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正常状态的追求（1）
“当伍德罗·威尔逊宣布就任总统职位时，金融封建主义已在美国寿终正寝。……汉纳先生与摩根先生都觉得，国家应该让有产者来统治，而且管理有产者与政府的权力应该集中。……汉纳主义仍在苟延残喘，但它从根上已经死亡了。随着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当选总统，其最后的生命小花消失了。除了特权阶级的人士外，没有谁为之悲悼。……新的银行与货币法已经破坏了产生摩根的条件。”《纽约世界报》的编辑简练地陈述了人民对威尔逊当选所获经济成果的看法，他的这段话让人想起人们对杰弗逊1800年伟大革命及其1832年胜利的赞誉。
论据的风格以及形式都是无可指摘的；然而国家大部分地区并不赞同这种诊断或者治疗方法。“美国目前需要的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治愈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安定。”1920年5月，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在波士顿向那些敏感的工业大亨演说，就是用这种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对威尔逊为美国社会服务的另一种建议。尽管“正常状态”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但是却引起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商人，竟将其看作是从由威尔逊带领的道路上返回来的信号，至于可以退回来多远，谁也不知道。还没有任何一只政治上的血压计可以准确地记录血压的度数。
至于外交事务，任何一项治愈、恢复以及安定的计划，都代表着要抛弃威尔逊强烈的国际主义，其中包括对殖民地属国的温顺关怀，依靠力量均势来进行的保护，韦伯斯特—西沃德—海的太平洋政策的恢复，国家机器利用高压手段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海军以成为商业的先锋与捍卫者，以及对帝国海外省政府的严厉态度。然而同样现实的情况是，正常状态已渗入国内的政治见解中，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
当然，对群众选举美国参议员、直接初选、妇女普选权、创制权、复决权以及新民主的其他手段，是存在一些怨言的，然而这些手段是容易操纵的，而不必加以毁坏。在流行习惯法的制度中，并没有什么事造成严重的混乱——比如，妇女们主要是依据社会集团来投票的，因此在哈定复兴的路上并未设置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治愈创伤与寻求安稳的司法过程中，也总是吵吵嚷嚷；在罗斯福与威尔逊精心挑选的自由派法庭影响下，最高法院表露出一种放松宪法严格性的倾向（就如繁荣时代所做的那样），而且也容忍社会民主化潮流中匆忙制定的立法。倘若要让凤凰涅槃，就必须在司法方面做出一些谨慎的任命。
所有这些还仅仅只是初步的以及偶然的东西；一些属于紧急项目的真正法案，已由那些要求恢复旧制度的人提出，这主要涉及到财富分配的经济立法。对这些人来说，恢复麦金利时期的方法，就代表着要取消所得税、遗产税以及超额利润税，尤其是取消相对比较高的税率表，而且将由富人财富承担的联邦费用转为由一般群众所消费的商品上去。与此同时，它还代表着要完全恢复汉密尔顿—韦伯斯特—麦金利制度下的关税率、津贴以及对工业与商船队业主的补助金。除了这些家长式的帮助以外，它还代表着“政府不干涉企业”——官方不干预兼并、联合与股票的发行，不实行严格的限价或者管理计划，以及减轻对铁路所施加的压力。最后，正常状态还意味着马上开放剩余的国有领土，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倘若不是完全赠与或者廉价出售，那就实行国会法令授予执行部门的出租权。各种要求正常状态的极端方案，还包括其他一些性质相似的项目；某些主张后退的斗士们提议将这些要求充分地进行下去，直至得出它的逻辑结果，也就是蔑视时代与潮流。
1
那些期望恢复汉密尔顿—韦伯斯特—麦金利制度的女士与先生们想废除伍德罗·威尔逊的政策，是有正当理由的。在首次执政早期，他就公开警告那些企业大亨，说他们将失去对联邦政府的控制，除了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也包括战后初期）外，他对他们的请求与威胁是不予理会的。的确，在他们眼中，因为他批评了国会走廊里的游说者，并直接地说资本家的利益正企图怂恿他和墨西哥开战，所以他违背了政治赌博里的规则。他在1913年关税法案中规定的税率表，也让大工业的领导人很不悦。在此后的一些法律中，或许除了联邦准备法外，没有一件是彻底符合这些领导人的要求的。
另外，在威尔逊身边的官员家族里，还有几个人仅仅只是农场主与产业工人承认的自由派。他曾准许（倘若不是鼓励的话）人们讨论在恢复和平后进行大规模的“现存秩序的改造”——这给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某种间接的祝福；那些哲学家争辩说，战争期间因为紧密合作而达到非常高的生产率，已证明他们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在威尔逊任期内，有组织的劳工获得总统的恩准，在会员人数上迅速增加，不管是在私营工业还是在公共事业中都已成为一支力量，这甚至让那些在镀金时代自由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人都感到惊惶不已。战争期间，利润因人力稀缺而变得非常高，劳动力成本可以转嫁给自鸣得意的公众或者慷慨大方的纳税人；所以，在宽容的威尔逊政府的庇佑下，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工会要求紧紧掌握生产过程的努力得到大力支持。“工业民主”成为公众谈论的焦点。在联邦行动的影响下，车间委员会、个人管理与工业自治的讨论成为当下风尚，人们似乎在美国听到了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德国的回声。对于那些想根据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与试图摆脱劳工和政府控制的企业家来说，所有这些显然都是一副苦药。
