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机器时代（2）
在这种以预防为主的思想刺激下，镀金时代中，作为人道主义一种新奇实验的社会贫民福利工作，也发觉它的使命与观点遭受着严重考验。一方面，曾经很多受到抨击的弊端已在集体行动中消除了，如今它的一些实验性功能已由公立与私立的机构承担起来。另一方面，大部分在中产阶级与富豪阶级中开展的教育工作，已由大学的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接管。在这种现象下，运动中的一名领袖也不得不在1926年的一次国际大会上说道，“社会贫民福利工作已由社会福利的问题转至更广阔的社会教育领域。”
这种外在的共同性情感，曾推动了慈善事业与社会立法，最终也涉及了北方与南方令人头疼的种族问题。在世纪之交，冲突与私刑不断增加，似乎正酝酿着一场种族战争；然而因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里黑人领袖的建设性工作，棉花地里的劳动力大量涌入北方工业中，而针对种族关系的科学研究，又在这个领域内的思想与实践方面指明了方向。另外，在自1865年以来漫长且痛苦的道路上，1920年创建的种族委员会成为一个里程碑。因为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领袖之间有着直接、友好的合作，所以这个委员会在寻找解决困难的道路上，以互相帮助来取代历史上所形成的偏见与怀疑。为了将相同的精神带入科学研究中，南方6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有关民族问题的课程，这表明人们已承认该问题的重要性，并努力寻找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公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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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要着重强调这个矛盾，在特别指出善行的功能以及人道行为的实际目的中，那些精明实际的商人也会对大众的美学、纯科学以及古典文学事业给予赞助。在整个镀金时代，大财主们将旧大陆的美术馆、宫殿、私人收藏室以及拍卖行洗劫一空，以低得离谱的价格购买艺术品，并将这些收获物运回家供个人欣赏。在如今的机器时代，这些私藏品时常被慷慨地提供给大众。1897年，J．P．摩根首次将大量珍藏品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1924年，摩根的儿子将摩根的书籍、原稿、绘画、挂毯等珍藏品连同保藏这些珍藏品的建筑物，一并交给某个托管委员会，供普通民众欣赏。差不多在同时，钢铁大王H．C．弗里克在提出几点条件后将自己收藏的绘画交给了纽约市公众。1925年，铜大王W．A．克拉克将私藏品交给了华盛顿科科伦美术馆，而在一年内，弗兰克·芒西将其所有财产转交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大财主们正将曾搜刮的艺术宝藏交给“老百姓”，为了这一荣誉，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展开了竞争。当愤世嫉俗者讥讽金融、钢铁、铜大王洗劫欧洲宝藏时，历史学家提醒他们，是纺织品、金属物、香料以及银行业支持了大部分原物的所有者，在他们有益的爱好下，这些旧大陆的珍贵品才得以创造出来。然而，谁也不知道，伦勃朗、霍尔拜因、弗拉戈纳尔、特纳以及夏娃内的作品，到底对一个商人占主力的民族以及对美国的一般审美力有什么影响。
除了为研究传统美学所提供的便利设施以及机器时代捐赠物所提供的鉴赏机会外，那些想从事一般的或者精细的知识事业的人，还因为基金会的创立，联邦、州以及市政府科学活动的增多，各领域中教授职位的设置，特殊研究机构的发展，研究生基金的捐赠，而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因此，生物学家也可以吹嘘伍兹·霍尔已扩大为“全球最大的、设备最先进的海洋实验室”。只要是可以用钱买到的或者是人们能发明出来的，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就能为医药研究提供一切有利条件。
19世纪在英国开创科学研究的是一些业余爱好者，比如莱尔、华莱士、达尔文这些谦逊且有能力的人。然而如今指导美国科学的却是一些专业工作者，他们曾依照学校的程式接受训练，庄重地献身于教学与研究工作。或许还有一些天才被埋没，但可以肯定地说，美国所有的事业都是向有能力的人开放的。固然，那些有机会担任教授的人时常感叹一流的考生太少，而那些管理研究生的人也总是不得不和一些平庸的人相处。然而，倘若免交学费并将大专院校与研究团体的大门敞开，这个国家就可以培养出一批知识超人，而新世纪的美国则将统治整个世界。
为脑力劳动者提供帮助的机构在快速增加，与此同时，可以转化为商品或改进技术的思想市场以及或高或低的著作物的市场也在不断扩大。工商业领袖没日没夜地吵嚷不休，他们要求制造新奇的产品，想出促进销售的办法。这样一来，新的杂志、行业、小说、崇拜热、专门的与一般的机关报刊便运用而生。出版与印刷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年产值并没有比木材与钢铁的年产值少多少。倘若说短篇与长篇小说在这方面获得了最大的奖赏，那么也可以说，更严肃的精神产品也能获得购买者的尊重，并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少数胸有大志的作者说，他们的天赋无法得到赏识，他们因缺乏同情或者机遇而遭受挫折，但大部分人还是要感激这个慷慨的国家，它购买书籍、杂志与报纸就如购买口香糖与戏票一样大方。总而言之，对这些事物只能做大概的估计，而不能用数字来计算：不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处于机器时代的美国为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物质条件，都比任何一个在尼罗河文明开始后兴旺起来的国家更多样、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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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时代还未充分发展前，通过多种渠道从欧洲传至美国的知识风尚，严重打击了酒足饭饱时代所留存下来的文化形式。在20世纪初，欧洲所关心的事情，似乎还和以前一样明确。