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走向社会民主（2）
当新世纪继续前行时，对大资本组织的毫不示弱的敌意仿佛已渐渐消失。不管怎样，当它们的证券流进小投资者、分享利润的雇员、储蓄银行以及基金组织的手里时，那种瓦解托拉斯的有力威胁就差不多消失了。社会主义者建议将这个新怪物转化成国有财产，但事实上也未产生什么反响。想采取类似以往对铁路公司规定运价的方法，显然是不会对托拉斯产生什么作用的，或许一部分原因是，农场主打算用管理的办法来限制大公司，或者将它们分割开来，但未获得工业方面的托运人的实质性支持，就像曾经农场主和托运人对运输业者进行联合斗争那样。工会也未能像控制运输系统一样控制住基本工业，照它们说，这是因为缺少有效的屏障来反对愿以任何价钱与任何条件工作的大量欧洲移民。所以，经历40年的政治斗争后，全国制造业的牢固结构依旧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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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们做了比限制大工业联合企业吞并倾向更有效的事情，即制止随意使用国有土地。因为习惯原因，那些发财与享乐的领袖渐渐将国有土地看作是自己的当然财产。从共和国建立开始，美国政府就占有了广阔的土地——其总面积从始至终都比大不列颠与爱尔兰领土大20倍以上——它一直都是以这种假设来管理这片土地的，也就是最终它们将转归私人所有。
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有一段时期，国会曾以低价出售可耕地，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岁入，尤其是消灭国债，并实施将矿藏以收取租金的方式租借出去的实验。然而在农业民主派与企业的压力下，国会采用了更加温和的办法来处理它的产业。因为它将宅基地免费赠与农场主，赠与各州大量土地来支持它们发展教育与公共福利事业，还将大量地产赠给铁路公司，从而快速剥夺了政府的农业资产。它抛弃租借政策而支持以名义上的价格出售，让它的大部分森林、矿藏、石材以及荒地转至私人手里。除了某些让渡是在适当尊重法律规定而通过正规途径做出的外，其他的都是通过诈骗行为来实现的，其无所顾忌的程度与数目的巨大，简直超过一些天真者的想象，这让特威德与克罗克之流最厚颜无耻的掠夺也变成了儿戏。
当东部民主派还在参观巴纳姆的马戏团与博物馆，知识分子还在谈论外国旅行者对美国文化苛刻的评论时，那些有远见的资本家中精明的先锋与代理人，已在偏远地区肆无忌惮地圈划、砍伐、焚烧与掠夺国家曾付出鲜血或者巨大代价才获得的国有财产。当那些演说家在大声赞美美国制度时，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则在不断地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很多地产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疯狂掠夺公共土地的热情依旧在继续，直至19世纪末，所有的可耕地都已给出，所有森林与荒地都已经转为私人财产。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个别科学家指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势必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并未引起热衷于发财与享乐的人与向来被日常生活所累的广大选民的注意。
然而，在这场疯狂掠夺接近尾声时，按照一小部分开明公民的主张，国会才心不在焉地在1891年的总修正法中加入一项条款，授权总统拒绝出售全部或者部分生长有森林与灌木的公共土地。它是美国历史上所有通过的法律措施中最值得一提的。这样一来，森林国有的原则就通过几行字写进了总法令中，并且在议会会议接近尾声而那些誓死维护固定习俗的人仍在沉睡的时候获得了批准。
只要还可以自由占领广大的土地，或者这件事还有待总统的斟酌考虑，这个法案或许就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实际上，哈里森与麦金利在行使授予它们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克利夫兰也没有依据这项法令做出任何剧烈的变革，所以这项法律并未马上带来根本性的变化。直到罗斯福总统，在研究了这项条款后充分认识到它的潜力，才颁布了一些彻底的法律，扩大森林保护面积，让禁止出售的国有土地扩大到1.5亿英亩，从而让保护资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此后，自然又发生了无法避免的后退。那些感受到疼痛的个人与公司，激烈抵抗他们前进中所遇到的障碍物。西部各州，那些说话毫无顾忌以及私心非常重的分子，宣布他们的财产与幸福处在危险之中。所以，国会有充分理由废除1907年的规定，宣布没有它明确的批准，就不能再增加新的保护地。倘若没有罗斯福英勇坚决的抵抗，那些已由行政命令保留下来的剩余的公共土地，也可能落在那些如狼似虎的聚财者手里。最终，国有森林还是保住了，但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对于怎样经济地管理公共土地，已无法就一贯的政策得出统一的意见。倘若说保护地的理论已在美国深入人心，那么怎样有效使用的原理与做法还尚待解决。
罗斯福的政策遭到短暂反对后，在公共土地开采矿藏的工作却获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日子里，一位农场主进入自己的宅基地，一家木材公司购买了自己的封邑，或者一个铁路公司获得了一个王国般的赠与，得到地上与地下一切事物的所有权。所以，国家的赠与初衷是让移民安家或者推动某些公共事业，但是却常常造就一些煤炭大王或者石油大王。乍一看，这些交易是不违反任何公共利益的；不管怎样，这就是那些受益者的观点，但其他人却长期忽略了这个问题。
然而，在世纪相交之际，有关分配国有土地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尖锐，支持回归曾经实施过的租借法的新观点忽然再次被提出来。为了响应群众的需要，国会一方面对塔夫脱任期由出售的土地立法，实施公共所有原制，一方面规定地上与地下分开处理，保留了政府对矿藏的所有权。为了扩大这个想法，国会在1920年对几百万英亩的煤炭、石油与磷酸盐土地实施了公共所有的原则，并且通过租赁的方式将这些土地出租给私人去开采。同一年，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条例，由国家来管理水力，但是城市与州可以为了公共的目的自由利用蕴藏水利的地方。
因为实施了这个犹疑不定的步骤，剩下来的公共土地（它曾经是非常广大的，即便是现在剩余的部分也不小），至少理论上是社会永久占有的。被“最杰出的人们”所赞成的历史悠久的做法，如今依据新政策而遭到谴责，与此同时，人们还要求联邦政府想出一种办法来控制私人对公共地产的开采，因为私人都习惯根据个人的信条通过另外一些原则来开展活动。显然，将一位因涉嫌诈骗而被联邦机构开除的冒险家选进国会的人们，以及把对一个美国参议员参与盗窃土地的审判定罪看作是“对普通人犯下的最野蛮的暴行”的人们，是极难鼓起自我牺牲的勇气为共同福利来管理这项巨大的遗产的。然而，实际上，这项任务或许并不难以完成。不管怎样，人们争论道，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工作所必需的科学理解与道德品性，将渐渐在民主制度中产生，以应付所有事物的需要。否则，那些人就会进行随心所欲的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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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中多数的思想，以及它可以公开用来在随时变化的限度内控制群众的财富分配，这些都是直接政治的所有计划以及关于铁路、托拉斯与国有土地的立法里所固有的东西——这些思想在新世纪引起了政治家的关注。在同一时期内提出的有关货币、银行与税收的诸多建议里，也包含有类似的理论，而且只要涉及实际的政策，就会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而发出反对或者支持的声音。当然，那些钱包和美国经济成果一同膨胀起来的人，在对货币制度行使监督权时会看到一种最高级的效用。对这些人而言，事情好像再简单不过了：政府的职责是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维护其所有通货，而将发行纸币的任务交由私人银行负责，让它们在一定的保证下，根据自身利润的情况来贴现，然后就不再去干预这架运转中的机器。只有一大问题仍在困扰那些坦然持有这种简单观点的人，即怎样让通货具有弹性，也就是怎样让它膨胀以应付商业的需要，或者怎样让它收缩以应对货币疲软的要求。