当战争的喧嚣声静寂下来时，研究整个情况，企业家认为还是很有希望的。在这个新自由的时代里，罗斯福不喜欢威尔逊也不屑一顾的富足状态毕竟还未彻底消失。与此相反，在1920年缴纳所得税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名单里，位居前列的还是那些已积累了财产和除了已有财产外又增加了大量财产的老领导人物。单是在为民主而战的4年里，美国所成就的百万富翁，就比和平时期整整10年所成就的富翁要多。无论罗斯福与威尔逊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企业大亨仍雄踞舞台；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1912年做了那些人们归咎给他们的错事，他们也不觉得，自麦金利时代结束以来政治上的变迁是公正的或者本就是必需的。
实际上，他们可以找到一些依据来支持这样的信念：最近事变的过程完全是偶然性的。不管是罗斯福还是威尔逊，其国内经济纲领，都没有获得认同。罗斯福之所以当上总统，是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也就是麦金利悲剧性的死亡；当1904年公众凭他们的权利选择他时，他哲学中的那些特点还未显现出来；而在8年后，当他提出他精心拼凑的进步纲领时，他就遭受了断然的否决。
威尔逊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在他当选总统的1912年大选中，群众就已投票否决过他——反对他的多数票高达200多万；他在任何一个工业州都未获得过多数票，实际上，除了一直以来投民主党票的南方各州外，他在任何一个州都未获得过多数；坦白地说，他只是因为对手的分裂才当选上总统的。他再次当选时的环境也是不正常的：那个时候，世界大战的暴风雨正击打着美国的大门，人们对国内问题的争辩也无法达成一致。
而且，威尔逊的反对者可以某种权威的样子断言，幸亏因为世界大战才避免这个国家在他的政策下遭受经济上的毁灭。的确，在威尔逊第一任期的早期，商业萧条的迹象已显露；因为政府规定运费与管理工资的措施，铁路的建设事实上已经停止；而因为检举与新的反托拉斯法的折磨，工业的发展速度放缓了。
正是依据这一类事实，那些憎恶罗斯福与威尔逊的批评家们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说，幸亏通过以高额利润出售补给品给协约国而赢得了繁荣，否则人民将尝到“狂热所带来的苦果”。总而言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大多数人民从来没有同意“向企业开战”，事实上，种植园主、工匠、负债的农场主与进口商人想统治国家的企图已经失败。这些就是让机器经济的大亨们充满信心的条件，他们准备在1920年恢复沃伦·甘梅利尔·哈定的正常状态与安稳环境。
2
威尔逊政权的一般状况，显然有利于他们的计划。停战后没多久，政府的管理机构就开始瓦解。那些匆忙赶至华盛顿为战争服务每年只拿一美元的爱国者，在战争结束后同样迅速地返回家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各部局的领导者离开了这只正在下沉的船，去补偿他们在公职热衷期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去享受他们不在时所积累起来的财富，于是各部与各局都陷入一片混乱中。
当联邦机器土崩瓦解时，威尔逊总统却专注于和会的工作及其国际联盟计划的实现。特别糟糕的是，正当迫切需要国内领导时，威尔逊却因长期艰苦劳作而筋疲力尽，身患重病，并从此无法恢复他过去掌控党务的局面。固然，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将承担继续扬帆的责任，根据自己的意见主持内阁会议，但威尔逊私下里听取了这些会议的情况后，从病床上起来，以轻蔑的态度罢免了其积极性极高的国务卿；然而这仅仅只是他的回光返照。实际上，因为身体虚弱，他已没有早期那种骄傲自负的态度。另外，他在战争即将结束的1918年国会选举中已遭到否定；而依照政治惯例，他想连任第三任也是绝不可能的。
即便环境允许威尔逊依旧像过去一样全权掌舵，也很难说他会不会对美国发财与享乐的制度作出更多、更大的改变。看上去，1918年之后，他已不想再对他的经济立法计划做什么实质性的补充；倘若说他是考虑过的，他也从未向公众表达过。他的确曾向豪斯上校承认过，他的“军火库”已在1914年耗尽一空。不管怎样，有一件事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想法。1919年10月，他和资本家、工人、公众一起开会讨论工业民主的情况，结果因为意见大不同而陷入一片混乱中，威尔逊表面上以一种冷淡态度接受了这个结果。
因为长期训练与笃定的信仰，威尔逊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根深蒂固的信念促使他对战时发展起来的运输业与工业实施任何特殊的管制。根据逻辑的一贯性，他打算在铁路局长威廉·麦卡杜的要求上让步，在和平时期检查政府的经营；而且当共和党掌握的国会依据1920年运输法将铁路以令人惊讶的优惠条件转归原主时，他并未坚决反对。尽管日用品的价格持续上涨且高于战时水平，但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管制，同样因为司法决定、行政措施与国会否决而不了了之。实际上，因为大部分紧急法令对私营经济规定的联邦监督在性质上都是一般化的，而将细节与法律的实行留给总统自己考虑，所以在国会将其从登记册取消之前，执行部门可削弱这种立法的严厉性。这样一来，当哈定在波士顿要求回到过去美好的日子时，国家已迅速进入正常状态。
唯独在一件事情上，威尔逊政府坚持执行了战时被看作是合法要求的对私人事务的严格控制，即镇压批评意见。对于停战后迅速传开的大赦与赦免的请求，威尔逊断然拒绝。在他的同意下，邮政总局局长伯利森继续对报刊与邮件实施严格的检查。也是在他的默许下，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堂而皇之地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对赤色分子的战争”，大量逮捕嫌疑人，准许使用特务挑起“煽动叛乱的集会”，坚持放逐司法部侦探逮捕的外国人，并且容许（倘若不是批准的话）经常使用第三等级手段，也就是对被告使用肉刑。
的确，在这场“让世界争取民主的斗争更有把握的战争”结束后，威尔逊政府的审讯活动越来越狂热，以致一个由著名律师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抗议备忘录。查尔斯·休斯是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他在1920年夏向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发表演说时，也以宪法权利的名义进行了强烈的抗议。在演说中，他深切关注地区法官煽动种族偏见，以及各类法庭与全国各地区的法官在审讯中威胁证人的问题。“鉴于现在所发生的一些先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前最高法院法官大声疾呼，“这个共和国目前所保持的宪法政府能不能再熬过另一次大战，甚至能不能顺利地去实行它。”一些具有自由倾向的人经历艰辛努力，才防止国会在和平时期通过新的叛乱法，它比那项表面上为军事目的而实施的措施更严厉；而且不论他们怎样努力，在欧洲矛盾解决后许久，很多影响公民自由权的战时法规依旧在生效。
