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美利坚帝国（1）
持续增加的经济盈余维持了镀金时代五彩缤纷与繁荣兴盛的文化，但是也遭遇了寻求国外市场与投资机会的愈加沉重的压力。因为美国现已完全走上帝国的轨道，政界上层中的首脑为了维护时常和人类活动形式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私利与野心，就通过一种逐步加强的方式，让这条国家的舰船持续朝着一个既定的航线行驶。麦金利、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哈定与柯立芝，根据政治上的常规与变化行事，相继担任了美国总统，并且在他们各自的任期内未让航海图发生任何剧烈的变化。
共和党人从韦伯斯特、西沃德以及格兰特那里继承了传统的支持和鼓励，所以麦金利、罗斯福与塔夫脱就轻而易举地坚持着“天定命运”论所规划的政策，并且经常将这个信条应用到新情况中，实施新的任务。民主党人受到布赖恩农业派系的鼓动，尽管在他们的纲领原则中同意回归曾经的路线，但是威尔逊实际上并未对其从共和党前任那里继承来的惯例做出多少革新，至少在这个半球上情况是这样的。倘若说他赋予菲律宾极大的自治权，并且冷眼旁观资本家在中国的扩张，那么他也非常卖力地对加勒比地区施以重压，通过购买的方式让美国的版图中增加了丹属西印度群岛，并且通过积极应用海军而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保护地。倘若对比在中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行动，哈定与柯立芝仍在寻求形式上的合法性，那他们在恢复对菲律宾的帝国权威，在警告日本不许公开在中国与西伯利亚活动时都是很坚决的，因为那些地区的经济机会让美国政府担负有道义上的委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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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和西班牙正式签订合约后，麦金利为了周详地设计他的航向，不得不考察那些危险的暗礁与雾气浓重的岬地，因为到处都有各种障碍。古巴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定；菲律宾人公开起义来反抗美国政府；一些被征服的地区的法律地位尚未予以肯定。为了保险起见，美国有关并吞领土的国家政策还没有明确地展示与肯定下来。总而言之，华盛顿政府现在的地位，就好比布匿战争结束时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242年的地位。
不管从哪种角度来看，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仍旧是古巴问题，它正处在极为棘手的阶段，尤其是对那些爱挑剔的政客们而言。无论他们怎样花言巧语，都总是要碰到国会的庄严决议；这一决议是在平民党人的压力下，由那些主张进攻西班牙的人批准的，它在全世界面前信誓旦旦地说，美国除了在古巴恢复和平以外，并不打算在古巴行使任何主权与司法权。然而，倘若这个岛国的政府毫无限制地转入起义的雇农与无产者手里，得意地看着老的西班牙统治阶级遭殃，那么在该国的地产与资本可以安然无恙吗？这一问题绝不是什么空谈。大家都知道，哈瓦那的革命军政府情绪不是很好，在和当地的西班牙人交往时，明显表现得极不客气，因为这些西班牙人除了在最近这次社会战争中继续忠于马德里外，还总是嘲笑人民群众的要求。倘若美军撤退而让事情面临危险关头，那么美国商人在岛上的利益与岛上老统治者的财产都将遭受严重的危害。局势是很微妙的，它牵连到面子问题与现实需要。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康涅狄格州一位精明的参议员普拉特找到了一条路。他提出一整套原则，限制古巴政府和外国的关系，限制古巴的举债能力，强迫它割让一些加煤站给美国海军，并且宣布在必要时，美国有权干预岛上的事务，以保护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对于国会中那些语言纯正癖而言，这看似是违背不久前才做出的庄重保证，然而无论遭到什么样的反对，作为附款，这个新理论被收入1901年陆海军拨款法案中，并被称之为普拉特修正案。古巴人在摆出软弱无力的姿态后，被迫将这项自我否定的条例纳入新宪法中。如此一来，美国就牢牢掌握了控制权，而将主权的装饰品交给那个独立的共和国。
5年后，也就是1906年，罗斯福总统按照普拉特的法令，寻找到便利的借口加以干涉，建立了一个军政府，并且用古巴人巨大的牺牲来作为代价，维持了地方的秩序。事情平息后，他下令美军撤退，并让古巴理解，它所取得的自由、主权与独立，就像契约条款中所签订下的，要遵从道义上的委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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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的问题更复杂。当美西战争根据双方的计划爆发时，1898年由菲律宾土著居民中的不满分子发起的武装起义已近边缘。在这个危机开始时，起义首领阿吉纳尔多接受邀请，加入美国军队来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冲突中，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要求任何保证，因为美国人曾宣称，在战争结束时，他的岛国将获得独立。然而，无论它的希望有什么依据，他注定是会失望的，因为最终结局是一个外国政权替代原先的西班牙政府。
当这个更换主人的消息传到马尼拉时，菲律宾人聚居的地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美国军队和阿吉纳尔多部队之间于1899年2月爆发了战争。依照官方的报告，情况好像是，四个本地士兵靠近一个美国哨所，极可能是因为误会，他们没有听从哨兵要求停步的命令。结果导致这个世界响起了更多的枪声。因为那个时候当地司令部的官员都不在场，而且接近哨所的士兵数量又极少，所以难以断定菲律宾人当时是想攻击美国防线。的确，从此后阿吉纳尔多急切要求停战的情况来看，公众舆论认为，当时并未打算开展侵略行动。
只要头一个本地士兵流了血，美国当地的军方绝对会拒绝谈判，并且将这个偶然事件扩大为一场普遍的冲突。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美国军队顺利取得成功，这场战争演变成持续近3年的游击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本地士兵做出了一些暴行，而且明显为此付出了复利；事实证明，像这样一场斗争，要遵守文明斗争的规矩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通过极大的努力与滥用美国人所说的“水疗法”，这场反对美国统治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其代价是众多人的生命以及1.75亿美元的耗费。