从生物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中阐发出来的达尔文主义，显然已毫无异议地取得成功。政治民主制度，尤其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极有可能征服世界上所有的首都，其中包括圣彼得堡与东京。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选举结果来看，社会主义正在不断取得成功，这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正从战争与竞争状态转变为合作。那些没有直接获知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从托尔斯泰、安纳托利·法郎士以及萧伯纳的著作中间接获悉马克思主义。因长期斗争而产生的反教权主义者，不断攻击天主教会，最终于1905年使法国政教分离，这让罗马教廷惊慌失措。倘若统治西欧的资产阶级并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激进纲领，那说明他们还是怀着理解的心情看待未来的，并且还公开宣称，将改善大部分人的处境，作为工业、商业与政府的目标。“和平、科学、民主与进步”——这些就是自由派的口号，对此，保守派或许有些沮丧，但还是将它看作当代不可逃避的方法来接受。
然而，在事物的表面下，掩藏着研究与思索的暗涌，它注定会让将来很多年的世界观增加新的方面。通过深入研究达尔文所提出的问题，一代科学家否定了诸如生存竞争与适者生存的简单机械论观点，找到了解决宇宙之谜的钥匙；而在雨果·德弗里斯的带领下，又重新向人们介绍了有关创造过程的观点的突变论——不能用任何简单的物质因果关系来解释的突变。总而言之，从新的生物学来看，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就已被接受的纯粹的进化论观点，就和《创世纪》中的史诗一样，已无法满足科学的需求。
除了生物学研究中产生了这种令人惊慌的后果外，物理学方面也有惊人的发现。的确，如今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生物学，而是物理学，它恢复了自己的古老帝国，同时又呈现出一些新阶段。自牛顿时代开始，科学就主要是被宇宙的机械论观点掌控着；其早期理论就是由力学第一规律支撑着的，这就是所谓的能量守恒与物质不灭，它于19世纪得到阐释，并在同一时期因达尔文的假设而得到发展。
然而，在20世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物理学中最为顽固的机械论结构，就遭受了其临近学科的威胁与撼动。凯尔文勋爵实验室公开宣言，否决了早期力学规律的有效性，用同样肯定的说法替代了之前的学说：“自然界所有的能量都在缓慢地转化成热，消失在空间中，最终，除了以最低能级存在的死之能级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它已无法做任何功。”很多年之后，准确地说是1898年，一枚“深奥的炸弹”以放射性活动的形式从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投出来。新的时代即将来临。25年后，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说道：“科学正以新的面貌呈现在大家眼前，它既不纯粹是物理的，也不纯粹是生物的。它是一种对有机体的研究。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更大的有机体，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更小的有机体。”
让一件复杂的事物变得比科学更简单，是有可能的。早前物理书中提及的有关物质与力的观点，和古代米堤亚人以及波斯人在法学中提出的法律一样坚定，然而如今却被抛弃了。看似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已解体；取代老教条的，是物理学与生物学的奇异组合，因此哲学家只好用“有机机制”来概括它。就连逻辑的实证性也遭受动摇。当别人问法国著名数学家彭加勒欧式几何学可不可靠时，他表示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欧式几何是最为方便的。”当海克尔利用条顿人的彻底性去解释宇宙之谜时，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失败了，海克尔承认，“当他越深入了解物质的属性，就会发现物质的本质越来越不可思议与不可理解。”在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诸多观点中，对新心理学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潜意识的性质与作用，真实的与虚构的思想中防御机制的作用，以及性在所有生活表现形式中的广泛含义，都具有相同的革命意义。
当操作显微镜与试管的大师们正埋头研究事物的本质时，世界大战从这些辩论者手中接过对事物的领导权，将其交给原始的暴力。就像每个战争研究者所预测到的，这场冲突造成的痉挛性后果，完全超出了死亡与破坏的范围。各方面对“国际礼貌”的肆意侵犯，以及国内人民对合法政府的反叛，都明显表明“法律与秩序”的脆弱性质。那些坐在安乐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利用宗教的狂热来鼓吹未来的“革命”，然而当群众的力量击垮了旧的沙皇政权，并让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无产阶级专制制度成为现行政体时，他们却惊得目瞪口呆。从各方面来看，这一点令那些相信议会制度和以数人头为职业的民主机构的正统派伤心欲绝，然而当他们被邀请到意大利、匈牙利以及西班牙去为建立在有产者利益基础上的独裁统治欢呼时，他们就不再攻击现行的苏维埃独裁统治了——这又增加了一种政治道德表现。
在这场战争带来的后果中，在紧随人类大灾难而来的反动、沮丧的时期里，悲观主义者经受不住这种紧张气氛，于是在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的领导下，宣布西方文明灭亡。人们禁不住会严肃地问，19世纪伟大的科学，是否会在20世纪成为具有毁灭性的弗兰肯斯坦。对于这个挑战，乐观主义者认为，“和平与进步”的老方针有可能卷土重来。
