗马式的宽袍大衣而穿上了长礼服一样。本世纪将要结束时，产生了一种更为自由的趋势，承认了普通生活的力量，即工人的力量，机器的工艺，工业的千变万化的威力。在1903年，洛拉多·塔夫脱富有权威地说：“在从前犹豫不决与胆怯地依赖过去的地方，如今已经产生了艺术良知的宝贵的核心。美国雕塑家不再故意逃避他的时代，而是努力去成为他周围生活的一部分。他认识到，要想发挥影响，他的艺术绝对不能用外国强调表达，而必须用他自己的时代与自己的民族的方言予以表现。”
16
幸亏人们渐渐认识到，为了未来的发展，被机器割裂的艺术与工业，必须设法重新合而为一。古老的清教徒精神是反对华丽派场的，并且这种精神长期存在于那些为开发新大陆而致富的人们的生活中；然而为了维持纺织品与其他日用品市场而必须改进设计的压力下，这种精神也开始松动了，事情恰好表明，商业艺术是不能封闭起来，它的发展必须依赖更富于想象力的形式，而工业大亨们在面对国内与国际竞争时，最初却没有从具有排他性的艺术大师那里获得什么帮助，也没能从充满古典珍宝的博物馆的领导人那里获得什么鼓励。
在他们想将工业与美和想象力融合一体的努力中，不得不采取另一些权宜之策，就近建立起教育体系。1870年，马萨诸塞州这个纺织工业中心，在公共学校里将艺术教师的艺术师范学校——后来在1876年因百年纪念展览会的帮助，这一革新运动遍及全国。不久后，费城工艺学校也建立起来，这个雄心勃勃的典范，被教育界的各个部门纷纷效仿。到了本世纪末，每一州都已经拥有一两座师范学校，在美术与工艺美术领域至少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教育。所以，当这个国家的手工艺已经式微时，“技术能力”的训练开始代替了学徒的训练，从而为工业提供了新的花色品种。这使那些审美家都惊诧不已，他们遗忘了（假如他们曾经知道的话），在伟大的创造性时代，手艺与美术之间永远存在有机的联系。
17
假如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术与工艺美术成就不算大，那么通常被认为与它无关的一个分支，却做出了卓越表现。这个分支就是书画雕印艺术。由出版商创办的杂志，根据企业原则经营的报纸，由工艺学家发明的雕版法，以及因识字者渐多而日益扩大的市场，都要求才华横溢者来为报道、社论、标题与政治演讲做出插图。在这方面，美国的特点以富于创造力的技巧而繁荣起来。这可能是由于它更为自然、更近乎征服这个大陆领土时，日夜激动人心的那种现实生活。可以肯定，正是这种书画雕印的才能，最准确地描绘了所构成镀金时代众多现象的那些事件、野心、激情、希望与兴趣。那些插图家的画面，摆脱了解剖学、语法学与逻辑模式的形式主义，以非常严酷的真实性注视着生活与行动，也许比写出的文字更加有力地反映了美国文明的精神。
比如，在内战时代，克雷迪特·莫比利尔公司丑闻以及特威德集团，已经由于托马斯·纳斯特的冲击性的漫画而不朽，而这位画家的《塔曼尼老虎》的名声也经久不衰。1884年，纽约《世界》杂志关于工匠和农场主民主派与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之流的富豪集团之间斗争的观点，在选举运动中刺向布赖恩的悚人的黑白画《贝尔莎查尔的宴会》中得到生动地表现。霍默·达文波特关于汉纳的漫画，画面上覆满了美元的标志，展现了布赖恩的“荆冠”演说的那种情欲，它比演讲者的话还更加精确，并且当他雄辩的演讲声已经消失时，这幅画依然让人记忆犹存。在其他方面，比如布赖恩与阿吉尔德身穿斜纹布的一副肖像与无政府主义者露齿狞笑的恐怖形象，都比编辑与记者一切尖锐而狂热的言语更加深刻地印在对手的记忆里。
尽管照相制版在不断侵吞着雕刻的领域，但通常插图画家依然与漫画家一样拥有市场。温斯洛·霍默受《哈泼斯周刊》的委托，为林肯的就职典礼画作速写，从而踏上了成名之路。阅读《妇女家庭杂志》的广泛社会阶层，将查尔斯·达纳·吉布森所画的美国女孩形象当作他们理想中的女性。那些建立社会救济机构的中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看到M．A．伍尔芙关于大城市中下层百姓的生活与孩子们的“流动性”的速写时，也不禁潸然泪下。为了供稿给书籍与杂志的出版商，霍华德·派尔、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约瑟夫·彭内尔与玛丽·卡萨特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各种面貌以及大众所关心的事情，其中有些作品显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当惠斯勒正在威尼斯与伦敦寻找灵感时，彭内尔却通过自己的富于想象力的眼睛，不仅关注着欧洲生活，还关注到了美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他运用准确的手法描绘了当代工业的各种部分——机械、钢铁、劳工、能源、大规模生产与动力，从前的人们不是说过工人仅在祈祷吗？而加尔文·柯立芝不是也说过美国的生意就是生意吗？对于彭内尔而言，要想成为一个未来的预言家，而非毕竟已经消失的过去的模仿者，确实不需要什么离奇的想象力。因为镀金时代社会变化而激动人心的对妇女与儿童生活的新奇描绘，如今却与专门复制中世纪绘画的学院派的观念平起平坐，这也不是什么偶然之事。
18