那些在20世纪初没有发财门路的人，对这个问题却有着另外一些看法。对于他们而言，建立在1863年国家银行法与1990年金本位法基础上的现行制度，是构成那些早已脑满肥肠的人扩大财产的庞大机构的一部分。按照这个假设，法律同意私人与组织联合起来购买联邦债券，然后以此作保证来发行纸币，这只不过是准许它们从国家的岁入中削减去从发行的纸币里收取的利息；而金本位法，则限制了货币的发行量并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这只是在强迫债务人利用不断升值的美元来支付自身债务。这只不过是控诉的一部分。据传，这项制度还准许金融力量在纽约集中，让大银行能控制小银行，并且号召它们一同限制对小商人与制造商的信贷，以满足那些在日益狭窄的圈子里吸尽国家资源的大公司的利益。
在1896年之后那些有争论的年月中，共和党人基本看不出有何理由来大幅度地改变通货制度。他们确实在1908年制定了弗里兰—奥尔德里奇法，打算用有限的办法来补救因实施金本位而产生的银根奇紧的现象；他们还任命了一位国会委员会，对货币与银行的所有方面做了一个工程浩大的报告。然而，整体而言，共和党人是心满意足的。而民主党人则在不断敲打货币的大门，并且提出了一些新颖的权宜之计，以缓解和种植园主、农场主以及一般中等阶层的紧张关系。
民主党人在1913年的造反运动中再次掌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来试验自己的理论，制定了一个新的银行与货币法（尽管对他们强劲的对手有所让步），创建了所谓的联邦储备制度。他们将杰克逊的理想与更适合的金融方法结合起来，让纸币的发行受联邦储备局的监督，全国划分成十二个银行区，每个区设立有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并且授权它们在代表各种形式的信贷与财富的债券以及商业票据基础上来发行货币，与此同时，在理论上保持金本位制。它们凭借这个银行机器，计划在全国分配“货币权力”，阻断纽约的向心力，削弱了黄金的整个垄断，而让借债者的道路更顺畅一些。激进派绝没有获得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甚至都未获得要求中的主要部分。然而考虑到他们的首领布赖恩曾宣扬过被共和党人嘲笑的“50美分的美元”，如今他们却又全都看到了（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一种30美分的美元即将产生，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则因此赚到了可观的利润。
杰弗逊的历史性的党在缓解了货币的紧张情况后，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改善农村债务人的命运上。经过调查，民主党人发现南部与西部种田的人常常为借款支付10％到12％的利息；他们对此震惊不已，就设法从证券持有者的口袋中转出一部分金钱到农场主的口袋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按照1916年的农业贷款法，让联邦政府变成一个贷款的企业，让全国的金融力量以及免税特权服务于那些需要资金的土地劳动者；通过一个半官方性质的银行体系，降低借贷利率并转移经济潮流。
在这个新制度下，以往借1000美元每年要支付100美元利息的农场主，如今可以以6％甚至5％的利率借款，从而将以往向债权人支付年贡的2/5或者1/2保存进钱柜。众人加在一起，这笔款项就非常可观了。这一因政府的一个举措而获得的物质成果，被老派的理论家看作是一种对上帝智慧所进行的人为干预，因为上帝是按照自然法则以及个人的功劳来分配财富的。毫无疑问，“管得越少越好”这个受尊重的理论，如今也有了自身的局限性——至少自由主义的受益者是这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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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通过货币、银行以及农贷立法让各地的财富发生转移的政府，也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攻击富人，并且行使征税权来让穷人获得缓解。所以，在争取社会民主的运动中，故意且公开地将维持联邦政府的一部分重担，从广大消费者的身上转移到巨额财产的所有者身上，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诚然，最高法院已宣布1894年的所得税法是违宪的，而且那些从企业与投资中获得可观收入的公民，也觉得他们受到法律的保护而稳操胜券。然而，布赖恩及其追随者依旧在这方面积极活动着，不停地向农场主与工资劳动者表明向富人征收所得税的合理性。实际上，在世纪交替时，对税收实施方法——也就是通过间接税从群众中征收联邦的岁入——的不满情绪，就如病毒一般传遍两个政党的左翼，尤其是在那些大财产极少的区域。
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给国会的咨文中，直接主张征收所得税与遗产税，以便让美国当时财富不平等的现象有所改观，至此，关于这方面的狂热情绪就爆发了。对于那些在发财竞赛中处于高位的人而言，白宫这一奇怪的建议不只是对他们权势集团的背叛，但事实上这只是表明一次浪潮正滚滚而来，克鲁特大帝也只得将他的宝座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对于这一震动，民主党人非常敏感，以致在准备第二年的选举中，抛弃了上次选举中的怯懦思想，重新挑战富豪集团，要求在宪法里加入所得税的修正案，并且要求布赖恩来阐述他们的论点。他们的宣传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以致共和党的候选人塔夫脱在未获得本党纲领的授权下，仅和罗斯福商量了一下，就自作主张地批准将征收所得税视为一种财政手段，从而“抢在布赖恩之先表达布赖恩的观点”。在对选举结果进行统计后，他们不得不做出行动的决定。
当国会在1909年召开特别会议时，抵抗的民主党人以及不安的共和党人已拥有足够的票数来强行将所得税放入税法之列——这一举动完全不顾最高法院1895年宣布征收所得税是违宪的命令。随后，这个建议得到了热烈的辩论。赞同这个建议的一方非常失礼地指出，上一次有关所得税无效的决定，是高等法院以5票对4票的微小差距通过的，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些法官如今已经去世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宪法在条文上还未改变，但是在精神上已真正发生变化。那些非常讲究礼仪的朋友们针对这个论点回答道，批准一项公开蔑视最高法院决定的法律，将动摇社会制度的基础。当这次辩论威胁着要爆发一场风暴以及急切需要通过所得税措施时，塔夫脱总统主动做出了一次妥协，即国会应当将这个棘手的法案放置一边，并且向各州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同意对任何来源的收入征收所得税。这一提议被欣然接受，因而有关所得税的危机就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同时也对最高法院的威信予以适当的尊重。