他们这么说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当俄国布尔什维主义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烟雾消散后，人们会看到，不论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家与罗马独裁者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他们所提出来的目标，都只能为群众提供呆板乏味的安逸与繁荣。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因为农民所有权的扩大而受到侵袭；欧洲所有社会因为对大地产实施征税或者皇族遭遇毁灭，所以在实质上更像美国的社会。从探险与大发现时代就已转变世界的平民化过程，甚至已让最古老的封建教权结构崩溃，一时间，人类在经济机构与相应的兴趣爱好上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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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智力事业而言，世界大战的粗蛮表现以及由自然科学所支撑的机器横扫一切的气势，对其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就宗教与神学来说，它们所表现的形式既是可估量的又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富豪阶级与中产阶级源源不断的赠与，各教派在建筑与资金方面都很富有。社会恐惧、牺牲精神和理性的信仰，又一起扩大了这股黄金的潮流，使其涌向教会的财库中。北欧清教徒詹姆斯·希尔与一名闪族怀疑论者马克思·帕姆，大方地为天主教机构捐款，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目的就是给国内不安分的工人阶级灌输纪律。某个由犹太人赞助的天主教新闻学校，表示自托马斯·阿奎那、艾贝拉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时代以来，机器时代已走了很远。在清教徒主要聚集地马萨诸塞州，圣公会的财产迅速增加，这使得某商业家族成员劳伦斯主教不得不将其纯精神作用的圣职放到一边，开始做管理金融的实际业务。
当本世纪前25年结束时，所有教派的年收入已超过5亿美元，其中卫理公会至少占这一总数的1/4，居于首位。教会的物资设备与资本投资，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年收入，甚至会让本世纪中期的主教、托管人、教会执事大吃一惊。的确，已有一些统计家大胆预测，美国教会当时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差不多和中世纪教会在未被资产阶级没收、剥夺财产时一样巨大。然而，面对这一历史性预言，在高兴之余，还应谨慎对待。
为教会提供财富的机器时代，同样是一个民主的、有智力冲突的、女权运动兴盛的以及由俗人联合的时代，这说明，各组织与机构的所有派别都在不断强调对一般群众进行约束。在新教各派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会社，比如基督教男青年会和与之对应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它们并不坚持某个特别的信条，而是通过提供社交生活、宿舍、健身房、娱乐、旅行，以及传授如债券买卖、不动产推销与技术入门等实际事务，来竭力吸引青年。大城市里的牧师们也从中获得启发，时常采取类似的方法，试图挽留住那些在工业生活的喧嚣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中分心的成员。
天主教一直都很少违背自己的历史准则，也极少屈服于统治阶级的权力，然而它也无法完全抵抗这个时代带来的压力。因为在俗世生活中，它的俗众都聚集在公会或扶轮社里而被遗忘，或者说是引起他们兴趣的计划被忽视了，所以天主教无法预测其俗众联合的趋势到底是什么样。如此一来，哥伦比亚骑士团便运用而生，它在天主教中发挥了类似基督教联合会在新教中发挥的作用，并且对就业以及技术、商业与城市问题的训练也提供了帮助。所以，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天主教俗众组织”在世界上主要的商业帝国建立，并且在机器时代掌握教会的大权，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犹太人一直都信仰更为古老深奥的信条，直至现在也未能改变这一习惯。他们也成立有俗众的组织，和基督教联合会并存。
当某些教派在追求俗众并想竭力让宗教的应用符合它们的需求时，那些曾在镀金时代凸显的社会问题，也会在教会的讨论中占据很大的地位。显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信奉基督教社会主义，教士们对相关理论的兴趣，是直接随着劳工与资本争论的强度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大战结束时，工业上的骚乱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天主教成立了一个全国福利委员会，科学并人道地探究当代一些迫切的经济问题。除了建立一系列类似的机构外，新教派还打算联合起来研究团结问题与共同的社会纲领。这里有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例证，某个机构考察了钢铁工业，其调查材料有力地驳斥了业主的论调，并批判了工厂的工作时间与工作条件。在工资问题的某些方面，基督教女青年会持有进步的观点，这导致它最大的资助者愤然离去。然而保守势力是强大的，它不断地将俗众拽入宗教活动中，全面拉拢世俗生活中的失意者。
虽然僧俗两方面想方设法让群众和基督教发生某种形式的联系，但截止到1926年，仍有一半多的非犹太人和9/10的犹太人游离于有组织的宗教范围外。从教会的统计报告推测，这些名义上的成员大多数还是儿童。若明确这一点，一般教会的缺口便会大得惊人。
各教派的教士除了要和世俗方面竞争，以吸引日渐被机器化进程所同化的群众外，还必须去应对各种反对正统思想的思潮。共和国早期怀疑宗教的自然神论一直未中断，中期的唯一神论仍在不断发展，镀金时代对《圣经》的考证也越来越成熟，尽管它们并未减少多少教徒，但却一直在侵蚀神学的既定体系。一支由地理学者、生物学者、天文学家、物理学者以及历史学者组成的大军，利用书籍、杂志与报纸，将一些震惊一时、搅扰人心的思想公之于众。这些思想和《圣经》中的宇宙发生论、编年史并不相同，这引起俗众的探索与疑问，让一些神学家不得不反复解释、修正或厉声呵斥。