所以，很多方面都着手建立一个牢固的反动阵营，反对每一件带有威尔逊气味的事情。企业家无法原谅他的关税法，他针对乘务员规定8小时工作的亚当森法，他出台的墨西哥政策，他对众多呼吁的不予理会，以及他对私人与公司收入课以重税——数目高达100项左右。德裔美国人憎恨他曾加速德帝国垮台的进程。爱尔兰裔美国人对他帮助英国的行为耿耿于怀。自由派人士之所以气愤，是因为他“在巴黎向英法帝国主义投降”，他拒绝大赦政治犯，以及他不断起诉那些被控怀有激进思想的人。曾经容忍、甚至虚伪地认同威尔逊有关战争目的的高尚思想的民主政治家，如今觉得可以自由地否决那些官方的说法，于是猛烈地攻击它，并且附之以简单的与较为实际的理由：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拯救我们自己。
3
实际上，在各方面，这场战争的信条，威尔逊赖以支持其大讨伐的动人的理想主义，如今都遭到无情的剖析与攻击。这让监狱里的社会主义者大为惊愕，因为他们提出的异议，最近还作为反对官方说法的观点被法庭记录在案。在战争的起源问题上，后来在这场大冒险中与美国联合的欧洲各交战国，并未暴露它们在秘密条约中所体现的真实情感；而且在困难时期，它们接受了威尔逊道德说教的华美辞藻，只不过是将其视为一种随之而来的实质性援助的装饰品而已。一旦平安度过战争的危险，残酷的和平所带来的成果有获得的把握时，它们就纵容批评家将重炮转向它们曾精心制造的防御机制。
菲利普·吉布斯爵士就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让普通公众惊讶不已，他认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是纯粹的战争神话，并称协约国领导者是拿孩子们的生命做赌注的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赌徒。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在那些悲剧性岁月里对战争生动的描述，曾让众人激动不已，而且他对协约国领袖也颇有过度的赞誉。如今他却逃过官方的检查，愤怒地将这场民主之战中的爱国政治家称作“一伙匪徒”。他以尖酸刻薄的语言批判鲍尔弗、劳、寇松与卡森在他们国家中的“死硬的唯利观点”。
吉布斯不屑地说，“在英国，还有哪个人相信温斯顿·丘吉尔的智慧呢？”接着他又嘲讽克里蒙梭这位“法国胜利中的无畏的老虎”，说“他看上去不像老虎更像海象，而且是一只巡回马戏团里的老海象”。在嘲弄了一番克里蒙梭后，这个愤怒中的记者又谴责了那位“自由与权利的无畏斗士”莱蒙·彭加勒（波尔多总统），称他“一副蜡黄的浮肿面孔，没有丝毫表情，而且我觉得透着一脸的蠢相”。吉布斯在批判了这些人之后，又提出这种综合性判断：“这些在战争之前就已是政治赌徒的老政客们，如今又拿人的生命作为赌注，去赢取领土、优惠市场、油田、土著民族、加煤站以及帝国特权，他们夺取了德国赌棍的最后赌注，并为了分赃而吵闹不休。”
除了那些一度沉默不语的记者们的坦白外，又加上一些更让人难忘的文件。当俄国、德国与奥地利的档案因为革命而被公开时，协约国打算打败德国以及那些按照古老的规则分赃的秘密交涉、会谈、协定与条约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所有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文件，揭露出加速血腥冲突发生的卑鄙肮脏的外交活动。有关战争背景的回忆录、文件、论文以及文章也陆续在报刊上刊载。尽管谨小慎微的编辑长期忽视学者们的研究，尽管那些上了年纪的俱乐部成员与好斗的妇女依然在沿着标准路线战斗，但是他们已无法让那个古老梦想延续下去。
没过多久，美国参议院中也出现了疑虑。3年之前，它还积极地通过了战争决议，如今却异常平静地询问这种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进入战争？”对于大部分民主党人而言，这个问题比说下流话还要恶劣，它简直就是在亵渎神灵。然而共和党人却坚持这个问题，而由参议员哈定来回答。他在谈到对德宣战议案的序言时，列举了德国政府对美国人民的暴行。接着他简明扼要地总结道：“这就是所有的事实。和特别宣布的民族与人道无关。”他以一种明理的态度谈到这些；从本质上说，这表达了他深谋远虑后的信念。不久，他又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里，郑重严肃地说，“我们要求共和国的同胞去捍卫我们国家的权利”，而不是“去扫除旧世界所积累起来的敌对与贪婪的弊端”。这样一来，这些政客们似乎已驱散了那片阻挡阳光照射弗兰德田野中罂粟花的迷雾，这让一部分人感到痛苦，他们与威尔逊持有同样的观点，觉得倘若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人类的良心就会因此破碎。
1920年春，用战争消灭战争的符咒被打破了。“任何一个好的共和党人都可能提名为总统，而且可以打败任何一个民主党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机器的大龙头博伊斯·彭罗斯这么说，因而鼓励他众多同事向党毛遂自荐。援助比利时的英雄赫伯特·胡佛仿佛拥有“重建”时代所需要的实际本领，然而他在政界中却没有多大的进展。伦纳德·伍德将军继承了罗斯福的衣钵，并获得一家著名肥皂企业继承人的资金赞助，开始了一场充满希望的宣传运动。在民主党河谷里，伊利诺伊州工长弗兰克·洛登凭其行政管理才能而引起全国的注意，而且他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极有希望获胜。远在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也坚定地走上战线，他8年前曾和罗斯福一起竞选副总统，然而因为最近和公共事务的接触而清醒过来。
所有候选人与一些政界中地位较低的人，都争先提出自己的优点，以供所属党来进行判断，然而在初选中任何人都未获得最终的定论。因为没有从一般党员中获得明确的授权，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经历数日的勾心斗角后，终于打破僵局，选定了一匹“黑马”沃伦·甘梅利尔·哈定，他是正常状态与安定的宣扬者。
