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正常状态的追求（2）
在治愈创伤与恢复正常状态的前景开始明朗时，这件旧事又再次被提起。为了响应工业大亨们“让政府滚出企业界”的呼声，哈定总统提议，以优惠的条件将政府拥有的船只转交给私人公司，并拨出大量款项来帮助它们以可观的利润经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农业集团的鼓动下，国会不同意批准这项计划。
哈定政府并未被这方面的失败所吓倒，又要求削减对发财、享乐者所征收的直接税。毋庸置疑，体现在所得税、遗产税以及超额利润税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和共和党过去的政策是大相径庭的。该党在内战与西班牙战争时是依靠出售公债来维持政府的。而且，它还不打算对企业主在其领导的战争中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进行严格的征税。
所以，对于那些马上就要上台的正常状态的预言家而言，最自然的期望是，即便不对威尔逊的税收方案发起一场革命，至少也要对其最严苛的条款进行巨大的修改。他们发现约有一半的联邦收入来自所得税与遗产税，就坚决要求降低它们。梅陇部长被东部人士称赞为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伟大的财政家，他通过一项具体的决议，竭力对它们进行大幅度的削减，尤其是对最高收入者所征收的——对最高收入等级的人征收的超额累进所得税从65％降至25％。然而，国会中的反叛者否决了这项提议，在1921年的岁入法中，对最高收入的超额累进税维持在50％，这让那些为此付账的人伤心不已。
除了拒绝削减向富人征收的税外，国会还拒绝废除从社会民主运动以来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与社会化的纲领。实际上，自共和党在1918年国会选举中获胜后，在这个题目下所通过的一些重大法令，还没有任何一项被彻底废除。国会一方面继续利用联邦赠款来帮助公路建设与教育事业，另一方面还在福利救济工作领域做新的探索。1920年批准的工业复兴法，以国家的名义通过了由社会负责工业意外事故的建议，由联邦拨款给各州，帮助那些在工业或者其他合法职业中的伤员重新被民间企业雇佣。第二年，国会又做出了一个新奇的决定，拨出资金保护分娩期中母亲与婴儿的福利。这个计划原本是妇女民权组织要求国会重点考虑的，它曾遭到那些以州权与神圣个人主义为名义的人的极力反对，然而这种反对终归无效。这些反对者在国家立法机关内失败后，又呼吁最高法院，但同样遭到断然拒绝。
这些想通过集体行动来促进普遍改进的信徒们，凭借某种坚定的决心，不依不挠地向前迈进。他们想利用联邦立法来限制童工的两次努力——一次是通过管理州际商业，另一次是通过税收——都受到最高法院的阻碍，于是他们迅速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准许特别颁布全国性的童工法律。契约的维护者再次发出悲叹，然而国会仍于1924年通过决议，同意在全国劳工状况中进行这项形式的联邦干预。这项修正案在各州遭到冷遇，但这并非国会的过错。
在国会的议事厅内，集体主义的原则在继续实行。威尔逊政府专为农业提供联邦援助的组织不仅原封未动，而且还由于一些新法律扩大了。这些法律增加农业贷款，鼓励农场主组织合作社，并将联邦控制扩大到牲畜围场与谷物投机方面。在解决两大全国性产业也就是铁路与煤矿的事情时，国会拒绝单纯依靠竞争与私营企业的慈善作用，虽然司法部长多尔蒂可能粗蛮地起诉社会主义信条的鼓吹者。当铁路因为1920年的埃施—卡明斯法而退还其业主时，并未采取什么措施去破坏这个伟大的制度和刺激竞争性的斗争；与此相反，州际商业委员会获得授权与指示，打算在现有的运输业中实行新的联合。国会甚至超出这一规定，设法让资力雄厚的铁路公司来帮助较弱的公司，命令它们从超出一个固定百分比的收入中拿出一半，投到全国的基金中，以帮助一般的铁路。尽管这一计划被法庭看作是一项以普遍利益为名夺取私人财产的阴谋而予以否决，但是最高法院却承认了它，并由大法官塔夫脱阐述了理由。
