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幻影的破灭

在柯立芝总统任职的最后几年，观察家通过白宫的门廊看经济景象是既清楚又愉悦的。批评家们觉得从总统的角度来看，那些天际升起的风云好像根本不存在。所以，只有两个问题吸引总统的注意力。其中一个是在一片繁荣兴盛的景象上添上最后几笔；另一个则是防止左翼农业派国会议员发生骚动。结果，在任职的最后几年里，柯立芝在重大立法方面少有作为。他提出的建议非常少，而否决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存在积极的方面，1928年的商船法让行业集团获得了政府的强大支持。民主党人坚持认为给商船发放津贴是对公众赤裸裸的欺骗，然而，就像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在世界大战中，农场主与棉花种植园主迫切需要船舶来运送他们出口的商品，所以威尔逊总统就让政府涉足航运企业。照柯立芝总统看，目前的问题就是怎样让政府退出私人企业，并从联邦财政部拿到足够多的资金来让私人企业的经营有利可图。因为国会的反对，所以获得直接津贴是不可能的。所以，最终选择了一种权宜的方法。新的法令规定，邮政局长可以以最低标价授予美国投标者邮政承包契约，以便将邮件运送到所有沿海运输法未规定的港口。最高费率可高达每英里12美元，而无论船上的邮件吨位是多少。政府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给船主提供优惠，以致造船局局长将这种优惠称作“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邮政津贴”。

依据这一法令与其他措施，政府将自身拥有的船只以低价出售给私人企业，给市邮政提供津贴，并低利贷出款项以建造船只，美国海军军官可以为商船服务，其一半收入由联邦财政部支付。作为对企业的另一个扶助，国会还规定，1932年之前，美国船只上的水手只需50％的美国公民即可。最终，整个航运业都再次由私人掌控，并受到政府极大的援助。在过渡时期，政府继续经营毫无盈利能力的“先锋航线”，只要收支明细表中的利润上升，就将它们转交给私人企业经营。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航运业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欧洲各海运国家也以各种借口补贴自己的航运业。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很多空船被充分利用起来，进行世界贸易。

柯立芝总统鼓励和批准联邦政府给商业与工业提供这种形式的好处，同时又憎恶国会中农业派领袖所提倡的某些措施。首先是于1927年就已通过的扶持农业的麦克纳里—豪根法。这一措施的真实目的是，在必要时不计损失地向国外倾销6种主要的过剩产品，然后支付给各种作物生产者一种弥补差价的“补偿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政府的援助下实行的。据该法案提出者透露，这可以让农产品价格在美国上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另外，还有一些措施，目的也是稳定农产品价格。西部的激进派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措施让自己繁荣起来，所以将这个计划（农场主的“大宪章”）提交至白宫审核。

柯立芝总统否决了这个计划，语气比往常更严厉坚决。他宣布，这个法案事实上是强加给政府以固定物价的——“这属于一种经济上的谬论，我国有权拒绝它”。他批评补偿费是“一种对少数集团非常有利的税收”，容易和对少数制造品征收的关税混淆在一起。他觉得，整个措施在原则上、观点上是复杂的、行不通的、不可靠的。另外，他的司法部长还觉得其中一部分是违宪的。然而，农业派并不因失败而焦躁不安，第二年又提交了一项相似的法案。它这次受到了比上一次更坚定的否决。对农业集团而言，事情已经非常明了了：柯立芝总统丝毫不打算代表政府签署任何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的法案。1928年选举临近时，这个问题还远远未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依旧棘手的问题自然就丢给了柯立芝的继任者。

第二个提议是在参议员诺里斯的引导下制定的，并获得两院中农业派议员的支持，它涉及到政府在马色尔·肖尔斯的发电厂。这个庞大的设施是作为军火生产计划的一部分在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多年来几乎完全弃置不用，国会就其处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28年，参议员诺里斯终于说服国会批准了他的法案，授权政府经营这个发电厂，生产电力与硝酸盐。柯立芝总统在这个法案上使用了“搁置否决权”。此后，他打破沉默，反对政府涉足“零售商业”，并且宣布，他可以签署一个法案，将马色尔·肖尔斯厂租借给私人企业。不管是搁置否决权还是此后的讲话，都未能平息反对派，所以这个问题依旧让这个国家头疼。

通过协商与妥协后，柯立芝总统批准了另两项措施，尽管依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从外表看它们是更加中性的。第一个措施是同意由联邦拨出巨款，实行一项公共工程系统，目的就是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洪水。第二个措施是在砾石峡谷或者黑色峡谷创建一座大坝，目的是发电、航运和灌溉。第二个措施不仅引起有关各州的愤怒，而且还唤起了政府所有以及政府经营的老幽灵。最终各方做出了妥协，内务部长被授予极大的权力来自由行事。经过国会激烈的争论后，规定内务部长在处理新坝的水、电使用时，要优先照顾公共机关，也就是州政府与市政府。最后这个工程开始着手建立，内务部长时常遭受来自公有制鼓吹者的压力，对他们的主张做出了虽不是完全但却是非常慷慨的让步。公有的原则确立下来，经营权则租赁了出去，公共机关被批准可使用绝大多数的水与电。曾经随便将水电站地址给出去或者非常廉价地出售出去的状况，如今已有了改变。

在一般国际关系上，柯立芝总统继续执行哈定政府所实施的妥协政策。在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有力量来实施强权政治的原则，而这是从联邦党—辉格党—共和党传统开始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这就是：足够自由地解释国家利益而不允许外国干预，并以充足的海上力量来坚持这种利益。然而，华盛顿会议已要求停止海军竞赛及其令人担忧的前进。而这种放弃主权的要求，已通过柯立芝政府签署的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约而加以肯定。该公约第一条说明，缔约各方“以各自人民的名义郑重宣布，它们不赞同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并且在它们彼此的关系里不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第二条则说明，它们“一致同意，对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不管是哪种性质与根源的争端或冲突，都通过和平方法进行调停或者解决”。换言之，必要时利用战争的手段来捍卫“国家尊严”与“重大利益”的保留条款，已最终且肯定地被否决了，自此以后将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矛盾。这样一来，1898年反对西班牙战争中的那些歪理邪说也被正式放弃了。

