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第十五章十万进士（4）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我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当年的士子们如果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王泠然未必是独一份。

五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伺机心理也可称做苦熬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牢骚、吐怨，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理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和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