因为政治上的时来运转，各州通过了第16条修正案，并且于1913年成为联邦宪法的一部分，自鸣得意的民主党人恰好同意征收所得税以开始他们对国家财政制度进行一次革命。所得税法规定了非常高的免征额，以防止触怒普通人民中的主要部分。通过这种方法，便扫清了征收累进税道路上的障碍。在1918年战争时期，对社会最上层的少数人征收的税占他们收入的2/3。如此一来，约瑟夫·乔特为之惶惶不安并于1895年在最高法院上予以批判的“共产党的进军”，最终成为现实。倘若汉纳没有在1904年逝世，他极可能承受不住这次打击，尤其是当这项修正案被盖上国玺而且布赖恩当上国务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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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新赋税的承担者灾祸重重，从收入与超额利润中征收来的国家税收，大部分都通过曲折的方式用于社会目的，这让那些提心吊胆的美国传统的保卫者觉得，整体来看，它都是超出宪法精神与条文的。威尔逊这名党的领袖，之前就专注于维护州权，现在在其任期内，除了继续拨款帮助各州的农业与机械学院以外，又以“普遍福利”的名义让各州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发展。国会大量拨款来推动各州的林业、农业、商业、工业各科目与家政学的教育工作，修建公路，以及改善公共卫生环境。一名国会议员表示，倘若国家存在一件坏事，那就让我们来规定一项补救的办法；倘若最高法院宣布这个补救办法违宪，那就让我们来规定一项宪法修正案，让我们的政策生效。
社会改革者从表面价值上接受了这个新信条，他们表示，每一年在工业中受伤的工人，超过了美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总数，这是一个问题，而且需要对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这些不断提出的要求，国会予以让步，批准了1920年的工业复兴法，由联邦给各州提供援助，让受伤的“犁铧与锤子的士兵”能再次就业。改革者们（其中占优势的为妇女）以相同的精神，援引数字表示，因为忽视了妇婴的卫生工作，母亲与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于是国会拨出款项，给那些至今仍处在黑暗中的美国人民带来科学之光。
那些怀着沮丧的心情看着“对纳税人辛苦挣来的钱挥霍浪费”的人，施用了宪法的魔术，但是却于事无补。虽然他们以地方自治的名义提出了各种抗议，但是国会依旧表露出这样的决心，即把美国各个地方存在的贫穷、疾病与愚昧现象当作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来予以解决——也就是打算建立美国的生活标准，并且对各州提供特殊情况的津贴，以促使它们采取行动。各州立即采取行动，接受联邦的赠款，并且亲自拨出款项，遵循总利益的要求来行事，其速度之快，就连那些鼓吹新方针的人也觉得意外。
新世纪这种猛打猛冲的精神，还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攻击那种靠运气的发财与享乐制度。从各种历史性冲突里产生的主要概念之一，即“契约自由”，早期的经济学家曾论证过其合理性，并且奉之为神圣的事物。依据这个概念，当雇主与雇佣劳动者自由随意地对其愿意的工时、工资与劳动条件进行交易时，就可以产生非常好的结果。很明显，倘若真的存在这一阶段，它比1900年掌控美国工业企业的人更不贪婪，也更不仔细，那么当它看到下面这幅图象中几个理想主义的线条时也会为之动容的：一个家中只有隔夜粮的工人守在大工厂的门口，以便和经理人员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受雇于这一工厂的契约。
然而，英雄时代的工业大亨们是非常坚定的，而且他们又觉得政治经济学中那些信誓旦旦的东西是合情合理的。对于那些在州首府与华盛顿不断挖掘最美好制度的墙脚的改革者，他们表示不理解。罗斯福总统曾在这次冲突中表示，“那些非常富有的人丝毫都不理解它的意义，他们对大部分群众的贫穷、苦难与感情持极其冷淡的态度。他们对待这种事的态度，就好比雇主在付账单一般。他们压根无法理解，一个工人家庭中经济支柱的死亡或者伤残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老天爷了解我是多么鄙视杰弗逊，但是他的确拥有一种其联邦党对手所缺乏的美德——也就是他支持普通的人民，而亚伯拉罕·林肯后来也代表这些人民。”
走向社会民主浪潮的首领们，如今采取了一些更加大胆的计划，它们远超出那些限制工业中妇女和儿童的工时以及在工厂和车间规定某些卫生标准的早期法律。在普遍福利的名义下，他们让州立法机关规定了在紧急危险的或者涉及公共健康与安全的特殊工种里的男工的工时。只要这个楔子打入契约自由中，这种立法范围就扩大了，直至最后，俄勒冈州竟然可以坦然地规定在所有制造业工厂里最高的日工时为10小时。
法律制定者以类似公共福利的名义，干预被看作是神圣的工资契约：马萨诸塞州在1912年通过了一项措施，目的是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最低工资，在几年内，全国1/4的州都纷纷仿效，甚至做出了更剧烈的规定。就像其他情况一样，这个争取社会立法的运动也从各州传至华盛顿。1908年，国会限制了州际铁路乘务员以及报务员的工时，为了部分地清除社会主义气味，通告表明，这项法令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公众旅行的安全。8年后，因为一场全国性的罢工非常紧迫，国会在威尔逊总统坚定的领导下，宣布从事州际商业的铁路乘务员实施8小时工作日——即亚当森法。
除了工时与工资外，在其他重大关系里，契约自由也被法律大大剥夺了。劳动人民享受的一部分自由，事实上就是承担工业所固有的伤残与死亡风险。综上所述，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法理论，雇主对不是他们本人造成的损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因为“不可避免的原因或者雇员本身或其同伴的疏忽”而导致的事故，雇主不承担法律责任。另外，损失一般都必须通过诉讼才可以赢得赔偿，而诉讼极可能是持久的、耗资巨大而胜负难定的。倘若一名工人受了重伤，他和他的家庭就将坠入贫困的深渊，加入我们永远都无法摆脱的穷人行列；倘若他死了，他的家庭则极可能破产，身处我们最优秀文明的低层——由保罗·凯洛格领导的《匹兹堡观察报》就是这么雄辩地提出了异议。
产业工人已享受这种自由达一个多世纪，如今他们在改革者的帮助下，开始坚持这种要求：只要不是雇员故意造成的所有伤亡事故，其带来的损失都自动由企业来承担——对于那些拥有巨资的人而言，这好像是再次打算没收他们的一部分财产以满足一无所有的人。经过公众长时间的辩论后，舆论的趋势明显开始赞成拟议中的经济负担的转移。在罗斯福的一再坚持下，国会在1906年让从事州际商业的运输业承担因公负伤者的责任，而当最高法院以技术理由予以干涉时，国会又重新制定了这个法律，取消了那些违宪的性质。