在镀金时代的美术领域里，那些强大的经济与模仿的因素，甚至也对音乐的发展过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富翁们对音乐事业给予了保护和赞助，繁盛的中产阶级则使其市场得以扩大。正是在华尔街的银行家亨利·希金森在1881年承担了支持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义务，使其免却票房收入之忧，也不必为美国疯狂的竞争烦恼，从而得以潜心于纯艺术中。1883年，纽约市的富豪集团在出资修建大都会歌剧院时，是按照富人的社会理想而设计的，富人们占有正厅后座的包厢。匹兹堡的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一座恢弘的音乐厅，为它装备了一台华丽的管风琴，并大方地出资赞助向人们免费举行的音乐会。在其他一些地方，也从工业收入中拿出千百万的资金举办音乐会、歌剧、学校与音乐学院，正如欧洲的公爵与教会地主从金库里拿出千万的钱财来鼓励音乐作品一样。除了富人的赞助外，如今又增加了大众的捐赠——这种捐赠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因收入盈余而拥有闲暇，在寻求娱乐、名誉与鼓舞中，为音乐的本身魅力而吸引。
确实，在镀金时代的美国音乐史中，女性祈祷支配的作用，千百万的女孩在客厅里轻歌曼奏，而她们的节俭的母亲却在洗盘子，她们艰辛的父亲则在商业中劳累。她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去换取教养良好与“才华出众”的标志，或者进行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或歌剧演出中献花的训练。女性构成音乐会与歌剧的大部分听众，她们构成大部分学生，从而养活了教师；她们购买印刷的乐谱与此方面的作品，预订同行杂志；她们甚至自身成为了音乐老师，年年岁岁都在谈论着这一艺术。有些女人作为音乐家和赞助者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比如，H．A．比奇夫人就在国内获得公开而慷慨的认可，并因伦敦、巴黎与柏林一些总要的艺术家演出了她的作品而使她大获盛名。瓦尔特·达姆罗什凭其广泛的经验说：“我不认为还曾有过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它的音乐发展完全是由女性促进起来的。”
除了富人与女性的影响外，还有企业的压力——市场、组织与大规模生产——它在当时是很强大的。早从中期开始，就成百万地制作和销售乐器，使其成为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钢琴与风琴大量地生产，并由圆滑而健谈的推销员按照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就像推销缝纫机一样，直到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件乐器，而超过了家庭收入的限度。此外，改进与发明也使这个领域日新月异，只要在商业上有利可图，在文化上也是值得的。类似于乐器制造商的进取心的，就是组织工作的热情——当然眼睛还是盯着薪水与手续费，整个美国都对最新在欧洲制定的音乐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大力提倡。确实，在某些地方，欧洲或多或少总有一些优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个阶段，音乐训练都获得美国学术制度的正式认可，并获得了比旧大陆更广泛而精深的设备。
时常举行的规模极大的音乐节，凭其特有的干劲，建立了最大的交响乐队，集合了大批音乐爱好者。1869年的波士顿，似乎是为了宣告繁荣时代的到来与丰衣足食，在纪念内战结束的和平节上，由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吉尔摩指挥，举行了一场由上千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伴奏的万人大合唱。很明显，这是嫌这次的规模尚小，1872年波士顿又在第二次纪念和平节时，动用两万人的合唱团与两千名成员的交响乐队。吉尔摩决定要超过他的第一次成就，这次使用大炮来提升合唱与乐器的音调；救火队员敲击50只铁砧，使它真正具有伊尔特罗瓦多的铁砧合唱团的声调；德国、法国与英国军乐队的演奏声与当地的人才的唱吼声交融一起；四万人聆听了这场演出，并且掌声不断。在这样的场合，约翰·施特劳斯与弗兰茨·艾布特也会看到，当一个伟大的民族着手解决自己的任务时，它是怎样演奏自己的音乐。这个国家还具备举办盛大音乐会的组织才能。他们从东到西组织了无数的音乐大会、协会、行会、教师协会、学校、讲座、演奏会、独奏会、四重奏会、五重奏会、交响乐演奏会与合唱协会。美国人在热衷于参加音乐会所表现出的热情程度，不亚于参加党派会议与兄弟会会议。
美国人这种对音乐的狂热，就像在促进美术事业方面所表现出的热情，主要还是依赖于欧洲的指导，起码在初期阶段是这样。一个胆怯的新民族，因为经济的发达，突然摆脱了繁重的劳动，但又发现到自己在技术训练上的欠缺，那些音乐事业的追求者自然要转向著名大师们，向旧大陆的音乐学院蜂拥而去，就像蜂拥而至欧洲艺术中心的画廊与画室一样。之外，美国的庞大市场需要教师、指挥、与导演，它不像钢铁与棉织物制造商一样，需要诸如关税的保护，所以吸引了欧洲一些一流的声乐与器乐艺术家到美国这个领域里来进行拓展事业。由于70年代早期德国移民的到来，这种外国的入侵扩大了，作为一种副产品，随之而来的则是真正大量的音乐爱好者参加各种俱乐部，并承担起组织的领导任务。
正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音乐的教授、指导与出售也是一个古老的行业。远古以来，艺术家们就随其需要与情绪，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保护者到另一个保护者，穿梭于市场中。所以，欧洲音乐家成群结伙地到美国来从事他们的行业，只不过是遵照公认的惯例罢了。在美国人提出丰厚酬金的恳切邀请下，甚至那些名人也会被诱惑。例如，利奥波德·达姆罗什博士曾在布雷斯劳取得辉煌的成就，在1871年他被纽约的阿里翁协会邀请来美国，担任指挥；1884年，威廉·格里克从维也纳被希金森引诱来波士顿，担任交响乐团的指挥。
