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力量均势中的美国（1）

1914年某个宁静的夏日，报纸上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奥匈王朝的继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和他妻子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阴谋者刺杀，这严重打破了力量均势的状态，欧洲各国首都上空都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在整个7月，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以德国、奥匈为一方的外交家和以英、法、俄、塞尔维亚为另一方的外交家为此事争吵不休的事态发展情况，他们在礼仪上做出微小的妥协，但是却不做任何实质性的事情来避免诉诸武力。

7月28日中午，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天后，俄国沙皇发起总动员——依据和法国政府的谅解，此举就表明要对德帝国进行武装挑战。8月1日，德国以向俄国宣战作为回应。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即便在完全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的统一以及法国殖民地完整的情况下，英国也不会置之度外的。8月2日，德国政府告知比利时国王，它打算经过他的领土进攻巴黎。当日下午，在法国迫切的需求下，英国同意，只要德国战舰在海峡采取敌对措施，英国海军就出面予以援助。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第二天，英国政府在其提出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保持中立的要求被否决后，就断绝了和德国的外交关系，并且决定采取相应措施。这个时候，暴风雨便无情地咆哮起来——德国与奥匈组成的同盟国列阵和俄、法、英、塞尔维亚组成的协约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意大利则在这个过程中观望，以判断自己将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何种作用。这场12级飓风很快就刮遍了全球。

对于华盛顿的国务院而言，这场敌对各方长久酝酿的灾难已发展到极点，绝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对这场战争引发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它也是心中有数的。在麦金利与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就曾多次卷入各大工业国在贸易、领土以及各种妥协上的激烈斗争中；而外交政策的指导者则坚持了力量均势的理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在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曾通知德国与法国，倘若它们与俄国站到统一阵线，他就“马上站到日本那边，并且代表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当那场斗争即将结束时，他又想方设法防止一方被彻底打倒，“让双方都有所节制”。这次世界大战发生前三年，罗斯福对美国外交政策发表了私人意见，他表示倘若英国无法保持天平的平衡，“美国就有义务参与干预，以便重新建立欧洲的力量均势，而不在乎我们的努力必须针对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实际上，因为我国的力量与地理环境，我们日渐成为整个世界的均势力量。”倘若说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1914年仍不完全赞成这种观点的话，那么其著名行政首脑威尔逊总统是肯定欣赏它的，因为他在1914年8月30日就曾和豪斯上校表示过，“倘若德国取得胜利，它将改变我们文明的进程，并让美国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这位总统一直关注着这次历史性的忧虑，早在萨拉热窝悲剧发生的前几个星期，他就意识到欧洲是一个火药库，随时都可能爆发，给美国带来深重的影响。他想制止这场灾难，就派豪斯上校前往欧洲，目的是实现某种普遍的协约，防止战争的爆发。倘若说这个总统当时的想法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在1914年5月29日接到密使的一封信后，他的观点马上就明确清晰了。这封信对其发出警告，“情况是反常的。军国主义彻底疯了。除非某个代表你的人可以实现一种不同的谅解，终有一天将发生一场可怕的大灾难。然而欧洲没有谁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里仇恨深重，猜疑太多。只要英国准许，法国与俄国就将包围德国与奥国。英国并不打算彻底粉碎德国，因为若这么做的话，它就必须单独与其宿敌俄国算账；然而假使德国不断增加海军，英国就别无他选了。”

除了被警告战争已迫在眉睫外，威尔逊总统还在6月26日接到豪斯上校发来的特别情报，其中说就像全世界所知道的那样，在“借款与开发各国”方面的竞争，引发了“很多国际摩擦”。当战争爆发后，这名上校又向总统严肃地判断道：“前景是非常不乐观的。倘若协约国获得胜利，就说明欧洲大陆将主要由俄国来统治；而倘若是德国取得成功，就说明未来几代人将忍受军国主义难以形容的暴政。……德国的成功将最终给我们带来麻烦。”威尔逊无疑是赞成这些观点的。不管怎样，在这场欧洲斗争的初期，当他慨叹对比利时的入侵时，当他听到贝特曼—霍威格评价比利时条约只是“一张废纸”而愤怒不已时，他对欧洲大战的看法还是相对比较中立的，只将它视为已祸害旧大陆两千年的宿怨的再一次爆发；对美国来说，它可能打破力量的均势。

然而，美国人民并未获知这样的直接警告，也未掌握外交政策的特别原理以了解战争爆发的背景。尽管某些美国人清楚，交战各国的政府长久以来就已准备用武力来进行较量，然而绝大部分人民似乎胸有成竹地认为，事情就如往常一样，经年累月却毫无结果。就像过去的事情所表明的，对于公众而言，任何事业都没有国际和平突出；对于那些拥有更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任何事业都不像国际和平那样受到广泛的赞成。

即便是各个政党，也都觉得和平运动非常有意义，应当受到祝福。就在两年前，共和党人与进步共和党人都是赞同利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进步共和党人在罗斯福上校与简·亚当斯的带领下，正走向那场善恶的大决战，但又悲叹于“我们文明中残留的各国进行野蛮战争的制度”，并且赞成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争端。

在那些天真无邪、安静平和的美好日子里，极少有人怀着恐惧与敬畏的心情，将德帝国视为准备“世界末日”的巨大战争机器。与此相反，德国上层阶级与一些著名的美国人之间还有着非常密切的友谊联系。在啤酒、猪肉或者食糖上赚了大钱的美籍德国人，不难闯入柏林的宫廷；而很多受尽当地资产阶级文化熏陶的土生美国人，却在波茨坦宫皇帝陛下的接见中显得诚惶诚恐。在纽约上层阶级的午宴中，“皇帝陛下”随员的随意闲谈可以让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教授的交换，充斥着繁琐复杂的礼仪。普鲁士的二等与三等勋章被很慷慨地赠与出去，而且还是被赠送给那些经过挑选的美国著名人士。对德皇的陛见，和对爱德华七世或者乔治五世的陛见一样是极为隆重的事情。