各州当时受到同样的影响，也开始对此采取行动。其中一些州，一扫习惯法里的古旧成规，让雇主负责因他们工业中必然且固有的风险而导致的伤亡事故；而其他一些州则制定了保险计划，目的是排除诉讼，以便简单且自动地实行意外事故的赔偿。因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一些主要的制造业州的雇主不得不为他们的雇员做出保险，以避免生命与肢体的危险，防止他们的房屋遭受火灾与风灾。如今想来，当那场革命已结束时，这种要求仿佛也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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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持久且变幻莫测的强迫贵族对第三等级表现出高尚行为的运动里（有关这一点，只能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下），有很多事件是和州与联邦的司法制度相互抵触的。法庭必须依据以前的判例行事，所以它们期望用过去来保护现在；而改革者们却要诉诸未来。显然，未来和过去是一样真实的，然而在判断一般事物时，并不需要去关注那个形而上学的原则。另外，一些能干的律师，他们主要的作用就是维护与扩大他们当事人在金钱上的利益，这就像约瑟夫·乔特所坚持的那个原则：“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是所有文明政府赖以生存的顶梁柱。”对于那些历经坎坷的司法工作成员而言，这个理论好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正是遵从了它，一些法院才让大量立法案件无效——比如规定面包房工人工作时间的法律，规定对工业中遭到工伤的人予以赔偿的法律，以及其他一些触犯了那些受益者感到愉悦的古老做法的法律。
当然，法官们使社会立法无效时，并不承认其在感情上有什么偏爱。相反，他们时常以严肃的语气宣布，他们只是将人民规定的最高法律，也就是宪法运用到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上来。他们是用逻辑的语言而不是激情的语言来说话的。然而，有时候，的确有些法官因为情绪超过了理智的本能，而对改革者以及他们所有工作表示出个人的憎恶。当然，有时候，也确实有些司法方面的大智大勇者威胁要向世俗世界揭发那些伎俩的秘密。比如，霍姆斯法官就曾让他的同事们惊讶不已，有一次他竟准许自己亲切温和的智慧去融化冷若冰霜的法言法语，以不同意见表示道，“这个案子是按照本国大部分人所不赞同的一个经济理论来判决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并不是用来阐释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的。”但是，极少有人敢冒险来遵循他的这个范例。
然而，行家们的这种坦白，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就让一些老谋深算的人得出这种结论：法庭毕竟不是按照数学的方法来解释各种原理的，也不是按照那种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的理论来论述原则的，这使得普通人除非拥有技术设备才可以理解它的意义。这样一来，一些富有知识的人就相信，法官们是凭借他们的感情与直觉来解读最高法律的；而改革大军里那些最亲切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劳工首领，就坦承，法庭只是那些已发财并且期望长治久安的人的堡垒。
从这些以及相似的信念出发，就开始了对法官实施罢免和对司法决定实施撤销的运动。实际上，西部几个州的论坛前已升起公民投票的幽灵；而其他一些州也进行了规定，它们的法院只有通过绝对多数票——根据具体情况需要，至少3/4或者2/5——才可以让法令无效。这项运动渐渐扩及到国会，同样引起了不安，各种各样的提案纷纷出现，要求限制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比如主张采取这样的措施：要让一项法令或者法案无效，必须有7位法官同意才可以；国会通过两院的特别多数票，就可以抵制司法方面的否决。很少挑剔的评论家是赞成这种观点的：在司法方面有丰富学识的批评家，将有足够的能力来避免如神谕一般的权威当局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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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经济立法与干预司法的广泛鼓动，其实质代表着社会力量的一个深刻的运动，它最终破坏了“不要管我”的哲学。然而，就从它的整体来说，这场运动并不是表达得清晰有力的社会理论；从其产生出来的各项措施也不契合政治的镶嵌图。
倘若一位火星访客研究了从这个国家司法机构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法律，他是不可能从它们的数量以及性质中察觉，人们是划分成两个主要党派的，这两个党派轮流掌握统治权，但是因为总统选举而在党派中发生的命运转变，却和司法行动的过程极少或者压根就没有联系。民主党人未否决共和党人保证赔偿铁路员工工伤事故损失的措施；共和党人也未反对民主党人有关规定铁路乘务员工作时间的措施。
的确，华盛顿或者州首府对新的社会民主措施的表决，并不总是依照党的路线来进行。可以说，表决确实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力量划分成左翼与右翼，这表明它更多地是为了立法，而不是为了遵守党派的教条。罗斯福追随麦金利；塔夫脱追随罗斯福；威尔逊执政8年；哈定短暂任职后于1923年去世，柯立芝有幸成为其下一任总统。每一个总统都和各式各样的立法行动相关联；然而很难发现有一项法令，在一般情况或者具体细节上，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最先设想出来并且作为一个党派问题在全国提出来的。总统上台下台，州长与州立法机关更换频繁，但是产生这种立法的社会力量运动却是持续不断的。它不受党派的约束，不被单一的组织指导，也不受强大的领导力量的怂恿。当人们还能自由地调查、建议与拥护时，这些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过程与产物。
倘若详细考察个别联邦法令的历史，往往就会显露惊人的复杂情况。某一个人，常常在开头是模糊混沌的，有时也不了解整个程序，却对他人提出一项措施；接下来就开始讨论；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个团体来推动这项事业。经过一段时间，它就可能引起国会的注意，或者牵扯进党派利害的争论中。在某些情况下，它从来不能登上政治舞台，而是在没有党指挥的情况下就制定成法律。
一项于1891年出台的重大措施就足以说明这个情况。这一措施为广阔的森林保护地永久由公共所有准备了基础。这项措施的历史根源非常深远，以致很难追溯清楚。早在1867年，一名没有受到重视的土地局专员就曾建议保护森林用地；6年后，促进科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赞成这个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美国森林协会在一小群热心分子（包括著名的B．E．费诺博士与E．A．鲍尔斯）的带领下，让内务部长约翰·诺布尔接受他们的信条；先是个别参议员随后又有一些众议员被说服了；最后，国会在还不完全了解这项法案的固有含义前，就将其制定成了法律。对此，克利夫兰总统有些举棋不定，但是罗斯福总统却凭借其特有的冒险精神，依据自己的权限确定了这项法律。在全国大多数人还未意识到这个伎俩之前，就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成果。此后，保护自然资源就成为全国人民一个固有观念。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当更加重大的或者至少是比较重要的利益产生矛盾时，立法活动就遵循正规的政党路线，首先是在密屋内谋划出来，然后通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在那些公认的事情中找到归宿。的确，在这一世纪最后25年里，联邦法令中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法令，比如规定铁路的运费率，雇主应承担的责任，累进遗产税、所得税，以及人民选举参议员，都是先由一些小派别——绿背党人、平民党人、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倔强的鼓动者——向公众推动而成的。在每次情况中，主要的政党最开始都否定提出来的改革计划，保持谨慎的沉默，或者以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来打发它。然而，随着宣传日益深入人心，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于是处在高位的政党首领就出来支持那一度被视为可怕的改革，最终让它在具体的立法里呈现出来。