面对无所不知的欧洲音乐，即使当时最有成就的美国作曲家，诸如约翰·佩因、乔治·查德威克、爱德华·麦克道尔、霍雷肖·帕克与阿瑟·富特等人，几乎都拜倒于旧大陆的音乐之前。他们的作品克服了地方性的痕迹，受到东西半球的欢迎，但他们除了出生地外，很难说有任何东西是属于美国的。
民族主义的抗议浪潮不断反对异国的音乐独裁，但没多少意义，甚至毫无用处。美国在音乐领域没有突出的成就可言，没有丰富的本地民族传统作为基础来发展复杂而精致的上层结构；利用印第安人与黑人曲调的企图收效甚微，因为那些异国调子对于企图攻占它的白人作曲家而言是陌生的，想要创作出反映美国全部生活的共同音乐的努力，也同样没有获得成功。美国的音乐家没获得像欧洲音乐大师们那样的巨大反响，因为那些大师们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斯拉夫与拉丁、凯尔特与条顿）中工作；他们服务的对象是皇族（哈布斯堡与罗曼诺夫、波旁与霍亨索伦）与教会统治集团（罗马天主教、俄国东正教与英国国教）。麦克道尔能受到国外优秀评论家的重视，证明这个广阔的大陆上潜伏着天才的火花，只是在镀金时代还没有机会发出冲天的巨焰。
19
对于新闻事业的形式与精神的影响，企业与技术的成就比对艺术的影响还大。像纽约《晚邮报》这样的名牌报纸，原是为了代表和增进商业利益而创办的，也不断碰到怎样措辞才能恰当的新问题，而查尔斯·达纳在1897年去世前，也在他的《太阳报》社论栏中反对满帆“非个人新闻事业”；然而，板着面孔装尊严与开着玩笑讽刺人的时代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发明家们已经使印刷、雕刻与牌子工作革命化，这使得像霍勒斯·格里利这样不名一文的印刷者，不再可能建立和壮大一家大都市的日报作为表达言论的机关。如今，需要大量的资本来购置大批机械设备，雇佣不可或缺的文艺人才，并提供为时代所需要的全世界的新闻。与此同时，因为商业广告的泛滥与报纸定价的降低，无可避免地使主编们越来越依赖那些制造与销售货物的人们。所以日报的出版就成为机器工业的一个分支。没有广告，一家大报就不能繁荣；发行量不足，就不会招来广告；而没有广泛的号召力，也就不可能扩大发行量。
由于这些条件，一些远见卓识者很快就发现，支持与逗乐城市的民众们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使一种发挥这种效果的新兴报纸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方针的设计者是约瑟夫·普利策，他是匈德犹太人的后裔，一位不安分的、精力充沛而反复无常的编辑，他在70年代作为《快邮报》的老板，在圣路易斯城崭露头角。1883年，普利策到了纽约，从杰伊·古尔德手中收购了《世界报》，从而开辟了他的对手命名的“黄色新闻”时代。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事业仅仅是耸人听闻地迎合了下层民众的口味与情绪，但这种粗率的评判是既无远见又缺乏判断力的。普利策掌握的《世界报》有一个社会纲领，它使中产阶级下层与没有大量可供纳税的收入的工人大为高兴，对于一个十分喜欢老生常谈的国家而言，这个纲领是非常鲜明的，例如，它评论马丁说的“游手好闲的富人”时，就向富豪集团公开宣战，普利策在掌管《世界报》第三天就气愤地写道：“存在着中央公园的贵族，像维多利亚适宜于展出靴子、袜子与衬衫，就像展出帽子与披肩那样随意。……野心勃勃的火柴制造商中有一种利欲熏心的鬼主，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出售给微不足道的外国乞丐，来换取毫无意义的头衔。……新大陆认为，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应当允许存在这种贵族，甚至连这种字眼都应当从美国词汇中抹掉。”普利策向政府提议，应当对奢侈品、遗产、大宗收入、垄断企业与特许公司课税，将关税改成财政税，改进文官制度，惩治政治上的腐败行为。他补充说：“这是民众的十条纲领，我们将它推荐给那些政客们，来取代那种冗长无聊的决议案。”
《世界报》在向庞大财富的所有者猛烈地宣战时，还声称它自己是“真正贵族——劳工的贵族——的机关报，那些劳工们凭借诚实的勤劳，体面地养活他们一家”。这样，它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阶级要求，使任何人不会误解它的基本态度。然而，普利策的报纸当然不能仅凭激烈的改革者们维持。为了获得并保持必要的发行量，它用尽了各种策略，来投合民众的喜好——它刊登漫画，连环画、详尽的新闻、专家的报道，以及代价极高的专论；它最大限度地发掘当代生活里的悲喜剧，讲述它的所有构成部分，比如性关系、社交、犯罪、堕落、爱情、罗曼史与日常感情宣泄。在寻求耸人听闻的题目来做大标题时，没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幸免漏掉。这样，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状态与日益革新的印刷工业技术中，一种新的新闻业就诞生了。平民获得了快乐，而特权阶层却遭受压抑与征税。西塞罗以及喀提林，自然会理解这样的处理。
当普利策在这条离奇的道路上还没走多远时，一位名叫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恐怖的竞争者出现了。他是加利福尼亚州一名铁路与煤矿富翁之子，正如以前的凯撒一样，他也发现自己的雄心受到自己的阶级局限的压抑。赫斯特在旧金山《观察报》短期玩票后，1896年到了纽约收购了《纽约报》，聘请了从前制造刺激性新闻的大师阿瑟·布里斯班，从而在制造一切耸人听闻的伎俩上超过了普利策。他同样加强了吸引群众的工作，并且做得更为生动而强烈；他同样使用大字号、红色花边、套红的标题、赤裸裸的插图与连环画，并且做得明智而丰富。他为了使报纸到达“街上的男人与厨房里的婆娘”手里，向他们提供自认为是他们所需要的所有玩意儿。当他痛斥贵族阶级致使其暴跳如雷时，他同样详尽无余地报道了游手好闲的富人的所作所为，从而满足了人们对于“上层人士”的自然好奇心。