就连在距离州际商业很远的领域里，一些负责的政治家也采用了集体行动的原则。因为1922年春季煤矿罢工而多了一份警觉，国会增大了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同意它在紧急时期控制煤矿的运输，杀下“不公正的价格”，并且规定任命一位联邦煤矿局长，成立一个机构来调查这个产业。在一段时间后，这个机构报告说，以往一些正统的思想家觉得煤矿只是各州管辖下的私人企业，实际上它不但“影响公众利益”，而且还是联邦管理与政府机构控制的恰当问题。毫无疑问，依据国会的意见，国家并不必要恢复麦金利时代的所有惯例。在国家立法方面，当哈定1923年8月在旧金山去世时，他还远未达到正常状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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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定的下一任加尔文·柯立芝是马萨诸塞州（丹尼尔·韦伯斯特的州）人，他正好拥有促进这个恢复与治愈政策所需要的教养、脾性与主张。柯立芝同样也是从美国乡村政治学派渐渐发展至高位的人，他谨小慎微，听从党领袖的领导。他长期效忠于自己的党，最开始是担任市法务官与法庭书记，然后由北安普顿市议员升入州立法机关，继而担任副州长，最后当上了州长。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因为一些不成熟的举动而让身边的人感到震惊；在没有适当的保护前，也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信念。谨慎与调和是他的座右铭；耐心与俭朴是他的生活信条。
柯立芝在地方的众多成就中，只有一个引起了全国的兴趣。1919年，当他还是州长时，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波士顿警察要求提高工资，以应付不断增长的生活费用。警察的要求未得到实现，于是他们开始罢工，顿时让全市在短短几天内失去了保障。全市陷入一片混乱中，经常发生抢劫，因为冲突与激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柯立芝州长召集州民兵，并给塞缪尔·冈珀斯发出了一份语气坚定的信件，通知他说，“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都无权通过罢工来反对公共安全。”语言是这样坚决，以至威尔逊总统极为欣赏柯立芝的立场，一家报纸称赞他是一位无声的钢铁巨人，拥有大无畏的勇气。
然而，评论界却觉得，柯立芝有点英雄气概是非常可笑的。评论界还试图表明，他远未尽到自己的职责。实际上，他在尽量拖延以逃避责任，在波士顿市长获得警察局长帮助而完全掌握局势之前，他拒绝采取行动。而他最后之所以采取行动，只是因为他已可以在充分的政治保险下登上舞台。对于评论界这些说法，一直以来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过，想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必长期在黑暗中摸索。柯立芝州长本人并未使用模棱两可的解释，而是直接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在这件事情因党派争论而变得模糊不清前，他在1919年共和党州大会上进行的演说就是如此做的。他说，“有一部分人极力劝诫我撤销警察局长的职务，有一部分人则要求他改变自身的方针。对所有这一切，我必须回答说，我没有权力批准它的行动，也不能合法地对其进行干预。……为了能尽快恢复秩序，我通过事先的安排和他站在一起，而警察局长则向州长提议召集州的警卫队。在他的请求下，我这么做了。”这种平实毫无矫饰的语言，就像他的为人一样，而一些新闻记者与竞选经理人却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柯立芝被支持他的报刊评价为是一个冷静而克制的政治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敏捷多才的演说家与作家。他的演说与发言曾结集成两三卷书，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开函件与文章，显露了他在广泛问题上表达意见的才能，其中不乏精明与真诚，这让他的朋友们不禁联想起林肯。他在一系列论及历史与哲学的演说中，重点阐述了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这表明他非常理解从华盛顿时代到他这个时代政党斗争的本质。他以大胆的笔触讲述了汉密尔顿制度与沿袭传统的该党的各项政策。“如今在这个国家掌权的党，”他在1922年说道，“通过它目前的原则宣言，通过它从先辈也就是联邦党人与辉格党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通过这些人与该党自身的成就，表明它的政策就是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带领下所实行过的政策。”
