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译者序（7）

此外，我们还无法忽视的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力量从哪里来？作者在两部书中都反馈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那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强人政治时代之后的没落。***由于中央的分工负责制和集体领导制，碎片化的条条和块块使得中央的改革创议能力已经大为削弱。那么，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呢？作者在两本书中的回答很明确：地方政府和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有效的改革基本先来自地方。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端不是中央政府的创议，而是小岗村农民的创议，虽然事实上之前已经有其他地方开始了类似的举动，但是小岗村的经验是最终得到国家认可并作为模式推广的。参见［英］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著，徐尧、李**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随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保护，并在卓有成效之后上升为国家经验，最后推广到全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行为联邦制”为地方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护。同样，旧有的不合理的政策实践在中国是如何得到改进的？社会创议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并非是唯一推动改变的因素。政策实践不合理，体会最深刻的群体先必然是直接受到相关政策影响的社会群体。由于缺乏正式的制度化表达渠道，这种影响不得不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使得这种社会运动以更加便利的方式组织起来，从而有效地推动政策的转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提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政治的碎片化。其中，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地方政府的经验进行保护、提升、总结和推广的，毫无疑问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同样，对社会运动的诉求作出回应和改变的，也是中央的改革派领导人。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无论是在处理中央-地方关系上，还是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上，改革派领导人的作用得到了极大的挥。因为现存的结构允许他们拓展自己的手脚与外部的世界形成合力，无论是与地方政府，还是与社会。中国政治的碎片化，进而要求对国家（政府）进行分解式研究，国家（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利益的条条和块块，它们之间可能彼此协调，也可能彼此冲突，在每一个问题领域挥着不同的功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样，在社会群体里、在地方政府中，这种碎片化现象也是存在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问题领域里也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与此类似，在面对集权还是放权的问题上，东部省份与西部省份、甚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省份之间，都会存在受益与损益的问题。因此，在围绕每一个问题领域展开互动博弈的时候，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定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分解式研究为我们观察每一个角色的定位提供了一个视角，并且有助于理解每一个角色在特定场景下的立场和利益，从而作出符合其利益定位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这两本著作最大的特色所在。

三、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及其新展

除了《技术赋权》一书外，作者并无其他专著论述这一话题，不过，还有另外一本编著涉及了这个主题，那就是作者与张晓玲教授合编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社会的变化与国家的反应》，xiaolingzhang，yongnianzheng，china‘s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revolution：socialchangesandstateresponses，london：routledge，taylor&francis，2009。该书主要是一本论文集，集中了国内外许多有关互联网与中国政治的高水平论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看。另外还有一些采访、演讲、会议论文等，均可在网络上搜寻到。例如郑永年：《互联网的宏大叙事：内政外交的双刃剑》，光明网：http：//int。gmw。cn/2013-01/21/content_6444266。htm；郑永年：《网络时代的中国政治变革》，载《联合早报》，2013年1月1日，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30101-55038。作者在这些文章或采访中的基本观点是，互联网起到了打破“城堡政治”的作用，迫使官员开始回应社会的需求，增加了政治透明度和政治开放性，网络问政、网络参政和网络反腐等已成为中国政治领域的关键词。但是，也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表明，互联网可以直接促成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因此，作者认为，如何充分释放互联网有助于社会秩序建设的功能，而削减其弱化社会秩序的功能，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这与作者长期主张的渐进变革具有的内在性是一致的。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中国台北：吉虹资讯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