在一段短期内，这些新方法在美国新闻业里大出风头。那些以自己的主张合适而自豪，并且喜欢挑剔的公民，将这一结果归罪于民族的堕落，但这个观点不无草率。黄色新闻大获成功，相当的部分是因为它猛烈抨击那些罪迹明显的弊端，而这是那些自以为得体的怯懦编辑缄口不言的。最严酷的批评家也很难否认，由于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那些轰动一时的编辑的无情攻击和不断揭发，致使美国资本家与政客们所实行的方案得到很大改进。他们还以日报前所未有的程度唤起了上百万无名人士的兴趣，从而对民主化的进程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培养了爱国主义；在促成美西战争方面，赫斯特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出了更多工作。而普利策也凭借忠诚的热情给予大力支持，正如他所说，他相信这会大幅度提高他的报纸的发行量。无论黄色新闻有何优缺点，它在镀金时代兴起并繁荣起来，为便宜的附有插图的日报开辟了道路，使它的触须伸入识字不多的阶层里去。
在新闻事业的鼎盛期，普利策在最终却大大落后了。在19世纪结束前，他的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了，远远背离了自己的早期理论。他甚至打算支持海军上将杜威竞选总统，而杜威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却不是一位天真的政客，对社会与经济界的舆论一无所知。这可能是由于这位比较聪明的编者想起了凯撒是从那个方面博得了最响亮的喝彩声；也许是由于他的一部分订户正在变得富裕而高雅起来。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它的左翼影响着无产阶级，它的右翼影响着富豪集团，它也创造了一种适当的新闻事业——一种定期出版的刊物形式，它在正常的情况下，无需像大都市报纸那样花费大量资本。其实，也有一大批编辑队伍，如果说他们还有些迷惑的话，他们却拒绝向经济中那些强硬人物的方法投降——也就是向那些诸如杰伊·古尔德、吉姆·菲斯克与J．P．摩根之类的荷马史诗式的人物投降。这些性情比较温和的编者，即镀金时代的知识分子，企图将历史上的道德观念运用到已经转变的环境中来。比如，1848年创办了一家宗教性的周刊《独立者》，在1861年它在亨利·沃德·比彻的主持期间宣称，它将会“自由干预所有激发民间与宗教问题”。《哈泼斯周刊》以乔治·威廉·柯蒂斯的有力社论，配上托马斯·纳斯特醒目的漫画，攻击克雷迪特·莫比利尔建筑公司的丑闻。一心谋求更为纯正的计划，1865年E．L．戈德创办了《民族》，作为一个评论性的周刊，在30年间连珠炮似的攻击富豪集团的腐败与粗俗。然而，当仔细分析他的社论时，显然可看到，他主要是在为一种更优雅的举止风度辩护——即井井有条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那种举止风度，它不受当时所特有的迅速而粗野的技术变化干扰。不管怎样，当西部农业派在70年代对发给铁路股票持有者以特权一事发动人民党式的攻击时，戈德金却表示，在维护发财策略的可靠性上，他能够与《华尔街日报》一样坚定而严厉。
此刻，中间阶层已经因公立学校的帮助而获得阅读与写作的能力，为了满足他们巨大的民主需求，应运而生了一些新的普及性杂志。为了妇女的《妇女家庭杂志》，它在1883年创刊，由塞勒斯·柯蒂斯夫人精明地给予管理。6年后，由爱德华·博克主持其事，开辟了这一杂志的现代阶段。它抛弃了戈德早期中那些严重的形式主义，将某种“优雅的”文学与熟练处理最卑微的家政技艺相结合，从而满足了女性在厨房里的所有迫切要求，致使她们最终解放到客厅去。“人们伟大的心灵”实现了，她们对此的反应是，杂志的发行量超过了一百万份。
当这种向下的推动力深入人心时，美国却还有大量的识字之人未受到触动。在乡村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小村庄里，当地的各种周刊尽登一些闲言碎语，而大量的男人与妇女对此已经很不满足，他们对于“大世界里的大活动”也很感兴趣。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个对企业具有诱惑力的集会，S．S．麦克卢尔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是中西部的一个锅罐零售商，早年就有所了解居住在民主党流派的那些坚强的普通人。麦克卢尔凭借第一手经验深知，稳重的《大西洋月刊》只想刊登一些更具异国情调的文化知识，而忽视本国的文化，所以不可能抓住那些买他锅罐的农场主与店主的想象力。这些人与自己的家室在灰暗的生活里也需要光明的东西。
这位聪明的行商领悟到这种十分迫切的希望，于是就在1893年为广大群众创办了《麦克卢尔杂志》，向人们提供了无害的小说、民间传说里的鬼怪故事，以及一般巡回露天演出的生动图画。在3年间，他发行的杂志量，大大超过了3家较早创办的最高尚的月刊的总发行量。艾达·塔贝尔在本杂志所连载的关于拿破仑与林肯的生动事迹，吸引着穷乡僻壤的热心读者纷纷前来购买。女伶（迄今仍然是有点装模作样）、将军、政客、体育明星、拳击胜出者与政治家（美国与国外的）的画像，将那些阴暗的家庭带进了“趣味的人物与事物”的王国里。