在柯立芝诸多的特点里，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他直率地表达他的信念是，制造业是美国文明的一大动力。“美国进步的动力，”他说道，“就是它的工业。工业创造的财富对美国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倘若没有工业，目前农业的伟大力量仍将是18世纪时的情况。”和这个观点相一致的是，他将全力支持工业的威廉·麦金利看作是华盛顿著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继承者。他说，这位俄亥俄州的政治家已然接受了“汉密尔顿与克莱的工作……再次树立起他们的原则，而且在其领导下，政府重新实施他们的政策。”
然而，柯立芝并未忘记罗斯福与威尔逊对企业领导人的斥责；他同意这种说法，即“有人正企图不断对政府事务进行不适当的控制”。他在1921年说道，“这种情况在大约20年前达到顶峰。”不过这个弊端已被克服。他宣布，罗斯福“已经清除了垄断的威胁。他让人民的权利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是……共和国的捍卫者。他察觉国家处在威胁之中，同时也是他扫除了国家的威胁”。结论当然是，如今只需沿着汉密尔顿、克莱与麦金利所制定的路线前进，“特权”这个妖魔已被罗斯福消灭。
尽管柯立芝特别强调经济力量在美国社会进化中发挥的作用，但是绝不将发财与享受看作是它们的目的。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充满了道德的光辉。“倘若社会中缺乏知识与道德，”他说道，“它就将毁灭。……所有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圣经》。……文明不但要依赖人民的知识，而且要依赖创造知识的人。……拥有最大道德力量的国家就将取得成功。”当直接谈到政治与经济时，他用相同的语调说：“我们需要的是节俭与勤劳……让每个人都继续劳动……我们是通过辛劳、苦难以及牺牲才得到今天这么大的产业……人们是通过进化而不是通过革命来决定自身命运的……人们建造一座工厂就相当于建造一座教堂，人们在那里劳动也就相当于在那里礼拜，任何人都不应该遭到轻视与责备，而应当受到尊重与肯定……我们是一个身体的各个部分……倘若劳工憔悴，工业也肯定不会繁荣。倘若制造业萧条，运输业也不可能兴旺……利润大说明工资总额也大……政治不是一种目的，而属于一种手段……这就是统治的艺术……在马萨诸塞州，我们的首要角色是公民，然后才是党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管理，而是需要更多的文化……亚伯拉罕·林肯不是一位激进派，而是一位保守派。他从不浪费，而是专注于节省……民主不能削弱只能增强……人的天性促使其永远向前……麦金利是‘繁荣的先遣人员’，他或许是人类知识与道德力量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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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立芝总统的实际纲领是在这种经济与道德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因简单明了而易于被人接受理解。税负将予以削减，然而不是减少群众消费品的税，而是减少那些高居美国盛宴的人的所得税。他表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考虑到要给富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以便给穷苦人提供更多的有利可图的职业的机会。与此相关的是，至少可以通过行政命令以及对托拉斯的起诉来干预企业，因为罗斯福已消除了垄断的威胁。在同一个方面，他也表现出奴颜婢膝的样子，他反对对东部工业地区征税以及将国家收入以津贴的形式分配给道路建筑、保健、教育与其他社会目的，觉得这都触犯了民主党人长期尊重的州权的神圣信条。
柯立芝求助于相同的经济精神，批判了用政府财政力量以及有组织的力量帮助农场主的行为，也就是以管制物价的方法，抵消农产品售价与受到关税保护的制造品价格之间的差价。和柯立芝对待国库与纳税人的温和态度相一致的是，他不同意拨出大笔款项以津贴的方式发给上一次参加争取民主大战的士兵。最终，这条由汉密尔顿开动并且由克莱、韦伯斯特与麦金利成功驾驶的国家航船，不能由于一些在船舱下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丑闻而受到惊扰；坏人应当受到惩罚，但眼睛却应该仰望上空的星星。