然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总括性语言，也由随后的解释加以限制。就像其签字国所解释的，依据它的条款，“只要是有关自卫权利的问题，（不可）通过任何方式加以限制或者妥协”；而如今每个国家都可以宣称，它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这个条约的漏洞似乎大到能包容任何突发事件的程度。另外，依照解释，倘若一方使用战争手段，“就自动解除另一方违背条约的责任”。在新公约下，国际联盟盟约中有关使用武力的协议并没有受到侵害。事实上，法国和东欧几个国家的防御同盟并未包括在这个公约的范围内。英国政府通过补充文件宣布，放弃战争的原则不适用于对英国和平与安全非常有关的世界地区。依据一项秘密谅解，门罗主义也不会受到战争非法的影响。所以，在谈到这个国际协议的义务时，很难说明它对具体的争端与冲突有什么实际意义。虽然如此，但在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里确实清楚地说明了放弃战争的原则。它标志着外交事务上的一种转变，若不是实质上的，也至少是书面上的。

柯立芝总统似乎对和平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热情，再次提出了世界法庭的问题。然而，在一段时期内，美国加入世界法庭的希望似乎是渺茫的。世界法庭的一些成员不愿接受美国参议院在1926年提出的一些保留，所以达成协议的所有希望都成为泡影。然而，柯立芝总统并未放弃自己的主张。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他派伊莱休·鲁特前往欧洲，目的就是达成一项妥协，让美国成为世界法庭的成员，同时又不承担让参议员不安的义务。这件事处理得很顺利，至少部分是这样的，因为鲁特可以达成一项协议，其准则似乎满足了孤立主义者所有合理的要求。随后，有关各方签了字，文件在胡佛总统任期内提交至参议员审核，但是却遭受了冷遇，并被搁置起来。世界法庭鼓吹者的不懈努力，并未让参议员们采取什么行动。

在所有这些建立和平的努力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实际的。1927年，日内瓦的海军会议解散，在缩减战舰这一问题上未达成任何一致。此后，柯立芝总统向国会提出建议，制造15艘新的巡洋舰，并说明交船时间不限。据说，其目的是迫使英国与日本同意缩减的协议，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海军复兴的信号。这个法案以多数票通过。但是，造船的速度却是非常快的，这既是因为造船集团强大的院外活动，也是因为利用钱来“招待”与“教育”国家立法机关的成员——就像参议院在1930年的一个调查中所透露的。

另外，事情毫无疑问，凯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约并未影响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地位与活动。因为担心尼加拉瓜再次发生骚乱，柯立芝总统派了一支海军陆战队到尼加拉瓜，经历一些战斗后，此地重新恢复了和平。当有人谴责这次行动并指出它背离了和平公约的精神时，柯立芝总统回应道：“我们在尼加拉瓜进行的战争，并不比一个警察在街上针对行人的战争更厉害。我们之所以去那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公民及其财产免遭战争的毁坏，并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恢复和平。”为了让这个行动合法化，柯立芝总统派亨利·史汀生以特使的身份前往尼加拉瓜，并逐步产生了一项计划。史汀生在和各派领袖谈判后，规定由美国监督今后的选举。次年，举行选举，新总统被扶上台，美国留下一小支军队来负责当地治安。据政府称，就如圣多明各的情况一般，在美国权利获得充分保证后，是很有可能在适当时机彻底撤退的。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1月。胡佛总统任期内也做过类似的努力，在适当的保证下，恢复海地的完全主权，但是此项计划遭到了无限拖延。如此一来，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霸权并未受到撼动。

在正常化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并未发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有关清算协约国对美国政府所欠债务的谈判，除了苏俄外，都已完成，而且截止到1932年底，各国都还清了欠款。早在1928年，财政问题的研究者就已清楚，旨在调整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已破灭，但华盛顿并不觉得这是需要美国采取行动的事情。旧大陆的列强都陆续承认了苏联，并设法和苏维埃政府发展商业关系，然而美国却坚持最初由国务卿休斯明确的立场：倘若苏联欲偿还欠款，它可以不举行会议而做到这一点，那时就是承认苏联的适当时机。

然而，哈定政府现在对国际联盟采取的冷淡态度已有所缓和；的确，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已时常参加国联主持召开的各种会议，在国联批准下签订的各种条约也获得了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然而，孤立主义依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长期以来，大量美元涌入国外投资市场；在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商务部派出大量代理人去国外鼓吹贸易；美国商人被告知，“去参加国外的游戏”，借款给外国人，寻求商品的出路，而且若有可能，就扩大自身工厂的规模以满足不断膨胀的需求。海军联合会竭力壮大海军与商船队，以便在地球的尽头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与财产。然而，这一切表面上都不是“牵连”与“卷入”，就像已故总统哈定所宣称的那样。

