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美利坚帝国（2）

如今至少有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在国会大厅中取得胜利，其他问题则多少能够按照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加以考虑。怎样来管理运河工程呢？国会和总统之间经过长时间的争吵后，最终达成一个很奇怪的妥协。国会坚持要委员会来管理这项运河工程，但是总统最后却任命乔治·戈特尔斯担任典礼官，将运河董事会的其他成员降低至顾问的地位。“Borad是一个狭长且呆板的东西”，据说戈特尔斯曾这么说过。如何克服致命的热带疾病的威胁？这些热带疾病已击垮了法国公司的雇员，他们就如镰刀前的庄稼一般纷纷倒下；就连接触一下这些疾病的边缘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只好求助于科学，威廉·戈盖斯医生在预防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运河要建成什么类型？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在国会记录中已数不胜数，但最终还是决定利用一系列船闸来克服倾斜度的问题，而不必去降低河床的水平面。如何开展这项工程：是交给私人承包商还是交给公共企业？最终决定由政府雇佣劳工、采购材料，直接来接管这项工程。

1904年，就像罗斯福以其简洁的语言所说，“泥土开始搬家”。历时九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劳工、技术以及环境卫生——之后，这项工程的指导者们终于让太平洋与大西洋连接起来。在科学、资本、工程技术、技巧以及劳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项奇迹，它比巴尔博亚在400年前首次站在地峡高处眺望南部海面时所想象的景象还要伟大。1914年，巴拿马运河向全世界的商业开放。

在竣工前，就需确定对使用运河征收通行费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表面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却涉及和英国以及其他既得经济利益的国家的微妙关系。尽管海—庞斯福特条约让美国不再承担那个已作废的合作条约的规定，但是其中的特别条款却规定，运河将以同等条件向任何国家的船只开放。从字面上看是非常明了的，但因为发财欲望以及政治热情的驱使，这种保证的性质却成为国会以及全国展开辩论的主题。

辩论一方表示，这个保证是正确的，从法律与良知上都应当遵守这项义务——准确地说，就是对美国与外国的所有船只都按同一个标准收费。辩论另一方则竭力提倡，美国进行沿海贸易的船只不包括在这个平等条款的范围内；他们表示，之前的条约是美国不得已签订的，因为英国当时轻视门罗主义而插足中美洲；又表示，海—庞斯特福的谅解压根不是一项契约，而仅仅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所以可以随意修改。正是按照这样的路线，辩论持续了数个月，铁路与轮船的院外活动集团警醒地主持着这场战斗。因为对支持差别待遇的论点印象深刻，国会批准并且由塔夫脱总统在1912年签订了一项法案，规定美国沿海贸易的船只无需支付和外国船只同等的通行费。

英国立即反对这项行动，而且运河越临近开放就抗议得越强烈。当时，这件事落在了威尔逊总统的肩上。他面对伦敦方面提出的强烈抗议，又迫于墨西哥清算英国利益而爆发的革命，所以处境非常尴尬，尤其是因为他的党的政纲中曾明确表示反对废除通行费法，而且一般分子又高喊拒绝“向英国妥协”。然而，1914年春天，威尔逊总统前往国会，要求采取相反的行动，他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那个条例违背了和英国签署的条约，从经济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违背了明确的诺言。因为心里牵挂着墨西哥问题，他又含糊地表示：“我请求你们支持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倘若你们不批准我的这个行动，那我就不清楚怎么来处理其他更为微妙、更为重大的问题了。”

某些民主党参议员对这个请求感到惊愕，他们宣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不会“讨好”英国；而另一部分人则对有机会取消他们所说的塔夫脱“献给美国船运托拉斯的贡礼”而欢欣鼓舞。当围绕这项提案展开的热烈辩论平息下来时，行政首脑使用了纠合必要票数的方法，让国会屈服，取缔了1912年的通行费法，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国家船只收取相同费用的收费标准。

唯一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再次恢复和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友好关系，因为在罗斯福任期内，它由于一场革命而痛失巴拿马——威尔逊总统爽快地承担起这项和解的任务。通过一些小争吵，他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波哥大方面达成了谅解，签署了一项庄重的条约，对巴拿马事件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表示惋惜，并且规定美国支付2500万美元给哥伦比亚政府，以安抚哥伦比亚受伤的感情。这个文件公布时，遭到罗斯福一些朋友的悲叹与讥笑。他们表示，这是一种对错误与丑行的无耻供认；是对美国荣誉赤裸裸的玷污；是愚蠢与虚弱的反映；就像那位上校亲口所说的，是“彻头彻尾的讹诈”。在这些论点的影响下，参议院拒绝通过这项条约，而这件事看似就要到此结束了。

