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4）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给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除了**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拥护外，社会各界也给予很高评价。许多社会名流，更是由此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转为大力支持抗战。

无党派人士胡适就是其中一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后不久，胡适应邀南下，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此前，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直保持低调。庐山谈话表后，国民政府表示要抗战，胡适才逐渐改变态度，拥护蒋介石和抗战。9月，受蒋介石之托，胡适出访美、欧诸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次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在任期间为争取美援，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的了解，奔走不懈，颇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各界领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国，重操旧业，做起历史考证的学问。直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46年返国。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是其中的一位。张伯苓应邀参加庐山恳谈会。会上，张伯苓主张力排“低调论”，主张抗战到底。不久，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作为一个政治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本来对蒋介石就怀有感激之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翌年，张伯苓在蒋介石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来学校规模不大、学科远未健全而声誉良好的南开大学由政府当局决策，与北大、清华合组国立性质的联合大学，先长沙后昆明，构成抗战期间大后方高等教育的翘楚。抗战胜利后“凯旋”天津的张伯苓，其身份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显不同，他不再只是作为社会贤达的南开校长，而是在此底色上叠加了某种政治色彩。这对于后来南开大学的复校，不无裨益。

但是蒋介石的对日策略，还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到了此时，蒋介石仍没有最后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他仍然声称：“和平未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本此旨意，17日当天，国民党统帅部决定，在目前的形势下，既不对日宣战，也不对日绝交。这就为日后的对日妥协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对于庐山谈话中的一些“格警句”，蒋介石显然颇有些得意洋洋，经常挂在嘴边。1949年12月8日上午，蒋介石即将去台。他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这一消息，并作最后动员：“中正去台后，……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基地。几十万**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做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

日本军部与内阁出最后通牒

就在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当天，日本军部和内阁，决定对中国实施“最后通牒”。

日本军部急于动战争，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交换意见后，于17日提出了陆军省的意见。决定以19日为期限，向中国提出四点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责任者，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4。在7月11日所提条件上签字。

如果19日前中国方面不予履行，即对二十九军动攻击。为此，下令动员国内部队，立即派往华北。在期限满后，即便二十九军愿意履行所提条件，也要使二十九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并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军恢复旧态势，停止对日挑衅行动，并不得妨碍日军与二十九军就地解决。他们之所以以19日为最后期限，是估计到这个时候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准备就绪，完成了战争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