当柯立芝任期的帷幕降下来时，对于那些热爱光明的人而言，世界似乎并不光明。确切地说，已经出现了烦恼与不满的迹象。农场主与种植园主逐渐陷入债务累累与艰辛困苦的境地。曾经兴盛繁荣的企业显然已“处于困境”；洞察秋毫的研究者发现生产与运输的指数正在不断跳动。长期囚禁在中央监狱里的囚犯萨柯与万泽第的处决以及“汤姆·穆尼事件”这种激动人心的事件，对于少数知识分子与激进派同情者来说，是记忆犹新的。然而，整体来说，那些体面人物依旧忙于股票交易，出售商品，筹划“投资”托拉斯，借款给外国人，他们极少甚至根本不注意这些警号与震动。自1924年柯立芝先生当选以来，股票市场就以不一般的力量上下猛烈浮动。尽管国家圣殿附近已出现衰弱、不安的迹象，但是柯立芝总统及其著名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却发表正式声明称，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是“健全的”。哈定总统去世时，美国钢铁股票的价值为87点，而到1929年9月3日，该股票价值已达到261.75点。宗教、教育、出版以及“艺术”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位来自佛蒙特城以沉默著称的稳健派，于1929年3月4日离开白宫，获得报刊的一致赞扬，淹没了所有针对他的指摘。这个完美企业的完美象征，就这样从公职生活隐退到愉悦且高报酬的生活中去了。

1

柯立芝总统想在1928年继任，似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不断有呼声要求他下台。然而，他似乎具有神秘的预见，坚决不理睬这些要求，并让人们明白，他“不打算再次竞选”。在这一信号下，共和党各候选人都挥舞起自己的旗帜。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位居首位。长期以来，他就是万众瞩目的人物。作为比利时救援会的负责人，他在世界大战初期赢得了众人的好感。自美国加入世界大战后，他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继续对战争提供令人瞩目的服务。到1920年，他声名远扬，使得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发起了运动，要将其提升至总统的位置。当这一希望落空后，胡佛投身于共和党，并被哈定总统任命为商务部长。从这个有利的地位看，他可以和美国的企业集团接触，让他一直受到从事商业活动者的注意，并渐渐聚集起一批强有力的追随者。另外，他还主持各种慈善事业，尤其是通过美国救济协会与美国儿童保健协会，获得了更大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进，胡佛先生作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高效率的行政官员、粗野朴实的个人主义者以及温和的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已被一般人所接受。诸多身份结合在一起，就成为巨大的优势，这使得他在激烈的选举中获得了共和党的提名。

面对胡佛先生即将在未来几年成为柯立芝式繁荣的保证者这一情况，民主党人认为，再诉诸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式的农业主义是不可取的。他们选择艾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史密斯是克利夫兰派之驻地纽约州的人。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对手不同，他在青年时代早期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他曾担任州议会议员、纽约县行政司法官、市参议会主席以及纽约州州长。他起初就是塔曼尼厅的忠实成员，所以是根据它的规则来进行政治赌博的；同时，在他从一个职位升至另一个职位的过程中，也表现出极深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在事业上升期，他吸纳了一些明智的顾问，他们向其阐释了社会改良的思想与词语，并让他的演说与著作透露出现代自由主义的味道。就这样，一个纽约街头出身的穷孩子，一个和政党机器有着密切关联的人，就有了与其政治出身不同的立场，成为一位无敌的人民领袖。的确，因为时代的需要，塔曼尼厅本身又重新粉饰了一遍，而通过史密斯先生净化的“新塔曼尼”传统也因一些热心的宣传者而建立起来。这个号召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史密斯先生对待禁酒问题的态度，就像当下俗语所说的“湿得能拧出水来”。除了这些外，他还获得金融界大佬（比如伯纳迪·巴鲁克以及约翰·拉斯科布）的支持，他们可以提供给他竞选的资金。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清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里，史密斯先生却是一名天主教徒，所以他就和一个清教徒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里所处的地位一样。

在随后的选举运动中，在政治主张方面并未产生特别激烈的争论。胡佛先生特别指出自己的愿望，也就是清除富有迷惑力的繁荣所遗留下来的极个别死角。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道：“人类最古老而且或许是最高贵的愿望就是消除贫穷。……在如今的美国，我们已比过去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接近这个愿望。贫民窟正从我们身边消失。我们还未完全实现这个目标，然而，倘若我们可以沿着过去8年的政策走下去，我们就会在上帝的帮助下，看到贫穷从美国消失的那一天。若每个人不能平等就业，就无法彻底消灭贫穷。这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政策的主要目的。”史密斯先生的主张也无法超过它。在关税问题上，他的主张与其对手毫无区别，不外是承诺保护美国的工业与劳工。当史密斯先生反对禁酒而胡佛先生以虚弱的赞扬来捍卫它时，他们所属的两党也都没有做出明确的或者肯定的表现。两个候选人都提倡传统的孤立主义，强大的海军，以及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对于发生在东方、西方以及南方地平线上的国际问题，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就设法将矛头指向哈定政府统治期间所发生的石油丑闻与其他贪污案件上。这一散发恶臭的问题成为民主党大会演说的主旨，在随后的选举运动中不断被提及。实际上，哈定总统逝世后，不断拖延的审判与调查，就经常成为报纸上的头版头条，虽然人们仍一门心思地在寻找赚钱之道。E．F．多恩尼以及艾伯特·福尔的案件，就是针对油田租借方面所进行的贿赂以及行为不端，该案件正在审理中。据透露，同样卷入这场石油买卖的H．F．辛克莱，曾于1920年捐助共和党的竞选运动；利用石油利润购买的大批自由公债，在共和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尔·海斯的管理下，被莫名其妙地算入当年共和党的财政收入中。大概同一时间，还陆续揭发出其他一些丑闻。在民主党的政治演说中，这一切都显得非常重要，然而选民们显然对过去的丑闻并不感兴趣。也许他们觉得，民主党反复强调贪污腐败现象并不是出于善意，因为它本身就是特威德、克罗克以及墨菲的党，此后又迅速产生了詹姆斯·沃克及其神秘的银行账款，而塔曼尼其他领袖的“钱柜”里也有很多来历不明的现金。无论怎么说，胡佛先生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他在全美获得40个州的拥护，史密斯先生却只赢得8个州的票——其中6个是一直以来都支持民主党的南方各州，另外两个是新英格兰的马萨诸塞州与罗德岛。

