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九章京族的族际交往（1）

商贸交往

1949年以前，渔业生产是京族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关的调查表明，1949年以前江平一带绝大多数京族家庭每年的生活费用中约有70%以上依靠捕鱼[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防城越族况调查》（内部资料），第196页，1954年版。]。这样的经济生产活动类型决定了京族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此，京族人很早就有了商贸活动。

因与越南越族同源同宗，京族有与越南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与越族的商贸关系较为密切。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商贸活动主要是互通有无的以物易物方式。到了商品经济活动较为频繁的清末，有的京族小商贩还利用他们的优势经常跑到越南经商[韩肇明：《京族》，第31-32页，民族出版社，1993年。]，但人数不多。一些近代文明词汇，也是那时从法语传入越语再传入中国京语里来的，如“肥皂”、“毛线”等词。从这些词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京族和越南越族商贸交往的状况。1949年以前，澫尾、巫头等地就有不少京族村民到越南芒街等地经商。1950年代至1960年代，虽然国内政策对边境贸易多有限制，但京族和越族边民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没有中断。而即使是在1979年中越关系严重恶化期间，京族地区也仍然有人到越南边境地区贩卖商品。1989年，中越边境贸易重新恢复，由于京族人与越族之间不存在信任障碍，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京族人成为边境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因为江平集镇、东兴集镇的商贸比较达，京族与这一带的汉族人的商贸交往也很密切。清末，不仅有广东、福建和越南的商人来到东兴与京族人做生意，也有不少京族人到东兴从事商业活动，做小商贩。江平镇是离京族聚居区最近的商品集散地，更多的京族人则是每到街圩，涉水而来，用鱼产品和汉族、壮族等换取粮食、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京族与汉族密切接触、京族人当中出现不少双语人，正是从集贸市场的讨价还价开始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有的京族商贩在江平镇购置房屋经营小本生意。如当时江平镇有5家经营鱼汁的商店，其中有4家就是由京族的小商贩经营的。京族人的双语使用况更加常见。

由于京族地区的商品销售渠道不畅，1949年以前京族地区渔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为低廉。一些老年村民说，一斤鱼还换不到一斤米，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因此，尽管鱼产颇丰，但京族人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京族渔民家庭的经济开支，主要用来购买粮食。除恒望、红坎、山心，大部分京族人聚居的村庄由于土地贫瘠，大米、玉米、红薯、木薯等粮食作物不能自给，只能从集市买入，价格往往比较高。而居住在山区的汉、壮、瑶等同胞，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甚少，自产农产品但缺乏鱼虾、海盐等海产品，这和京族的经济生活形成了互补。一些京族渔民肩挑海产品，游走于附近山区的大小村庄之间，以咸鱼干等换取山民的大米和木薯干。由于同样缺少现钱，在部分京族渔民与当地山区农村的壮、汉族村民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以鱼产品换取粮食的以货易货形式。这种只求获取所需而没有过多赢利目的的商品交换形式，不仅使当地农民和渔民能够各取所需，同时也免去了以货币作为流通工具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密切了京族人与山区的汉族、壮族、瑶族的商贸往来。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及边境战事等影响，京族与外族的商贸活动非常稀少。改革开放后，京族聚居区的商贸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展，市场经济的浪潮也席卷到了京族聚居区，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联系日益增多。与传统的纯渔业捕捞相比，改革开放后海产养殖、海产品加工等新行业得到了展，京族人与外界的商贸活动比以往更密切、频繁和深入，不仅与附近的各族人民开展了贸易活动，有的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港澳台等地。边境贸易的升温，京族人挥精通越语、有亲戚朋友在越南居住、了解越南况的优势，充当边贸经纪人、中介人，与越南越族人的边境贸易成了京族人的龙头从业项目。经济学家指出，语是贸易中最有效的交际工具，与说相同语的人最容易生直接的贸易关系。越南人做生意喜欢与京族人直接联系，而且也比较信任京族人。在边境做生意的还有其他民族的商人，但一般总是先由京族人用本民族语与越南商人商量好后，再由京族人与外族商贩洽谈生意。除了充当翻译和中介，京族人还从越南采购国内所需商品运回国内销售，又将越南市场需求的商品，通过陆路、水路运到越南销售，直接加入了边境贸易的行列。京族的族际商贸往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