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机器时代（3）
倘若说这幅风景画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那说明数代所具有的那种宿命气氛依旧笼罩着人物与剧本。在伊迪斯·沃顿眼中（尽管是彻底城市化的眼光），新英格兰农场主伊桑·弗罗姆的命运是徒手在冰冷的灰花岗岩上凿就的，其残忍程度和阿伽门农的结局一样。在西奥多·德莱赛的《美国的悲剧》里，一个微小转变所引起的偶然事件，让一位倒霉的青年被送上绞刑架，而不是获得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其可怜程度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疯狂复仇一样。解放后的黑人获得了普遍教育以及经济上的机会，自然会产生一些抱负，这在沃尔特·怀特所写的《燧石之火》中有所反映。不虔诚的科学与女性的不妥协，鼓舞了美术对“裸体画的追求”。创造奇迹、发动宗教战争以及骑士守夜的时代，好像已远离企业的时代。
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觉得，机器已彻底摧毁感情，因为在马库斯·汉纳充当沃里克以及美国钢铁公司建立后不久，一群诗人开始歌唱。和一些左翼小说家一样，埃德加·李·马斯特斯与卡尔·桑德伯格并不掩饰自己对民主的同情，他们批判对陈旧道德的理想主义的纯化（但常常是在破坏里服从），颂扬那些不寻常的英雄。桑德伯格将威尼斯称作“柔水之梦”，而将芝加哥说成是“一头伫立在冰上的猪”。
和所有右翼的怀疑派一样，埃德温·阿林顿·鲁滨逊尽管对体面的事物更温和，但却表现出一种可怖的怀疑，他写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空的，臭虫与皇帝最终都会归于尘土。”艾米·洛厄尔以及一些意象派从科学研究者、有才干的专家那里汲取了教训，撇弃了梦幻者无穷尽的渴望，以非常精准的笔触去描写小事物，它似乎是顺应部件能互换的时代的。
尽管鲁滨逊认为一切皆空，或者艾米·洛厄尔觉得组合各个小的部分就能准确地理解，但其他诗人对此都无动于衷。艾德娜·圣维森特仅仅只是仰天长笑，而维切尔·林赛却用力擂着鼓，以纪念布恩将军、亚伯拉罕·林肯以及来自刚果的步态舞王。
小说、诗歌、散文非常丰富的时代，仅产生了少数几个有实力的幽默作家。1910年，马克·吐温结束长期旅行，内心充满荣幸与辛酸；而大概同一时间，杜利先生却隐退了。尽管不得不承认，威尔·罗杰斯是一位优秀的招魂巫师，但似乎再无人能召唤出伟大幽默家的快乐灵魂。罗杰斯是一位真正的牛仔，对文化很冷淡，但却将其套马绳抛向很多历史上的坟墓，让墓上的半身雕像复活，并将它猛拉下来。有时候，他也会朝市侩的黑幕刺去有力的一剑；有时则高调地揭开夸张的政治表演的内幕。
当政治家四处宣扬预防性战争时，罗杰斯提出了有关筹款与征兵的建议。“当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意识到，你到他的办公室，不但要带走他的秘书和办事员，而且还要带走他的现金，那么，兄弟，这很可能不会发生战争了。你会听到这种问题：‘嗯，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不，这绝对不行。富人认为这是不实际的，而穷人却从来没有机会去印证这到底实不实际。”罗杰斯将参议员洛奇称作“纳安特的孔夫子”，并借这位贵族学者之口讲到柯立芝总统：“在他成名之前我就认识他。在认识他的8个月里，我发现他是个耐心、诚实的人，是一位大丈夫，不会去剥夺菲律宾人的自由。”
在谈及石油丑闻时，罗杰斯让一个参议员在有关是否让菲律宾独立的听证会上向柯立芝总统发问：“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他们也发现了石油？”罗杰斯正是怀着这种精神来观察机器时代的，将其富有哲理的俏皮话用到从口香糖到外交事务的每件事情中。然而他非常小心地避免将过多的葡萄干集中放到某一块布丁上。他的作品即便没有表现出多少才气，但也是新奇大胆的——这是边疆精神的复兴。
在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家圈子四周，徘徊着许多评论家，其数量之大或许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图书评论不断增加，也因为印刷商们强烈要求用稿子来填补空白，所以一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析力很强的散文家，另一方面也雇用了各色各样的作家，这些人若在不太富裕的国家，将被降低到刻板的行业中去。在这一总趋势下，很多文学评论的工作，都由一些教授来完成，他们接受过文学形式的训练，但却没有理解产生他们文明的实质。所以，很大一部分评论工作，都跳过教授，由一些新闻工作中的业余爱好者来完成。这些人接受过大学训练，却未受过古典或者现代学科的培训。如此一来，在那些用学术性技巧影响优美文学的人与那些仰仗狡猾机智的报纸花招的人之间，大部分文学评论都变成一种使用陈词滥调的技巧。
当评论界成员反观自身的逻辑时，发现自己的科学处在无望的混乱中——最终得出一个可怜的见证，即在1924年以《美国的评论》的名义发行了一小卷文集。从这个文集以及类似的工作中判断，那些曾认为欧洲出现过女巫的评论家，明显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中，这种危险并不比健全理智派少。当然，他们中也有少数几个人表现出对“在文学与社会进步动力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重大关联”这一事实的自觉。
在那些专注于文学手艺的人中，一个古老的争论仍在进行，基本的分歧也从未变化，即美国文明的力量怎样产生和哺育艺术天才。有些人依旧坚持认为，美国的趣味是低俗粗野的，文化是肤浅的，无法鉴别真正的才能而只追求平庸，在脾性上是清教徒的，对创造性的艺术漠不关心，一味地谋取金钱利益。一些认同这一判决的敏感者，和过去一样隐退到各种较老的社团；而持有相同理念，心肠较硬的人，则提出各种各样的解救方法，例如在作家与百姓之间建立防疫带，让天才可以自封为知识贵族。
另一方则是一些势均力敌的评论家与艺术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理由比中期先行者更为充分），美国实际上是易于接受艺术的，它比所有欧洲国家拥有更多的鉴赏家，能为所有有真知灼见的人提供讨论的主题，也对美学中少数几个下乘之作怀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整体而言，它为所有觉得文学和生活有关系的人提供物质条件与机会。编辑乔治·琼·内森挑战性地回答道：“任何一个国家付给一流作家的演讲费都没有这么高，所以很多证券经纪人与汽车推销商都羡慕不已。”那些目睹书商与评论家论战的旁观者很难对这种说法作出判决，因为还不存在什么更高级的法律允许抗辩，而那些争论者所使用的术语又如电流般令人担忧。
在另一方面，机器时代的文学评论则和传统一致。所有有关文学的讨论，一方面迫切希望得到英国的批准，另一方面又蔑视这个最高法庭裁判。就和在埃默森、惠特曼的时代一样，这种渴望常常得到温和的保护者的积极回应，也同样遭到对华丽辞藻的蔑视。然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英国小说在美国的销售量以百万计，而美国小说在英国的销售量只以千计。美国杂志支付给英国作家大量金钱，而英国杂志却只支付极少量的金钱给美国作家。不管好坏，艺术品总是和产生它的文化有密切关系，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对其进行评价，所以，没有谁可以说清楚，英国对文学的判断，有多少应归咎于乡下人的弱点，又有多少应归咎于大城市人民的偏狭。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一两难问题。不管怎样，没有谁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作家粗野、活泼的风格不是代表从古典礼仪向为适应近代高速发展的生活而实行的本国化转变。