就是遵循这样的路线，那些被排挤的思想就渐渐受到那些体面的人的关注。“我们要求实施累进所得税，”平民党人在1892年宣布。共和党的主要支柱约瑟夫·乔特，曾在最高法院抨击1894年所得税法时惊呼：“我们在你面前予以批判的这个国会法令，它的目标与倾向都是共产主义的，而且是维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叫我怎么称呼它们好）、平民主义的原则的，就好比世界上任何政治集会中曾讲过的那样！”然而罗斯福总统却在1907年的咨文中表示，“适当形式的累进所得税，将是联邦赋税中符合需要的特点。”这样一来，继罗斯福之后担任总统的塔夫脱就别无选择了。就像我们之前已说过的，到1909年，国会就把批准联邦所得税的宪法修正案提交至各州。在短短的4年内，也就是在威尔逊的任期内，乔特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税就成为联邦财政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威尔逊的党在1904年的时候还不敢对这个问题——即这个“新”民主制度的战略作出任何公开的声明。
通过颇为相似的逐步渗透的办法，让全国广泛流行着这种意见：整个发财与享乐的制度，事实上是由少数最高的受益者所掌握的，他们利用各种形式与空话来统治这个国家。“在1/4世纪以上的时间里，我们亲眼看到两大政党为权力与掠夺而进行战斗，”平民中有人在1892年说道。“我们反对由掠夺成性的公司掌控政界，”布赖恩在不久后写道。“在这一表面的政府后面，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无形政府，它对人民既不忠诚，也不承担任何责任。摧毁这一无形的政府，瓦解腐败的企业与腐败的政界之间的这一不神圣的同盟，是目前政治家的首要任务”——进步党1912年的纲领这么写道。
“倘若你到华盛顿去，并且试图了解你的政府，你总会感到，当你谦虚地听取他人的意见时，真正和你商量的人，都是一些持有最大股东的人——比如大银行家、大制造商、大商人、铁路公司领袖以及轮船公司首脑。……现在的美国政府是特殊势力的养子”——这就是同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所宣扬的“新自由”的福音。
一年后，下台的总统塔夫脱教授从耶鲁大学的学术园林内观察这个世界，他宣布，他无意“低估西班牙战争后政界、企业界与社会中流行情况的危急性质，它好像已经凝结成由大联合企业对所有事物的严格控制。……这表明人们普遍惊恐是有道理的，考察过这个情况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没过多久，伊莱休·鲁特这位曾由罗斯福总统派去通知纽约州的选民主张实行“人民的统治”，如今他在纽约州的制宪大会上惊呼，从事实而论，近40年来，人们被党派头子的“无形政府”所统治。谈及当代，他表示：“普拉特先生统治了这个州；长达20年之久。要注意，不是由州长统治，不是由立法机构统治，而是由普拉特先生统治。州首府不在这里（指奥尔巴尼），它在百老汇大街49号；在普拉特先生与其追随者那里。……在我和州政府来往的4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州政府并不是由任何一个获得宪法或者法律批准的人来统治。”像这种奇异的理论竟由一些非常体面的人说出来，难怪一些在文化上与观点上比较粗率的人会感到奇怪：通过算术上的多数来计算的代议制政府理论，是否是根据信仰教育的教规里所规定的方式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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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这就是实践与舆论的趋势，它让共和党组织在1912年开始分裂，并且打算组织一个自觉地从事社会政治的新党。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已酝酿许久。保守的共和党人在他们那个毫无变化的世界里看起来是心安理得的，繁荣兴盛的旗帜在他们头上骄傲地飘扬，酒足饭饱的象征被他们牢牢掌控在手里，然而命运却抵制他们。的确，西班牙战争后，企业得以恢复，甚至超过了乐观派的预测；事实好像是，“悲观派”之口已被面包堵上，而平民主义也已像丹尼尔·谢司那样死去。然而，在这十拿九稳的时候，一场悲剧改变了事物的面貌——麦金利总统被谋杀——总统转由西奥多·罗斯福担任，而那位纽约州“自由自在的领袖”普拉特参议员，还在罗斯福担任副总统时就恨不得活埋了他。这名新的行政领袖打算安抚他党内的那些首要人物，他马上宣布一切遵循旧章，并且保留了麦金利任期内的内阁成员，然而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依旧惶惶不安。
在共和党这一庞大的总部内，罗斯福几乎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其独一无二的角色。他并非是从党纪律批准的台阶一步步从低位上升至高位的。罗斯福出生于纽约市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并不是一位通常意义上的白手起家者；金钱铺平了他的童年道路，让他得以受到大学教育，并且保证他可以安身立命。他没有后台保证，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从而磨炼了自己的个人主义；他也未经历过艰苦的斗争，而是通过常规的制度爬到高位；他从富豪那里收取可观的律师费用，以便让自己拥有事业顺利的律师所具有的心理与习性。的确，很早之前就已发现，他对律师界的道德观念并不感兴趣。多年来，他游移不定，涉猎了文学与政治，但在这两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罗斯福的经历是变化不定的，他曾是纽约州立法机关的成员、城市警察局的专员、哈里森属下的行政专员、麦金利属下的助理海军部长以及西班牙战争中的上校。闲暇时，他就研究与写作历史，总是以浮夸的道德观念，精心设计的华丽辞藻来褒贬史实。在业余消遣方面，他热衷于骑马打猎，也经常打网球。不像那些在小木屋或者牧师住宅出生的政客，他在大城市出生，熟悉其幽暗的胡同，其中隐藏着贫穷的灾难；也了解广阔的林荫大道，幸运在其中欢歌笑语。实际上，他心不在焉而又多愁善感，这让他和塞缪尔·斯迈尔斯笔下那位纯粹凭借意志而从真正贫穷的状态下爬上阶梯的主角区别开来，成为一位精于世故的人。他自小生活在舒适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所以他的精神也符合那个阶级，就像手适合于手套一样。
如此一来，因为天性与教养的关系，罗斯福并不理解或者同情那些激进的富豪或者劳工领袖。那些强有力的企业组织者，凭借拿破仑般的想象力，巩固了铁路系统并且联合起无政府状态的工业，在活动中积累了大量钱财。在罗斯福眼中，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就是社会的公敌与令人厌恶的事物。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中的有利结果，超出所有政党政治与资产阶级道德规范，但是却像天外之物，压根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对我国那些典型的大富豪们，我并非不喜欢，但是我肯定不会特别尊重或者钦佩他们，也不相信他们，”他在1906年写道。“不管在对外还是对内政策上，我不觉得他们可以提供合理的意见。”一年后，他又写道：“我既不尊敬也不佩服那些大富豪，对他们而言，钱就是生存的所有内容；对他们而言，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大量的金钱，至于钱财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他们几乎根本不在乎。……我蔑视这种人，倘若他在生活中将挣钱看得比其他事物更重要，倘若他不去关注艺术、文学、科学、管理国家的方式、打战的策略或者慈善事业的话。”