2

共和党在选举运动的承诺中，有一项是保证将农业放在和工业平等的地位上；胡佛总统在任职后不久，就在国会一次特别的会议中号召履行这个义务。他没有亲自提出将农产品价格提高至更高水平的经济计划，仅仅只是提议建立一个农业局，负责寻找补救的方法，倘若可以找到补救方法的话。国会的反应是批准了1929年农业市场法。它明确宣布，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将投机活动减少至最低限度，避免销售中的浪费行为，鼓励生产者组建自治的协会，帮助“通过有秩序的生产与销售来防止、控制任一农产品的生产过剩”：所有这一切都是想抵制价格上的过分波动与压低。这项法令设立了农业局，并让农业局拥有一笔几亿美元的周转资金。农业局成立后，就贷款给农场主合作协会，扶助它们扩大旧有的合作社，形成新的组织，并建立处理、仓储以及销售产品的机构。通过稳定价格，农业局进入市场，目的就是购买农产品与限定价格。

即便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农业局在运行几个月后也遭遇很大的困难。虽然向市场注入千百万元，农产品的价格依旧向下跌，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到1932年，小麦的价格是每蒲式耳42美分，是三百多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因为对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持要支付很高的税额，又因为所有工业品价格都非常高，即便那些未抵押出好地的农场主，也难以做到收支相抵，而那些收入仅够支出土地或者在繁盛时期就已负债累累的土地所有者，直接就陷入了深渊。在美国各地，尤其是西部与南部，银行、土地银行以及放贷者，因为废除了抵押品的赎回权，获得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它们不可以出售，即便经营也无利可图。所以，对农业局的作用只可以这么说：倘若没有它的帮助，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然而在天差地别的因素下，它是无法兑现它所宣布的诺言的。农业局也同样受到普遍衰落的影响，无法阻止土崩瓦解的趋势。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修订关税。有关这一问题，选举运动上谈得不是很多，而且在主要方面也极少提及给农产品以和工业品同等的保护。然而，就像宾夕法尼亚州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瑟夫·格伦迪说证实的，这个向来都很敏感的关税率问题，曾给胡佛先生竞选运动赞助了大量的资金，因此他觉得，共和党获得胜利后会提高关税率。后来的确提高了，然而这一提议是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辩后才获得认可的，尤其是在参议院中，争论变得更为激烈。宣传的强度与院外活动的频繁，在关税立法史上是极少有先例的。比如，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他原本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却向参议院介绍了一位家乡制造商协会的代理人来帮忙拟定关税税则。经过数个月的讨论，最终于1930年夏，因民主党的投票，而让白宫批准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后来又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全国各地一些主要的经济学家与评论家都强烈反对这个措施，那些未投票支持它的民主党人则谴责它是“共和党一个可疑的政治交易”。然而，胡佛总统签订了它，对此，他解释说，因为该法的规定富有弹性，所以在关税委员会的合作下，每一个令人不悦的地方都会在执行中得以消除。如此一来，关税法就生效了，然而并没有出现麦金利式的繁荣，相反，所有企业的效益都在下降。

当大家仍在讨论关税法时，胡佛总统就已将注意力转向利用国际协议来削减海军军备的问题上。任职初期，胡佛总统就准许日内瓦预备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休·吉布森发布声明，赞同大幅度削减军备。这让欧洲各国政府都大为吃惊。如今英国的情况相对比较有利，因为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正在执政。1929年秋，麦克唐纳先生私自拜访了胡佛总统，没过多久，英国政府就邀请各国来伦敦参加海军会议。主要国家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请，于1930年初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这一次，海军专家被撇在一边，由文职人员掌控了全局。最终，英国、日本与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实施华盛顿会议有关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以及潜水艇的比例原则，然而有一项例外条款，也就是倘若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安全遭受到第四方的威胁，它有权增加自己的军备。

对此，英国、日本与美国的海军人士极其愤怒。各国海军宣传家不约而同地宣布，国家安全的原则已被弃置，这简直就是叛国行为。在美国，海军联合会对伦敦条约发起了“毁灭性的进攻”，众多海军上将集体签名抗议，以抵制海军部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以及少数追随他的海军上将的宣扬；一些孤立主义的参议员在赫斯特根系的强力支持下，非常气愤地攻击了这个条约。然而参议院最终还是获得了2/3的支持率，让伦敦条约成为法律。因此，胡佛总统遭到官僚集团与海军供应工业的巨大仇恨。

当他拒绝站到海军官员与国会议员一边去“扩大伦敦条约所设定的限额”时，迅速招来了更加强烈的反对。海军联合会谴责他无知，出卖了国家的利益——让美国利益从属于英国与日本。实际上，多年来，他还是唯一一个公开蔑视海军官僚机构的总统。威尔逊曾讲到过海军霸权；柯立芝曾宣布，海外的公民与美元，就如他们在美国国内一般，组成“国家版图”的一部分，他还深信，海军必须强大到足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保护他们。海军联合会也曾要求增强海军力量，让它强大到足以执行重大的军事行动，例如可以在欧洲、亚洲以及非洲水域反对任一强国或者所有强国的联合。然而，胡佛总统却直截了当地说，陆军与海军的作用就是让美国免遭入侵，这就相当于对马汉海军上将、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以及吉卜林的其他信徒们所宣扬的“强权政治”的背叛。