当这种嗜好一旦变化时，那些效仿麦克卢尔的杂志也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同一形式的许多新的杂志迅速地相继创刊，采取了诸如“世界主义者”或“人人杂志”等民主性的标题，最终将报摊与邮局为这些图画与罗曼史的文集挤兑地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情绪下，许多采取这种新方向的编者大量涌现，终于发生了布赖恩挺身反对富豪集团的那种激情。这些人要求进行批评性的促进，疯狂地开始了“揭露”富人与政客丑闻的工作。这种表演引起了一片怒斥声，并在第一时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最终，由于厌烦情绪，刊物的合并，受批评者的怨恨，以及对激进主义的恐惧，种种攻击终于沉寂下来。那些考虑到民众兴趣的商人，开始向他们贡献一些“文学商品”，它们反映了美国生活里的那套社会与经济礼仪，颂赞富豪，并指出获取名利的捷径。
特殊牌号的幽默，曾经一直是美国的特色，如今它也受到了企业的支配。像阿蒂莫斯·沃德、比尔·奈与佩特罗勒姆·纳斯比这些受欢迎的笑料制造者，他们取得的成功证明，“书中自有黄金屋”。假如能在讲台上兜售笑话，那么在印刷物中也可以兜售它们。所以，1877年出现了《玩童》，1881年出现了《判官》，1883年出现了《生活》。在这些商业杂志里，只要是那些经济实力人物在大民主中不喜欢的东西，总是想方设法避而不谈；欧洲的周刊往往对那些体面人物进行表面化的尖刻讽刺，这曾经成为大陆文化里的一个方面，但美国对此却没有普通的效仿。那些职业的幽默家们每周定量为报纸的“诙谐栏”撰稿，将精力集中于谈论摩门教徒、殡仪员、岳母大人、犹太佬与争取女性参政的妇女。花两三毛钱购买杂志的人毕竟需要让人满意的抚慰性笑料，而无需酸溜溜的怀疑主义。所以，边疆派往往刺中社会基础的那种粗俗笑话与哄堂大笑，就沦为令人捧腹的噱头。它为之后机器时代关于轻型福特车的妙语铺垫了道路。
20
在教育领域，尽管它拥有古典的传统，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上有些脱节，但在这个财富、企业与科学的伟大时代里，它也进行了彻底的重建。由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如今已经有资金来扩充和改善公立学校。1871年，为此目的拿出了7000万美元；到了本世纪末，每年的数额已经超过两亿美元。这种不断增加的花费，就意味着转变了人类的身价，使不识字的人逐渐减少，尽管因为黑人与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产生了不利因素。1880年文盲占人口的17％；20年后仅占11％左右；而到了1910年，它已经低于8％。由于如此发展，埃格尔斯顿在《印第安纳的校长》里所描写的那种农村教育状况，即使在内地的偏远山区也已经消失了。
随着公立学校的改进，公共教育的扩大，被手工艺者、农场主与中产阶级下层填平他们通向高等专科学校之间的鸿沟的新要求满足了。具体而言，这种扩大采取了成倍增加中等学校的形式，它们由税收中拨款给予支持，目的是在于帮助入学学生的双亲，因为他们在免除孩子的劳动后，却无力将他们送进私立中学去。在林肯就职时，这个国家只有100所左右公立中学；到了1880年已经有了800座；在这个新世纪开始时，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6000。尽管一些劳工领袖对教育体系中的个别部门的财政拨款抱怨不公，但中等学校的庇护者在政治上颇有势力，可以迫使这一上层部门获得发展。
在建立新的州立大学（尤其是西部），以及扩大已建成的大学的全部设施方面，这股促进中学发展的势力，也起到了作用。在这一时期结束时，总计有9个或10个州，除了对民众进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外，还通过中学与高等专科学校给予免费正规教育。如此一来，曾经主要为富裕者垄断的高等教育，其开支已由纳税人负担；学校的设施已经被一部分人普遍使用，他们要么在经济收入上比较富裕，要么拥有特殊的才能与能量。所以，成千上万的青年，他们在往日或者在其他地方的当代社会里只能耕田或织布，现在也能作为律师、医生、作家、教师与各种自由职业者而跻身于中产阶级。尤其是女孩们获得这一新机会的好处，她们成群结队地进入中学与高等专科学校——以这种方式，提升了女性的独立地位，拓展了她们在民族文化中的领域。
除了大量的公共基金倾注在教育事业外，作为一种补充，还有在竞争中发了大财的那些人对高等专科学校与大学的大量捐赠。在早期，这种捐赠自然也不是绝无仅有的。1831年，著名商人斯蒂芬·吉拉德去世，留下来200万美元的捐赠给费城的一个男子高等专科学校。然而当时并没有许多人效仿他的榜样。确实，在中期，也很少有百万富翁能有大量余力投入教育事业里；但到了镀金时代凯歌高奏时，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富裕财力来进行这种服务了。
1876年，巴尔的摩商人约翰·霍普金斯捐资正式建立了一所新大学，这开辟了美国富裕历史中的先例，从而开启了一个时代。在下一个十年，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发现它在芝加哥的学院正在日薄西山，于是向美孚石油公司王国的皇帝约翰·洛克菲勒请求帮助，结果获得了初次非常慷慨的捐赠，到最后这笔捐赠累计超过2000万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较老的学院也纷纷效仿，除了收取发财较少的人的小额捐款外，还开始收取那些财神爷的宠儿的大笔捐献，其效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到了本世纪末，美国私立学院与大学从捐赠中获得的收入，几乎要比州立高等教育机构中从公共基金中获得的数目还多。