罗斯福总统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当他打算做一次欧洲旅行时，就会拐弯抹角地探听可不可以得到德国的邀请，结果他获得了这个垂涎已久的奖赏，并且欣然接受了威廉二世的款待，尤其是有机会检阅了德国陆军，而德皇就陪同在他身边。罗斯福在其1913年出版的自传中，以愉快的语气讲述了这件事情。著名漫画刊物《笨拙》，将德皇陛下与罗斯福都描绘成紧张生活的倡导者。一位有名的大学校长对威廉优雅的行为印象深刻，竟然在冲动之下宣称，倘若德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必定会一致选举这名卓越的霍亨索伦王朝人物当总统。当然，少数激进派也嘲讽德皇在演说中经常提到上帝与他本人这一行为，并且将威廉二世看作是彼得堡以外对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然而，美国这些严肃而可敬的人们，对德国的政治却知之甚少，而且当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东方地平线上时，他们也极少去考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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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英国的关系也渐渐密切起来。美国在1898年成为世界上一位进行征服的帝国新成员，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大力欢迎，这也让美国消除了很多前嫌。就像亨利·亚当斯所说，无论伦敦是不是因为害怕德国幽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反正对于不研究外交史的美国公众来说是无所谓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美国友好支持，这个事实足以说明一切。

英王爱德华七世又加强了这个纽带。他是英法谅解的主要推动者，就是因为这种谅解，让英国与法国共同加入了反徳战争。这个英王一边在完善大陆的调整，一边又于1905年2月向罗斯福总统表示亲善，它主动表示，“总统先生，你与我受命一同来监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两个伟大分支的命运，依我看，单这个委托，就足以将我们联合在一起。”

这种由通讯开始的私交，此后又通过一些交往加深了。1905年，罗斯福与日本达成秘密谅解；英国主持的英日美在东方的合作，也因为参议员洛奇对英王爱德华的拜访而加强。洛奇受命通告英王，“我们准备让美国与英国在欧洲一起工作，就和我们现在在远东一起工作一样。”的确，这种交往越来越深，以致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历史学家罗兰·厄谢尔在1913年宣布，当时已签订一项秘密协定，在英法和泛日耳曼主义进行斗争时，美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尽管这种说法被正式否决了，但是它显然是具有极大真实性的。不管怎样，道路无疑已经小心翼翼地铺平了，因此在1914年夏，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严重的不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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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战开始时的事态是这样，对威尔逊总统——他正等待有关结果的更明确的通知——而言，最自然的事貌似就是，宣布美国在言语上与形式上的中立，这已是自华盛顿时代到其本人这个时代所批准的一种惯例。8月18日，他又对这个庄重的礼节加以补充，警告其同胞要在思想与行动上公正不偏。前总统罗斯福定期在《展望》的专栏向全国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官方立场。他在9月23日的一篇文章里就表示，赞成威尔逊的不干涉政策。这是因为罗斯福对入侵比利时并不感到意外，而且他也不愿意匆忙地作出判断。3年之前，他曾写信给参议员洛奇说道，“就像我私下偶然获悉的，而且行动的路线也可能是这样：德国的战争计划准备从比利时与瑞士侧翼进攻。”他在《展望》中的文章里也承认，“很可能我们无法做什么事来帮助比利时，对其遭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罗斯福督促美国保持中立，庆幸美国“未牵涉进引发旧大陆军事强国剧烈而带报复性斗争的原因中”，并且意味深长地宣布，“只有迫切需要，才能打破我们的中立，并让我们选择到这边或者那边去。”然而，几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抛弃了他的规避学说以及有关比利时的理论，转向英国关于这场危机的观点。

倘若一个熟知外交内幕的前总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转化自己的观点，并且是截然相反的观点，那也就无须惊讶一般人民在思想上会非常混乱了。实际上，美国人民是很难达到或者保持公平的判断的，因为全国马上就出现了一片震耳欲聋的宣传声，它的音量与强度都在持续增加。在美籍德裔人中，因为对自己祖国传统的好感，就对同盟国公开表示同情；而在美籍爱尔兰裔的人中，因为回想起他们祖先曾长期反对英国的统治，所以也公开表示希望英国失败——这就是亲德舆论的原因，它受到同盟国各政府或明或暗的激励。在另一方面，大量英国与加拿大裔公民，用相同的热情为协约国鼓吹——这也获得英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因为英国政府正在大力宣传官方有关战争的说法，让这种认识深入美国。倘若说老血统的美国人在血缘与贸易上都和交战各国不存在直接联系，所以对交战各国疯狂的叫喊很不满，但是在有关欧洲各交战国功罪的派系争论中，他们也难以发表意见。

在“教育美国”的工作中，宣传家迅速发现，与交战国为自己辩护而精心选择外交文件的编纂的红皮、白皮与黄皮书相比，美国人民更易被暴行故事感动。在这点上，德国因为入侵比利时，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比利时的中立，包括英国对它做出的保证，这对一个偏爱在星期日日报的漫画栏进行消遣的国家而言，那就和阿波罗神殿的宗教仪式一样神圣。英国政府利用这种心理，想出了一个高明的方法，怂恿在美国受到广泛尊敬的詹姆斯·布莱斯在其所编辑的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报告上签名——这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正式文件，尽管内容暧昧不清、很不得体，但是其中可怕的描述依旧让那些只读深文周纳的报纸标题的人感到不寒而栗。在威尔逊总统保持中立的那段时间里，交战双方在情报方面欠美国人的账，因为缺乏总体情况，目前还无法做出清算，但是显露出来的一小部分情况已足以证明，有关各方的计划是多么处心积虑，其对公众的毒害又是多么险恶。

为了完善协约国的宣传技巧，还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官方提纲，以引导那些需要一个信条来支持自身情绪的人。这个提纲是这么说的：德国与奥国处在专制军阀的统治下，长久以来就计划与准备有一天可以压服邻国并且成为世界霸主。另一方面，美国、法国与俄国完全是无辜的，他们真心希望和平，对这场大灾变没有做出准备。当英国与法国打算在摩洛哥保持各国的平等权利时，德国却通过武力予以威胁；如今同盟国又趁奥国大公被刺之机，像饿虎一样扑向它们正直的牺牲品。

