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走向社会民主（1）
那些专注于帝国路线、煤炭吨数、铁路里数以及棉花包数的精明政治家，在20世纪初，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满足温饱的镀金时代以及无限开拓美国土地的时代永远不会结束。然而，除了商品生产外，他们却对正在美国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一无所知。农场主感受到农业革命的逼近，在汉密尔顿—韦伯斯特信条新的运用下，他们越来越不安。不断壮大的产业工人大军，团结得越来越紧密。在社会理性上，科学正在向公共马车时代所传承下来的智力形式发起挑战。
总而言之，这些累积起来的力量，既复杂又相互影响，正在影响着公认的事物秩序。触及生活与劳动各方面的工业改造诞生了。然而它还是太年轻，本身还无法被称作公认的秩序；在发明、技术以及资本家雄心的推动下，它的确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为两个政治人物的活动，这种体现在国家生活中的无情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这是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来跻身于高位的两个最富有活力的人，他们分别是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这两名国务活动家，在事变过程中，是因为偶然事件而不是因为政党经理人的意向，爬上了连凯撒都可能垂涎的权力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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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民主制度里这些未预见到的趋势，其逻辑的出发点是，总结一下繁盛时期发财与享受的制度。就像我们之前已指出过的，美国思想的普遍趋势以及美国政治实践的体制，长期以来就是和工业财产的众多所有者的要求相统一的；这些人在较为幸运的农场主的扶助下，统治着整个国家。他们所奉行的哲学是最简单的陶立克式：国家与社会不算什么；个人才是一切。政党是那些绅士们与有时间开展公共事务的人的一种私人联合；其实用目的就是，借爱国主义与公共福利的名义来控制政府，并且在司令员、兵士以及随营人员中分配政府职务。政党应怎样管理它的核心会议、大会与委员会，这和普通公众没有什么关系；倘若政党领袖贿赂选民以促使他们去参与投票，那只不过是在干一件相互有利的事情。礼仪仅仅只是提醒他们不要搞暴行而已。
在那些古老且美好的自由年代里这么组织与领导起来的政党，事实上就是一支常备军。倘若它控制了政府，其官员与手下就将生活在富有之乡；倘若它失败而被赶下台，它将整顿队伍，节省开支，计划以巨大的热情去夺回失去的天堂。当一个政党控制了州的、地方的以及全国的政府时，它就可以关起门来在核心会议以及秘密小组中指定法律并开展行政事务，不用担心公民们的干扰——直至下一次大选当僵局似乎又要被时间与事件的洪水冲破时为止。倘若在地平线上察觉群众造反的迹象，那么各种反对派力量的官员就将在共同的危险面前迅速联合起来，并且控制住选举。要是有必要的话，选举可以在酒馆中进行，并且伴之以狂欢饮宴与暴力行动，或者用假票投入票箱——这种做法非常普遍，以致让人感到的只是幽默而不是愤怒。
和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是，崇高的政治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因为某个主教辖区仁慈的恩赐，个别浮想联翩的妇女们曾冒险问津选举，但是戈德的《妇女宝鉴》中一名作者却以这样的话予以回答：“在具有端庄、典雅、隐居精神以及女性温柔的人中，有多少人不愿将那些艰难而烦琐的任务委诸于她们的丈夫、父亲与兄弟身上呢？在那些除了社会交付的所有任务外，还担负有爱情、友情、教育与慈善事业责任的人中，有多少人愿意担负起政治的重任呢？我相信，我希望，这种人是极少的。”这种信念与希望看来是非常有依据的。
在镀金时代，个人管理他的财产，也和政党的核心会议一样，是不受国家干预的。政府的干预是一件坏事，是对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的违背，除非这种干预是维护秩序，给铁路创办人提供津贴，或者为制造商提供保护与补助。除了这些微妙的例外情况，国家的重大责任就是不干预私人事务。可耕地、森林、水力以及矿藏等巨大的国家资本，毫无限制地或者毫无保留地让与或贱价出售，以便使用或者潜在地垄断。农场主们既然已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国家分得很大一部分赃物，所以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去大力阻碍铁路公司、木材公司与矿山康采恩分得它们专有的那一部分。老实说，占有与开发的规则已是非常慷慨了，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那些进入与占有公共土地的人，没有一个是完全遵守规则的条文与精神的——实际上他们是那么漫不经心，使得罗斯福总统在阅读公共土地委员会的报告后也大声惊呼，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处处都存在欺诈行为。当国家土地正在激烈地进行瓜分与分配时，铁路公司也在专横地统治着它们各自的领域。它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吞并与联合，给喜爱的运主提供回扣，为了某种原因而歧视一些城市与港口，毫无限制地给新大陆、旧大陆那些容易受骗的公众发行大量股票与债券，无动于衷地宣告破产，按照“运输可以负担”的通用原则规定运费。
联邦政府除了利用善行来养肥资本家的企业外，还对所有者的税负很是体贴。事实上，它所有的实际收入都来自对进口商品比如威士忌酒、烟草、啤酒与葡萄酒所征收的间接税——联邦政府非常高明地将它们分摊给消费者。尽管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是按照一切财产都应缴税的理论行事的，但又认为要发现与登记那些深藏在柜中的虚渺的股票与债券是非常困难的，即便最精明的税收估定者也不可能掌握柜中的秘密。各个州委员会陆续宣布，普通财产税是一场滑稽剧，在无形证券上逃避税收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地方，沉重的所得税与遗产税都没有让那些一心想要发财的人感到苦恼。
对于那些在他们工业中伤亡的工人，他们也从来不会因为责任而感到烦恼。一位在工厂中失去一只胳膊的工人，一名被滚轧机压死或者在矿洞中窒息而亡的工人，他的家庭只能认命，承担这个行业的所有风险；只有在雇主感到自己犯了疏忽之罪时，失事家属的损失才可能获得赔偿，但是即便如此，也照例要经过冗长、曲折且耗资巨大的诉讼。所以，依照一条古老的法律诡辩，不能以强迫财产所有者担负社会遗弃者的责任为目的，来侵犯他们的神圣权利。按照一条同样漂亮的准则，产业工人和旧时南方的奴隶不一样，他们的失业是不能归咎于企业的；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也是受到政治经济学慈善规律的限制的。
关于发财天性的法律问题，和普通的司法问题一样，都是由政府的司法部门来小心管理的。最终其功效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州立法机构计划通过法律来规定铁路以及其他公用事业公司的收费标准，但是法院却迫于联邦宪法无可辩驳的逻辑，不管这种收费到底合不合理，就终止了这一正当提出的法律；也就是说，让企业所有者获得巨大的利润，就像宪法第14条修正案精心制定的条文中所保证的一样。纽约州立法机构怀着一种改良的心情，规定面包房的工作时间为每天10小时或者每周60小时，然而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却觉得这个法案明显侵犯了“被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私人自由”。纽约州立法机构在另一次会上也打算让在工业中受伤的工人更易于获得赔偿，但是该州高等法院又以宪法规定的自由为名否决了这项提议。
