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力量均势中的美国（2）

当这些规模庞大的审讯活动平息下来后，只获得两个有意义的结果。第一个是，没有抓到过一个头号的德国间谍或者革命工人，也没有人因为蓄意给敌人提供直接帮助或者因为公开的同情行动而被判有罪。第二个是，好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一样，战争中呼吁履行爱国的责任，却被那些情绪高昂的保守分子当作一种机会，来抹黑那些他们畏惧与憎恨的人。

广大公民自然为威尔逊战时政府提供慷慨的支持，而不需要强制性的要求。工人队伍原本对现存秩序的说教怀有明显的敌意，但是如今反对战争的人却不是很多。显然，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曾在激进派人士中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并且在下午茶的桌子上让那些传统的女士们与先生们陷入了惊慌中，但是它在号召全国力量加入战争这一问题上并没有遇到明显的阻力。在这之前的那些职业的和平主义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已然四分五裂，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发软弱无力；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小派别，批判这场冲突是资本家之间的争吵，但是一群同样杰出的领袖人物却全力以赴地支持政府加入这场“结束战争的民主战争”中。总而言之，有组织的劳工坚定地与总统站在同一阵线。塞缪尔·冈珀斯代表美国劳工联合会宣布，“这是属于劳工们的战争”，要求在其领导下的所有组织一致支持政府。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参加工会的劳工在国内事务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了。除了在有关工业的各种重要部局与委员会中赢得代表权外，他们的标准工时与工资也被普遍接受并且在广泛范围内实施开来。由一个工会工作者带领的劳工部，竭尽全力地鼓动工厂与矿山的工人表达自身的忠诚，与此同时，它也欣然同意为工人增加工资以应付持续上涨的生活费用，这种态度让那些可以联想起霍姆斯特德罢工与普尔曼罢工情形的老战士们惊诧不已。在战争时期，因为欧洲的工人越来越革命化，所以美国的政府官吏与工业巨头便能理解暂时安抚工人的重要性。

在这场军事、工业以及政治的战争里，全国的妇女和男人一样，都被深深吸引住了。就像我们已了解的拿破仑时代一样，刺刀与选票同时塞到普通人的手中，让战争带有民主与全民的气息，所以在这个工业与平等普选权的时代，引发战争的经济巨人的时代，除了不在战壕战斗外，所有事情都落在妇女的肩上，并被她们欣然接受。在内战时期，她们曾作为护士，成立伤病院，救助伤兵，或者聚集在兵工厂内工作，在农场劳动，并且参与慈善活动。

在这次世界大战里，她们同样做了这些工作，甚至做得更多。她们聚集在各种俱乐部与协会里，所以很容易被个别地、集体地卷入战争的洪流中。她们成立了完全由妇女管理的医疗单位；她们充当医生、护士、救护车驾驶员、伪装绘制者、宣传鼓动者、演员、士兵俱乐部招待与舞女、国内外的间谍、政府防御机构与各种军事委员会的一份子，以及叛乱法下的告密者——总而言之，除了前线士兵外的所有职务，这或许预示着，终有一天，即使是在这方面也不再有限制或者例外而能够获得均等的机会。

12

当资本、物资、舆论、劳工与妇女被动员加入这场大战时，陆军与海军也被组织到欧洲战线去扩大美国的影响。在战争爆发时，普通公众仍质疑这为前线提供部队的最好方法。尽管旧大陆的经验证明，普遍征兵是解决问题的无法抗拒的方法，但是美国的传统却和用军事性强制来支持爱国主义的方法相对立。只是到了内战期间，征兵的办法才被最终接受，但在征兵过程中，却在纽约市遭遇了叛乱，并在各地遭到强烈的反对。

但是，在1917年春，倘若任何一个处于高位的人想诉诸历史经验，他立即就会遭到否决。威尔逊总统宣布他赞同征兵，这马上让那些模糊不清的思想具体化了；因为为正规部队招募志愿兵的工作没有预期那么顺利，每日发表的公报又说明了未来的严重情况不容有所拖延，所以事情就更容易办了。“整个国家，”这名总统说，“务必成为一个队伍，每个人应当在他最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在这位总统的指示下，国会在1917年5月18日通过一项法律，其中规定，参战的陆军与海军应该从全国21岁到30岁（第二年又扩大成18岁至45岁）之间的成年男子（敌侨除外）中抽签征集。这项法律征集了国家所有的成年男子，却被各界人民所接受，而且进行得非常顺利，以致所有那些预言要发生灾难的人都惊讶不已。

