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后记（3）

不，马嘎尔尼也不全对。即使有才干的人上了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在甲板上指挥，也不能保证它不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不过是

在合适的时候通过炮火证明了以上判断而已，这与时任\"船长\"的道光帝等的能力以及勤勉、节俭的个人素质，其实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就如梁启超说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谁也无力扶大厦之既倒。

四

军事、经济的落后，自然源于政治、体制的落后。而大清帝国的政治与体制的落后恰恰起于极盛时的康乾盛世，尤其明确地起自于性本奢侈、好大喜功的咸丰。就像今天的读书人读到的奇书《红楼梦》一样，这部因作者去世不得不中断于1763年的巨著，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是乾隆盛世的骄傲，另一方面作者先要告诉我们的正是\"盛极而衰\"的暗示。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凭着文学的描写和议论去作推理的。早在1820年代黑格尔就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及中国，他认为的中国是\"只有一个人拥有自由的东方国家，这个国家一直视自己为中央之国，其余皆为外化。因此对外国的况就很少有兴趣，更不用说试图去获取精确的信息或作详细的研究，即使偶有一些对国外的文字记载，也往往混杂着大量荒唐的臆测，同时充满了不屑一顾的语。\"乾隆皇帝在给英国女王的书信中，认为英国女王\"况尔国王僻处重洋\"，派人到中国来自然是\"仰慕天朝\"，带来礼物则是\"输诚纳贡\"。乾隆皇帝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也是同样的调子：\"天朝德盛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朕）不贵奇巧，并无更虚尔国制办物件\"。正如《中华帝国全志》的编者杜赫尔德的判断，中国\"对外在世界的无知导致他们产生一种荒谬的认识：他们是整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不在中国疆域内生活的人都是野蛮愚昧的\"。看看我们自己的文献，《清朝文献通考》卷293之《九裔》对\"裔\"的解释：\"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我们的皇帝实在应该去看看海洋那边的世界，环顾一下\"裔\"人的生

活。西方列强之所以不断强盛当由思想革命开始，而以大国自居的东方帝国此时竟然浑然不觉，就连后来已算特别开化的、写过《瀛环志略》的福建巡抚徐继畲都惊叹于美国奇特的没有君主的政府：\"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直到当过大使的郭嵩焘才有更为深刻一些的认识，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说：\"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船坚炮利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当时的中国真正的大患是没有见识。

五

没有见识，岂止是士大夫？先是君主帝王没有见识。湖南人扬要捣毁其住宅、开除其湖南省籍的郭嵩焘不敢说出来而已。当时的封建王朝，又有几人敢于直陈天子之无识？

民众之声不能抒，算起账来也许要从始皇帝开始，毁掉那么多书，杀了那么多读书人。但是我们却要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清算，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华大国认为的野蛮蒙昧的洋人正在轰轰烈烈地推动共和、议会、民主、自由，而自以为居住在世界最重要的地盘上的封建帝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疯狂地进行一场文字狱。虽然当时的中国几乎达到了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辉煌的顶点，但因为文字狱对文化人的严重打击，思想逐渐禁锢，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由此，我们把中国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定位在乾隆帝的强盛时期，并试图具体地定位在1750年前后。

文字狱不是乾隆的明，他的父亲和爷爷也早就采用过，但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不下130起，大大超过康雍两朝之和，而且寻章摘句、穿凿附会、强加罪名、用刑极酷、株连甚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其中有疯汉以文字狱获罪25起，占总数的近20％。对疯汉梦呓似的语文字都进行不合人道论的惩治，这种看似荒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罪恶——对正常思维的健康人提出了\"闭上嘴巴\"的严重警告。当疯汉被千刀万剐、在死刑柱上嚎叫，正常的人性和自然的欲念就会受到痛苦的折磨，一个理性的人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