在企业朝气蓬勃的早期阶段，政治与经济惯例的极端复杂性，其一般情况就是这样。与一幅更大的可以表现浓淡明暗的画布相比，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其笔触与轮廓自然要粗犷、鲜明得多。然而，这幅由私人信函与公共报刊提供的证据所勾勒出来的主要轮廓的画却是准确且可靠的。倘若必须确定其准确完成的年代，那么可确定为1880年，恰好是从林肯当选总统（它敲响了种植园统治的丧钟）到那个世纪结束之间的中段。然而，就在这时，发财与享受的雄伟制度依旧像盛开的鲜花，没有丝毫缺陷来毁坏它的对称美。那些发了财与尽情享受的人宣布它是好的，而且似乎觉得它将以辉煌的形式一直存续下去。然而此时，它已成为很多方面猛烈攻击的对象；还未经历一代人，它就已摇晃不定，而且基础已被破坏，以至那些建造它的老年人觉得（或许是因为过度的恐惧），广阔坚实的大地正在他们脚下化为齑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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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溯这个冲突所带来的变化时——倘若这些变化是由像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那样的机构实现的，那就可将其称之为革命——美国民主制度的过程能从美国非常复杂的联邦管理制度中看出来。这一总战役的各个战斗，都是由公民的某些活动集团开展的，他们在这座由300年的大势所仓促造成的巨大建筑里，从不同的射角、棱堡、塔楼或者出入口发起攻击。在各种阴暗的角落与公开的大会上，进行了袭击与煽动，比如在市议会、州议院、妇女家俱乐部、工会、保护农业社会议、改良社会、政党核心会议以及大会、美国国会、法庭的密室与审判庭、政府大厦以及报刊编辑室里。
在战争中充斥着交易、交换、讨价还价与斗争。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无法想象可以从一个更大的整体来进行细微的调查，或者是预测到命运的趋向。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将结果归功于自己，或是逃避结果的责任。必然不会出现政治救星来指明道路，或在人人都可以看到的高处煽动参与者进行争吵。倘若某个认真负责的人想借鉴1880年的美国思想与1927年的美国制度，他必然会引来哄堂大笑。这么大的破坏给人类小小的诡计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再次得到印证：发财与享受的制度产生了它的对立物——向其权威与条件发起挑战的力量，以致要重新考虑它的规律与道德观。在适当的时机，那些长期暗中发挥作用的因素，就会随着力量的爆发向上冲，让最强硬的当事人也无法忽视。那些在车间、工厂与矿山工作的工人，一直以来都对物质的现实情况很清楚，最后这种现实情况也终被他们所认识，他们的工作就是了解当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情况，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在精神与物质冲突中产生的思想，影响了美国“智力气候”的范围，让那些包含实质与活力的话语成为过时的东西，并在合适的时候让它们变成南辕北辙的思想形式。“难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东西吗？”当时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大声疾呼。“除了变化，没有什么永存的事物”，他的一位同事这么回答道。
在促使政治活动进入新轨道的诸多力量中，没有哪种力量比产业工人不断壮大的组织更强有力了。在经历了镀金时代的一些小冲突后，美国劳工联合会在会员与财力上都得到惊人的发展。1900年它仅有54.8万名雇佣劳动者会员；14年后，会员人数已超过200万。没有加入劳联，但对其目标怀有兄弟般怜悯心的，还有铁路兄弟会与处于独立地位的几个小协会，他们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又将登记在册的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50万。在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里，曾在纽约市一间肮脏的里屋开始其事业的劳联，为华盛顿一栋庄严的7层办公楼举办落成典礼，美国总统出席典礼并致词祝福。在奠基石上刻有这样的话：“这栋大厦是为劳工、正义、自由与人道事业提供服务而建造的。”从汉密尔顿最后一次兑现联邦公债后的100年里，由火车司机兄弟会这一庞大的劳工团体控制的企业与银行，其资本总数远远超过汉密尔顿在1790年举措的国债总数。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来自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顽强的与无法缩小的事实”范围内。
美国妇女生活的变化也同样冷酷无情，这记载在工业调查的报告里。到1870年，有收入的职业妇女已达到妇女总数的15％左右；到19世纪末，这个数字达到20％。近期，在威廉·佩恩的友谊公会教徒聚居的费城，10岁以上的女性中有近1/3在为工资而劳动；而在众多新兴工业城镇（比如马萨诸塞州的福尔河市）里，超过1/3的女性都在工厂、商店与办公室工作。另外，1890年，有不少于50万的已婚妇女是雇佣劳动者，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到1910年，全国已有近1/4的妇女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很明显，由汉密尔顿制定的这一制造业制度是永存的，而且美国劳工联合会最终于1892年正式宣布了这个事实。就在同一年，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委托玛丽·肯尼组织了一次改革运动，号召妇女参加工业。当然，在工厂制度初期，妇女也曾组织过很多暂时性的社团；它们被准许加入一些地方的、全国的以及国际的正规工会，其中包括在19世纪兴起的劳工骑士会；而且她们还多次参加要求缩短工作日与提高工资的斗争。然而当时，她们在工业中的持续影响还无法获得劳工联合会大部分高级领导人的赏识。
在妇女中任命一位正式的组织员，这开启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新阶段。这件事是在芝加哥设立联邦劳工联盟与波士顿建立类似组织后没多久发生的；最终，在1903年举行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上，就由全国妇女工会联合会负责去号召妇女参加联合行动。这个妇女工会联合会向这个全体工人的组织保证，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维持美国生活水平，以及让妇女拥有平等的公民权。这个在妇女中开展的运动缓慢而又持续地发展壮大，在思想上获得传播。联合会成立7年后，在制造业中受雇的妇女，有近6％加入了工会，而男工加入工会的有11％；下一个十年结束时，这一比例是18％对23％。
这些数字是很打动人心的，但是还无法反映全部事实。因为会计人员对于这些工业领域内的活动报告，让中产阶级中大多数一知半解的人感到不安，将工人运动中的冲突与问题带入有闲阶级的圈子里，从而有利于清除镀金时代传下来的轻松自在的社会话题。这些生机勃勃与坚韧不拔的妇女雇佣劳动者，也就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就这样进入了竞争的世界；而如今依据自己的权利享受财产的富有妇女（即便是已结婚的），又更新了自米勒德·菲尔莫尔与詹姆斯·布坎南时代传下来的众多思想方式。万花筒在快速转动，呈现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新现象。