无论怎么说，机器时代的美国人肯定是迫切想要听取欧洲的裁决的。他们几乎听取海外所有文学、科学名人的意见；他们三五成群地去听哲学家昂利·柏格森、相对论之父艾伯特·爱因斯坦、H．G．威尔斯、切斯特顿、顾埃以及其他启蒙者、博士、表演者的演说。除了萧伯纳外，欧洲名人中还没有一个明显表示自己不愿意受到美国公众的关注——其中有些人坚持19世纪的那种态度，在数了数演讲收入后，又嘲讽美国是一个“金元民主国”，并蔑视它处在天然状态的珍品，从而暴露出他们自身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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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通常来说美国文学是丰富多彩的，但企业对戏剧的特别影响，使戏剧显现出一种千篇一律、陈词滥调的趋势。镀金时代商业征服戏剧，机器时代大规模地生产剧本——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目前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众多剧院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标准化娱乐，而这些都是为了符合多语种人民的简单口味，他们将钱花在娱乐上，而且希望商业公司像生产澡盆、鞋子、帽子、内衣那样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娱乐。
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产剧本这种商品，让它可以出售给更广大的公众，而又尽可能地不产生摩擦。显然，制造商会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制造模型部门的头头，他们可以生产所需的一定数量、质量的订货。若剧本不符合百老汇大街戏剧区的口味，聪明的经理们就会将其裁剪得适合普通民众的需要。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和电影康采恩竞争的同时弄得更明白易懂。电影业现已深入到社会各阶层，几乎让旅行演出公司无立足之地，并将千篇一律的文化从这个海岸传播到另一个海岸。这是不容置疑的，奢华的灯光机械、舞台装置以及旋风般的动作，完全适应高等物理时代，它有助于将人类的明星赶下舞台，让思想的冷静之光退至幕后，观众与演员都渐渐卷入电子风暴中。
在题材上，商业性剧院的戏剧完全符合花钱购买戏票的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商人与他们的家属——的精神需求，就像旧大陆的大歌剧与大悲剧符合其庇护人的口味与思想一样。对沉湎于制造、销售商品的美国男性而言，他们整日沉浸在董事会各种各样的冒险中，或者整日听计算器的啪啪声，生活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打字员调调情，所以满足他们口味的东西有很多。《沃林福德们快点发财吧》滑稽剧，利用适当的感情佐料再加上谋取利润的残暴，为观众端上了一道野心勃勃的菜。它给出了一个“交好运”的实例，即通过抢劫“傻瓜们”而一夜暴富。乔治·科汗笔下的那个“小人物”，非常乐意充当机器的齿轮。这名以赚钱为目的的剧作者，以外科医生的深谋远虑，分析了观众的情绪，有以下三点：眼泪、笑声、恐怖。然后，他有针对性地以水泵般的节拍去制造那些主要情绪，这在他的《花钱做广告》一书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为了拥有更轻松、更愉悦的时刻，“歌舞杂耍表演”则应运而生。它长久不衰，不断重复着相同的笑话、杂技表演与舞蹈，而这个民族也可以以同样满足的情绪在工厂中或站或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做纸盒的压印机，或者在办公室中口授信件：“本月3日尊函已收到。”此后，超越这一切的是音乐喜剧。曾在镀金时代让下层阶级欢欣鼓舞的巴黎康康舞，如今在机器时代又重新改创了一番，使其加上了现代的调料，具有现代的气息。现在的舞台又加上了更奢华的服装、灯光、异国舞蹈以及稀奇古怪的音乐——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在熟悉的肉菜上加上新的调味香菜。动作也和生产商品一样加快了；取消了换景过程的长时间等待，以便能在声音与色彩的快速转换中，暂时忘却日常生产硬领、衬衫、糖果以及牙膏或者出售股票与债券的工作。依据机器的节约与效率原则，女演员们在公共礼仪规则或者警察底线范围内，几乎是赤身裸体面对观众的。社会各阶级都被邀请来观看这一壮观的场面；倘若在清教徒时代，那即便是贫民窟，也不会给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提供这种娱乐。这是否是像斯图亚特复辟时期横扫英国的情况一样，是一种暂时的反动，还是类似尤维纳里斯说描绘的那样，是原始状态对常规习俗的一次胜利。从事物的变化过程来看，目前还无法做出定论。
商界的女性因为这个自由国土的繁荣昌盛而获得了闲暇，她们习惯从午间演出中获得快乐，因此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她们提供的适合其精神需求的特别节目。就像妇女统治音乐、美术与文学鉴赏一样，她们也紧紧控制着很大一部分戏剧王国。她们提倡考究的事物，温柔的感情，禁止在音乐演出中大声喧闹以及在情节剧中发出狂笑，几近猥亵但又是纯正的，暧昧不清但基本又是正确的。在男女小人物的题材里，要让他们面临较为尴尬的责任与处境，奇特但不颠覆。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同情与理解”来处理，而这种同情与理解，是源自舒适安逸的人。很多有关犹太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以及美国其他民族血统的人的感伤剧，都是诉诸妇女与行业心理的，很多情节也都是描写怎样在一个变幻莫测的社会中往上爬。
电影事业几乎和戏剧处在同一水平。当工业于20世纪30年代发展到高度完善的阶段时，单制造一出豪华的戏剧，就需要巨大的支出，据估计，至少要有900万购票者，才能收回这出剧的成本，并获得“合法的利润”。最小公分母的观念是无法抗拒的，它吸引很多买主为这个行业定下基调与趣味。对这个情况持怀疑态度的人，只要关注让演出说明变成最简单字句的那段时间，就能明白了，因为这段时间正好能透露广大奉行者的智商。
因为这种情况，在视觉与语言上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高级艺术家，不得不集中精力研究简单的题材、结构以及戏剧技巧。固然，一些曾令所有国家的知识阶级感到激动的伟大剧作，在经过修改后，也多少能获得成功，满足百老汇的需求；科学、探险以及旅行也得到百老汇谨慎的（即便程度较轻）考虑。然而有一件事情却是清楚明了的：“严肃庄重的东西”是不会和牛仔剧、情节剧以及奶油蛋糊饼传奇故事（最小的公分母）一起上演的，因为轮替期间的报酬并不能让经理部门获得多少利润。人们不清楚，发明家在将电影与客厅中的收音机连接起来时，还能在高度思辨的神秘性里留下什么。
倘若说少数戏剧的布景设计已不存在机械似的千篇一律的现象，那么商人与家庭喜好的喜剧，以及提供给底层普通观众观看的电影，也无处不显露出不安与反叛的迹象——这和对经济方针的不满是平行的。比如，在罗斯福进行生死决战的前几年，中产阶级里赞成进步、对社会民主制度进行自由改革的激进分子，经常受到人们的承认与支持。查尔斯·克莱因在其1906年上演的《狮子与老鼠》里，描写了小人物眼中非常可怕的“大企业”的无情力量。爱德华·谢尔登在其1911年上演的《老板》中，则生动地描绘了资本与劳工的残酷斗争。对那些在安逸生活中感到不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言，查尔斯·兰恩·肯尼迪的《家仆》就是一个宣泄情感的合适出口，这部作品在1908年受到了礼待。当社会工作者呼吁进步党人在《前进基督教的士兵们》的歌声中行进时，查尔斯·凯尼恩描述贫民窟悲惨生活的《引火物》于1911年上演了。然而，在进步党失败以及社会主义走下坡路之后，这种道德上的过度紧张状态便松弛下来，又回到更平凡的标准上。