因为协约国的有效合作，这个号召全国力量的伟大目标在专家的辅助下就变得更容易实现了。当外交礼仪允许，协约国的各种委员就现身华盛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阁下与霞飞将军就是其中非常有名的领袖。前者那种英国绅士特有的温和与尊严的气派，征服了那些有幸和他会见的公众；当他抛开外交问题，大谈自己信仰个人的上帝（也就是祈祷的效验）以及灵魂不朽时，他几乎和美国的伟大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在纽约市商会上宣布：“从1914年8月之后，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类的最高精神利益，并未掺杂任何卑微的思想或者野心。”他赢得了一片喝彩声。他的同事、马恩河战役的英雄霞飞将军，尽管老成稳重、谨小慎微，对一些重大事情不置褒贬，但因为他的战功，也获得大众热烈的欢呼。

在和威尔逊总统举行会议时，这些委员们表明了协约国的困境，表示迫切需要向前线支援金钱、补给品以及士兵。为了响应这个要求，慷慨地拨下了几十亿元的贷款，提供粮食用于控制国际贸易的联合行动，不断倾注大量物资给各协约国，虽然当时潜艇所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

“给我们派遣美国兵来！”这是美国盟国的一致呼声。“让美国的国旗在法兰西领土上飘扬，让美国军队的脚步声重新振奋起人们已然低落的精神。”所以决定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派出正规部队，而召集州民兵来进行国内防备。

威尔逊将有关任命罗斯福上校为先头部队领导人的请求搁置一旁，任命约翰·潘兴将军为美国远征军的司令。潘兴将军以前在菲律宾服过役，最近又主持了对墨西哥的惩罚性入侵。6月，潘兴将军抵达法国，为马上就要到来的那一伙人进行准备，几天后，美国正规军的首批队伍就出现在巴黎街头，成为美国决心的象征物。当然，在征募军队的工作结束前，输送部队的速度无法避免地会缓慢些，然而到了1918年最初的几个星期，涓涓细流就变成了汹涌的急流；到7月，战场上已有100万美国士兵了。当11月这场世界悲剧落下帷幕时，人数又翻了一倍，这让德国批评界那些傲慢无礼的预言落了个空，也让全世界对将美国转变成一架战争机器的奇迹震惊不已。

军事的情势决定了美国部队沿战线的部署。英国人坚守着接近其补给基地的西部；法国人则专注于守卫巴黎；所以东部最平静的地区就派给了美国伙伴。按照这种安排，庞大的美国战争机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创建起来，它进入的主要港口就是波尔多，总部是在凡尔登下面的肖蒙。作为先头部队的正规军，只要完成了初级的军事训练后，就慢慢进入战壕。到1917年10月，个别部队和敌人交火；11月，他们首次和敌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潘兴将军在一番谨小慎微的准备后，如今又获得美国派来后续部队的增援，就计划和福熙将军展开有效的合作，击退德军在3月发动的强大攻势。到夏天，鲁登道夫将军对法国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势，法军与盟国军队退到了马恩河。这个时候，蒂耶里堡、贝勒森林以及沿战线各据点的美军，在殊死拼搏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扭转了整个战局。9月，在法军的援助下，美国军队清除了德国在圣米海尔的突出部分，然后参与了从山地到海峡的恶战，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在海上，美国和盟国的合作，尽管不是很引人注目，但是也同样进行得很坚决。威尔逊总统早就意识到冲突马上就要来临，在1917年3月派西姆斯海军上将漂洋过海去规划联合行动的办法。西姆斯的母系是英国后裔，这让他很受欢迎。5月4日，美国的驱逐舰已开到昆斯顿。同时，美国的船坞正忙着建造潜舰与巡洋舰；招募与训练海军人员的工作也在高速运转；还生产了大量的新型的致命的接触式水雷。在防卫美国海岸，在巡视战区以防御潜艇，在整个北海布下水雷，在炮轰潜艇基地，以及为运兵船护航等方面，美国海军已经成为战斗的必要条件。最终，当这场漫长的冲突结束并且在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战时，已有300多艘美国战舰与75000名水兵在欧洲水域活动。