为了进一步实现目的，它们还编出了一些哄小孩的故事，说德国人硬要经过比利时这个小且无助的国家，而它的中立已由喜欢保护小国权利的列强予以保证；德国人在经过这个没有任何防御的王国时，犯下了不可名状的、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这些罪行是无法用战争的名义来辩解的，其恐怖的情形在所有武装冲突中都是罕见的。协约国的信义条款还表明，德国人为了让自己的丑行无与伦比，还做出了其他基督教民族所做不出来的事情，即使用一种称为潜水艇的新战争工具，攻击一些非武装的商船队，将货物、水手、旅客全都抛入海底。这个协约国的战争信条还是添枝加叶地利用各种谣言与故事来进行修饰，然后反复不断地以及非常热心地向美国人民灌输，以致在广泛且有力的人士中，它已成为无可改变的信条。倘若置疑其中任何一点，就会被这些人骂作乡巴佬与“德国佬”；而在1917年之后，还会被视为美国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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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美国的生命财产与力量均势未遭到欧洲战火的影响，那么宣传战或许也只能止于嘴上而已。然而，确实有一些超乎嘴上的东西正处在危险之中。就像拿破仑战争时一样，美国在陆上与海上同交战国、中立国的贸易权利，除了遭到战争法律的限制外，还时常受到交战双方的轻视。因为英国这个海上霸主的事业实际上就是海洋贸易，因此它自然遵从所有时代占领导地位的政府的一般做法，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展国际法的规则。的确，不理睬大陆国家的一再抗议，海洋法也只不过是英国所允许的东西而已。

在长久使用而创立起来的海洋法原则中，有三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人们普遍同意，一个交战国能够封锁敌人的港口，但是封锁必须有效才算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要利用战舰在海岸线实行逼近式巡逻——因为潜水艇的威胁，这种巡逻对所有交战国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海洋法的第二条原则规定，战争禁运品（也就是在武装冲突中使用的物资）与运送这种货物的船只应当在海上予以捕获——协约国就是利用这条理论来摧毁德国的贸易的。作为交战国的一分子，英国利用它强大的力量，渐渐扩大禁运货物的单子，直至几乎囊括所有重要物品，最终通过这种方式粉碎了德国人所有的海上直接贸易。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德国的地理位置——它靠近一些中立国，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荷兰、瑞士以及意大利——可以从邻国购买补给品，而这些邻国又可以相应地向那些能从航道安全运进货物的国家进行购买。所以，第三条原则是，协约国借鉴美国内战中的先例，在实行禁运规则时，将货物的最终目的地而不是装运它的港口，设定为对其所有权与目的的检验。在这个无处不至的巨网里，全世界的贸易都被笼罩住了，不管你如何借助法律上不置可否的细节来进行辩护，总会受到英国此种对待，因为英国是主要的海上强国，觉得这么做对其利益有益。

英国舰长意识到在海上进行戒备与搜查时容易被潜艇攻击，就依据古老的做法，命令将商人们带至港口，他们常常在那里滞留好几个月，才由官方做出最终决定。在这样的行动中，邮件、包裹以及邮箱都遭到了搜查与掠夺；美国商人和海外厂商的通讯遭到全盘检查；支票与汇票被没收；企业被秘密调查。另外，尽管公海在名义上是向所有国家开放的，但是英国坚持说德国人在北海设下了致命的触发式水雷，所以在1914年11月2日宣布整个北海为军事区，并且在3日后下令开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船只能选择北边的航线，经过它搜查与没收的航道。当德国政府于1915年1月将粮食储备收归国有（除由美国运进的外）时，英国政府就宣布对运至德国的谷物与面粉实施有条件的禁运。

在这时候，柏林政府首先断定威尔逊政府未坚持美国的权利以抵抗英国的侵犯，然后宣布英国诸岛附近的水域为作战区，表示它将摧毁不管来自哪里的敌国商船，而且所有国家的船只都处在危险中。实际上，对于英国违背战争规则的行为，美国曾多次提出强烈的抗议——其强度与频率，让一直吹嘘自己在思想与事实上都不中立的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在反复将华盛顿的照会送至英国政府的情况下，也感到极为抱歉。

然而，威尔逊总统还没有在英国与德国之间就保护战争法律进行协商，就立即坚决地警告柏林说，美国政府觉得，德帝国政府对美国人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负有重大的责任。德国对这一警告回应道，倘若英国批准粮食供应通过封锁线，它就终止潜艇战争。威尔逊总统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依旧拒绝协商。

情况显然非常微妙。由一位美国人发明的潜水艇，属于一种新式的战争工具，它使用的规则尚未制定出来。而在其发明前所公认的规则认为，当一艘战舰正在追赶一只应予以捕获与摧毁的商船时，必须对乘客与水手的安全进行规定。因为这条规则对英国有益，所以看不出它会有什么理由去修改它；况且，因为这个古老的形式中具有人道主义的优点，所以也令英国人民满意。另外，德国因为遭到封锁，力求让这种新情况合法化，而其新规则很可能让敌国的平民、附带中立国的平民遭受战争的威胁。毋庸置疑，美国的道德感情是极其反对德国的论点的，即便众多美国海军专家预测到，今后的战争中可能用得到潜水艇；并且预测到，因为炸弹、炮火与毒气的使用，最终战争将殃及非战斗人员，所以觉得德国的这个先例是不能轻易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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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考验迅速做出了无法避免的决定。德国人未能利用美国的压力让英国解除封锁，于是就依照他们的威胁展开了反对商船的行动。就像事先所预料到的，美国的船只、乘客以及水手经常卷入这些策略把戏里，而每一个新事件都增加了局势的紧张程度。1915年5月1日早晨，美国几家报纸刊登了德国驻华盛顿使馆的广告，提醒美国人防范作战区的危险，这又大大增加了紧张的程度。就在这天，被征用来当作辅助船的英国轮船“卢西塔尼亚”号，载着军火与众多乘客，沿着哈德逊河航行，驶向公海。6天后，在没有收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这只船被两枚鱼雷炸到，几分钟后，船首开始下沉，导致一千多人葬身鱼腹，其中有一百多名美国人。

当消息传入国内时，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随即响起一片复仇之声。也有极个别编辑与出版家曾辩论道，这次灾难的牺牲者曾得到有关危险的适当警告，依旧自愿去冒险；说美国人的生命早就遭受到英国在北海非法布下的水雷的摧毁；说“卢西塔尼亚”号因船长行驶缓慢而自找毁灭；说尽管这次灾难可悲且可怕，但仅仅只是战争中无数可怕现象的一种表现。然而，威尔逊总统对这件事却有其他的看法。他一清楚事实情况后，就向柏林发出照会，要求德国政府认错，予以赔偿，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后，好像是宣布判决一样，他严肃地说，他的政府不会“忽略任何必需的言语或者行动，以履行其维护美国及其公民的权利，捍卫自由行使以及享受这种权利的神圣职责。”