虽然有严厉的军事检查，这种帝国行径还是传到了国内，引起一些老式的美国人的不满。马萨诸塞州参议员霍尔觉得《独立宣言》是共和国信条的组成部分，他在参议院公开宣布，在他可以听到的范围内，没有谁支持这场战争；倘若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当然不会像如今正从事战斗的菲律宾人一样为自由而战，但是也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做而轻视他们。马克·吐温非常愤怒，笔锋尖锐地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谴责用来复枪与水疗法让起义者开化与皈依的做法。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蒂尔曼大笑。“共和党首领们”，他表示，“不应当再怀疑在南方限制黑人选举权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以往的口号——人类是兄弟而上帝是父亲——早已随着的时代的变迁而烟消云散！”
对待这些批评，军方也给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麦金利及其顾问们满腔义愤地否认道，菲律宾战争和1776年美国争取自由的战争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对他们而言，将阿吉纳尔多与美国相提并论，完全是一种亵渎；颂扬1899年起义军对美国统治的抵抗，是比堂·吉诃德作风还要糟糕的行为，它相当于叛国，为敌人提供了帮助与抚慰。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他们表示，这个岛国有700万人，分散在数百个岛屿上，其开化程度从原始山民到优雅的城市居民都存在，所以在赋予他们自治的过程中遇到了难题。他们嘲讽霍尔的纲领是一种幻想，这项纲领提倡马上缔和，同意该国独立，友好地帮助它实现自治，邀请世界两强一起保证这个岛国的自由。总而言之，除了加以征服，然后在美国的监护下开展缓慢而有秩序的教育工作与地方自治外，麦金利政府找不到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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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这场帝国冒险事业的意见存在分歧，菲律宾问题便成为了1900年选举中的主要争论焦点。共和党人做好了准备来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一致同意再次提名那位前进路线的发明者与捍卫者麦金利为总统候选人。不顾自己队伍中某些成员的反对，他们坚定地表示，除了用战争来平息叛乱外别无他选；因为胜利的结果，将菲律宾人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责任已由美国担负起来：“政府的最高责任就是维持自身权威，平息军事叛乱，并且将自由与文明的幸福赐予那些被解救出来的人民。”为了让选举运动富有生气，共和党的选举干事们赞美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为“第一义勇骑兵团的英雄”，并且在全国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喧嚣，谴责那些反对天定命运的软弱者为“懦夫”。另外，民主党人依旧处于布赖恩咒语的蛊惑下，再次提名这位“平民”为总统候选人，并且将帝国主义当作一个问题，和托拉斯问题、自由铸造银币政策等同对待。
在此后的斗争中，1896年那些措施与感情又复活了。汉纳再次掌控住共和党竞选运动的钱柜，就像约翰·海曾说过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大喊“狼来了，狼来了”，从企业界首领那里勒索到充裕的竞选经费。出于恐惧或者财政的需要，布赖恩如今被称为帝国与财产的敌人。就连约翰·海这么精于世故的人，也批判民主党的候选人是“直率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委婉地表示，“没有谁清楚杰克·凯德要做什么。”民主党人同样反唇相讥。他们谴责对手在道义上的浮夸，并且宣布，“贪婪的商业精神”控制了对菲律宾的政策，美国军队恢复法律与秩序的努力实则为“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
这次辩论的是非曲直，最后由人们做出总结。选举结果，麦金利以比远多于四年前的票数当选，继续占据着船长的位置。他为自己的成功欢欣雀跃，刚下达全速前进的指令，悲剧就降临在他的身上。1901年9月，他在参加布法罗的一次展览会时，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枪杀，几天后死在他一位朋友的家中。突然之间，即便那些粗鲁的党派性的批评也安静下来。当他在《我主更加亲近你》的圣歌声中入土时，全国上下都向他致敬。尽管这位新方针的主要创立者已逝去，但是其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却宣布，他的政策仍然将得到“绝对的遵守”——这个誓言马上就实现了，针对菲律宾起义者的战争更有利地进行起来，直至最终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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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凭借武力保证了自身的霸权后，就开始为各省创建政治机构。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总统也完全遵循其前任总统的方针办事。从西班牙手中夺到这块领土后不久，一个由著名人物组建成的委员会被派往菲律宾去考察当地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然后汇报有关的事实，以便实施最后政策。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为首的第二个委员会被派去暂时负责民政事务，以便最后取缔军政府。1900年初，国会为波多黎各政府制定的基本法指出，美国的帝国思想稍微被民主思想冲淡了一些——自治的程度肯定比各西班牙殖民省份在其发展的几个世纪里所享受到的权利要大，也比当代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征服的民族所获得的权利要大。基本法规定，设置一个总督与六个内阁首脑，他们都由总统与参议院来任命；地方立法机构由两院构成，一个由人民投票来选举，另一个则由各部部长与华盛顿挑选的5人组成。
因为有了具体的指导方向，罗斯福总统很顺利地为菲律宾行政机构制定了规划。在给国会的第一个咨文里，罗斯福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于1902年正式为那些岛屿制定了基本法。5年后，完全恢复了和平，组织了人口普查，正式着手准备工作，然后组织了立法机构中代表人民的那一部分选举，从而让这个新制度正式建立起来。当时的菲律宾政府由一个总督与一个民政委员会构成，民政委员会也行使立法机构上院的职责，它的成员由总统与参议院决定，而下院则通过人民投票选举。
宪法里并没有关于帝国行省的规定，所以根据宪法行事的国会，在决定这些新领地命运的时候，就必须面对一些过去从来没有以相同形式出现过的法律问题。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总括起来就是群众提出的这个疑问：“难道宪法要跟着国旗跑吗？”那些公法的专家好像只能做肯定答复，因为根据历史悠久的司法惯例，宪法中的一些规定——不管怎样，因为有关出版自由、由陪审团审讯的条款、盎格鲁-撒克逊法学的其他程式，让国会管理领地的权力受到了明确限制。然而，众所周知，美国政策中这些缜密的概念，尽管被西班牙上层人士所熟知，却无法轻易运用到赤道岛国的原始居民中去。显然，苏禄国的苏丹是从来没有听过大宪章的。
