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1章

孟心史在《清代史》中，讲到顺治朝开局的气象宏敞，曾经开门见山地讲过这样一段话：

清入关创业，多尔衮一手所为，世祖冲龄，政由摄政王出。当顺治七年以前，事皆摄政专断，其不为帝者，自守臣节耳。屡饬廷臣致敬于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

这是在矜夸多尔衮的好本事。

是时，福临在北京的登基大典刚过，大清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千头万绪，犹如一团乱麻。大清朝急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治理者，为大清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政治脉络。于是，多尔衮硬着颈项，站在了领航者的位置。多尔衮以他睿智的头脑，尽心、尽性、尽力地领着大清这个新兴的帝国，从最初的政治沼泽地中，一步步地走了出来。

其实，大清刚把重心摆放到北京的那一段时间，多尔衮的政治地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稳若磐石。肃亲王豪格在最初的皇位竞争之后，虽然受到了多尔衮的重磅政治打击，被废为庶人。但在随之而来的顺治帝乔迁北京大喜时，多尔衮却不得不摆出了一副大人有大量的政治姿势，恢复了豪格的亲王爵位。这当然不能代表双方已经缓和了冱寒的敌对状态。多尔衮对于豪格，始终怀有一种百足之虫、僵而不死的隐忧。另外一个令多尔衮瞿然敛容的政治老人，便是礼亲王代善了。代善对于福临的入承大统，其重要性自不待。哲哲与布木布泰这一对姑侄太后，为了表示对于代善的倚重与感激之意，特许礼亲王代善今后上朝时，不用跪拜，而是赐椅子坐在下面。这对于代善而，自然是一种旷然无双的浩荡皇恩。如此，虽然代善在朝堂上遇见多尔衮时，总是显出一种谦逊有礼的微笑。可是，这大清国的政治，只要政治老人代善还有一口气儿，摄政王多尔衮就必须有所顾忌。

所以，当时，这大清国的朝廷政治，外有政治老人代善代为把关，内有持重老辣之哲哲皇太后的撑腰，中间再加上布木布泰太后积极为朝廷的建设建献策，这小皇帝福临的政治境况并不差。其时，政治上渐次入手的摄政王多尔衮，对于布木布泰太后还不敢表现出一种飞扬跋扈的态度。

就拿不久前决定大清国政治进退的迁都之争来说吧，假若没有以布木布泰太后为代表的皇宫势力的倾力支持，单凭多尔衮一系的政治势力，绝对说服不了盘踞在沈阳老巢的、守旧的满洲八旗贵族们挪窝儿。另一位拥立幼帝有大功的摄政王济尔哈朗不愿意到北京来，他留在盛京应该更有挟功自重的资本。因此，济尔哈朗俨然以多尔衮的反对派领袖自居。当时，是留守沈阳的太后布木布泰，大张旗鼓地为多尔衮的迁都计划宣传造势，这才令摄政王济尔哈朗的政治气势顿时为之一挫。后来，济尔哈朗更在清兵入关后的一次集体大封赏中，从摄政王降格为信义辅政叔王。如此，济尔哈朗再出来做事，便恢复了其察观色的慎微本色。

多尔衮的犀利，仍在于他的从谏如流。

布木布泰太后给多尔衮推荐了两个识时务的汉臣谋士范文程与洪承畴。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刚喘过气儿，范文程、洪承畴两位哥们儿便又给多尔衮献计了：咱在北京城要想安逸长久地住下来，这事儿恐怕还得在宣传上加一把火儿！于是，心领神会的多尔衮立即喝令抡惯大刀杀人的满洲大兵们，各拎一桶满满的石灰水儿，深入北京的大街小巷，以及京郊附近的村镇书写宣传标语，“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这就把清兵的入关摆放在了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位置。

那段时间，范文程、洪承畴二人每天绝早起身，做的顶重要的一件事，便是给前来探口风的前明京畿官绅们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

清兵从前的抢关，是做过一些烧杀抢的缺德事儿，可那不是被崇祯爷逼出来的吗？清兵大老远地跑进关来，与咱汉人交朋友，人家容易吗？可崇祯爷生前愣没给人家好脸色看，这误会就生了。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不打不骂难交真心朋友。这一回，这满族的英雄好汉，那可是咱大明朝的总兵官吴三桂将军诚心诚意请来为冤屈而死的崇祯爷报仇的哦。因此，现今咱与清兵的共同敌人便是李自成那独眼龙！多尔衮王爷出必行，曾经应承吴三桂将军一俟找回大明的太子朱慈烺，将护送其返回南京城重建大明。可眼下这大清国的多尔衮王爷，多方派出侦探打探明太子朱慈烺的下落，均杳无音信。咱估计这明太子多半被李自成那独眼龙整死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咱这里偌大一个中原福地，也不能老没有一个管事的主子不是？因此，多尔衮王爷便为咱着想，把大清国的幼主顺治帝大老远地从沈阳城请来了北京。此后，满汉不分家，满汉团结如一家人。多尔衮王爷还话了：今后大家搅在同一口大锅中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只要满族人锅里有的油水，大伙儿的碗里就绝对少不了荤腥！大家一定得记牢，顺治爷今后便是咱们的新皇帝，大家可得打点起精神气儿，好好地服侍咱们的这位新主子哦。

如此，北京城的政权，在汉官乡绅们的一阵稀稀落落的鼓掌声中，便从容地完成了自大明朝向大清朝的转型。

当时，跟随着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围观的朝鲜人，心里还有点纳闷儿：这算咋回事呢？不久前，李自成开进北京城时，这前明的官绅们还因为李自成的名不正、不顺，闹到要死不活的程度！可这一遭主角换成了满族人，为何一向傲然独立的前明官绅们却有了“一风微吹万舟阻”的宁静呢？其时，朝鲜人哪里懂得当年京畿地面上，那些官绅有产业阶层心里面的百般纠结！

黄仁宇做史学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杂家。他在《中国大历史》一文中，总结起明清易代的成因，便一矢中的：“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们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从前，大汉民族的衣冠人物，讲成仁成义的志向，大抵上需要一个英烈凛然、有生气的理由，这才有机会博得一个青史留名。否则，便是无谓的牺牲了。如此，黄仁宇仍用一段轻巧的文字，为这一段恩爱仇的明亡清兴史下了一个结句：“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