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6）

在1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已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惟此一着尔！书告既，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尔！”

鉴于事态日益严重，国民党军事当局开始商讨作战计划与战法，并确定了战斗序列。22日，第十师、八十三师离开石家庄转往武强、献县一带集中，二十五师、十七师开抵石家庄集中。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不同意拆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要求二十九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23日，国民政府宣布“惩治汉奸法”，并准备设置“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同时预定派出大员去石家庄主持工事构筑。

在加紧作战准备的同时，蒋介石又对卢沟桥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最后一次“回旋之想”。23日，在召集军政大员会商之后，蒋介石认为冀察当局的对日妥协并没有超出自己期望的界限，于是依照唐生智的提议，追认了冀察当局于11日同日本签订的《秦松协定》。另外，蒋介石还电令驻日大使许世英晤见日本外相广田，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解决之愿望”，平息中日争端。

不料日本外务省官员竟然幸灾乐祸地回答：“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在日本法西斯决心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条件下，所有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平津局势不可遏止地趋向恶化。

从踌躇不定到匆匆应战宋哲元的悲剧

日军调兵遣将，步步紧逼之际，作为二十九军最高长的宋哲元，却仍然踌躇不定，对和平抱有很大希望，没有下定决心作战。

就连被公认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此时也对形势做了不容乐观的估计，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7月17日，何应钦给宋哲元去密电，告知近几天日军纷纷入关到各地驻防的报。何应钦已经看出了日军的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对于日军的和谈姿态，何应钦并不看好，认为不过是表象而已，其目的很明显，“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做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之廿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廿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何应钦已识破了日军的诡计，而宋哲元却是只缘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何应钦忧心忡忡地告诫宋哲元：“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频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固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彼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后来实事证明了何应钦的看法。

针对宋哲元的犹豫，蒋介石给其打气。蒋介石电令孙连仲的二十六军、庞炳勋的四十军统归宋哲元指挥，并通过熊斌转告宋哲元有关平汉北段另设总指挥之说，“并无其事”。同时，由太原来天津的张荫梧，给宋哲元捎带了阎锡山的一封信。阎锡山在信中，劝宋哲元接受中央军的援助，协同抗战，不可妄听汉奸之挑拨。

阎锡山举了自己接受中央军入晋“剿匪”的例子来说明。阎锡山说，前年“赤匪”（按：这是阎锡山对红军的侮蔑之词）东征入晋，中央派军援晋。当时，在晋军内部，持反对意见者甚多，余力排众议，决定欢迎中央军，结果始能击退“赤匪”，而中央军在晋并无其他作用，可为例证。

何应钦的劝诫、蒋介石的电文以及阎锡山的来信，使宋哲元若有所思。

与此同时，日军谈判的价码逐渐加重。1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接受陆军省的意见，提出要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7月11日提出解决的条件上，改由宋哲元签字。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宋哲元很难接受，其态度由和向战游移。

7月17日晚，宋哲元打电话给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让其转陈中央：1。战争恐不能免；2。彼现在津，不能有明白表示；3。决不作丧权辱国之事，请勿听谣；4。应做第二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