这种人际关系的变动以及汹涌澎湃的思想洪流，改变了社会秩序及其理性想象力，这自然会质疑当前的政治实践。耗费极大的劳资冲突，马克思主义者的勤奋努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温和但固执的讨论，贝拉米空想国家主义的渗透，以及学院派经济学家扣人心弦的质问，都解决不了一直在托马斯·杰弗逊的党与亚伯拉罕·林肯的党统治下感到和平与安全的众多人的意见。最后，到1900年，另一个让思想具体化的时机成熟了，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也就是社会民主党。它任命尤金·德布斯为主席，他在普尔曼罢工中遭到习法方面的非难，但依然表现得精明强悍。社会民主党还组织了一次投票，有9.6万人赞同进行普遍革命。
虽然这一结果微不足道，但是德布斯及其支持者受到其鼓舞，决定让他们的党建立在永久性的基础上。1901年，它采用了社会党这个名称，专注于在工业区内建立地方分支机构，积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在下一次大选中，有40多万选票支持社会党；甚至在1908年，当布赖恩将一大群三心二意的人吸纳过去，它获得的票数也只是稍少一点；4年后，虽然有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策与罗斯福的进步政策，社会党获得的选票依旧超过过去的一倍。到这个时候，社会党就可以吹嘘说，它的候选人在全国各区得到了几百个公职，包括在国会内的一个席位，从而在事实上侵袭了政治权势集团的领域。
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社会党人在关于自身原则与策略的具体性质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然而他们的声明却极为准确地符合某些总的观点，比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更为顺应企业与科学的实际趋势。他们都觉得，现代工业肯定会产生一种社会分工，形成彼此斗争的力量——控制机器生产的资本家阶级和由那些因为无地、无家、无工具而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们所组成的工人阶级。他们还觉得，这两个阶级生来就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因为每个阶级都想努力获得它能从财富年产量中获得的一切；这种敌对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组织、工业冲突以及公开的社会战争里；从这种斗争中，前者赢得安全和舒适，而后者则得到悲惨与贫困，同时因为竞争而导致的巨大消耗让斗争双方都深受其害。社会党人觉得，在政治与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在1912年的纲领上写道，“尽管资本家阶级的人数很少，但是却绝对地控制着政府——立法、行政与司法。这个阶级通过其有组织的报刊，拥有收集、传播新闻的机器。它补助教育机构（大学与中学），甚至宗教与道德机构。”但是它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阶级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地位以及它的潜力；它因为经济与政治的合作而越来越牢固；最终它将赢得政府，并且夺取生产与分配的机器。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这个信条似乎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而言，它还是比较温和的理论。一些不妥协者追求更热烈的东西，在1904年成立了被称之为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更为革命的团体，并且宣布，他们将让斗争从理论领域走出来，付诸于行动。主要的宣扬者是威廉·海伍德，他是西部的一名矿工，命中注定要拥有变幻莫测的经历，让他在俄国革命后，远赴莫斯科与苏维埃共和国合作。这一新的激进团体建议，模仿劳工骑士会的样子，创立所有产业工人的大同盟。依靠这个工具，他们打算通过一系列的大罢工与怠工行动来征服资本主义制度。杰克·伦敦在其无产阶级小说《革命》中，热情洋溢地描绘了“那一天”的到来。
按照社会震动的规律，这些轻视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所带来的混乱，超出了其追随者在人数上的限度，以致一些对大骚动非常敏感的政治家与政客惶惶不安。“工人们的情况透着不祥之兆，没有谁能说清楚这种不满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罗斯福总统在1906年写给参议员洛奇的信中说道，“在过去6到8年内，工人中的社会主义与激进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使得领袖们不得不对此加以利用，否则就将失去他们的领导地位。那些处于金融事业高位的白痴，以及他们如《太阳报》那样的喉舌，助长了这种不安定的情况。”
据某位工会领袖透露的消息，几个月后，那位参议员在马萨诸塞州回答道，“不必担忧工会……但是根据他的看法，由接受过某种教育的人们所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在工人内部煽风点火。我觉得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总统与参议员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发现惊讶不已。同时，他们都深信不疑，除非限制富豪集团与无产阶级，否则一般人的财产很可能被社会主义者损害，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相互斗争力量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在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危机。事实表明，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说，满足温饱的时代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安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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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改革文官制度的人带头削弱公认的政治惯例，他们受到中产阶级观点而不是受到工人、农民或者革命思想的影响，批判政治上的分赃制度，也就是在胜利的党的工作者中广泛分配公职。或许是出于无心，这些人恰好攻击了一种保守的制度——这种制度通过高明地分割面包与鱼来缓解农民与无产阶级不满者的情绪，同时避免建立那种觊觎权力与实施那种工业大亨不完全满意的政策的永久性官僚统治。然而，他们并未深究其工作中的深远含义，而是批判分赃制者的所有做法，主张重新制定行政机构的纲领，建议公职中的重要部分只向通过考试的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应消除党派的影响，而且公职的任期应根据其行为的好坏来决定，不能根据政客们的命令来定。