一个自称是现代主义派的派别，坦然地接受了科学事实以及对《圣经》的科学考据，用和现代知识一致的词语来重新解析基督教的本质，以便适应这一形势。用哈里·埃莫森·福斯迪克的话说，这一派的思想家无法“认真地用男人的形象来描述上帝（也许他就是这么被培养起来的）——上帝于严寒中在花园散步，用男人的肋骨做出女人，建造通天塔让人们语言混乱无法沟通，利用洪水惩罚人类，因为某个男人的孩子未举行割礼而企图将其杀害，对一个站在山巅上的人只示以背部而不是脸部，或者不分男女老少地屠杀其选民的敌人。他是痛恨这一切的。”对于这些“拘泥于字面意思的说法”，现代主义派要求有“理解上的自由”——自由地阐释“基督的不朽福音以避免其纠缠不清的地方，从神龛来辨别神的显现，自由地、合理地、符合实际地去布道，例如说，在教会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布道者拥有先知的特权”。
持相反观点的神学家们，也就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派”，远未向现代科学投降，他们坚定且忠诚地坚持他们眼中的“古老信条”——属于他们自身的《圣经》神学精义。事实上，严格地说，天主教在理论上就属于前原教旨主义的，尽管其信众经常受到现代主义派著作的干扰，但它一直坚持永未改变且永不改变的信条，其中一些观点，就和圣灵感孕说一样难以被自然科学接受。但是，恰恰就是由新教的保守派开始这一教条主义的新风尚的。他们借用了几条被看作是拯救灵魂所必需的信条，就概不承认神学考据中科学方法的有效性，并对各种形态的思想自由开炮。在一般方面，他们统一了怎样区别绵羊和山羊的基本标准，比如《圣经》的词句要绝对准确且具有启示性，对某些重要章节的字面解释，人的堕落、圣灵感孕，耶稣因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获得赎罪与拯救，以及基督的复活。
原教旨主义派生怕人们无法明了他们的立场，于是便用精准无误的语言来阐释他们的观点。比如，浸礼派圣经联盟就用以下词句来解释它的信条：“圣经是那些受到超自然启发的人写出来的；它是没有任何错误混杂的真理；它最开始写出来时，在科学上与历史上就是真实准确的；所以，它目前是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将是上帝意志对人类最终的、最完整的启示；是基督教联盟的真正中心以及考验人类所有行为、信条与意见的最高标准。”紧随其后，又有8个补充宣言，谈到三位一体，“依照字面而不是比喻或者象征”来接受创世说，圣灵感孕，赎罪，皈依新创世，教会的使命，浸礼，基督复活以及二次降临，此外还批判了进化论学说。在1923年的大会上，长老会利用性质相似的教条重申其信念。一开始它就断言，“圣灵正是依据圣经的要义以及我们的标准，激励、引导和感动圣经的写作者避免犯错误的。”应当承认，无论怎样谴责原教旨主义派，他们都保留了信仰的口头形式。
有些人将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根源追溯至全国各地的圣经协会；这些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宗教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初级教育一般还无法让他们进入充满科学、历史方法的神学院校。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群众运动，在机器生产过程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的农村，发挥了极大的力量。毋庸置疑，它组织得非常严密，资金也很充足，而且坚定不屈。
原教旨主义派的领袖并不仅满足于对神学中的现代主义派开炮，他们还设法控制州立法机关，并强迫它颁布法令禁止所有或者部分有公共资金支持的学校教授进化论。他们在田纳西州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于1925年夏季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审判了一位青年教师，控诉他传授给学生违反法律的进化论学说。
两个大陆的自由思想者，尤其是在那些既不两边倒又不向后看的人，对田纳西州事件发生在美国穷乡僻壤这一现象很感兴趣，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却并未因这些人的嘲笑而动摇，他们宣称要继续这场战斗——四处宣扬他们的福音，强迫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反对进化论，直至他们的信条成为全美的信仰。当那些质疑者在讥笑时，对科学开炮的原教旨主义派中最顽固不化的人，却获得英国、苏格兰、欧洲神学家的鼎力支持，这是由于现代知识也同样渗入了神学家的领域，让他们处在类似的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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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美国科学在机器时代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属于功利主义的应用形式，而不属于纯思辨的形式。托马斯·爱迪生晚年还在孟罗公园实行他的魔法。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75岁高龄时，仍致力于改进电话通讯；其他老一代的领导人物，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也在勤勤恳恳地劳动着。如今，在做出杰出贡献的发明家名单里，又增加了一批值得尊敬的人——延长电话与电报线路的迈克尔·普平，在一般电学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查尔斯·斯泰因梅茨，在航空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赖特兄弟，在无线电播送方面有杰出表现的李·德福雷斯特，以及无数的工作者，他们解释自然状态的灵巧程度都不低。
尽管技术的进步已让研究工作超出了靠经验办事的范围，并让科学的探讨深入至新物理学与化学中，但创新依旧按最严格的要求进行着。在应用机械学上，任何一个分支部门都未被忽视；在不断发展的工业方面，任何一个要求都受到了重视。就像镀金时代一样，每年都会出现一些惊人的成就，直至最新奇的发明也无法让公众动心。1903年，飞机首次飞行到500英尺以上的高度；1902年，无线电通讯首次横渡大西洋，自康沃尔传送至科德角；1915年，人们的声音通过电话从纽约传至旧金山；1927年，无线电话从纽约传至伦敦。