仅仅只在非专职的剧作家方面，还实行了一些不寻常的试验。比如，珀西·麦凯设法想在美国民主制度的范围内，于当代社会形势中复兴希腊戏剧所特有的统一性与仪式。珀西·麦凯是一个古典学者，一位在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对自己的艺术精益求精，对祖国的崇高使命坚信不疑，并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在努力寻找一种综合的艺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永恒剧作的结构。就像有些人所说的，他的古代精神过多，指导意识过于混乱，以致他无法理解美国的发展进程。当然，他也得到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他将绘画、雕塑以及音乐联合起来，让戏剧活动变得更为丰富，同时也扩大了戏剧的实践范围（尽管他可能碰到被其联合起来的事物征服的危险）。此外，他还出演了假面具与依据小说、历史编写的地方题材的露天表演，将戏剧带入更广阔的社会中去。
“小剧场运动”的主张，反映了类似没有明确方向或紧密关系的反叛。这一运动努力寻找变化、新颖，并努力从制造与销售的折磨中摆脱出来。有时候，它由演员公会来经营，有时候，它又由各社区管理。有时候，它由有足够财力或者乐意为此冒险的个人来经营，有时候又由旅行演出团在其旅行车舞台上演出。这些付出很快收到了成效，使得很多主要大学在课程中开设了戏剧，来促进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匹兹堡，卡内基工程学院率先设立戏剧系，到1925年，已有近百个高等院校竭力推动剧本的创作，而这些剧本并不完全符合大城市经理们那种机器模式的要求。耶鲁大学从哈佛大学聘任乔治·贝克教授那年，预示着戏剧的前景将更加光明。他曾成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并提供相关设施来推动创造性的工作。实际上，小剧场运动已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首次在匹兹堡举行了全国戏剧会议，除了大量独立的提倡者参加外，还有90所大学与40座小剧场的代表参加。1910年，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设立了戏剧联合会，它致力于扩大戏迷们的天地，激励他们阅读剧本，为他们提供材料，尤其是改编成适龄读物，以此扩大学童的想象力。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尤金·马克斯威尔·安德森与劳伦斯·斯托林斯带头掀起的感情风暴，它是对那种沾沾自喜和劝说性反叛的一种反叛。奥尼尔是这些剧作家中的首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一学期，又在哈佛大学读了一年，此后从事过淘金者、水手、演员以及记者等多种职业，他通过一系列难以准确界说与分类的作品，让那些购买演员与剧本的心肠极硬的人大为惊诧。奥尼尔撇弃旧式的插科打诨与刻板的形式，直接表现普通民众的苦痛、挫折与失败，却不对让白痴国居民烂醉如泥的祸因做任何解释（神学上的、社会上的或者道德上的）。在其剧作《长毛猿》、《琼斯皇帝》以及《安娜·克里斯蒂》中以这一方式做过各种尝试后，奥尼尔又以相同的方式去描写企业与它所塑造的人——在《马可百万富翁》里，他描述了马可波罗在雄狮俱乐部星期二的午宴上的情景。在知识界，奥尼尔受到了热烈欢迎，被看作是等待已久的伟大的美国戏剧天才。更广泛的观众基于其他充分理由，非常尊敬斯托林斯与安德森，安德森的《光荣的代价》，将帝国主义与战争的肮脏、痛苦放在显微镜下——让那些平民可以看到它们，而这些平民曾在英雄进军的队伍两边摇旗呐喊，并和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戏剧斗争过。毋庸置疑，百老汇的标准还未完全和永久地征服这个国家，而且已有很多更重大事情的征兆在这个福特主义国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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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里，造型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莫测的精神。学院派依旧很兴盛；一些大博物馆又增加了更多传统的珍品。大部分美国艺术家的精品已通过古典派评论家的审查——这些作品在技巧上非常高明，以至一位鉴赏家亲口承认，他无法分辨一幅挂在客厅的画到底出自马德里、巴黎、柏林还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萨金特、惠斯勒、拉法吉以及布莱斯菲尔依旧沿着镀金时代已提出的路线工作，而一些有相同抱负的青年艺术家也在展览会中将自己得意的作品挂到大师的作品旁边。根据估计，在1925年，单纽约市，就有两万多人靠画笔、铅笔或者雕刻刀谋生。就连长期在美国受到忽视的雕塑，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在事物的表面下，仍然存在不满声。早在镀金时代就已出现的，对呆板的审美准则的抗议，如今在一些坚持教条的领袖的引导下，逐步发展成一场革命。这些人明确表示，符合科学与机器时代的艺术和符合农业、神秘主义、手工劳动、封建主义的艺术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位新派的主张者贬低“真与纯”的艺术，也就是贬低“写实的绘画和雕塑，伤感的，媚人的，光亮的以及纯技巧的”艺术。这个新学派试图通过画笔与雕刻刀来表现机器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力学、科学、颜色、形式、质地、动作以及数学抽象。
欧洲是这一主张的发源地，它在各种各样的名称下发展起来：法国的立体派是因为它过度使用几何形式，意大利的未来派是因为它预测将来的发展，英国的漩涡派是由于它响应这样的主张，也就是倘若艺术要再次拥有创造性，就必须生活在事变中心的附近。从其最合理的方面来看，它是一种将工业时代的生动生活、流行思想同艺术连接起来的努力。“当代世界，”现代派杜尚·维隆说，“要依据机器的语言来翻译思想，机器以它的力量与速度（当代最高利益），充盈在我们对世界的整个观念里。”或者也可以借用一位美国倡导者的话来说：“当代的生活，清晰地反映在建筑物的大小、车辆的快慢以及制造品的多少上。然而，这些事物是彻底依赖想象力来安排的，以至它更迫切地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经验的实质，它们并不是如印刷术那般来反映事物的轻重与长短的，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同化在我们的思想里，并通过形式与色彩来限定它们。”
艺术无法避开这些趋势的影响，就像宗教与政治无法拒绝和技术的成果打交道一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所有曾在欧洲流行的风尚也在美国出现了。1913年，美国一些激进的画家与雕塑家在纽约市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以及临摹的旧大陆创作的作品。自此以后，美国艺术异端派的人数大大增加，并越来越有信心和力量。1920年，纽约一群人数不多但却极为坚定的反叛者，组建了无名者协会，目的是为了公开宣布，美国在“现代艺术”的名义下，已开始接受这次革命——这一革命拒绝新古典主义优雅的、生物学的、感官的线条与表面，全面接受机器时代坚硬的、多棱角的笔触以及它富有活力的金属表面。他们事实上是在发问，阿瑟王传奇或者古代神话中的寓言，如何能在电子物理与大规模生产的时代里寻找到生动的表现。
从现代主义的论点来看，幸亏只有极个别倡导者宣称艺术的新时代已来临；大部分谨慎的人却将自己的论据放在现实与远期的可能性上——即放在科学与机器在生活、思想领域造成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撼动了传统，为心灵与想象的驰骋开辟了新的途径。另外，他们的论点间接获得了一些绝非反叛者的艺术家的支持，这些人越来越关心机器社会的本质问题。