13

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外，新的社会与知识力量也被置于天平之上。在过往的日子里，国王利用雇佣军作战，所以不需要有关作战目的的伟大宣言；只要宣布皇家的意志，善良的臣民就必须服从。法国大革命改变了这一政治面貌，将选票与刺刀一起塞给农民、理发匠与马车夫，并且为了方便起见，在征召他们入伍时，又发表了一个原则宣言来进行号召，以此来满足他们在道义上的抱负。这种利用人类精神资源的办法是屡试不爽的。拿破仑是这种宣传艺术的专家，他的继承者们也在纷纷效仿他。就像劳合·乔治多年后在上院席直接描述这场悲剧时所说的，当欧洲的政治家们在1914年夏莽撞地参与这场战争时，交战双方的领袖都雇佣了一支哲学家与法律家的大军，来为事变的每一个转折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写出宏大而富有想象力的著作。

除了设计群众使用的道义口实外，负责这场战争的欧洲政治家也在一些更有实质性的目标上达成协议。倘若德国军国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会将什么样的和平条件加诸世界，当然是极少有人对此表示怀疑的；从他们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口中已得到证明——1918年他们逼迫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的苛刻条款，就表明其野心的范围。在怎样瓜分即将获得的战利品这一问题上，同盟国各方甚至无需达成秘密谅解，因为在德国的统治下，它们是联合成一个坚固集团的。

然而，协约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它们中没有哪个是处在统治地位的。比如，意大利是在经历激烈的讨价还价后才同意参战的，最终达成的秘密条约，明确规定了它将得到什么报酬；而且所有的协约国国家都担忧敌人利用优厚的条件诱惑自己阵营里的成员。所以，为了保证团结，法国、英国、俄国以及日本的外交家在1915年就商定了分赃的计划，其依据就是古罗马的原则：“战败者活该倒霉！”倘若不是布尔什维克披露了彼得格勒的秘密档案并于1917年12月将这些文件公布于众，或许世人永远也不知道协约国发起掠夺战争的真正目的。然而，俄国革命让这些事实成为公众财产，让参与这场战争的一代人可以从真实的记录中直接了解战争的根源。这是外交史上新颖的一章。

对欧洲国家的这些谅解，美国与之没有任何关系。威尔逊总统曾私下里表明，交战双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参战的，即了结历史的宿怨以及获得物资利益。就像上文所说的，这个信念是建立在有力的认识之上的，所以在战争早期，当一些歇斯底里的同胞气愤地围着白宫转时，他依旧保持着冷漠的态度。

然而，当他长期注视着在烈火燃烧中的欧洲时，这个总统对于应当采取怎样的解决方法，已渐渐形成了一些普遍的结论——这还是在他将美国武力投于天平前很久。1917年1月，威尔逊总统在参议院的和平演说中阐述了这些结论：认可小国的权利，波兰独立，政府要经被统治者接受，实现海上航行自由，内陆国家应当设有出海口，大国协作以维持世界和平。这个演说是威尔逊总统日后纲领的雏形，却遭到那些欧洲当家人的怀疑与嘲讽。《伦敦每日邮报》里的主编，对于这一“未来国际道德的深刻而武断的声明”进行了长久的讥讽嘲笑。

然而，河水依然从桥下快速流过。不到一年，当战局还未定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它从根本上撼动了欧洲的社会秩序，让整个世界都在无产阶级的脚步声中颤栗。它发出了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以来人类最大胆的号召，要求人们通过普遍起义来反对各国政府，以此来震慑它们。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明朗，只有发表一项民主政策的声明，直接反对隐藏在协约国秘密条约中的帝国主义目的，才可以控制俄国以及瓦解德国的士气。