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最辉煌的成果，就是学院与大学从教会的统治下获得实质的解放，当然是除了被天主教教会集团统治的领域以外。新的州立大学与女子学院主要是为世俗界而非为教会而设立，自然应当由世俗之人而非教士来指导它们的活动。当大量的金钱滚滚流进原为教会创办的各个许愿的钱柜时，教士的管理权力就相应地下降了。除了内地的一些地区外，已经不再依赖地方牧师从国内与国外布道费用中抽出来的捐款，学院的主管人员也越来越在乎布道坛上的怒吼声了。如今既然要求企业领导人捐赠，他们也就从有钱人中召请学院的管理人员，以致到了本世界结束时，美国高等学校董事会，从名单上看起来，无异于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在执行期间，神学家们所传下的古典训练方法，遭到了相当的破坏。许多较老的学院，比如哈佛、哥伦比亚、耶鲁以及普林斯顿，因为拥有大量资金，便发展成为德国式的大学，有时还以它们的研究生院与专业学院，压倒了它们一度为此自豪的学院。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新的知识部门来敲门，是很少遇到拒绝的。
与管理方面的革命化相平行的，则是学生们的要求发生了剧变。进入高等学院的学生在不断增加，它们要求设置一些有关企业与所设职业的“课程”。总而言之，从青年们的思想、兴趣与愿望来看，它们都想获得职业上的培养，希腊语和拉丁语诗歌以及演讲术泛滥成灾的时期已经远去。最后，在学院教育的主要课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下，这一解体过程被加速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直接基于物理学与化学发现之上的机器工业的发展，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因为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新教地区教育的那种神学的与古典的气氛就被消除了。那些众多的力量，是完全超越那些大小集团的意志外的。也是完全超越一个有深刻宗教信仰的民族的自觉愿望之外的。当然，尽管宗教依然保存着，但已经非高等教育的指导原则了。只要将蒂莫西·德怀特在一次毕业典礼上的布道与阿瑟·哈德利的布道相比较，这种革命化就很容易理解了。
假如要确定这种世俗化大变动开始的日期，那么这很可能就是1869年，即林肯去世四年后，当一名年轻的化学家查尔斯·埃利奥特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时候。他执行与企业有关的人民舆论的坚定意志，清除了在思想与方法上还属于18世纪的大批老式教师。然后，他招聘了一些新近从欧洲归学的年轻人，粉碎了学位授予的古典传统，开始实行选修课程的制度，学生们几乎可以自由地选修自己的课程。
这个思想是宏伟的，与当代科学的宽容精神完全和谐一致，它不断扩大自己的境界，囊括了一些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日前正蜂拥而入高等教育的富家子弟，这个体制也十分符合他们的精神需求。就像洛奇在一次演讲中所说，在陈旧的强迫性方案下，“有些知识是毫无用处的，并且学习纪律对所有人都带有强迫性。而在新的制度下，通过明智的选择，选修那些容易的或者老师要求不严的无关课程，从而有可能完全逃避无用的学习。”亨利·亚当斯教授询问他的学生，在新制度下，他对所受的教育能做些什么，他说，出乎意外地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我而言，哈佛大学的学位在芝加哥是很值钱的。”
所以，对狭隘而恐怖的古典教育方案的破坏，产生了非常重大的成果。一方面，它以自然与人文的新科学丰富了大学的课程，并由于机会的倍增而使那些有能力者能够利用这些机会。另一方面，它也使富豪集团减轻了在预科学校中的过度紧张。无论旧制度有什么缺点，比如它干枯而狭隘，但它既是民主的又是有惩戒性的；不管贫富，只有能够解决既定问题与阅读既定诗文的男孩，才允许入学和毕业。新制度却相对灵活；那些由于出身富裕而悠闲的人，能比较容易地入学，并且比较轻松地混到毕业。所以，两种理由都能讲通。
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试验后不到十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办于巴尔的摩。它创办期间的每件事，都洋溢着企业时代的世俗精神。创办的费用是由一位生意人捐赠的；董事会的掌管者是普通人而非教士；在更高范围内进行科学研究，则被宣布为这所学校的支配一切的特征。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进行了开学演讲，他是一个公开承认的不可知论的战士，却打扮成当时正在全世界进行着的达尔文主义战斗的骑士。当听说新学校的开学可以无需教会的祝福时，那些虔诚者都为此而目瞪口呆。一名牧师悲叹着说：“邀请赫胥黎真是够糟糕的事，也许邀请上帝来参加更好些。但邀请他们两个人，都必定是荒谬之事。”然而，无论这位牧师怎样悲叹，由于坚持取得学位的程序与进步的研究工作，这所新学校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树立了榜样。实际上，这种榜样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众多学院，变为相互竞争的大学为止。
尽管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很强，但仍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要求。“文学”学院的毕业生在智力资质上往往是肤浅的；缺乏精确性，缺乏对物质事物与力量的知识，也缺乏算术能力与对机器工业效率极为重要的试验习惯。他们被指责（尽管这并不总是公正的）：他们不仅在成就上，也是在目标上“过度讲求文化”。不管怎样，机器生产过程的精密性所要求的那种教育形式，只能由技术学校来获得满足。这个时代编年史里的以下一些事实，就足以说明教育界这股新力量的兴起。哥伦比亚矿业学校在1864年成立，麻省理工学院与伍斯特工艺学校在1865年成立，利哈伊大学在1866年成立，史蒂文斯学院在1871年成立，凯斯应用科学学校在1880年成立，罗斯工艺学校在1883年成立，布鲁克林工艺学院在1889年成立。除了私人捐赠的兴起外，1862年的莫里尔法通过赠送联邦土地，来帮助工业与技术教育的政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发展步伐。到这个时代结束时，技术训练已经成为美国教育制度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并且在训练指挥那些工业物质生产方式的人与训练管理工业金融、出售工业债券与分配工业产品的人之间，正在做出明确的划分。