比如，约瑟夫·彭内尔一幅有关城市与工业的蚀刻画上就弥漫着烟雾，并大声提出物质的新重点，这让它们在希腊裸体画及其模仿品的画廊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商业、工业的工艺品同欧洲制造商之间就争夺世界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时，它们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倾向，也就是在调整的方向上脱离历史上的典雅，转向机器时代一些迫切的需求上。倘若说上层的痂还未被触动，那么已有较少数的绘画与雕塑反映了美国的力量——尽管这些作品未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却反映出新力量与能力的出现，为另一个螺旋式的发展储备了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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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音乐或许是同一感情躯干上同时长出的枝叶。这个时候，美国学音乐的学生，在欧洲最杰出的音乐家与教师的引导下，经过勤奋、坚持不懈的努力，开始怀着类似那些大师们的精神表演、创作本土的奇特音调，打动了美国听众。当镀金时代即将结束时，极个别如麦克道尔这样的激进作曲家，就已在古典音乐中进行了一些创新，并沾染上欧洲那些音乐反叛者的情绪，这些人对音调传统的调整就和美术家对形式与色彩准则提出质疑一样。在创造美国歌剧以及其他音乐形式的过程中，还借鉴了红种人的歌曲以及黑人的圣歌。
然而，美国正崛起的这代人用手脚敲打出来的新音符，和这些变体完全不同。这种音乐里存在一种贫民区的切分音节拍——青年人一开始将这种节拍称作“繁音拍子”（“拉格泰姆”），这一俗称好像是来自它的黑人创造者，当他们高调地募集资金来支持自己的教会以及其他种族事业时，就唱着、跳着这种节拍的歌舞。它宣泄了一种类似高更《南海》里原始生活带给欧洲艺术的那种感情。
这种新音乐表现出来的有节奏的低吟，长时间的悲叹以及一阵阵的尖叫，和工业、城市生活中不和谐的吼声非常相似，但却和李斯特、海顿或者勃拉姆斯动听的精作截然不同。这是因为让管乐器处于优势（尤其是萨克管及低沉晦涩的曲调），可以激起更接近于表面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古典音乐极力想用高超的技巧掩饰的，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市场上无尽的喧嚣来有效表达神经上的冲撞。
这种音乐后来被称作爵士音乐，它最初被正统的音乐家评价为昙花一现的反常现象（和鼓乐相似的东西），然而事实上，它却表现得既有活力又灵活。它可以弹奏出全音域，也就是从最原始的音调到受新自由精神影响的古代主题进行平和的修正。它可以从舞蹈中独立出来，赋予传统音乐形式以新的调性，所以适合于创造性的作曲以及交响乐指挥。它既简单又复杂，在群众的喜爱中不断进步，虽然交响乐队获得越来越多的赠款支持。
此后，它在欧洲大为流行。黑人士兵乐队（世界大战时期的爵士乐队）的演奏，不管是对根深蒂固的古老文化还是对老成庄重的社团，都具有相同的吸引力。据报纸报道，就连沉着稳重的玛丽女王也在为其臣仆举办的舞会上，撇弃圆舞曲而采用探戈舞曲，这就像她的祖先曾撇弃庄严的小步舞曲而采用圆舞曲一样。爵士音乐从欧洲传至整个世界，最终在开罗、新加坡、泗水、上海以及东京的旅馆里也可以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好勇斗狠的性格，严肃庄重的日本武士阶层早已习惯低层缓慢的曲调，但当他们听到悲壮凄凉的萨克管声音时，也会产生再次从鞘中拔出剑来的冲动。这种声音跨越了那道分割所有文明的深狭的断层。
在这种情形下，全世界的道德家都感到疑惑不解。有些人只能从这种新音乐中听到与市场闹声一样的噪音；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其视为由世界大战炮弹爆炸声诱发出来的暂时的癖好，或者美国在全世界散播的诸多蠢事中的一种。然而也有极个别人，像埃默森、惠特曼在他们时代中一样，对命中注定的事情采取开明的、易接受的态度，觉得爵士音乐可以和优雅高贵的和声结合在一起，改进传统交响乐雅致、高贵的结构。1926年冬，沃尔特·达姆罗什因将这一新的音乐形式带入交响乐的神圣领地而遭受纽约一些古老家族的谴责，对此，他回答道：“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倘若我不是真心相信它们对于发展美国音乐具有切实的重要性，那我就绝不可能去提倡这种努力。说到底，我们只是在追随欧洲的步伐，因为欧洲那些大师们也是依据本国的民歌与舞蹈来创造自己的艺术的。”
无论爵士音乐是否是大规模生产中的一种民主思想的表现，但能够肯定一点的是，科学与机器在音乐传播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因为要用合适的音调来增添无声电影的生气，所以那些到电影院寻找快乐的观众比过去任何一代人都能听到更多或好或坏的音乐。另外，钢琴自动弹奏机、留声机以及收音机也给广大城乡家庭带去了历史上高贵优雅的音乐以及临时演出的简单音乐，这让购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主选择。一辈子未听过好的管弦乐队演奏的人，如今可以发现深藏在其中的本质了。
在机器魅力的影响下，音乐传播也有了创新性的发展。通过俄国人的工作与其他人的试验，人们发现钢琴自动弹奏机也能产生前所未有的作曲模式；演奏者只有有限的双手与十指，但在其指导下的机器，却可以弹奏各种声音并变化各种节奏，因而可以根据作曲家的喜好，插入各种独特的或和谐或不和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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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筑师的成就，就其具有特色而非派生这一点来说，也是因为他们坦率承认现实的环境。早期设计家，比如亨利·霍布森·理查森、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以及斯坦福·怀特那样的人，深切体会到那些企业建筑物多方面的丑陋现象，曾试图引进一些外国的装饰来避免，这些装饰主要就是建筑物的外观，它们更适合佛罗伦萨、雷文纳，而不适合匹兹堡与麦迪逊广场。倘若说偶尔也有合适的，那么其结果常常是可悲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在最好的情形下，它也是异国情调的。尽管地价不断上涨带来的压力，人口的拥挤，企业节俭的要求，钢筋与混凝土的发展，让一流城市大规模建立企业建筑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实际，但美国建筑师却长期受到那些学派的束缚与影响，只想利用建筑物的高度与形式欺骗人们的眼睛。由于只熟悉建筑庙堂、宫殿以及政治建筑，这些建筑师受到较大的局限，不适合为机器时代的金钱交易者与大规模生产者设计建筑。
无论好坏或两者都不是，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事情，美国工商企业的精神是不敬神的、不畏惧的或者不宽仁的；它属于一种权力的精神，粗野无情，不经考虑地走向冒险，轻视所有微不足道的物质限制，行动非常迅速。当被召唤来为这种精神服务时，建筑师却由于受到学院派的限制，长久迟疑不前。他们抵制它，咒骂它，倘若受到委托，就想方设法地去破坏它。到1880年，达赖厄斯·米尔斯利用自己在太平洋赚取的钱财，聘用乔治·波斯特上校在纽约为他建筑一座高达120英尺、可住1200人的“摩天大楼”，这让众多艺术界的领袖感到震惊。无论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怎样悲叹，这座大楼终于建成，克利夫兰总统在第一任卸职后，兴高采烈地在大楼里找到了一间办公室。到20世纪开始之初，因为钢结构与电梯的完善，让大型设计变得更有可能了。1902年，自巴比伦时代以来世界上第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楼福来蒂昂大厦，在第23街屹立起来。紧随其后又有一些大厦快速建立起来，并且一座比一座高，到1913年，纽约人行道两旁，又屹立起零售店大王伍尔沃斯的卖5分与10分钱商品的商店，它不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座60层的钢铁与石头混合的塔楼。