只要上届政权遗留下来的参议院与众议院握住了大权，柯立芝就会发现，他要顺利通过近几年回潮所造成的荆棘之路是非常困难的。他反对给士兵提供津贴，国会却不顾他的意见而通过了决议。他要求大幅度削减超额累进税，国会却在1924年的岁入法中将50万美元以上的超额累进所得税率定成40％，甚至赞同将所有所得税缴纳者的收入情况公布于众。除了已通过的有关农场主问题的立法外，如今又通过了新的法律与新的财政援助形式。他为了让一个“拥有建设性经济想象力”的人进入司法部所做出的努力，也因为共和党队伍的反叛而宣告失败，因为大多数农业地区的国会议员已厌烦共和党的招牌，如今和民主党人而不是柯立芝政府合作。总而言之，哈定在1920年许下的治愈与恢复的承诺，通过不懈且艰苦的努力，并未产生让共和党高层领导感到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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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的经理人坚信，通过正面进攻能攻克正常状态下的绝大多数阵地，于是在1924年再次提名柯立芝为总统候选人，并且在基调演说与纲领要点中嘲讽和抛弃了共和党的国会纲领。民主党人面临的是高举治愈创伤与安定旗帜的强有力的党派对手，在一片嘈杂声中，也打算参加这次竞赛。在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上，尽管经过数日不停歇的努力，人们依然在喧闹声中游移不定，激进派的斗士威廉·麦卡杜与温和派的代表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州长为争夺党的领导权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最终，僵局被打破，胜利归第三个竞争者所得——西弗吉尼亚州与纽约州的约翰·戴维斯。除了右翼外，他未引起人们的热情。戴维斯显然是一个斯文有礼的绅士；他在威尔逊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与驻英大使时的行为举止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他缺乏布赖恩那样高昂的热情，也没有威尔逊那样的口才，而且因与摩根银行及公司的关系而陷入不利的境地。另外，即便说他的纲领在进口商眼中还不错，但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与那位伟大平民的农业队伍也缺乏吸引力。
一个反叛的候选人无疑拥有极大的活动余地，而所有迹象都表明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合情合理的人选。他是众多进步民主法令的制定者，在国会中领导了反对那些提倡正常状态的人的斗争，所以不会一直支持柯立芝或者戴维斯。在明确无误地表明自己不会墨守成规后，这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终于在一次匆忙召开的全国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次会议主要是由农场主与具有劳工成分的代表组成，并且获得了一些进步的同情分子的支持，其中很多是妇女。就连社会主义者也支持他，而让少数不妥协的共产党人去做从根上推翻资本主义的事情。美国劳工联合会因为遭到两个主要政党头目非常不友好的对待，也正式向拉福莱特发出祝福，从而让一群不成熟的政客觉得，终有一天会实现伟大的经济联合。
如今，一场三角战斗要进行到底。柯立芝坚持维护“正常状态与常识”——美国宪法与先辈的智慧。戴维斯一心专注于国会调查所揭发的共和党官员的贪污与渎职。拉福莱特则联合农业派与产业工人，正面进攻托拉斯与垄断企业，批判最高法院是惯例的维护者，并且谴责在加勒比海地区与远东的帝国主义前进政策。投票箱再次做出决定性的判决：柯立芝个人赢得的票数比其对手加起来获得的票数还要多200多万张，共和党在国会内占据多数地位，又能够更有效地来协调正常化的事业。
在这种新的理智气候下，政府的政策和选举的结果始终一致。所得税被削减了，降低最高收入税率的计划被国会所接受。尽管政府开始采取立法行动来反对工业方面的新的兼并，但是依然实施着对企业不干涉的一般政策。柯立芝抛弃了罗斯福在1920年煤矿罢工中开创的先例，允许无烟煤的老板与矿工进行艰苦斗争，这斗争从1925年9月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2月。所以，这件事就证明，经济企业是不会遭受起诉的折磨与阻碍的。工业各州的普遍兴盛，让以下说法似乎是真的一样：至少在短时期内，汉密尔顿—韦伯斯特—克莱—麦金利—柯立芝原则的实施，比进步民主或者新自由纲领的统治，更能带给群众丰富的好东西。对于他们恢复正常化的不懈努力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报酬。