3

在胡佛总统正式开始实施他的纲领之前，长期笼罩在柯立芝执政期的乌云，立即扩散开来，并发出可怕的爆炸声。闪电与从远处传来的雷声已预示着不祥的征兆，然而这些却在1929年初被人忽视了。胡佛先生当选时，证券市场忽然繁荣起来，尽管主要工商业的指数正在衰退。工商业与金融业的领袖们，还有那些政客们，对此漠不关心，继续鼓励公众去“疯狂地挣钱”。整个夏天，股票价格持续高涨，到9月初，已达到弗雷德里克·路易斯·艾伦所说的“一片晴好”的地步。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355点，通用电气公司上升到396点，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上升到466点，美国钢铁公司上升到279点，原来还在考虑进行调整。接着就开始下跌，到10月，就发生了雷鸣一般的爆炸声。几十亿的票面价值与所谓的财富都付之东流。在这波涛汹涌的激流里，女演员、医生、教授、教师、办公室的勤务人员、卡车司机以及小镇商人，汤姆、狄克、哈里、威尔、苏珊、布里奇特以及简，曾经因为“比他们处境好的人”的劝诫与榜样，陷入疯狂的赌博中，想赚取更多的钱，如今却遭到了毁灭。他们将自己所持有的证券，混乱地在证券交易所中出售。

面对这一暴跌现象，全国的工商业与金融业领袖们困惑不已，他们不相信美好的日子会结束。除了极个别正直的人外，其他人都试图阻挡这个潮流，宣布美国不会出现严重的事情。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表明：“美国的工业情况绝对是健康的，我们的信用状况也良好。”摩根公司的托马斯·拉蒙特、证券交易所副主席理查德·怀特尼、老约翰·洛克菲勒与具有卓越思想的先生们，接连发表安抚人心的声明，大恐慌是毫无依据的，短期的波动很快就会过去，在干渴的国家面前，确实有一湖淡水，而不是幻影。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凭借他的生命与财富来维护这个假设，而胡佛总统也坚持认为，“国家的基本职责，也就是生产与分配，是在健全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层领导不断发表类似声明，然而信心却在一点一点地丧失，直到毁灭的事实已非常明显，才让除罗曼蒂克者以外的所有人缄口不言。当那些“最安全事业”的投资者盯着不付本息的债券，或者读着取消股息的通知时，当众多男女被挤出工厂、车间、办公室、学校与厨房时，残酷的事实已走到尽头：幻影终究是幻影。

那些管事者非常痛苦却又无法预测未来，于是只好沉溺于无限的期盼中。为了预防，胡佛总统召集工业、农业与劳工领袖到白宫开会，呼吁他们竭尽全力来保持经济企业的平稳发展。这一举动似乎让某些人产生了过分乐观的情绪。此后，他又呼吁各州州长，鼓励他们和联邦政府合作，扩大全国的、州的以及地方的公共工程，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就业不足。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国会中达成难得的一致，匆忙通过一项法案，削减所得税，以安抚富人，所以就在合众国创建以来和平时期里出现最大赤字的前夕，削减了联邦财政部的收入。整个1930年，股票市场都波动不定，在很多方面比上一年10月的最低水平稍有提高，然而有时候又表现出病态的虚弱，预示着前景更加曲折。救济委员会已建立，总统委员会也开始工作，然而不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无法提出一个全国统一行动的纲领。事情就这样随波逐流，直至1931年夏天。

1931年春天，中欧虚有其表的纸房子在全世界的恐慌声中崩塌，他原本是依靠英国与美国的信贷建立起来的，法国也曾提供过一定的补充。早春期间，据传，1855年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处在危机中，强烈要求世界各国银行提供援助。这个危机足以整垮德国的金融结构，倘若说结构这个词还适用于德国的话。到最后，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就连银行家也能理解，凡尔赛的“清算方法”带来的经济后果，就像凯恩斯所预言的，注定是一场大灾难。1929年，杨格计划取代了道威斯计划，但也只可以让死亡的判决延迟几个月。

胡佛总统为德国陷入的困境感到担忧，开始小心翼翼地和主要银行家商讨行动计划，随后不久他又听到兴登堡总统于6月20日发出的绝望呼声，于是便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延后一年支付政府间债务的本息。法国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回避了一段时间，然而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已经别无他选了。倘若各国政府不放弃他们的诉求，持有证券的个人与手头有投资与短期信贷的金融家就会濒临破产——不是德国被冻结的资产而是已僵化的资产。因为胡佛总统已采取预防措施，事先和国会领袖进行了商讨，所以国会在12月的会议上做出了让步，重新宣布它反对取消债务的决心，并拒绝建立调查委员会的建议。金融街因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延期付款暂时缓和了世界紧张形势，股票市场稍稍向上有所波动。然而，对外贸易并未随之恢复，而且股票很快又降了回去，人们又重新陷入失望之中。到秋季，当国会会期来临时，银行的破产，物价的下跌，债务的拖欠以及失业率的增加，都兆示着一场严重的危机降临。灾难的征兆是如此明显，以至人们不会对其产生误解。应该怎么办？在上次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制度通过破产与清理来自救，即将借款费用、资本间接费用以及商品价格降到低水平，从而让已削弱的购置力活跃起来，生产循环得以运转起来。还可以重走这条老路吗？有两件事在阻碍这一结果。首先，差不多有一半的工商业财富集中在200家公司，它们拥有强大的储备，并且牢牢控制着价格，这就表明，一般的清理方法与降低价格会拖延很长时间。其次，和上次大危机的情况一样，假设10个或者15个大铁路系统将由破产管理人掌控，那么人寿保险公司、储蓄银行以及其他一些持有大量铁路债券的机构就会崩溃，让灾难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胡佛总统主动提出了一个计划，利用政府的贷款来维持庞大的资本主义结构，以此来防止（倘若可能的话）因资本主义生产与分配的规律而必须实施的无情的清理。

