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译者序（4）
二、从《行为联邦制》到《技术赋权》
这是译者为郑永年教授翻译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为《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东方出版社，2013年4月版。***结合之前译者翻译的另外一本书，译者试图将二者做一个类比分析。虽然这两本书的写作年限间隔较长，并且基本属于中国研究的不同领域，但是从这两部著作的写作特点中，还是完全能够看出作者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思路，译者现就以翻译这两本书的感受为途径，尝试分析其在政治学著作写作中的特点与风格。
（1）解释中国
“解释中国”端于郑永年教授在普林斯顿求学期间，成熟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并通过近几年媒体对其的若干采访而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参见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郑永年：《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原载《时代周报》，2011年9月29日；均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可以说，在这两部学术著作中，“解释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什么是“解释中国”呢？就是先要知道中国生了什么，任何对中国现象的深入分析，必须先要了解这一点，并从经验中提升出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其次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验来比对中国，更不能轻易套用从西方经验中得出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生的现象。在学术史上得享大名的著作，都先是当代最好、最为深入的时评作品之一，它们无一不是在对当时当地的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分析。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马克思的‘阶级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郑永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原载《南风窗》，2011年7月6日，转引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第185页。
同样，“解释中国”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西方的经典著述。相反，我们应当看看西方的经典著述是如何通过观察西方社会的实践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观察结果的。简之，就是要注重理论和逻辑提炼和产生的过程，而非仅仅重视其结果。例如，作者在文中所采用的西德尼·塔罗（sydneytarrow）的观察，就比照的是其如何观察并“指出了商业出版媒体和社团及社会化活动新模式的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参见第二章）。此外，对于一些普适性的观察，或至少是在对中国经验进行观察后，现也可用于解释中国的，也可以大胆采用。
因此，解释中国就需要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观察。在这两本学理分析浓厚的书中，有着许多的案例分析。《行为联邦制》分了4章，分别阐述了江苏、浙江、广东和西南经协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通过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所称的“深描”的方法，向我们展示了中央-地方关系的许多重大细节，并通过读者自己的阅读去体会“行为联邦制”的具体内涵。同样，在《技术赋权》一书中，作者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各用了几个案例，来分别表明民众是如何将互联网作为表达的工具，以及采用了不同互动战略的网络推动型集体行动是如何导致了不同政治结果的，从而最终解释了国家和社会如何在互联网所创造的新的公共空间里竞逐权力，并在特定的况下相互改造对方。
出于“解释中国”的考虑，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另一种“中体西用”的方式，因为要向西方社会解释中国，就必须使用西方的术语、文献和观念，以使得西方世界不至于感到太过陌生；又因为是要解释中国生的事，因此就必须在采用西方术语的基础上，对这些术语进行新的定义，也就是说，将这些术语的内涵“中国化”，同样一个提法，在解释中国的时候，其内涵与西方的内涵并不一致。例如，在解释中国领导人对技术的重视上，作者采用了“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这一术语，并在第二章用了不少的文字来描述什么是“中国版”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再者，作者在解释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政治自由化”时，为了避免与中国语境下略带负面词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区分，也对其具体含义做了定义，那就是“推动了政治开放性、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产生了政治责任制”（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七章）。虽然作者没能在本书中就“政权变革”（regimechange）做一个中国式的定义，不过，在作者的另外一本著作中，曾经对这个术语进行过详细的“中国式定义”，作者认为：“西方社会所讨论的regimechange，中文翻译成为‘政权更替’，这个译法的意思并不是很确切……regimechange比‘政权更替’具有更丰富的含义……这个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权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要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变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对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进行变革，使其走上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对政权和社会都有好处。”郑永年：《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转引自郑永年著：《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87页。考虑到这一层含义，译者在翻译本书的时候，将regimechange翻译为“政权变革”而非“政权更替”。同样，为了向西方读者进行快速有效的解释，作者运用了类似“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术语，但是作者自己的倾向并不完全认为民主只有西方的模式，这一点，在作者的其他许多时评和专著中都可以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