在20世纪前25年即将结束时，人们曾对世界各国的机械成就进行了一次对比研究，结果证明美国在注册专利权的数量上已居于世界首位，高达1397000项，而法国则是645000项；英国为594000项；德国为365000项。因此，胡佛部长在1925年说道：“近几年我国工业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实际应用的精神在车间的每个角落里流行开来。倘若如施本格勒所说，教堂钟楼的钟声可以给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一种巨大的时间感，那么下面的情形也不会令人们感到惊奇了，这就是，美国文明的机器轰隆声，已给诞生在魔术与巫术中的古老科学一种实用主义的偏好。一旦冠以“工业”的称号，那些其先辈曾寻找过点金石的化学家，现在就会争先恐后地去追寻新的商品财富，或者让旧元素有新的应用，以便生产产品，增加农产品，或消除疾病。地质学家停止了和布道者就摩西宇宙发生论所展开的争论——这是资产阶级与教会16世纪就已开始的长期争论——立即将注意力投向世俗的事务，并以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研究工作而自豪。
为了不落后于时代精神，生物学也转移了自身的重心。早前为了给激烈的达尔文主义战斗提供材料，它尤其注意研究工作中有关神学的部分。然而，在机器时代，生物学不仅在各方面都有所扩大，而且还担负起更加世俗的事务，改进植物与动物的品种，消除疾病，宣扬优生学，研究人口和食物供给，探究精神与行为有机作用之间的关系，以及种族理论，尤其是北欧人和其对手间的巨大矛盾。心理学家对神学也不感兴趣，他们撇开修道院的反省而去研究人类生物，将物质世界与化学反应视为当下最关注的事情，他们还冒险涉足社会关系问题，在考察有效劳动时屈尊为厂主服务，为利用诱人的广告销售更多商品的商人以及关心治疗疾病的医生服务。
彻底出于现实的考虑，对科学的普及做出了显著的推动。为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出版的新技术杂志遍布各个报摊。各种书籍为进一步研究扫除了障碍，比如1919年出版的埃德温·斯洛森写的《创造化学》，就和长篇小说一样成为了畅销书。在各大专院校中，科学课程不断增加；各种增强科学兴趣的社团也一片欣欣向荣。于1920年成立的“科学服务社”，成为日报的专栏。州与联邦对科学的支持以及对研究工作的赠款（著名代表有卡内基学会、洛克菲勒研究所），表明科学已获得纳税群众以及大富翁的尊敬。
精密科学往下延伸至普通生活的劲头长久未衰。通过多种渠道，它的精神渗入美国生活的各个角落，除了最为遥远的内地。因为机器生产方式的扩大，科学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领域；因为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政工艺学已占据曾被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所统治的广大地区；因为农业上的改革，农场劳动已和蒸汽机转动一样轻快。凭借省力的装置、平衡膳食的公式以及家庭卫生学，科学还进入了各个家庭，人们抛弃了按经验办事的老习惯，并嘲讽老太太看顾、喂养孩子的方法。倘若说社会舆论依旧没有赶上科学利益的潮流，那么思想的趋势就和太阳运动一样是无法阻挡的。
在更为高级的纯理论范围内，仍然受到过去各种文明表达方式的拖累，在战略与目标上，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都在试图转变。无论他们的实践怎样，新世纪的历史学家都庄重发誓要忠于真实，表明他们的任务不是赞扬或批判，不是进行道德判决，不是服务于党派利益或发挥沙文主义的作用，而是明确特定情况的事实，系统地将它们整理好，并且从中获得经过检验的结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开始颂扬科学；倘若说他们还在为保护关税与船舶津贴而辩护，帮助、安慰有组织的劳工，或者提出社会立法的程序，那么他们至少已将自身的论点用科学试验包装起来。在教育方面，除了对物理与化学方法进行定量测试外，还对智力进行机械测试，这让那些老派的理想主义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可以对性格、智力以及教学方法进行定性分析。尽管全国40名主要的科学家（其中包括R．A．米利肯、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等名人）联名宣布，科学与宗教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但原教旨主义者并没有接受这种安抚，依旧担心科学通过考据方法征服和克制宗教的神秘性。
虽然美国在科学的应用与普及方面发展迅速，但在纯科学方面——它无意探究真相，却远远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固然，在机器时代，美国学者曾4次获得诺贝尔奖金：A．A．米切尔森与R．A．米利肯获物理奖；T．W．理查兹获化学奖；亚丽克西斯·卡雷尔或医学奖。然而，在考察大自然更微妙的秘密方面，美国显然在总体上居于次要地位。
认清这种令人困窘的事实后，一群名人以胡佛部长为首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自1926年开始募集2000万美元的赠款当作基金，以便扩大美国科学成就的规模，他们显然觉得，只要有更先进的物资设备和更多的闲暇时间，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像达尔文、伦琴、居里夫妇、凯尔文、爱因斯坦那样的人。尽管这一计划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将其视为美国思想史的一个转折，但要求捐款的呼吁一直遭到反对，最终，就连那些最细微、抽象的研究工作，也必须向企业付出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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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方面和机器工业相连，另一方面和科学研究相连，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表现出“世俗方式”的调子。哲学的趋势是清晰的；以在专业学校里接受过培训的俗人来替代成熟的教士，这个工作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就已实际完成，并已结出果实。当思辨活动从宗教机构与报酬中脱离出来时，尽管会带来不小的痛苦，但依旧逃脱不了美国文化中那种严格且讲求实用精神的影响。为了完善本国的思辨活动，曾试图引进一些像昂利·柏格森那样的活力论修补者的学说，但它仅仅只是昙花一现，让本国的权威者更为坚定本国的信念。