至此，木已成舟。德国在回应中采取拖延战术，并且再次寻求协商，事实上它是建议、尊重美国的权利，倘若英国也这么做的话。威尔逊抵制这种交换政策，他心意已决，迫使国务卿布赖恩辞退内阁职务。对于拒绝协商这一行为，布赖恩非常不满，并曾私下反对道，强制已同意仲裁的德国政府，却对坚持自身利益的英国政府饱含温情，是不公平的。最终，经过数个星期的争论，德国于1915年9月1日同意，在没有警告和没有对非战斗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不再轰炸班船。“这既是外交的胜利，也是理性、人道、正义以及真理的胜利！”《纽约时报》在听到这一消息后激动地宣布。但是，这仅仅只是一种停战，而不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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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激烈斗争在欧洲的反响，此起彼伏的宣传叫嚣，购买英法债券的投资者以及给协约国供应大量补给品的厂商的恐惧，那些担忧因德国胜利而带来威胁的公民的坚决要求，外交关系的高度紧张——所有这一切集合在一起，让美国国内政治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那些“备战”的鼓吹者出尽风头，受到广泛欢迎。1914年12月建立了国家安全联合会，主要是获得了东部资本家的支持，它和旧的海军联合会共同要求更充分的备战。在海军联合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否决民主党议员的主张时，美国防御协会就出面援助它们。此后，美国权利委员会也登上了舞台，要求马上对同盟国作战。另外，极端分子开始掌控和平的宣传，他们在战争迫在眉睫时仍幻想可以推动和平，但因为他们的轻率，反而让主张战争的另一方更为得势。

民主党人因为当政，不得不承受各个方面的攻击，而他们的首脑威尔逊总统则不可避免地首当其冲。威尔逊总统周旋在各国之间，以寻求一种公正的和平。他自以为向英国提出一项公平解决方案就可以结束这场冲突，所以长期拒绝所有增加军备的要求。直至1916年，他才以不让公众处在特殊竞技状态为由，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妥协，但却又不在充分准备实战的路子上走得过远。这一年，国会批准了壮大国家力量的四项特别措施，这极可能是一种姿态，而不是挑战的行动。第一项措施是扩大正规军与国民警卫队；第二项措施是批准在三年内建造10艘无畏战舰与6艘巡洋舰；第三项是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第四项是通过了造船局法，计划以公共开支来组建商船队。

这个时候，国家正处在另一次总统选举的阵痛中。共和党人与进步共和党人在共同反对威尔逊中抛弃前嫌，联合起来要求最高法院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的纲领写道，“我们期望和平，公平与正义的和平，而且我们深信可以在欧洲大战的交战国之间保持正直的、诚实的中立。我们必须履行我们作为中立国的所有职责，并且誓死捍卫我们作为中立国的所有权利，不要恐惧，也不要偏袒。”休斯在他的竞选演说中以非常熟练的司法技巧反复重复这种崇高的感情，这让积极支持协约国的人与在选区中同样积极的爱尔兰裔与德裔分子，都认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并不难。但是，他又采取了某种手段，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的当选将带来战争——对德战争。不管怎样，他已引起和协约国共命运的工业界、金融界的兴趣。

各种各样的激进派与和平主义者担心休斯的当选会带来资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转而将威尔逊视为继续维持和平的最好希望。民主党人不但没有拒绝这些新成员，而且也没有否定这种支持中的和平主义含意。他们一致通过威尔逊的提名，以一直以来的骄傲情绪回顾了该党在立法方面所做出的成就，颂扬“我们伟大总统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他捍卫了我国政府的重大利益，并让我们置身在战争之外”。在和平问题上，向西部地区争取选举权的妇女发出了特别呼吁。在休斯宣布它赞同国民修正案后，威尔逊生怕那些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权运动者站到休斯的阵营，就安排“口才卓越的”达德利·菲尔德·马隆到太平洋沿岸执行团结妇女的使命，以争取和平的承诺来换取选票，并且利用其他一些保证来抵消那位总统对当代女权运动明显的敌意——事实证明这个战略非常有效。恰恰就是几百张选票扭转了局势，让加利福尼亚州保证了威尔逊的连任。

通常来说，在曾是杰克逊党中心的西部与南部各农业州中，大部分人都支持民主党；而在东部工业与金融力量的中心，休斯则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就连社会党的选票也大幅度下降，因为很多党员都站到威尔逊总统的和平主义阵营去了。这或许是因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伦·本森的劝诫，他曾经公开宣布，威尔逊应当成为所有好同志的第二选择。尽管民主党在选举人团中仅以微弱的优势获胜，但是大部分人民赞同威尔逊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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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总统将这次委任看作是支持调停政策的公意，在选举后没多久就公开向交战国发出照会，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并且要求它们提出终止战争的条件——这一行动是符合过去豪斯上校与交战各国进行协商的精神的。早在1916年，他就曾向协约国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其中包含有很多民主派的理论，而且没有考虑任何一方的帝国主义利益，他走得很远：甚至暗示倘若德国一直这么固执，他将让美国加入协约国来参战。然而，这次他遭到了英法领袖的断然拒绝，他们没有让他知道，就和俄国、意大利、日本签订了秘密条约，事先瓜分了战争的赃物。这是由于他们当时并不需要美国任何的军事援助，至少不需要美国在和平原则上的援助。于是威尔逊于1916年12月宣布，公开向全世界发出和平谈判的邀请。当时，同盟国在战斗中正处于优势，对威尔逊的邀请回应道，倘若协约国放弃那些接受谈判的严苛条件，它就同意进行会谈，就这样，调解的努力付诸东流。