然而这只是一般情况，假如就此断定镀金时代教育的整体偏好是，一方面趋于奢华，另一方面趋于技术，那也是错误的。假如说扩大的选修制，让富家子女能够轻松愉快地通过学校课程，假如说同样也对那些关心极多的学习机会的人提供了获取机会，使他们能在封锁了前几代大学生的千百种领域里大显身手。组织起焕然一新的教育科系，并向那些热爱知识者自由开放。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获得了一度仅由希腊文与拉丁文独占的那种优越地位。艺术、音乐与文学方面组织了一些不同的讲座，随后又设置了一些特殊科系来教授它们的许多方面。
通过历史学、伦理学或法学，社会科学进入了各个学院与大学，虽然通常是通过走后门进去的。然而，它们一旦进入，就确实能留下来，并受到十分慷慨的待遇。1880年，即萨姆纳教授在耶鲁大学为社会学鸣锣开道的8年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政治学院，并分为历史、经济与公共法律等科系。哲学也不亚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学科，开始从神学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并分成了专门科系。1892年《哲学评论》的创办，继承了25年前由《思辨哲学杂志》开始的工作，对传统的学说提出批判性的观点；1890年，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立了哲学研究院。
在学术活动期间，与当前实用目的相距稍远的纯科学，也获得了不断支持。到了1899年，就有可能建立一座美国物理学会，以促进思辨形式的探索，这种探索不能指望它产生什么，而只会获得智力上的报酬。至于这点，就像学会第一任主席所说，“全世界的最高赞赏并非给予我所能培养的纯以太物理学的研究者，而是给那些运用它来满足物理学而非人类智力需要的人们。”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曾宣称，他的大学忠诚于“这种为真理而寻求真理的热情，这种永远与真理相结盟的对善良事物的信念”。
为了满足这种热情，各个领域都要求进行特殊训练。一度时期，这种训练大多是由外国大学毕业的美国学者提供的。在镀金时代中，美国高等教育的指导，确实是以惊人的程度掌控在从德国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教师手里，一直到了这个时代的最后的十年，国内的研究院每年才能提供大量的学者，足以应付个个学院对教师与系主任的需要。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受到训练，哲学博士终于取代了神学博士的地位，它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到了世纪相交之际，尊重科学方法、精密研究与客观思想的习惯，已经在学术的园林里良好地建立起来了。
假如说，正像人们往常以充足的理由所断言的那样，对于重要的事物的浓厚兴趣往往会发生变化，使热情转向不足轻重的事物上，那么无论怎样，为教士、文学史家与美文学教授所热爱的众多修辞学的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已经遭到了致命的破坏。整体而言，对文学与艺术的研究，虽然不止一次地遭到过带着方帽、穿着长袍与披风的工匠们的严重损伤，但社会依然有所收获。当然，镀金时代在民众与各阶层里流行的大量粗野的发财梦，在各大学中曾受到冷静的分析，这注定了某一刻会对陈腐的规范造成大的破坏。但在1900年时，这块云彩才有学院校长的巴掌那样大。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大学教育的精神与方法都处于革命化期间，女性已被强烈地从厨房与育幼室推向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每一角落里，男人们已经不再可能保持他们长久以来所垄断的高等教育。实际上，在安德鲁·杰克逊任内那些民情高涨的日子里，那些观察着地平线的教育学家们，已经开始发现男人对大学的统治不能永远保持下去。所以，男女合校的第一个重大试验，就适合在民主党河谷里得到实现。在1833年，奥柏林大学成立时就邀请了女性分享它的设施，安提奥克学院在宽厚的霍勒斯·曼的掌管下，也在20年后效仿这一榜样。中期建立的犹他州立大学与爱荷华州立大学，从最初就宣布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在镀金时代里，这个楔子愈来愈深入到那个古老的垄断性事业里。北方的各州立大学，陆续不断地抛弃了那种排斥女性的政策，比如1870年的密歇根大学、确切于1874年的威斯康星大学。私立大学也立即开始执行同一方针：康奈尔大学在1872年向女性开放；麻省理工学院在1833年；芝加哥大学则在1892年。一些不能立即打破传统习俗的古老学院也做出了妥协，为女性建立了分校：1889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巴纳德学院；1894年哈佛大学则设立了拉德克利夫学院。