威廉·詹姆斯在晚年时彻底转向正日趋毁灭的查尔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一种机会、爱情与法律的奇怪结合，它兼容各种相关的思想，天真地相信一般的善以及事物的一般趋势。1910年，詹姆斯结束了他富有而多才多艺的生活，这对“古老的绝对论”造成了极端的危险。他的哈佛同事乔赛亚·罗伊斯也是如此，他无法让普罗维登斯的密友们感到更欣慰，因为他们最初以为在那儿可以立足脚跟的。罗伊斯基本属于美国早期历史人物，他那稀释了的基督教体系，已很难容纳特别的创世说、人类堕落说以及光靠信仰就可解救灵魂说。
这一代另一名杰出的思想家约翰·杜威，以非常坦诚的态度打破了所有固定的体系与思想，将他的思辨活动中心转移至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辛勤等待着科学的新发现，聆听心理学变化的声音，并让他的思想拥有随着所有事物发展而充满活力与运动的外貌。在他的手里，一门曾被看作是深奥难解的学问，已拥有实际的内容；实际上，它非常符合机器生产、科学以及这一时代的要求。
美国舆论的这一倾向，令那些心肠很软的审美家感到震惊，尤其这种人更是如此：他们在追寻物质财富中遭遇挫折，满足于在思辨中寻求可以安慰的替代品，继而到不太发达的文明的哲学中寻找慰藉。在利用活跃的幻想以及崇高的辩护来为神秘观点服务，从而丰富美国的见解后，一位在这方面最有才华的作家乔治·桑塔亚纳，却从万众瞩目的舞台上逃至一个古老的文化避难所，在这里，经济报酬的污垢还没有那么明显，或者说至少还未对内心平静的乐趣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当然，要让德国人眼中的福特主义和所有带着涅槃气味的事情调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于具有绝对论哲学观点的教条主义的经济学而言，机器时代里那变化莫测的气候是对它非常不利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在镀金时代结束时有效完成的艰巨工作，也就是维护按功过分配财富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在已没有谁敢于或者试图去做了，尤其是在索尔斯坦·维布伦利用这个大陆最完美无缺的学术反语阐明克拉克的矛盾后。固然，很多教授依旧在用华丽辞藻写作令人厌倦的教科书，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变化，已无法再产生像亚当·斯密、李嘉图与纳索·西尼尔那样的自信。至于这些书中形式的统一性，可以说它们基本是在为现行的生产与分配方式辩护；然而，即便在这种统一性中，更多的也是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
的确，技术的发展很无情，以至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和那些物理学家、生物学家一样，从哲学转向研究工作，深深陷入历史与现实的细枝末节中，在一贯正确的岸边失去了立脚点。那些倾向于有利可图的现实主义者，都转至商业学校，或者成为银行的顾问；那些拥有服务兴趣的人，都去思考劳工问题与保护性立法；其他一些热衷于精确性的人，则以数学方法应用来衡量各种经济事务，在有限的领域内获得丰富的成果。通过类似这样的行动，大学里的科学与研究精神，就和商业经营、工业管理与劳资冲突交融在一起。
在机器时代全盛之前，学校里产生一种被称为“制度经济学”的新方法。依据这个学说，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事实”，观察趋势，研究各种制约特殊情况的因素，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以制定暂时可行的政策。这方面某位著名教授的话，或许非常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精神。这位教授在1923年宣称，倘若他的科学仅仅只是为资本或者劳工辩护，仅仅只是用调和与解释的中立立场来替代令人厌烦的教条化，那就不能被称作科学。当一些顽固者一味追求更高的利润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提高工资时，这个宣言似乎是冷酷无情、令人失望的，但它却是十分重要的；粗糙的保护色时代正走向消亡。
政治科学也同样受到现实主义倾向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转变。它在一些接受过法学咬文嚼字训练的人手中，一直是非常严峻的，脱离了所有惯例。在20世纪初，几乎所有讨论政治的书籍都充斥着宪法条文——这些条文与实践极少或者压根就没有关联——或是一些围绕“国家”这一抽象逻辑写成的纯理论文章，它们一般都有意无意地为某党派的利益来设想。然而这种掩盖真相的表象终究逃不过好奇者的审查。
这种对法学形式主义价值所持有的怀疑态度，引发了一场对政党性质与作用的研究，让这些强有力的管理机关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个研究是因奥斯特洛果尔斯基的名著《论民主和政党的组织》于1902年出版英译本而引发的，这本书对詹姆斯·布莱斯几年前所做的调查研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探讨。法学之墙一旦被冲破，对诱使个人和集团参加管理过程的动机以及能有效决定政治功能的因素的研究就会开始。在机器时代，制造与销售物质产品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为了适应这个要求，这种深入透彻的研究就开辟了一条进入经济领域的道路。而一旦规定这一方针，就没有哪个圣所可以逃避它的入侵；政府任何一个部门（不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无法避免科学批评之光的照射。
政治理论在遭受这种入侵的同时，又遭受来自工业效率中泰勒主义者的压力。因为国家、州和市预算的膨胀以及政府职能的扩大，最自然的事情就是，利用组织方式与合伙经营中成功的程序来解决公共事务。所以，在一部分研究政治科学的人中，主要兴趣就是研究经济计划与执行公共工程的方法，这使得制度学派在经济学中兴起，它最为关心的是考察国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并帮助改善管理的技巧，以完成因党派运动而加诸给它的任务。这种解释就将教条撇至一边；主要由政府研究部门领导的实际研究，取代了对政治观念所做的琐碎且无益的分析。