到这时，威尔逊总统就重操旧业，出面拯救他那些穷困且缺少信念的伙伴。在1918年1月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当布尔什维克仍踟蹰在德奥帝国主义政府提出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的苛刻条件下时，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驻彼得格勒代表埃德加·西森就给他在华盛顿的主任乔治·克里尔拍去电报，要求总统“重申一遍美国反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以及民主性的和平条件，一千字左右，差不多和布告里的段落与断句一样”。西森还表示，倘若总统批准这么做，他可以“将大量的德文译文送至德国，并有效地在军队与地方推行俄文译文”。5日后，威尔逊总统来到国会，并发表了他的十四点，它乘着闪电的翅膀，飞向地球上遥远的角落，甚至飞向朝鲜、柬埔寨、暹罗、印度、菲律宾以及南海诸岛——飞向任何一个受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民族。

这些政治信仰的条款可归纳如下：公开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清除各国间的贸易壁垒，恢复比利时，纠正1871年对法国犯下的错误，依据民族原则调整意大利边界，给奥匈帝国各民族更大的自治权，恢复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波兰独立，改组土耳其帝国，最终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秩序。

以上就是美国国家发言人提出的美国信条，它受到世界各地的热烈欢呼，除了保守的与激进的人士外，因为对于这些崇高的见解，他们都同样持怀疑态度。就好比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协约国那些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原则上”认可了威尔逊的公式——私下却予以谨慎而适当的保留。就是用这些花言巧语的革命理论，向同盟国的士兵与平民灌输自由与民主的宣传，并警告他们，他们正在给帝国主义主子战斗，来反对为他们提供公正和平与自由的各国政府。因为布尔什维克在东线的宣传，因为军队内战壕联欢的发展，也因为在西线有效的宣传，德国人那股狂热的气焰渐渐熄灭。

14

但是，过度强调灌输的成就也是不正确的。击败德奥的终究是物质力量而不是话语。依据目前已公开的秘密文件，鲁登道夫在1918年8月14日就向其帝国主人承认，这场赌博已经输了，德军处处挨打，如今余下的任务就是向胜利者勒索尽可能好的媾和条件。

一开始，战败的德国政府头头们想通过某些中立国进行斡旋，打探协约国的条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钢铁、火与毒气猛烈地打击着他们的西线，形势越来越严峻，他们就计划依据威尔逊十四点的规定，直接呼吁威尔逊。为了做好准备，他们准许大量社会党人参加议会，实施英国的议会制度，并且让一位温和的自由派巴登亲王马克思出任帝国总理。他们表示，目前，因为德国人民的统治已经取代了专制制度，让我们在停战后，依据美国总统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理论来制定一个和约。1918年10月5日，德国新政府通过瑞士的协调，向威尔逊提出一个惊人的请求，要求其采取措施来终止这场战争，因为他所公布的原则，确实符合“德国新政府所持有的一般观点，并获得绝大部分人民的拥护。”马克思亲王后来表示，他不相信威尔逊可以实现自己的那些保证，然而他觉得，让这位伟大的调解人出出丑的机会依旧存在。

在这种尴尬的环境里，威尔逊之前提出的那些假设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在将美国的道义原则以语言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方面，他着实是一个老手，然而在战场上，美军仅仅只是诸多军队中的一支。而且，在制定停战的条件时，就要将那些政治理论变成具体的现实，因为在人、钱、军火以及部队的调动上，必须制定出准确的条款。在这些方面，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熙将军当然是各种仪式的专家。如今，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并未按照表面上的价值来接受十四点，也不盲目相信德国人有关民主的谈话，而且也肯定不想让革命跨过莱茵河。因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一直商讨着和约的临时条款，而与此同时，因为协约国军无情的进攻，在法国的德军已然溃败。

实际上，同盟国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了其致命的弱点。9月底，保加利亚无条件投降。10月底，奥地利军在意大利前线遭遇毁灭性失败后打算求和，并且在11月3日放下武器。两日后，威尔逊总统将由军人草拟的苛刻的停战条件送至柏林政府，这时的柏林已发生红色幽灵的革命。