好像是因为纯偶然的因素，几乎就在这时，市政政策对企业建筑提供了新的、令人惊讶的指导。为了保证空气流通与光线充足，纽约市于1916年禁止在狭窄的街道上笔直地建筑高楼，并要求建设者在建筑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停下来。这一法令对建筑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些包装有带状外壳和有着摇摇欲倒塔楼的巨大堡垒，如今在一片嘈杂的市声中，凌乱地、令人费解地指向天空，象征着利己主义的激烈竞争。旅馆、公寓以及民用建筑，披着立体派的金属与水泥的梦想，以其表现出来的力感以及雄壮美压服了观看者。
此后不久，建筑这些新型大厦在节约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与热情，也对基督教的建筑产生了影响。过去醒目的圆顶与尖塔教堂淹没在众多企业建筑群里；然而教会的建筑者们放弃了对地址的斗争，也去攀登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了。在纽约与芝加哥，他们建筑了宏伟的整体风格的教堂，试图将哥特式末期的雅致和工厂、办公室建筑的节俭结合起来——除了为信众提供办公机构与会议场所外，还提供住房与商业网点。这些新教堂之一。于1925年开始在纽约建筑，其规划是在第一层建一个庞大的礼堂，侧面建两座公寓，顶端建旅馆，最高处则是一个夸张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它高出海平面约700英尺。几乎在同一时间，匹兹堡大学公布了一项建筑“学习大教堂”的计划，它是一座大型的大学建筑，共有52层，屹立在这座钢铁王国的高炉、市场、办公室以及工厂之上。
最后，美国的生活这种巨大能量已被发现并被接受，只有极个别艺术家仍在期望，潮流或许会逆转，芝加哥的精神可能依然具有文艺复兴时期哥特风格的优雅。1914年，英国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指出，美国建筑似乎接近复兴佛罗伦萨的名作，然而世界大战之后，他又觉得，它更接近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显然，1927年，和在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前途无法预测。或许建筑的能量会如太阳能一般无限；或许它会受到同一衰变规律的影响。企业建筑那种自视甚高的钢铁结构与高耸入云的圆屋顶，很可能和卡拉卡拉的浴室、凯撒的宫殿一起灰飞烟灭。圣徒甜蜜的痛苦，也极有可能在新圣沙佩尔教堂朴实的美丽中再现。然而，倘若那场革命真的到来，那它只可能出现在机器及其社会化过程崩溃以后。有一点是能够肯定的：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
在大规模建筑里找到出路的经济压力与推动力，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制约，从其表现来看，无疑是无政府状态的。新建筑一点也不顾及社区的匀称、设计或者便利情况，横七竖八、毫无章法地矗立起来。所以，它们进一步促进了城市规划的兴起。自国都奠定以来，美国就这么可悲地忽视了这门艺术。这个缺陷与过失，渐渐被艺术家甚至管事的人所承认。
在20世纪初，美国没有一个城市设有总的规划机关。然而在此后的25年里，就有200多个城市设立了规划机构，至少是顾问性质的，而一部分城市已开始执行由专业人士提出的设计。几乎同一时间，城市规划这项事业已成为一项公认的社区工程；这一方面的全国性组织已成立起来；法律汇编里收录了大量建筑立法；对摩天大楼进行了攻击，认为它是造成人口拥挤的根源；美国新科学的著作中，已表示出对按比例发展的认可。
然而，倘若人们看到，这么庞大且惊人的事业，竟然是在一个生活与工作都这么自由放任的国家完成的，那么这些成就显然是值得怜悯的。它在各个方面都遭受到美国所特有困难的阻碍。事情很明显，在巴黎或伦敦这种相对比较静止的社会进行规划是一回事，而在纽约或者芝加哥这种动态的社会进行规划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纽约与芝加哥，永久性街道与民用建筑，似乎会阻碍人口与商业的迫切需求。总而言之，因为事情的不断变化，很难达成一个有固定形式的协议。然而，在机器时代发展成熟之前，考虑人道主义与美学价值的市政设计艺术，已在美国思想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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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直接凭借技术的进步，同时又投从事大规模生产的群众所好，并受到资本主义谋取利润动力的驱使，机器时代的出版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就如汽车与帽子的制造商一样，图书出版商拥有庞大的工厂与销售机构，它们不印刷就无法生存下去——倘若其他投入都无收获，那最后一着也还是“划得来”的。所以，在作者的利己主义与出版商进行交易的热情之间，众多的图书与报刊就如洪水一般，以平庸之作淹没了市场，而那些平庸之作，即便在不太繁荣的文明社会，也是毫无出头之日的。因为广告不断发展，一些群众性报刊（比如《星期六晚邮报》）的业主，就可能以报纸的价格将自己的商品销售到全国各地，从而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统一化的杂志读者群。机械化趋势提供给各个地方以标准化商品，提供给肯尼邦克港、西雅图以及雅典的女孩相同款式的外衣，与此相应的，美国新闻事业如今依靠职业训练的帮助，也将相同的样式、腔调以及行话散播到全国各地。通过辛迪加将文章、连环漫画以及社论发表于报刊从而取得节约的效果，各种“利益集团”将众多“宣传材料”送交给编辑，报纸形成一个连锁的系统，名人也开始将自己精心制作的“轰动性”访问交给报刊来发表，舆论一致的高级祭司们对多方面的、坦率的“捣乱性”报道予以惩罚，由一两个巨大的通讯社来垄断新闻的供应，加之其他多种多样的因素，都增强了新闻工作，从而一起促成新闻工作和其他事物一样屈服于那个各部分能互换的总制度。
一些怀有批判精神的作家被这种普遍倾向搞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以厄普顿·辛克莱为首，宣布如今的报纸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言论组织，然而他们没能指出，倘若读者代替广告商来守卫这一圣所的大门，新闻工作就会变得更为准确、多样与活泼。芝加哥一位记者曾说过，编辑就和商人一样，必须将合适的商品摆上柜台，否则就会走向毁灭，这或许更透彻地说明了情况。不管怎样，在机器时代，拥有独立舆论的旁观者倾向于将大城市编辑视为一颗恒星，而不是一颗游移不定的彗星，而且是通过大规模工业的其他产品来衡量报纸中各种意见的。
随着出版界机器生产的不断扩大，需将大量产品深入推广到下层去，以获得更多的读者。而若想深入到更广阔的群众中去，就必须打入各个阶层——因为廉价图版的不断发展，这一向下发行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也更有利可图。实际上，图画杂志的丰富经验，漫画作家所受到的热烈追捧，那些旧报纸里图画与速写画所发挥的效果，都预示着一种创新必将到来，这就如民主制度一般无法避免。最后，在1918年，《图画每日新闻》开始出现在纽约街头，新闻世纪的新纪元拉开帷幕。这家报纸受人关注的程度，绝不亚于镀金时代赫斯特与普利策所办报纸的受关注程度。这个入侵者对那些正规报纸予以沉重打击，就连那些靠大标题、漫画、连环画以及其他形式繁荣起来的“黄色”报纸也没有逃过这一劫。于是，那些最严肃正经的传统编辑，就算不愿意，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战略。