所以，法学家一下子感到非常棘手，直至高等法院做出名为“岛屿法”的一系列决议后，才解开这一死结，或者可以说是意识到宪法中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障碍。道路最终还是铺平了。尽管在这一重要场合，9个法官中有4个存在异议，构成系数的5个人在论据上也存在分歧，但是这个偶然事件只让那些注重语言精确的人受到煎熬，对于群众来说，并未造成什么持久的印象。在杜利先生无意说出的一句话中，已明显表露了事情的结论：“最高法院跟着选举结果跑。”总而言之，国会被授权继续向前，它的前提是，在管理附属国的时候，只要不违反宪法中的“基本”部分，也就是只要不过分地触犯司法良心，它就能为所欲为。当一个菲律宾编辑怀疑美国政府的善意时，最高法院马上向其表明，按照联邦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不准许似是而非的抗辩。
这项新制度建立后的几年内，政策上没有任何严重的改变。共和党的政府觉得自身地位已经牢固，就继续将它的教育与经济政策渗入到殖民领地中。而民主党人，则在每届的总统选举运动中，通过不同的形式重复它在1900年选举中的批评。从有建设性意义的方面来说，他们普遍的思想是，因为颁布了“西北条例”，应当赋予波多黎各各国较老的如大陆准州一样的合法地位，并且“只要稳定的政府可以建立时”，马上让菲律宾人独立。后来，在威尔逊总统执政时，民主党人终于有机会考验他们的理论，国会在1917年批准了一项法令，规定波多黎各立法机构的上院应当通过选举产生，并且让土著人民担任绝大部分地方职位。到1916年，国会又郑重决定，当时机成熟时，菲律宾应获得独立，而且还摆出一副允诺的姿态，让这个岛国通过选举产生了参议院。像在波多黎各一般，一些曾经非美国人莫属的有利的、重要的职位，都让本地人来担任，就连财政也准许由本地人来负责。
这些让步并未让菲律宾达到和谐一致，而只是重新点燃了那些提倡独立的人的热情，并且促使马尼拉的地方立法机构表示它迫切要从美国分离出来的决心。他们也为美国在岛上的财政与工业利益而烦恼，从而促使他们极力要求华盛顿执行严格的菲律宾政策。在几年内，危机仿佛随时都可能发生，然而威尔逊总统的任期及时届满了，人们察觉，他的那些善行只成为一种记忆。不管怎样，民主党人未能防止哈定总统任命的总督伦纳德·伍德将军在1921年再次让那艘船归于平静。
美国消耗这么巨大的力量，但是据当时的报告说，只有个别政客与鼓吹者希望独立；又指出，倘若美国的力量撤出，会让众多无助的被监护者受到暴吏的蹂躏。在菲律宾人眼中，事情已渐渐明显，威尔逊的彩虹仅仅只是一个幻影；而美国人民，至少是那些不辞辛劳地参与投票的大多数人，是期望这个世纪初所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不发生任何变更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岛国的商业与工业优势，已渐渐从本地人手中转至美国人手中，而且橡胶栽培的可能性让人心驰神往，使得命定论更富吸引力。
1926年9月，美国政府从菲律宾夏都碧瑶发出了一份措辞清楚的电报，它支持了卡米·汤普森即将发表的报告。汤普森是俄亥俄州政治家哈定—多尔蒂集团的一分子，是由柯立芝总统任命去搜集情况的。美国政府的电报表示：“倘若我们撤出这个处于东方入口的肥沃的热带岛国，我们就必须放弃亚洲强国的地位。普遍认为，没有菲律宾作为商业与军事基地，我们就无法执行各国在华贸易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无法产生（原文是这样）随着东方的觉醒必然要到来的无限的经济机会，也就无法有效地进行战争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利益。从战略方面来考虑，支持这种论点的论据是，菲律宾群岛是唯一一个适合做美国基地的地方。菲律宾是自北方日本到南方婆罗洲之间一组岛屿的一部分，其地理位置形成了一道屏幕，横跨太平洋与亚洲海岸，成为未来远东各种可能性的门户。通常认为，只要美国掌控住菲律宾这一战略阵地，它就将继续成为东方经济与国际生活中的一项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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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取菲律宾，为在远东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地，从而更易实现美帝国政治家的一个古老梦想。在林肯执政时期，西沃德就宣布，美国应成为海上帝国，辽阔的太平洋盆地在将来会成为世界活动的主要区域。在和东方的关系方面，他是非常固执顽强的。在担任国务卿时，他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尽管并不是他发明这句聪明的话来唤起（倘若不是促进）公众的想象力。
就像之前已说过的，他和其他西方列强合作，迫使东方各国将通商的大门敞开。通过西沃德的批准，美国海军军官参加了1864年对日本城市下关的轰炸，以对当地封建领主所表现出来的敌意施以报复。经他同意，美国驻东京的代表联合英国的代理人，强迫日本签署了一项商业协定。佩森·特里特说得好，这项商业协定将美国“和英国的商业绑在一起半个世纪”。和这些措施相一致，西沃德还向法国提议，共同采取行动来惩罚朝鲜人，因为他们杀害了那些坚持去朝鲜的法国传教士与美国商人。倘若国务院与海军部可以获得国会足够的支持，那么在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之前许久，美国的国旗就早已在东方水域上飘扬。
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要了解那些处在高位的人早已察觉到的好处到底有多大，这还需要一段时间。诚然，西沃德的同党所执行的关税政策，有利于暂时缓和早期在太平洋实施帝国主义经济利益的紧迫性。因为对有竞争能力的货物实施高额的保护关税，美国制造商们可以在1861年后的许多年中掌控住一个广大且不断发展的国内市场，觉得没有太多必要去更多地发展国外贸易，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国内市场达到饱和状态为止。
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东方忙得不可开交——它们在中国发动战争，并分割中国的古老领土。在东南亚，法国掠夺了一大片领地。因为盘踞在香港，掌控着广州的贸易，并且获得在条约口岸的银行活动的帮助，英国人在帝国的商业中占据最大份额。日本在胜利结束1895年的对华战争后，侵占了福摩萨（也就是中国台湾），倘若不是俄国、德国与法国干预，它还会侵占更多的地方。两年后，德国以一位传教士被谋杀为由，夺走了胶州湾，并且让整个山东省处在它的行政管理下。又过了一年，俄国以租借的形式从中国夺走了旅顺港，并且获得了修筑通过满洲直至哈尔滨的铁路权，以便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英国不愿游离在这一北方盛宴之外，于是侵占了威海卫，它是一个处在德国与俄国侵占的新基地之间的战略性港口。
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中时，欧洲资本家又借款给风雨飘摇的中华帝国，得到在中国不同地区修筑铁路的专有权，并且在潮水可及之处侵占了大多数矿产资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国被划分为其“势力范围”。当美国商人与资本家最终感到国内市场已饱和而转向远方寻找新机会时，他们到处都遭到对手特许权与垄断权的阻碍。