在胡佛总统的提议下，国会建立了复兴金融公司，拥有20亿美元资本，并赋予其向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建筑与贷款协会、农场抵押协会、各条铁路与牲畜协会贷款的权力。在数月内，复兴金融公司就贷出了5000多笔款项，让大量破产事件延迟了，倘若说无法彻底避免的话。与此同时，国会中有人不断要求联邦拨款，救助全国各地的苦难。就像威尔·罗杰斯所说，银行家已获得救济，这回该轮到饥饿的失业者了。但是，胡佛总统坚决反对后一个计划。最开始，他坚持认为，至少救济失业的资金主要部分要来自私人慈善事业——以免发生任何带有英国救济失业味道的事情。此后，他又想将责任推给各个社区，让它们救济自己的贫民。现实证明，这些权宜之计还是不够的，国会好像又将作出大规模救济拨款的决定，这时候总统才被迫做出妥协。经调整后，计划规定对州与市贷款，建设具有自救性质的“生产性公共工程”，以便为闲置的人提供工作。尽管人们质疑这一措施的效果，但胡佛总统却彻底抛弃了前几次萧条的先例，让美国政府深陷于私人企业的金融结构中，只有时间才能告诉大家其长期后果会怎样。

当政府竭尽全力解决危机问题时，国会授权的各种机构展开了调查工作，它让公众更了解政治把戏。依照参议院1928年的一项决议，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了公用事业公司的组织与方法，尤其是它们的宣传工作，它惊讶地发现宣传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事实证明，这些个人的与集体的康采恩，已向公有制以及所有被认为是过于严厉的管理形式开战。它们悄然将大量印刷材料塞进报纸的社论与新闻栏里，审查经济与公民教科书，向公立学校进行大力度的宣传，给班级介绍演讲者，通过自己的走卒来聘用教授，并用资金津贴各种机构来进行“研究”。通过对院外集团活动、竞选资金以及竞选方法的调查，也获得了一些材料，它们让人们对众多公共法令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当胡佛总统否决关于由国家经营马色尔·肖尔斯发电厂的诺里斯法案时，批评者觉得，他或许是被宣传工作所骗，或许是他过于偏爱“电力托拉斯”。

总统与国会的其他关系也非常紧张。当他提名查尔斯·休斯继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之后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时，他惊讶地发现，参议院并不是全都同意，由西部参议员为首的一部分参议员进行了顽强尖锐的抵抗。在确定提名的辩论中，这些参议员宣布，休斯先生身为一位律师，多年来代表美国一些最强大的公司出席最高法院的审讯，他是一位大企业集团的代言人，倘若任命他，他就会纵容有财产的人蔑视人类权力。尽管最后提名批准了，但是辩论却留下了很深的伤疤。当胡佛总统向参议院提名北卡罗莱纳州法官约翰·帕克为最高法院法官时，又忽然爆发了一场风暴。人们批评帕克先生对有组织劳工以及黑色人种不公；说总统之所以提名他是为了偿还政治债务。经过激烈的争辩，提名被否决掉了。随后，提名并批准了欧文·罗伯茨为最高法院法官。或许是因为这次经验的教训，而且据说是因为参议员博拉的劝导，胡佛总统在资深法官霍姆斯退休后，任命纽约州的法官本杰明·卡多撒来补缺。卡多撒因其学识与智慧而被人称道，是一位眼光长远、具有人道主义观点的人，他和路易斯·布兰戴斯、哈伦·斯通坐到一起，就有助于维持历史上3票或4票对6票或5票的平衡状态。

和过去一样，国内矛盾也会反映到殖民事务上。由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波特·洛奇以及那位大力鼓吹强权政治的教授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描绘的帝国幻影已开始消失。菲律宾独立的问题被再次提出，并在1932年12月通过了一项有限法案。这个问题曾一度被少数相信独立宣言的波士顿清教徒所鼓吹；如今则被一些富有战斗精神的经济集团所要求——农场主觉得和菲律宾的进口发生了竞争，而有组织的劳工则抵制来自菲律宾移民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对此，投资与商业机会遭受威胁的资本家集团也表示抗议，但终究无法阻挡这一潮流。华尔街衰败之后，波多黎各衰退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岛上人口剧增，无情地耗费着该岛的物质资源。大量波多黎各人（都为好的美国公民）拥挤在已经不堪负重的纽约各区以及大陆上的其他城市里，为社会复合体增加了更多肤色，也为通天塔增加了新的语言。到最后，波多黎各总督于1932年公开表示，节制生育是避免堕落的唯一方法，这让天主教教士以及那些不愿听到此种言论的人惊恐不已。在“我们的经济殖民地”古巴，马查多的专制统治主导一切，它获得美国公私利益集团的支持，目的是防止革命，然而这个铁腕政权可以维持多久，还不得而知，尤其是制糖业的萧条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更是未定之天。

在外交关系上，胡佛总统实施着谨慎且温和的政策，没有丝毫盛气凌人的样子。在任职前，他到拉丁美洲做了“一次亲善旅行”，随后他又设法促进有助于商业来往的友好关系。尼加拉瓜的“稳定”过程在不断发展，尤其强调有助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加速撤离的各项行动。在海地，胡佛总统设法寻求一项调整方案，既能让美军撤离这个国家，又能保证美国的财产与投资。因为美国石油利益集团减轻了施予墨西哥政府的压力，一个类似波费里奥·迪亚士体制的保守政权已在这个动乱的国家建立，这就相对比较容易实施由德怀特·莫洛启动的安抚措施了。莫洛是柯立芝总统派到墨西哥城的美国大使。美国的损失是惨重的，然而格兰德河以北已再没人要为此战斗了，尤其是在艾伯特·福尔退休之后。政府面临的唯一选择是谨慎前进和拖延等待。南美洲的革命以及工商业的崩溃，让那些赞成侵略的人以及夺取特许权的人放松了警惕，国务院才获得喘息的时间。