此事发生后不久，国会院外活动集团得知，哥伦比亚有大量的油田，而考虑到波哥大方面所怀有的敌意，将让美国资本家痛失一笔可观的利润。所以，必须设法来纠正对美国企业界不利的错误。当那笔交易确定时，罗斯福那些怒气冲冲的朋友们也只得压下自己内心的怒火。最终取消了道歉环节，以挽回美国的面子；留下了金钱这一安抚物，以抚平卡斯特略受伤的自尊心。在哈定任期内，这项条约终于早1922年获得批准。曾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都纷纷发言承认，为了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愿意去做那件不久前还被他们称为“污辱国家荣辱”的事情。最终他们也确实做了，因而保证了美国在哥伦比亚的霸权。

9

正当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前进的时候，墨西哥爆发了革命，这使得美国很多方面的人士要求对格兰德河以西实施同样的前进政策。必须承认，提出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真正依据的。近50年来，美国资本家不断在墨西哥增加投资，到20世纪初，总数已超过5亿美元。长久以来，当地的条件非常适宜他们企业发展。在法国被驱逐以及马克西米利安被处决后，墨西哥一位军人领袖波菲里奥·迪亚士施以阴谋，自立为总统，并且创建了社会秩序。除了4年空位期外，他1876年—1911年都盘踞在行政宫，在实际问题上享有独裁的权力。任职期间，迪亚士一直都友好对待美国资本家，鼓励他们建立工厂，慷慨地授予他们采矿权，并且帮助他们获得大量的可耕地。

然而，他的慷慨似乎已超过他的谨慎。据说，至少在解决自然资源问题上，迪亚士违反了他用以进行统治的1857年墨西哥宪法；而且他给那些创办人的诸多让与，都带有诈骗性质。这些说法都是有充分的事实来证明的，美国公共土地被分割的事实，美国勘探者在处理这些土地时对法律表现出来的尊重，都使对迪亚士的指控更有可信度；倘若迪亚士没有更坏的打算，那至少也是疏忽大意了。另外，像E．L．多恩尼与艾伯特·福尔这样在两国都有活动的人，他们的道德观念表明，即便是墨西哥最谨慎的官员，在和格兰德河那边的资本家交往时，要想避免各式各样的危险，也是非常难的事情。总而言之，主要是因为美国企业的帮助，迪亚士才得以征到足够多的税收，偿还自己的各种债务，给士兵支付饷银，并且维持自身的统治。

在那些沾了迪亚士善行之光的外国人眼中，迪亚士是一位“强人”，清楚怎样以唯一可能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对人体施以暴行）来统治墨西哥；然而事实却是，在平静的表面下，灰烬仍在冒烟，只要轻轻一搅动，就会引发大火。不管从哪方面看，已让这个国家苦恼了一百多年的土地问题，为这场爆发提供了燃烧的物质。因为贪婪的地主在温顺的法官的帮助下，一再牺牲小农的利益——讲清楚一点，也就是通过偷窃农村财产——来扩大自己的庄园，形势似乎越来越恶化。除了印第安人雇工怨声连连外，目前有组织的劳工也为此怒火中烧。因为铁路、矿山、工厂与油井的发展，引来了产业工人的大军，他们大部分是印第安人，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他们是一群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在这一经济进程中，“知识分子”的队伍也壮大了，尤其是在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合的血统里；另外，反对那位“总统”的残酷专政的运动，还获得了自由派的支持。

迪亚士一直平静地坐在火山口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延缓迫在眉睫的灾难。他未采取有效措施来帮助雇农摆脱长久的卑微处境，或者提高产业群众的生活水平。他从外国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大多数用来在墨西哥城建造宏伟的建筑、林荫大道与广场。他还打算建筑一座西半球最漂亮的大理石歌剧院，以超越巴黎与纽约。迪亚士及其美国顾问理解中的“稳固的”社会“秩序”就是这样的：高层是由一位冷漠无情、没有任何想象力的独裁者领导的一小撮挥霍无度的富豪集团；低层则是处于农业与工业的半奴隶状态的群众，他们陷在贫困的深渊中，除了发起猛烈的暴动外，很难存在任何协调一致的行动。

对于那些在墨西哥建筑了城堡的外国人而言，他们巴不得迪亚士是永生的，而且随着迪亚士在位时间的延长，这个事实已被人们深刻认识到。甚至在迪亚士准备放松自己的控制前，墨西哥的政客们就已开始讨论怎样瓜分他的庄园；1911年，当迪亚士度过80岁生日后，他的独裁政权在一次革命中被捣毁，这次革命还引发了一连串走马灯似的惊人事件。继迪亚士被这次革命推翻后，出现了一位温和的自由派弗兰西斯科·马德洛，以及很多态度不明确的野心勃勃的追随者。两年后，马德洛被残酷地暗杀，一位军人冒险家乌尔塔将军掌控了政权，他为墨西哥带来了繁荣，让美国企业再次由衷地称赞他为“强人”。