在这关头，中国爆发了名为“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的起义。长久以来，北京保守的统治者们就怀着沮丧的心情关注事变的过程——他们所宣扬的宗教遭到基督教传教士的攻击，他们的政府遭到民主革命派的攻击，他们的领土就像“虎口中的牛羊”任凭帝国主义瓜分。从首都开始，这种沮丧的情绪就遍及无知的群众，于是各个地区产生了爱国者的秘密公社，被称之为“义和团”。当引发这一爆炸的原因积聚起来时，终于在1899年底，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一事，成为这场一触即发的暴风雨的前兆。
第二年夏，这场冲突爆发了。德国公使在去往皇宫抗议中国人的行为时，在北京街头被杀，而且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暴力行为。居住在首都的外国人，惊慌失措地逃进英国使馆，匆忙修建起防御工事，并且呼吁救援。这个呼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回响，于是各个强国联合起来侵略北京。在经历许多争座位与赃物的吵闹后，联军最终占领了首都，释放了被拘禁的外国人，并且抢掠了店铺与皇宫。清政府屈服后，不得不对被杀害的外国人与被毁坏的财产支付巨额赔款，并且不得不卑躬屈膝地道歉，还要在北京为德国公使建立纪念碑。
美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对华的侵略，并在不久后建立了租界。的确，义和团叛乱给它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让全世界注意到美国的特殊政策与要求。在菲律宾创建战略基地后，麦金利政府早已在盘算怎样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或者至少在还未被外国列强及其资本家夺去的那部分中国领地上。只要稍对经济进行分析，就能轻易发现，除非美国参与瓜分并要求在领土上获得好处，美国商人则只能通过抑制其他列强的贪欲来让自己获得中国贸易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显著的补救方法就是“门户开放”，即维持中国国家的统一，给所有外国人提供同等的贸易优惠——当然是除了那些已被外国人获取的权利。约翰·海早就发现了这个计划的好处，于是以国务卿的身份，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给列强发出照会，要求它们遵守克制与平等的理论。
约翰·海乘义和团谈判的有利时机，再次请求其他列强政府“寻找可以让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的解决措施，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维护由条约与国际法规定赋予友好国家的所有权利，并且向全世界保证和中国各个地区进行平等、公平贸易的原则”。因为胜利国之间唯一的选择似乎就是相互争夺，而这可能导致世界战争，所以美国的程式在理论上被其他列强接受了。“在我们行动的时候，”约翰·海说，“其他国家仍在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通常来说，德国政府是残暴且非常愚蠢的，如今也恢复了理智，不再盛气凌人。”除了摆出这一友好的姿态外，美国还发现它从北京勒索的赔款大大超出其所受到的损失，于是就将多出来的部分以基金的形式退还给中国，并且通过秘密协商将基金用在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校的教育上。
美国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列强表明，当它从英国的侵略与通商口岸权中获得利益时，它并不准许更多地掠夺中国的领土或者在这个古老国度内实施任何进一步的独占。尽管在制定这一政策时内心怀有其现实与实际的目的，但是这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也带有一种崇高的道义味道，它让中国人、传教士、反帝国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都感到愉悦。同时，它给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提供了有力保证，获得国内舆论的支持。“我们不觉得，”国务卿约翰·海简练地说道，“美国舆论会赞同本政府参加这场目前仍在进行的掠夺大比赛。”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就麦金利本人而言，是乐意在瓜分中国（倘若它实现的话）时插上一手的，然而他又担忧美国内地还未完全灌输进命定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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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开放政策经高层同意后，国务卿约翰·海及其在罗斯福与塔夫脱任期内的继任者就竭尽全力地开展工作，为美国公民争取到在中国各地的平等贸易特权以及投资铁路、开发自然资源的平等机会。他们尤其注意对朝鲜、满洲以及蒙古的经济渗透，所以就和俄国的企业发生了矛盾。“我在满洲的问题上考虑了很多，”1903年5月21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洛奇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们的贸易在那里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依我看，我们应当有坚定的立场。……我收到一些从劳伦斯寄来的信件，那里有一些制造棉织品输往满洲的工厂，它们督促尽量采取最有力的行动，并且要求派一支舰队去。……南方的棉织厂也存在类似的情形，西北部的面粉厂尤其如此，它们将大量面粉输往中国。”
但是，倘若拥有棉纺厂与面粉厂的美国资本家觉得，控制华北贸易的问题这么简单，而且只需出动一支舰队就可以解决，那他们就错了。政治家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从更长期与更广阔的观点来看，他们发现，要发掘中国的资源，将牵扯到国际对手的庞大的网，要求除了发动战争外还会玩弄外交手腕。就连他们中最迟钝的人在20世纪初也清楚，在法国资本家的帮助下，俄国已然成为其他热衷于在华北扩张经济活动的国家的威胁。常年受冰封雪冬重压的俄国人，是迫切想要走向亚洲海岸的不冻水域的。
面对这个巨大的力量，华盛顿政府只好谨慎地和其他政府开展共同事业，在远东寻找能与沙俄抗衡的力量。因为他特别清楚，英国因在英属印度边界以及中国遭到俄国的威胁，已于1902年和日本结成联盟，并且在美国对西班牙战争期间及战后主动向美国表示友好。而同时，日本已经由朝鲜向大陆进行经济侵略。