支持这种事业的改革者集团向来就不是很大。当他们中的一个演讲者1880年在芝加哥大力宣传这个问题时，只引起极个别听众的兴趣。然而他们的影响却不能只从人数上来估计。他们的一些战略家是拥有非凡力量的作家与演说家，比如E．L．戈德金，他在《民族》上发表的尖锐社评，让政客们深感不安；乔治·威廉·柯蒂斯，他是《哈泼斯周刊》的主编，是一名老道的作家与有魅力的演说家；卡尔·舒尔茨，他是经历过南北战争的老战士，一位在公共事务上精力充沛的领袖。而且，他们一直在不断地开展宣传运动，不顾那些擅长党派游戏者的讥笑。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他们受到一批杰出的公民听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却遭到一些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冷遇。实际上，他们的敌人对他们轻率的煽动惊讶不已，不清楚“这些家伙到底要做什么”。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曾是一位操纵政治的能手，如今依旧精于此道，他揣测那些人的动机，回答道：“他们中一些人是无事忙，是政界里的半吊子与二流子，经常谴责、嘲笑、控告那些诚实的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事实上，他们真实的目的是夺取职位并进行掠夺。当约翰逊博士将爱国主义解释为恶棍最后的庇护所时，他还未对‘改革’这个词有清楚的认识。”这个爆炸性的说法，在权势集团的政治巨头眼中，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但是，对批判分赃制度的鼓动依旧在继续，在正统习俗的平静水面激起一阵涟漪，但却未引起政客们的不安。这就是1881年的局势，一名失望而发疯的职位追求者刺杀了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枪声惊动了整个国家，这一残忍的行为让那些最冷漠无情、头脑糊涂的政治仆从也意识到，将美国行政领袖降低成一个小职位的买卖经纪人，终究不是件光彩的事儿。德克萨斯州的弗拉纳根在谈到分赃制度时，曾在某次共和党的年会上惊呼，“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他遭到人们的讥笑，但如今这些人也笑不起来了。
曾“哭闹吵嚷”的文官制度改革，一夜之间成为受人欢迎的事情。在一年内，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一个报告，以非常尖刻的话语批判分赃制度。它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总统为什么接受那些乞丐式的任务，为什么将职位分给“一伙饥不择食、吵闹不休、推推撞撞的人”。它描述那些可怜的国会议员一大清早就会在大门口撞到分赃制度，直到夜晚入睡时还在为此事绞尽脑汁；这个幽灵“一会在前，一会在后，有时候又在半道上等着你”。
因为受到舆论的驱使并且为了自卫的需要，国会在1883年制定了文官制度法，准许对其做大幅度的改革。文官制度法以明确具体的条文授权总统，指派一个由3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其中同一个政党不能超过2个人；又授权总统将依照才能任命的制度扩及到一些特等的联邦职位中。它还规定，准许将一些部门的公职只分配给通过资格考试的人，而且他们的任期将根据他们自身政绩的好坏来决定。在这一法律范围内，最开始只涉及几千个职位，但是后来这个数字不断增加——有时是为了进行有效管理，有时也为了保住政党机器通过政治影响而已赢得的职位。在40年内，依据才能任命制度任命的联邦雇员，人数上升到总数的3/5，也就是在近50万个职位中约有30万个职位。
联邦政府的这个范例，渐渐得到各州政府的效仿；在这个新世纪的开端，已有10个州成立了文官制度委员会。在市政府方面，其行政管理与公共福利非常紧迫，反对政党分赃制度的运动开展得更加顺利、广泛；到1927年，已有3000多个城市采取依据才能任命文官的制度，其效果好坏不一。
因为立法活动与公众作用的增强，一种政府的独立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它包括了那些主要从事技术工作的永久性公务人员。在共同目标的鼓舞下，他们开始聚集在一些组织与工会中，提高职业水平，亲自参加政治活动，这让政治制度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因素——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一方面提供了专业服务的益处，另一方面又对个人自由与自由试验造成了威胁。作为一种副产品，至今一直向在职者征收资助的政党管理人减少了，他们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富人与企业公司日渐鼓起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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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袭击党派大军的军需部后，那些“改革的无事忙与二流子”又要求改变某些最可靠与最受欢迎的竞选方法。按照共和国初期传下来的选举习惯，每个选民在投票点都要接受党派投资的复查。即便各地用印好的选票取代公开或者口头的选举后，政治组织与候选人也经常是自己提供选票，每一个选举机器或者集团都为自己的选票选择不同的颜色——这个制度产生了两种弊端。选票的费用非常昂贵，因此在普通情况下，只有党的财库才负担得起；所以独立的候选人与派别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财政上的困难。这种传统的方法让分发选票的党派领袖，从选民在投票点以外接到选票起，直至他将选票投入票箱为止，都可以全程监视，这让每一次争吵的指导者们可以确保“货物已发运出去”。
在这种方式下，贿赂盛行猖獗，因为贿赂者是不会在这场交易中白费劲的；而且还对其予以恫吓，因为让选民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为了保险起见，发明与应用了一种被称之为“直臂选举”的办法：受到贿赂的选民在接近选举点的地方排成长队，平展的手握着颜色分明的选票，然后向投票点靠近，他们平展的双手就像铁路上的臂板信号机。
通常来说，这就是第二个遭受“可鄙小人物”攻击的被人们所喜爱的传统制度。这些人提出一种取而代之的方法，也就是所有的选票都由公共当局利用公费来提供，并进行秘密投票——这是从澳大利亚吸纳过来的一种改革。尽管传统的护卫者马上将其说成是一种外国标新立异的小把戏，在原则上是非美的，但是这种澳大利亚投票法仍在1888年被马萨诸塞州欣然采纳；而在20年内，除了两个州以外，其他州都采用了这一澳大利亚投票法。倘若说，和一些天真的希望相反，它并未马上让选举发生什么奇迹，但是它的确从大量小头目手中夺走了一种压制人的重武器，而正是这些小头目们，凭借这个武器的帮助，在选票箱附近形成了全国“意志”。
对选举管理方法感到不满的人，改变自己的侧重点，如今走得更远了，直至触及政党组织的核心部分。按照悠久的传统，政党首脑们选择候选人并训练大队人马去占领政府，其主要机构就是地方、州以及全国的提名大会，即杰克逊经常说的“从人民中来的生力军”。参加这种会议的代表，是由党员在“预选会”上选举的，或者是由更小单位选择的代表所组成的次要会议来进行选举的。通常来说，参加预选会的党员选举者不超过总数的10％到15％，他们并不认真对待代表的选举。所以，当党派领袖、在职者以及求职者的大军不包括在内时，踊跃参加政治活动而毫无私心的公民人数就明显减少了。对于那些没有接受过训练与没有组织起来的人而言，反对众多职业操纵者及其朋友并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这种提名大会，即便有显赫的人物出席，也会受到提倡分账制的人控制，倘若说他们未获得现金的报酬，也会获得一些小的职位，所以就选举了那些更加有名、更加富裕或者更有想象力的绅士。不论何时召开党代表大会，照旧是一些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在当地旅馆的一间小房内举行会见，选择候选人，拟写纲领，而普通的党员则在附近待命。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从人民中产生的生力军代表的发言权就非常微弱；对于拥有独立思想的人而言，他们清楚自己的思想无法得到党的正统准则的批准，所以当他们投票时，政党领袖只要将“压路机”压过去，就可以让他们沉默不言。