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有国民在墨西哥投资的国家，对这个问题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马上承认了乌尔塔政府，并且打算享受繁荣的报酬。然而威尔逊总统让它们的希望落空，他不认可这个新政权，并且援助墨西哥自由派用武装来反抗它。1914年，乌尔塔被赶下台，以卡兰萨与比利亚为首的反对派夺取最高职位，共同分赃与参与权谋。随着此后的斗争，卡兰萨渐渐处于优势，而且看似极有可能让这只破败的国家航船归于完好状态，然而1920年卡兰萨被暗杀。这时，以奥布勒冈与卡莱斯为首的另一个联合体掌握了全部政权，统治着已被10年革命、混乱以及经济贫穷弄得疲惫不堪的民族。

对这些动荡年月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事情，我们无法进行简单的推论。在农村与工业的不满分子里，确实存在着造反的物质基础，然而它却经常被歹徒与其他冒险家利用。反对派确实偏向于公平对待外国资本家，然而在摆脱他们霸权的斗争中，其爱国主义又常常掺杂有嫉妒心。一些玩世不恭的人表示，这场运动仅仅只是西班牙人与欧印混血人之间相互争抢掠夺印第安人的权利，然而这种对革命的简单解释，完全忽略了上层阶级里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虽然迪亚士并未做什么实际的事情来实现人民的自治，但是却不能因此完全否认墨西哥存在一种民主的热情。倘若需要什么证明的话，在1917年的宪法里就能找到。这个令人诧异的文件反映出一种真诚的愿望，要求推动普通教育，保护公共土地以免受到私人的掠夺，分散大庄园以创建自耕农场，限制教会在政治中的权限，并且提高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这个文件透露了人类的一种激进思想，对华盛顿政府而言是过于大胆了。

在推翻迪亚士政府后，美国政府与有关的资本家一样，面临着很多棘手的外交问题。第一次暴乱发生时，塔夫脱总统马上警告相关方面，美国人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必须获得尊重，然而他并未显露军事威力来支持他的警告。在威尔逊执政后，他在莫比尔港发表了令人震惊的演说，告知拉丁美洲各国，它们现在就能看到当代世界中发生的一个奇迹——从外国资本家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这个宣告非常清楚、坦率，使得各国的外交部都困惑不解，并且引来英国外交专家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怀疑，以为威尔逊要依据美国创业者的利益进行某种非常微妙的事情。

实际上，威尔逊总统的做法是混乱模糊的。他不容许墨西哥的事情放任自流，却又无法随时进行有效的干预——这项名为“警惕的等待”的政策，除了静静观察外，其实际意思是无穷的。从现实来看，威尔逊总统就曾多次积极地参与墨西哥的争论。他不承认乌尔塔将军，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那个冒险家倒台。他以维护国家尊严的名义，让海军陆战队于1914年登陆韦拉克鲁斯，并没有请求国会宣战，而在该地发起了一场小小的战争；在一些海军陆战队以及更多的墨西哥人伤亡后，事情依旧没有得到解决，于是他就以上事件接受了“A．B．C”国家，也就是阿根廷、巴西以及智利的调解。有时候，威尔逊还对墨西哥交战各方实施武器禁运；然而有时候他又取消了这种禁运。有关墨西哥竞争各方的是非曲直，他的观点也总是发生变化。在德·拉·乌尔塔被驱逐后的数个月，他一直不承认卡兰萨；最后他认可卡兰萨，但是又引起了比利亚的愤怒，因为他曾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过比利亚。后来，比利亚因为无计可施而暴跳如雷，于1916年组织了长征，入侵新墨西哥，威尔逊立即派美国军队前往墨西哥，下令务必要抓住那个入侵者。这个任务一直持续到1917年2月，为此耗费了1.3亿以上的美元，但是却没有获得成功。这一年开始后，威尔逊总统被深深卷入世界事务中，这使得他无法再专注于墨西哥的石油、革命、盗匪活动与政治问题。

事实上，墨西哥可以独行其是了，于是连续不断地发生了很多场杂乱无章的斗争，直至1920年卡兰萨总统被刺杀，才再次让华盛顿对南部边疆以外的事情产生兴趣。这个时候，美国政府面临着是否要承认死者继任人的问题，对此，威尔逊的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以坚定的立场，赞同成为惯例的政治圣事，他宣布，作为合法友谊的代价，墨西哥必须尊重美国的生命与财产，对美国人在革命中的损失给予赔偿，并且废除事实上是进行没收的法令，墨西哥人表示，美国也未赔偿外国人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中所遭受的损失，然而这种说法并未收到什么成效。墨西哥人还觉得，很多“令人不悦”的法令，其目的是归还那些外国特许权享有人所非法获得的财产，这种说法依旧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管这些论点恰不恰当或者是否过于天真，它们对华盛顿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华盛顿政府采取的一项行动就是通知墨西哥政府，它必须给予赔偿；另一件事则是强制收取赔款。