因为这些情况，和这两个国家进行同情性的合作，看似是罗斯福唯一的选择。1904年，俄日之间在鸭绿江岸发生经济争夺，最后开始动用武力，罗斯福马上向法国与德国发出照会表示，倘若他们因支持沙俄而卷进这一事件，他将“马上站到日本一边，并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他一直坚信，英国政府“将以相同的方式行事”。这意味着，倘若法国或者德国无视这个警告，美国就将发动战争。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华盛顿当局不容许华北的丰富资源落到受法国资本家支持的俄国垄断者手里。
罗斯福非常幸运，俄日战争的命运对他的计划十分有利。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防止任何一国赢得对全华北的绝对统治权。与此同时，那些贷款给交战双方的法国、英国、美国的银行家，也同样迫切地希望各自的债主逃脱战争的损坏，有能力偿还债款。最后，当争斗双方已濒临破产而胜负未定时，金融家就向他们的债务人发出停付的照会，关上了他们的钱柜。日本落入这个经济陷阱，转而求助于罗斯福，并且获得了帮助。在谨慎试探了欧洲的立场后，罗斯福总统充当了调解人，以非常漂亮的戏剧性动作，在1905年夏，将俄国与日本的代表带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在那里达成了罗斯福总统所期望的符合美国利益的妥协：日本获得了俄国在旅顺、大连以及南满铁路的权利，但是却没有得到赔款来填补它贫乏的国库。这样一来，交战双方都遭到了削弱与分裂，中国北部依旧没有一个绝对的主人。
罗斯福继续在远东实施这种均势政策。朴茨茅斯会议的那年夏天，他和日本、英国进行秘密谈判，目的是维持东方的秩序，尽管对他本人而言是支持正规联盟的，但他却表示，参议院绝不会批准它，而他“也可能是在做那种无法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只得派一个密使去东京，和日本总理大臣达成一个简单的协定，并将它载入一件高度机密的备忘录中。
在这一秘密协定中，日本方面表示尊重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而美国方面也承认日本通过武力在朝鲜建立的统治。如此一来，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冒险事业，就和另一个国家相似的事业抵消了。同时，罗斯福的密使在东京对日本总理大臣保证，美国人民“在维持远东和平一事上，和日本及英国人民完全一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美国政府将采取适当措施，和日本、英国齐心协力地为这个目的奋斗，它们可以相信，美国完全像履行条约义务一样可靠”。“实际上这就是日英美联盟”，一位有名的东京出版家听到这个秘密协定时脱口说出这句话。至少罗斯福执政时，情况就是这样的，尽管美国人民对此毫不知情，直至泰勒·丹尼特从这名总统的私人文件中发现这个文件，并于1924年公布于众。
当1905年日本同意签署和约时，它已濒临破产边缘，但它不打算让美国企业夺去它耗费众多鲜血与财富刚从俄国那里得到的丰富的战利品。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它的这一决心，日本政府不准许美国铁路大王爱德华·哈里曼将满洲铁路变成他“环球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它还委婉地拒绝了雅各布·希夫于第二年提出来的恢复这项计划的要求，而希夫却是在对俄战争中支持过它的纽约金融人士。
固然，当看到美国强大的势力在它们中国北部的管辖区活动时，日本与俄国立即抛弃前嫌，平息了争吵，联手保卫它们的战利品——而且还企图获得更多。它们联合起来，掌握了形势的关键所在。日本因为控制了战略性的铁路，就占领了南满；而俄国因为拥有中东铁路，和海参崴、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所以在北满与蒙古有强大的势力。它们派受过训练的士兵守卫漫长的线路，并且依据自身需要规定全区的运费。这两个强国事实上已占领了中国的北部，在家门口就能为了自身利益而侵略这个辽阔的不发达国家。
在努力打破日本与俄国对中国领土的控制时，美国资本家提议，而且国务院也试图促成，对上述几条重要的铁路实施“中立化”——这是一个想让整个地区向美国企业开放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还采取了各种措施，由美国的银行在1910年提供大笔借款给中国，事先达成的谅解是，这些借款除了用在其他方面，还用来发展满洲的铁路与商业。在这个时候，俄国外交部通过法国在华盛顿的来源得知，国务卿诺克斯批准这笔借款，并且建议设置一名美国监督来负责支付，从而在事实上建立起美国对北京与满洲的政治影响。
圣彼得堡与东京听到这个消息后惊讶不已，如今它们坚信，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托词，用来掩盖美国对其在中国的财产侵略行为。它们开始协商，以便维护彼此的利益；在一系列的秘密谈判与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1919年公布沙皇档案后才大白于众）中，联手保护彼此的利益。它们公开蔑视门户开放的政策，将满洲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承诺万一一方因争夺对中国的政治优势而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相互给予帮助——这一郑重的协定显然是针对美国的，因为英国已由于联盟条约而和日本捆在一起，而且毫无疑问它完全清楚俄日之间的谅解。
在威尔逊担任总统时，紧张的形势稍微得到缓解，对中国的事务也明显采取了持重的态度。他表示，他决定让联邦政府摆脱金融与工业势力的控制，所以他对继续在东方实施罗斯福与塔夫脱的前进政策的建议并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对1912年推翻皇朝的国民党表示由衷的同情，宣布它的政府决定制止外国的干预，设法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为了证明他的同情不是虚有其名，他抓住眼前一个机会来做实际的表现。那个时候，美国的银行家正在和外国金融家合作，准备发行一次中国公债，也就是著名的“国际财团”或者五国借款。这是一项以牢牢控制指定岁入为保证的风险事业，由半官方的方面来负责管理。对于这项计划，威尔逊予以否决，其理由是，它是一种用“昂贵的信贷”来掌握中国人民命运的行为。
威尔逊在表示他对“独立的”中国怀有兴趣时，也主动向日本表示友好。1917年，威尔逊授权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子爵达成了一项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利益”。尽管这种谅解的语言如月光一般难以捉摸，但是它的意思却是，日本可以更自由地在大陆上促进自身的事业。不管怎样，这项协定让东京欢欣鼓舞，但是却让北京惊愕不已。对于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保罗·莱因希而言，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以来，他就向国务院抱怨，说忽略了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兰辛—石井谅解恰好成为他最后一个把柄。没过多久，他就辞职了，并且对威尔逊政府在东方实施的谨慎而胆怯的政策心怀憎恶。事情的真相是，威尔逊总统将其积极参与帝国主义的活动限制在一个区域内，即加勒比地区，在那里，危险较小，更易于有效地使用海军来建立法律与秩序。
7