但是，没过多久，一批深受这一冷酷程序伤害的拥有独立思想的人开始发起反叛。他们要求取消党的提名大会，建议用这样的程序取代：在一些合法保卫者的包围下，党内组织正式的选举，选择所有党派要求公职的候选人——这种选举称为“直接”预选，和只是挑选代表的一般的预选完全不同。这种观点在地方政治中并不新鲜，因为在政党的领导下，县的官员时常是以这种方式来任命的，尤其在中西部更是这样。然而，对于那些严肃的领袖而言，他们的礼仪如今遭到改革者粗蛮的侵犯，所以大声提出抗议。他们泪眼汪汪地进行雄辩，认为党的大会表现了“伟大的代议制原则”，认为元老院议员赋予这项制度以古老美德，似乎这种提名大会随着年代与地位也成为一种古老悠久的东西，而不是杰克逊时代由激进民主党人匆匆策划的一个阴谋，其目的只是将反对派从美国制度的舒适职位上排挤下去。不管怎么讲，改革者并不理会这些人的悲悼。罗伯特·拉福莱特在1897年华盛顿诞辰日给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演讲，他大声说道：“取消核心小组会与提名大会；回归民主的第一原则；回归人民！”
在拉福莱特的带领下，威斯康星州在6年后颁布了第一个全州范围的预选法，其中规定对选举过程进行彻底监察。从这个试验开始，这个思想就迅速传遍西部，后来又渐渐在稳重的老东部地区获得反响。在纽约州，休斯州长在和两党政治首脑联盟的斗争中遭遇挫折，他在1907年寻求到一个机会，提倡实施的直接预选；在河对面的新泽西州、威尔逊州在四年后也迫使立法机关批准了相同的改革。
当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平稳度过时，已有2/3的州实行了直接预选，将大部分的职位任命给候选人。又过了很多年，除了极个别顽固的州外，所有州都在这一新制度上展开了活动。诚然，因为无法避免的反动，有两三个州（其中包括了纽约州）后来又恢复了提名大会，作为一种任命州政府职位的手段，这种后退并不严重；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政客们在对新手段进行一番审度后，认为在改革者的规则下进行操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然而，发财与享受制度的最大收益者从未停止谴责直接预选，因为它为外行人干预专业性利益提供了便利，将曾在核心小组会中秘密商定的消息传播了出去，这让他们的候选人不得不在竞选中耗费更多的资金，并让那些至今仍限于更下层范围的信念与热情，进入政治的更上层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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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大对政党操纵堡垒的攻击，改革派左翼（尤其是农场工人集团）最终决定毁坏政府的结构，因为就是在这一结构下，美国发财与享受的制度长久兴盛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想通过州首府处理公共事务的可靠报告来实施这一路线。
100年来，立法机关的行为一直都臭名昭著；就连P．T．巴纳姆这种惯于通过稀奇古怪的服务来收取钱财的人，在听闻康涅狄格州议会的一名议员被同事批评其在处理金钱问题上很不得体时，也震惊不已。调查情况表明，人民的代表们出售特许权给私营公司，向各个公司索要“封嘴”钱，挫败各种对公共福利有益的措施，粗暴地干涉各城市的事务，在一些可疑的事业中挥霍人民缴纳的税款。所以，在各个新州的立宪会议上，都必须制定一些条款，来进一步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而几乎每一次会议都表露出对人民代表日益增加的不信任。令人困惑的是，报纸上时常出现惊人的消息，报道院外活动集团、小圈子、核心集团的幕后活动，以及它们怎样支配法律与决议的情况；最终，在1888年，杰出的英国观察家詹姆斯·布莱斯为其所在州的制度描绘了一幅图画，它甚至让那些心满意足的体面人物都为之注目。
没过多久，一小批坚定的民主党人提出了他们的救治方法。他们建议将最终决定权从州立法机构转移到选民手里，也就是说，授权给人民大众，通过请愿来提出法律，并且直接通过投票来制定它。作为一项必要的补充，他们还建议，让受权的请愿者将立法机构提出的措施交由全体选民来批准或拒绝，以此来约束立法机构。他们说，所有人都为这种创制权与复决权欢呼！平民党人非常热情地支持这项事业；布赖恩在1896年批准了这个做法；两年后，这个理论在南达科他州结出了硕果，劳工领袖和激进的农场主在那里联合起来，通过了一项宪法条款，建立了创制权与复决权。在这一冒险行为的鼓舞下，民主党人与平民党人联合起来，在犹他州获得了类似的胜利，尽管因为共和党占优势的立法机关拒绝通过授权法案以让他们的修正案生效，从而使这项修正案遭到了暂时的阻碍。1902年，俄勒冈州采取了这一措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前，俄克拉荷马、密苏里、缅因、阿肯色与科罗拉多也都采用了消除立法机关弊端的直接政治方法。
这股进步的浪潮滚滚向前。像罗斯福与威尔逊这种大人物，最开始反对或者忽视创制权与复决权，如今也非常赞同这种革新。另外，一些同样重要的人士，他们早就习惯用大胆尖锐的言辞来捍卫我们不可更改的传统，目前却看到了那些背叛者，躲在投票点的暗影下悄悄活动，他们沾染上了农业派与无产者分配财产的幻想，威胁着自由，并且破坏着那些依靠运气而在发财与享受的事业中获得成功者的权利。“激进主义猖獗！”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国会议员呼道。“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塔夫脱总统大声疾呼。”
然而，在动荡的1912年结束之前，有16个州（主要在西部）对怀疑派的建议一笑了之，开始采取直接政治的方法。此后，这一股激进的潮流遭到阻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只有4个州加入“攻击伟大而受人珍爱的代议政治”的先驱者行列，它们分别是密歇根、北达科他、密西西比与马萨诸塞。最终统计，总共有20个州实施塔夫脱所说的“对我们现在实行的代议政治的宪法形式的危险改变”。更少数的州（总共有11个），在它们的民主武器库里添加了一项制度，名为罢免权——它让选民们通过请愿与特别选举的方式，在政府官员任期内的任何时候罢免他们。其中7个州实施了陪审员制度；用一位极为痛苦的反对者的话来说，“他们建议将司法的神圣判决交给一伙蛊惑家来随意决定。”然而实践证明这种过度的恐惧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在实行的10年内，它既没有出现灾难预言家所预测的严重弊端，也没有发生将这种民主新机制引进美国政治舞台的使徒式的平民党人所期盼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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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改革地方制度的普遍运动中，国家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它的上层工程——也遭受了攻击。因为州立法机关被疑为是一种制造法律的权威，那为何还要赋予它为华盛顿挑选美国参议员的特权呢？如今那些支持由人民投票选举参议员的直接政治的提倡者，自然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确，在南达科他州实施创制权与复决权前许久，选举参议员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它是对政治在获得与拥有财产的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加以思考后的自然产物。
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之所以规定参议员必须由州立法机关来选举，是因为他们想成立一个代表全国重大经济利益的保守团体，并且作为一种力量来抑制众议院所反映出来的“民众的动乱”。就像事情的结果所表明的，他们的计划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成功；在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参议院里挤满了富豪，偶尔也有一些铁路与工业大亨，而更多的则是他们在法律方面的精干的鼓吹者。其中一些人是真正拥有卓越才能的政治领袖，但是绝大部分人除了拥有填满各种债券的保险柜外，并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我有时候想，”参议员洛奇在1902年说道，“政治上的代理人常常是和政治无关的人。”