那些追踪美国这段时期在加勒比地区进展的观察家们，对无限的拖延以及毫无结果的谈判感到诧异。于是他们不由得产生这种疑问：威尔逊政府为何不将曾在海地与圣多明各强制执行的法律与秩序原则也迅速应用在墨西哥身上呢？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能轻易回答的，然而有些事情似乎还是能够肯定的。加勒比地区分布的都是一些小共和国，海军只要按照总统的命令，就可以在它们的国土内采取军事措施——无需获得国会的批准。美国政府在该地可以实施戒严，检查电讯，并且利用军事手段来管理事务，这么做不会在美国引发抗议而让政府感到为难。

在墨西哥，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除了有大约1500万人外，墨西哥幅员辽阔，并且紧挨着美国，派少数海军陆战队无法悄悄占领它，创建顺从的政府，恢复迪亚士的正常统治。恰恰相反，要想顺利占领墨西哥，就意味着要展开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倘若没有国会的宣战，至少倘若没有就这个问题通知政府立法部门，威尔逊总统是很难发起这场战争的。另外，这么大规模地调动部队，会引起美国人民的注意，或许还会引起很多敌对的势力妨碍议案的通过。它必然会惹来一片愤怒的批评，说对墨西哥进行的侵略，实际上是为了石油界与银行界的利益而策划出来的，即便它名义上是以普遍福利来进行的。比如，美国劳工联合会还是为了反对这个可能发生的事件，抵制性地保持着警惕，和格兰德河那边的工人运动依旧保持着联系，并且采取积极的态度来抵制干预。

然而，支持依靠武力来进行强制性调解的依据也是现成的。美国人的生命曾遭受过损坏，国旗也曾受到过玷污，天主教会历史上的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受到墨西哥革命者果断的否决。到1919年夏，单是石油集团通过国务院向墨西哥索要的赔款就达到5亿美元，更别提那些金融家提出的要求了，他们眼看着未付的息票越积越多，墨西哥债券的价值越来越低，为此焦虑不堪。身为掌控罗盘的人，参议院里的共和党人响应了这些力量的要求。在1918年的选举中，他们在参院赢得了多数，就在外交委员会中设立了小组委员会，参议员艾伯特·福尔当主席，专门调查了墨西哥形势。小组委员会按照指示，召开了听证会，制定了美国向墨西哥提出的要求，并且建议对墨西哥实施军事占领，倘若它不服从的话。

在这个行动后没多久，参议员哈定竞选为总统，参议员福尔也成为内阁成员。美国在墨西哥石油业中号召强大的投资者为这一新前景欢呼，如今打算去实现他们被拖延很久的光辉前程；与此同时，在东部金融堡垒中组织得非常周密的银行家与墨西哥债券持有者，也提出了数额巨大而又依据充足的权利与要求。所以，各方人士都觉得，倘若需要的话，将利用武力来恢复美国在墨西哥的财产；进行这种宣传所需的材料肯定是丰富的、振奋人心的。然而，共和党政府却不回应福尔提出的不还钱就开战的要求。倘若说政府表现出其坚定性，那么它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度；它没有用战争来恫吓，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千往墨西哥城，认可陷于困境中的奥布勒冈—卡莱斯政府，以换取尊重美国权利的承诺。和那些玩世不恭的人所预测的刚好相反，这次代表团并未采用曾在加勒比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解决手段与军事力量。西沃德那个将墨西哥共和国合并入美国的梦想，再次遭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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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拉丁美洲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传统做法在很多方面都涉及门罗主义——所有种类的争端都是以这个早期宣言为名而产生的。这难道不是门罗主义严厉禁止欧洲列强在这个半球扩张新领地的所有企图吗？在内战爆发前很久，波尔克总统曾阐释过，对于英国在中美洲扩张领土的行为，甚至都无需依据它来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在半世纪后，克利夫兰总统却解释道，倘若必须避免英国占领它那些至少拥有某种历史性权利的领土，按照这同一个信条，却能让这个国家和英国之间开展战争。

当欧洲列强派出自己的战舰去拉丁美洲国家为自己的商人、投资者收账时，是门罗主义迫使美国政府予以干涉。历史记载中有两种说法。1859年，英国为了收账，建议在韦拉克鲁斯做一些海岸示威，美国国务卿却在这种场合下表示，美国“无权来定论英国抵制墨西哥的原因，也无权判断为了满足其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到1897年，因为一位德国人毫无缘由地卷进一场涉及25美分的争吵中，被海地政府拘禁起来，德国帝国政府派战舰前往海地，要求海地政府赔偿3万美元，并且让其就侵犯德国国家尊严的行为给出道歉，对此，美国国务院也持相同的观点，不愿予以干预，也不愿承担义务来保证其美洲邻国“行使独立主权的责任”。