从很多方面来看，参议员哈定，与1840年的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一样，拥有令人羡慕的资格，可以带领民主党走出自罗斯福开始其一直流浪着的荒原。自青年时代起，这位参议员就是党组织忠诚且坚定的成员，他从不将自己凌驾于党的行动之上，不将自身意见强加于党的经理人，也从不怠慢党的各项规定。他公开宣誓要效忠于麦金利—汉纳—福勒克的政治经济学派，虽然汉纳并不信任他的办法。哈定用温和的口气说，他喜欢“过去那些好日子，当时共和党的保护关税政策让国库充盈，同时还维护了美国的工业，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让我国在世界历史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记录”。他赞同给专注于增强商船队的私人企业提供津贴。他熟悉俄亥俄的政党政治方式——汉纳与福勒克的生涯细致地说明了这种方式——而党的工作人员也确定可以从他那里获得适当的重视。在1912年的危机中，他依旧忠实于组织的各种契约，抵制罗斯福的异端邪说，不将任何事推到极端。为了让他当选的资格更为完整，哈定在参议员的一个任期内，没有由于强制通过任何特殊的立法而树敌，也未发表任何足以引起哈德逊河以东激烈批评的演说。
最为重要的是，哈定有充足的资格号召中西部，让它重回共和党的怀抱。他的家乡在民主党河谷里，这个地方曾选举过安德鲁·杰克逊，后来又产生过很多著名的共和党总统。他不是一个收入丰厚的公司律师，而仅仅只是俄亥俄州马利翁一位乡村报纸的编辑。按照新闻语言来说，哈定是“一位普通的美国人”，一个酒友；就像他一位邻居所说，“可以和大伙在周末晚上玩扑克的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没有谁比他更真诚地热爱这些普通人或者更理解他们；也没有谁比他更少地进行威尔逊所偏好的“过度的道德说教”。
哈定以自己是一个普通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为荣，不去附庸风雅。在一次最受追捧的演说中，他大力颂扬小城镇，讲述一个乡村“爱打架的人”怎样被制伏并最终成为一家地方银行的领导；一位木匠的儿子怎样成为芝加哥的工业大王，每年收入达2.5万元；一个杂货商的后代怎样发展成为俄亥俄州的大律师；一位老师引以为傲的“班上最聪明的小孩”怎样成为其山林小屋的看门人以及“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后，他由此得到一个结论：“乡亲们，何为生活中最大的事情？那就是快乐。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比美国乡村拥有更大的快乐。”这种感情发挥了其理想的效果，因为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住在农场或者有居民数量不到2500人的乡村。
哈定将其平民性的真挚与坦率同一种宗教天性结合在一起。他在当选后不久发自肺腑地说：“倘若我们有一次宗教的复兴，那将是非常有用的。……倘若政府不通过某种方式和万能的上帝接触，我就觉得它不可能做到公正。……或许你们有兴趣了解，我素来喜欢读《圣经》，前几周，当我公务缠身时，我还是坚持仔细地读它。我从《诗篇》与四福音书中获得巨大的鼓舞，从老所罗门所说的话中汲取智慧。……毫不讳言，在我马上就要负责的工作中，我很荣幸向全能的上帝寻求指导与力量。”他坦承，因为“凡尔赛思想没有尊重全能的上帝”，他觉得非常不安。但是，哈定并不是一个清教徒，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舒适与快乐。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政府机关、商店、普尔曼机车与电影宫的人们都觉得，这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是更能把握住美国人道主义伟大脉搏的。
哈定在其马利翁住宅前的走廊里悄悄指导着一场战斗，不断向全国宣传正常状态的问题；与此同时，民主党提名人詹姆斯·考克斯在他的旅行演说中，也坚持建立国际联盟，并鼓吹马上批准和约且不附带任何可能削弱其有效性的保留条件。当然，国联的问题让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有些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在一些极端分子中进行调解，比如参议员约翰逊、麦考米克与布兰德奇，他们是坚决不同意批准和约的；又比如乔治·威克沙姆、查尔斯·休斯、劳伦斯·洛厄尔与威廉·塔夫脱，他们都是国际联合的支持者。即便这个调节任务是冒险的，哈定也可以巧妙地克服它。他一方面批判在巴黎设计的国际联盟，一方面又建议代之以“各国的自由联合”。他谨慎地点到为止，而避免说明他眼中的联合是什么种类，或者准备如何实现它。
在这种态度所引起的混乱中，哈定政治大军的一翼能以其支持国联为理由而要求选民投票；而另一翼又可以向该党的朋友保证，在其领导下，国家将仍旧保持光荣的孤立。这看上去是矛盾的，然而在匆忙的选举运动中，仿佛只有威尔逊派的少数逻辑家因为哈定逻辑中这种明显的二分法而感到不安。的确，就像选举结果所证明的，这种警惕是没必要的，因为即便在最冷静的观察家眼中，民主党被抛弃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考克斯在北方各州都以失败告终；就连田纳西州也倒向共和党。哈定除了拥有700万张多数票外，还获得了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04票。
5
尽管在重返国会两院的共和党多数派中存在很多农业派与进步派，但哈定依旧感到自己有资格领导这个联邦制度的上层机构，方法就是他一直所说的，“忠实于共和党主义，它是由过去伟大领袖——约翰·谢尔曼、马库斯·汉纳、威廉·麦金利阐释过的，如今又受到他们有卓越领导才能的继承者约瑟夫·福勒克的拥护。”在选择其内阁成员时，他几乎完全不理会那些站在大门前懊悔不已的进步派。似乎是为了表示轻蔑，他挑选了3个极其厌恶罗斯福派实践者的人来担任3个重要职位：安德鲁·梅隆担任财政部长，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组织中卡梅伦—彭罗斯派最富有的一位；艾伯特·福尔担任内政部长，他是一切自由派舆论的政敌，石油业强有力的操纵者，主张对墨西哥开战；哈里·多尔蒂担任司法部长，他是俄亥俄州著名的政客，和该州共和党保守势力有着长期联系，同样，在选择最高法院法官时，哈定又重新回到了罗斯福与威尔逊偶尔脱离的那条路线上。他任命的4个人：塔夫脱、萨瑟兰、巴特勒与桑福德，都是汉密尔顿—韦伯斯特—麦金利派的信徒，他们高居法关系，让公平原则的天平再次倾向正常状态。