在外交事务上，柯立芝政府于1924年选举之后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当然，它的道路还是和共和党在西班牙战争时执行的第二阶段前进政策一样清晰。的确，那些促使美国走向七大洲的经济力量，几乎比以往更加有力、更加显著：海外投资与贸易已然增加了很多倍，膨胀起来的工业设备（尤其是由世界大战刺激起来的），需要为其不断增长的产品寻找更广阔的市场。
海军部长柯蒂斯·威尔伯曾简明地总结了这个新形势。在柯立芝视察约两个月后，他在1925年5月7日对康涅狄格州商会发表演说时讲道：“美国有2000万吨以上的商船来发展全球商业，其价值高达30亿美元。除了政府贷款外，我们在海外拥有贷款与资产100多亿美元。倘若加上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大概是100亿美元——其总数几乎等于1868年美国所有的财产，而倘若再加上外国政府欠美国的债务80亿美元，那么总数就是310亿美元，大概等于1878年美国的国民财富……当我们提到保护我们的国旗时，也必须要想到这些巨大的利益……我们之所以进行战斗，并不是因为德国入侵或者威胁入侵美国，而是因为德国干扰了我们在北海上的商业发展，并且妨碍我国公民在公海上保卫我们的国旗……为了保卫美国，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必须捍卫它的利益与国旗……一名美国小孩在远离我们海岸1000英里的扬子江畔哭泣，就可以召唤美国海军的船舰前往这条河流，以保护这个孩子，使其免遭不公正的袭击。”
要解决这种经济上的负担，需要在外交上付出巨大的努力，柯立芝总统以实用主义的现实态度来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有关欧洲国家拖欠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其解决办法必须既照顾到国内舆论又照顾到国际关系。大部分美国纳税人觉得，他们有权讨回在世界大战中借给外国的钱以缓解他们自身的压力。然而美国银行家却有其他打算；倘若毫不留情地讨回国外债务，就会让他们很难再向国外的公司两方贷出款项，而且会妨碍他们以该种营业模式收取巨大回扣。倘若银行与投资集团可以削减它们的巨额所得税，然后将清偿过去为贷款给协约国而发行的联邦公债的重担转嫁给消费者，那么它就可以得到双重的幸运，也就是既勾销了债务，又能在其管理下准备对国外进行新的财政安排。
享受保护关税所带来的益处的美国制造商，也以同样的理由提倡平和地对待那些因共同争取民主的战争而产生的义务。倘若要偿还债务，必须要通过货物的形式来支付，结果将导致大量的外国货物涌入美国——这正是他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另外，国内还存在一种舆论，要求对在“这次伟大的人道主义讨伐”中所结成的友谊持同情态度，迫切希望获得欧洲对美国的好感，而且债务国家的公民也为此大声呼吁。所以，一个支持勾销债务的宣传运动在各地广泛开展起来。更为糟糕的是，收债与讨债方面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尽管还没有哪个债务国敢提出比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提出的更大的理由，通过简单的没收来为拒绝负债辩护。
在普通纳税人与有关各方之间，联邦政府必须谨慎处事，而更倾向于群众。哈定政府曾通过英国谈判来清算问题，尽管它的条件对英国来说似乎严厉了一点，但是数目还未达到公债票面上的总数。柯立芝政府则偏向于投资集团的观点，给法国、比利时与意大利更宽松的条件，而且表明它不打算太苛刻或者更紧逼。总共要收多少，或者实际上可能收到多少，直至美国参加世界大战后10年，依旧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
和债务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是和欧洲的整个关系问题。那些严厉批判国际联盟的人，继续拒绝参加那个为了调整国际争端而成立的组织。然而，就像国务卿威尔伯所说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因为美国投资者在欧洲国家的实际利害关系，要求存在某种类型的合作。即便说联邦政府无法参加欧洲的各项会议，但美国的银行家却可以参加欧洲金融家们的各项会议。实际上，他们曾为实行道威斯计划的运动提供过物资援助，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德国的经济制度，并且为了至少收取部分的战争赔款。另外，他们还在美国筹集了大量的德国贷款，以帮助建立新秩序，其条件当然是对他们非常有利的。