然而这已然是一个逝去的时代的回声。到新世纪初，美国资本家在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权利以及希望已上升得非常高，使得如今的欧洲列强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每一次争吵，都会引起华盛顿对其绝对利益存在的注意——另外，还有依据门罗主义而产生的模糊不清的责任。就好比铁针跟着磁石转一样，公共政策也跟着经济事件的变化而转动，所以德皇才首次感觉到这种彻底转变过来的趋势的震动。

1902年，德国、意大利以及英国联合起来对委内瑞拉进行海上示威，目的在于让它们的公民收取应付的票据。罗斯福总统兴奋地跳上舞台，建议通过仲裁来解决问题。根据1915年发表的塞耶所著的《约翰·海的生平》一书中的表述，而且这种说法还在1916年罗斯福的一封信中得到证实，德国是这次事件的发起者，它最开始拒绝仲裁，直至罗斯福用海军进行威胁后才屈服。这一说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布的，因此宣传的效果非常好，公众几乎都信以为真。然而，此后的研究，尤其是H．C．希尔关于罗斯福与加勒比地区的书，都揭穿了罗斯福—塞耶的这一说法。实际上，这次冒险的领袖是英国，在接到美国的建议前，德国就表示同意仲裁。罗斯福的文件并没有表明他明显威胁过德皇，德国方面的文件也是这么说的。然而，不管怎样，门罗主义都是对英德野心的一种制约。

在这个插曲获胜后，罗斯福将门罗主义运用到圣多明各的类似危机里，从而又进一步拧紧了螺丝钉。当某些欧洲强国代表它们的公民威胁要进行武力干预时，美国除了按照委内瑞拉的先例反对这一行为外，它的行动还超出了那个事件本身的范围。它甚至连仲裁都没有提出，就占领了那个已然破产的共和国，整顿了它的资产，并且命令清算它的票据——对美国的投资者予以适当的考虑，让他们中的一些人以优惠的条件获得多米尼加的债券。没过多久，就像我们已看到的，美国的霸权就在拉丁美洲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前进运动的过程中，尽管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它并不仅仅只是凭借门罗主义的道义约束力，然而在那些冒险的岁月里，它还是再三谈论那个历史性的信条。罗斯福曾提醒过相关各方，只要是涉及不道德行为、混乱、减少文明社会的联系以及无法偿还债务的事情，都将迫使美国行使其国际警察的权力。这话说得非常明确清楚。有些批评者表示，门罗主义只不过是一张盾牌，用来掩饰美国攫夺土地与特权的行为。塔夫脱愤怒地回应了这种说法，说这种卑劣的讥讽并不能让这个国家在情况需要时不去承担自身的责任。这就是“金元外交”的时期。

紧接着是“新自由”的时代。就像上面所讲述的，威尔逊在就职后没多久，就在莫比尔港的演说中对门罗主义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新阐述。他没有遵循历届前任的做法，而是直接宣布，资本家并不只满足于进入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他们还想掌管它们的内政；他还向全世界宣布，那些国家马上就要获得解放，并且将受到朋友一般的对待，拥有同等尊严的地位。光从威尔逊的语言来说，这个宣言是非常明确的，然而海地、圣多明各、墨西哥与尼加拉瓜的人民却很难理解它的真实含意——即便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在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说中解释道，门罗主义并未侵犯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主权，并适当地解释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权利与责任，当地人民也还是无法彻底克服理解上的困难。

对于美国政府各种或多或少带有官方性质的表白，一些拉丁美洲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编辑以及出版人回答道，门罗主义仅仅只是美国佬的一种阴谋诡计，目的是事先提出权利要求并抢占土地，直至美国准备好去攫取它。从这一派的立场来看，这个崇高古老的主义，当它用来保护它们以反对欧洲债主时，它是非常好的；但当它用来维护秩序与增加美国的商业利润时，它仅仅只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掩护物。实际上，有关美国政府蓄意实施帝国主义统治政策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理由非常简单，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精神是从来不会这么做的。大英帝国也不是某个特赖奇克或者某个伯恩哈第事先谋划出来的；它是从一些插曲渐渐扩大成事变的。根据华盛顿政府的观点来看，美帝国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从一些貌似是无法避免的具体情况与特殊道义责任中产生出来的。