在那部分难以驾驭的人民群众眼里，因为有时候参议员获得席位的方式不正当，他们的声誉是非常低的。尽管州立法机关名义上是在庄重的大会上进行选择，但席位的分配却是在党派私密的核心会议内决定的，在那里，金钱交易经常让人惊愕不已。富翁们一直惯于用金钱购买工程技术人员、律师、经理人员、宫殿与艺术品，所以对宪法规定的礼仪无动于衷，完全不顾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利用金钱来购买席位，使得调查、揭露与警告无可避免地要随之而来。的确，这个国家每年都会被一些喧嚣一时的丑闻震到，它们都是和富豪集团升入那个曾产生有卡尔霍恩、韦伯斯特、克莱的庄严机构有关。直至最后，腻烦的公众不得不怀疑，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参议员的身份是通过某种东西而不是通过基于爱国主义原则的高度与值得称颂的政治家获得的。
每一件丑闻几乎都受到平民党人的欢呼，被其视为普遍存在弊端的另一个证据，视为提倡由人民选举参议员的一个论据。实际上，安德鲁·约翰逊这名原始农业派，原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与奴隶制的拥护者，他被任命和林肯一起去南部与西部拉选票，很早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这个改革的要求，而且后来身为美国总统，曾在1868年向国会建议批准一项宪法修正案，以便实现这种思想。这一问题后来还经常在众议院中提出讨论，最后于1893年，当平民党人大量涌入后，众议院实则通过了这个修正案，只是参议院对支持这个计划的论据还不是很信服。
众议院再三坚持，但总是遭到受一些演说家影响的参议院的阻挠。这些演说家分别有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福勒克，此后他被揭露是美孚石油公司的领薪者；有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霍尔，他是一位效仿加图精神的人，凭借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反对那种对现存优秀制度“挖墙脚”的建议。尽管前进的道路并不是很光明，但是那些挖地道的工兵们却不断鼓动修正案，渐渐让各州都通过直接预选来提名参议院的候选人。的确，他们进展得很快，到1912年，已有3/4的参议员必须通过人民严格的选举产生，尽管按照联邦宪法，州的立法机关在名义上依旧保留选举的权利。
自这场由无关紧要的平民党人发动的杯水风波开始，全国的激动情绪如今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共和党阵营里也表现出少有的不安迹象；几乎所有著名的民主党人，也跟随布赖恩孤独的足迹，在演说与会见中大呼：“让人民来统治吧！”到1908年，这个上升的势头越来越强大，以致想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塔夫脱也支持由人民选举参议员，虽然其所在党的纲领对这个问题保持不祥的沉默态度。两年后，长期反对这个激进计划的伍德罗·威尔逊，也在他去往白宫的道路上有所领悟。用政治上的语言来说，宣传车在尘土飞扬中滚滚向前，那些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争相搭乘，以可以稳坐在驾驶台上那些经验丰富的平民党人身旁为荣。
到1912年，国会两院已拥有通过这项决议所必需的2/3多数票；到第二年，宪法第17条修正案，也就是建立人民选举参议员制，由必要数目的州通过了。无论是好是坏，参议院的成分渐渐发生了改变，公开且广泛地谈论参议员的选举，取代了在党派核心会议内的磋商。那些曾因恐惧变化而感到不安的人，都如释重负；新一代在书本中被教导说，要将这项条款作为那部神圣文书中的一部分来予以尊重，然而在不久前，这项条款还受到一些善良而聪明的人厌恶，说它背叛了祖先传下来的原则。这就是疲惫的泰坦巨人——克罗诺斯所承受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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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重建政治机器的骚动中，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再次在客厅与学校中提出。妇女们恢复了有关选举权的鼓动，而在怒气腾腾的1840年代，这场运动曾让男性们暴跳如雷，后来在内战时期就沉寂下去了。为了复兴这场老运动，还在1860年代末期产生了一个重新聚集起来的司令部。那个时候，为了实现选举权的民族化，国会曾打算授予南方获得自由的奴隶与有色人种以选举权，并且还宣布，倘若没有投票权，任何一个个人的民权都是没有保障的。女权运动者根据这一点提出了一个难以拒绝的问题，她们问道：为何这个理论无法运用到妇女界？她们从政客那里仅得到粗率的回答：将她们逼上演讲台，让普通公众来评评理。
为了让鼓动具体化，她们草拟了一个简短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用明确的语言谈论妇女选举权问题，而且还让众议院在1869年通过了这项修正案。她们在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与苏珊·安东尼的带领下，后又获得安娜·霍华德·肖与卡里·查普曼·卡特的支持，以这项修正案作为坚决干到底的象征，发起了一次在其实现目标之前注定要持续半个世纪的运动。
组织这场运动的无敌的妇女少数派，将她们的力量集中在政治权利的两个棱堡里，不时有所侧重。她们可以不断地让国会对其修正案进行辩论，有时还可以获得“尊重的考虑”，尽管极少获得众多人的支持。然而，当意识到这场运动在华盛顿收效甚微时，这些妇女参政的主张者就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少数几个州争取投票权，因为按照联邦宪法的规定，各州都有权决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谁有投票权。这样一来，她们就期望通过州的选举权来获得一个强大的杠杆，足以推动这件事在华盛顿的进展。
因为悠久的传统反对这项措施，所以她们在这方面的进展非常缓慢。诚然，当怀俄明还只是一个准州时，它就在1868年授予了妇女选举权，而在20年后，它正式成为一个州时，又重新批准了这项改革。然而，这一例外情况似乎只证明了这么一条规律：政治是男人的世界。30年来，女权运动者赤手空拳地反对顽固的传统，在某些地方选举中争取到了投票权，但是对那些处在政治高位上的人而言，除了看看热闹以外，对此并不放在心上。
此后，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890年代初期，平民主义的浪潮席卷了西部地区，科罗拉多、犹他与爱达荷州赋予妇女投票权，让这些无畏的少数派宣布，妇女选举权的山崩已开始。尽管她们的预言有些为时过早，但在几年内，因为英国英勇的女权运动者的艰苦斗争，她们的事业刊载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倘若说还未让全世界听到这阵向习俗开战的枪声的话。
最后，这场山崩真的开始了。汹涌澎湃的浪潮让华盛顿也在1910年赋予妇女以选举权；不到5年的时间，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堪萨斯、亚利桑那、内华达与蒙大拿州赋予了妇女完全的选举权；而伊利诺伊州则赋予了妇女选举美国总统的权利。因为她们目前已掌握了很多总统选举人、参议员与众议员的命运，那些主持国家事务的绅士们不能再蔑视这些请愿者了，因为妇女少数派的投票一旦从一方转向另一方，就很可能让一个候选人当选或者落选。