联邦制度上层机构所具有的反弹作用，很快就在一些事物上体现出来。比如，正常状态就代表着不能对工人运动中那些激进分子手软，而这些人在威尔逊新自由时期已被关进监狱。固然，哈定总统对社会党人支持的前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斯给予了执行上的宽容，但他不同意大规模赦免政治犯。在任命其老朋友哈里·多尔蒂为司法部长后，他正式同意由政府机构继续检举激进分子。
多尔蒂在威廉·伯恩斯的帮助下，以极大的精力来“消灭布尔什派主义”。伯恩斯是一位有名的私家侦探，在世界大战初期曾为德国政府服务，如今已利用他多方面的能力来“追捕赤色分子”。为了便于执行计划，这两个道德秩序的维护者用尽了所有方法与手段，而在威尔逊政府使用这些方法与手段时，查尔斯·休斯曾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在对付罢工工人问题上，这位司法部长也很激烈；1922年，铁路工人要求按照上涨的生活费用来增加工资，之后他们放下工具并和铁路部门发生冲突，多尔蒂向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寻求并获得最全面的禁令，这是美国劳工争议史中从未出现过的。按照禁令的条款，事实上工会官员所有活动都被禁止了——甚至包括利用电话或者电报鼓励人们离开他们受雇的工作。这个行动非常猛烈，以致工会向法院上诉，而制造商协会却为之欢呼雀跃，觉得能够“消灭劳工的威胁”。
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他们也做得得心应手。比如，在出租联邦油田供人开采问题上，就回归到早期那种更被人称许的政策上。国会最近有关这一问题的法令并未撤销；依据1891年法令保留下来的公共土地也未被分片出售；然而，当艾伯特·福尔将众多油田转交给多恩尼与辛克莱集团时，却未引起激烈的讨价还价。从法学观点看，这种新趋势的结果也是值得关注的。宪法仍和以前一样得到尊重，但对劳工问题与社会立法的司法决定，却让律师们想到了麦金利时代。大法官塔夫脱有时因为人道的考虑与好心情而将他们的逻辑棱角磨平，依据这个新方法，他的确被迫在一个诉讼案中将一项不同的意见列入档案中。
6
在外交政策上，哈定有理由认为，因为大选的裁决，已准许他抛弃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转回到韦伯斯特、西沃德、海和诺克斯更加大胆的路子上来。尽管占压倒性的多数票对其进行了委托，但有关凡尔赛和约的命运仍不可预测。他对这种不置可否的情况做出了模糊的反应，起初好像赞同和世界列强进行某种形式不明确的合作。“我深信，我国将在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各国联合组织中占据适当位置，”他在当选后的某天说道，“而且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做到这点，而不必牺牲美国人民所珍惜的传统。”
然而，哈定这种思想渐渐淡漠了，或者说，他已放弃了这么做的想法。一旦顺利进入白宫，他就会公开反对复活凡尔赛和约，并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民已永远解决了这个问题。邀请已加入国进联盟的各国，按照新的美国模式，和美国一起组成另一个“各国联盟”，就像他在选举运动中所建议的那样，这明显是不可能的，倘若不说它是异想天开的话。
在最终得出相反的结论后，哈定政府就将凡尔赛条约扔进废纸堆里了。国会在听到白宫这个行动的消息后，做出了一个两院联合决议，并于1921年7月2日经哈定总统签署，宣布和前同盟国的战争已终止——明确保留了在停战与最后和约中所给予美国及其公民的所有权利与优惠。此后，就和德国、奥地利与匈牙利商定了单独和约，并通过参议院的正式批准。这样一来，“以战争结束战争”就以未曾预料到的形式正式闭幕，从美国方面说，这已是战场上停止战斗差不多3年之后的事情了。
少数批评家烦恼于事情的拖延，觉得必须提出意见，认为宪法体系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它让一个政治僵局紧紧控制国家两年之久；他们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来作为补救措施，也就是容许参议院以简单多数批准条约。对于守护圣火的女灶神们而言，这个建议带有渎神的味道，然而担忧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要让众多参议员来投票赞同可能剥夺他们特权的修正案，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对此，普通公众也无动于衷。于是这片乌云就消散了。
在和同盟国各政府达成协议后，哈定政府就利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美国及其公民真正关心的国际问题。它不正式参加任何旨在处理旧大陆财产问题的欧洲会议，然而它的确对几个强国和布尔什维克俄国联合而引发的危险耿耿于怀，而且也的确注意所有涉及美国实际利益的重大问题。它继续实施威尔逊政府所创立的政策，也就是反对任何外国政府在其领土与属地（尤其是国际联盟“为人类进行神圣委托”的托管处）上剥夺任一美国公司开采油井的权利。它让以前的盟国清楚，尽管美国不准备批准凡尔赛和约，但它决不放弃对德国前殖民地的合法要求，尤其是雅浦岛，这是太平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无线电站，由日本托管。它礼貌地暗示东京，它对日本占领西伯利亚的行为感到不满，它对俄国这部分领土担负着某种“道义上的责任”，与此同时，它还拒绝考虑对亚美尼亚的委任统治。
总的来说，在有关荷属苏门答腊、美索不达米亚、近东地区、俄国、中太平洋、西伯利亚与中国的交涉中，哈定政府采取了一切必要的与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与增进美国企业对实质性东西的要求。就像我们已指明的，在加勒比海地区与拉丁美洲，它遵从了威尔逊政府的政策。为了保持美帝国在菲律宾的完整性，它再次升起了威廉·麦金利的三角旗。“让国际主义者去梦想，让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去摧毁吧，”哈定总统说。“上帝怜悯他，‘没有哪个行吟诗人会为他高歌’。依据这一共和国的精神，我们宣布实行美国主义并且为美国欢呼！”
7