另外，在有关美国政策的官方声明中，一直回荡着一种对南方邻国表示友好的高调子。倘若说曾在海地与其他地方使用过铁拳的话，那么它也时常伸出友谊之手。比如，詹姆斯·布赖恩国务卿在充分察觉到即将到来的经济机会时，也尤其强调了培养和拉丁美洲友好关系的问题，表示他深信，在美国领导下的这个半球的和平，是商业繁荣的最佳保障。布赖恩甚至超出了纯精神式的表达，以无可厚非的骄傲，于1889年举行了一次泛美会议，这类会议首次在这个半球举行，它象征着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新口号。先河一旦开创，这类会议便相继于1901、1906、1910与1923年召开，同时还补充以各种关于科学、金融、劳工、妇女以及教育的会议，让泛美主义成为一个神秘不可测的字眼。

从主要方面与细节方面来评价这些会议的成效是非常难的。显然，一个实质性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永久的合作机构，它被称为泛美联盟，总部设在华盛顿一栋漂亮的建筑里。这件事情的重大意义是较难加以界定的。一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在观察了几次泛美会议开展的工作后总结道，主要成果是“精神的”，而不是经济的与实质性的。在另一位历史学家眼中，泛美联盟预示着合作将取代帝国主义统治，并且为泛西班牙主义提供了一种纠正方法，这种泛西班牙主义曾打算向旧大陆的拉丁民族求助，以调整新大陆不平衡的均势。

然而，在一些实际事务上，华盛顿政府并没有从形成拉丁民族文化纽带的努力中，或者从历届泛美会议的决议中获得多大帮助。毕竟，鼓舞它的力量来源还有很多方面。它的能力依仗英国的支持，它的物质力量与海军力量又让它可以承担与履行自身的义务，它不能依靠那些国家开展有效的合作——当1921年它给昙花一见的中美洲联盟送去祝福时，1924年它再次想让那些小国组成联盟时，国务院才清楚这个事实。

11

依照美国国家崇高理念在太平洋与加勒比地区开展的帝国推进运动，其影响是很难在那些动荡年代的杂乱记录中找到的。就像那位诗人在写到普通生活时所说的那样，最开始是行动，许久后才形成思想。所以，当美国国旗在一个地方升起，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升起时，这些行动并不是事先做出的逻辑形式的构成部分。相反地，在关于时代的口头论述上还有很多混乱。一贯存在异议的人表示，这个国家并没有全体同意将征服异国民族与土地当作联邦政府的正规职责。由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宣布，它支持菲律宾独立（尽管暂时还不让其实现），这个事实显然具有某种重要性——到底有多大的重要性，上天还未显露出来。参议员哈定在参与总统竞选时，谴责威尔逊政府用美国刺刀强迫西印度邻国接受宪法的行为，这个事实也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对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件深表遗憾，或者如其批评者所说，至少以为他表示抗议是为了吸引选票。无论是哪种情况，哈定的声明都表明，在帝国行径上，国家还有某种不成熟性。

然而，在总账的另一方，却有很多项目暗示，民众内心是希望有一些新殖民地、保护国、势力范围与道义上的委任统治地列入美国遗产中的。布赖恩在1900年有关帝国主义问题上所遭受的失败，对罗斯福有效行使“大棒政策”的欢呼，威尔逊任期内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威望的不断提高，哈定与柯立芝任期内重新对菲律宾实施的强硬政策：这些无不证明大众普遍满意天定命运的路线。

但是，帝国的哲学还未系统完成，也没有与宪法一同融入进当代的道德体系中。不管是因为逻辑的原因还是因为基督教的训练，美国思想家还不敢公开将达尔文的规律运用到各国争夺贸易与领土的斗争中去。他们并不是不清楚古代信条，因为他们都曾耳闻罗马帝国的理论与实践。在教科书中他们就曾读过《为曼尼鲁斯辩护》，也就是西塞罗演说词，它用简洁的语句总结了那一古老的强权理论：“你要果断地全力进行战斗，以维护罗马的荣誉、盟友的安全、我们优渥的收入，以及众多公民的个人财产。”他们也曾阅览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巨著，这些著作谴责自由派软弱的情感，公开宣扬为光荣与金钱而进行战争与扩张。“这不能称之为掠夺！”当布吕歇尔将军首次从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上看到伦敦时这般怒吼道！

