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一个性学家的经历察看中国百年性观念（11）

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

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之一。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

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

7。遭遇\"桃花运\"

沈阳的李医生在他长期的性咨询和性治疗活动中，遇到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一个妇女向他诉说她在夫妻性生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他耐心地启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感觉好多了。他又进一步地启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她还想更好些，并对李医生说：\"医生，我来和你试试好吗？\"李医生吓坏了，赶紧说：\"不可以，不可以\"

――摘自刘达临《一个性学家的日记》

徐兆寿：这是您在日记里提到的一个故事，这种现象您遇到过吗？

刘达临：哈哈哈……这在心理学上叫\"感转移\"现象。当咨询者怀着满腔的痛苦来向你咨询，当她觉得你那么热、诚恳、关心、体贴地解决了她心理上的障碍时，她会觉得你是了解她的，是她的知音，继而产生爱的感，有些还会产生**的感。这位李医生遇到的就是这种现象。

1988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一位g女士在读了我的书后，来向我诉苦，说她的丈夫、一个大学教师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和别的女人胡搞，则对她则实行性暴虐，有些事令人指。我只有同和安慰。她问我，离婚好还是不离婚好？我坚决地说，应该离。两个月后，她离婚了。我的思想压力却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建议对不对，但我建议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常常来编辑部找我，和我谈得很开心，几乎无话不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编辑部里的同志也注意到这件事了。于是我就暗示她我很忙，以后多进行电话联系。她明白了，再不来了。后来她出国了，连续两年给我寄来圣诞卡，我都没有回。就这样断了。

徐兆寿：您感觉到遗憾吗？

刘达临：不应该遗憾，这种事我遇到的很多。

徐兆寿：据说，心理学家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时，病人的病往往好了，他自己却\"病\"了。这也是一种转移吧！你在早期工作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刘达临：有。

8。中国次性调查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这本调查报告被国内外评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一时间刘达临声名雀起，蜚声四海。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092例，占31。1％；大学生3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136例，占10。9％。

徐兆寿：这种调查，应该说在中国尚属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性\"是一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烦。

刘达临：1988年11月，我在进行中国第一次性调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来信，劝我不要搞大规模的性调查，他指出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