在共和党领导下对波多黎各的吞并以及对古巴的控制，仅仅只是将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变成美国内海的序幕。从道理上看（引用外交语言），这个地区是美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几乎所有分布在巴哈马与特立尼达之间的岛屿，其绝大一部分商业都轻易被美国掌控了。就连英国与法国的商人也抵挡不住美国强大市场的力量；而对此，英国与加拿大的联合力量也无能为力。在大陆的墨西哥、中美洲各国、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美国企业也正在勇往直前。
政治与经济的进程都有助于美国霸权的发展。在那些欧洲列强无法维持秩序的地方，经常发生反对挂名政府的起义，这有时是因为纯粹的派系斗争，有时是因为诚实正直的人站起来驱逐腐败专横的冒险家，有时也因为不懂外国投资者的价值所在。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它们都扰乱了企业利益，尤其是损坏了地方债券持有者的利益。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公开发放的债券，其中大多数照旧是用来弥补岁入的。实际上，它通常已膨胀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因为在任何一次起义中，失败一方的债务都加诸到胜利一方的头上。所以，在美国第二次革命中，当亚伯拉罕·林肯政府打败杰弗逊·戴维斯政府时，就注意避免这种为数巨大的拒付债务的情况。相应地，也无需彻底打乱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秩序以降低财政的高结构。
美国政府总是卷进每一次危机中，而且每一次都有新理由。除了门罗主义保证不让欧洲列强在西半球侵占更多领地外，就连在收账这种正当的行为中，它也依旧被美国银行家与企业家包围着，被要求帮助他们挽回陷入危险的收入。它绝不想说，它既不准许欧洲各国政府来救助本国的债券持有人，自己也不代表它们采取任何措施。倘若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比较轻，只需派几只战舰到离岸较近的地方去，就可能让银行家掌控海关，并且通过协商的方式友好地清算债务。然而，倘若当地的领导人不听取这种警告，就需要派美国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有时还必须按照总统给海军部下达的命令，进行有限制的战争。然而，相关各方并不必非要倚仗宪法规定的由美国国会实施的宣战权。现实情况是，美国经济与政治的统治权在加勒比海地区不断前进，既没有打破西半球法定的和平，也没有令国内有和平意向的党派感到不妥。
下述这个简短的编年史就非常生动地说明了这个过程。1903年，德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武力威胁，不得不从委内瑞拉撤出，并且甘愿为仲裁承担某些财政要求。1905年，罗斯福采取行政措施，接管圣多明各的海关，并且将战舰停靠在多米尼加的领海内，为自身理由增加了后盾。按照普拉特修正案，他于1906年干预古巴，让当地人相信，美国反对混乱的警告行为是必须受到尊重的。1907年，一项经美国参议院批准的正式条约，让针对圣多明各的货币保护关系稳定下来。第二年，国务卿诺克斯忽然断绝了和尼加拉瓜总统的关系；没过多久，美国战舰给当地争夺政权的双方发去照会，禁止它们在布卢菲尔兹进行战争——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因此保证了美国的优势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1911年，在纽约银行家的建议下，美国和洪都拉斯谈判后签署了一项条约，扩大了美国在洪都拉斯的权威；尽管这项条约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但是却受到当地政府的拒绝。
同一年，美国派了一艘战舰前往尼加拉瓜，安排了一项贷款，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表达了美国的“善意”，并将海关交由总统任命的人掌控。虽然塔夫脱总统三次提交紧急咨文，但是参议院依旧没有批准这项条约，于是就派出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强行登陆，一切又恢复正常。1914——1916年，和尼加拉瓜的条约终于通过，美国得到一条运河通道以及几个海军基地，尼加拉瓜则获得300万美元的现金，大多数现金用来支付和美国政府合作时使用的美国货物。1915年，陆战队将美国国旗插到海地的领土上，在杀害2000多名当地居民后，在那里建立了美国的宗主权。那些被残杀的人民，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牵扯进军事行动中的。1916年，纳普海军上将——“为了保证国内的安宁”——侵占了圣多明各，并且宣布其受到美国军政府管辖。1917年，从丹麦那里购买的维京群岛。1920年，美国海军被用来稳定危地马拉的局势，1921年，马拉瓜的《论坛报》因发表了一些批评性文章，遭到一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毁坏；此后，美国公使要求尼加拉瓜政府在首都之外划出足够大的地方，供美军建立操场、舞厅与电影院，而且还为了便利自己要求指定一家酒吧间。1923年，巴拿马国民议会批准了一大笔公路建设的借款，由纽约市的投资加以保证。192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再次被派往洪都拉斯以维持公共秩序。1927年，海军陆战队再次前往尼加拉瓜。这些就是国务卿诺克斯所说的“金元外交”中一部分编年史的简介。
在上述事件中，就美国政府而言，并未表现出什么恶意。相反，罗斯福、塔夫脱、威尔逊、哈定与柯立芝都觉得，在这方面，美国的目的中没有任何阴险邪恶或者狭隘之处。威尔逊还尤其强调了这一点。他谈及拉丁美洲国家时表示：“我们必须以平等尊重的关系来证明自己是它们的朋友与支持者。……不管它们的利益是不是和我们的利益一致，我们必须以理解它们的利益为前提来证明我们是它们的朋友。”
哈定也非常关心这种友好的关系。或许是考虑到在对待南方各国时曾表现出不必要的严厉，他宣布，他从来不准许他政府中的任何一个官员“为西印度群岛动荡不安的邻国起草宪法，然而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刺刀的威胁下强迫它们接受”。显然，柯立芝曾承认过1924年共和党的纲领，其中断定，“对永远一致的新的约束与考验，表明了我们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所以，人们不可以说，那些天定命运进军中的步骤是帝国故意或者公开谋划出来的。
实际上，在加勒比地区扩大美国权利的诸多事件中，每一件都是依据不同的情况而拥有不同的色彩与情节的。所以，有关前进运动的编年史，整体说来还无法对更高规律的具体运用得出一个准确的印象。为了弄清楚那一阶段的内情，必须比较细致地研究一下各种紧急情况的整个篇章，而海地事件就能充分说明这一切。1803年，那个小岛屿共和国摆脱法国的控制后，马上成为革命与暗杀的舞台。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证明它迫切需要法律、秩序、良好的道路、卫生、教育与工业的进步。然而，那些在全国扩张中期统治着美国的南方种植园主，尽管也同意将国旗插到那些适合棉花种植的沃土上，但是对于那些奴隶已成功进行革命以及正试图自治的地方，他们是不敢有过度密切的关系的。另外，他们在华盛顿的继承者，也就是那些企业大亨们，只要国内事业——甚至都包括农场抵押——可以得到10％至15％的利润，或者可以和联邦地政局通过交涉以相对小的风险获得相对比较大的收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对海地的问题漠不关心。然而到了19世纪末，当南方支持奴隶制的人们已死去，美国的金融势力已壮大时，他们则明显开始关心海地的命运了。
