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司马迁眼中的当代史（3）

没有必要将以上所说的这些全部都称为游牧民。***以研究西藏史著称的佐藤长认为，在广义来说周及秦的出身应该都是羌族。这是一个分散居住在各个山谷间，分成小集团生活的畜牧民。事实上，这些数量不少的集团被统称为“羌”族。

总之，成为周及秦等王国权力核心之根源，似乎都很难被称为农耕民。若真是如此，在其根源面上，与西方的米底王国及阿契美尼德王朝等都没有太大的差异。

回过头来说，所谓的华夷之别，也就是相对于“中华”的“夷狄”之设定，如字面般将“中华”放于中央、在其外侧的就成为“夷狄”之二元世界印象，都是相当后期的事。在秦汉以前根本是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尽管如此，至今所见之相关叙述及议论，都是因为在书写者本身的脑中有某种“刻板印象”所导致。

理所当然地，“中国”在一开始也不是“中国”。而是将现在的印象反投射到过去、并决定其价值及评断，只能将这称为可怕的行为。

先完成从诸国并列到统一的是“中华”，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合并各诸侯国，秦王政自称始皇帝。其后，由蒙恬率领的大军进攻讨伐鄂尔多斯地区匈奴集团，匈奴因此逃往戈壁北方。

连结各诸侯国长城而形成的“万里长城”及44个县城的建设，让秦国一度完全统治阴山以南全部地区（在此要注意的是，此区域较所谓“中国本土”、尤其是北方部分范围扩大许多）。虽然匈奴可说已经达到相当军事化，但因此时仍属于割据势力之一而已，故无法抵抗“统一中华”的军事力量。公元前210年，随着秦始皇的突然死亡，秦的统治体制面临内外双层松动，旧诸侯列国势力再度恢复。因此延续数百年的割据架构仍深刻地残留在各地，无法轻易地消灭。“中华”的统一，在短暂的时间内终结。

秦始皇的统一政策，包含统一度量衡、建设道路网络、被称为“郡县制”而广为人知的由中央管理进行全疆域重划等，其中某些制度不禁让人联想到大流士的政策。然而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就多被讨论的是其中到底实现了多少之疑问。不仅是对于实现程度的疑问，在统一事业的构想、规模及内容等方面更是完全无法与大流士相比。因为秦始皇原本就不是相当贤明的人物。而且帝国仅维持11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先不管秦始皇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他的政策在现实上非常接近于虚幻。至今所给予的高评价，实在有点过誉。

由整合复活的旧诸侯列国及新兴势力的项羽所建立之霸权，一度重建了“中国本土”。被称为“西楚”的项羽政权，是个相当松动的列国同盟，若从至今漫长历史的轨迹来说，或许此种形成方式较为自然。然而，保有独立势力的松动同盟体，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引漩涡，以楚汉相争为焦点再度陷入骚动状态。其结果，由蒙恬确立的坚强北边防卫体制，就在支撑的人为组织崩解之况下，“万里长城”及“四十四县城”都失去了意义。

匈奴很幸运，若是“统一中华”之秦国依旧存在的话，匈奴根本就不会有之后的大展，或许就在戈壁以北地方穷困终了。

然而，来自南方的巨大压力在长城及县城的防卫线及点的“墙壁”一同消失后，视野立即打开。在几乎没有来自战乱之地华北的干涉之条件下，迈向“匈奴时代”的大门一举被推开。

英姿焕的英雄——冒顿单于

掌握新“时代”的手，就是匈奴的“太子”冒顿。关于冒顿先掌握了匈奴内部的权力，接着整合高原地区的各种势力让游牧帝国瞬间出现的经过，在司马迁的笔下尤其充满了跃动感，相当地戏剧性。透过整篇的《史记》，也成为可让人心激动的叙述。

《史记·匈奴列传》中有以下记述：

匈奴的单于，也就是王，名为头曼（这个名字为突厥语——蒙古语的“tumen”，也就是“万”，自古以来也将其延伸解释为“万人队”、“万人队长”的意思。但若直接地说，其是非对错并没有被确认。没有证据可以判断到底是或不是）。他被描述成是个甘于小成就的人物。真是令人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