经济合作仅仅只是政治或者至少是法律合作的一个环节。很多赞同前者的人，和威尔逊派的理想主义者共同来推动后者的实现。可以说，对国际争端进行仲裁，是长期以来美国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这个国家已是1899年海军会议创建的国际法庭的成员，所以，看来它不会极力拒绝参加由国际联盟创建的世界法庭。柯立芝总统遵照其先行者的范例，批准了这个计划；参议院在附加了很多保留与条件后也在1926年批准了——除其他国家愿意接受提出的各项条款。尽管这个谨慎的举动依旧引来极大的争论，但是从程度上说它所承担的义务并不严重，尤其是和在海军会议与仲裁条约中的保证所潜藏的麻烦相比。的确，所承担的义务很轻，以致国际联盟中一些主要国家采取了措施，相当于拒绝了美国的条件。
通常来说，拟议中的美国加入世界法庭，好像只是保证国际友好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克利夫兰、麦金利、罗斯福、塔夫脱与威尔逊一般，柯立芝总统也大胆地宣布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拥护者。他曾公开拒绝那些海军与空军代言人的要求，这些人每到国会讨论拨款法案时就磨刀霍霍、虎视眈眈。有一次，他亲口对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班学生说，在这个国家，政府的文职部门比海军与陆军部门要高。为了能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柯立芝反对1924年法令中有关排斥日本移民的规定，而且他还表示，倘若不将这一点纳入法案文本中，他就将使用否决权。“在和平年代，”他说道，“才有最大的机会来减轻税收的负担。”
不过，当美国财产权利或者要求在某个小国遭到威胁时，柯立芝总统就会让它清楚，不管是对和平的爱好者还是对正常状态的希望，都不会阻止其使用军事机器来保护既得利益。1927年尼加拉瓜再次发生骚乱时，美国就再次在这个小小的国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当中国内部战争影响到美国的活动时，就派出大量海军去现场预防。柯立芝总统利用国内对尼加拉瓜问题产生愤怒，以及对墨西哥向美国业主与承租人实施其土地法而引发争论之机，通过白宫发言人直接宣布，整个争端可“总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公民在墨西哥的财产是不是被无偿地加以没收？’”当参议院一致同意对墨西哥争论（除了涉及美国权利外）进行仲裁时，柯立芝总统却不愿意对那个理论性的命题承担任何义务，而是拐弯抹角地说道，美国打算在某些国家中保护其公民的权益，并且依据自己的权限来解释这种权益，在必要的时候还将通过武力来坚持这种权益——说这话时，虽然已经通过谈判设立了一个权益委员会来调节墨西哥纠纷，而且墨西哥政府官员已经断定，必须遵从土地法的规定，只有1/7的石油公司，掌握着大约1/20的财产，尤其是属于多恩尼与梅隆集团的。柯立芝之所以做出这一坚决的决定，或许是因为国务院那些大惊小怪的报告宣称，布尔什维克正潜伏在各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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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争取正常状态的人，在回顾了恢复、治愈创伤的十年不懈努力后，尽管觉得在1924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削减了富人的税负，但却无法断定，他们最终已彻底回归那个酒足饭饱的年代。令人感到尴尬的事实是，他们活动的经济界，他们的思想与表达方式赖以生存的知识环境，都和麦金利、汉纳高呼的时代不一样了。