威尔逊对自己之前努力的结果并不气馁，1917年1月22日他又回归到这个问题上，在对参议院的演说中宣布，在某些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国际和谐，这是美国的责任。他将这些原则总结为一个简单的形式：“没有胜利的和平”，也就是各民族自由与自治的权利，波兰的独立，航海的自由，军备的裁减，以及废除缠绕不清的联盟。倘若当时没有新因素掺入这场斗争中来，威尔逊提出来的纲领就可能成为解决和平问题的唯一方法，因为他的条件虽遭到交战国主战派的反对，但是在当时看来，这场长期冲突已陷入僵局，让欧洲人民诚惶诚恐，加大了各地区的社会不安。但是，事件注定是另一种命运。1月31日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突变，打破了长期沉闷的局势。这天，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冯·伯恩斯多夫伯爵宣称，德国政府打算再次发起潜艇战。在这之后的3个月内，美国就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国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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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熬人的日子里，当威尔逊专注于“保持中立”时，他内心在想什么——他怎样看待这场震撼全球的冲突？很明显，在威尔逊让美国卷入这场战争后人们所写的传记与颂词里，无法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表现他在欧战初期思想倾向的私人文件还没有在国内出现，因此也无法从他自身的著作中找到答案。然而，这一秘密是无法彻底隐藏住的。在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的通讯里，在内务部长富兰克林·莱恩的文件（写于1914年至1917年，它的公开若说是不明智的，但却也是值得庆幸的）里，以及在豪斯上校的信件里，人们能够隐隐窥见，面对德帝国政府的各项措施，这位总统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在宣传的冷酷敲击下以及战争呼声的持续骚扰中，这位总统是怎样被搞得怒气冲冲的。

从这些文件中似乎能够清晰地看到，在美国参战之前，尽管威尔逊的脾气变化无常，但还是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交战双方的主张，偏向于将这场冲突看作是一些商业强国争夺控制权的战争。佩奇抱怨道，“总统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这场战争是因为很多模糊不清的原因造成的——经济之类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给在全世界处于危险中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方面提供帮助。”

1916年，那位大使返回华盛顿，想让威尔逊相信英国的事业是正义的，然而他发现威尔逊对他提出的特别呼吁并未表现出多大热情。照佩奇的话说，这次，威尔逊“表示这场战争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有的原因由来已久。他说英国拥有土地，而德国则期望获得它。他认为德国的制度是直接反对美国所有事物的。然而，我无法猜测说，他觉得这点将带来巨大的道义责任。”就像佩奇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在战争持续两年后，威尔逊总统的观点依旧是这样：“当战争爆发时，他和他所会见的所有人，都由衷地同情协约国。”

莱恩的信件充分印证了佩奇所表达的意见。迟至1917年2月2日，当德国要再次发起潜艇战的消息传开后，威尔逊在内阁会议中被问道，在这次欧洲冲突中，他希望哪方获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不希望任何一方成功——因为双方都不顾及中立国的权利——尽管德国凶残地屠杀人类，而英国仅想攫取财产。”

没过多久，威尔逊又表示，“这个国家不希望我们去冒险参战。”莱恩不同意他的观点，再次坚持说，倘若人民知道德国是怎样对待美国领事们的妻子的，那显然会大伤感情，总统对这种说法很是不满，觉得“这相当于在暗示我们要开展仇恨德国的宣传运动”。当看到内阁的3位成员——麦卡杜、豪斯顿与雷德菲尔德站在莱恩一边争论道，人民有权了解“事实”，“威尔逊就猛烈地攻击他们，尤其是麦卡杜，斥责我们大家是诉诸决斗规则的精神。”

在这番激烈的争论后，莱恩不无讥讽地写道：“我不清楚这位总统到底是国际主义者还是和平主义者；他貌似是一位非常温和的民族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披着一层达观的人道主义薄膜，像目前这种时候，它必然是不适合‘出拳’的。”到最后大局已定的时候，莱恩于4月1日写道，威尔逊总统“终于认清战争，并且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掌握形势，似乎他最终将让协约国战胜德国。然而他走得非常勉强。……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德国霸道、杀气腾腾的政策了”。

在美国保持中立这段时期，威尔逊在公共场合的谈话，与其被记录下来的私下意见是非常吻合的。他明显觉得，任何一方无条件的成功都是不可取的。他在1916年5月27日发表的演说中表示自己深信，美国“和这次大战的原因与目标”都没有丝毫关系。同年12月，在和交战国交换和平意见时，他“轻率地提醒注意这样的事实：在交战双方的政治家内心，对这次战争的目标事实上都是一样的，就像他们对本国同胞和对全世界所普遍陈述的那样”。显然，他清楚这种说法会引起英国的反感，而且也确实起到了这种效果。依照佩奇的说法，诺恩克利夫勋爵曾脱口而出地说道：“所有人都发疯了……威尔逊先生竟然觉得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所追求的目标和德国人一样，这让英王感到惊讶与沮丧，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而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则“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即便这些异议让威尔逊获知，也不会对他的观点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他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就算他在让美国卷入冲突后，也依旧坚持认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利益是商业性的与帝国主义的。正因为怀有这种想法，他才反对这项建议，并于1917年12月派前任总统塔夫脱以亲善特使的身份访问英国，以增强当时已在法国战场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的联系；而且他还坦言，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卷入英国的政策”。为了让自己的论据真实无疑，威尔逊还引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公布的一项秘密条约来作为证据，条约中规定协约国在胜利前就瓜分掉了这次战争的赃物。现在还没有什么文件能证明，威尔逊曾抛弃了他个人的这一信念，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矛盾双方存在什么能按其表面价值加以接受的特殊的正义性优点。

后来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威尔逊回心转意，并让他在两个星期之内从一个“不希望任何一方获胜”的人转变成反德战争的狂热鼓吹者，尚无现成的答案可寻，尽管说人类作出决定的心理过程是完全能够探知的。但是，所有人都清楚，他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才做出这个决定的。首要因素是德国公开宣布将毫无限制地发起全面的潜艇战，而且没过多久，就在未经警告的情况下，击毁6艘美国船只，其中有3艘船只上的美国公民全部遇难。除非威尔逊总统抛弃他之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并且接受因为战争规律而产生的潜艇战及其所有后果，否则他只能诉诸武力。不管怎样，这是官方的观点，因为当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做出宣战决定时，他曾宣布，德帝国政府事实上是将美国逼上交战国位置的，对这个国家除了用武力回答外别无选择——他在此后对奥地利作战时也重申了这个观点，并且说，“我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参加战争，因为已没有其他办法来保卫我们的权利。”这似乎也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想法，因为他将关系的破裂归罪于其政府的行动，并且表示，依照他的意见，当时事态不但对德国明显有利，而且在威尔逊政策下，正在向公正和平的方向发展。