更有甚者，罗斯福还坚信，这些大富豪是不适合管理这个国家的，他们破坏了政治，而且对“社会主义宣传的大幅度增长”担负有一部分责任。但是，倘若说他曾批判铁路大亨爱德华·哈里曼是一位“不受欢迎的公民”，那么他也以同样嘲讽的态度将这一称号冠到了劳工领袖与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的头上。他公开宣布，德布斯这一派的人“已让劳工运动严重丧失名誉，就像那些最坏的金融投资家或者最无耻的劳工雇主与腐朽的立法者让资本家和公平交易的商人失去了信誉”。
罗斯福是在中产阶级的学说中成长起来的，他让自己的政治适应于那一阶级的发财方式。当然，将政治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一思想并不完全属于他的创新。杰弗逊就曾表示，只要存在大量自由土地供农场主使用，这个共和国就可以持续下去——直到人们在城市中聚集起来，就像旧大陆一样。麦迪逊预测到广大群众终有一天将不再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财产，就想凭借政府的牵制与平衡，来摧毁对多数人的统治力量。韦伯斯特看见类似的结果，坦言要求限制财产拥有者的统治，期望广泛分配土地，以此来拯救民主体制。
然而罗斯福却是美国第一位这样的总统，他公开建议利用政治管理的权力，按照中庸的原则来影响财富的分配。他在1906年写给改革者雅各布·里斯的信中公开表示，他计划“在立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支持智力的发展，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扩散财富，也就是避免财富的过度膨胀与贫困的极度恶化。这就是我仍在为之努力实现的思想”。在正规的政治家眼中，这种觉得这样的目的能够由国家来实现的想法，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异端邪说。然而罗斯福本人，除了建议对“膨胀的遗产与所得”课税外，从来没有非常清晰地说明，他更关心，一个财富力量这么强大的政治制度，到底怎样才可以转变为更公平地分配财富的发动机。
尽管罗斯福在执政早期未公开发表过激烈的言论，但是共和党内那些精于世故的首领——即那些赚了钱并且欣赏这种赚钱艺术的人——对他是表示怀疑的，甚至从未喜欢过他。纽约州那个有权势的普拉特参议员就公开表示不喜欢他；然而在他寻找一个可以在1898年支撑这个州的人时，他选择了这名在西班牙战争中出类拔萃的年轻上校，因为他深知一位英雄对群众的吸引力。参与选举的群众对历史研究中的咬文嚼字并没有多大兴趣，也没心思去注意罗斯福在圣胡安山获得声名这件事上所笼罩的重重疑云，他们欢呼着要将他送至奥尔巴尼。两年后，罗斯福州长又在普拉特的帮助下坐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就是这个人，因为命运的安排，成为由马库斯·汉纳、约瑟夫·坎农、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博伊斯·彭罗斯、约瑟夫·福勒克、约翰·斯普纳领导过的党的党魁。但是，和他们的期望相反，罗斯福总统一直小心谨慎地前进着。他用简单的话语总结了他最初执政的精神：“我们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我们维护正直的人，不论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他认为，公开性将纠正万恶的托拉斯的弊端，铁路运费率务必“对所有人公平开放”，自然资源务必予以保护，海军务必加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联合企业务必予以追究。所有这一切，任何一件都没有过分走极端。“我无法说，”后来他又补充道，“我担任总统时内心已怀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远见的改善社会的计划。”然而，他批判了“大富翁中的反面分子”，“鲁莽草率的蛊惑家”，“对公共土地的欺诈行为”，“官员的贪污腐化”，以及“各式各样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他还曾发出一些有力的行政文告，几乎每天都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此一来，他就让那些期盼“上下其手与保持缄默”的人感到提心吊胆。
对金融报纸的读者而言，罗斯福的态度似乎是危险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民主党总部坚信，1904年时，一位保守而无倾向的候选人，就可以掌握整个国家。所以，性格急躁的布赖恩被抛弃了，人们转而支持奥尔顿·帕克，他是一名冷静沉着的法官，管理过纽约的最高法院。而且还提出过一个有所回避的政纲，其中就规避了所得税这一问题，以此来拉拢选民。另一方面，倘若说共和党一些首领对过去美好的日子仍恋恋不忘的话，他们除了选罗斯福来继承外，也别无他选。汉纳在这次竞争开始前就已去世，其他政治家也没有谁强大到足以超越罗斯福。在这次竞选里，大公司出人意料地慷慨大方，给两个主要政党都赞助了资金，其中对共和党更慷慨一些，尽管也不忘照顾对方的需求。
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当选后，立即开始独立地进行统治，他在和自己党的指导者们打交道时变得更加严厉了，也更加坚定明确地执行他的各项建议。他在第一任期几乎未做什么重要的立法；但是在第二任期却采取了一些有显著意义的措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限扩大了，它可以批准合理的铁路运费。由参议员贝弗里奇主张，1906年制定了反对食品、药品与肉类掺假与不洁的法律，引来一片反对之声，几乎闹得天翻地覆。某些铁路雇员的工作时间缩短了，运输业不得不赔偿因公受伤的人。
在这段时期内，对托拉斯发起了几次重大的起诉；严厉追究了偷盗公共土地者；对一些较轻微的不道德行为者，则将其鞭打出教堂。另外，总统的咨文、谈话与演讲数不胜数，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罗斯福用一些名词术语自由地讨论白宫至今为止忽视的各种社会问题，这让那些习惯了90年代早期经济行话的人大为惊讶。他提出了所得税以及遗产税的问题，所依据的理论为，迄今为止，财富并未根据公平与仁慈的原则予以分配。当听到一名总统说，法学并非一种算术科学，“某些司法机关的成员在理解国家重大变化这一点上大大滞后了，他们从未想过，必须按照新情况对老原则加以新运用”，那些身穿礼服的绅士都为之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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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08年政治季节到来时，共和党右翼首领们沉溺在这种希望中，觉得他们将顺利地回归酒足饭饱的时代。罗斯福坚决拒绝听取要他再次做总统候选人的建议，但因为他的行为超出常规，所以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似的。在俄亥俄州，沃伦·甘梅利尔·哈定保证共和党联合会忠于“它之前的伟大领袖”——约翰·谢尔曼、马库斯·汉纳、威廉·麦金利——曾阐释过的坚定的共和党纲领，力求让福勒克参议员这名美孚石油公司的著名法律顾问做候选人。
然而，这派的党领袖们并不吃他们主人这一套。就像罗斯福所说，他清楚他不能提名“一位极端进步或者过度保守的人”做候选人，因此就选择他的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自己的继任人，塔夫脱最早在菲律宾，后来在华盛顿被从候补队员中选拔出来担任行政工作。因为有效地使用了联邦庇护权，这名总统拉拢了足够多的代表来保证他朋友的提名。即便最坚定的合法化鼓吹者也明白，没有白宫的支持，没有哪个共和党人可以在骚动的西部获胜。