在这一危机中，德皇依旧不死心，建议利用自己的部队来对付后方动摇的平民，幸好因其最得力的人选对这种冒险不感兴趣而作罢。面对不愿宽容的敌人及其疲惫不堪的国家的抛弃，他放弃了皇位，和皇储一起逃到荷兰的私人隐蔽所。11月11日上午11点，停战正式生效，持续4年的前线炮火声终于平息了。整个世界都充满感恩之声，就连德国人也感到了小小的慰藉，因为胜利者不会高奏凯歌进入柏林。

15

如今威尔逊不得不面对其一生中最大的危机——而且没有全国一致的支持。停战前几天，美国组织了国会选举，选民抛弃了他有关让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便支持其依据已公布的原则进行和谈的提议，并在一场激烈的选举运动后，让共和党成为多数派。在这场选举运动里，很多著名的领袖人物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对失败者提出苛刻的和约，并完全否决成立国联的建议。“在当今世界中，任何一个自由的国家都不会让威尔逊先生当政，”这是这名总统去法国参加和会前夕人们对他的嘲讽，伦敦与巴黎的帝国主义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重复着这一嘲讽。

在威尔逊抵达欧洲去实现其十四点的梦想时，他已然成为一件蹩脚的乐器，在命运的迫使下和那些最精明狡猾的政客们进行重大的外交战争。这些政客们都因战争火山喷发而被推到高位的，每个人在国内都怀着强烈的沙文主义情绪。威尔逊总统四处受到激进群众的热烈追捧，好像是今日的摩西将他们从欧洲流血的沙漠带到和平的希望之乡一般；他和夫人一起通过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时，他所接受的胜利欢呼，甚至可以冲昏凯撒或者拿破仑的头脑。但是对于这些政客而言，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

威尔逊于12月初抵达巴黎，陪同他的有一支真正的美国专家大军，其中包括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外交的专家，并且还包括有4名他亲自挑选的专员助手。但是他发觉协约国的伙伴们——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克里蒙梭以及意大利的奥兰多——还没打算马上行动，与此同时那名日本代表团的主管人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法国小说。这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清楚，兴致盎然的群众马上就会失去热情而将注意力转到新的方面，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就不断地拖延。结果，一个多月后，32个战胜国才于1月18日正式召开和会的全会——而且据消息透露，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日本代表组成的最高会议来审核处理。

最终，外交家开始着手分配各国边界与赃物，于是一场智斗开始了——按照威尔逊的要求，在其同事的欣然默许下，这场智斗在幕后进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会议桌上的敌对矛盾越来越尖锐，最高会议的成员甚至越来越缩小了。日本获知山东问题的决定后便退出会议；奥兰多对威尔逊断然拒绝意大利提出的要求非常恼火，也在同胞们的欢呼声中退出会议。所以，到最后，“三巨头”——劳合·乔治、克里蒙梭以及威尔逊——就在幕后秘密制定了和约中一些重要的条款，其中包括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加诸同盟国。德国代表团在多次提出有力的抗议后，也在1919年6月28日进入凡尔赛宫的镜厅（1871年霍亨索伦王朝胜利的现场），在和约上签下了字。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土耳其也最终签订了和约。

这个冠冕堂皇的和约，其细节有很多页，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则既少且简单。就像人类所有这种商定一样，其结果也是在某些方面的妥协。威尔逊十四点的某些部分实现了，比如，按照自决的原则，9个独立国（大部分在东欧）成立了；阿尔萨斯—洛林变归法国所有。按照民族主义理论，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比利时以及丹麦的边界有所扩大，尽管在很多方面明显违反了这一信条。德国在领土与力量上被削弱了，奥匈帝国则彻底瓦解了。尽管在某些方面是符合威尔逊主义的，但是这些安排却增强了法国的安全与力量，而又不危及英国任何利益，至少是眼前的利益。