倘若说有组织的劳工界还不是那么坚定——因为高工资、劳工银行、巨额积累，以及在各种企业里进行广泛投资，它已和资本主义的方法与哲学有了更紧密的联系——那么因为过去50年的经济变迁，也因为欧洲从战争转向和平，资本主义活动的舞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过去美好的日子里，美国的资金出借者事实上并没有在海外进行投资，而美国的制造商因为西部处女地的迅速开发，其货物差不多都是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当这种现象盛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银行家，和他们用财力予以支持的工业巨头是彼此同情地联结在一起的；欧洲文明的情况，和那些在宾夕法尼亚拥有高炉或者在北卡罗莱纳拥有纺锭的人们相比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然而，在新时代中，当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恢复安定时，整个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制造商一直在充实自己的设备，以便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如今已打入南美、亚洲与非洲的市场——这也是英国、法国、意大利与德国所觊觎的地区——他们甚至已进驻伦敦、巴黎、柏林、罗马与东京的店铺。而且，美国银行家们因为获得企业的利润与存款而脑满肠肥，已借给海外几十亿，而且每年仍继续借出千百万元——美国则因利息与分期还本而获得了数十亿固定收益，在所难免地要以制造品、原料与农产品的形式出现（至少在主要部分是这样），除非欧洲因为又一次大动乱而取消偿还。正是这个时候，那些在工业发展期曾大量需要美国农产品的旧大陆的国家，因为世界大战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负债累累，所以注定要直接或者以某种礼貌性方式拒付债券，或者大量向美国出口以此来抵消自身的债务。
所以，倘若进行现实的考虑，正常化时代也是一个矛盾不断的时代。除非通过信贷形式出之，否则美国不可能继续向世界出口大量农产品与制造品。倘若通过信贷的形式出之，会不会有哪一天，因为利息与分期还本，而最终导致美国商业与农业遭受进口方面的毁灭，或者美国投资者遭到拒绝偿还债务的对待？更有甚者，在这个表面看上去是无法抗拒的趋势中，是否迟早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美国银行集团与从事制造业的美国商人之间引发一场可怕的斗争？的确，报纸的金融专栏里每日都体现出这两种对抗势力的先锋力量间的尖锐冲突。最为明显的一点是，1926年10月，J．P．摩根亲口宣布其支持对欧洲的贸易自由。倘若说正常化的道路上充满光明，那么它也潜伏着较多的阴影。
在左翼方面，必须特别重视新的农业力量。由棉花种植园主与谷物地带的农场主领导的农业派，如今在世情方面已比丹尼尔·谢司、安德鲁·杰克逊或者杰里·辛普森更加成熟。近期的立法情况就彻底表明，他们已抛弃了通货膨胀的简单福音，认同某种更有实时性的东西，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满足。一方面，有组织的资本与有组织的劳工在支持制造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农场主的产品在欧洲市场逐渐缩小。受到来自这两方面的压力，农场主们已经开始有些惶恐不安。因为地价涨到了顶点，而农场工人的工资已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相当，农场主们在当前的收获季节里面临着更大的损失。他们已看到这样的前景：因为长久以来收入与支出越来越悬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可能将付之东流。
因为政治艺术的发展，农业派已经比1860年或者1896年具有更加复杂的见解，而且他们目前获得少数有力的政治家的支持，这些政治家觉得，拯救本国农业人口，比通过输入外国劳工而让城市工业中心成倍增长或者让已然富足的制造商获得更多利润都要重要。他们问道，倘若国家机器——外交家、炮舰、陆战队与陆军——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到地球的另一端去保卫与促进银行和工业，那么代表农业的公职部门为何不能发挥同样积极的作用呢？倘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造商可以在国内维持他们货物的高价，并且以巨大的折扣向国外倾销他们的剩余产品，而让国内消费者承担这个差价（倘若有的话），那么联邦政府为何不对农场主实施同样的手法呢？农业派正是怀有这种疑问而大声喊道：“保护所有人，不然谁都别保护。”或者像一名哲学家所明确总结的：“倘若大家无法都坐在桌子旁，那就干脆掀翻桌子，让大家都坐在地上。”尽管这个口号并未含有革命的味道，但是它却表明鼓吹安定的人们遭遇到了麻烦；同时也表明，他们管理国家的问题并不如麦金利与马库斯·汉纳政治学派所说的那么容易。而哈定总统还曾试图再次在白宫上空举起麦金利与汉纳学派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