然而，1931年底，太平洋彼岸出现了紧张的迹象，一下子威胁到了各国所谓的极其脆弱的和谐。日本政府烦恼于中国二十年的扰攘不安，贸易也受到了损害，又愤愤于美国1924年的排外法，于是便发展了门罗主义的做法（倘若不是门罗主义本身的话）。日本乘着真实的或是制造出来的满洲事件的机会，派遣大量部队去往该地区，向当地的中国军队发起战争，扩大了条约规定的控制范围，占领满洲，并建立了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傀儡国家。与此同时，为了镇压中国的反抗运动（对此，南京政府既不愿意也无能为力），日本扩大了其在上海的派遣军，经过各种调动，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以往英美的炮舰在一阵狂轰滥炸后就会让反对者噤若寒蝉，但这次的事件却有所不同，它发展成为一场破坏性的战争。在它结束前，中国的上海闸北被毁坏一空，大批人丧失了生命，外围地区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毁坏。一些经验丰富的国际问题观察家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军事行动仅表明，日本已熟稔西方列强300年来传授给它的功课；国际联盟中一些小国家——它们在远东没有广阔的领土或者商业利益会面临丧失的危险——与一些严肃看待凯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约条文的理想主义者，对此明显感到不安。

直接地说，日本已经违背了公约，对中国发起战争，但东京政府并不承认。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曾私下对纽约一些外教专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日本在中国领土的行动，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尼加拉瓜的“稳定”行动毫无二致。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无法接受这种观点，公开表示，其遵守和平公约的政府，无法承认因违反公约条款而出现的领土改变；并多次发出照会与公开声明告知日本，它的行为应受到严厉的谴责。不仅如此，他还在给参议员博拉的信中暗示，已改变的情况可能修改限制美国在远东海军力量的条约。他还和国际联盟合作。当中国引用国际联盟盟约向国联控诉日本时，国联就此召开了会议，邀请美国派代表，和它一起考虑凯洛格公约的问题，国务卿史汀生要求美国驻日内瓦领事参加审议工作。同时，日本不顾所有抗议，继续在满洲扩张，并对国联的插足表示不满。然而，国联中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国联的领导下，派遣了一个以立顿勋爵为代表的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到远东展开调查，所以紧张的气氛暂时得到了缓解。当1932年调查团的报告出来时，西方就更能清楚地看到远东复杂的形势了。倘若谈判无法解决问题，也不会发生战争，舆论的趋势是支持在世界各国的压力下，由与事件直接相关的中日双方来进行和解——以此作为取代战争的唯一选择。

对于欧洲，胡佛总统的政府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态度（至少在基本准则的运用上），即便威尔逊总统的党因1930年选举而在国会中掌权后也是这样。依旧不承认苏联，但是商业关系获得了非官方的批准。债务与赔款作为经济的不同部分来对待，债务必须偿付，不论旧大陆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问题。当国联开始处理和美国利益有关的经济问题时，美国代表参加了国联召开的会议，并辅助拟定了条约，而这些条约都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当国联大会在满洲问题上维护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时，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美国代表也参与了审议工作。1932年召开的裁军会议的预备会，就是在美国代表的合作下召开的，在其最后的方案中包括了一项协商条约的计划。另外，能明显看出，舆论开始赞成将减少或勾销债务同普遍裁减军备支出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方面是严格遵循不“卷入”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尊重事实的发展。

4

在1932年夏季前后，企业与股票价格长期具有毁灭性的下降趋势，而且仿佛已到达最低点。不管怎样，价值已开始提高，而且在9月之前一直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然而，即便持客观态度的人也承认，这些迹象还无法普遍让人们高兴起来，而仅仅只是对未来的发展有一些鼓舞。在这种变化无常的情况下，两个主要的党开始进行下一届选举，而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也打算将工业体系的崩溃当作自己的资本来使用。没有经过任何激烈的反对，胡佛总统与柯蒂斯副总统就再次被共和党提名。民主党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让阴沉的景象增添了几分快活的色彩。艾尔弗雷德·史密斯在上次竞选的失败中受到打击，于是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群人数虽不多但很忠诚的代表，希望可以报一箭之仇。众议院议长约翰·加纳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与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的支持下，登上舞台，拥有了一支紧密且熟练的队伍。然而，公众的意向明显是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他是纽约州州长，在民主党的全国大会中拥有多数票，倘若说还不到规定的2/3多数的话。在投票还未结束之前，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团长麦卡杜先生将自己的队伍投入到罗斯福的阵营中，从而解决了这场竞争。最终，罗斯福与加纳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社会党人再次推举诺曼·托马斯。共产党人则推举了威廉·福斯特。在这些领袖的带领下，一场唇枪舌剑的战争开始了。

在具体问题上，两个主要党的分歧是非常小的。至于在对外事务上，尽管非常重要，却被忽视了，发现不出什么重大的歧异。在关税立法领域内，共和党人坚持他们的老立场，而民主党人也在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从1928年的保护政策后退了一步，宣布支持一种“为了岁入的竞争性关税”，只是省略了过去的那个“只”字，允许实施互惠政策（这一点曾一度被共和党鼓吹，但之后又被放弃了），并且提议召开“一次经济会议”来复兴贸易。纲领中的这个信念，被罗斯福先生接受，但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点注释，以安抚工业，即“它将保护美国的企业与美国的劳工”。两党仅仅只在令人头疼的禁酒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民主党人要求废除第18条修正案，同时保护禁酒的各州，以此抵制非法酒类的输入——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注释，它很快就在选举运动中消失了。共和党人屈从于公众舆论的趋势，建议将废弃或者修改的问题提交至各州考虑，他们认为，回到查禁酒馆的老路上是不可能的。尽管国家遭遇的经济灾难是讨论的焦点，但两党都无法提供救济、恢复、建设行动的明确而相对抗的纲领。在选举当天，罗斯福州长在全国获得占压倒性的多数票，比胡佛总统当选时的情况还要壮观，他在国会两院都赢得了多数票。另一场战斗已经结束——而且取得了胜利；或许这是另一场布伦厄姆战斗。