与此同时，专门为女性设立的学院也在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因为那里的女性们的要求没有获得像西部地区州立大学那样慷慨的响应。妇女界领袖（如蒙特·霍利约克学校的创建人玛丽·莱昂）久已梦想能拥有自己的学院，享有充足的捐赠，并能具有最优秀的男子学院的同等水平。久已期待的这个新日子终于在1865年迎来了曙光。在波基普西一名富有的酿酒商的赞助下，在盛大的庆贺中瓦沙尔学院开学了，并设立了一个富于感染力的直观教学课。在5年内，马萨诸塞州特许成立韦尔斯利学院与史密斯学院。1885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布赖恩·莫尔学院招收了第一班年轻女生。布赖恩·莫尔学院规定必须进行入学考试，并且考试很严格，此外它还在一些部门设立了一些可媲美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或哈佛大学的研究工作。
在职业教育领域，女性进展不快。诚然，麻省理工学院与康奈尔大学都已经让女生学习工程学，但一流的法学院与医学院却拒绝妥协。1865年，女性们只能在这个国家的少数地方获得了医学教育，到了本世纪末，她们在这一方面的地位几乎没有什么改进。虽然法律学是冷酷无情的，但在这个时代终结时，已经有几所高等学校，向她们提供法律方面的训练。实际上，相对而言，拥挤在各个学院里的成千上万的女孩中，很少有人愿意研究工程学、医学或法学；师范、文学与艺术吸引着大多数人，从而促使在文化与审美力问题上的优势转到了女性手里。
21
要求民主的热情引发了要求普及教育的热情，它不可避免地也要深入到黑人民族的先进分子里。那些从前反对奴隶制的北方白人觉得，他们有某种义务来帮助获得自由的奴隶脱离文盲的深渊。在机器与科学支配下的改造时期里，为了满足工业与农业的需要，也要求起码对那些车间与农田里工作的人们普及初等教育。然而，尽管要求改变的理由具有说服力，但教育黑人的任务却非常艰难。
首先，必须克服遗留下的根深蒂固的成见，更不用说惰性力量了。内战前，在南方某些地区，教育黑人学会读写是有罪的；在北方，厌恶黑人教育的程度，几乎不亚于憎恨废奴的主张。例如，曾有人建议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为黑人青年建立一所学院，就遭到了市民与市长当局的一片怒骂，并且正式宣布要以一切法律手段来遏制这种计划。到了1883年，普鲁登斯·克兰多尔允许少数黑人女孩进入他在本州的坎特伯雷寄宿学校，结果她遭遇暴徒的袭击，并在随后被打进大牢，称她犯了一条特殊法，犯了允许黑人进入任何教育机构之罪。在北方其他地方，反对的态度几乎也是一样强烈；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当努力解放运动使整个问题面貌一新时，向有色人种开放的初级学校的数量也日渐增多。
南方各州因战争变得贫困，并且在传统上就对包括白人与黑人在内的群众教育相当忽视，所以期望它们能立即承受起对被解放的奴隶的教育重负，这有些过度。在此情况下，责任就要均分给北方与南方；在某种程度上，北方的慈善家们也想履行这个义务。1876年，乔治·皮博迪为南方教育事业捐赠的基金，其中相当大的部分赠给了黑人学校；15年后，康涅狄格州的约翰·斯莱特献出了100万美元，来“提高新近解放的南方民众”。布克·华盛顿也受到北方资本家的相助，凭借地方上的相助，他在塔斯吉创办了一所学校，训练黑人学生自立的技艺。
这些捐赠，其中有些是非常好的，不过，当然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黑人进行教育的主要负担落在了南方纳税人的肩上，在此情况下他们也勉力承担起来。到了19世纪结束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至少相对意义上而言如此。按照最乐观的估算，在解放奴隶40年后，据说美国黑人至少有一半会读写了。另外，诸如哈佛大学与汉普顿学院这样的高等学校在成倍地增长，有色人种的领袖们在他们自己的教育机构（更不用说在目前已经对他们开放的其他学院）里，获得了艺术与科学的有效训练。
在这种智力的进步中，老式的黑人传道士正在渐渐丧失自己的威信。从历史上看，他们仅仅是“非洲氏族巫医的后裔”，当基督徒的品性渗入他们的精神特点后，他们就拥有一种奇怪的信仰大杂烩，就像杜波依斯所说，在种植园时期，他们曾经是“治病者，预言者，冤仇申雪者”。奴隶解放后，有色人种的传道士作为技术能手，具有超出本种族之上的权力，并在无助的解放了的奴隶社会里掌握了统治权威。他们遵照《圣经》来宣传平等的福音，并在黑人赢得选举权后，在他们教士的职能里加进了进行政治操纵的手段。尽管这些传道士有的人受过教育，但大多数人当时的知识与理解力都高不了他们的教区居民多少。
然而，当黑人的普通文化水平超过奴隶时代的原始状态后，布道坛的统治权就式微了。世俗教育的普及，技术训练机构的增加，以及学校课程里科学的声望在日益上升，都说明“歌唱与吼叫的牧师”王国已经遭受到了侵蚀。那些考察了新纲领内容的人们的其中一人喊道：“他们压根就不相信圣灵。”在某种意义上，他说的没错。由于现实利益，以及黑人的思想被引至白人主要关心的东西——发财与享乐上，教育的普及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变化。所以，尽管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仍然很严厉，但已不可能再在两个种族间建立起严密的智力屏障。无论幸运与不幸，形形色色的黑人种族已成为美国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华丽辞藻都不能抹掉这个事实。曾经无情鞭挞过白人的那种时代力量，也正在驱使着黑人男女向暴风雨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