当然，也还存在其他一些力量，促使威尔逊总统最终做出这一重大决定。到1917年春，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德国的战争机器已在不利局面下坚守了近3年，即便协约国真的能够避免在它手下失败，那倘若没有美国的帮助，除了继续僵持下去外，显然没有多少获胜的希望。美国投资者在英法方面下了赌注，军火制造商接受了伦敦与巴黎的订单，商人与厂主拥有协约国的大批债权，这些人如今都陷于严重的困境中，除非美国政府提供援助，否则他们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毋庸置疑，这些自私集团所创建的战争死亡登记处，不管是在异乡偏僻的地方，还是在通都大道，都获得了充足的资助、英明的管理以及有效的支持。

美国相关方面的支持，增强了加拿大、英国、法国宣传家们的劲头，它们甚至达到了让威尔逊总统对它们坚持的要求愤怒不已的程度，最终发出惊呼，说在美国促进自身事业的英国人太多了，并且于1917年底要求英国大使将他们中的一些人送回英国。除了这些职业投机家与宣传家在煽动战争热情外，还有一批拥有英国血统的美国人，他们觉得通过血统、感情来和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要求威尔逊以亲属的名义来进行战争。

另外，还有一大批人，他们对欧洲争吵的内在是非不太感兴趣，却觉得美国有理由担心德国军国主义集团在旧大陆取得胜利。这就好比一位著名的欧洲历史学教授以非学究的方式说道：“在占有巨大的帝国赃物上，英国是一名已隐退的老海盗，与刚刚起步的年轻的德国海盗相比，它更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德国只有完全打乱世界掠夺物的分配方式，才有可能赢得显赫的地位。”这就是某些讲求实际的美国人奉行的哲学，他们请求总统向德帝国政府宣战。

8

按照以上威尔逊同代人书信与文件中的叙述内容，可追溯他对欧战态度转变的前因后果，然而同时也无法否认，还有一些真凭实据表明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即威尔逊总统在国内政策方面实已处于才智枯竭的境地——就像他在1914年9月28日亲口向豪斯上校承认的，要为种植园主、农场主以及工会工作者做贡献——从而让他在1915年或者是1916年初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可以不顾德国的潜艇战术，让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他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现实中，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有很多。

首先，有让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在1916年2月底的某个时候，威尔逊总统曾召集本党的部分国会领袖在白宫开会，并且通知他们说（这里引用托马斯·戈尔1916年3月2日在参议院一次演讲中所说的话），“倘若德国坚持它的观点，美国也将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外交关系的破裂；外交关系的破裂，就极有可能陷入战争状态；战争状态本身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倘若美国现在就参战，可能让战争在仲夏结束，从而对文明做出巨大贡献。”换言之，在1916年2月，威尔逊总统就在思考战争问题，并且试探本党在国会中的领袖，看看他的计划是否会被接受。

当时他还试探了协约国，并且建议让美国参战，这个事实已在爱德华·格雷爵士与豪斯上校的回忆录里得到证实。早在1916年2月，威尔逊利用豪斯的媒介，“向英法试探时机合不合适”，以便召开一次会议来商讨结束战争的问题，如果协约国批准而柏林拒绝，则“极有可能”让美国加入反德斗争中——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这种谅解上，也就是公正地解决问题，其中包括恢复比利时，将阿尔萨斯—洛林移交法国，保护俄国的出海口，以及“在除欧洲外的其他地方做出妥协”来弥补德国的损失。

然而，英国与法国已和它们的同伙一致通过另一种分赃的方法，而且它们依旧坚信，没有美国的帮助以及在和平问题上的干预，它们也可以取得成功，因此不批准召开这种会议的计划，从而自己承担了推迟美国在人员、武器与财政上援助的所有责任，直至失败威胁着它们。豪斯与威尔逊一再试图让英国依照秘密议定书的条款批准威尔逊的行动，但是都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直至德国在1917年恢复潜艇战，让英国面临灾难的威胁，最终才让这种合作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情。依据这些事实——它们还顺带讲到了有关和平解决与债务的所有道德问题——无法否认，当威尔逊总统在“从事和平”时，心里就反复想到他在世界事务里的领导权与使命，而此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直至最终和德帝国决裂。

9

在反对派一边，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拉福莱特反对宣战的理由最充分，他是被威尔逊批判为“顽固的”阻碍议案通过者小集团中的一分子。通常来说，这个参议员对和平问题的争辩可分为三点。在起诉书里他辩论道，美国政府在与德国、英国交往时没有实行公平的政策。他断定，英国因为非法命令、搜查、扣押船只，以及在北海设下致命性的水雷而封锁了公海，所以已开始触犯美国的权利。正是因为英国这些非法手段，才无法避免地引发了德国的潜艇战术——德国此后承诺在没有发出警告的前提下不击沉商船，也是依据这种设想提出来的，也就是美国将对英国非法下达作战命令以及非法破坏中立国的贸易予以严厉的谴责。

这名参议员继续说道，总统不对始作俑者施加压力，却背弃美国的传统与公正道路，坚决要求一个参战国服从国际正义，而另一个参战国却能拒绝服从。所以，德国在不能迫使英国遵从公认的法律后，就有权实行报复措施。然而，据说德国在残害生命，而英国却只盗窃与毁灭财产。这名参议员回答道，这个论点张冠李戴，因为英国在公海设下致命性的触发式水雷，就已构成一种威胁，其可怕程度不亚于潜艇，而且事实上已经摧毁了美国船只与美国人的生命。难道和在“卢西塔尼亚”号上做豪华旅行的旅游者、商人或者金融家的生命相比，商船上水手们的生命更不值钱？拉福莱特宣布，从精神与实质上说，英国都是最早的恶棍，它甚至是比德国还要大的对国际法与中立国权利的侵犯者。

这名参议员的第二个争论点，是关于我们在战争中拿起武器实为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以保护世界民主制度的说法。他问道，那么对于英国及其传统的君主制度、上议院、土地制度，折磨雇佣劳动者的贫困现象，以及对爱尔兰、埃及与印度的统治，应该怎么评价呢？倘若俄国依然由一个沙皇统治着，我们会因此拒绝参战吗？在这次民主讨伐中，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的日本、意大利以及更小一些的欧洲国家的专制制度又该怎样看待？