1902年，海地共和国发生了一次周期性叛乱，并因此落入美国的活动范围中。海地政府求助于美国，从纽约获得一笔利息达12％的贷款，并且以往常二三倍的价格购买了大量军火。对这些商业交易，美国军火制造商一点都不感到惭愧，他们同样对正在为“自由”而战的力量感兴趣，也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向他们出售毁灭的手段。欧洲资本家从远处观望这场混战，热心地周旋于交战双方。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就像当地美国公使脱口而出的话一样，相关的文明国家将让海地偿付所有的账单，无论哪方在内战中取胜。当时，在牵扯进这场危机的国家中，谁都没有像德帝国那样焦虑不安。德国商人掌控了约9/10的海地对外贸易，同时也比较关心与货物流通量有关的地方事务。在繁冗的事务中，他们还可以以35％的利息贷出50万美元，随后又设法贷出数目相对比较小的30万美元，而海地仅净收到这一数目的一半。
美国商人显然对德国人这种早期的成功耿耿于怀，而且还担忧被敌手彻底挫败，所以陷入一片恐慌中；国务院对此也深有同感。尽管一家美国公司已控制了重要的铁路与租借地，尽管纽约国民银行以不会导致不利结果为保证集中了海地大量的债务，然而人们还是觉得，整体来看，美国在地方收益中的份额还是太小了。另外，美国人民因为被触犯了民族尊严而倍感愤怒，因为海地人公开歧视他们，并且反对那些曾积极将地方贸易转至美国手中的叙利亚裔美国公民。这种愤怒还因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而扩大了，这件事的起因是海地总统想夺取地方国民银行的黄金储备，结果这一计划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干预而失败，这笔黄金储备由美国一艘战舰转移至纽约，以低利率安稳地存放起来，对此，海地政府坚决要求归还这笔黄金储备。
如今事情已非常明显，华盛顿国务院的关怀必须采取更为实际的形式。所以，威尔逊总统派了一些特派员前往海地，负责说服海地总统维尔布伦·吉尧姆·萨姆接受美国善意的保护。同时，美国的银行家也向他发出照会，表示没有适当的保证，就无法再获得贷款，这让他陷入真正的困境。从柏林获得援助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德国已陷入战争的罗网中，被一个海上强国封锁。它也不可能从法国那里获得援助，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打算将萨姆总统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它仅派了一支海军力量前往海地，以保护法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
在发出行动的信号之后，1915年夏，美国政府命令卡珀顿海军上将带领一支优良战舰“华盛顿号”去海地领海。当时正好得知，萨姆总统因为事态的变化而非常恼怒，下令杀害了一百多名囚犯，而萨姆总统本人也由于遭到报复而被谋杀。面对这些残酷的行为，卡珀顿海军上将显然有些不安，就下令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地方上的政治活动场所，在行动中引发了一些流血事件，但还不足以让国会宣战。这时一些精明能干的指导者在美国的支持下颁布了戒严令，海地的国民议会被批准选举达尔蒂格奈夫将军担任总统，他是卡珀顿海军上将认可的候选人，明显倾向于和当地的美国代表合作。
总而言之，达尔蒂格奈夫将军就职后，就马上和他的新朋友们签署了一项条约。这个文件的序言中表示，“缔约双方的最高政府”愿意“通过在相关共同利益的措施中开展最亲密的合作，以进一步确定与增强它们间已然存在的和睦关系”。根据这个契约的条件，美国利用其力量，开发海地共和国的农业、矿业与商业资源，指派技术人员以顾问的身份来管理以上资源，接收与管理海地共和国的海关，并且指定财政顾问来主持指导当地政府的财政事务。
如此一来，美国就凭借着一次行动，既推动了私人企业，又保护了公共财政，因为公共财政所发行的大批债券都流入美国做抵押品了。就如克莱武在印度执行的克制路线一般，美国政府也强忍着不去吞并海地；的确，倘若吞并的话，就和两年前威尔逊高傲的宣言相违背了，他在宣言中表示，这个国家“永远也别再想通过征服去增加一寸领地”。就是依据这个精神，参议院在1916年春同意了和海地的友好条约。
然而，为了历史的精准性，还应当说，这种来自美国的援助并不是所有海地公民都愿意接受的。的确，为了让当地议会批准这个友好条约，需要耍一些小伎俩并且稍微显示一下自身的武力。而且，在这5年内，当地的美国军队还认为非得杀害两千多名本地人不可。尽管大部分牺牲者被美国陆军与海军代理人称作是“匪徒”，但是其中一些人极可能是因为对“外国入侵”表示仇恨而惨遭杀害。实际上，一些外国人就和本地人一起抵制对海地实施的新路线。一名在海地共和国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就曾愤怒斥责美国政府的行为，甚至在被关进监狱后也没有让他沉默。一位在海地的美国地产投机商也曾谴责过海军陆战队与宪兵；但是没过多久，他就被刺杀了。尽管这些偶然事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它们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美国保护下所建立的秩序的不满。
倘若说那些被枪毙与谋杀的海地人是命该如此，那么事情依旧非常明显，在安抚平定的过程中活下来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满意行政权。不管怎样，当按照友好条约的规定打算发展内地农业资源时，美国政府就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武力，以便让本地人完成修筑道路的任务。另外，据美国方面的报道，地方上的演说者与编辑还在“进行鼓动以反对帮助与支持海地立宪政府的美国官员”，这让治安当局不得不下令镇压报纸与公共集会，并且实施军法审讯。
在土地方面，地方的不满情绪尤为强烈。按照海地的旧宪法，土地只可能由本地人所有，这就成为美国企业首领们的法律障碍，因为他们正急不可耐地要按照友好条约的规定进行开发农业资源的工作。为了扫除这个“进步事业”的障碍，华盛顿那些专业的起草人就制定了一项新宪法，省略掉了那个对美国不利的条款，并提交给海地议会批准。这个时候，对这一行为极度不满的本地人内心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他们冲破了所有限制，这让议会惊恐不已，不敢批准华盛顿提供的宪法。本地人憎恨外国人的入侵，其激烈程度就和加利福尼亚人憎恨日本人的闯入一样。美国政府想在形式上按照法律办事的企图失败后，就打算解散立法机构，命令海军陆战队使用武力来驱赶拒绝服从的议员，并且规定那部同意外国公司拥有海地土地的修订宪法，将在美国军方与监督下开展公民投票。