当情势越来越不景气的时候，能够听到很多的咒语。那群站在右边充满希望的人坚持认为，这只不过是另一次周期性的动乱，它很快就会结束，更好的繁荣景象就会紧随而来。然而，那些曾为狂热所陶醉的人似乎又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利用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以50美分的价格销售一张股票，而在1929年时，他们是非常愿意为此支付25美元的。经济学家们就他们可以达成的统一意见来说，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疗法：勾销债务与账款，降低关税，重新借款给外国；随后黎明就将来临。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某些预言成为现实而高兴不已，预言资本主义的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以及在美国重复俄国的实验。大银行家在劝导人们相信美国的制度是健全的，他们将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人民在1929年所做的愚蠢行为，而人民当时深信银行的预言，花钱来购买这一持续上升的繁荣。愤世嫉俗者坚信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他们冷淡地说，人类依旧在踏着古老的踏车，这种滑稽的动作一直持续到时间的尽头。总而言之，这个情势闹得沸沸扬扬，引来了很多的说法。

在劳工方面，不管是就业的还是失业的，都比较平静。到1932年底，没有出现1873年与1893年恐慌期间所特有的那种集体罢工以及政治上不妥协的行动。美国劳工联合会未提出什么激进的纲领，除非是将它改变失业保险的主张看作是激进的。向市政厅与州首府的饥饿进军引来了一时的轰动与混乱；愤怒的农场主在一些西部地区封锁了通往市场的公路，并将牛奶倒入明沟内；然而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直接行动的，都未发生各种力量集合的统一行动。和其在中产阶级居住区所赢得的票数相比，诺曼·托马斯在费城最密集的地区赢得的票数简直不值一提。

在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中，确实发生了全国规模的暴动。因为推翻了柯立芝总统的否决而通过的1924年调整补偿法，退伍军人获得了以保险单为形式的津贴，又因为战胜胡佛总统的否决而通过的1931年补充法，他们又可以根据保险单而提高自己的借款能力；然而这些都无法满足他们，他们现在要求的是足额支付退伍金。为了对这个计划表示支持，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成批进军华盛顿，在旧建筑与空地上安营扎寨。因为未达到目的，他们就坚守阵地，并威胁说要无限期地呆下去。面对这群“要求津贴的大军”，华盛顿当局挖空心思，使用军队、坦克、瓦斯将露营者驱逐出城，并捣毁他们所搭建的木屋与帐篷。这场著名的“安纳科斯夏战斗”之后，波多马克河上又恢复了平静，直到共产党人领导的“饥饿进军”做了短暂停留。

整体来看，情况也表现出新奇的一面。在前几次的恐慌中，企业界与行政官员曾站在这样的立场，即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填平萧条的高峰与低谷，然而1929年开始的这场灾难还未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时，就听到了一些意见。的确，在它爆发前，就有一项预备性计划提交至州长年度会议，它要求设立一大笔稳定基金来建设公共工程，以防止经济的衰退。这项计划得到总统的大力赞成，被称为著名的“胡佛计划”。在这场灾难后期，各种计划接踵而至。阿德尔伯特·艾姆斯、斯图尔特·蔡斯以及乔治·索尔都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奇异电气公司的杰勒德·斯沃普公布了稳定电力工业的宪章，并且他通知说，倘若工业方面无法应对失业的弊端，那么政府是可以应对的。美国商会一个委员会精心炮制了一项联合贸易，控制生产与设立事业准备金的计划。有一个重要点是绝大多数建议都同意的：周期性危机的主因是财富分配的无效能，它将过多的收益转给资本与工厂的扩大，而将过少的收益转为消费者的购买力。所有这些到底是不是黑暗中的一种偏移，很快将在下次股票市场的购买热潮中被淡忘，还是它预兆着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需要做某些修改，这是报刊与论坛上讨论的热门话题。

当计划正在斟酌时，一个新的美国口号——专家治国成为编辑室、餐厅以及所有时尚场合的谈话主题。在霍华德·斯科特的引导下，一些工程调查员在长期研究后发现，省力的机器可以节约劳动力，技术性的失业现象注定会增加，美国因为拥有巨大的资源，所以可以生产大量的货物。这个国家是可以变得富足的，但它现在还处于穷困状态，而且正走向灾难。这是什么原因呢？专家治国论者发现，其“价格体系”建基于黄金而不是生产力之上，按照传统术语说，即在现在的工资制度下，劳动者无力购买他所生产的所有东西。资本家、社会主义者以及法西斯主义者都搞错了。只有专家治国论者可以实现预期的伟大目的。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一个未解之谜了。

然而，从舆论的趋势来看，情况好像是，平和的失业保险计划，在将来或许会获得赞同。很多制造商在鼓吹它；有组织的劳工支持它；共产党人正集中力量在宣扬它；少数经济学教授认为它是能够看到的唯一“实际的”纲领。然而它也受到三方面的攻击。保险统计专家觉得，要大规模地统计失业的偶发事件是很困难的，要给他们适当的保险也是不简单的。保守派拒绝它，说它将难以负荷的重担强加给富人，并让穷人依靠救济过活。在共产党的左翼里，有少部分人将失业保险视为资本与劳动在知识与道德上的破产；将会使劳动退化到绝望与无能的境地，重复古罗马的面包与马戏政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产生了道德败坏的作用；它还刻意逃避计划的紧迫性，赞成走捷径来获得暂时的社会和平，而最终将使社会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