那些编辑制造商凭借这些新工具，目前至少可以将每日新闻提供给那些至今还接触不到新闻的群众，这些新闻既不要求具有抽象思想，也不要求拥有背景知识；最终，那些几乎只能勉强念出大标题的群众，也被准许加入读者的行列。更有甚者，众多操外国语的人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理解插图，依据图画的标题拼读，并对身边发生的大事形成或真或假的概念。倘若说他们还无法理解柯立芝总统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他们至少熟悉他的面孔。图画对教育方法，或者教育方法对国家命运，会产生何种影响，不论是心理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不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定论。不管怎样，人们很难断言，那些轰动的图画所创造的形式，比那些体面报纸的实质更不可靠，或对有智识的公民更有害——无数的政治演说以及大量的美联社电文，就是以“新闻”的形式发出来的，它们或许依据“某个接近总统的”权威人士，或者依据“传闻”，或者毫无依据而仅仅只是由电文中不指名的某位官员或人士私下授意，或者就是由一些存有党派偏见的记者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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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工业从本质上说是凭借广泛传播详细知识与生产大量为社会所用的剩余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增强了所有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出现的美国教育的倾向。在中期建立而于镀金时代获得发展的公立学校，现在已有了更好的校舍，更完备的装置，更优秀的教师，更先进的设备，还有一个称之为全国教育协会的组织——它取代了1871年创建的全国教师协会。对工业有着重要影响的科学精神，持续注入整个学习机构，传播它要求度量制、标准化以及精密度的主张。
在这个时代，这个动员运动是非常容易达到智力测验的顶点的，因为那些好战的主办者都坚持认为，这种检测会让那些获得一定分数的学童主动去教育系统接受基础训练。倘若工厂雇员从日工到技术员都能分成等级，那么作为他们在学校里的原材料又为什么不可以分等级呢？的确，仍有一些人，偏爱阿里斯托芬与维吉尔昔日在学院里的那种书生气，所以激烈反对上述做法，并且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然而，现时环境的规律是反对他们的：依据早期从普鲁士引进的军事制度，才产生了机器时代的上下班记时制，这让人不禁发问，难道在手工业制度下人类会变得更快乐、更安逸？难道要求感情自由不是和要求木头船拥有海军效率一样荒谬？
然而，紧随标准化过程而来的是它在批评方面的对立面。据传，反对方的理由是，那些教育方面的机械工人在加强监督以提高水平的过程中，已将学校委托给管理人（也就是舞台监督）来管理，他们除了专注于官样文章与报表外，还一直在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与政治活动。这些抱怨者还表示，尽管教师最关心的是人的胚料与课程的内容，但因为相同的原因，也仍受到管理常规的严格监控，因而将教育的管理与技艺转给了半商业性的官僚机构。另外，校长们发现商人和政客在董事会中建立了联系，这使得学校体系不仅丧失了人性，而且还阻碍了经济事业的顺利发展。这是起诉状里另一条增加的罪行。厄普顿·辛克莱以其一贯的风格，将整个教育事业的形势概括为一个词：正步走。
学校管理人对这一责难回应道，为了实行更高的标准，必然需要一个章程与规则的综合体，尤其是当师资训练机构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或者教育体系的大量需求时更是如此。教师们不仅察觉到机器陈规的危险，而且也对此给出了回答，提出和杜威、加里、蒙特索里以及道尔顿名字相连的革新实验——这些试验就是将弱智儿童分开，给聪明儿童提供特别的机会，并冲破因循守旧的常规。尽管他们承认机器时代的危险，却提倡在教育中实施美国从来没有享受过的自由、灵活性、甚至人性的东西。只有那些盲目的批评家才无法在这个矛盾中找到真理。
在大专院校中，这种双重标准甚至比更低级的学校还要明显。在20世纪前25年结束时，商人几乎已将统治着高等院校的董事会中所有的教士排挤到一旁——无论它是由民主的纳税人赞助的，还是由富有的捐赠者赞助的。此外，随着教育工厂与预算的不断增长，那些系着白领结、穿着褐黑色衣服、头发灰白的老牧师已在校园里消失。也就是说校园已属于证券买卖人与公司律师，而不再属于虔诚的牧师、教士和教师了。他们的位置被效率很高的总监占据，他总管按铃、整理档案、管理电话以及召开董事会等事宜。
学习本身总是或多或少地顺从于时代的主要需求，就像芦苇一般在新需求前摇来摆去，因为大学的课程要适时调整，以适应工业时代的需求。如此一来，商学、法学、医学以及其他专业学校不容置疑地受到“大学公司”的青睐，而科学实验室则高过文科的讲堂，以至实用成为教室与课堂里的标语。培训课程分得很细致，这让早期生活与实践的哲学消失了，几乎就像发明家增加物质产品一样迅速地增加学术产品。倘若说那些老的名称，比如科学、艺术、文学、经济学、政治学，仍在通告里出现，那么有部分院校已仿效五金产品目录的形式，从艺术到传染病学，按字母顺序排列了各门学科。这更能表现出它们内在的精神状态，而学术性的课程只不过是它外在的象征而已。
高等学校课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倒是和它的形式相符。因为大多数大学生在毕业后会从事工业、金融与销售工作，所以企业界的户外消遣，也就是体育运动，既自然又恰当地成为大学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为了顺应这一发展，如今体育教员的工资就比文学、美术教授的工资高；当提升学院的体育运动水平成为企业的一种形式时，有时还可能造成职业作风、丑闻以及贪污现象。有一部口碑很好的电影，描写一所大学就像小学一样建有一个巨大的体育场，它被人们公认为是这方面的权威。
然而，有些人的主张还是对的，他们觉得，机器时代美国大学的学习，应该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学习都要多样化、大胆，更富有冒险性，在精神上也更自由，并且通过幽默的魅力变得更加活泼。整个教育过程，自然也比以往时代有更全面的分析。索尔斯坦·维布伦超越了所有先例，当大众杂志充满有关教育情况的调查时，他凭借自己尖锐讽刺的精神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探索。
有些学生具有很高的警觉性，有时也会向他们的长者提出一些疑问，关于这一方面，有一些类似以往苛刻的圣经作为考证。哈里森·格雷·奥蒂斯就曾指出他的母校学究气太浓，未按照他的口味来教育他。在达特茅斯学校，大学生被学校相关部门邀请去考察高年级学生的课程——这件事必定会让那些早期聪明的完善论者感到反感。在印第安纳大学，那些心有不满的学生将学校里最差的课程记下来，并公开发表，以证明这些课程无用，青年们完全有权反对它们。对于学校所有日常工作，人们从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质疑，并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在损坏创造性的智力和毁灭多产的天才。在这之前被视为神圣的东西，没有哪一件不被触及。据计算，和镀金时代相比，如今又更多的学生在大量汲取智慧之泉；倘若少数人被新资产阶级的洪水淹没，来学校仅仅只是为了参观和寻找快乐，而不是为了学习本身，那么在一个投身于大规模生产而在文化上耗资不多的国家，这一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
似乎是为了抵制机器时代的苛刻法令，并坚持掌控自身知识命运的民主能力，人们在新世纪中提出了很多令人费解的计划，以继续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欣赏能力（这些计划通常都借成人教育的名义予以掩饰）。经过这些努力，肖托夸运动发出了呼吁，并提供了课程；扩大大学的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最后，知识的传播以及人文领域的方方面面都已被触及。
呼吁经济进步的热情，得到众多技术训练函授学校的支持，它们教授包括销售术、制作动画、烹调术、制作帽子等所有事情。彻底抛开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场纯粹寻求知识的运动产生了大量的课程，这些课程或免费或只收取极少的费用，成千上万的简易指南与手册也陆续出版。为了响应俗众的要求，天主教与新教的宗教协会也开设了各种实用的、文化的课程，为那些乐意在中学与大学之后继续延长自身学习岁月的人服务。美国劳工联合会发现地方工会自发组立教育中心，就正式批准了这个在普通会员中产生的群众运动，并于1924年提议向会员征收一笔费用，在工人教育局的总指挥下推动这个试验。曾被看作是打发业余时间的图书馆与博物馆，也同样受到这些活动的激励，表现出社区教育机构的性质，除了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外，还为不断增加的寻求知识的公民提供正规指导。