这次公民投票根据事先规定的手续召开了，投票结果是，63000人投了赞成票，而200到300人投了反对票——面对这一荒谬可笑的结果，一位爱打趣的人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之所以宣布反对的票数，仅仅只是为了防止人们看穿这种表面文章。的确，这件事做得非常不得体，使得国内的美国人听到它时，也表示抗议，这同时也增加了海地人民抗议的分量。没过多久，参议员哈定在竞选总统时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宣布倘若他当选，绝不会在海军陆战队的刺刀下强迫西印度群岛邻邦接受这部宪法。
在哈定当选总统后不久，一些著名的公民向其国务卿查尔斯·休斯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哈定在还是候选人时所提到的在海地的活动。查尔斯·休斯以其一贯的法官似的冷静来对待这份请愿书，不打算因此完全改变政策，其理由是岛上传来了暴行的消息，而美国银行势力也发起了控告。他觉得，那样做将在感情上牺牲掉一次为海地“促进安宁与幸福”的机会。赞同这种观点的人当时来自其他方面。
一个由马库斯·汉纳的女婿梅迪尔·麦克密克领导的参院委员会，经历长期的考察后提交报告说，虽然威尔逊的政府做出了一些不幸的事情，但是紧迫的形势要求美国继续开展工作，以创建“尽量接近代议制的”当地政府，并且和海地政府合作，为“海地人民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因为产生了严重的道义责任与维护国家的荣誉，再加上很多次要因素，美国不得不实施1916年条约的条款，也就是“进一步确定与增强”两个共和国之间已然存在的“融洽关系”——这两个共和国，一个很小，而且被贫穷所折磨；另一个非常大，而且慷慨大度。
8
美国利益在加勒比地区不断扩大的结果，必然会实现一个古老的梦想——在巴拿马地峡开凿一条运河，将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数千海里。对军人与商人而言，实现这个梦想的时间早已宣布过了。早在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奥勒图号”战列舰正在进行绕过合恩角的漫长旅行，当时好几个星期内，全国上下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它平安抵达的消息，那时就有人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强调了这条航道对海军的好处。这个时候，厂主与商人都在抱怨横贯大陆的铁路运输费高昂，轮船公司不得不进行近海的贸易，而墨西哥湾附近的城市都希望可以通过地峡让交通变得更加便捷。所有这些愿望，都反映到了华盛顿的院外活动集团。
毫无疑问，打破这一海洋之间自然屏障的时机已成熟——自从麦哲伦时代以来，这一自然屏障就阻挡住了欧洲人的道路。然而，拥有潜在路线的哥伦比亚与尼加拉瓜，却都不具备开展这项艰巨工程的财力或者技术力量。在苏伊士运河英雄德勒塞普带领下的法国资本家曾试图开凿它，但是却惨遭失败。毋庸置疑，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的非美国莫属，它持续增加的需求要求开凿这条运河，而它在加勒比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又绝不容许其他强国来承担修筑这条运河的重任。
然而，要启动这项工程非常困难。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1850年和英国签署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那时候，英国在中美洲拥有的力量比美国大得多，所以，两国在条约中承诺，它们不寻求排他性的对运河路线的控制，并且共同鼓励任何可能修筑这条运河的私人资本家，“以扩大人类的利益”。条约的条款是很清晰的，它计划使之成为一个联合企业。所以，倘若美国要独自负责这项工程，尤其是由政府机构来主持，那么至少要出于礼节而和英国做出新安排。通过很多外交上的小争论，双方终于在1901年签署了海—庞斯福特条约，做出了这个国际调整，取消了旧条约，从而消除了这条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其他尚待处理的问题，甚至更为麻烦。在路线选择上，是选择尼加拉瓜还是选择巴拿马呢？这明显是一个涉及科学的问题，但也掺杂有其他的考虑。具体说来，老的法国公司依旧享有哥伦比亚赋予的经巴拿马修筑一条运河的特许权；但是它已然破产；它的大多数股票也以票面的价值转至美国投机家手里；除非它们采取某种措施，否则修筑的特许权将于1904年终止。几个月后，还未对路线的问题做出决定，那些持有法国债券的美国发起人开始有些焦虑不安，就促使他们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集团，更加努力迫使国会来采取行动。
没过多久，这项重大的决定就产生了。虽然两个联邦委员会在专家的建议下偏向于尼加拉瓜路线，但是国会却在1902年宣布以不高于4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法国公司的巴拿马权利。与此同时，它还规定，从哥伦比亚共和国那里购买运河地带，一旦行不通，就选择尼加拉瓜路线。根据这些指示，罗斯福总统马上和波哥大签订了一项条约，波哥大将美国渴望获得的地区让与美国，美国则承诺现付1000万美元，并且支付年租。
这时，进程突然停止了。哥伦比亚参议院要求大幅度增加现金付款，在未得到应允时，就一致拒绝了这个条约，从而阻断了急于达成这项事业的罗斯福总统的路线，让那些聚集在濒临破产的老法国公司里的投机家惊慌失措，并且激怒了希望通过运河获得繁荣的巴拿马人民。事情很明了，倘若不长期拖延下去，就必须冲破法律形式的约束。
就在这紧要关头，革命风暴中的两只海燕，也就是巴拿马的阴谋家曼纽尔·格雷洛博士与法国冒险家菲力浦·布瑙—伐里拉，被深深卷入法国运河公司的阴谋中。他们觉得时机已到来，就匆忙赶往美国，为巴拿马的剧变筹集资金，并且寻求联邦政府的保证，在暴乱可以发动时获得保护。布瑙—伐里拉在白宫与罗斯福会面，并且在国务院见到了国务卿约翰·海。尽管海还没有获得官方的保证，就马上传话给巴拿马的那些战略家，表示在起义抵抗哥伦比亚时，美国的战舰将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在这些战舰抵达后，革命爆发了，美国陆军登陆，一位华人在偶然事件中被杀，巴拿马在1903年11月3日宣告独立。3天后，罗斯福总统承认这一新共和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数个星期后，有关方面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承认了巴拿马的独立，并且赋予美国通过地峡开凿运河的权利，报酬是支付一笔现款以及分期支付的年租。
“倘若我遵守传统的、保守的方法，”罗斯福表示，“我必须向国会呈交可能多达200页的庄重的公文，然后再在国会中对其展开辩论；然而我获得了运河区，而让国会去参与辩论；当辩论在进行时，运河也正在修筑中。”这位戏剧里的主角，就是以这几句简洁明了的话阐述了这场交易。
华盛顿政府在迅速处理了这个法律难题后，就加快向其目标前进。国会拨款4000万美元，全部支付给法国运河公司，极大程度地报偿了那些目光长远的美国资本家，他们曾大量向那个已然不存在的法国公司投资，并且有效地在国会院外活动集团中为他们的事业进行辩护。最后，通过漫长、热烈且耗资巨大的运动，他们再次感到轻松愉悦。因为这件事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有些异常，所以在通过之前自然会惹来报纸习惯性的怒吼声，然而这场暴风雨持续得非常短暂；后来，时过境迁，这件事也就和星路诈骗案以及耶佐河土地诈骗案一起躺进了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