倘若说这些大胆的原则对美国的政治家或者主编有某种吸引力的话，那么在他们的表白中并未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批评家批判那些处在高位的人，说他们内心深处相信这种教条，但每次都遭到愤怒的否认。从记录上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极少将帝国的征服看得这么简单、粗率的，就像罗马与德国哲学家一样；根据他们的宇宙观，他们都会考虑道德因素。当德雷克与霍金斯追赶上西班牙的大帆船，掠夺了它的财宝，将船与水手抛进海里时，他们除了获得劳动报酬外，还觉得自己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称许与新教信仰的批准。当克莱武进入一位印度土邦的宝库时，他克制住不将财宝全部拿光，并且对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力既惊又喜。当埃德蒙·伯克在上院发表其著名的演说，徒劳地控告沃伦·黑斯廷斯时，他觉得，英帝国的统治“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狭隘法学的细节上，而是建立在扩大的、牢固的国家道德原则上”。一百年后，诗人吉卜林在诗中表现了同样的精神，他称帝国的召唤是一种庄重的命令，要求承担“白人的负担”，寻找另外一种利润并且努力取得另一种收获。这样的激情也感染了这个民族的美国分支。所以，在德国帝国主义者质疑这名诗人的感情到底真不真诚时，他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不清楚，高度的道德责任感是可以和保证已投资本、征服陷入混乱、参与革命的较小社会集团并行不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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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情感和务实的理智是能够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气候中繁荣发展的，以下列举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和平运动在英语帝国的两个分支中得到了最强烈的支持，没有任何地方比美国更为热心。在这个时代，人们看到，美国从一个平等自治的联合体，逐渐转变为一个疆域辽阔、成员众多的大一统体系；同时也能看到，宣布战争为非法，在世界范围内建立长久和谐一致的宣传，正处于迅猛发展之中。

在这时期，来自各县、各州、全国以及国际的和平协会正以让人炫目的速度在美国各地兴起，尤其是在商业繁华的东部地区。1906年，纽约和平协会建立，安德鲁·卡内基石破天惊地宣布，捐出1000万美元来促进他打心底拥护的国际友好事业。到了第二年，纽约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全国和平大会，与此同时，国际俱乐部全国协会也在路易·洛克纳的领导下建立了起来，后来，洛克纳坐着亨利·福特的和平船，将橄榄枝带到了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以卡内基为榜样，来自波士顿的富裕出版商埃德温·吉恩于1911年捐赠了自己的部分财产，建立起世界和平基金。1912年，美国和平协会将自己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并且开始从事一些新活动。这个协会大约是在一百年前的纽约建立的，当时是世界上这类协会的先行者。教育界对此作出了反响，成立了美国学校和平同盟，并且扛起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旗帜：“我的国家就是一切，我的同胞就是所有人”，在学校里进行宣传运动，各教派的教士也纷纷仿效，建立起教会和平同盟，在宗教领域进行活动。

无论是这些协会的会员，还是领袖演说家，都是美国第一流的公民。其中包括：莱曼·艾伯特、简·亚当斯、詹姆斯·贝克、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安德鲁·卡内基、卡里·查普曼·卡特、查尔斯·埃利奥特、汉密尔顿·霍尔特、戴维·斯塔尔·乔丹、劳伦斯·罗厄尔、约瑟夫·乔特、托马斯·爱迪生、詹姆斯·希尔以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排在前面的是一些极端派，他们将战争看作是一种罪恶，要求无条件废除。

由于会员众多而且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平主义的鼓吹者自然变得多种多样且影响深远。他们召开会议、进行布道、做研究宣传、出版著作、举行宴会以及发表演说。他们将战争谴责为野蛮行为，把和平鼓吹为最大的理想，并且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该受到尊敬。在反对军国主义上，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方面见解不同的人也会站在同一阵营。

当然，他们并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地步，甚至在最开始的和平运动中也是如此。那些亲英分子对德美友好感到怀疑；德裔美国人则在英美协议中看到了不祥的苗头；而爱尔兰裔则对英美的交往采取了自古以来的一贯态度。

事实上，在各派势力的讨论中，形成了一个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德国不是国际和平的盟友，于是就作出特别的努力，让公众在这方面消除疑虑。理查德·巴托尔特从某个角度来考察这种指责，宣称威廉二世是赞成持久和平的。在经过相似的调查工作后，埃德温·米德表示：“德国人的思想正转向康德型的理想主义。”为了对这些说法进行补充，一位德国著名教士于1911年被派来出席一次重要会议，他对美国的听众说，他在动身之前曾和德国皇帝谈过话，德国皇帝对国际和平运动非常感兴趣。和威廉二世私交不错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在很多场合都作了保证；在他的鼓动之下，纽约和平协会于1913年德皇加冕25周年之际，打造了一个漂亮的勋章，并且配上得体的说辞，一起送给了那位波茨坦宫的主人。为了重申这个信念，和那位王爷有私交的安德鲁·卡内基宣布，他质疑托马斯等人的说法，因为他的那位帝王朋友是一个“平和的王爷”，此外，“那些得出相反结论的人，是忽视了那位王爷的真正性格”。这样一来，全国那些优秀的公民们最后终于相信，人类已经接近了普遍和平的目标。当然，在个别地区还存在着一些纠纷，比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年的菲律宾战争，1899年的布尔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土意战争，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以及各帝国边界上的那些小纠纷。