最终，拉福莱特抛弃了对这个事件的道德问题以及其他矫饰的说法，直接宣布，美国人民从未投票支持那些卷入欧洲冲突的想法，倘若战争议案的支持者敢让公民就这个问题投票，他们必将以10：1的票数惨败。这名参议员说，“间谍法案、征兵法案以及其他具有强制性的军事措施，都是由这一国家的战争机器产生的，它们充分证明，这次战争的负责者担忧它无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倘若采取自愿入伍的方法，它就征集不到足够的军队来满足协约国的需求。”这就是这名和平战士在美国国会中向舆论法庭控诉战争的简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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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宣战，就必须去完成庞杂的经济与军事任务。一个国家倘若进入战争，光依靠志愿军与雇佣军是不够的。战前，美国有370多万士兵（包括海军、陆军队）在服役，同时还有1000多万的成年人在为前线服务。威尔逊总统说过，“为了战争，我们组织与训练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

国会授予威尔逊较大的权利，它用概括性的词句起草法令，以便威尔逊在细节上便宜行事。因为华盛顿制定了一系列著名的法律，所以威尔逊牢牢控制着国家的整个经济制度。依据这些法律规定，总统可以毫无限制地征用物资来供养军队，随意规定商品价格，协定小麦的保证价格，占有矿山、工厂、仓库、铁路、轮船以及所有交通工具，并且由官方机构来管理它们，对所有必需品的进口、制造、仓储以及分配实施特许制。为了有效落实这些权力，国会特意设立了很多机构，但总统可以根据战争的迫切需要，合并、取消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局、处与科。“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利，并让这名总统成为一个皇帝。”某位参议员悲叹道，然而他的悲叹并未改变表决的情况。

授予总统的这种独裁权力被运用得极为广泛。小麦的价格被死死固定了，它远低于农场主必须购买的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铁路、电报、电话、海底电报、捷运公司以及近海与远洋的船运都由政府接管，成立了紧急船队公司，以号召全国的造船力量。长久以来，运输业的股票就非常呆滞，如今却迅速回升，这是因为人们期望在政府占有期间会有优越的条件。然而，棉花的价格则是根据膨胀的市场自由浮动的，这让南部地区喜出望外，觉得从一位民主党总统那获得的恩惠，多少能够补偿共和党50年以来实施高额保护关税所造成的损失。为承担这些新任务，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机构；众多工业大王聚集在华盛顿，以一年一美元的报酬为祖国服务。

在为战争召集人员与物资的过程中，美国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避免出现曾危害过前几次军事冲突的各种丑闻。方法是依据成本加合理佣金的原则，签订大量的供应合同；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主意，但是花费却非常大。因为合同是一次性付清的，所以可以避免早前所犯的那种欺诈行为，但是其他一些危害不轻的弊端仍旧存在。在成本加佣金的制度下，谁都不会想着去节约。倘若原料生产者抬高他的价格，军事承包商只会微笑同意，将这笔额外的费用转嫁出去，而且还增加了自身的佣金。倘若工会组织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制造商就会友好地应允工会的要求，因为这种额外的支出意味着能从慈善的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佣金。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小麦种植者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因为他们的商品价格被压得非常低，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几乎都飞涨了。所以，这场由一个民主党总统领导的战争，增强了其反对派的力量，首先是因为在两年内产生了大量百万富翁，其次是因为时常以债券的形式支出几十亿的额外债息，从而让债券持有者实则逃避了所得税。只有那些最坚定的爱国者，在考虑经济前景时，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

只有一个问题，也就是税收，让那些战争繁荣的受惠者感到非常失望。倘若继续实施早前的那些做法，那么由这么慷慨的支出所产生的账单，就会通过出售高利率的债券来进行弥补，而最终则通过对消费品的间接税来予以清偿。在内战与美西战争时，联邦政府的管理人主要就是采用这种财政方法的。然而，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平民党人的兴起，政治方法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激进人士里，如今急切要求“如征集人员一般征集资金”。的确，人们已经公开要求，全部战争费用应由大富豪来承担，从战争买卖里自然增殖出来的所有特殊的收入与好处应通过税收从投机者手中拿走。

尽管一些极端的计划未取得成功，但是国会依旧对个人收入与继承财产课以高额的累进税，并让公司与合伙人的超额利润担负起繁重的税收。虽然律师与会计师们想出很多惊人的方法来降低震动，其中包括发行新债券来支付债息的精巧方法，但在为民主而战的时期内，税收的重担依旧落在富裕且舒适的人身上，倘若在林肯时代，这种负担极可能被看作是革命了。一位在这一问题上拥有主要权威的埃德温·塞利格曼教授在谈到税收高层结构时高呼：“这是迄今为止，税收史上的最高水位。在人类文明史中，还从未有过这种企图，要将一个人2/3的收入用于缴纳税收。”

征税不但非常繁重，而且还预示着，在不久之后，两大政党都会批准美国军团要求实施的普遍征集法，“将全国的人员、金钱以及物质资源听由政府处置，不让任何个人获利”。倘若激进派不像在1917年那样独断专行，他们就会给那些工业与金融大王们吃点苦头，向他们证明，在危机时期，神圣的私人财产权，虽然提供了当时所有的岁入，它也终将消失在国有化的浪潮里。

然而，在1917年那种献祭的热情里，并不是所有利润都丢失了，因为战时支出的主要部分都是通过出售有利息的债券来弥补的——并不是针对已积累的和正在积累的财富直接征税。于1917年4月发行的胜利公债，就已高达5批，总数达到21448120300美元。每一批的条件都非常严格，足以让内战期间的银行家震惊不已。只有发行数量特别少的头一批，予以彻底免税，这本就属于国家公债的管理；另外几批，除了给小额持有者的优惠外，依照特别规定，都必须负担联邦的税收。此外，公债并不是以可观的佣金由辛迪加出售，而是给金融家提供特别的补偿，“公开予以出售”。

在这次群众性的“运动”里，整个国家都被要求认购——那些不服从的人则被强迫参加。为了发行这些公债，启动了社会管理的每一部机器：银行、教会、工厂、剧院、电影院、各种协会与学会，以及热衷公益的人、推销商与组织者。美国商业中所特有的大叫大喊的广告方式，全都动员起来“超额完成”了每一期公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忠诚、畏惧、热爱与憎恨的感情都被唤醒。巨大的招贴画上画着一只血淋淋的手，并配有这样的说明：“德国佬，他的马克，被胜利公债所抹掉，”它们张贴在广告牌上，好去打动某种类型投资者。一些横幅上这样写道：“问问他母亲，你应当购买多少公债。”这是在向另一个阶级呼吁。