作为一门科学，法学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它深受职业作风所累。据说民法是法学警觉的保卫者，它和长期与西欧有关联的神学一样，在抽象的法学领域中，显露出一种神秘的本质。若想精通它，主要是要研究法典制定者的言语。绝大多数开业律师就是凭借这种言语的营养品成熟起来并获取经验的；而且，只要可以不让自己的领地受非本行人的探究，他们就可以保证自身的权威性。
然而，在现代科学无处不在的光照下，尤其是在法律不得不屈从于市场之后，它已无法保持住这种神秘的咒语了。立法机关通过颁布法令，让司法裁决的范围越来越大，从而让人们能够依据立法者多数的性质与动机，考察法学的各个部门。对法官政治任命的竞争也明显表明，在法官制造的法律中存在人为的因素，所以很难逃脱有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偏见与合理的心理学研究，打击了司法逻辑的威信。法官之间的斗争，最终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让观察敏锐的公众可以探究出司法决定的奥秘。“这一案件是依据我国大多数人所不接受的经济理论决定的。……一般的前提无法决定具体的案件。决定应当依据更为精细的判断或者直觉而不是任何表述清晰的大前提来做出。”这是1907年，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和同事就一项劳工立法的合法性进行争论时所说的话——这好像是路易斯·布兰戴斯提前降临。
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法律显然是社会与经济的一种表达形式，它随着技术与社会进展而变化，而且要依据活的组织（法律属于其中一部分）来理解。在这种情形下，让那些受不成文法与“永恒的司法原则”培养起来的法学家感到惊讶的是，一种被称为“社会法学”的新信仰兴起并发展起来，它是由一个名声不逊于哈佛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的权威宣扬开来的。依据这种体系，研究者就能去调查法律制造者与解释者的经济与心理动机，“司法制度与理论的实际社会效果”，以及形成现存制度和从永恒的形式主义中无限产生法律制定者、律师、法官的各种社会力量。
机器时代中的历史学家离市场与审判室的交易更远一些，他们最为关心的是过去而不是世界发展进程的内在本质，所以他们不像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与律师那样深深卷入现实的时代潮流中。尽管历史协会主席与老政治家亨利·亚当斯恳请他的同事们建立历史科学，但是并未得到热烈的反应。“历史学家，”他悲叹道，“依赖事实的收集就如地质学家依赖化石的收集一样。”
这个原因，或许能从亚当斯的谈话录中找到解释。他曾问道：“要赋予历史科学什么形状才可以让它不因巨大的利益而动摇根基？”后来他回答自己的这一问题时说，所有超过肤浅的编年史与地方插曲故事的东西，都注定至少会和统治当代世界的巨大力量之一发生矛盾，它们就是教会、政府、有产者或者有组织的劳工。历史学家虽然耐心地倾听他的意见，但最终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方法，依旧对重大事件进行搜集、注释、编辑、拟出编排好的概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历史没有科学可言，或许是他们得出了和亚当斯一样的结论：沉默是更好的。
自那以后，机器时代中就再没有人仿效班克罗夫特的风格去写作虚构的历史，阐释上帝在美国创造的奇迹；再没有人仿效黑格尔的风格向世界发表美国的广博的哲学观点；再没有人依照巴克尔的公式从物质环境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智力活动。然而，也应承认这段时期所做出的巨大成就。那些充当典礼官的哲学博士，若说他们已觉得无力和康德、亚里士多德竞争的话，那至少也肃清了大量冒充成“事实”的肤浅偏见，并通过搜集、分析真正的历史根源，为更精准、更现实地描述美国社会力量的运动铺设好了道路。
他们做得比这多得多。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和大量追随者一起，第一次搞清楚西部边疆对美国发展的巨大影响。查尔斯·安德鲁斯、艾伦·内维斯、O．M．迪克森以及阿瑟·迈耶·施莱辛格的长篇巨制，都充分揭露了商业利益的竞争让美国革命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威廉·多德的巨著，还揭开了内战之前美国南部各州的神秘面纱。1926年，J．富兰克林·詹姆森出版了他有关美国革命的演讲录，他觉得美国革命是一场社会运动，为美国起源的综合看法贡献了一部巨著。政治编年史垄断一切的时代正在走向灭亡。另外，在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的带领下，历史女神王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它包括知识阶级的历史以及知识在人类戏剧中发挥的作用。的确可以承认，美国历史巨著在供学校与一般使用时，其学术性、研究范围、观点以及公正性，完全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类似著作相媲美。如果在爱好传奇的人眼中，它们的清晰度还不够，那或许应归咎于批评精神，而不是因为缺乏对创造力的正确评价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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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说自然科学给一般的知识活动带来了刺耳的声音，那么可以说它还未彻底粉碎那些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人的想象力。的确，在本世纪开始后的短时间内，商业文化好像无可辩驳地在其轨道上运行着。一些从镀金时代流传下来的权威的杂志，因为扩大广告而富有起来，并顺势不断发展。一些通俗化的杂志曾因揭露名人丑闻而流行一时，现在又不无后悔地回归到永恒的三角恋爱、街谈巷议、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主角等话题上。与此同时，一些体面的历史月刊，尽管偶尔也会离开正路，发表一些有关性或者劳工的文章，但它们从未偏离其狭窄且笔直的道路，仍不断遵循着传统的中产阶级标准发展。