这一运动的活力与前景非常动人，使得卡内基公司也在1925年公布，它的目的是利用大量赠款来推动成人教育。能够毫不夸张地说，“精神与物质的竞赛”，已成为那些关注美国社会性质及其未来的人最关心的事情。在这股追求知识的热潮里，下列事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国家正在猛烈攻击自己，细致慎重地考量了老的价值观念，并提出了疑问，也就是在机器时代的嘈杂声中，到底还存不存在尚未被那些偶像崇拜者、批评家或者歌唱者触及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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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每个时期，尤其是自进步观点兴起以来，思想家多次试图打破通向未来的那扇铁门。政治家们则试图去理解并指导这个他们急欲在其中充当动力因素的命运，在这方面，他们多少取得了成功。神学家们在各民族使命的信仰以及行为效果上，同样产生了一些道德观念，尽管还没有马上和政治的实际决定关联起来。思辨的精神或许少了一些责任感，学者们曾研究了人类自脱离野蛮时代以来的长期历程及其起伏变化，设法揭开当下生活的面纱。只有最冷酷无情的科学家才会回避这种问题：难道人类所做的功仅仅只是物理学的一个方面，而且还要受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影响，也就是力慢慢衰变至毫无生气的水平。
的确，当代历史学家不敢亲口预言，因为他们清楚，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类似新教反叛的情况，结果几个世纪才形成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倾向，却被富有活力的对立面所推倒。但是因为他的职责是关注知识潮流、质量、数量、速度及其能量，所以他就无法忽视生命力或者神力的存在，因为这些事物代表了精神力量为掌握舵柄所付出的努力。
美国的机器时代恰好就非常富有批评、评价与预言的精神。那些搞纯文学的人或许比其他任何一个特殊集团都热衷于此道。当然，他们也在反复询问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文明是不是已到尽头，向下转化为一种在精神上无可救药的、刻板的制度，缺乏对美术鉴赏的内在能力，缺乏创造性的才能，手法粗糙，构思狂妄自大。他们和马修·阿诺德有着同样的心情，不清楚重新回归农村、庄园以及哥特式教堂是否会好一点；有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的抱负会不会因为昌盛的技工与专横的公仆而被击得粉碎；桃子、苹果与汽车这样一些对劳动人民有用的好东西会不会拿去和可以在欧洲最好的餐桌上看到的美酒交换。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他们已看到整个美国社会卷入了机器生产方式的漩涡，并这样无休无止地旋转下去。倘若这些预言家已对普通的改进彻底失去信心，那么他们又会欣慰地想到，无论这些情况对一般人民来说是否道德，但却能够给“有教养的少数人”——某种新的国教带去安慰。
经济学家、科学家以及出版家的预言，由于他们不同的禀性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其中一派觉得，国家正在“慈善封建主义”的奴隶制度下满足地安顿下来。一群占卜者强烈反对他们眼中的“有色人种兴起的浪潮”，预测文明必将毁灭，除非白色人种真能联合起来抵制非洲与亚洲。另一些占卜者则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又称北欧日耳曼人——正处于被拉丁族与闪族移民征服的危险中，美国文明正在事物的毁坏与世界的冲突中走下坡路。这种占卜者的一个变种则警示人们，要反对黑白混血种缓慢却无法抵抗的进军。
那些认为前途不明朗的科学家，以仅次于福音派的热情大声宣布自己的信念，除非美国精神可以通过大胆的研究与自由的洗礼的改造，否则它永远无法赶上工业机器的发展，也无法顺利地去设计它的庞大组织、群众运动以及国际交战；思想上更加铤而走险，这最终只能导致毁灭。学识渊博的亨利·亚当斯在长久专注水晶球后，看到命运之册里有四种选择：欧洲文明日益消亡的悲观主义，劳工或者资本的专制统治，重返神秘主义与教士的统治，或者是旧事物在新的外衣下单调地重复下去，或许还会受到熵的规律的支配。
倘若依照专家那些一般的而不是尖锐的舆论来看，美国未来的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人们普遍认为，进步还是无限的——它都会继续完成那种经由18和19世纪缓慢达到统治地位的历史思想。具体地说，它意味着永远相信民主，普通群众（与英雄、阶级相对照的群众）有能力通过理智的办法处理时间洪流中所产生的问题——即相信当代思想中那种新颖奇特的工具的作用，“发明产生发明”，从一个技术的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克服原始自然资源与能源枯竭的难题，让文明的福祉——健康、安全、物质产品、知识、闲暇以及美学鉴赏更为广泛地传播，并且利用智力与艺术反馈所积累起来的力量，让物质方面的东西从属于精神的王国——显然那种力量有能力去完成它艰巨的使命，就好比它曾产生过去的与现在的、活着的与死亡的所有形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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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柯立芝统治的全盛期，预言家正试图观察未来——将他们的希望、恐惧以及憎恶投向今后的岁月——一次自拿破仑战争以来就定期袭击世界的经济危机，撼动了从华沙到匹兹堡、东京以及加尔各答的文化舞台。在几个月内，天国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汲取当代各种观点的舆论主题，出现了各种从灰色到黑色的悲观论调。前十年那种自鸣得意的特点已从公众场所消失，用投资银行家的观点来说，或许它还会随着证券市场接下来的上浮而再次出现。
然而，从外观上看，在萧条的早期，曾在掌握技术的潮流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还未发生剧烈的变动。用自动化机器与合理化来替代劳工的势头继续高速发展着。这个残忍过程的旁观者，如实地记录了劳动组织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走下坡路的趋势，并预测将会陷入一个僵局，这是财政支出与社会润滑剂都无法打破的。然而，经济希望的破灭，还未产生阶级之间的大混乱。很多高收入者都降到了低收入水平，然而财务、经营、销售以及生产活动的巨大分工还未被摧毁。众多家庭遭到了毁灭，1930年的离婚率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然而家庭依旧维系住了，尽管表现得不是很好。妇女们依然在努力争取机会上的平等，而且在某些方面争取到了——除了在工厂与办公室外，还在领取救济品的名单中。前十年中仅有一个显著的社会趋势保持下来：人们大量涌入城市的势头停止了，而迁居乡村的潮流不断上升。尽管各种组织如兄弟会、慈善机构以及社会团体的成员数量有所下降，但这些组织依旧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考虑怎样募集资金来扶助贫困的伙伴与邻居。