在这场瓜分帝国赃物的斗争中，对威尔逊的感情做了轻微的妥协。德国在世界各地的前殖民地落到了胜利者手里，这些地方在表面上作为“文明的一种神圣委托”，成为了国际联盟的托管地。萨尔河谷的居民都是德意志人，但是因为拥有丰富的煤田，就分配给法国来暂时开采。在不顾北京代表团的大声抗议下，日本早前从德国手里强行夺过的山东省，最终由东京的外交家赢得，只是答应最终将归还中国，后来这项允诺在有趣的情况下按字面的规定实现了。然而，在主要的、实质性的问题上，著名的1915年秘密条约所提出的领土与分赃安排，已在凡尔赛条约中实现了——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俄国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发言权，也未获得原本要分给它的那部分东西；与此相反，旧俄帝国的领土被最高会议的那些地图制造者随意分裂与瓜分了。除了这些限制外，巴黎和会的议程完全符合那些订立的计划与古老的惯例。

在破坏德国作为世界市场竞争者的力量方面，也没有忽略任何一件事情。它的海军归胜利者所有。它的陆军被削减到不值一提的程度。它被剥夺了殖民地、商船队、国外财产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贸易基地与银行。在赔偿的理由中，包括付给协约国军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的年金，德国最终被迫承诺赔偿总数高达330亿左右的金元，这一惊人的数字让早期那些和约中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黯然失色。

总而言之，运用了复仇的规律。劳合·乔治曾在议会中表示：“事实上，协约国有一个我曾提到过的原则：‘德国必须付出其国力中的最后一文钱。’”这一预言简练地预测了这次和会的结果。最后，为了完成这幅图画，德国不得不承认，让人类遭受这场惨烈、可诅咒的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都在同盟国方面——这一郑重的声明，必然让劳合·乔治与克里蒙梭在回想起伦敦与巴黎的秘密档案时脸上浮现起微笑。

在这场规模庞大的交易中，威尔逊总统未能给美国争取到赔款与领土，几乎不能和麦金利1898年赢得的东西相提并论。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原则，他就不能为国家赢取东西。他着眼于遥远的将来，以不依不挠的意志以及殚精竭虑的精神，努力在成立国际联盟的计划上达成协议，而将所有临时性的条款看作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可以在那个将来的“人类议会”中予以调整。这名总统一直坚持那个更加远大的理想——它是爱德华·格雷爵士通过豪斯上校向他提出的——在巴黎据理力争，有一次甚至扬言要让谈判破裂，命令其乘坐的轮船离开。显然，他的困窘是较为深刻的。倘若他不同意对外交上的历史手法做出重大让步，他就会取悦国内那一小部分忠诚的自由派；然而，为了相同的原因，他又会遭到共和党大军的强烈谴责，因为他们是打算摧毁德国并再次在华盛顿当权的。因此，到最后，威尔逊总统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完成了凡尔赛条约。尽管他遭到了谴责，但却将与同盟国的和解作为比永久和平保证更轻的砝码放置在天平上。就像德国人所说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末日审判”；或许要等到现在还活着的人都死去以后很久，才可能对这个人做出深刻准确的判断。

16

国际联盟盟约体现在条约的结构里，而且这名总统让人清晰地认识到，需要设立三个常议的国际机构：秘书处，它最终设在日内瓦；大会，它由每一个国家、自治领与自治殖民地的一位代表组成；行政院，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与日本的代表以及由大会定期选举的其他4国代表组成。国际联盟被赋予很多重要的职责，成员国也要承担一些义务。全部成员国都必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并且共同合作来防御外来入侵。它们都同意，只要是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调整的争端，都将提交至行政院仲裁或者调查；在仲裁做出前3个月内，它们坚决不动用武力，在仲裁决定统一通过后，它们务必服从。成员若不遵守盟约，有权对其采取合法且激烈的报复措施；因为对国联的开战行动，可以断绝与违法成员的贸易往来，而且通过行政院考虑后，可以建议成员国政府采取军事措施。到最后，这个受到热烈吹捧的“世界议会”，仿佛就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了。

在将这个方案交给美国人民判断时，这些新秩序的倡导者遇到了巨大的敌意，甚至让那些觉得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战争的人也头晕目眩。在巴黎和会议程长期拖延不定的这段时期里，空气中就已充斥着不和谐的调子，而当条约最终公布时，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反对势力就联合起来，发出了非常有力的否定声。威尔逊的反对者以坚定的决心，将这一斗争带入参议院中；参议院目前由共和党掌控着，而按照宪法的规定，凡尔赛文件的通过必须获得2/3的赞同才可以。

