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强硬态度的始作俑者之一，便是所谓的“不扩大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16日参谋本部通过的《对华作战纲要》和17日参谋本部通过的《在华北使用兵力时的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均确认并展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对华“两期作战计划”：第一阶段，以充分兵力击溃二十九军，根本解决华北问题，时间约两个月；第二阶段，以充分兵力进攻中央军，打击蒋介石政权，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时间约为三四个月，拟到1938年初，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由此可见，此时日军统帅部已经确立了以武力根本解决华北问题乃至中国问题的计划。在此问题上，“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7月17日上午11时，五相会议在相官邸举行。近卫文相因病没有出席。会上，陆相杉山元提出了陆军省的意见，同时提出要求政府也以19日为最后期限。经过争论之后，通过了杉山元的提案。杉山元提出的在19日动员国内三个师团进入华北的意见，也得以通过。

五相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华北事变的处理方策》，给中国政府规定了最后期限。《方策》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以上述陆军省的方案为期限进行交涉，同时由驻南京陆军武官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出通告：若中央军违反“何梅协定”，我方将采取必要手段，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将由中方负责。

《方策》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强硬通告：立即停止一切“挑战”行为；不妨碍日本与冀察当局和平解决条件的实行；撤回北上国民党中央军。日方蛮横地规定了“最后期限”：国民政府答复日期不迟于19日。

17日，奉政府的命令和驻华大使川越的委托，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大城户要求会见何应钦。何应钦以参谋部次长曹浩森代他接见大城户。大城户向曹浩森递交了书面警告，以威胁的口吻阻止中**队北上增援平津。当日晚，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外交部长王宠惠递交了最后通牒的“备忘录”，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军事挑衅行动，不得干涉冀察当局与日本军方所订协议的实行”。日高信六郎还逼迫中国政府立即给予适当的答复。

18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作出了《第二次动员的准备》。同日，在五相会议上，外相广田提出了解决事件的外交交涉方针，即确保既得利益，坚持塘沽、何梅、秦土三个协定，尊重领土主权，确立共存共荣，建立华北特别防共地区等。会议通过了广田的建议。

这样，在日本确立的华北交涉的最后期限19日之前，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已经共同确立了武力解决华北问题乃至全面侵华的政策。虽然中国方面一再让步，一再妥协，但是日本侵华的根本政策，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日本决策层在7月11日决定向华北派兵以后，又一个重大决策。正是这个决策，使日本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从而将日本拖入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给日本经济社会的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19日的最后期限到了。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程潜，粗野地责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反对二十九军与日方的谈判，为什么违背“何梅协定”派遣中央军进入河北。喜多诚一还扬，日本对此非常时局已经有了重大决定，如果中国政府抱着等待日军撤退中**队再撤退的意思，则局势必将生恶化。

对于日本人的“最后通牒”，国民政府采取了低调处理和拖延的态度。19日下午，国民政府外交部派一位名叫董道宁的科长奔赴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中方的备忘录一方面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对和平仍抱着幻想，向日方建议双方约定日期，在此日期，双方准备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武装撤退回原地。

蒋介石此时也意识到，这种和平的希望不大，还是应该做好军事准备。蒋介石私下对何应钦说：对日抗战，主意已定，对**的处置及战斗序列，应早注意。18日，蒋介石在给宋哲元和秦德纯的电文中说：“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电文显示，蒋介石对于日本不重信用的理解，是有前车之鉴的。无奈宋哲元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