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十光荣归去（1）

1971年2月底，斯诺完成了对新中国的第三次访问，带了一大堆资料，回到多年寄寓的瑞士家中。

按原计划，他需到加利福尼亚同洛伊斯会合后再一道回瑞士。洛伊斯1970年12月先行离开中国，回到家乡美国。斯诺想尽快表这次中国之行的重大收获，所以就直接去了瑞士，然后通过长途电话同洛伊斯联系，要她尽快回家。

洛伊斯这次中国之行也收集了很多材料，也想写一本书。于是，他俩就一起工作，一天接着一天。洛伊斯说：“在那段时间里，中国成了我们的天地。它渗透了我们的谈话，它就在贴上了整齐的标签、高高地堆在餐厅椅子上和埃德加10年前从北京带回来的红木长桌上的幻灯片和影片里。我们把它写满在日记里，抄录在笔记本里，剪裁成原稿和杂志文章，以丰富的材料写成我们正在写的书籍的大纲、段落和章节。我们感到既充实又孤独，分享着知识，埋头于工作。”

但斯诺身体却越来越感觉不支，腰酸背痛。在家庭健康监护人的劝说下，进行了一次检查。检查结果证明没有什么严重或紧急的毛病。斯诺以为是一天好多个小时坐在打字机前写作，太累了，腰酸背痛是意料中的事。

1971年10月，瑞典一出版家携带即将行的瑞典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到斯诺家祝贺。他们在一起拍了一些照片。很快，复印的照片从斯德哥尔摩寄来。洛伊斯看到那些照片，“心中好像被割了一切”，因为她从照片上斯诺的眼神里看到不祥的征兆。但她责骂自己“大惊小怪”。

与此同时，洛伊斯病倒了。11月，去医院检查，诊断是：传染性肝炎。他们推测，斯诺也染上了肝炎，应到医院去接受检查。检查结果使人心寒胆颤：斯诺患了胰腺癌。12月15日，在洛桑医院，外科医生为他切除了被癌症侵犯的胰腺体部和尾部，同时切除了一小段有系膜转移的回肠。手术时医生还现在他的肝脏有一个像网球那么大的转移癌，无法切除。这表明斯诺患了不治之症。

手术后的斯诺以为他的健康很快就可以恢复。他一心想写完第三次新中国之行的书——《漫长的革命》。手术后两个星期，他就回到日内瓦郊区的家中。

其实，病魔并没有离开斯诺，他的疼痛日益加重。回到家里后，开始他还坚持由洛伊斯陪同到附近村子里散步，并在床上阅读每日的新闻和信件，了解全世界生的大事。但不久他就感到体力和精神的不支，散步取消了，报纸和信件也只好让夫人或女儿西安在病榻前念给他听。他的疼痛常常在晚间更加厉害，使得他除了服医院带回来的止痛片外，还不得不在半夜到澡盆里做热水浴，这样才能感到暂时好受一些。

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出院后要在当地医院进行化疗。为此，斯诺每隔一日就要由洛伊斯或儿子克里斯托弗驾车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每一次他都必须穿衣、下楼、乘车。到了医院后，又要上楼、更衣，然后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地接受三四个小时的氟脲密啶静脉点滴。治疗完毕后，他要重复来时的一套对他来讲是非常费劲的规程，才能回到自己的卧室上床休息。每次治疗都使他疲惫不堪。再加上这种化学治疗反应的结果，他的食欲不振，吃喝很少。他手术后身体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却很快地消瘦下去，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同时，洛伊斯也生病、身体不好，还要昼夜陪伴，照顾斯诺，困乏难熬，孤立无援。有一次，洛伊斯有一会儿不在，斯诺一半身子就离开床，他身上挂着各种管子在找拖鞋。“在神智近乎昏迷的状态下，他就什么必要的克制都不顾了。”

洛伊斯在软弱无力、难于应付的况下，向外求援，写信给斯诺在波士顿和堪萨斯城的家人，写信给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人，写信给在纽约、巴黎、伦敦做医生的朋友，问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人能救她丈夫的性命。

洛伊斯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国的马海德医生。很快她收到马海德的回信。回信要求他们考虑到北京来。中国虽然不能保证有治愈斯诺病的把握，但在中国，斯诺“可以得到一切关怀，一切照顾，可以用上一切科学知识”。