所以，国内党派政治的爱憎就无法避免地掺入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讨论中；按照由来已久的习惯，对于条约是非曲直的看法，分散在从右至左的政治战线上。一小部分“不可调和者”，主要是共和党人，只要求尽快地、无条件地予以否决；一群对威尔逊统治绝对忠诚的民主党人，则要求不做任何实质性改变地批准和约；处在这两群不妥协者之间的是弹着各种调子的赞成批准者，他们要求修正、保留或者解释和约。有一部分温和派是著名的共和党人，比如伊莱休·鲁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以及乔治·威尔沙姆等著名的和平主张者，其他人则是抱有怀疑态度的民主党人。

因为政治力量存在这么大的分歧，所以注定这是一场持久且剧烈的斗争，并且会产生惊人的影响。凡尔赛和约在各个角度都遭到攻击。同情德国的人之所以攻击它，是因为它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太苛刻。同情爱尔兰的人之所以攻击它，是因为它赋予爱尔兰以英国自治领的地位，而丝毫不打算承认当时正为独立而奋斗的爱尔兰。另一方面，倘若说有些人觉得加诸德国的负担太沉重，或者对爱尔兰的要求被刻意忽视了，那么众人之所以不满，可能是因为在巴黎这项修补破片的工作中，过度忽视美国与美国公民的权利了。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来自那些提倡美国孤立主义的人对于国际联盟盟约的攻击。这些人争论道，因为政府有责任和其他国家合作，以便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这个计划将让美国牵扯进欧洲的纠纷中；它将成立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而很可能侵犯美国的国内利益，比如对移民的控制；它会将道义上的责任强加给美国政府，去参加“欧洲与亚洲的纷乱、冲突、和解以及战争”；它让其他国家同样有责任去关注西半球的事务。

威尔逊总统所实施的个人策略，最一开始就没有对政治激情起到平息的作用。他抛开所有先例，亲自出席巴黎和会，而未带任何参议员参加，就连共和党多数派参议员也没去。他事实上忽视了与他一起去的4个人，或许豪斯上校是一个例外；他为最终的解决方法承担了所有重任，这事实上就是邀请他的敌人将反对他及其国内政策的敌意完全集中在他个人身上。

而且，在条约谈判的这段过程中，参议院也同样被忽视了，它没有从威尔逊那里收到安抚性的咨文。比这更糟糕的是，在这些文件完成后，在参议员得以匆忙一瞥之前，它的抄件已在银行家与记者们手中传看开来，这简直就是一件不祥的事情。似乎是为了提高已然很高的党派情绪，威尔逊在给参议员演讲时，以一种大势已定的语气谈到和约，表示不打算去安抚反对派。“舞台已布置好，”他说，“天命已揭晓。它不是因我们的计划导致的，而是由引导我们进入战争的上帝之手造成的。”尽管威尔逊总统愿意“解释”一些特别的条款，但是却不愿意对在其帮助下创建起来的这一巨大结构进行大的改变。的确，他目前正努力通过私人会谈来减除参议院的批评，但是他在这个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为时已晚，而且因为笨拙与拘谨的表现，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到最后，这位异常烦恼的总统因为害怕失败，在9月间到太平洋沿岸进行了一次盛大的旅行演说，跳过华盛顿那些傲慢的参议员，大声呼吁美国的普通人民。然而这种努力是他无法胜任的。当威尔逊正为他的和约进行战斗时，不幸患上了重病，被送回首都，尽管他的精神还可以，但是身体已然垮了。除了偶尔有几个小时在兴奋地活动外，他开始萎靡不振。在其任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他的行政管理已随波逐流；他的内阁也由于一些人辞职与被免职而变得四分五裂；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正按照典型的政党习惯，力求阻碍议案与反诉的策略，为马上就要来临的大选做准备。参议院因为拒绝保留条款，又厌烦于毫无休止的辩论，在1920年3月19日宣称，因为无法获得宪法规定的多数，人民应当就国际联盟问题组织“一次郑重的全民投票”。他的愿望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