在和德奥恢复和平以及更新经济机会主义外交后，哈定政府面临的下一个主要外交问题，是再次对美国商业与海军战略地区太平洋进行调整。经过8年的忽视与犹豫不决后，哈定政府如今又重新开始织造国务卿韦伯斯特与海军准将佩里、国务卿西沃德与海军上将杜威曾织造过的政策之网。哈定总统利用与其传统相协调的语言，让全国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我们是以世界性的眼光，”他说道，“来审视太平洋的。因为欧洲已经屈服与悔罪，任何人都不再担心那里会发生早先发生的那种冲突。然而太平洋依旧充满危险，而且深深影响着我们。我们在那里的领土利益是较大的。它的水域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国家的公民都熟悉它的海岸。……我们并不觊觎其他列强在远东的领地，我们有自知之明，也不期盼在那里承担更多更大的统治或者领地的责任。考虑到那些已公认属于我们的东西，也考虑到我们和中国长期的友谊，我们确实希望有机会继续发展我们的贸易，并和其他国家享有平等的待遇。”剔除那些华丽的辞藻，问题的关键就是：“太平洋还充满危险，并且深深地影响到我们。”
显然太平洋是存在着危险的根源的。长期以来，俄国就是在中国与远东制造阴谋的主要角色，然而目前它已暂时瘫痪了。法国及其殖民地印度支那以及荷兰及其领地东印度群岛，都不能构成严重的挑战。德国已被打得四脚朝天，甚至在商业方面都无法对美国的东方威信做出任何损害。如今只剩下由一项同盟条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与日本了。这项条约对英国压制俄国与德国的要求以及维持其印度帝国的秩序是有效的，但却不断遭到来自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的批评，因为这两个国家当时是畏惧日本力量的。除了担忧遭受两面夹击外，英国外交部还担忧美国正在增长的海军优势，所以需要保证和日本的同盟，同时又不愿由于结盟而受到令人烦恼的桎梏。在英国专家眼中，进行三重性的调整貌似是处理这个两难问题的唯一办法。
尽管东京方面不愿解散这个双边安排，但是并不缺乏对事态的洞察力。日本在盟约的保护下，乘着英国专注于世界大战之机，增强与扩大了它在远东的经济霸权力量。1914年8月，在英国同意给予帮助后，它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山东省。当威尔逊总统放松了麦金利、罗斯福与塔夫脱在远东实施的侵略性经济政策时，日本商人就乘机攫取了大部分的商业利益。
的确，英国正被战争缠身，俄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德国已被消灭，而美国又有些放松，所以日本就趁机发展了一种地方性门罗主义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政策，宣布对邻国的领土与领水实施某种保护。1915年，它向中国当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21条要求，让这个处于困境中的国家出让大部分主权给它，随后就马上派出商人、资本家与军官，聚集在这个新领地，寻求贸易与特权。
在反对21条要求的抗议声消失之前，威尔逊总统就准许国务卿兰辛和日本大使石井子爵交换诏令，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这个列岛帝国在中国拥有特殊的利益。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日本和美国及其他协约国一同实施了另一个战略推进，占领了东西伯利亚，其理由是，“保护供给线与德国自治的努力”。对于猎取特权的人而言，这片大陆非常诱人，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只要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即便其他国家都已撤回自己的部队，他们也不会撤回自己的部队。后来，又在巴黎进行了最后的讨价还价——威尔逊因迫切期望日本代表团支持他的国际联盟，所以让日本占有山东省，条件是最终要归还给中国，并准许日本接管德国的雅浦岛，作为其委任统治地。这些都未遭到反对。
这些发生在远东的事情，自然引起了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自由派觉得，任何不通过道德说教进行掩饰的权利、资格、特权与财产，都是极其糟糕的事情。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与菲律宾实施前进政策的宣扬者，则另有他们的烦恼，于是他们便与人道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起批判东京的阴谋；而想在中国获得发展的美国商人与资本家，对他们因门户关闭而遭受威胁的权利与前景，也唱起了一首挽歌。在太平洋沿岸，移民问题再一次点燃了熊熊烈火；在中国的传教士及其国内的支持者，发出了对“异教徒日本”发动圣战的呼声。在国会中，谴责东京已成为一件深得人心的事情。参议员洛奇素来称自己是韦伯斯特王朝的当然继承人，而且实际上他也是一位寻求远东市场的棉纺业的有力代言人。于是他不断地抨击日本，通过抨击身穿和服的日本军阀，来打击威尔逊总统与凡尔赛条约。
所以，当哈定于1912年再次开始实施西沃德—麦金利的政策时，一场真正的远东危机便迅速降临。它提出了这样的严重问题：能否迫使日本放弃它所获得的果实而又不削减美国或者英国在远东的帝国财产。倘若可能的话，采用和平方法；而倘若海军部与赫斯特根系的某些有力的人可以独断专行的话，就使用战争的方法。要寻找一些道义上的理由来进行压制并不难。例如，为了摆脱日本对大陆的控制，就必须坚持门户开放的原则，因为所有国家在商业利益上都拥有均等的机会。为了挽救中国，就必须保护这个有4亿人口的弱小无防御能力的共和国，反对只有6000万人口但高傲自负的帝国。这类说法里的一些东西是可以受到美国人道主义良心的欢迎的。
在这场反对日本的运动中，英国无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其人民的呻吟正在战争税收的重压下得到缓减。然而倘若要在太平洋上准备一场战争，那就不可能让人民获得什么解救。何况美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建筑战舰，可能近5年内就能从“海上霸主”的手中夺取制海权。在命相书中写得很清楚，英国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让任何一个强国在帝国利益攸关的海洋上占据统治着地位。但是，它要做出选择也是不简单的。任何削弱日本在中国贸易的行动，自然对英国国民是有利的，即便他们已在那个正在瓦解的共和国里垄断了大部分商业，并且已掌控大部分战略中心以便做进一步的行动。然而，万一日本与美国开战，而英国却和日本合作，这会遭到来自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强烈反对，让伦敦不能对此不顾而又不让帝国遭受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可否认的强大力量在牵制着它。因为英日同盟而保证获得的友好与帮助，让英国内阁不敢冒犯东京的内阁；像这种纽带是不可以轻易将其掐断的。日本海军曾在世界大战中帮助英国压制印度的革命；因为英日的合作，日本对山东省的占领已通过一项秘密条约批准；英国占领香港与威海卫时所进行的道义责任方面的说辞，和日本据以要求做出让步的说法是相似的；而且倘若要对中国进行讨伐性的远征，帮助更可能是来自东京而不是华盛顿——来自一个军事帝国而不是一个被和平主义情绪所困扰的政府，这个政府倘若不附加一些道德上的说教，就无法掠夺性地侵袭远方的国家。