一伙不是从州选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叛逆的年轻鼓吹者，清楚地了解这个事实，在艾丽斯·保罗与露西·伯恩斯的带领下，他们开始组织妇女选民，力求主要政党批准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并且让国会立即通过这项修正案。从此以后，那些对华盛顿倾耳细听或者期望联邦保护本城的政客们，没有谁能对已获得选举权的妇女视而不见了，尽管曾经他们对此是漫不经心的。
所以，即便是那些冷酷强硬的政治舞台布景的画家，也变得非常活跃。1916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尔斯·休斯批准了联邦选举权的修正案，虽然他所在党的纲领并未同意让他采取这个行动。下台的总统罗斯福几年前还在其讨论一般事物的大量咨文中表示这件事情不值一提，如今却以类似的精神宣布，在选举运动中它是具有非凡意义的问题。威尔逊总统向来对女权运动的任何形式都怀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如今出于现实考虑，也在其成为连任总统的候选人时，以尊重妇女的骑士精神为理由，克服了他与生俱来的厌恶情绪，从原则上颂扬起妇女选举权来。然而，他只批准在州的范围内实施它，因为他不能直接控制它，而对提到他面前的联邦修正案置之不理。
威尔逊连任总统的最终胜利，仿佛标志着争取全国妇女选举权的挫折，然而表面现象却是一种错觉。因为世界大战而产生的政治战略的特殊汇合，其他各州（包括纽约这个大州）也迅速加入了普遍选举的行列。这给所有争取选举权的协会带来极大的鼓舞；保守集团力量越强大，富有战斗精神的人就能越大胆地在华盛顿展开运动。后者在白宫前组织了纠察线，并且在监狱里发起绝食斗争，让这一斗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引起全国轰动。
曾经只是老百姓用于消遣的玩笑话，现在已成为活生生的事实——这一点，连威尔逊总统自己也意识到了。1918年9月，在国会选举即将到来之际，他参加了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亲自督促批准这项历时久远的全国选举权的修正案，以此来作为“与打赢战争密切相关”的一项措施。到第二年6月，已拥有必要的2/3多数票，于是这个决议案就送往各州去批准。在3/4的州批准这个决议案后，第19条修正案就于1920年夏天公布了，并作为这个国家宪法的一部分存在。一百年来的鼓动与社会发展的果实最终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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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治机器的各项调整工作，尤其是直接选举，其起因是非常复杂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打算推动农业派与有组织工人的计划，从有钱人的钱柜里转移出一部分财富，而这部分财富则是因为政府的善心，赋予特权并且不进行任何阻碍，从而最终流进有钱人的钱柜里。的确，除了在一些隐秘的小圈子里，就政治戏剧的内部本质而言，极少有什么明确的一致性，倘若说它实际上还是有这种玄奥的基础的话。整体来说，镀金时代的改革者在哲学上都属于折中主义者。
那些演说家猛烈批判选举中的贿赂现象，想要剥夺政治经理人进行交易的工具，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或许除了公民权的纯洁性或者民主与性别平等外，就无法看到这场斗争中的其他东西了；也无法看出由州立法机构选举美国参议员（无论有没有贿赂现象）和财产、收入安全之间的关系。比如，E．L．戈德金，当他批判保守政治中的分账制基础时——因为那些提倡分赃制的人在决定经济制度时从不想引起人们的反感——却非常惊讶地得知，尽管西部的农业派准许他批判腐败者与腐败现象，但是实际上他们主要的兴趣还是通过立法来削减铁路运费，而在一些自以为是的编辑眼中，这在原则上已是彻底的没收了。
然而，倘若说罗斯科·康克林笔下的“二流子”与女权运动者对攻击基本的发财方法还有所畏惧的话，那么农业保护社员与平民党人的目标却是毋庸置疑的，后者计划将他们宽阔的手伸进铁路大王的钱柜里，或者用符合宪法形式的话来说，他们打算通过适当的立法行动，削减运费，从而减少证券持有者的收入。在风雨飘摇的70年代，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削减掉中西部的地方铁路运费；但因为最高法院的一项决定，让他们降低州际托运费的企图遭到了打击。后来他们去华盛顿进行鼓动，在其他托运者的帮助下，于1887年让州际商业法获得了通过。
他们认为攻下了一个堡垒，其实这仅仅只是自欺欺人。在几个月内，联邦法院通过了一项相反的裁决，开始削弱他们那个伟大的法令。最后，一项法律摧毁了整个机构，它宣布，由州际商业法所建立的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无权为客运与货运规定运费。对于铁路证券持有者而言，这是一个大胜利，但是它触动了委员会本身，所以在托运人一直以来的支持下，它接受了这个挑战。
委员会再三要求国会授权，为从事州际商业的运输者规定合理的运费。它以明显的关切态度表示，铁路通过合并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且对铁路加重顾客运费的趋势发出悲叹，甚至还在1905年的年度报告中断定，铁路因为不合理地提高运费，从人民手中敛财一亿美元。参议员与众议员因为其他事缠身，而且也不愿打乱已定下来的制度，因此对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或者托运人的督促，都不想采取任何行动。
罗斯福总统见到参众两院在这件事上的疏忽，最终决定予以干预，他在1904年致国会的咨文中说道，“当某项运费遭到异议并且通过充分听证后被认为是不合理时，应当授权该委员会在提交司法部门复审后，用合理的运费来取代它。”两年后，众议院发现农业地区有爆发动乱的迹象，就表示接受这项建议；参议院也因为强大的力量被迫注意这一鼓动。
就在这节骨眼上，罗伯特·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战胜铁路后，径直走到参议院，在代表旧制度的一直懒洋洋的参议员面前猛烈抨击富豪集团，因而让参议员毫无表情的面部因愤怒而气得铁青。有一次，右翼领袖离开会场，以示对拉福莱特演说的蔑视，这极大地刺激了拉福莱特，他说道，某些参议员暂时空出的座位，很快就会变为永久性的空位。这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建议修正法案，制止法官听取与决定影响铁路公司的案子，倘若他作为一名股票持有人，和这些公司有私人利害关系的话。他的建议只获得3个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不过，在对词句争执不休后，国会在1906年通过了名为赫伯恩法的铁路法案，它扩大了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范围，让它负责管理输油管道、捷运公司、成本公司与铁路终点站，并让它有权按照受到不利影响的托运人的申诉，废除被认为是歧视性的且不合理的运费，但没有权利规定运费。
赫伯恩法大大没有满足农业地区的要求，而只是刺激起前进的浪潮，它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政治地震，其震动的强度就连最原始的地震仪也可以记录下来。当某些大铁路公司宣布在1910年普遍提高运费的时候，国会马上就通过了与之抗衡的曼—埃尔金斯法——这个方案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在批准公司涨价之前，对拟议中的运费加以调查，并且可以自行决定最高的运费率。1913年，委员会遵循指示，一了百当地设立了铁路的“有形估价”制，作为控制运费率的一个基础。对于这些无需评述了，只要讲讲下面的情况就可以：因为颁布了这些法令，铁路所有者基本上依照自己的利益来管理财产的权利已受到极大的限制。