在现实中，有一些显著的迹象表明，各国政府对险恶的武力仲裁是有点畏手畏脚的，他们赞成以友好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端。一些热心人响应俄国沙皇的召唤，于1899年和1907年在海牙召开了两次会议，这被视为新秩序的前兆，尽管英法等国的外交家们在幕后暗暗发笑。在第一次会议上，达成了3项涵盖适度承诺的协议。其中有这样一个规定，在国际争端中，中立国家在任何时候对能在不冒犯别国的前提下进行斡旋，从而和平解决争端，或是中止敌对行为。另一份协议规定，争议中的任何一方都能够不带偏见地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从而更好地调查事件的真相。除了这两项协议以外，还决定在海牙设立国际法庭，从而让这个事情变得完满。根据协议规定，产生争议的各方可以把无法由外交办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国际法庭。

然而，裁军的提议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禁止使用毒气的建议也遭到了来自美国代表团的反对。没错，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国之间那种深刻的敌意已经清楚地表现了出来。那时达成的唯一一个统一意见是关于“文明战争”的新规则，但这个规则很快就被与会国家视为废纸，根本无法抑制彼此武力相向。

如果基督教领域不同意和平纲领，那么美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声明是相信和平原则的。尽管麦金利总统曾拒绝在“缅因号”事件上进行仲裁，在和西班牙的争吵中也拒绝调解，此外，为了让布尔战争结束，它还在无意中对英国施加了压力。尽管有以上行为，麦金利还是公开宣称：“在每一次突发事件中，和平总是比战争更为可取。”1903年，美国和加拿大关于阿拉斯加边界线的长期争端，由位于伦敦的联合法庭解决了，结果对美国非常有利。收到通知后，罗斯福总统于1905年对已经焦头烂额的俄国和日本进行斡旋，并且协助它结束了朴茨茅斯的战争。3年后，英美一致同意把所有不涉及重大利益和国家尊严的问题提交仲裁，1910年，英美两国将关于捕鱼权的争论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顺利结束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争端。

争取和平的具体措施现在仍然是空中楼阁，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要改邪归正，国务卿诺克斯和英法两国在1911年签订了条约，将所有争端提交给国际法庭仲裁，不过他的计划因为遭到了参议院坚决反对而宣告失败。爱尔兰裔和德裔分子之所以坚决反对它，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而那些拒付债券的州议员之所以反对它，是因为美国人担心欧洲债主会通过法庭来收取债务。国务卿布赖恩并不担心诺克斯条约的命运，自从他进入威尔逊内阁后，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了。他用自己特有的热情，和世界上一半左右的国家达成了协议，规定无论哪种性质的争端都必须提交给国际委员会调查，在调查报告出来前，绝不擅自宣战。参议员出人意料地批准了这些协议，让美国的和平运动凯旋得胜。

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大战爆发了，简单粗暴地消除了这些协议的迷惑性，并且让那些和平的鼓吹者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些一度被称作人类明智朋友的热情分子，一夜之间成为了被仇视的目标，亲英分子称他们为卖国贼，普通人则将他们视作嫌疑分子。随着战争呼声的日益强烈，他们变得越来越进退失据，当威尔逊总统要求国会对德宣战时，这一困境达到了顶峰。由于宣战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迫使所有人（除了一些嘲弄者）必须作出选择。左翼的一些极端分子，特别是那些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持怀疑态度的人，依然主张和平，其中有很多人被当作间谍而投入监狱。而右翼方面，那些和平事业谨小慎微的辩护者都表现出了好战精神，借此洗刷自己的污点。与此同时，那些和平协会一边倒地改为拥护政府，或许它们认为，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结束战争”，以此来安慰自己。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就是如此，它唯有竭尽全力来推动这场武装冲突获得最后的胜利，才能更好地贯彻发起人的理想。自由派则处于中间立场，他们反对军国主义同盟，曾徒劳地干预过欧洲战争，现在他们则鼓吹“民主的和平”，并且得到了民权同盟的支持，民权同盟是一个维护个人权利的协会，同时它也反对政府行动。

战争完结后，鼓吹和平者的道路依然充满了荆棘，尤其是在美国抵制国际联盟以及采取武装独立的立场之后。因此，在那些职业的爱国主义者（比如陆军部、海军部，以及认同军方权势集团的各类同盟）眼里，一个原本热情支持和平的信徒就会变成一个卖国贼。即使强大如卡内基和平基金，在重整旗鼓后，也必须要谨小慎微地行动。它募捐了巨额资金来撰写世界大战的不朽历史，帮助法国和比利时重建那些被德军破坏的建筑，并且为了向英国示好，捐赠了5万美元来恢复撒克逊民族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因此，即使帝国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仍然有必要依据新的责任和潜力来检验一下和平理论，以及那些明确的道德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