那些民主党领袖们已在1904年因为集结在克利夫兰的旧旗帜下而遭受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如今注意到对方阵营的这些活动，就再次向布赖恩举起了白旗。在民主党丹佛会议上，那位内布拉斯加州的政治家写了一个激进的纲领，并且亲自参加了拉拉队，这让人想起20年前那场令人目不暇接的胜利。但是，当11月讨论这个问题时，布赖恩第三次遭遇失败。“我永远不会忘记，”塔夫脱在就任新职后不久给其大保护人写信道，“我目前行使的权力，是你自愿转移给我的，我心怀感激地认为，你让我做你的继任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观察家在罗斯福1909年离开华盛顿时所说：“这一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如今已不碍事了。”从爱好上说，塔夫脱总统是一位律师，从性情来看，他是一名法官，他的根基与思想都是保守的，就像他自己所说，他深信“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就熟知的道德原则的稳定性”，他完全不可能雄赳赳、开口大笑地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从观点与行为上来看，他是讲求实际的，觉得他的责任是清查存货而不是沿街兜售和让公众随时保持激动的心情。
然而，塔夫脱确实比其前任引起了（或者不管怎样是主持了）更多的立法活动。他开始处理罗斯福有意规避的与关税有关的难题，但并未表现出独断专行的作为。当两位老派的绅士（众议院的佩因与参议院的奥尔德里奇）提出让人联想起1897年这一国家情况的岁入法案时，塔夫脱总统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他的党却因此闹得四分五裂，来自西部农业州的10位著名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项措施。当所得税法案被提交至国会时，他出面帮助保守分子，督促用宪法修正案来取代它。另外，塔夫脱赞同建立邮政储蓄制度的措施，这一制度曾被批判为社会主义的，但后来发现它对储蓄银行有利——它能够从一些隐蔽的地方吸收大量存款，以低利让私人银行家使用。塔夫脱还通过了另一个“社会主义的”提案，也就是邮递包裹；在遭到捷运公司长久来的反对后，终于在国会获得了批准。
塔夫脱总统利用自身的权限，提出一系列反对大公司阻碍贸易的诉讼案，并且因为最高法院的司法命令而取得成功的满足，这些司法命令瓦解了美国烟草公司与美孚石油公司，让它们成为数个能相互竞争的康采恩。然而，倘若这算得上是胜利的话，那对塔夫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因为最高法院将它们搞砸了。最高法院曾表示，只有那些“过分”阻碍贸易的联合企业才受到这项法律的禁止——这个观点引起了布赖恩与所有提倡对托拉斯发起战争的人的一片愤怒。
在管理自然资源方面，塔夫脱牵扯进保守主义正统派与老式自由派之间的争吵中。他被逼得走投无路，违背自己的意愿，参加到后者中，取消了林业局长吉福德·平肖的职务，而平肖则是罗斯福的挚友，保守运动的宣扬者。这些行动在报纸上掀起一场异常激烈的人身攻击，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却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总统在1910年夏签署的两个基本法——其中一个是将公共土地中农业用地的表面及其下面的矿藏权分离开来，另一个则是从被侵占的土地中将水电地址收回来。
实际上，这个时候，一场政治风暴已猛烈地刮起来；左翼造反派正从众议院壮大起来。早在1910年，农业州的共和党人与欢欣雀跃的民主党人就联合起来攻击议长约瑟夫·坎农，他多年来就根据旧制度的利益操控这架立法机器，如今经过激烈的争论，取消了他担任规则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年的秋季选举中，民主党人大获全胜，获得了众议院的大部分席位。这个时候，全国充斥着“威胁”与“攻击”的火药味，报纸纷纷以大标题刊登，让普通民众都为之喜悦。
民主党人忠于政治传统，在坚定的共和党人的帮助下，批准了各式各样的削减普通消费品税率的议案，尽最大力量来困扰这个总统。这些议案马上就被否决掉了。参议院因为派系纷争，就大肆砍杀塔夫脱和英国、法国谈判的仲裁条约，迫使其放弃推动国际和平事业的计划。塔夫脱总统不顾造反的与规矩的共和党人的抗议，让国会批准了和加拿大实施互惠的法案，然而荒谬至极的是，加拿大的议会没有批准这项方案，从而让他的计划彻底落空，这让塔夫脱总统非常懊丧。如此一来，塔夫脱在各个方面都遭到了广泛批评，未获得任何一点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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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算召开下一届总统选举时，共和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在他们历史性的名称前加上“进步”二字，开始集结在拉福莱特的领导下。他们组建了一个联合会，目的非常明确，即及对提名塔夫脱，邀请罗斯福参加他们发起的这场战斗，而且在遭到罗斯福本人的拒绝后仍不泄气，尽全力督促这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成为候选人。
当这些造反者面临党内反抗的危险时，罗斯福则袖手旁观，有时还通过自己的方式向他们提供一些炮弹。他针对这个国家的一些战略要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其所宣扬的理论让他曾经的同事普拉特、奥尔德里奇、巴恩斯以及坎农都震惊不已，觉得他是彻底疯了。他抱着政治家中不常见的坚定态度，批准对托拉斯进行严格管制，实施累进所得税，全面保护自然资源，精心制定劳工立法，实施直接预选制、创制权以及复决权，废除行政官员职务，由人民来复审有关社会改革合法性的司法决定。1912年2月，7名共和党州长宣布，为了创建好的政府，需要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于是这名不依不饶的上校回应道，倘若是正式提名，他将接受。
“我参加竞选了！”罗斯福非常兴奋地欢呼道，他提出了一个可以吸引这次政治比赛中运动员的口号，并且为了控制共和党会议的激烈斗争摇旗呐喊。塔夫脱总统则按照习惯性的方法，开始争取南部各州的代表，因为南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都是联邦的官员，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他目的上熟练且谨慎地运用那架庇护机器。然而，在北方共和党占优势的各州里，尤其是在新的预选制度下让选民可以直接表达自己观点的州里，这两个有名的竞争者不得不到各地进行演讲，在热情洋溢的群众面前互相攻击。
当这次竞争已经结束，大会已举行时，统计结果显示，有252席是“存在争议的”。被正规共和党员支配的全国委员会表现出某种法官式的沉着冷静，开始聆听对手的辩论，但结论则是在事先就已做好的。经过法定的辩论后，辩论各方通过这样的方式作出决定，让塔夫脱在会议上赢得绝对性的多数票，因而大部分罗斯福派的代表在大呼“骗人”声中退出会场。事情平息后，塔夫脱立即被“残余议会”重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们真心希望，美国能从危险的激进主义浪潮中摆脱出来。
进步的共和党人与正规组织决裂后，除了忠实于拉福莱特的那部分人外，都开始着手组织一个新党。8月间，他们在芝加哥集会——自1856年共和党人“造反”以来，这次集会是本大陆由有名的指导者组织的最奇异的政治集会。那些典型的政客、经验丰富的官员以及地方首领的最无情的经理人都未参加会议；改革者、理想主义者以及罗斯福的“极端分子”成员则填补了这些空缺席位，聚集在委员会的各个办公室中，其中有18名妇女代表。另外，还有一场基调演讲是由芝加哥著名福利区赫尔大院的简·亚当斯发表的。