然而，最终有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报纸觉得有必要扩大书评栏目或出版文学评论专号；《星期六文学评论报》是一家独立的评论周刊，它是由一位爱好广泛又有识别力的编辑亨利·赛德尔·坎比创办的。毋庸置疑，它是有收益的——获得了赞誉、荣耀或者图书广告。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值得人们注意的。然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闻工作中一些奇异的冒险。1914年，赫伯特·克罗里创办《新共和》，公开宣扬政治与文学中的自由主义。克罗里所写的《美国生活的前途》，曾让他在美国政治思想史方面赢得突出的地位。四年之后，在奥斯瓦德·加里森·维纳德的带领下，曾在一片沙漠中呐喊的《民族》开始为自由而战。大概在同一时间，《自由民》在艾伯特·杰伊·诺克的领导下，开始讽刺诸多神圣的世俗习惯，并且在此后三年的动荡中坚持如此。少数保守分子畏惧这种明敲暗打，他们一边向有财产的人索要贡金，一边鼓动《评论》来抑制他们所说的“无思想的激进主义”；然而在吞没一切的沉默中，他们很快就遭遇到挫折。亨利·门肯与乔治·穷·内森也不满于自由主义与思想的一般趋势，于是便离开《最时髦的人士》，并受到出版家艾尔弗雷·诺夫的有力庇护，在其出版社发行了《美国信使》，这是一份非常出色的月刊，大胆讽刺了“有教养的少数人”，而亨利·霍尔特早期主持的《不受欢迎的评论》，也是针对这些人。
从美国作者笔下涌出的各种各样的著作物商品，就其思想、形式以及意义的细微差别来看，难免有些平淡无奇，这是由于在烟雾弥漫的工业天空下无法产生新的事物。将它们分一下类还是可以的，即便某位评论者曾说：“我们的突出特点就是没有突出特点，是各种对立实体的混合物，事实上所有东西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那些心满意足的作者们自以为很了解美国的现存秩序，超脱于这股洪流之外，将这种秩序——倘若激烈频繁的变化可以称之为秩序的话——看成一种有形的统一体，是珍贵的，值得歌颂和受到肯定的。美国文化的这一观点不断丰富起来，采用了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形式，在为妇女发表的短篇小说以及哈罗德·贝尔·赖特与吉恩·斯特拉顿·波特的长篇小说中体现出来。
在精心细致的策划下，这一信条披上了较有学问与教养的外衣，在斯图尔特·谢尔曼的巨著中得到阐释。这位有名的评论家与散文家在美国发现了“一种由深刻的道德理想主义激发出来的民族创造力”，他迫切期望看到“活泼的、笃定的、深情的美国主义”；他希望艺术与文学可以对民主有用，赋予并加强国民道德持久的地位，让清教主义更加美好，而这一切都可以取得光荣的结果，让正确的理性与上帝的意志可以畅通无阻。谢尔曼极其厌恶那些鄙夷资产阶级的人，而且他不希望看到性有更下流的表现形式，除非（就和布里格姆·扬的情况一样）它们和勤劳、克制、节俭、道德联系在一起。尽管谢尔曼使用了马修·阿诺德的语言，但实际却诉诸广大中产阶级的健全理智，对于这一阶级，他的英国导师曾苛刻地将其称为“市侩”。
在这种彬彬有礼的另一端，同时也超脱于那股洪流之外的，还活跃有一派作家，他们认同谢尔曼的观点，觉得美国存在一种文化的统一体，它在方式上主要是清教徒与中产阶级的；然而他们不认同它的道德主张，觉得它是掩饰广告代理商思想的伪善表现。这一派作家确实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形式。它最典型的代言人是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以及W．E．伍德沃德，他们以讽刺的笔调批判资产阶级文化，利用社会主义的统一体来威胁它。他们觉得，社会主义是由科学与无产阶级的思想激发产生的。
在《革命》这部具有开创性的长篇小说中，杰克·伦敦描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末日”。辛克莱以圣经式的巨大热情从总体与细节上诅咒美国的制度。在《丛林》里，他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场的生活与劳动环境，沉重打击了传统的九日，给全国人民的良心以巨大的震撼，响彻整个白宫，并且让政治传闻一直传到西伯利亚的大草原上。在其他小说与散文作品中，辛克莱还以同样的力量攻击了美国新闻事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墨守陈规的教育方式以及拜金主义。和杰克·伦敦、辛克莱相比，伍德沃德更熟悉赚钱的知识以及市场上的“行话”，他在其长篇小说《彩票》中，批判企业的虔诚与虚荣，指出机遇与粗俗是发财的两个重要因素。
西奥多·德莱赛、辛克莱·刘易斯以及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都对商业文化的定局与效能持有相似的怀疑态度，而很少表示对可能的或意愿的替代物有什么肯定的把握。他们引导着一批作家，用冷酷无情的笔触来谴责“健全的中产阶级”的习俗、小城镇、富豪集团以及在美国成功祭坛上的高级教士。换言之，通过大量的小说与诗歌，他们严重怀疑斯图尔特·谢尔曼关于“由深刻的道德理想主义激发产生的”民族创造力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在哈罗德·贝尔·赖特与厄普顿·辛克莱之间，还存在一批文学上的摄影人、雕刻匠与画匠，他们对宏大的宇宙计划（不管是天真的还是非常复杂的）毫无兴趣，也不关心他们最琐碎的语言中有哪些形而上的含意，他们写作小说的目的是让那些愿意购买与阅读的人获得乐趣。尽管如此，这些作家也表现出一种超然于行吟诗人与评论家热情之外的气质，他们或是从机器时代美国的物质生活中搜索主题，或是沉迷于围绕商品生产所必然导致的悲剧意识。这个时候，欧洲的封建主义已远逝，因此亨利·詹姆斯或者F．马里恩·克劳福德好像都不愿意离开繁荣之乡去描述那个正在消逝的时代里的繁文缛节。这时，商人已占据整个西方文明的中心，所以没有谁能再将亚瑟王的绣花外衣罩在他身上了。
凡是研究美国机器时代的人，都能看到其文明赖以转动的轴心——然而伊迪斯·沃顿却没看到，他装腔作势地分析历经世故的几代人，他们企图阻挡从新黄金海岸爬上来的人以及在福利事业上有慈善行为的工业大亨；弗兰克·诺里斯也没看到，他曾花大笔墨描绘成功的铁人苦恼于自己只在金钱上取得成功。“新南方”的地区性小说，也同样发出来自账房的声音。在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里，正直的人是一位从事金融事业的男巫，和这个国家其他慈善家相比，他让更多的人破产，并派出更多的传教士去非洲。埃伦·格拉斯哥的小说里，描绘了衰败的老种植园主和科学、企业的野心之间的斗争。倘若说商人并不是一直占据舞台的中心，那么他们的妻子或者女儿会接替他们——或者是有抱负的独立妇女开创了新的经济，并提出符合那一制度的礼貌与道德准则。虚弱无力的女性都已在酒足饭饱的时代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