除了慈善事业外，萧条对一些旧式的社会合作组织也产生了松弛性的影响，因为它让可用来进行组织与宣传的资金变少了。机器纪律使其放松了对千百万人的控制，让他们根据自身希望与失望的心情而随波逐流。社会紧张状态仿佛也随着工业发展的速度放慢而缓和下来。随着有组织力量的崩溃，有关禁酒的严厉措施也瓦解了。禁酒的实施于1929年达到高峰，国会批准了沃尔斯特德法，对违禁者处以不超过1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10年的监禁，或者同时实施两种惩罚。就像人类事务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惩罚性的胜利是走向灭亡的征兆。如今，反对禁酒的人快速得势，以至到了1932年，民主党人决意要废除这项法律，共和党人则将这个问题提交到各州去审议。因为可能从啤酒、葡萄酒以及饮料的消费中获得大量收入，从而减轻纳所得税者的负担，所以废除这条法律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过去曾说过，小酒馆滋生犯罪、精神病以及贫穷；现在仍然可以义正言辞地说，禁酒也同样可能产生这些现象，而且还会引起大规模的诈骗行为。无论形势的逻辑怎样发展，继续实施禁酒的前景和其在1933年开始实施时一样不容乐观。
对于宗教与科学这对精神上的孪生姐妹，经济的起伏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或许只是让它们在其独立与特权受到威胁时更加团结。人们看见，它们正以从未有过的努力来调和一致。在旧制度里，宗教主要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如今除了一些落后的地区外，这种旧制度几乎已消失。宗教与科学目前主要依靠同一来源维持，所以也同样遭到经济结构混乱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进，自然科学家比过去更加艰难地来解决神学家已为之奋斗了两千年的问题，也就是宇宙的性质与构思。他们中的一些领袖宣布已在物质世界的奥秘中发现上帝，詹姆斯·琼斯勋爵指出上帝拥有数学大师的性格。对其信仰的肯定让神学家感激不已，并且以再次焕发的热情去鼓吹阿他那修斯的信条与婴儿的洗礼。极个别老派的神学家与机械论者坚持他们的原教旨主义，然而他们好像在进行一场即将失败的战争。但是，也出现了一种分歧。当科学家并未一致攻击社会贫困问题时，天主教与新教的教会组织却开始警告自鸣得意的富豪阶级，关注经济计划问题，宣称现在的混乱是不利于基督精神的，并暗示资本主义改革有其可行性。
在那些自诩为考虑社会问题的人中，资本主义的震颤性麻痹造成一片恐慌。经济学家的队伍里发生了争论。极个别不满分子指责整个队伍在生产过剩与饥饿面前智力清零。拥有较深正统思想的现任官员坚持认为，在对关税与债务进行某种修补后，经济的和谐会在合适的时机恢复过来，并且将他们的无能归咎于“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学者们闭门讨论或者撰写论文而无力处理（倘若可能处理的话）经济周期性危机时，诸如斯图尔特·蔡斯、乔治·索尔以及阿德尔伯特·艾姆斯等外行们会脱颖而出，提倡用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控制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法来医治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尽管这些建议在政界人士与编辑中激起了小小的波澜，但那些学者们却轻而易举地证明，有关实施计划经济的建议是彻底“行不通的”，这让政界人士与编辑们非常欣慰。“我们将从萧条中走出来，”一位著名人士表示，“只要通过艰辛的劳动与痛苦的调整。”即便没有这些“牛顿”来提出经济乐观主义的数学公式或者微分方程，事情也势必会发生。
负责编撰《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者们，于1931年9月出版了包含《经济学》的一卷，读者惊讶地发现，该书就某些基本问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它没有对“原则”与“原理”进行全面且真实的总结，而仅仅只是一部专题的论文集。主编以一篇历史叙述的引言开头，在引言中，他宣称经济学“长久以来就是、而且将来也可能继续是集团与阶级利益要求合理化的战场”。此后就是专家们撰写的论经济学10个学派的10篇论文。共和国的一般读者对这些东西都了解不多，所以只好靠自己来判断它们的好坏，并自己选择治病的药方。
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情况也并没有好一些。历史学家被视为是熟悉“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对危机和革命拥有远见卓识的人，然而，即便他们中有人觉得要点燃历史女神之灯来照亮天空，却又极力克制自己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学家曾探讨过国家及其结构、功能与历史作用，如今这个国家已迈入新的领域，要求通过勇敢辛勤的劳动来拯救文明。然而，从这些学术修道院出来的重要作品，都是讲述直接预选、县政府以及市镇整顿的，而不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汉密尔顿、麦迪逊、特雷奇克、马克思的作品那样以雄伟的方法来讨论治国艺术。从当时一些观察家所使用的判断标准看，也仍然无法确定，以上方法是不是人类智慧中较好的部分。
国家这条大航船和萧条的礁岩相碰撞所发出的声响，也让普通的教育工作与特殊的社会研究工作产生了不安与骚动。当社会繁荣昌盛时，小学至大学这一庞大系统，能够无止境地转动下去，产生律师、医生、工程师、证券交易人、工艺师、速记员、家政科学主妇以及制帽工人，而未对事物的过程产生丝毫怀疑。然而，当饥饿威胁着它的学生以及因失信而威胁着它的赠款基金时，就会一致对教育的目的以及教育与定期遭受经济疾病的社会的关系产生疑问。当首次风暴爆发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出版了一本论大学的巨作，在书中，他指出有些学校快堕落成大骗子了，并提议对学校进行一次清洗。在同一时间，曾由西奥多·罗斯福与威廉·罗斯科·塞耶管理过的美国历史协会组立了一个委员会，主要研究学校里的社会学科，以明确教育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混乱，倘若不是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航图来规划其航程。没过多久，全国教育协会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拟定一个大胆的计划纲领，作为美国整个公立学校系统实行公民教育的课程基础。在课堂上逗孩子玩的时光无疑正在消逝，要求有秩序、准确地进行教育的日子已然开始，不久以后各种冲突就会无法避免地发生。
因为畅销书与版税保证金的迅速下跌，文学界所受到的困扰比教育界更多。文学家较少受到传统的制约，所以能更快地响应舆论的风尚，感觉到大恐慌的震动。他们和那些忠诚的报纸记者一样，即便在欣欣向荣之时，也能看到阴影，并已生动刻画了那些没有注意到这点的人们。最终，这些现实的观察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一批听众——即那些贫困不安的无产阶级，低等王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坐在宴席上深感不安的上层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批青年作家突然站到了左翼阵营中，比如约翰·多斯·帕索斯、迈克尔·戈尔德、查尔斯·耶尔·哈里森、奥利夫·达尔根、马休·约瑟夫森、埃德蒙·威尔逊、马尔科姆·康利、格雷斯·伦普金以及凯瑟琳·布罗迪。他们常常将美国贫困的悲惨景象和莫斯科永不消亡的乐观主义进行对比。约翰·张伯伦在其《告别改革》一书中，将西奥多·罗斯福、罗伯特·拉福莱特、伍德罗·威尔逊以及查理一世、路易十六、尼格拉二世一起埋葬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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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思想这个筋疲力尽的巨人，还需继续在意识形态与空想的礁岩间爬行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