对唐宁街而言，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微妙的。出于谨慎考虑，英国政府提出了缔结某种形式的同盟或者协定的建议，它将减少英国纳税人的负担，防止美国海军的力量超过英国海军，瓦解日本对中国贸易与资源的控制，保证3大强国继续拥有它们已获得的统治权，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可以保持友好交往。在罗斯福任期内，英国、日本与美国曾达成秘密谅解，如今又以公开的形式达成了一项公开的盟约，重申那些誓约，或许会更为有效。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因为害怕被孤立，并且为了削减让农民不堪重负的赋税，也就别无他选了。对于大部分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而言，要同时与英美打仗，即便是心所期待，似乎也仅是一种狂热的幻想。所以，出于必要性，东京负责任的政治家们打算接受一项建议，对关于“太平洋上的威胁”交换意见。“神风”长期以来就有助于这个列岛帝国，即便在华盛顿也不会失灵。因此，所有迹象都表明，国际力量需要新的调整。
8
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无疑是适当的，而且这个主意十分契合美国当时的心情，因为最近的选举运动又在某种程度上增长了人们对和平的兴趣。在这场政治的较量里，不管是威尔逊对有关国际联盟（可以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最高权威）的大声呼吁，还是他对军国主义的猛烈抨击，都还未被人们彻底遗忘。然而，当总统竞选的喧嚣声消退后，很多曾为威尔逊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欢呼的人，又重新恢复了他们以前的那种情绪。于是，透过陆军部与海军部在国外散播的以及私人团体努力提倡的“充分防御”的迷雾，和平交往的思想又开始浮出水面。那一部分因为光荣、地位、利润、报酬、晋升与勋章而热爱战斗的美国人，至少暂时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与此同时，企业家也早已被繁重的所得税与利息税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喧嚣声搞得烦躁不已，所以这些人都无意去要求更多的英雄行为。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推测之言。潘兴将军与其他一些军官极力主张创立普通兵役制，作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永久性因素，这种主张获得公民协会的支持，并予以积极宣传。然而这种主张却遭到全国上下一致的否决，令所有那些超级爱国人士都惊愕不已。就连伦纳德·伍德将军这位提倡利用拿破仑方法来改变软弱的主要宣扬者，在其总统竞选中，为探测舆论，也自以为是地匆忙否决了任何强迫人民接受这一主张的意图。实际上，美国的陆军已迅速降低到12.5万人，国家防务再次依赖于民兵。在和平方面采取某种重大行动的时机已成熟。
参议员博拉至少是第一位公开宣布这场戏开场并为之负责的政治家，他让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决议，要求总统举行一次裁减军备的国际会议。1921年夏，据宣布，哈定已要求英国、法国、意大利与日本参加这次大会，并邀请中国、比利时、荷兰与葡萄牙公共审议有关远东与太平洋的事务。所有这些国家都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派出它们最精明的外交家来出席。
11月12日，哈定总统以一篇措辞妥当的演说揭开了华盛顿这场庆典的帷幕。不久后，国务卿休斯又非常直率地触及事物的核心，建议日本、英国与美国停止建筑主力舰，削减它们的海军力量，并规定一个海军节日——这种具体到行动上的明确且响亮的号召，让与会人员惊得目瞪口呆。据日本记者川上报道，当休斯逐点阐述自己的伟大论据时，会议上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全国上下，那些热衷于和平的人已看到一个新日子正在降临，开始普遍裁军，“人类议会”的旗帜飘扬起来。哈定迅速警告他们说，在他的计划中不存在任何空想的东西，他准备削减备战的费用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并且打算处理那些可能导致某些大国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的具体事情，这些警告并没有让那些热衷者彻底噤声。
华盛顿会议的实质结果，包括那些签订在条约里的和体现在友好会谈里的，可以归纳为3点。首先是用四强公约来替代英日同盟；英国、日本、法国与英国承认各自在太平洋上所拥有的岛屿，并采用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太平洋问题上的所有争端。这是一项同盟条约吗？倘若不是，它又是什么呢？某些美国参议员始终认为，它是一种联盟，保证四个签字国在太平洋上所拥有的帝国土地不受干扰，也就是四国之间和平相处，并结成统一阵线以反对其他野心勃勃的国家。
然而，哈定总统反对这种观点，他对参议院说，“这些条约都未让美国承担任何种类的同盟、牵涉或者卷入的责任。”倘若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那又需要去完成什么呢？哈定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又补充道：“据说（倘若是真的话），这些条约都毫无意义，因此是没有价值的。让我们接受这种还不至于彻底令人丧失信心的说法吧。”