所有人，包括本国生的、归化的或者侨居的，都无法逃脱这个无所不包的巨网。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场主、商店的员工、团体的会员、学校的孩子、银行的储户、政府的雇员、火车上的旅游者、大街上的路人都被邀请、包围与再三劝说，要让他们“购买到感觉痛的地步”。谁要反对这种要求，就将被他的邻居或者合伙人列进黑名单，以国家潜在叛国者的身份被载入司法部的末日审判册中。战争狂热的统治权是不承认存在什么例外情况的。民族主义就像盛开的花朵一样。

11

这些具体的活动还只是战争中全民总动员的一个阶段，而且直至1917年4月6日，大多数人仍坚定地反对这场战争。大概宣战一周后，威尔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公共情报委员会，目的是“说服美国参战”。他任命乔治·克里尔为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乔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新闻记者，社会党人，所以很适合与批评者、不满者打交道。在克里尔的带领下，文章大师、广告专家、大学教授、杂志快手以及通俗小说家都被号召起来，让他们去“教育”美国，并让美国的宣传充满整个世界。

为了顺应这个宣传运动的需要，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随风而倒，科学与艺术也对这个运动大唱赞歌。在这种高度精神秩序的辅助下，全国学校制度很轻易就统一了起来，甚至对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也灌输了官方有关这场战争起源与是非的观点。各种语言的公报、小册子以及各种传单漫天飞舞。一些富有学问的人为知识分子写出了洋洋万言的大文，而为没有多少知识的人提供一些具有刺激性的格言与口号。

这场教育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公民以前还从不知道，一个当代的政府可以这么全面而无法抗拒地将自身的思想强加给整个国家，而且在持续不断的宣传下，官方的各种声明与主张可以消除不同的意见。在有组织地说服一个分裂的、混乱的国家参战这一问题上，公共情报委员会的成功是彻底超乎人们意料之外的。

对于这次宣传运动还无法说服、吓倒的反对派，政府则采取严厉的法律手段。1917年6月，国会通过了间谍法，对无论以什么方式干预国家有效动员陆海军工作的人处以重刑。总统对这一无所不包的法律规定仍不满意，又要求国会批准一项更加严厉的措施，这就是于1918年5月通过的叛乱法，它事实上让所有对威尔逊政府的批评都成为非法行为。

尽管这种行为的粗暴程度超出了托马斯·杰弗逊所曾激烈反对的1798年叛乱法，但是却轻易地通过了。虽然有24位共和党人与2位民主党人在参议院投票反对它；虽然极个别独立的参议员如威廉·博拉与海勒姆·约翰逊，曾批判它违宪且不必要；但是政府的压力依旧抵抗不住。也曾计划对报刊实施官方审查的铁腕政策，但是联合起来的编辑和那些无组织、迟钝的公民不一样，他们能够看穿这一图谋。但是，就像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胜利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在间谍法与叛乱法的普通条款下，报纸因为受到命令与起诉的威胁而继续保持沉默。批判战争与威尔逊纲领的个人，则遭到政府的围剿，经常在没有看到逮捕令的情况下被关押进监狱，单独监禁并且不允许保释，即便在法庭审讯中，气氛也非常紧张，法官怀着愤怒的情绪审讯，经常判处长期徒刑——有一次竟判处一位年轻的姑娘20年徒刑。

联邦与州政府的各种机构，以那些惩罚法律的富有弹性的条款作为依据，可以找任何一个理由随时启动调查与传讯的机器。陆军部、海军部、国务院与邮政部都设立了“情报”机构，派专业的与业余的侦探去收集、存储各个阶级公民的情报，其涵盖的范围从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激进成员，到质疑威尔逊总统的准则是否绝对可靠并且在哲学上持怀疑态度的头脑简单的教授。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伯利森的带领下，邮政部发现，尽管书报检查法未通过，但是并不妨碍它镇压那些不符合其礼仪与口味的报纸。在陆军部内，众多雇员与调查者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记载有很多个人的意见。坐在安乐椅上的沙文主义者，暂时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以一年一美元的报酬来提供服务，向报纸提供以其爱国主义眼光来看是叛国者的长名单。

间谍法与叛乱法下的工作重担，自然落在了司法部的肩上。在罗斯福任期内设立司法部时，它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查局，如今已变成一个全国性的间谍体系，拥有数百万美元的经费以及数千人的雇员。根据它的官方报告来看，司法部的主要任务并不是逮捕那些帮助、同情与美国交战的同盟国的人们，而是监视那些被疑为对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完美无缺与长治久安持有激进思想的美国公民。依据可靠的证据，联邦的特务们采用了沙俄警察使用过的所有手段：在被怀疑有危险倾向的劳动人民组织里“安下”“钉子”，让他们怂恿劳动人民进行非法活动；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就袭击这些组织的会议场所，捣毁财产，掠夺文件，殴打无辜的旁观者；没有任何罪名的人被押入监牢，遭受警察的酷刑，不允许保释，并且剥夺了释放后的追索权。

除了这一世界末日大审判的官方军队外，还要添上一支更大的高达两万人以上的私人力量，他们就是司法部征募来监视邻居的人。针对这些志愿者，并未进行过智力或者效率的测验，任何男人或者女人，只要愿意扮演告密者这一角色，就被准许参加这一团体。所以，在办公室、工厂、矿山、车间、教堂、家庭、学校、餐馆、火车、轮船、渡口以及商店内，都潜伏有政府的监视者。他们偷听人们的窃窃私语，关注人们的街谈巷议，然后将发现的“情报”汇报给华盛顿，载入厚厚的“情报”档案中——这让人联想起1692年在塞勒姆的可怕时光。

私立的社团也采取官僚集团所盛行的态度。教授们被高级学术机构开除；倘若在往日，其开除的依据，甚至不足以给一位臭名昭著的扒手定罪。哥伦比亚大学率先“扫除罪恶”。“教授们只要被雇用，就难以被开除，”巴顿·赫伯恩这名银行家兼慈善家在董事会上发言道。“他们抱作一团，呼吁学术自由。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寻衅闹事与不忠，让我们遇到了麻烦，如今我们可以八个或者十个地将他们开除出去。”教士们因为在布道会上失言，而被解除圣职并被押入监狱。各俱乐部的会员仅仅只是因为意见不一致而被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