铁路公司的运费率由州与联邦的委员会来规定，而且总是依据托运人的敏锐目光来实施；加之铁路公司的工资表是由工会来决定的，这就让它认为，它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提高客货运输费，以弥补经营过程中不断增加的成本，或者随意地削减工资，以降低费用来增加利润。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政治行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直接行动，就让美国财产所有者中一个大且关键的阶级，为了保护工资收入者、旅行者以及托运者的行动，进行了经济财物的转移，其价值远超过著名的1789年8月4日晚法国国民议会从法国贵族那里转给农民的权利。一些有名望的美国历史学家如今在他们的书中记载道，公共利益的理论正在取代较老的放任主义理论。很明显，除了铁路证券持有者外，它令每一个人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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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运输业者收入的剥夺，还仅是对现行发财与享受制度主要受益者发起总攻击的一个阶段。尽管投入铁路的真实的与虚幻的资本很巨大，但是它的资金仅代表从事生产与分配美国财富的复杂机关的次要部分。的确，铁路仅仅只是更大的联合企业网的组成部分——在形式上，这种联合企业是非个人的，在偏向上是集中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它不断占领着经济领域里越来越大的部分。
在这滚雪球一样的积累过程中，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证明其本身根本不是障碍，而其本意却是要惩罚那些在州际与国际商业中阻碍贸易的联合公司。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语言上是模棱两可的，在实践上也是非强制性的。在哈里森政府期间，依据这项法律进行了3次起诉；克利夫兰第二任期内，发生了两次起诉；在麦金利时期，一次起诉也没有发生过。尽管罗斯福相信并且公开表示过，反托拉斯的立法，其效果就像反对彗星的教皇训令一样，然而在其任期内却进行了25次起诉；而在其后继人塔夫脱任期内，则发生了45次起诉。考虑到联合企业数目繁多，而每次阻碍贸易的行为都是可被起诉的罪行，所以说在那些高度紧张的年代里，起诉的次数还是非常少的。
更有甚者，即便是最严格的司法决定，倘若可以在报纸上引起一片愤怒之声，但也无法给工业大王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工业大王偶尔暂停反对“爱管闲事的罗斯福”的喊叫声，或者授意某位编辑以《不要管我们》为标题写出一篇不置可否的社论；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一心想着比冲突言辞更重要的事情。
实际上，在谢尔曼法制定后的几年内，联合企业以更为壮大的规模被组织起来，这让70年代与80年代的企业创始人都感到非常惊讶。1899年，美孚石油公司取代了老的托拉斯；大概在同一时间，在新泽西州慈善的法律支持下，铜矿托拉斯与冶炼托拉斯组成。第二年，国民制糖公司建立，其资本超出华盛顿执政时期的所有国债；而在新世纪初，金融界最高守护神J．P．摩根建成了美国钢铁公司这座大厦，其售出的证券超出10亿美元。这些活动的主要因素是能够大量发行股票与债券，而这些东西最先是流进大银行与大投资者手里的。所以，大量收集起来的大小股权，就织成了一张密网，由纽约两三个强有力的金融集团管理。
人类经历中的这段进程，自然会惊动那些中产阶级、十字路口店铺与孤立工厂的委曲求全者，以及所有那些看到政治民主与经济集中之间存在某种不协调性的躺在安乐椅上的空谈理论家。这无法避免地在普通群众中产生大量的不满者。正常的不满情绪因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变得更加严重，这些事情仿佛证明，在资本家典礼官方面，是缺少远见与周全考虑的。比如，大量小制造商被高压的竞争方式淘汰掉，不得不对他们丧失的权利发出悲叹。众多社区中无用的车间、营业所、工厂都关门大吉，在地方商人内部引起了怨恨。因为诸多原因，物价的一般水平似乎还要继续上涨，让消费者担忧不已。让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大联合企业的领导者们在和他人来往时，时常表现得盛气凌人，在方式上非常生硬，就如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德雷克与霍金斯对待反对他们掠夺的西班牙船长一般。
就连那些天真地相信金融巫师手段的投资者，也是有理由埋怨的。不管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一些庞大的联合企业漏洞百出。比如，纽约、纽黑文以及哈特福德铁路联合公司在摩根的管理下经营，它发行了大量股票与债券，这使得当它在一次可怕的失败中瓦解时，众多孤儿寡母与新英格兰的其他债券持有人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并让那些过去精明地以高价购买一般股票的人震惊不已。在另外一些情况中，大量的小投资者本想分享这次盛宴，却发现自己的伙食变得越来越差；那些在美国钢铁公司初建时热衷购买普通股票的人，注定要亲眼看到他们的证券跌至低点，而很多人在醒悟过来时便已破产。实际上，当那些巨神看似无所不能时，已将大量水分渗入进联合企业的金融体系中，而且，除了垄断集团与大财主参加活动的地方外，普通老百姓都被迫支付账单。所有这一切在美国公民的四个有影响的阶级里都造成了情感上的伤痛：小投资者，他们徒劳地想挣几个诚实的小钱；旁观者，他们只被准许远观金钱方面的斗争；消费者，尤其是农场主与种植园主，他们无法凭借组织来增加收入，认为自己反倒担负了某些费用；镇定自如的政客，他们对共和国的安全持怀疑态度。
所以，当新世纪开始时，各方面都要求制定更多的法律来抵抗托拉斯。民主党领袖内心想着西部的农场主、南部的种植园主、小城镇的居民以及城市里的工人，以一种激进的态度猛烈谴责托拉斯，将这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与信念。社会主义者也不断抨击这个新的巨人，觉得它证明竞争毁灭了其自身，并且为经济结构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转变做好了准备。共和党首领们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支持利用管理的方法来清除托拉斯这个“祸害”。就连精干的汉纳，尽管其本身负责向“华尔街的高级机构”筹措竞选基金，也觉得共和党应当打破1900年的沉默，批准参议员福勒克当初为共和党起草纲领时制定的反托拉斯条款。所以，西奥多·罗斯福有幸登上总统宝座后，也在谈到托拉斯的众多冗长的咨文与激烈的演说时，不自觉地提供了一个范本，并且让几个反对公司限制贸易的起诉案看上去更有道理。罗斯福的继任者塔夫脱也遵循相同的路线向前推进，事实上，在1911年他还让最高法院解散了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烟草公司，让其成为几个单独的却又友好的康采恩。
民主党人依旧觉得不满足。他们的代表伍德罗·威尔逊在宣布新自由政策时，同意恢复过去愉悦的竞争状态，让拥有小资本的每个人都可以亲自经营生意与分享自由的美酒——以及利润。所以，当民主党人上台以后，就开始制定1914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这项措施是精心制定出来的，宣称要分解所有在自身领域内规模大到足以控制物价的联合企业。它迅速引起企业界的恐慌，然而因为最高法院的一项决议，这种恐慌情绪又及时地得到了缓解。这个决定论，像美国钢铁公司这么庞大的组织，并不在这条法律禁止的对象名单内。
的确，使用刑罚到底能不能恢复小工业与无限制自由竞争的时代，这在众多地方都是遭到严重怀疑的。尽管民主党人诉诸群众，但是更倾向于依靠联邦的管理；他们用一项法案来补充克莱顿法，希望控制而不是摧毁大工业联合企业。除了宣布用不公平的手段来竞争是非法行为外，这个在考虑中的法律还要成立一个联邦贸易委员会，并且授权它和企业家合作，以便建立公平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