这次会议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最终也在美国不动声色的强制下实现了，这就是日本撤离山东，将该省归还给中国；最后，日本军队从西伯利亚撤退。在这方面，条约还规定，缔约各方承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并且重新解释了一些特别条款，保证在适当的时机协商增加中国的关税以及废除外国人在这个共和国里享有的治外法权。除了将日本从山东与西伯利亚驱逐出去外，这次会议中一些庄严的协定，并未让亚洲事务发生多大的实际改变。尽管国务卿不久后就宣布中止日本在大陆的特殊利益得到了蓝辛—石井的谅解，然而这种正常状态的恢复，仅仅只是纸上的把戏，而不是经济上的事实。
华盛顿会议最终缔结了五国条约。依据这项条约，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与日本同意在10年内以一个固定的比率限制主力舰的生产。这项方案最为重要的特点是，这两个盎格罗—撒克逊民族之间创建了平等的海军力量，而分配给日本的相当于分配给它们各方的3/5的吨位。这样一来，主力舰的建造实际上已停止。
会议还打算控制潜水艇的建造以及缓和海军竞赛其他方面的紧张局势，但是并未取得什么效果。的确，很多海军专家觉得，未来的海战主要是在海下与空中，无畏战舰与超级无畏战舰，就如大而笨重的木船一般过时了，完全有把握将其炸成碎片。不管怎样，华盛顿会议让在建筑主力舰方面有了极大的节省，却默许无限制地建造其他种类的战舰，并让专家们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来研究用于海上战斗的各类舰船的优缺点。
华盛顿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议于1922年2月6日召开。到这个时候，谈判或者至少是为公众熟知的讨论情况表明，在华盛顿集会的外交家们，都是一些想要获得物质成果的讲究实际的人，而不是打算建立新秩序的空想家。正是因为这种理解，英国与日本迅速批准了各项协定，美国参议院在对四国公约进行了一项温和的保留后，也批准了整个协定。通过这些方法，太平洋上的紧张局势明显得到了缓解。缔约各方都能指出它在会议桌上获得了某些物质利益，然而却没有哪一方保证实施任何种类的公约，禁止在任何时候通过武力来保卫民族利益与民族尊严。
这次会议取得了成功，在这种鼓励下，哈定政府在和平解决其他国际争端上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尽管它坚持认为，1920年全民公决已宣布国际联盟永远无效，但它仍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国际常设法庭的诉讼情况，这个法庭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建立的，1922年2月在海牙开始运行。没过多久，华盛顿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微弱的行动。国务卿休斯发表声明，承认在独立基础上成立的世界法庭。这是一种妥协，然而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由国际联盟主持的国际法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呼吁建立另一个国际法庭，这无疑是太过高傲了。
或许是为了解决这一争端，哈定亲口宣布，美国愿意参加现存的国际法庭，倘若它的组成“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在形式上与实质上，都明显表现出或即将表现出是一个世界法庭而不是国联法庭”——这些附加的特殊条件，其目的是维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平等权利，并且确保美国在任何情况下的独立行动。总而言之，既要享受到国际合作的好处，又要避免任何随之而来的牵连。然而，就连这样的需求也引起了国内的烦恼。尽管哈定获得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内很多鼓吹国联者的支持，但是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孤立主义者无情的敌视。他于1923年为督促和海牙法庭合作而提交至参议院的咨文，受到了令人心寒的老一套对待。
9
群众各类呼声原本对推动与制止国会的议事是比较有影响的，然而1920年选举所产生的授权却不如在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那般明显。因为实行普选参议员，已让参议院更为接近众议院的水平，而且依照宪法规定，参议院中有2/3的上届议员得以从那次让威尔逊大厦垮台的政治大灾难中逃脱。共和党人的确在两院中赢得了多数票，然而他们队伍中以及民主党中的农业派异常强大，使得哈定不得不以小心谨慎的现实主义态度来探索自己的道路。
1922年的国会选举，并未让哈定的事情变得更容易。恰恰相反，这次选举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票数都有所减少，它在西北地区失去了两个可靠的参议员，其中一个被农工党的候选人取代，另一个被某位无党派同盟的倡导者取代，这属于激进农场主的一个组织，已经接受了平民主义的权杖。实际上，农业也正经历着另一次毁灭性的萧条，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到危险的程度，1860年在芝加哥组成的共和党联盟又再次表现出破裂的迹象。
因为这些情况，在寻找正常状态的最初岁月里，国会中的麦金利学派人士处于真正的困境中。共和党左翼与民主党组建了一个农业集团，只是因为对他们做了显著妥协，也就是对原料和农产品实施高关税，国会才得以批准一些关税法案，恢复保护制造商的制度——这是继1922年9月21日福德尼—麦坎伯法之后的又一个紧急法案。在重大问题上，尤其是给船主津贴与税负问题上，那些恢复正常状态的指导者们遭到了全线败退。
给从事商船营运的私人公司提供津贴的问题，多年来就引起激烈的争论。这种对私人公司的帮助曾是汉密尔顿—韦伯斯特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在内战前夕被民主党人撤销了，而共和党内的工业大王们一直就无力让它的农业一翼来恢复这种做法。这就是世界大战爆发时让航运遭受大破坏的具体情况，它让美国没有足够的船只来向协约国运送高价出售的军火与粮食。结果让钢铁与火药的制造者以及谷物与棉花的种植者都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劳工—种植园主的代表都站到了威尔逊一边，尽管依然不愿意给私人资本家提供津贴，但总算同意大家共同拥有船只。据此，国会在1916年通过了造船局法，规定由联邦政府购买、租借以及经营商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