为了完成这宏图，罗斯福亲自参加了会议，进行了忠诚的表白，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提名，并且和各派热心者一同起草纲领。当最终通过纲领时，在这一集体的忠诚表白中批判老的党是“腐败势力的工具”，批准了直接政治的设计，并且以党派文件中罕见的准确性，赞同了当时已在实现过程中或者至少是在宣扬中的一系列特别建议。25年来，一直在党派纷争的怒火下开辟自身道路的美国经济立法的主要倾向，首次成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明确信条的中心。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也在竭力利用自己的机会。他们在巴尔的摩全国大会的第7天发起了第46次投票，提名新泽西州州长伍德罗·威尔逊当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物。威尔逊出生在一个富裕村庄的中产阶级牧师家庭。他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村出生，在长老会教派的庇佑下，成长于乔治亚州的奥古斯特与北卡罗莱纳州的威敏顿。除了因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短期居住在巴尔的摩外，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小城镇里。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古典文学与数学的训练，所以避开了自然科学的消融性影响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化鼓动。然而，因为是在南方长大，他习惯使用杰弗逊民主党的语言，就如拥有奴隶的贵族曾使用过的一般，而且他也有点像种植园主一样，憎恶那个在保护关税下兴盛起来的阶段。
威尔逊意识到在佐治亚州一个乡村小镇当律师，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也不愉快，于是就转而从事法学与政治学的教学生涯，他从布赖恩·莫尔的女子学院转至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的韦斯利安大学，再转至普林斯顿大学法学院。在开展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威尔逊写了大量关于法律、历史与政治的著作，但是没有哪一本对广大工业地区的凄惨景象或者罗斯福所描绘的群众与富豪阶级间的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从威尔逊的事业与著作中来判断，威尔逊四处被认为是一位老派的保守民主党人，他对共和党的家长作风以及新民主的社会主义都很憎恶。准确地说，威尔逊的哲学观点是，既讨好南部种植园主，又不让输入货物与资本的商人感到恐慌。的确，这是一个克利夫兰或者个人主义的角色，坚定且稳健，使得《北美评论》与《哈泼斯周刊》（两家都是支持摩根的出版物）的主编乔治·哈维向公众透露威尔逊是总统候选人；有一次，威尔逊教授曾在他的学术园林中私下表达自己的希望，布赖恩可能通过某种方式被“击得一败涂地”，所以这种推荐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虽然这样，威尔逊并未因为公开批判布赖恩而在这位内布拉斯州的格拉古的拥趸中招惹上难缠的敌人。倘若说，他在50岁生日时还未承认平民党人曾提出的任何异端邪说，那么在另一方面，除了担任普林斯顿校长的那段短暂时期外，他也从未和大企业的主人们——金融界与企业组织的拿破仑们——有过密切的联系。这一短暂的例外，在威尔逊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当他为了维护学术利益而试图打破由普林斯顿大学中富裕学者所维护的排他性俱乐部制度时，就遭到那些富人的大力指责，因为他们是这种制度的得益者与独裁者。
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争议中大获全胜，被遵循老路线的民主党头目们提名为新泽西州长，因为他们当时感觉到地方上动荡不安的情况，要求一位好人而不是一个政治斗争中的老兵来担任候选人。威尔逊坐稳总统宝座后，实施了一条新路线，这让他的支持者们很沮丧。他逼迫立法机构批准了一项直接预选法律，一项对工人进行赔偿的法案，以及一个管理公用事业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进步制度的象征。在西部的旅行过程中，威尔逊拜访了布赖恩，向这名维持本党均势的战士致敬。大概就在这时，他宣布自己承认创制权与复决权，并且对提倡直接政治的造反者表示同情。倘若说保守分子觉得他们能够相信这个在青年与中年时期走稳健路线的人的话，那么如今有激进主义倾向的支持者们也可以指出，这个谨慎的学者因为其经历而变得进步了。他的那些经理人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运用其历史中的任何一章。
在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威尔逊立马开展了一项运动，这表明他极富有策略手段。他以出色的口才表示，长久以来，联邦政府都被工业大亨们统治着，并且还宣布，实施“新自由”的时期一到来，所谓新自由，就是恢复下层中产阶级、贫穷的农场主以及城市劳动人民在华盛顿的合法权威。当被要求详细阐述其法案时，威尔逊回答道，他不是在谈论“措施或者计划”，而是在阐释“我们政治中的新精神”。
这一步骤非常有力量，因为对进步人士而言，它保证会对“利益集团”加以打击；而对怯懦的保守分子而言，又不会由于可怕的布赖恩式的内容而引起激动。然而它也存在弱点——就好比选举结果所表明的——因为，尽管威尔逊获得的票数远远超过帕克，但是却落后于布赖恩在其每次选举中所达到的票数，也比他的对手加起来的票数少200万张。实际上，他未在任何一个州获得多数票。显然，这是因为共和党内自相残杀的斗争导致的，而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纲领吸引力不足。这项纲领让威尔逊获得了绝对性优势的选举人票数，并且恢复了杰弗逊与杰克逊的党对联邦政府的领导。如此一来，民主党人在徒劳地尝试了激进的与保守的候选人，并且在沙漠中踟蹰了16个歉收之年后，在全国一片混乱的风暴里，出乎意料地作为一个少数派集团掌握了政权。
威尔逊总统担任新职后，就在国会对本党实施高压措施，而且在他就职治事之前，就向全国阐释了自己那些最著名的全国性立法计划的理论含义。这些法律是在内战以来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制定的，它们主要是为了“小人物”，也就是种植园主、农场主以及有组织劳工的利益而制定出来的。半个世纪以来，这还是首次这么大幅度地削减税率，唤起了人们远古的回忆。对货币与银行制度以类似杰克逊的精神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以便保证更大的灵活性，更大范围地分配了财力，并且建立了比单独实施金本位制时更广阔的基础。反托拉斯法，也就是克莱顿法，包括冗长且详细的说明，迅速摆到了大公司的面前，并且成立了一个联邦商业委员会来避免不公平的商业活动。按照拉福莱特的海员法，劳工获得了一种分期付款；依据一项措施，工会免受反托拉斯法的影响，而且还为火车乘务员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农场主所获得的部分，包括税率方面的许多优待与农贷法，让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打击了借款的高利率。“我们觉得，我国遭受到特殊的权利、邪恶的税率、过时的银行法律以及僵硬的货币制度的阻碍。我国的外交事务遭受到商业势力为自身目的而进行的统治。……在我们的经营下，在我们坚定的领导下，这些弊端已得以纠正，从此，我们的人民自由了。”民主党人在回顾了威尔逊总统的成就后，于1916年得意地说出了以上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